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甘肃徽县与西南丝绸之路
  徐卫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对外交通的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提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和文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有些模糊，如：它到底是指一条道路呢，还是指多条道路？到底是泛指西南古代的国际通道呢，还是专指通往印度的古道？到底仅用于表达丝绸贸易或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通道呢，还是用以概括古代西南地区国际交往的通道？笔者认为，“西南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大的概念，绝非只是从四川到印度的道路，而是从西汉长安开始，延伸到西南地区后，再延伸到国外。甘肃徽县就是西南丝绸之路秦蜀古道上的一个节点。
  “秦蜀古道”是指从长安（今西安）到成都的古道，全长一千公里左右。从长安出发，经长安子午古道、周至黑峪口、周至辛口、骆峪口的傥骆古道、眉县的褒斜道、宝鸡陈仓道（故道）到汉中，再由汉中到达成都。秦蜀古道交通系统主要由六条线路构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线路之一，是中国古代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的重要历史通道，是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交融的重要文化通道，沿线分布有建筑、桥梁、道路、石窟、石刻遗存和地质、水文、生态等众多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文化遗产。
  秦蜀古道早在商朝时就已存在，经过周、秦、汉、唐时期的逐步发展，汉中境内形成了七条较为完善的大通道，或者叫栈道，分别是从关中翻越秦岭到汉中的北栈：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从汉中翻越巴山到四川的南栈：金牛道、米仓道、洋巴道（荔枝道）。这些古道路的大部分线路至今仍为川、陕、甘交通要道的国、省道所沿用。
  一、徽县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徽县是我国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廊道，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文明化进程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徽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陕、川交界地带，是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徽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时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以“道”来管理，西汉时期已经设县。青泥岭位于甘肃省徽县和陕西省略阳县青泥河乡境内，铁山是青泥山脉的最高峰，海拔1946米，又名巾子山，位于徽县东南二十公里处。李白曾在《蜀道难》中提及，即“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其因岭高雨频、道路泥泞而得名。元代至元元年（1264）更名为“徽州”，以县北徽山下徽山驿命名，取“山川秀美”之意。
  古代与徽县有关系的道路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故道，另一条是茶马古道。西安的老牛坡文化与汉中的城固宝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故道应该在商代时就已经开辟了。西周时期，这条道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利用，宝鸡渭水之南分封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载的“周道”即故道。故道是先民们从中原入蜀的一条古老的大道，它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经陈仓过散关，越秦岭，经凤县、两当县（原故道县，今杨店乡）入今两当县城，经城南显龙乡宋家湾、应湾到徽县永宁镇高山村到入泥河（永宁镇），经青山村、城关镇石佛村到东关村进徽县城出南门（通蜀门）；城南5公里上青泥岭，沿青泥主峰行至23.7公里处入虞关乡水会渡（嘉陵江），入陕西略阳县，再向东南入汉中，顺嘉陵江向西南入成都。这条道路有很长一段是沿经故道县（今两当县，治所杨店），所以远古时称为“故道”。
  这条道路与其他通向四川的道路相比显得较为遥远，且迂回曲折，翻山越岭，渡河入峡，沿途有驿站十余处，渡口几处，峡谷栈道无数，历来都是穿越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的开通开凿时间远早于褒斜道，周平王东迁后，将这条殷商时已经存在的古道称作“故道”。《水经注》关于渭水支流的记事中提到，今宝鸡市附近有条“周谷道”，王国维考证说这条“周谷道”就是“故道”。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故道已经是通蜀之道。公元前206年，刘邦自汉中由此道出陈仓，兵定三秦，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
  公元215年，曹操破张鲁，取汉中，即自故道经散关、故道县、河池（今徽县），经青泥岭入嘉陵江到长举（今陕西略阳）、阳平关至汉中。曹操北返后，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北夺汉中，后诸葛亮兵伐祁山，其中二次途经南故道，经嘉陵江上青泥岭，入河池，沿洛水入青河沿，到黄渚关，经晒经寺入西和县到祁山堡。据考古发现，在今徽县青河沿古战场出土三国时期的“司马辅国”阴刻铜龟印一枚，印面2.6×2.6厘米，青铜所铸，这枚铜印为三国时期大司马之铜印。此印可证明这条故道不但是商道、官道、民道，也是历史上兵家之大道。
  这条故道上著名的“青泥岭”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青泥岭即今甘肃徽县南20公里处的铁山，是故道上的咽喉要塞。汉高祖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经故道上青泥岭出散关，兵定三秦。三国时诸葛亮六伐祁山，经故道驻青泥岭兵伐祁山。唐时设有青泥驿；“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乱入蜀，即由陈仓故道翻越青泥岭去成都。南宋时吴玠、吴璘、刘子羽、杨从义等宋将扼守青泥岭仙人关，以少胜多抵御金兵，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青泥古道作为古代秦陇入蜀的通道之一，在今徽县水阳乡、大河店乡、虞关乡、嘉陵镇境内沿线，遗留下好几处官方与民间记载修路历史的碑刻。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有三条：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道。陕甘茶马古道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之一，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骆驼；而茶、马，则指的是贩茶换马（这里的茶和马均是商品）。陕甘茶马古道是陕西商人进行茶马互市的通道，从长安、汉中到甘肃、宁夏、新疆，到唐朝时，与丝绸之路相连，走向中亚、欧洲，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之一。
  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近年来又被学术界称为“西南丝绸之路”。陕康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人民茶马互市形成。明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称为蹚古道，陕康藏茶马古道在当时可以于国内跨区贩茶。川藏茶马古道是陕康藏茶马古道的一部分，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最后通向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全长四千余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古代西藏和内陆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陇南地区，历史上是南下四川、陕西，或者西进青海、西藏地区必经的中间地带，是茶马贸易的主要地区之一，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有关联的文化遗产自然很丰富。历史上茶、马运输交易过程中的来往所经道路，自然就是“茶马古道”的主要路线。考察相关的历史遗存，结合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的记载进行研究，可以越来越真实地复原“茶马古道”线路遗产的本来面目。在这些道路上，凡是与茶马贸易有关的涉及茶叶的生产加工、马匹培育、茶马运输、茶马互市、茶马集散地等各个环节的所有古遗址、古城址、古道路、古驿站、古关隘、古桥梁、古渡口、古摩崖题记、古碑刻、寺院（遗址）及石窟寺等各类文物点，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涵盖的传统文物甚广。
  由陕西略阳县进入甘肃徽县境，沿嘉陵江北上，经白水江镇、大河店乡到徽县城，再北上到榆树乡（火钻峪）、高桥乡，再折向西北进入天水的大门乡，再向西行到达礼县的盐官镇（盐关），此道据说在唐玄宗时期就已通行，是唐中央政府对藏区赏赐茶叶，换取马匹、麝香等最早的茶马通道。
  现今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茶马古道”，在徽县境内保存的遗迹仍然较多，这些各自分散的“点”串起来，就复原出了一条古道交通线。这条古往今来、沿袭不断的甘川交通要道，就是“青泥古道”，也就是唐宋以来川茶进入甘、青、藏区的“茶马古道”，其大致走向基本一样。其中的木皮岭、青泥岭、白水峡、嘉陵江一线，是这条道路上的主要关津，也是最为艰险，为历代史料和名人笔墨记载最多的地方，至今仍存在大量的摩崖碑刻题记、栈道遗址等考古遗存，悠久历史可见一斑。
  在徽县西南三十余里处的栗川乡境的木皮岭，西与成县东部诸山连属，东南与青泥岭相对，山势险峻陡峭，形成县境西部的天然屏障。木皮岭北倚龙洞山，南峙地坝山。青泥岭横亘于徽县东南水阳、嘉陵、大河、虞关四乡镇之间，绵延二十多公里。西北接木皮岭，东南临嘉陵江。汉代以来，木皮岭、青泥岭、白水峡至嘉陵江一线是秦陇入蜀的重要通道。唐代正式开辟为青泥道，是古蜀道上的险关之一。
  至今残留的众多栈道遗迹证明了这条古道的存在，如位于大河店乡瓦泉村南徽白公路边半石崖上的“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碑通高2.83米，宽1.83米，碑面凹进石崖0.25米，拱顶额篆“新修白水路记”，为书法家雷简夫斗书，碑文颜体正楷，右起竖写26行，每行37字，撰书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碑文详述了白水路和青泥古道的开修及变迁事实，文句练达，字迹遒劲，刻功老到，不仅是一篇修路记，更是一部九百多年前陕、甘、川交界金三角地带交通状况的史料和宝典。白水路，是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将原唐代由陕西关中长安经凤州河池（甘今肃徽县）境内至四川成都的青泥路，进行改道修建的凤州河池驿（今徽县银杏村）到长举（今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辖地）的陕、甘入川的咽喉重道。清光绪十七年（1891），陕甘总督杨昌浚对此路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拓宽整修，内建桥梁十四处，道路“可并辔而弛”，商运旺季“时行人骡马，日以千计”。白水路全长六十余里，较青泥路缩短三十三里，其间修阁道2309间，邮亭、营屋、纲院389间。白水路的贯通，结束了李白《蜀道难》中所描述的“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玄天神路”——青泥路的重要交通史，成为我国北宋时期的“高速公路”，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栈道孔的石崖全长25米，现尚存栈道孔13个，栈道孔分上下两排，为徽县境内蜀道上的重要栈道遗址。手扒崖栈道遗址位于虞关乡八渡沟村西手扒崖半石崖上，栈孔高出八渡沟河水3米，栈道已毁，仅存44个栈道方孔，呈一字形规律排列，孔距约1～2米，方孔清晰可见。该栈道为明清之际徽县通往陕西略阳、汉中的咽喉要道。栈道所处峡谷长200米，宽仅2～3米，抬头望天只见一线。手扒崖栈道遗址南100米处为“八渡沟修路摩崖”。另外，还有位于虞关乡嘉陵江西岸的双龙崖栈道遗址，也处于通往虞关古渡口的必经之路。
  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的考察梳理，在今天的徽县可以勾画出一条古道线路：沿今徽县城南下，攀越青泥岭，在水会渡（今虞关乡老虞关渡口）横渡嘉陵江，进入八渡沟，向东南入陕西略阳县境，沿嘉陵江谷地再到四川；徽县城向北经榆树（火钻峪，今火站）、高桥，再折向西北进入天水市的大门，再向西行到达礼县的盐官（盐关）；徽县城向东，经永宁、两当县城、杨店，以及陕西省的凤县、宝鸡、凤翔等地与古“丝绸之路”相接，进入陕西①。
  二、加大力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文化遗迹
  “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为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印度到大夏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汉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汉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垄断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越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以各部族、印度为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东汉开始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经印度入大夏。直到此时，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今印度）国道”至大夏才算全线畅通。
  西南丝绸之路历史意义重大，因此，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意义重大，四川、陕西两省前期已经为申遗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出版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作为丝绸之路不可或缺部分的陇南地区，也应该积极参加。
  2017年9月5日，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西安市人民政府支持，西安市文物局、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协办的“丝绸之路（南亚段）跨国系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这标志着西南丝绸之路将随着南亚丝绸之路申遗而加快研究步伐。丝绸之路南亚段是丝绸之路整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千三百多年前，著名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南亚路线前行，历尽艰难险阻，最终满载而归。为推动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近年来我国各级文物管理和专业机构实施了一系列考察、研究、保护、管理等基础工作，南亚沿线各国也越来越重视本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在积极促成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申报的前期工作。在这次会议上，陕西、青海、四川、西藏和云南五省（自治区）针对丝绸之路南亚段的考古、调查、研究等方面汇报了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而甘肃省并没有相关人员参与，这次会议对甘肃陇南地区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2017年10月25日，甘肃徽县“青泥古道与茶马贸易”学术研讨会在徽县举办，国内多名知名专家及教授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中央、省、市二十余家媒体记者现场对研讨会进行了采访报道。此次学术研讨会通过历史文献纪实片、画册宣传、历史遗迹观摩、论文和大会主题报告的形式，对“青泥古道与茶马贸易”文化的构成、重要地位、历史变迁、文化价值以及旅游开发价值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五十余篇，23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发言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青泥古道的历史文化研究，二是与青泥古道相关的茶马贸易方面的研究，三是陇蜀古道“申遗”。这无疑对陇南地区的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笔者相信，只要陇南地区的相关单位积极行动起来，组织相关专家认真研究，就一定能够搭上西南丝绸之路申遗过程的顺风车。
