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中国北茶马古道之说，源于2009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在康县望关石猫梁上那段岩石开凿的古道边，一块碑额为“察院明文”的石碑被风雨侵蚀了不知多少年，并且不知何时被人砸断。其时，由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和同学徐涌涛等主要倡导的“茶马古道”一说，正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而望关的这块残碑上尚可辨认“茶马贩通番捷路”等文字，如图1所示。
  图1 康县“察院明文”碑文拓片
  此碑一经发现，便立即引起了专家们浓厚的兴趣。经过反复对比辨认，终于认定这是明代茶马道上官府的通告。2010年6月，康县相关代表人员应邀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政府举办的“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会议，会议凭借这块碑的碑文和大量的史料事实，达成了《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发展和完善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和内涵。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唐政府正式同回纥开始了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册的最早记载。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而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的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因此，以茶易马就成为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的需要，熙宁七年（1074），在宋神宗的亲自主持下，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并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八月，李杞上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事宜，专管全国茶马贸易，岁以两万匹为额。“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过去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进入以茶易马的新历史时期。茶马贸易从民间转为官方交易，榷茶博马成为宋代的边陲要政。
  元时拓疆扩土，产茶区和产马区都在国家疆域之中，由政府统一调控，不用制度规矩约束，茶马交易制度逐步废除。
  明代茶马交易制度被重新启用。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其次为陕西汉中。四川地区所产茶叶在明代被称为“川茶”或“蜀茶”“巴茶”。官府将所得茶叶储存在有关部门，主要用于与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正如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兵部所言，“巴茶自国初征收，累年与西番易马”。洪武五年（1372）二月，明王朝设置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由该机构负责将巴茶先运至汉中，再运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洪武六年（1373），按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的建议，开、达、巴三州之茶，从汉中运送至秦州。因路途遥远，运送在当时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后来改为先由产茶地直接运送至汉中地区储存起来，再分期分批向秦州运送，此举提高了运送能力，且使秦州茶叶的储存数额充足。由此可见，和两宋时期一样，明代康县“茶马古道”承担了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的主要任务，是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
  为了确保茶马交易正常进行，明代对茶业贸易有严密的管理制度。“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茶商凭“茶引”从四川、汉中等地贩茶到边地后，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可自由售卖。凡经过地方，责令掌令官盘验，佐贰官催运。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为保障官方控制下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严禁边境地区的茶叶走私活动，分拨官兵在商道关卡把守巡视。商贩贩卖茶叶出境，须有“茶引”，若无“茶引”贩茶，或“茶引”不符者，即为私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
  由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规模大、茶马交换频率高，陕西和四川地区的茶叶远远不能满足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需求，于是茶叶的供应范围扩大至全国产茶区。因此，明代集中在汉中的茶叶，除四川和汉中各属县外，还来源于南方地区（主要指湖广）。
  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早在两宋时期，朝廷就在阶州、成州、文州、宕州、西和州设有茶马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明代，徽县火钻镇成为巡茶御史的驻扎之地，是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
  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以康县“茶马古道”为中心的茶马商道遍布陇南全境。2014年，中国民协批准康县为“中国茶马古道文化之乡”，并且成立了中国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会。
  中国北茶马古道，本意是区别于西南茶马古道，二者同属于中国茶马古道的范畴。《康县志》明确记载：东汉建宁年间，由武都太守李翕派员督修大山岔（古称散关，后称七防关）至窑坪路段，变为驮道。这就是陇蜀道康县茶马古道记载的雏形。后来南宋政治中心南移，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扩张并不断引发战事，运兵频繁，这样就截断了陕西和四川经甘肃通往青海、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道交通。而陕西、四川、甘肃这些地方生产的茶叶、土布、蚕丝、药材、土纸等物无法运输出去参与交易，换不回所需的食盐和马匹，最终朝廷只能在西南重新开辟一条运输通道，后即形成了著名的西南茶马古道。直至明代，西北的茶马古道才得以再次疏通，康县的这一段驮道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繁荣。由此，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窑坪，逐步由商队歇脚的地方演变成一个商品贸易集散地，来往商旅行人传进了很多外地的生产劳动技术和不同的文化生活习俗。这些文明传入以后，和当地原始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构成了康县北部独有的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促进了这一区域的开化和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