陇南徽县图书馆

史载：“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寿节，内外藩封将帅皆以马为币”“……以时入贡”。此后“狃于承平，驾驭之权失，马无外增，惟恃孳生岁课。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军民交困矣。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②
  从永乐年间开始设马市。马政属内厩者，曰御马监，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司；牧于民者，大致在应天、山东、河南等府。牧地又有草场、熟地之分。民牧生驹，尚有免除草粮之半的惠政。嘉靖六年，营马专仰秣司农，岁费至十八万，户部为诎，而草场益废。议者争以租佃取赢，侵淫至神宗时，弊坏极矣。草场的兴废，马市的兴起，边防军务的急需，以致马政弊端丛生，到神宗万历朝时，马政已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茶马司，洪武年间就在川陕设立了机构，听任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而番人之市马也，不能辩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其直；小，则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①
  为了控制茶叶出口，朝廷严禁私茶出境，以私茶出者罪死，虽勋戚无贷。如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的驸马欧阳伦因“数遣私人赐茶出境”，经人告发后，被朱元璋赐死。足见当时茶法之严格，皇亲国戚亦无幸免。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到洪武末年，易马至万三千五百余匹。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永乐中，禁稍弛，易马少。乃命严边关茶禁，遣御史巡督，停止金牌信符。未几，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汉中茶易马，且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正统末，罢金牌，岁遣行人巡察，边氓冒禁私贩者多。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间，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言：“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
  正德元年，（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当复，且请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乃复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废。卒不能复。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面对前任武宗朱厚照宠信番僧败坏的茶法，世宗朱厚熜不遗余力地对茶法进行了整顿，同时上体国难，下忧民困，十分节俭。及杨一清督理苑马，遂命其并理盐茶。（杨）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正德初，请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行太仆、苑马寺官听其提调，朝廷认可。御史翟唐岁收茶七十八万余斤，易马九千有奇。后法复弛。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茶）引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三十年，诏给番族勘合，然初制讫不能复矣。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认为商茶低伪，建议悉征黑茶，但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不久印制四川茶引五万道，其中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芽茶引三钱，叶茶引二钱。中茶至八十万斤而止，不得太滥。但食肉饮酪的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实在太旺盛，于是在嘉靖十五年时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年，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于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于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于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论。”朝廷采纳了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旅等的奏请，虽未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乃议定发勘合予之。此后，“茶法稍饬矣”。①
  终明一朝，除了一以贯之地践行完善茶法马政之外，亦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巡茶御史制度。
  巡茶御史，明清时期朝廷与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茶换马的茶马贸易，除设有茶马司、茶课司负责茶马贸易事务外，又查禁私茶，还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因茶马贸易主要在陕西（明代陕西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故茶马御史也称为陕西巡茶御史。明朝的巡茶御史虽然也曾有过裁撤变动，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了下来。明代巡茶御史的职能主要有：查禁私茶，整肃茶纪；茶引挂号；审计茶务；招番易马，均平茶课；兼理马政；建言茶政。而清朝仅在初期顺治、康熙年间设有专门的巡茶御史，后来即将茶马事宜交由当地督抚管理。
  “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巡抚之制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权力比巡按御史更大，有‘便宜从事’之权。另外他们还有权处理地方事务，如劝课农桑、勘察灾情、兴修水利等本该由地方官员处理的事务，他们也有权过问。到明中期前后，出于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平定‘南倭北虏’的需要，这些总督、巡抚还可以提督军务……明朝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对其人选都非常重视，除了有严格的选任、考课、签转制度规定外，对监察官员本身亦有严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刚正不阿、富有学识、熟谙法令，能表率官常，识达大体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学识渊博者充任，这保证了监察官员有较高的素质。因此，他们能对朝廷大事和皇帝的过失多所匡正，有很大的发言权。明朝御史能行其职权，不避权贵，受到言官弹劾而丢掉官职甚至身家性命的官员不计其数，上有公子王孙、宗室贵戚，下有州郡县官，为明朝的吏治澄清、维护皇权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的巡茶刘君、沈中甫等，就是嘉靖时期陕西巡茶御史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