  丝绸之路陇蜀道上北宋摩崖刻石《新修白水路记》新释①
  张多勇 马悦宁
  甘肃徽县，汉代置河池县，宋代沿用，自古位于陇蜀古道的咽喉地带。《读史方舆纪要》称：“州接秦、陇，俯瞰梁、益，襟带东西，称为要地，陇、蜀有事，河池其必争之所矣。公孙述之并汉中也，据河池以拒汉军，来歙克之，而蜀人大震。五代梁贞明初，岐、蜀相攻，蜀人出河池，遂兼秦、凤。宋保蜀口，亦置戍河池，以绝女真窥伺之路。蒙古人入蜀，河池降而凤州以南次第崩溃。河池介于秦、凤间，其可以以散地视之欤？”②由此，徽县的地理形胜跃然纸上。徽县不仅是秦陇入蜀的交通要道，更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秦陇入蜀的道路自古经过青泥岭，李白在《蜀道难》中就发出“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的感慨。宋嘉祐二年，为避青泥道之险而新修白水路。今甘肃徽县城南28公里，大河店乡王家河行政村瓦泉自然村白水峡崖壁上保留有《新修白水路记》，当地人称“大石碑”。2006年，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陇右金石录》《关中金石志》《金石萃编》《古今图书集成》《陕西通志·艺文》《陕西金石志》《汉中府志》以及道光、光绪《略阳县志》俱有录文。
  今人熊国尧《徽县〈新修白水路记〉摩崖刻石考略》一文，通过逐字校对、订正，弥补了《金石萃编》诸文献记述的错漏，并对白水路诸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索。③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一文，就《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再做考察，订正了许多错漏。④祁宏涛《〈新修白水路记〉校释》亦做录文、断句、注释工作。⑤祁文断句翻译颇有见地，但偏重于对职官的注解，对地理知识注解不足。邵郁、安建军《丝绸之路青泥古道交通碑刻的文学意义》一文涉及《新修白水路记》的相关文学问题。①但以往的研究，录文有错讹，断句有不确，不能反映碑刻的行间关系以及缺字等情况。今重新按行录文，依据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录文规范，标出行号，原字不全，但据残笔笔画确知为某字者，补全后在字外加□，如片，无法辨认者，作为缺字：原件中的同音假借字照录，用（）在该字之后注出正字，录文中人名用下划线，如“乔达”“达”：对平阙以原碑刻相应空格标出。对祁文已注者，不再作注，特别是对地名一一作注，并做相关校注和研究，以全面反映碑刻全貌。并与《陇右金石录》校对，发现《陇右金石录》有12处错讹。
  一、录文
  甘肃省徽县大河店王河村瓦泉社境内的徽白公路东侧石崖上，镌刻着北宋时期的一通《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见图1），当地人称“大石碑”。镌刻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通高2.83米，宽1.83米，碑面凹进石崖0.25米。横额右行篆书“新修白水路记”6字，正文颜体楷书，竖写26行，每行37字，字径25厘米。详记新修白水路而废青泥古蜀道的史实，是研究古蜀道兴废的重要史料。今标点转录如下：
  1.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②
  2.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军州兼管内桥道、劝农事、管勾驻泊及提举黎州兵甲、巡检
  图1《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
  3.贼盗公事、骑都尉、借绯雷简夫撰并书及篆额。③
  4.至和元年（1054）冬，利州路④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⑤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①河
  5.池驿②至兴州③长举驿④五十一里有半⑤，以便公私之行。具⑥上⑦未报，即预画⑧材费，以待其
  6.可⑨。明年春，遣⑩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余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
  7.人用迄?是役。又请知兴州军州事?、虞部员外郎?刘拱揔总护督作，一切仰给悉令为具?。命签署兴州
  8.判官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商?，程度远近，按事险易同督斯众?。知9.凤州河池县①事、殿中丞王令图首建路议②，路占县地且十五余里③，部属
  陕西，即移文令图通干其
  10.事。至秋七月始可④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⑤二千三百九
  11.间，邮亭⑥、营屋⑦、纲院⑧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
  12.岁省驿廪⑨、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⑩，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路未成，会李迁东川路?。今
  13.转运使、工部郎中、集贤校理田谅至，审?其绩状可成，故喜犹己出，事益不懈于是?。斯役，实肇于李
  14.而遂成于田也。嘉祐二年（1057）三月，田以状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仲春兴是役，仲夏移去，
  15.其经营建树之状本与令图同。臣虽承乏（之）?，在臣何力？愿朝廷旌?虞卿、令图之劳，用劝来
  16.者。又拱之总役应用，良祐、应?之按视修创?，达?之采造监领皆有著效，亦乞升擢?。至于军士什长而
  17.下，并望赐与，以慰远心。”
  18.朝廷?议依其请。初，景德元年（1004），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①。且驿
  19。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②？小人居尝（常）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③，况坐要路，无
  20.有在我④，迟行人一切之急⑤，射⑥一日十倍之贵⑦，顾肯默默⑧邪？造作百端，理当然耳。向使愚者不怖其
  21.诞说，贤者不惑其风闻，则斯路初亦不废也⑨。大抵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岭称首。一旦避险即安，
  22.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耶⑩！而?后之人见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难?。苟念
  23.其难，则斯路永期不废矣?！简夫之文虽磨崖镂石，亦恐不足其请。请?附于尚书职方之籍之图，则
  24.将久其传也。?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六日记。
  25.前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事、朝奉郎守、尚书主客郎中、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李虞卿
  26.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事、朝奉郎守、尚书工部郎中、充集贤校理、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田谅
  二、关于利州路和秦凤路的行政区划
  白水路是利州路和秦凤路两路协作修筑的。现将道路修筑时涉及的宋代两路、两州、三县的行政区划做一简要梳理（见图2）。
  （一）关于秦凤路之凤州、河池县
  关于秦凤路，《宋史·地理志三》载：“旧置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统秦州、陇州、阶州、成州、凤州、通远军，凡五州、一军。其后割通远军属熙河。凡统州五（秦、陇、阶、成、凤）、县四（成纪、陇城、清水、天水）。”①秦凤路置经略安抚使，当是军事路。秦凤路的凤州承担了白水路的修筑，《宋史·地理志三》载：“凤州，下，河池郡。团练本防御。乾德元年降为团练。”“县三：梁泉、河池、两当。”②凤州附郭县梁泉，治所在今陕西省凤县东北凤州镇，宋代河池县治所在今徽县县城，两当即今两当县。白水路是凤州河池县知县、殿中丞王令图首建路议，全程参与。
  河池县，汉武帝元鼎六年置武都郡的属县有河池县，《汉书·地理志》曰：武都郡“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③。河池县汉代属于武都郡。又曰：“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师古曰：《华阳国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顷。”④应劭曰：“故白马氐羌。”⑤记录了河池县的河流、山川和民族。《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汉代河池县标注在今徽县县城西北。据徐日辉研究，“汉代河池治地即今徽县境，其故址在今县治西偏北十五里之银杏镇”①。李振华认为，西汉乃至西晋废河池县，河池故址在今徽县银杏树镇。十六国时期其地没氐、羌，北魏虽改广化县，仍治其址。今徽县县城东30公里之永宁镇乃汉河池戍、隋唐时河池县、宋河池驿以及元南凤州永宁县之所在。②宋代河池县治所应在今徽县县城。
  （二）关于利州路、兴州和顺政县、长举县
  白水路的修筑由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全面负责道路维护、工程监督；知兴州军州事、虞部员外刘拱总护督作；兴州判官、太子中舍、长举县知县李良祐、顺政县令商应同督斯众；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率领邮兵因山伐木、采造监领。
  《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五》载：“利州路。府一：兴元。州九：利、洋、阆、剑、文、兴、蓬、政、巴。县三十八。关一：剑门。南渡后，府三：兴元、隆庆、同庆。州十二：利、金、洋、阆、巴、沔、文、蓬、龙、阶、西和、凤。军二：大安、天水。”③利州路，北宋咸平四年（1001）由陕西路析置而产生，治所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所辖地相当于今之四川绵阳市梓潼县、平武县，巴中市、广元市和陕西的汉中市等区域。
  兴州是利州路所辖九州之一。《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五》载：“沔州，下，顺政郡，军事。本兴州。绍兴十四年，为利西路治所。开禧三年（1207），吴曦僣改开德府。曦诛，改沔州。”④嘉祐二年（1057），《新修白水路记》撰写时的兴州，在南宋开禧三年（1207）因吴曦僣号建官，称臣于金，改兴州为开德府。曦诛，改沔州，即今陕西略阳县⑤。
  宋代兴州辖二县：顺政、长举。“顺政，开禧三年（1207年）改为略阳”⑥。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长举县，隋代改苌举县置，属兴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村。”⑦顺政、长举二县治所均在今陕西省略阳县境内。
  三、关于兴修白水路的官员
  （一）关于碑文撰书者雷简夫
  雷简夫，《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德骧传》附曾孙雷简夫传，同州合阳人（今陕西合阳县）。其曾祖雷德骧因状告宰相赵普，削籍徙灵武数年。德骧长子雷有邻击登闻鼓诉中书不法事，赵普由是出镇河阳。宋太祖召雷德骧为秘书丞，不久分判御史台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曹。后历任陕西河北转运使、太原西路转运使、两浙转运使。次子雷有终亦为淮南转运使。有邻举进士不第，累上疏密告人阴事，授秘书省正字，赐公服、靴笏、银鞍、勒马、绢百疋。被人入室痛打，数日而死，赐德骧钱十万以给丧事。简夫父雷孝先，举进士，李继迁陷灵州，朝廷调兵军费多出于民，关内大扰，雷孝先请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偿以茶盐召对，与陕西转运使郑文宝议立规画，后多施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北宋对西夏用，改环庆路兵马钤辖知邠州、泾原路钤辖兼知渭州，复知邠州，徙耀州。
  “简夫字太简，隐居不仕。康定中，枢密使杜衍荐之，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公事既罢，居长安，自以处士起，不复肯随众调官，多为岐路求辟荐。时三白渠久废，京兆府遂荐简夫治渠事。先时，治渠岁役六县民四十日，用稍木数百万，而水不足。简夫用三十日，稍木比旧三之一，而水有余。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①雷简夫曾隐居不仕，与其祖上在官场的进退不无关系。隐居期间，在关中因治理三白渠出众，后知坊州（今黄陵县），徙简州（今四川简阳）、雅州（今四川雅安）。《东都事略》卷四十三载：“简夫在雅州，眉山苏洵往见之，简夫谓曰：‘子王佐才也。’荐之于张方平、韩琦、欧阳修，三人者延誉如不及洵，名振京师，盖自简夫始云。”②雷简夫推荐三苏，名垂青史。
  嘉祐初，西南溪峒诸蛮内乱，辰州（辖境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彭仕义父子相互残杀，“既而辰州蛮酋彭仕义内寇，三司副使李参、侍御史朱处约安抚不能定，继命简夫往。至则督诸将进兵，筑明溪上下二砦，据其险要，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仕义内附”③。雷简夫平定彭仕义内乱。《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西南溪峒诸蛮传》载：“朝廷又遣殿中丞雷简夫往视之，嘉祐二年（1057）仕义乃归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蛮众七百饮血就降。”④记录了雷简夫招降彭仕义的时间是嘉祐二年（1057）。雷简夫撰写《新修白水路记》的时间是同年（1057）二月六日。根据碑刻署名“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军州兼管内桥道、劝农事、管勾驻泊及提举黎州兵甲、巡检贼盗公事、骑都尉、借绯雷简夫”可见，当时雷简夫兼有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军州、管内桥道、劝农事、管勾驻泊及提举黎州（今四川省汉源县）兵甲、巡检贼盗公事职务，负责维护雅州、黎州军事秩序，保证道路畅通，稽查盗贼，劝农等事。雷简夫路过白水路，撰写了碑文，并书于崖面。可见撰写《新修白水路记》在平定辰州叛乱之前。
  雷简夫平定辰州（辖境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彭仕义叛乱后，“擢三司盐铁判官，以疾出知虢、同二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⑤。升任三司盐铁判官，后来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这些职务在《新修白水路记》中没有反映，再次说明撰写碑文在平定辰州叛乱之前。
  历史文献还记载了雷简夫的一段趣事：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卷十三《权智》曰：“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使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①《宋史》载：“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②反映了雷简夫为官前后的变化。
  （二）碑文涉及修筑白水路官员七人
