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早在西汉初年，汉朝便在边关地区设立“关市”，与周边民族进行贸易。榆中（榆中北）、允吾（永靖西北）、临洮（岷县）等边塞之地即与羌、氐、匈奴有贸易交往。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开通丝绸之路后，河西新兴城市敦煌、武威等地成为国际贸易和民族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他地区，如天水、陇西（临洮）、北地（庆阳）等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两汉时期通过甘肃境内北地、陇西、金城和河西诸郡运输的物品主要有丝绸、铁、漆器等，输入的主要有天马、血汗马及其他西域特产。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已初显绢马贸易的特色。牧养着大量马匹的草原民族，其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草原民族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要和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交流，以满足最低的社会需求。而对以农业为基础、缺少马匹的中原封建王朝来说，马在国防、军事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用兵之本，国之大用”，马政是国防和军事建设的重要环节，获取马是中原封建王朝与周边草原民族贸易的主要目标。西北自古是产马和养马的地区，唐朝建立后，在西北地区岐、邠、泾、宁、兰、渭等地及洮河和河曲水草丰美的地方设置了许多的“监牧”（直属太仆寺）掌管马政。其时，马主要来源于属国吐谷浑领地青海和党项所在地洮岷一带。
  汉唐时期，丝绸和瓷器就从康县的这条古道上转运。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形成“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概念，古道只是一条单纯的商贸通道。这些繁杂而丰富的商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古道运往远方。
  宋代的茶马之法较唐代更为完备，主要表现为茶商在从事茶叶民族贸易时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茶引。茶引，是指由宋朝官府发放给茶商的营业执照，商人执茶引后方可合法经营。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对茶马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贸易控制的加强。据史料载，两宋时，川茶年产量约三千万斤，占全国产茶量的57％～62％，其中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用于茶马互市。宋、番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汉中地区，而所易之马主要为陕、甘番区的战马，承担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主要任务的秦蜀道也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陇蜀道康县茶马古道在宋朝抗击辽、西夏、金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茶马互市最兴盛、繁荣的时期。明代建立伊始，北方面临着元代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大批战马，“马资于国用甚大”，这是因为面对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优良战马，防御边防和进行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朝廷也想“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以达到“且以强中国”的目的。“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因此，明朝廷在陇右地区设立了三个茶马司，负责管理茶马交易事务。“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洪武十五年（1382），改设大使，正副大使各一人，寻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三十年改秦州（今甘肃天水）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置四川永宁茶司，后革，复置雅州碉门茶马司。”明代前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凡是“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
  汉唐时期古道主要运输丝绸和茶叶，此时也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茶马政策实施之后，古道主要承担了茶马互市和运输的功能，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茶马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