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茶马贸易影响着今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与西藏等地，其不仅以官办为主，交易数额巨大，更重要的是负载着富国强军、外事交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使命，其历史意义非一般的物资流通和商业贸易所能比拟。
  北宋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叔父黄濂，元祐初年奉朝廷之命出使川陕考察茶马之政，回去不久病故，黄作悼亡诗：“陇上千山汉节回，扫除民蜮不为灾，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蜀茶”北运，“胡马”西来，闭目遐想，那一路风尘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明《汤显祖诗文集》卷二十记载了汤显祖奉命来汉中等地了解到的茶叶的种类、价格、计量单位和羌马、胡马不同等次的价值，以及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仅是诗文，更是有关茶马互市的史料。2009年，甘肃康县发现的“茶马贩通番捷路”字样残碑，以及在四川陕西交界处的古七盘遗存的石门、门闩、石凹以及石壁上模糊不清的图文，都说明蜀道就是陕甘茶马古道。
  蜀道的七条主要栈道是陕甘茶马古道网络中的基本干线。其中，金牛道是已经确认的茶马贸易的主干道。
  金牛道上有我国最早的交通规则“仪制令”。这块保存在略阳嘉陵江石壁上的仪制令刻着“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淳熙辛丑邑令主立石”，立令是因为交通拥堵。据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论“蜀茶五害状”载，“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为险恶，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元丰之初，以成都府厢军数百人贴铺搬运，不一二年，死亡略尽。茶官遂令州县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税户，其为骚挠不可胜言。后遂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破官钱一百五十贯，以益民力，仅乃得成，今已置百余铺矣。又茶道一人一日搬四驮，计四百余斤，往返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泞，人力不支，逃匿求死……沿途号茶铺为纳命场”。另一方面，运量十分巨大。据记载，最早蜀地输出茶叶两万余斤，到元祐七年（1092）从成都府、利州、兴州、兴元运往西北各榷杨的茶叶就达三百万缗（一千文约一缗）。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岁以茶易川司马六千匹、秦司马五千九百匹，成都府马务每年转运给江上诸军五十八纲，每纲五十匹”。明成化十九年，朝廷“令保宁等府茶课每岁运十万斤至陕西交收，转运各茶司支用”（《明会典·茶课》）。
  除了官办贸易，还有民间私茶及丝绸等其他物资需要从这条路出川。“洪武中……驸马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陕西布政司……索车五十辆”。这位驸马爷从四川走私茶的工具是马拉大车，一次五十辆。在这种路上，如此巨大的运输量单凭人背肩扛是不行的，必须得依托嘉陵江水陆联运。
  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青铜器铭文所记“周道”即故道。东源的故道水与西源（今天水市平南镇）的西汉水汇集于陕西略阳成嘉陵水，唐以后称嘉陵江。它是连接故道与金牛道中间的一段极其重要的古道，也是诸多蜀道中唯一可通漕运、有栈道也有纤道的古蜀道。嘉陵江漕运历史久远，嘉陵道一直都是一条重要的水陆交替的官驿大道。
  虽然元代以后大官驿道改移褒斜道，但还是“络绎征帆聚，朝昏负贩稠”“疏浚炸礁，除壅导流”，一直为朝廷所重视。汉元初武都太守虞诩烧石剪木，开漕航运，后唐兴州刺史严砺疏导嘉陵江，清左宗棠取保宁、顺庆、汉中三库之粮，水路到达略阳米局后，“陆路经徽凤抵宝鸡达渭”。广元至略阳这一段嘉陵江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条连接川陕的重要通道，也是金牛大官驿道中间的一段捷径，是一段重要的辅助道。
  昔日的武都郡、汉中郡、凉州、益州……无论属地怎样更替，秦蜀两地的联系始终离不开嘉陵江这条母亲河，离不开水陆联运的金牛道。从成都顺金牛道运输的物资在昭化集聚之后，除了陆路的金牛道之外，水路可上船沿白龙江至青川姚渡镇，然后走陆路转运至甘肃陇南一带。保宁府、利州府的物资一部分走陆路金牛道，一部分上船逆江而上，经明月峡、清风峡、大滩直达略阳的江神门码头；分别转陆上运输，经褒斜道、陈仓道、傥骆道等运送至西北各地。嘉陵江沿途至今还残存有纤道遗迹和“水观音庙”“江神庙”古迹。陆游在担任四川制置使王炎幕僚时，用8个月的时间走遍秦岭巴山中的条条栈道，了解驻军的艰苦生活。“千艘冲雪鱼关晓”就是陆游从嘉陵江水道至鱼关前线时对漕运繁忙景象的生动记录。
  明清以后，五丁关一线道路多次得以整修、开辟，沿嘉陵江的通道时断时续。到它为宝成铁路做完贡献后，施工的弃渣抬高了河床，致使航道完全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