  1055年，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兴州判官兼长举县知县李良祐、顺政县知县商应、凤州河池县知县王令图四人发动兴、凤两州长举县、顺政县、河池县三县军民协同兴修此路。根据利州路转运使田谅嘉祐二年（1057）所上奏状，除田谅外，尚涉及官员六人：前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奏请朝廷，全面负责道路维护、工程监督；河池县知县、殿中丞王令图首议建路，通干其事；知兴州军事、虞部员外刘拱总护督作；兴州判官、太子中舍、长举县知县李良祐顺政县令商应，同督斯众；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率领邮兵因山伐木、采造监领。共涉及宋朝七名官员：利州路转运使先后两人，长举县、顺政县、河池县知县各一人，兴州知军一人，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一人。以上官员在《宋史》中无传。
  以往录文，对“臣虽承之，在臣何力？愿朝廷旌虞卿、令图之劳，用劝来者。又拱之总役应用，良佑、应之按视修创，达之采造监领皆有著效”句，将“达之”断到前句，成“良佑应之按视修创达之，采造监领皆有著效”，这就忽视了乔达的存在。另外，《陇右金石录》中多一“祥”字，这样顺政县令商应就变成商应祥。查阅《关中金石志》《陕西通志·艺文》《陕西金石志》《汉中府志》以及道光、光绪《略阳县志》均录成商应祥，可见，《陇右金石录》文献的来源是地方志，不是对原碑的抄录。《陇右金石录》将田谅奏状中（商）应、（乔）达二人遗漏，另外还有其他十二处错误，造成对《新修白水路记》极不完整的误解。本录文做了更正，并在注释中指出。
  四、关于碑文平阙格式
  古人为了表达对受书对象的礼貌和尊敬，涉及其人其事时往往要提行平出（抬头）或缺字，称之为“平阙”，平指平出，即抬头；阙指阙字，空出几格，是文章中对某些人事示敬的一种方式。《唐六典》中规定，凡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谓昊天、后土，天神、地祇，上帝、天帝，庙号，祧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天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平出；宗庙、社稷，太社、太稷，神主、山陵、陵号，乘舆、车驾，制书、敕旨，明制、圣化，天恩、慈旨，中宫、御前，阙廷、朝廷之类并阙字。”①敦煌遗书唐代郑余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S.6537）对家庭、朋友之间的私牍平阙亦做出规定，其中如高祖、慈颜、起居、桑梓等十九个称谓为准式并平阙；墓所、家君、庭训、感慰、仁慈等四十七个称谓为准式并缺二字。《新修白水路记》阙字均为三格。
  《新修白水路记》中，阙字有：第1行“开”、第5行“上”、第10行“可”、第12行“李”、第14行“上”、第15行“朝廷”；平出有：第18行“朝廷”、第6行“可”、第13行“转运使”。但是根据本刻石，阙字一般为三字空格，本行末尾不足三字，当可确定第6行“可”、第13行“转运使”是阙字。此碑刻中两个“上”字，均表现为阙字。第15行“朝廷”二字，在句中表现为阙字；第18行“朝廷”，表现为平出，同是“朝廷”二字，先表现为阙字，后表现为平出，可反映出宋代对于平阙已经没有唐代那么严格了。“转运使”“李”阙字表达对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全面负责道路维护、工程监督的尊敬，可见宋代不仅对尊者避讳表现为平阙，对敬仰之人名讳、官号也要表现为阙字。
  “开”一次、“可”二次阙字，是为什么呢？当与雷简夫祖上字讳有关。但据《宋史·雷德骧传》所载，其曾祖雷德骧，字善行；祖雷有邻；父雷孝先，字子思。雷简夫祖上四代均无“开”“可”二字。雷德骧削籍徙灵武期间，堂后吏李可度对其有恩，故“可”二次阙字，很可能与避讳李可度有关。“开”阙字亦可能与此类有关。
  五、青泥道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青泥道碑刻除了大河店乡王家河行政村瓦泉自然村的宋代嘉祐二年《新修白水路记》以外，还保留有：明代万历十七年《忠公路》、老虞关街道口马家梁的明代成化三年《许清修路摩崖》、大河店乡青泥店子村的清嘉庆十六年《修路碑记》、清嘉庆十六年《远通吴楚》碑、清代光绪二十年《大河店修路碑》、民国二十三年《虞关义渡记》等碑刻。另外还有张应登《白水峡摩崖诗刻》，《徽州调停驿站碑》《江河纪略》《兴州江运记》《白水石路记》等碑文。这些碑文记录了青泥道的历代修筑概况，更显示了秦陇道在沟通川陕甘交通运输中的巨大作用。
  2016年4月，笔者曾从汉中市、略阳县、徽县、两当县、凤县、宝鸡市一路走过陈仓古道。2017年10月26日，笔者在参加徽县青泥古道学术会议之后，沿青泥古道考察，见今天从略阳县白水江镇到徽县有三条道路可通，这三条道路均与历史上的古道重合。第一，青泥古道，修筑有水泥路面的村道，汽车可以通行。从徽县县城（宋河池县）至青泥村16.3公里，从青泥村、辛家吊、孟家滩，经铁山南侧沿穆家沟下山到虞关23.6公里；从虞关到白水江镇（宋长举县）8.6公里，今有柏油路可通，仙人关、吴王城就在此间。这段路总长48.5公里，其道路上上下下、蜿蜒曲折，尽是盘山公路，甚是难行。第二，白水路，今有柏油路可通，从徽县县城（宋河池县）沿白水江河谷行，经徽县大河店镇，到略阳县白水江镇（宋长举县）线路较直，距离32公里，只是沿河谷狭窄，今天凿石开道，工程量较大，古时需要修建栈道方可通行。两条道路相比较，白水路距离缩短了16.5公里，正如宋代《新修白水路记》所说：白水路修筑较之青泥路”减旧路三十三里”，其里数与今天里程没有丝毫差别。修建白水路需要“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但这些工程修建之后，“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减少了许多开支。所以才有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以及三县县令等六人，力排“土豪辈唧唧巧语”，将“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的白水路修通，废除了“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岭称首”的青泥道。“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耶”，白水路修通以后，其好处就不用听别人去说了。第三，从白水江镇北行，溯嘉陵江北上，这就是历史上的陈仓道，如今这里有嘉陵江镇，即徽县火车站，有柏油大道可通徽县。
  宋金对峙时期，以大散关为界，为保证驻军和军需，川陕交通主干道还是陈仓道。2017年10月13日，笔者从陈仓道南下考察，见陈仓道走向与嘉陵江主航道相同。从南往北，经过陕西略阳县（宋顺政县）至略阳县白水江镇（宋长举县），进入今徽县虞关镇（宋虞关义渡），仙人关、吴王城就在此间，王曾瑜认为“吴玠军近乎独力支撑南宋半壁江山”①，吴玠与金军的仙人关之战就在此地，溯河北上至嘉陵江镇（今徽县火车站）、站儿巷镇，进入两当县的西坡镇，于陕西省凤县经过灵官峡。如今陈仓道这段道路难以通行，没有大型公路，但一路多栈道孔洞遗迹。于灵官峡北沿212省道北上，经凤州镇（凤州镇凤州村为宋代凤州治所遗址）、红花铺镇、黄牛铺镇，翻越距市区宝鸡市南33公里的秦岭之巅天台山，盘旋13盘入清姜河至宝鸡市，一路大道，大散关就在清江河谷地。天台山是嘉陵江的源头，也是宝鸡市与凤县的分界线，现开辟了天台山森林公园景区。
  青泥道和白水路是宋代利州路治所兴元府（陕西汉中）西去秦州（今天水）的近道，也是便道，从长举县通过青泥道或白水路经河池县（今徽县）至秦州，实现了陇蜀之间的直通，省去了北上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又要西行翻越陇山的艰险。以青泥道和白水路为代表的陇蜀古道不仅是茶马古道，也是丝绸之路的近道和便道。北宋嘉祐二年（1057）摩崖刻石《新修白水路记》记录了丝绸之路陇蜀古道的基本情况，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
  蒲向明
  青泥道历史悠久，系蜀道（秦蜀道、陇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蜀道研究日渐走向深入的今天，对青泥道的关注还很显薄弱。近千年前的北宋祐二年（1057），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雷简夫就指出青泥道在蜀道经济文化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大抵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岭称首。”①循此探讨，我们发现，青泥道还有很多奥秘处于漫漫历史长河的幽微处，等待着后人抽丝剥茧般的探察、洞开一域般的申明和沙海沥金般的甄别。青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着不同的时代特性和空间属性，于商代已露端倪，西周已经成型，春秋战国已通蜀，秦汉交汇祁山道，唐宋时为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明清以降即主为输茶，延及民国、当代。
  我们的探索意图在于，使世人一睹青泥道曾经的辉光，助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献力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代。
  一、“青泥”之文化意义内涵辨析
  “青泥”一词，在汉语词汇中有一般名词和专有名词之别。就一般名词而言，大抵指“青色的泥土”，黏土遇水搅和则为稀泥，常识而已，无须再论。但“青”或“青色”则有辨析的必要，因其关系到青泥岭、青泥道的得名和属性表述。“青”，许慎《说文》：“从生从丹，东方色也。”东方，生长之方。东方色，草木生长未熟之色。《释名·释采帛》对此进一步解释说：“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②意即青草和作物未熟所特有的嫩绿色，引申为“春生”“年轻”义。青色是我国特有之色，介于绿、蓝色之间，即发蓝的绿色或发绿的蓝色，意味春色。《管子·幼官》：“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③《淮南子·时则训》：“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但也指“青”在深蓝、蓝紫之间。《荀子·劝学》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由此进而引申为黑色、蓝黑色。《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操《短歌行》引此句）《楚辞·大招》：“青色直眉，美目媔只。”清蒋骥《楚辞余论》卷下：“《大招》云‘青色直眉’，青亦指黑。”唐韩琮诗云：“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常青古无有。”李白诗云：“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据此可知，一般所言青泥，就是指黑色（不是特别黑，色似铁）粘泥。故青泥岭“巅峦瑰礨……其色如铁，又名铁山（唐谓青泥，宋始称铁山）”①。
  在中国文化史上，“青泥”还作为专有名词存在，用于表达特别的意义内涵：
  （1）指古时用以封缄文书、器皿的青色粘土。《东观汉记·邓训传》：“又知训好以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②晋王嘉《拾遗记·夏禹》：“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③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七：“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壶中有墨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④
  （2）指道仙服食的一种泥浆、泥土。晋葛洪《神仙传·王烈》：“石中有一穴口，径阔尺许，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气如粳米饭，嚼之亦然。”明冯梦龙《醒世恒言·李道人独步云门》：“岂知神仙窟宅，每遇三千年才一开底里，进出泥来，叫做‘青泥’，专是把与仙人作饭吃的。”
  （3）指青泥城。《晋书·安帝纪》：“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北。”此青泥，古地名，系青泥古城，在今陕西蓝田县南，有青泥关（别名“峣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京兆府上》：“县理城，即峣柳城也，俗亦谓之青泥城。桓温伐苻健，使将军薛珍击青泥城，破之，即其处也。”东晋刘裕遣将入武关，进屯于此，大败后秦之兵。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九：“峣山，又名青泥岭，故《水经》曰：峣柳城俗谓之青泥城。”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是曰：“峣柳城，今蓝田县治。青泥城，在县南七里。”作为地名，有青泥镇。岳飞言志诗《题青泥市寺壁》，邱俊鹏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记载，认为诗题似应作《题青泥市萧寺壁》较妥⑤。霍松林注此诗之青泥市，即青泥镇，在临江新淦（今江西新干县）⑥。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有青泥镇。
  （4）指青泥岭。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最为翔实。晋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载：“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帝间约二百年的历史，所以司马彪所记“青泥”指代青泥岭，在东汉应该已经很普遍。且东汉时的青泥路，即从青泥岭至兴州（今陕西略阳县）的青泥道，至西晋时仍为“通路”，路险自不必说，因多雨“行者屡逢泥淖”为黑，故得名“青泥”。这也是今所见“青泥”指代青泥岭的最早文献记录，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唐《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兴州·长举县》：“清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显然源自《续汉书》，对此注家多称“地在今甘肃徽县南，陕西略阳县西北，为入蜀通道”。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青泥岭，在沔州长举县西北五十里，上多云雨，行者多逢泥淖，名青泥。”明代隆庆《蓝田县志》：“青泥岭有二：一名峣山（在蓝田），一在汉中略阳县。”嘉庆《徽县志》云：“唐谓青泥，宋始称铁山。”此“青泥”即指青泥岭。
  （5）指青泥驿，在青泥岭上。唐武元衡诗：“暮宿青泥驿，烦君泪满缨。”唐元稹《青云驿》诗：“昔游蜀门下，有驿名青泥。闻名意惨怆，若坠牢与狴。”①明嘉靖《略阳县志》卷一：“青泥废驿，北一百里，唐有是驿，今废。君守杨粹中有诗记。”嘉靖《徽郡志》卷一遗迹：“青泥废驿，在青泥岭，唐元稹有诗，宋杨粹中宿驿题云：‘山犹连蜀道，人已作秦音。’”嘉庆《徽县志》卷之一古迹：“青泥驿，在青泥岭下，唐与鱼关驿同置，宋至和间废，元微之诗：‘昔游蜀关下，有驿名青泥。问名意凄惨，若坠牢与狴。’杨粹中诗：‘山犹连蜀道，人却作秦音。’”从不同历史时期的交通情况看，青泥驿虽在宋时废弃，但其道路枢纽的位置极其重要，是故道、祁山道、阴平（北段）、金牛道的交汇点。
  （6）指青泥道。后文另有深入讨论。
  辨析中国文化史上的“青泥”专名，六个特指意项中三个与青泥岭、青泥道有关。
  二、青泥道始名初唐诗作考证
  有关青泥道的载述，在汉晋时期已见诸文献，但正式始称“青泥道”，最早见于初唐诗作。西晋初司马彪《续汉书》云青泥“即今通路”，可见汉晋之间此已广为人知。李白《蜀道难》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这显然是指青泥道的萦绕盘桓。五代王周《路次覆盆驿》诗：“曾上青泥蜀道难，架空成路入云寒。”言青泥道之难行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北宋赵抃《过铁山》：“境上凭诗遂远意，青泥寒晓入云登”，《过青泥岭》：“老杜休嗟蜀道难，我闻天险不同山。青泥岭上青泥路，二十年来七往还。”（《甘肃通志》卷四十《艺文》）南宋《吴挺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淳熙）十二年（1185）春，于庆国夫人忧，及归葬（成州），过青泥坂，泥淖陷胫。”（该碑现存陇南成县石碑寨）乾隆版抄本《徽县志·山川》：“青泥岭，在县南二十里。上多云雨，行者苦泥淖。岭上为入蜀之路，杜甫经此有诗。”①青泥道“为秦陇之藩屏，控巴蜀之门户”②。
  虽然《续汉书》已经记载了汉晋之际青泥岭“即今通道”的情况，但“青泥道”一词（一说）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最早见于“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诗作《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
  我行背城阙，驱马独悠悠。寥落百年事，徘徊万里忧。
  途遥日向夕，时晚鬓将秋。滔滔俯东逝，耿耿泣西浮。
  长虹掩钓浦，落雁下星洲。草变黄山曲，花飞清渭流。
  迸水惊愁鹭，腾沙起狎鸥。一赴清泥道，空思玄灞游。
  卢照邻，号幽忧子，《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六文艺（上）、《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上）均有专条，但生卒年并无明载。目前学界据其诗作及相关事件推测其生卒，有多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载：“约635—约689年，一说约636—695年后”；《唐诗大辞典》（修订本）称：“634—686年，一说635—689年”；《唐诗汇评》则记：“约630—约680年后”。综合上述种种，他最宽泛的生年断限，也就在634—695年之间。663年（唐高宗龙朔末）初，他调任益州新都（今成都附近）尉，另说任益州新都尉时间为668年（唐高宗乾封三年）。669年（唐高宗总章二年）底，卢照邻二考秩满去官离蜀，寓居洛阳。其文学创作《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收《幽忧子集》七卷，附录一卷，源自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刊本，卷三有《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一诗（见图1③）。
  这首诗与卢照邻益州任职经历有关，因其赴任益州新都尉的时间有歧见，故《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的写作时间也众说纷
  纭，富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归纳为两说：一说主张“本诗为总章二年（669）春晚之时，作者赴蜀任职途中所作。描写了羁旅行役之
  苦，感慨时光流逝，功业无成，同时也抒发了对京城友人的留恋之情”④。一说认为“卢照邻是离兖后在长安略住才赴蜀地的。
  引卢照邻《释疾文·粤若》自述入蜀时间云：‘是时也，天子按剑，方有事于八荒’……他之赴蜀至少当在此前一年内，诗作即为龙朔二年（662）事”①。我们认为，此两说所指未确。如果该诗系赴任蜀中任职所作，那么当在龙朔末年（663）暮春他奉公上任益州新都尉途中所作。
  诗中所写“清泥道”，历代注家并无歧义。清泥道，别作青泥道，因蜀道途经青泥岭而得名。《初唐四杰年谱》云：“清泥道”，即李白《蜀道难》中“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之青泥岭，为蜀道阻险处，此借指蜀道。《卢照邻集笺注》引《清一统志·甘肃·秦州》说：“青泥岭在徽县南，为入蜀之路。”②《初唐四杰》指出：青泥岭，在今甘肃徽县南，陕西略阳县西北。清泥道，由京城入蜀的道路。清泥道，即清（青）泥岭，位于（唐）兴州长举县西北（在今甘肃徽县南），为长安入蜀之地。作者此次入蜀，所走路线应是凤（州）兴（州）道。目前，学界把青泥道与同线诸道互称：“陈仓道又被称为故道、嘉陵道、周道、散关道和青泥道。”③
  《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是一首五言排律，省称“五排”，为五言律诗的铺排延长。此体虽在南朝宋时已出现，但盛行于唐，元代始确立此诗体名称。格式上每首至少十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都要求对仗，因亦称“五言长律”。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排律》：“杨伯谦云：‘唐初五言排律虽多，然往往不纯；至中唐始盛。’”清赵翼《陔余丛考·五七律排》：“（隋）薛道衡《昔昔盐》：‘垂柳覆金堤……’此又五排滥觞也。”可见，卢照邻创作这首诗，是在五排的初兴期，但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基准并不低。明胡应麟《诗薮》：“卢、骆五言，骨干有余，风致殊乏。至于排律，时自铮铮。”清末丁仪《诗学渊源》：“卢骆王杨，天下称‘四杰’，而卢居首。诗有奇气，实出陈隋之上。咏史诸作高古，几窥魏晋之藩。”
  三、从卢照邻诗意观照青泥道
  卢照邻《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首提青泥道，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建立在作者在青泥道上行走后形成的诸多非同一般的感性体验和深刻认识上的。从内容与艺术层面看，此诗系赠别诗，显然是作者与长安诸多好友惜别后所作。首句便点出诗人与京城以及友人的难舍难分，回首自己一路走来命运多舛，年华老去却功业难就，心中不免感伤。遥望前方的漫漫征途，心有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只得含泪踏上入蜀的“青泥道”，往昔与京城好友畅游灞水的欢乐场面只能在记忆中回味了。此作抒发了身为游子的诗人在跋涉途中的羁旅愁思与怀乡之情。“愁鹭”与“狎鸥”的画面更反衬出诗人旅途上的寂寞，景物描写与情感抒发可谓水乳交融，代表了卢照邻羁旅怀乡诗的艺术风格。玄灞，灞水，在长安以东，这里代指京城。诗末两句写在青泥道途中辗转前行，虽是空思，却可以反观作者对京城好友的思念之情。
  我们从卢照邻的著录情况和作品本身可以发现其在青泥道上的相关经历和认识。唐张鷟撰《朝野佥载》及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本传均称卢有文集二十卷，宋代《崇文总目》等书目均著录为十卷，今存的《卢升之集》和《幽忧子集》均为七卷，《全唐诗》编录其诗两卷。今人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徐明霞据七卷本《幽忧子集》点校《卢照邻集》并作《补遗》。这些著录中，卢照邻写到入蜀之途的诗句不少。如《送郑司仓入蜀》：“陇云朝结阵，江月夜临空。”《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回顾长安道，关山起夕霏。”《入秦川界》：“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陇头水》：“陇阪高无极，征人一望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大剑送别刘右史》：“金碧禺山远，关梁蜀道难。相逢属晚岁，相送动征鞍。地咽绵川冷，云凝剑阁寒。”《送梓州高参军还京》：“京洛风尘远，褒斜烟露深。”《赠益府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单栖剑门上，独舞岷山足。羽翮毛衣短，关山道路长。”《早度分水岭》：“丁年游蜀道，班鬓向长安。陇头闻戍鼓，岭外咽飞湍。传语后来者，斯路诚独难。”《至望喜瞩目言怀贻剑外知己》：“缄愁赴蜀道，题拙奉虞薰。”《怀仙引》：“回行遵故道，通川遍流潦。”《送二兄入蜀》：“关山客子路，花柳帝王城。”从这些诗作的记述看，在长达六年的蜀中任职时期，卢照邻往返于关中与蜀地，主要走了褒斜道、陈仓道（凤兴道）和陇蜀陇山道，经祁山道接青泥道。相较而言，他的诗作事关褒斜道的最少，陈仓道次之（《至陈仓晓晴望京邑》），而涉及祁山道最多，述及陇云、关山、陇阪、关河、关梁、陇头等地和诗歌意象。他的《赤谷安禅师塔》显然与经过秦州有关，《明一统志》：“赤谷，在巩昌府秦州西南七里，中有赤谷川。”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曰：“秦州陇城县有大陇山，亦曰陇首，其坂九回。公前《赤谷西崦》诗云‘脐险不自安’，此诗又云‘险艰方自兹’，盖是登大陇，历九回坂也。”由此可知，卢照邻走祁山道接青泥道入川，和近百年后乾元二年（759）杜甫入蜀的路线是一致的。他之所以多走陇山道—祁山道—青泥道，是因为虽然此道“回远”但通畅度高，颇为兴盛，能保证交通行旅目标的达成。而陈仓道或有阻断，通畅度相对较低，虽路途较近，却难以保障行旅计顺利实现，故少走。
  从上述分析看，《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首提青泥道，实际在诗人看来，既包括陈仓道（凤兴道），也包含了陇山道—祁山道—青泥道，再经剑门到成都一线。
  历史上，青泥道别称青泥路，二者对等互替的情况也有。比卢照邻稍晚，张说（667—730）著《畏途赋》说：
  青泥路，白马关，云足蹑，霞手攀，忠臣往兮孝子还。陟羊肠，临鸟道，搏绝岸，援蔓草，悬梁娈娜以树接，虚阁穹崇而烟抱。风雨栉汩兮崩泉而险湍，图画诡屈兮红峰而碧峦。林黝黝而人静，山参寥而地寒。客有梦兮在城阙，背芳萱兮心不歇。悯秋草之坠露，吊穷崖之飞月。闻哀猿之一鸣，忧人宿昔兮生白发。①
  此赋描述了青泥路的艰险和僻远难行，“委婉表达了自己外放之时欲建功立业而不得的惆怅”①。辛弃疾词《御街行。山中问盛复之提干行期》：“山城甲子冥冥雨，门外青泥路。杜鹃只是等闲啼，莫被他催归去。”以畏途青泥路为意象，表现了前途的凄冷和渺茫。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青泥岭和青泥路是古代秦陇入蜀的必经之地。②《巩郡志》云：“徽州界陇蜀之间，寒煴得中，物产略备，又为水路通道，商贾辐辏。”《秦州志》：“徽县故州也，地又近南，物产独丰，固宜华而鲜实。顾蜀道久塞，富商大贾之所不至。”③
  从笔者考察的文献资料看，历史上称“青泥道”者众，而称“青泥路”者寡，这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人文史料现象。
  唐宋时期青泥路高精度复原研究
  苏海洋
  青泥岭位于甘肃徽县和陕西略阳白水镇之间，最高处海拔1946米，因“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①。李白《蜀道难》“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句描写了青泥岭的险峻和青泥路的艰险。柳宗元《兴州江运记》也记述了青泥路的凶险难行：“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②青泥路是唐代及其以前由秦陇地区入川的必经通道，但关于青泥路线路的具体走向和变化，历史文献则没有详细的记载，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卷三《秦岭仇池区》中也没有具体考证，他甚至误认为北宋所开的白水新路在青泥岭以东。③2009年，笔者曾在《祁山古道南秦岭段研究》一文中考述了翻越南秦岭至陕西略阳或甘肃武都的六条古代道路，由西向东分别是覆津道、鸣水道、青泥河道、木皮岭道、白水路和青泥岭道，但没有详细考证青泥岭道和白水路沿线所经。④青泥河是西汉水支流，《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丹水注》称其为浊水，今名青泥河。青泥河道指沿青泥河谷穿行的水上和陆上道路；青泥岭道指穿越今天徽县和略阳间青泥岭的古代道路，古人习惯称之为“青泥路”。⑤今人有称“青泥古道”“青泥岭道”“青泥道”或“青泥路”。本文沿袭古代称呼，亦称之为“青泥路”。2014年徽县政协编辑印行的《青泥古道文化研究论文集》中收入了曹鹏雁先生《徽县秦蜀、陇蜀古道探究》一文，该文认为青泥古道从徽县西北的银杏镇（河池驿）出发，“东经徽县城关，从城南六里过水阳乡牟家坝、石峡上南山顶达青泥店（唐、宋青泥驿）；尔后向南经辛家吊沟、孟滩、关坪、武家坪到达铁山脚下太和庵、青云驿（别名铁山驿）；再经甘树垭、穆家沟、凉水泉、碳店（相当于今黑—虞公路），至虞关（今嘉陵江边老虞关村老虞关处）许坝；然后在许家坝虞关渡口渡嘉陵江，进八渡沟，过三官殿至陕西略阳九股树，接金池院路通往略阳、汉中”①。2015年“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在徽县召开，石志刚先生提交了题为《北宋以后白水路的变迁》的论文，该文勾画的青泥道银杏至虞关一段路线与曹鹏雁先生的线路完全相同，但认为青泥路至虞关后，折西南至略阳白水镇长峰村（长峰村就是历史上的长举县所在地）；宋代白水路由银杏镇（宋河池县）经徽县进入西寺沟，过十里墩、文池、照壁崖、黑沟抵白水峡边的大河店，再沿洛河南下，经王家河至瓦泉村，然后再由此折向东北，过瓦泉山至长峰县村。元明以后，白水路沿白水峡抵白水江。②
  笔者在《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一文中复原的青泥道银杏至青泥河店子一段与曹鹏雁和石志刚两位先生完全相同，但青泥河店子以后一段线路与他们的复原方案则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由青泥河店子继续向东南，经草滩、凉水井、柳树垭、上山里、下山里、山盆、杨家河、大湾里、碾道里、阴坡里、马鞍梁、白水镇至江镇村，江镇村即唐代长举县所在地。笔者复原的白水路大河店以下部分与石志刚先生的方案也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宋代白水路至大河店后顺洛河河谷至王河村，再由王河村向东南，渡嘉陵江至江镇村。③笔者对唐宋时期河池至长举间道路及其变化做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发现以上观点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都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认识。青泥路和白水路里程、线路走向及演变问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唐代青泥路里程、线路走向变化
  （一）唐代河池县的位置
  研究唐代青泥路里程与线路走向，首先要考证清楚唐代青泥路的起点河池县和终点长举县的确切位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凤州（治今凤县凤州镇）“西至两当五十里，西至河池一百七十里”④。
  笔者以历史文献为线索，利用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复原了该段线路走向：即从凤州镇嘉陵江及其支流安河交汇处出发，沿嘉陵江右岸西行至灵官峡口，由此向西翻越马岭至嘉陵江支流红崖河流域，再顺红崖河东岸北行，在两当县杨店乡姚庄村东西渡红崖河至腰庄，该段路程共27.35公里，合五十唐里，姚庄即唐两当县治所在地。据《元和郡县图志》推算，两当与河池间的距离为一百二十唐里，合今64.8公里。由唐两当县故城经今两当县、永宁镇至徽县的距离为59.28公里，比唐代两当至河池的里程少5.25公里；由唐两当故城向西，溯红崖河支流流香沟西进，在灵官店村西北向西翻山至三岔村，由此顺两当河支流袁家沟北岸西行至两当河与袁家沟交汇处，西渡两当河，再沿河西岸南行至两当县城西北的祁家村，由祁家村向西北溯大坡河前行，向西翻山至青岩村，再顺罗家河支流后村子西南行，在江口村东南西渡罗家河，由罗家河西岸南下至峡口村，再折西溯罗家河支流屈家河西行至崖湾附近，向南翻山入徽县罗家河河谷，顺流而下，经东坡、峡街村、杨店、中川至银杏镇。这段路程全长64.59公里，合一百一十九唐里，取其整数为一百二十唐里。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故道水，经（河池）县西，去县城三十步。”①银杏镇在今徽县罗家河东岸，与《元和郡县图志》关于两当至河池县里距和河池故城位置的记载完全符合。无疑，唐代河池县就在徽县西北7.5公里的银杏镇。
  （二）唐代长举县的位置
  对于唐代长举故城的位置，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认为是略阳县白水镇江镇村，一认为是略阳县白水镇长峰县村。《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长举县，……南至（兴）州一百里……本汉沮县地，后魏于此分置长举县，属槃头郡。周武帝废槃头郡，县改属落业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兴州。皇朝因之。……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嘉陵水，去县南十里。槃头故城，在县南三里。因水盘屈为名也。”②长举县南至兴州“一百里”的记载成为解决其位置问题的关键。由江镇村向南经定宝寺入嘉陵江的一小支流，经封家坝、大路口、庙沟门、宽坪里、麻柳铺至瓦房子，再向南翻山入八渡沟支流磨坝河谷，经烟洞沟、铁厂子、上柳场、上铺子、下阴坡至吴家营，再沿磨坝河西岸南行至略阳南街，由南街西渡河至八渡沟和嘉陵江交汇处即唐代兴州故城所在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嘉陵水，经（顺政）县南，去县百步。”笔者利用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测得这段距离为43.91公里，约合八十一唐里，与一百唐里相差达十九里。因此，唐代的长举县似乎不是笔者以前所认为的江镇村。由长峰县村东渡嘉陵江，进入嘉陵江的一条小支流，再向东翻山进入八渡河支流岔树河谷，经九股树、沟口里、田家坝、黄家庄、两河口至白石沟门上，再由此折东经牌坊坝、高家坝至昊家营，与前道汇合至略阳故城，该道最短里程为49.64公里，约合九十二唐里；最长路径为56公里，约合一百零四唐里，平均值为58.82公里，约合九十九唐里，与一百唐里较为接近。可见，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县村可能就是唐代长举县所在地。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记载：“长举县，汉沮县地，隋为长举县。本治槃头城，贞观三年移于今所。”③搞清楚槃头城的位置，对于进一步确定长举县的位置十分重要。《元和郡县图志》认为，槃头城在长举县“南三里”，而《大元一统志》则认为：“长举县，先在州北八十二里，贞观二年移治州西（北）一百里。”也就是说，《大元一统志》认为初唐的长举县治所槃头城在唐代晚期长举县治以南十八里，而不是“三里”。所谓“南三里”，是不是在文献传抄过程中将“十三里”误抄为“三里”？由今长峰县村向西南至江镇村的距离是6.89公里，约合十三唐里，由江镇经定宝寺至略阳（兴州治所）的距离是43.91公里，合八十一唐里，与八十二里仅差一里。这里嘉陵江由西盘曲而南，特别符合《元和郡县图志》槃头城“因水盘屈为名”的记载。另外，贞观二年长举县治仅向北迁移“三里”，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所以，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槃头故城就在略阳白水镇江镇村。换句话说，元和时期长举县应该在槃头城北十三里，即今长峰村一带。今长峰县村距离嘉陵江仅40米左右，合唐代二十七步上下。考虑到唐代嘉陵江水位比今天高，《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嘉陵水，去县南十里”的记载恐怕为“去县南十步”之误抄。
  （三）唐代青泥路道路系统的构成
  《通典》卷一七六记载，凤州至兴州之间的距离为三百五十唐里①，如果凤州至河池县间距离仍为“一百七十里”，长举至兴州间距离仍为“一百里”，则河池至长举间距离为八十唐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凤州至兴州间“三百五十里”和“三百三十里”两种里程。②以三百三十里计算，凤州至河池县间距离是一百七十唐里，长举至兴州间距离是一百唐里，则河池至长举间的距离为六十唐里。文献记载的河池至长举间里程的差异，可能不是记载失误，而是河池至长举间线路不同所致。
  由徽县银杏镇东南行，经金沟门下、郭坪村、唐庄村、范棱村、徽县、刘家庄、普陀、周家庄、师家崖至青泥河店子（唐青泥驿）的路程是14.85公里，合二十七唐里半。如果河池至长举间的距离为六十唐里，则青泥驿至长举县间的距离是三十二唐里半，合17.55公里；如果河池至长举间距离为八十唐里，则青泥驿至长举县间的距离是五十二唐里半，合今28.35公里。由青泥河店子向东南，经草滩、凉水井、柳树垭、上山里、下山里、山盆、杨家河、大湾里、碾道里至阴坡里，再由阴坡里向东南经何家寨至长峰县村的距离是17.99公里，与17.55公里仅相差0.44公里。由青泥河店子经阴坡里至长峰县的走法，符合“三十三唐里”的线路走法。该段由大湾里至碾道里的道路，其间山高坡陡，异常险恶，所以不应该是常道。由青泥河店子至凉水井后，还可以不去阴坡里，而是折向东南，经甘草坝、梨树坑、三泉村、中坝至吴家坪，再由此折南经柑树垭、沟岔下、潘家那下、穆家沟下山至虞关，再由虞关转西南，沿嘉陵江北岸河谷阶地和缓坡至长峰县村，距离为28.62公里，合五十三唐里，毫无疑问，该段应该是“五十三唐里”的走法。《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青泥岭，在（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的记载，反映的正是“五十三唐里”路线的走法。《通典》卷一七六记载兴州东北至河池县界“一百五十里”①。若兴州至长举间距离依据“一百里”计算，则长举至河池县界青泥岭为“五十里”，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基本符合。
  二、唐末五代至北宋青泥路的变化
  （一）宋代河池县位置的变化
  《宋史》记载：“河池，紧。开宝五年移治固镇。”②严耕望认为：“唐末五代有固镇，当驿道，南入蜀口至成都，东北通散关至长安，西行经成州至秦州，地当三条重要干道之枢纽，为军事重镇。”严先生还逐一辨别了《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中关于固镇位置的记载，最后认定固镇在青泥岭北，徽县西。③王浩远认为固镇在今徽县东北的永宁镇。④
  笔者根据《元丰九域志》河池至凤州间里程的记载，结合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与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测量，发现宋代固镇既不在今徽县之西，也不在今徽县东北的永宁镇，而在徽县县城内。《元丰九域志》记载：“紧，河池。（凤）州西一百五十五里。二乡。河池、高桥、固镇三镇。水银一务。有固道水，河池戍。上，两当。（凤）州西八十五里。二乡。开宝一监。两当、广香二镇。”⑤宋代一里约今560米，八十五里合今47.6公里。由今两当县杨店乡姚家村向西，基本上沿着今天凤县通两当的公路前行，经半边街、谭家磨、王家沟口、灵官村、柴家窑、庄子湾、贯沟村、香泉村至祁家村的距离是20.25公里，凤州故城至唐两当故城间的距离是27.35公里，合计47.6公里，与宋代两当县与凤州之间的距离完全符合。因此，宋代两当县在今两当县城西北的祁家村。
  又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两当县至河池之间的距离是七十里，合今39.2公里。基本沿着现代公路（个别地方离开现代公路）由两当县祁家村出发，向西翻越两当河和罗家河分水岭，经桦林村、大方塬、关山梁、杏树垭、大路口下山至永宁镇。再由永宁镇西渡罗家河至大桥头，溯罗家河一东西走向支流西行，沿途经赵家峡、杨坪、郭坪、唐家坪、杨庄、老庄沟至北垭子，再由北垭子向南翻山入徽县罗家河谷，南行，经石家庄、马湾、石佛村、山根、石堆子、下西坪、柳沟、东街村至两当通徽县和徽县通成县的公路的交会处。该段路程39.03公里，与宋两当县至河池间的距离39.2公里非常接近。元丰年间（1078—1084），河池已经迁移至固镇。《元丰九域志》记载的两当至河池间的距离，也就是两当至固镇间距离。所以，宋代开宝五年（972）以后的河池县治固镇就在今徽县县城内。
  （二）唐末、五代长举县位置变化
  关于长举县的位置，宋代地理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太平寰宇记》记载：“两当，（凤州）西五十里。……河池，（凤州）西北一百七十里。”①“长举县，（兴州）北八十里。……接溪山，在县西北五十二里，青泥岭，在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②太平兴国年间，河池县已经迁至固镇，河池县和凤州的距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太平寰宇记》依然照抄《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不过《太平寰宇记》关于长举县至兴州间距离的记载与《元和郡县图志》存在差异，前者为“八十里”，后者为“一百里”，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唐末五代时期长举县的位置迁移的史实。
  笔者利用谷歌地球高精度测量工具测得由江镇村向南经定宝寺至兴州故城的距离为43.91公里，约合八十一唐里、七十八宋里，与八十里十分接近。可能说明在唐末、五代至宋初，长举县的位置已经移至略阳白水镇江镇村。晚于《太平寰宇记》的《元丰九域志》正确反映了开宝五年（972）河池县治所迁移至固镇（今徽县县城内）后驿道里程的变化，但其关于长举在兴州“西一百里”③的记载在方向和里程上都有错误。
  （三）唐末五代青泥路的变迁
  河池和长举县的县治迁移后，凤州至河池、河池至长举、长举至兴州的线路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宝五年（972年），河池县治所迁移至今天徽县县城内后，凤州至河池间道路不再从河谷中绕行至徽县西北的银杏镇，而是向东南方向摆动，在山梁、河谷中交替穿行至徽县，新路比旧路缩减了十五里。
  河池至长举县间的路线也因长举县治所的西迁而发生改变。据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白水路开通后“减旧路三十三里”，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间距离为“五十一里有半”④，依此记载推算，白水路开通前，河池驿至长举县间的距离是八十四里半，合今47.32公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河池驿”当指原河池县即今徽县银杏镇内的河池驿，而非河池县新治所固镇内的固镇驿。《宋会要辑稿·方域》一零之三神宗熙宁十年奏议说：“发川纲往秦州，只从旧路行至故驿，便可直入成州。如由新路，须过凤州，过五程至凤翔府。”⑤这里的“故驿”就是固镇驿。
  笔者测得银杏镇经青泥河店子、虞关、长峰县村至江镇的最远距离是51.38公里，最短距离是50.09公里，与47.32公里分别差4.06公里（约合七宋里）和2.77公里（约合五宋里）。据此推断，《新修白水路记》中的“旧路”似乎不是银杏镇经青泥河店子、虞关、长峰村至江镇村的路线，而另有所指。笔者又测得从徽县银杏镇东南行，经今金沟门下、郭坪村、唐庄村、范棱村、徽县、刘家庄、普陀、周家庄、师家崖至青泥河店子，全程14.58公里；由青泥河店子继续向东南，经草滩、凉水井、柳树垭、上山里、下山里、山盆、杨家河、大湾里、碾道里至阴坡里的最平坦路线的距离是17.99公里，最便捷的路线里程是14.05公里；由阴坡里翻越马鞍梁至白水镇，再由白水镇向西至江镇村的距离是14.59公里。如果取最平易路线，由银杏镇经青泥河店子、阴坡里、马鞍梁、白水镇至江镇村的里程合计47.16公里，与《新修白水路记》记载的河池至长举的“旧路”仅差0.16公里。说明唐末五代某个时候，随着长举县位置西移，翻越青泥岭后半段路程的线路也随之西移。
  （四）宋代青泥路线路和里程的变化
  北宋时期，青泥路线路和里程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初年，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以应付统一战争，北宋以绢、银、钱、盐、茶叶为支偿物，从西北吐蕃诸部大量收购马匹。随着汉中、川蜀等地盐、茶叶北运的增加，高峻盘旋的青泥岭路已经无法适应大宗物品的运输。为了满足现实需要，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和嘉祐二年（1057）两次绕过青泥岭，开通白水路。在徽县城南的大河店石牌村徽白公路左侧的断崖上，镌刻着北宋嘉祐二年雷简夫撰文并书写的《新修白水路记》，为研究古青泥路的兴废提供了可靠依据。碑文云：
  至和元年冬，利州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财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属、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抵酒垆为废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尔。①
  由碑文可知，白水路曾开通过两次：第一次是景德元年（1004），但因青泥当地土豪的抵制，被迫于真宗景德二年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驿旧路，依旧置驿馆，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任上路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青泥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移者，故下诏俱存之”②，致使新开通的白水路“未几复废”。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嘉祐元年（1056）五十二年间，河池至长举依然走青泥旧路。第二次开通在嘉祐二年（1057），新路从凤州河池驿开始，避开青泥岭，逢山修阁，遇水架桥，沿河谷、山崖穿行五十一里半至长举驿，比经过青泥岭抵达兴州的道路缩短了三十三里，从河池至长举可一日抵达。自此，青泥驿废弃，南下至汉中、四川也不一定需要再翻越青泥岭。
  前文提到，学者对宋代白水路起点、终点和线路走向有不同的看法。石志刚先生认为白水路由徽县银杏镇过十里墩、大河店后入白水峡，顺白水峡至大石碑后，折东北过瓦泉山至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县村。笔者认为白水路至大河店后，继续顺洛河河谷至王河村，再由王河村向东南，南渡嘉陵江至江镇村。①笔者利用《新修白水路记》提供的数据和谷歌地球高精度测量工具测得从银杏镇经徽县、西寺沟、十里墩、文池、照壁崖、黑沟、大河店，再由大河店经大石碑、瓦泉至长峰县的距离是41.02公里，而由银杏经徽县、青泥河店子、虞关至长峰县村的距离是43.2公里，前者比后者仅仅少1.18公里，约合宋代二里。即使把白水路的起点定在徽县县城内，也仅比后者省8.28公里，约合十五宋里，与三十三里相差甚远。所以，宋代长举县仍在今略阳白水江镇长峰县村内的看法是错误的。唐宋时期青泥路线路的演变情况见图1。
  图1唐宋时期青泥路线路演变
  笔者以历史文献为线索，利用考古资料、地名资料、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等进行模拟测量，得出白水路最短、最合理的路线是从徽县出发至水阳乡刘家村东，再折向西南，在店滩村西南翻越关山至姚坪，再西南经芦子滩、店子沟、后庄里、红崖湾、黑沟门至大河店，由大河店入洛河河谷（嘉陵江支流），顺洛河河谷南行至小河村，再由小河村向东南，南渡嘉陵江至江镇村，该段全长29.27公里，合宋代五十二里余，与《新修白水路记》记载的五十三里相差不足一里。
  由于青泥岭地势高峻，中、晚唐时期，秦蜀大路以褒城凤州散关道为干线。①白水路修通前，宋代秦蜀大道仍然沿袭唐代老路，走褒城凤州散关道。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七月二十七日，秘书丞、知兴元府褒城县窦充奏言：“窃见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遥远，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于近山采木修整通行。”②因为奏言者为褒城县人，可知当时入川大道仍在凤州经褒城至利州一线。白水路第二次修通后，入川于线迁至陈仓、嘉陵一线。
  当时宋夏茶马贸易路线大致是出剑阁，经三泉、金牛镇、青阳驿、兴州、河池、两当至凤州，再自凤州出散关至秦州榷场。③随着茶马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熙宁七年（1074），宋政府在成都设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管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的互市事宜。④为方便组织茶货运往秦凤路、熙河路，同年，产茶诸州相继在陇蜀古道沿线设立多处茶场。为了缩短茶叶运输的路程，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建言，废凤州经兴州至利州的道路，开通褒斜新道。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褒斜新道修成，由秦赴蜀大道改走褒斜新道。然而褒斜新道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二十一日，卫尉寺丞、知三泉县庄黄裳上奏朝廷，反对废弃金牛驿经兴州、两当至凤州的旧路。刘忱、李稷核实后认为：“褒斜新路视兴州旧路，虽名减两程，其铺兵、递马皆增于旧。又卒亡马死相寻，官吏馆券、给请亦倍旧路，虽号十程，比新路才远八里，且多平慢。新路虽减科发洋州税米四千余石，乃移拨兴元府、凤州税米二万余硕。今若行河池旧路，迁复马递铺官舍亭驿，略加修整，即目如故。兼可减河池、两当、二里三驿。”由于以上原因，元丰元年后，又恢复了凤州经白水路至兴州的旧道。⑤
  三、结语
  将历史地理学传统研究方法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高精度复原历史交通路线的走向、里程及其演变过程，目前已经成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新方向。笔者利用这一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初步复原了汉唐长安通姑臧南道的线路走向。对唐宋时期青泥路交通线路的高精度复原，正是在前期技术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
  唐代穿越青泥岭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长八十里半，为常道；一条长六十里，为捷道。常道沿线分布着徽州故城遗址（明）、石峡摩崖石刻、青泥河店子《远通吴楚碑》（清）、太和庵（清）、虞关遗址（宋）、白崖墓群（宋）、罗汉洞造像（宋）、吴王城遗址（宋），这些遗址一方面为复原青泥路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另一方面说明白水路开通后，传统的青泥路并没有废弃，或作为军事通道，或作为民间通道继续使用；捷道南段绝大部分路段在山谷中穿行，杨家河至阴坡里一段为山路，其古道遗迹在卫星影像上清晰可见，为精确复原该段道路提供了重要线索。
  唐德宗贞元年间（799—855），为了解决成州（治今甘肃成县）边防驻军的粮食问题，疏通由兴州至长举县嘉陵江河道及其支流青泥河河口至成州间青泥河道。①由于江镇村地形相对开阔，且距离青泥河与嘉陵江交汇处仅3公里，既便于建城，又便于管理水运，这可能是长举县治由长峰村南迁至此的主要原因。因军事因素引起的长举县治位置的变化，是唐末五代时青泥路线路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白水路的开通与北宋茶叶供求状况关系密切。北宋南方茶叶年产量五千三百万斤，50％以上需要外销。②而当时饮茶之风不仅在宋人中流行，而且在契丹、回鹘、党项、吐蕃中盛行。在供需两旺的情况下，高峻险阻的青泥路显然不利于川茶的北运，这是北宋两次开通白水路的根本原因。白水路的发展也同样适应了北宋茶马贸易形势的新变化。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王韶用兵熙河地区，拓地一千二百里，招抚三十万口，让北宋获得了广阔的战马供应地。政治形势的变化最终促使宋朝统治者确立“以茶博马”的政策，并将茶马贸易的重点放到熙河路吐蕃部身上。从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六年（1083），熙河路以茶为主要支尝物购马12万余匹；从元祐元年（1086）至宣和五年（1123），以茶为主要支尝物购马38.7万余匹。③用于与马交易的川茶由白水路经成州（治今成县）、秦州（治今天水市）、巩州（治今陇西）抵达熙河路。因此，白水路是北宋茶马贸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由熙河路西宁州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还可通向新疆、中亚及其以远。因此，白水路在川茶北运、沟通中国西南与西北、东亚亚热带湿润区与中亚干旱区农牧经济联系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白水路沿线遗留至今的古城（徽州故城）、与交通关系密切的地名（店滩、十里墩、店子沟）、摩崖石刻（新修白水路摩崖碑、钟公路摩崖碑）为高精度复原该道的线路走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南宋时期，由于宋金在青泥岭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青泥路和白水路均趋于衰落。
  “蜀道从新石器时代一致延续至明清，青泥道和白水路是蜀道的一部分，是中国西北和蜀地文化、经济、军事、宗教和政治交流的纽带，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线路，其沿线留下的与历史上区际交流关系密切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体的文化遗产，属于蜀道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沿线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光一道，构成了青泥古道独特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④唐宋时期青泥路交通线路的高精度复原，对促进蜀道沿线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和加深对其整体价值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唐宋时期青泥路交通线路的复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历史交通线路高精度复原试验的一部分，为历史交通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及可资借鉴的经验。
  青泥古道史证
  张士伟
  历史上，从关中穿越秦岭通往汉中的道路，自东向西主要有子午道、傥骆道（也称作骆谷道）、褒斜道（也称作斜谷道）和故道（也称作陈仓道、散关道、嘉陵道）。另外，还有从天水到汉中的祁山道。其中故道在周祁《散氏盘》铭文中被称为周道，其开辟时间最早，唐时被定为官方驿道。它北起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出散关，越马岭关（今陕西凤县西南），经青泥路、兴州（今陕西略阳），向东南抵汉中。其中青泥路是故道最险要的一段，“大抵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路称首”①。目前，史学界对蜀道的研究比较充分，大量论著和论文相继出版和发表，但是对青泥路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
  青泥路是指从河池驿出发，经固镇、牟家坝、石家峡、青泥河、青泥驿、孟家滩、武家坪，最后到鱼关渡的路程，大部分位于唐宋时期的凤州河池县和兴州长举县接界处的青泥岭上。青泥岭史称“蜀门”，西北接木皮岭，东南临嘉陵江，介于古兴州长举县、成州同谷县和凤州河池县之间。整座山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三十余公里，为青绿色风化岩石所构成，高险峻拔。如遇雨水冲刷，泥浆呈青绿色。据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为青泥岭。”②铁山是青泥岭的最高峰，海拔约1946米。《徽县志》中有关于青泥岭的说明：“青泥岭，（在徽县）东南二十五里，其南最高峰为巾子山，岭支山也。唐时入蜀要路，李白经此作《蜀道难》……巾子山，东南四十里，其山巅峦瑰垒，望之形似巾子，故名。不与众山相属，四围仰承如百体之尊元首然，其色如铁，又名铁山（唐谓青泥，宋始称铁山）。陡壁直上约五六里至其巅。”③唐中期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唐玄宗从长安经青泥岭逃往四川。后来唐德宗和僖宗从四川返回长安时，也都走过青泥路。青泥驿是青泥路上最重要的驿站。为巩固边疆，防止吐蕃东侵，唐朝天宝元年（742），在青泥岭的北侧设置了青泥驿（位于今徽县东南二十多里的青泥店子附近）。宋至和年间废。青泥驿是故道、阴平道和金牛道三路的交汇点。北宋时，青泥驿约有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执事役夫三十余人，每年约需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①
  青泥岭和青泥路是古代秦陇入蜀的必经之地，“为秦陇之藩屏，控巴蜀之门户”②，其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战争之路——历史上的青泥岭争夺战
  青泥岭以其要冲的地理位置，雄踞陕、甘、川交界，南控巴蜀，北锁秦陇，扼秦陇蜀咽喉，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谁控制了青泥岭，青泥路就成了囊中之物。
  历史上刘邦军队为夺关中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占领过青泥岭。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青泥路上金戈铁马，烽火照天烧，战马昂天啸，更突显出其战略位置之重要。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真正从祁山出兵的只有两次，其余都是经青泥岭向关中进发。公元215年，曹操西征汉中张鲁，接连攻占陈仓、河池，兵临青泥岭。陇南氐王王窦茂带大军抵抗，在青泥岭“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曹军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公攻屠之”③。
  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统领步兵骑兵四万，从江陵出发，打败了前秦在青泥岭的守军，俘获了苻健和荆州刺史郭敬。④
  公元417年12月，胡夏王赫连勃勃听说东晋太尉刘裕返回江南，大喜，想趁机夺取关中，军师中郎将王买德给他出主意说：“关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刘裕却叫他12岁的幼子刘义真镇守，自己则狼狈而回，谋划篡夺帝位的事，没时间再把中原这块地盘放在心上。这是上天把关中赏赐给我们，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青泥、上洛，是南北的险要重镇，应该先派出游击部队，切断他们的补给和退路，然后在东部阻住潼关，切断他们与本国的水陆通道。然后向三辅地区发布檄文，恩威并施。这样，刘义真就等于掉进了网篓之中，不用费劲就可以生擒。”⑤于是，赫连勃勃任命他的儿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率领骑兵两万人直奔长安；任命王买德为抚军右长史，进军青泥；赫连勃勃本人则亲自统率大军尾随在后。公元418年，胡夏王军队“倾国追蹑，于青泥大战”，东晋宁朔将军“弘之身贯甲胄，气冠三军”。力战连日，最后“军败，陷没，佛佛（胡夏王军队）逼令降，弘之不为屈。时天寒，裸弘之，弘之叫骂见杀。时年四十二”。胡夏国“买德获晋宁朔将军傅弘之、辅国将军蒯恩、义真、司马毛修之于青泥，积人头以为京观”⑥。
  公元570年，西梁明帝萧岿和周军在青泥水造了大批舰船。南陈大将昭达分派钱道戢、程文季乘坐轻舟把这些舰船焚毁。周军又在峡口南岸筑垒，取名“安蜀城”，在嘉陵江上横拉大绳，编苇竹做桥来运送军粮。章昭达命军士造长戟，在船上搭楼，放船顺流而下，士兵站在楼船的最高层举起长戟，割断上空的绳索，断了周军粮草。接着纵兵进攻安蜀城，使之投降。①
  公元911年，后唐岐王李茂贞派大将刘知俊、李继崇进攻割据四川的前蜀，前蜀将领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扼塞险要，在青泥岭与岐兵交战，刘知俊、李继崇攻破青泥岭，前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逃奔兴州，淹死在嘉陵江，唐道袭逃奔兴元。后唐军队继而进攻安远（今陕西沔县境）和金牛（今陕西宁强县境），威胁四川。②
  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筹划统一战争。确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战略，决定先打后蜀，再伐南唐，最后灭北汉。周世宗命派凤翔节度使王景等从凤翔越秦岭进攻前蜀，后蜀主孟昶命都指挥使李廷珪、高彦俦带军迎战。李廷珪部先后在马岭关（凤县凤州镇西22.5公里，今名马岭寨）、白涧（今陕西凤县东北白石铺）和黄花谷（今陕西凤县东北）溃败，“退守青泥岭。由是秦、凤、阶、成之地，皆陷于周矣”③。后周兵遂克凤州，筑城固镇，断蜀援兵。然而后蜀的部队坚守青泥岭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北宋乾德二年（964）冬，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军王全斌伐后蜀，王全斌率军在青泥岭打败后蜀七千精锐部队，接连攻陷石圌（今徽县聂家湾）、鱼关（今徽县虞关）、白水（今略阳白水镇）等二十余寨，随后占领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县）、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县），入剑门关到达成都。965年，后蜀主孟昶向后周投降。④
  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公元1134年，南宋名将吴玠认识到青泥岭、仙人关一带在军事上的极端重要性，“为蜀厄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吴玠和其子吴璘迅速移营仙人关，以防金人深入。果不出其所料，很快，金将兀术、完颜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金大举进兵，“欲道仙人关入蜀，至上奢田，玠筑垒于关外。”杨政说：“此地为蜀厄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吴玠采用了他的建议，宋军和金军在青泥岭、仙人关一带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战斗，“连日百余战，敌帅督战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选甲士千余出山谷，断其兵，使不得进退；又出敌不意，夜斫其营。敌遂遁去，追至河池而还”⑤。金兵大败而归。南宋名将吴玠率三万余众，凭借青泥岭复杂的地形地物，大破金兀术人马十三万，即著名的“仙人关大捷”。“仙人关大捷”树立了中国军事战争史上诱敌深入、以少胜多、以步制骑的光辉典范，被中国军事博物馆作为典型战例永录史册。
  二、文化之路——文人骚客争相吟咏
  青泥路作为千年古道，在历史上公私行旅来往特别频繁。从唐、宋到明、清，很多诗人都曾走过这条古道。李白、杜甫、王勃、刘长卿、卢照邻、高适、张说之、岑参、钱起、韦应物、元稹、雍陶、薛涛、李商隐、康术、薛逢、柳宗元、梅尧臣、赵振、赵抃、王云凤等几十位著名的文学家，看到神奇壮美的青泥岭，纷纷写诗作词，赞叹青泥岭的雄奇险峻，惊叹青泥路的崎岖艰难。据统计，讴歌青泥岭的诗词歌赋有两百余篇，其中很多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佳作。
  唐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夸张地描绘了蜀道的艰险难行，使青泥路倍添光彩，广为人知。杜甫在安史之乱后，路过青泥岭，写下《水会渡》：“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军中行路难》是初唐诗人骆宾王的作品，诗中描写了作者到西南边塞平叛时的行军经历：“危途紫盖峰，路涩青泥坂。”通过描写山高林暗的险恶环境，表达了诗人重义轻生、丹心报主的情怀。刘长卿的《虞关道中》描写了青泥岭的高峻：“白水远来天际，青峰近插云中。一曲山歌樵子，半蓑烟雨渔翁。”唐朝天宝年间，诗人韦应物路经青泥岭，夜宿驿站，写下《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崖池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传神地描写了诗人独卧不成眠，听到水石相激的声音，在夜空中传得很远的情景。其他还有李虞卿的《咏青泥岭》：“上岭浑如鱼贯柳，下山恰似雁排空。”李嘉祐的《发青泥店至长余县西涯山口》：“千峰鸟路含梅雨，五月蝉声送麦秋。”元稹的《青云驿》：“岩峣青云岭，下有千仞溪。徘徊不可上，人倦马亦嘶。”史瑜的《青泥山》：“溪从沮水流嶓冢，岭接青泥入剑天。”张说的《畏途赋》：“青泥路，白马关，云足蹑，霞手攀，忠臣往兮孝子还。陟羊肠，临鸟道，搏绝岸，援蔓草，悬梁娈娜以树接，虚阁穹崇而烟抱。”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都是众多诗人和词人对青泥路的共鸣。
  北宋赵抃任殿中侍御史时，弹劾贪官，不避权势，由于面颜黑，时称“铁面御史”，曾官至参知政事，与当时的包拯齐名。在宦海生涯中，他曾往来于青泥路达七次之多：“老杜休嗟蜀道难，我闻天险不同山。青泥岭上青云路，二十年来七往还。”当他年事已高，面对青泥雄峰，想到世态炎凉，不禁感慨万千：“暂留山驿又晨兴，西望旌旄想旧朋。三院华簪曾对直，两川兵印复交承。年光头鬓华如雪，世态心情冷似冰。境上凭诗遂远意，青泥寒晓入云登。”北宋的另一位诗人梅尧臣，曾任尚书都官员外郎。他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他在《送毕甥之临邛主簿杂言》中写道：“自我历官三十年，有脚未曾行蜀川。李白尝言道之艰险，长嗟难剧上青天。鸟悲猿嚎马蹄脱，苔梯雨栈愁倾颠。苍崖下窥不见底，但听雷声辊石悬湍溅。晓盘青泥上高烟，暮盘青泥到下泉。”他的另外一首《海棠》也特别有韵味：“蜀州海棠胜两川，使君欲赏意已猛。春露洗开千万株，燕脂点素攒细梗。朝看不足夜秉烛，何暇更寻桃与杏。青泥剑栈将度时，跨马莫辞霜气冷。”梅尧臣多次路过青泥，他在《送张遂州》中写道：“华省名郎意若西，相如桥柱旧曾题。已将符节为邦守，不畏关山入马蹄。千里过秦看素浐，三年还蜀度青泥。里门锦绶何为乐，外奉严君内阿。”
  明代国子监祭酒王云凤曾路过青泥岭，不禁诗兴大发，作《过铁山》一首：“晓离李白青泥岭，暮渡吴玠仙人关。上如缘壁蜗曳涎，下如窜莽雉束翰。曾闻阴平与三峡，舟车往往为摧残。入蜀大抵无坦途，此地令人毛骨寒。”“赵抃原非宰相才，七度过此徒劳哉。新法可罢即当罢，如何却待安石来。中原都无用武地，益州一隅非上计。木牛流马竞何功，道险英雄难用智。吁嗟纷纷不足数，我独有怀怀杜甫。携家冻饿白水峡，犹自高歌无所苦，眼底荣华视如土。”明代诗人、提督学政伍福也对青泥岭赞叹不已：“铁山古所称，壁立出云端。仰接霄汉近，俯视舆图宽。屏障扼剑阉，形胜壮秦关。众山在其下，势绝邈可攀。”
  青泥路险峻幽美，移步见奇，涉足得美，沿途之高山流水足以使诗人荣辱皆忘，心旷神怡，忘情而咏叹。透过众多诗人对青泥路的吟咏，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这条古道上车马逶迤，商旅辐辏，旌旗隐约的景象，一幅有声有色的行旅长卷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三、废弃之路——白水路取而代之
  公元1004年，为避开青泥路段高峻险阻、崎岖回远的缺点，北宋政府在青泥路西边开辟了一条捷径，即白水路，但是“未几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因为新开白水路后，青泥驿将废弃不用，那些依靠青泥路坐地起价、大发横财的地方土豪，将失去垄断经营、牟取暴利的机会。“且驿废则客抵、酒垆为弃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费，顾肯默默耶！”为了一己之私，青泥土豪对新开白水路百般阻挠，甚至买通京官为其鼓噪。“造作百端，理固然尔。”①1005年9月，朝廷采取了青泥路和白水路并行的折中方案：“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路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向使愚者不怖其诞说，贤者不惑其风闻，则斯路初亦不废也。大抵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路称首。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也！”②但是由于青泥土豪的破坏，白水路不久就不通了。
  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凤州河池令王令图再次倡议修白水路，并获得朝廷批准。实际主持者是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邮兵500余人在凤州河池县和兴州长举县间，沿着白水江修筑了白水路，知兴州军州事虞部员外郎刘拱总护督作，但未及完成，李虞卿即迁职东川路。后由兴州判官厅太子中舍李良佑、转运使田谅、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河池县令王令图等接续，于当年十二月开成。“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①，新修白水路全长25.75公里，比青泥路减少了16.5公里，还省去了一个青泥驿。不但减轻了该地百姓的赋役和徭役负担，节省了朝廷的开支，而且大大便利了公私行旅的往来。道光《略阳县志》卷四《艺文》四《续白水江路记》诗有“蜀门白水江秦塞原辛苦，何故行人日似梭”之句，可见往来行旅之众。从此，青泥驿和青泥岭上的官驿大道就逐渐被废弃了。
  四、石刻之路——摩崖石刻遗迹众多
  青泥路和白水路地处军事和交通要冲，不但留下了双龙崖栈道、八渡沟古栈道、瓦泉山栈道、月亮峡栈道、水会渡遗址、仙人关遗址、吴王城遗址、吴玠墓等众多古迹，更保留了大量的摩崖石刻。由于青泥路和白水路地质条件差，曾发生多次塌陷，所以历史上进行过多次维修，留下来很多修路的石刻。主要有：明代成化三年（1467）虞关乡虞关巡检许清的“修路摩崖碑记”、大河店乡青泥村辛家吊沟村北的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玄天神路”摩崖石刻、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虞关乡八渡沟修路摩崖石刻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远通吴楚碑”与“修路碑记”等。特别是在大河店乡王家河村瓦泉自然村外悬崖上，有摩崖石刻《钟公路》，刻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与其相关的修路文章《白水石路记》《徽县志》收录有：
  略阳、徽、阶之界，地名大石碑，一曰小石碑。壁立百仞，长可十数里许。其上则铁石巉岩不可凿，其下则溪流湍急不可渡，其路则适当孔道不可断。唐宋时，架木为桥，久而倾圮，旅人甚苦之。强渡而溺者，更仆未易数。里民谋开路以通往来，垂久远而艰于资费，即有司犹或难之。戊子夏，直指钟公按部至彼，恻然在念，爰捐金二百，鸠工作路于石壁间。里民感公之德，争先赴役，不期月而告成，舆马仆卒履若坦途。自下望之，恍然云霄之上，盖奇绩也。行旅父老自置丰碑，请有司记其事，公檄止之。其略曰：“古人为其事隐其名，顾予之所耻者，名也。幸无以名归我，弗获已。”乃就石壁勒三大字，其名曰“钟公路”。今年春，不侫行部历其地，行旅父老拥道而申前请。予尝以执事奉公左右，知公最深，义不可辞。因索笔序大都于左，以纪岁月。公号文陆，浙之仁和人，立心操行以古圣贤为标准。初令闽之惠安，再令江右乐平，俱有异政。天子拜侍御史，钦取实授为天下第一。其巡行川、陕也，适值地方灾祲，多方赈恤。饥者以银，病着以药，死者以冢。而又慎激扬、兴学校、议禁令，一切不便者，更为宽大惠利之法，与民宜之。两省军民鼓舞，德化翕然，号为“钟佛子”。青衿多士，则以“钟夫子”称之。至缙绅评公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兹特其一事云。万历乙丑郭元桂记。
  该石刻说明，当时的御史钟文陆（钟化民）巡查至大河店王家河村处，看到白水路栈道年久失修，遂亲自捐金，并组织人员进行大规模维修，被百姓赞为人间奇迹，遂由郭元桂勒石记功。
  这些遗址和摩崖石刻不但是反映历史上陕、甘、川交通状况的史料和宝典，而且还是宝贵的文物和书法艺术的典藏，对研究我国古代邮驿传递发展历史和经济发展状况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斗转星移，青泥路已成为载满历史印迹的艺术宝库，有待于后人去保护和研究。
  新发现的留坝县佛爷庙壁画考①
  冯岁平
  在留坝文物普查期间，我们偶然得知留侯镇佛爷庙保存有部分壁画，2016年11月13日，我们一行专赴其地进行探访。是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层林尽染，万紫千红；耕田环绕，古树参天，可谓一幅山水美景，美轮美奂。与之相比，树木掩映下的老庙则略显寂寥、荒凉。我们仔细查看了佛爷庙残存的山门、大殿建筑遗址和佛教造像、铁磬等遗物，重点对其壁画做了详细考察与研究。12月4日，针对首次考察的疑窦，我们再次查证了壁画的相关问题，从而认为佛爷庙壁画是继武关驿镇上南河三圣宫壁画发现之后又一重要的收获。
  一、佛爷庙壁画及其他遗存
  佛爷庙位于陕西留坝县留侯镇闸口石之南的佛爷庙村、黑河之西岸，此地为古陈仓道一条支线的必经之地。该庙现已残破不堪（见图1），从现存的建筑物和相应遗物看，该庙前为山门、土木建筑；拾级而上，为原大殿，根基保存完好。左右两侧分别存有嘉庆、道光年间的功德碑。再北为一天然石洞，石质为石灰岩；右侧为人工砌石，其下为一残佛像，并被掩埋在地下。
  图1 闸口石佛爷庙现状
  佛爷庙在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之中已有记录：
  佛爷庙山门，在罗家河村东南1公里，清代。始建年代不详，嘉庆十二年、道光八年重修。现仅存二层楼阁式山门，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面阔、进深各一间，悬山灰瓦顶，镂花脊，穿斗式构架。内有人物故事壁画4幅，别存重修佛爷庙碑2通、铁磬1件，木雕佛像一尊及柱础、砖瓦等建筑构件若干。①
  现存的四幅壁画则在佛爷庙山门，二层楼阁式，其中西山墙已垮塌。壁画则分别在东山墙和南墙的内部。
  （一）东山墙的壁画
  东山墙壁画宽350厘米，高87厘米。四周饰以黑框，中部因安插木柱，整个画面呈“凹”字形。由于房顶漏水，画面中部已残。隐约可辨有“口光壹年”，当为道光元年。还有后人题（见图2）：
  远远观见一庙堂/不是关公是二郎/关公单刀口胡会/二郎担山口口阳
  这里“关公单刀口胡会”当为“关公单刀去赴会”，“二郎担山口口阳”应作“二郎担山赶太阳”。尽管是后人所书，但仍为我们提供了壁画的诸多信息。
  “二郎担山赶太阳”（见图3）：民间视二郎神杨戬为驱傩逐疫、降妖镇宅、整治水患、节令赛会之神，他的传说屡屡被编入戏剧之中。其标志物为三尖两刃刀、细犬和淡黄仙袍，见《封神演义》第五十五回。二郎神前身是水神，为蜀郡守李冰之子，又是降龙专家。传说天上有12个太阳，把大地烤得石裂地崩，土地冒烟，老百姓辛苦种下的庄稼都枯黄了。于是二郎神与老百姓一起用河水浇地灌溉。但直到中午，还没有等到母亲送饭来，他在返回途中看到母亲热昏了过去，于是萌生了除掉天上多余太阳的想法。次日，他便用古树作扁担，担起龙山、凤山逐日，最后除掉了11个太阳，最后，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
  这幅壁画展现出了充分的想象力，它依据上述传说故事，用腾云驾雾营造出神秘的氛围。右下角脚踏风火轮、腕戴乾坤圈、手持火尖枪的哪吒，左部的驾龙腾飞、紧盯太阳的人物，以及二郎骑虎射日的形象，可谓栩栩如生。整个画面飘逸洒脱，疏密适度；线条简单流畅，为不可多见的绘画佳作。
  “关云长单刀赴会”（见图4）：故事情节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整个画面分为三个部分，但各个部分相互关联。右部关羽手持弯月刀，飞奔中施出回马刀，直使对手只有招架之功；而随从一上一下，冲在最前面的手持旗帜，另一个则手提双刀，四个人物形象极为逼真。而下方则为关羽与鲁肃，关羽手提大刀，直逼鲁肃背后。而左上方的皇后身着华丽，悠然而坐，眼神斜视，气定神闲。其画面结构环环紧扣，线条简单明快，人物形象传神，也是一幅绘画杰作。
  （二）南墙的壁画
  在南墙内部，左右两边也有两幅壁画，其分布呈“吅”字形。右侧一幅较为完整，宽120厘米，高77厘米；左侧一幅则残损殊甚，内容当为“儿童嬉戏”，宽110厘米，高77厘米；中间当为观音像，宽120厘米，高100厘米。
  壁画左侧的内容，自左至右依次为捉迷藏（或为摸瞎鱼：用帕子蒙住儿童的眼睛，让其摸索应摸的东西，见图5）、顶碗（左侧一童顶碗，右侧一童观看并戴有长命百岁锁）、放鞭炮（见图6）、砸缸救友（左侧一童右手持砖，右侧一童左手举起，缸中一童从破处爬出，屁股与双腿朝上，见图7）、放纸鸢（即风筝，左侧一童戴长命百岁锁，右侧一童手持风筝线）。清高鼎《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鸢指老鹰，纸鸢即风筝。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其中砸缸救人共三人，在儿童嬉戏图之中极其罕见。
  以儿童嬉戏、玩闹的生活场景作为描绘的对象，早在宋代业已出现，以当时的宫廷画家苏汉臣为代表。
  佛爷庙的《儿童嬉戏图》（见图9），设计出栏杆，似乎在一舞台上，将不同的嬉戏种类融为一体；且以简单的线条突出儿童的形象，从而展示其独有的天真无邪、憨厚可爱的神态，使人暂忘俗虑，重返童真。当然，这种游戏也是适应儿童天性、增进儿童智商的游戏活动，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佛爷庙的《儿童嬉戏图》当属罕见的艺术珍品。
  图9 儿童嬉戏
  佛爷庙还保存着几件文物：在山门二楼的壁画前，有一尊木质佛像，镂空，彩绘，时代当为清代后期；一铁磬，款题“敬/磬口口，/道光十/七年十/月造”。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在后面的石洞下，又有二件铁磐，一件款题“同治九年/十月吉日/造。黄口口”，另一件题识模糊，尚待辨识。上述三磬，质地不均匀，品相不佳。因闸口石原名铁炉川，为知名的产铁之地①，故其铸造即在当地。此外，还有一尊石质佛教造像，头部已残，下部则掩埋在地下。
  二、佛爷庙壁画的绘制年代
  佛爷庙在清代属凤县管辖，但道光、光绪《凤县志》无任何记载。我们注意到在大殿基址的左右两侧，今存二种石刻。其一为嘉庆十二年（1807）修建的佛爷庙功德碑（见图10），高127厘米，宽75厘米，厚9厘米，圆首，上刻“万古千秋”。文云：
  口以有功之可纪，神宇既建，岂无开门纳粮之坝所。如我境重修佛爷庙，今蒙/口口表具功勋，非惟不足，感已损之，盖心亦无以勤后来之布施……/
  （捐款人名从略）
  皇上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孟夏口上浣朔八日立。/
  但从此碑中看不出壁画绘制的任何信息。而另一石刻为道光年间修建的佛爷庙功德碑（见图11），高91厘米，宽54厘米，圆首，直接提供了壁画绘制的准确年代。文云：
  盖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佛爷坝幽岩崎岖，先朝有名之/仙山也，因年远庙塌，古佛犹存。予父千祥公屡欲建此功，/果因贼匪扰乱，未得承乎。嘉庆丁卯岁（十三年，1808），地方众等虽捐助/成美，立有碑记，无得力、经手之人不过草草了事。后至嘉/庆癸酉（十八年，1813）秋，予父独捐家资一百二十两，重整大殿，新塑三/教、关圣、文昌、祖师、药王、观音众圣；前后石条并石梯二座。/虽焕然一新，两廊又建功果未完未了，予父之心愿。次年/予父卒，予等谨遵遗命，于道光戊子（八年）春，又复捐家资三百/两，重修上、下殿宇，新创两廊，虔挂匾外，彩画妆金，庙貌辉/煌，神祇赫奕，虽不敢言事业千古，亦可以为子孙世代佛/堂香火焉耳。/
  信士方万口助钱三千文，/李口口助钱二千文，/方正元助钱二千文。/
  画工朱应龙，/石匠童以时。/
  写刻童生可、方名初。/
  大清道光八年岁次戊子山主。口门监、/邑庠/生雷世福、/世兴、/世春等立。/
  按照碑中所述，道光八年雷千祥“捐家资三百两，重修上、下殿宇，新创两廊，虔挂匾外，彩画妆金，庙貌辉煌，神祇赫奕”。所谓“彩画妆金”，当为绘制壁画，因此，佛爷庙壁画绘制的时间应为道光八年（1828）。
  如果按照内容推理，“关公单刀赴会”是《三国演义》中有名的故事，与留坝上南河三圣宫的壁画一样，是清代崇仰关羽及其精神的产物。“二郎担山赶太阳”的故事，则与此地位于黑河右岸、多遭水灾相关，因为二郎神是中国民间和道教的神祇人物，民间也多视其为与水利、农耕、防水灾有关的神，甚至直接将其奉为水神。视二郎为神，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清代也属正常的历史现象。至于“儿童嬉戏图”，则是神灵护佑之后生命常盛的象征，因为儿童无论何时何地，都代表着未来与发展。在佛爷庙出现这样的壁画，其寓意也是十分清楚的。
  对“陇蜀古道·青泥道”在中国蜀道学研究中地位与作用的再认识
  焦红原
  与青泥古道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在陇南召开过两次。第一次是2015年10月在徽县召开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主要分析、研判了“陇蜀古道”“秦蜀古道”与“青泥道”间的关系，着重强调的是“陇蜀古道”，特别是“青泥道”在中国茶马古道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在中国蜀道学研究中，无疑是具有填补空白的积极意义的。两年后的今天（2017年10月），会议的主办方把“陇蜀古道·青泥道”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使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有意无意间从“陇蜀古道·青泥道”转变为“青泥古道上的茶马贸易”。我认为，这种转变，看似着眼点更小了，然而，其扬长避短，拓宽视野，微观把控，发力更猛，是一种极为有意义的转变。
  首先，“陇蜀古道”概念的提出，是陇南学者针对“秦蜀古道”提出的学术观点。①客观地讲，这一观点是有其必须与必然的存在价值的。《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之前，学界关于蜀道的探究主要着眼于由蜀地四延，特别是由蜀地（成都）通往秦地（长安）或由秦地（长安）通往蜀地（成都）的研究，而对于陇坂通往蜀地古道的研究或是认识不够，或是不够重视。1993年11月，在汉中召开的“第四届蜀道暨石门石刻学术讨论会”上，以高天佑为代表的陇南学者专门为此发声，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2013年11月，在陕西汉中召开的“中国蜀道学”研讨会上，甘肃学者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蔡副全、晏波、刘吉平、鲁建平等再次呼吁，蜀道学研究需“将陇蜀古道研究、调查情况，以及陇蜀古道作为蜀道主干道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纳入申遗范围”②。这也成为此次学术会议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陇南也相继召开了数次与“陇蜀古道”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2004年4月和2007年9月的“《西狭颂》暨汉隶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在徽县召开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2014年1月，陇南市文联还专门出版了汇集近年来陇南关于陇蜀古道研究成果的《陇蜀道论文集》①。上述活动对丰富中国蜀道学研究，增进学界对陇南在中国古蜀道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客观看待“陇蜀古道”与“秦蜀古道”在中国蜀道研究上的作用及价值，特别是2017年9月在汉中召开了“秦蜀古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后，我们发现，“陇蜀古道·青泥道”在中国蜀道研究上的作用及价值显然逊色于“秦蜀古道”。秦蜀古道是由关中平原长安（今西安）通往成都平原的古道，全长一千多公里。秦蜀古道由东向西，主要由翻越秦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四条线路，以及从汉中通往巴蜀（重庆、成都）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构成（见图1②）。“秦蜀古道”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线路，是中国古代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的重要历史通道，更是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交融的文化通道。换言之，我认为，“秦蜀古道”是蜀道的主道，而“陇蜀古道·青泥道”属于陈仓道向西南延伸，或从汉中向西北连接祁山道、陈仓道的左道，它仅属中国蜀道的“旁支”或者补充（见图2）。
  再次，作为中国蜀道重要分支与补充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其开凿的时间及作用无法与“秦蜀古道”同日而语。第一，从时间上来看，“秦蜀古道”最早的开通时间虽已无考，但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用大将司马错的建议，通过古道出兵灭蜀，开始对大西南的统治，巴蜀之地成为秦国的大后方。汉中平原、成都平原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地供给秦国，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秦蜀古道”的称呼在秦惠文王时已形成。如果排除地方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贸易形成的“驮道”，作为官道的“陇蜀古道·青泥道”，最早的开凿时间可追溯到唐代，兴盛于两宋。也就是说，“秦蜀古道”要远远早于“陇蜀古道·青泥道”。“秦蜀古道”属于中国古蜀道的核心，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开通，而青泥道却晚在唐宋之后，这有《新修白水路记》为证。①第二，“秦蜀古道”与“陇蜀古道·青泥道”开凿的功能与作用不同。“秦蜀古道”不仅是“中央王朝”（长安）连接“天府之国”（成都）的商贸之路，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秦蜀之间十分重要的军事之路。而“陇蜀古道·青泥道”主要是为有利于甘（甘肃）、陕（陕西）、川（四川，包括重庆）、青（青海）——特别是陇蜀之间的茶马贸易而开通完善的一条商贸之路。大家知道，“茶马互市”始于唐代，宋、明、清几朝定为“国策”，《明史·茶课》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犹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青泥道即西北地区极为重要的茶马古道之一。譬如今之徽县的榆树乡火站村（有的写作“火站”或“火钻”，今有学者认为是“货栈”或“货站”的异写），明朝政府就曾在这里设置了“徽州茶叶批验所”和“巡茶察院”。明嘉靖十七年，监察御史沈越担任巡茶陕西御史时，就下令在徽县火钻峪修建了巡茶察院行台，作为巡茶御史驻扎办公之所，专门管理青泥古道与秦州（今天水）间的茶叶专卖事务。②这均晚于“秦蜀古道”，且作用与价值亦大不同。
  综上所述，我认为，第二届“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更名为“青泥古道上的茶马贸易”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对中国古蜀道研究的再认识，更是对“陇蜀古道·青泥道”研究的重新研判与定位。笔者曾在《陇南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辨识及碑文辨析》中提出，在谈论古代交通发展史的时候，我们要区分驮道、蜀道和茶马古道间存在的时间早晚及其与现实作用间的关系①，这对我们理清思路，更加科学、客观、理性地从事陇南古蜀道及茶马古道研究，为地方政府在旅游业开发及中国蜀道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申遗中科学谋划、精准作为，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白、杜甫、元稹青泥古道诗作刍议
  邓慧君
  青泥古道是唐代从秦陇进入蜀地的通道之一，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此留下了诗篇，这些诗篇是我们了解青泥古道自然和人文景观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我们保护和开发青泥古道自然人文风貌和资源的重要依据。
  最早提到“青泥”一词的是李白《蜀道难》一诗，这首诗用奇崛清峭、浪漫放达的文笔描绘了从秦陇进入蜀地的艰难。诗作将浪漫的想象和传说相结合，描写了蜀道的开通以及入蜀的风险，其中“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一句提及“青泥”一词。多少年来，后人在释读这首诗作的时候，将“青泥”理解为形容青泥岭的道路艰险盘桓，崎岖萦回，高耸入云，风险纵生。诗句开头写了蜀道开通的神话传说和入蜀道路的山峰林立，高耸入云。其中写道：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笔者对整个句子意思的理解是：“黄鹤尚且飞不过去，猿猱尚且发愁攀援不了，何况还有黑色的泥泞路百步九折盘旋环绕在岩石山峦间。当爬上那高耸的山峰的时候，你伸手触摸到参星，经过了井星，仰面喘着粗气，抚摸你的胸口坐下来长长地叹息。”笔者认为，这里的“青泥”是黑色的泥的意思，而不是指青泥岭。古汉语中“青”也可以理解为黑色，如青牛白马的“青”就是黑色的意思。诗作一般认为是李白于天宝一年至天宝三年（742—744）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诗文以入蜀自然地理环境的艰难和剑门关人事环境的险恶规劝友人谨慎行事，以自然景况譬喻人文环境，气势磅礴，一泻千里。
  继之在青泥古道留下诗作的是诗人杜甫。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初秋，杜甫仕途遇险，他辞去华州司空参军一职，携妻儿西行秦州（今天水市）取道入蜀。从秦州进入陇南后，经今礼县、西和、成县、徽县等地，渡嘉陵江，入成都平原。杜甫一行离开秦州后，约在同年十月到同谷（今成县），寓居一月余再次出发。十二月初从同谷县出发，十二月底到达成都。杜甫在秦州、陇南沿途写下十余首纪行诗，其中《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三首与青泥古道有关。
  据学者考证，杜甫一家在成县休整一月后，开始了艰难的入蜀跋涉。
  杜甫在翻越徽县西南部的木皮岭时留下《木皮岭》诗一首：
  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
  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
  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
  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跼风水昏。
  高有废阁道，摧折如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
  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
  忆观昆仑图，目击悬圃存。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
  宋代程公许有《木皮口纪事为故沔戎帅何进赋也》一诗，此处沔州即为陕西略阳。其中有“驱车木皮口，地接嘉陵市”之句，这里的木皮口显然因木皮岭而得名。可见，翻过木皮岭就是嘉陵江了，这与杜甫在翻过木皮岭后在嘉陵江渡口又赋诗两首相吻合。杜甫在嘉陵江渡口白沙渡和水会渡又赋诗《白沙渡》和《水会渡》两首。
  唐代后期，青泥古道上已经驿站相连，元稹曾从此地入蜀，留下《青云驿》诗一首。其中有“昔游蜀门下，有驿名青泥”一句，之后又进一步解释道：“云泥异所称，人物一以齐。”意思是，曾经游历入蜀通道的时候，有驿站称谓青泥驿，而现在成为青云驿了。青泥驿之所以称为青云驿，是“泥”和“云”两字混淆所致。可见，此处的青云驿就是青泥驿。
  李白、杜甫都没有描写青泥岭。记载青泥岭的典籍是《元和郡县志》，其卷第二十二《山南道》（三），长举县条下对青泥岭有记：“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嘉陵水，去县南十里。”可见青泥岭在长举县西北。唐朝元和年间，长举县属于兴州（今略阳），河池县（徽县）属于凤州（今凤县）。兴州的长举县和凤州的河池县接壤，长举县西北就是河池县的东南方向。元朝建立后，将河池改为凤州，至元六年（1269），凤州南部改名徽州。至元十二年（1275）废除长举县，分署略阳和徽州。因此，青泥岭在徽县东南是毫无疑问的。青泥岭离嘉陵江有十里路程。由此看出，青泥岭和木皮岭都离嘉陵江不远，两者究竟是不同的山峰，还是同一座山峰的不同名称，尚待进一步考证。
  嘉陵江一级支流青泥河流经成县、徽县、略阳等地。“青泥河是嘉陵江一级支流，又名长丰河，成县县城以东亦称东河。位于嘉陵江西岸，是嘉陵江中游在陇南境内仅次于白龙江和西汉水的第三大支流，青泥河干流发源于天水市南部的苏成乡马坊一带，自北向东南流经秦城区、西和县、徽县、成县，至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汇入嘉陵江。干流纵贯北秦岭山地和南秦岭山地，中穿徽成盆地，总长144公里，干流落差660米。”①青泥河是徽成盆地东南部山岭中的一条河，基本环绕泥功山、木皮岭前行汇入嘉陵江。青泥、青泥岭、青泥河都与当地黑色的泥泞有关系。
  北宋赵抃赋《青泥岭》一首描写青泥古道。此时，青泥古道已经不如唐代那么艰难了。在历史的变迁中，宋代的生产力水平比唐代大大提高，人们对于入蜀一事也不那么生畏了。《青泥岭》一诗显得悠闲轻松：
  太白休夸蜀道难，我闻天险不同山。青泥岭上青云路，二十年中七往还。
  经过简单考证，在青泥古道沿途地望和景点的厘正过程中，首先要区分事实上的逻辑推理和文学上的夸张描述，弄清地理地望。避免由于对李白“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一句的不当理解导致对青泥岭乃至青泥古道基本地理地望的误解。其次，青泥古道不单指今天青泥岭段的那三十里左右的山路，而是从徽成盆地东南部的木皮岭开始，到翻过青泥岭后到达嘉陵江的一段路的总称。
  陇蜀道康县段“茶马古道”及其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初探
  王凤文
  一、陇蜀道茶马古道概述
  中国北茶马古道之说，源于2009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在康县望关石猫梁上那段岩石开凿的古道边，一块碑额为“察院明文”的石碑被风雨侵蚀了不知多少年，并且不知何时被人砸断。其时，由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和同学徐涌涛等主要倡导的“茶马古道”一说，正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而望关的这块残碑上尚可辨认“茶马贩通番捷路”等文字，如图1所示。
  图1 康县“察院明文”碑文拓片
  此碑一经发现，便立即引起了专家们浓厚的兴趣。经过反复对比辨认，终于认定这是明代茶马道上官府的通告。2010年6月，康县相关代表人员应邀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政府举办的“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会议，会议凭借这块碑的碑文和大量的史料事实，达成了《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发展和完善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和内涵。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唐政府正式同回纥开始了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册的最早记载。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而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的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因此，以茶易马就成为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的需要，熙宁七年（1074），在宋神宗的亲自主持下，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并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八月，李杞上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事宜，专管全国茶马贸易，岁以两万匹为额。“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过去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进入以茶易马的新历史时期。茶马贸易从民间转为官方交易，榷茶博马成为宋代的边陲要政。
  元时拓疆扩土，产茶区和产马区都在国家疆域之中，由政府统一调控，不用制度规矩约束，茶马交易制度逐步废除。
  明代茶马交易制度被重新启用。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其次为陕西汉中。四川地区所产茶叶在明代被称为“川茶”或“蜀茶”“巴茶”。官府将所得茶叶储存在有关部门，主要用于与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正如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兵部所言，“巴茶自国初征收，累年与西番易马”。洪武五年（1372）二月，明王朝设置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由该机构负责将巴茶先运至汉中，再运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洪武六年（1373），按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的建议，开、达、巴三州之茶，从汉中运送至秦州。因路途遥远，运送在当时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后来改为先由产茶地直接运送至汉中地区储存起来，再分期分批向秦州运送，此举提高了运送能力，且使秦州茶叶的储存数额充足。由此可见，和两宋时期一样，明代康县“茶马古道”承担了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的主要任务，是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
  为了确保茶马交易正常进行，明代对茶业贸易有严密的管理制度。“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茶商凭“茶引”从四川、汉中等地贩茶到边地后，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可自由售卖。凡经过地方，责令掌令官盘验，佐贰官催运。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为保障官方控制下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严禁边境地区的茶叶走私活动，分拨官兵在商道关卡把守巡视。商贩贩卖茶叶出境，须有“茶引”，若无“茶引”贩茶，或“茶引”不符者，即为私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
  由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规模大、茶马交换频率高，陕西和四川地区的茶叶远远不能满足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需求，于是茶叶的供应范围扩大至全国产茶区。因此，明代集中在汉中的茶叶，除四川和汉中各属县外，还来源于南方地区（主要指湖广）。
  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早在两宋时期，朝廷就在阶州、成州、文州、宕州、西和州设有茶马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明代，徽县火钻镇成为巡茶御史的驻扎之地，是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
  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以康县“茶马古道”为中心的茶马商道遍布陇南全境。2014年，中国民协批准康县为“中国茶马古道文化之乡”，并且成立了中国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会。
  中国北茶马古道，本意是区别于西南茶马古道，二者同属于中国茶马古道的范畴。《康县志》明确记载：东汉建宁年间，由武都太守李翕派员督修大山岔（古称散关，后称七防关）至窑坪路段，变为驮道。这就是陇蜀道康县茶马古道记载的雏形。后来南宋政治中心南移，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扩张并不断引发战事，运兵频繁，这样就截断了陕西和四川经甘肃通往青海、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道交通。而陕西、四川、甘肃这些地方生产的茶叶、土布、蚕丝、药材、土纸等物无法运输出去参与交易，换不回所需的食盐和马匹，最终朝廷只能在西南重新开辟一条运输通道，后即形成了著名的西南茶马古道。直至明代，西北的茶马古道才得以再次疏通，康县的这一段驮道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繁荣。由此，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窑坪，逐步由商队歇脚的地方演变成一个商品贸易集散地，来往商旅行人传进了很多外地的生产劳动技术和不同的文化生活习俗。这些文明传入以后，和当地原始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构成了康县北部独有的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促进了这一区域的开化和文明进步。
  二、丝绸之路南线说
  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康县“茶马古道”距天水直线不足百公里，其间陈仓道、祁山道、白水嘉陵道等水陆交通相互交叉、并行，通行条件极好，或人背畜驮，或肩挑手提，或舟或车，人欢马叫，热闹异常。从古城长安起步的“丝绸之路”，出了关中平原，逆渭河从天水往兰州，这一路和康县这条“茶马古道”有无数的交点和分路口。
  康县段“茶马古道”是西南茶叶输送至西北的最早商道。四川和陕甘地区茶马交易历史十分悠久。四川是我国最早种植茶叶和开展茶叶贸易的地区，西汉时蜀地普遍种植、销售商品茶，饮茶成为时尚。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寓居成都安志里的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在其《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包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区双江镇）去买回茶叶。这是文献资料中关于买卖茶叶的最早记载。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在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而与蜀地相连的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主食牛羊肉，需要饮茶消除油腻、清热去燥。因此，茶马互换就有了基础。特别是在三国魏蜀交战时期，大量蜀国将士长期转战陇右地区，茶叶进入陇右也是合乎情理的。在隋唐以前，四川茶叶进入西北的主要路线就是沿嘉陵江而上，到汉中后再经青泥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等蜀道分路进入陇右、关中地区。
  唐朝中晚期，西部、北部的吐蕃、回纥已开始大量购买中原地区的茶叶，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德宗建中二年（781），唐使常鲁公出使吐蕃，吐蕃赞普出示好多种茶言：“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可知当时流入游牧民族地区的茶叶品种已有很多。
  在宋代，茶马贸易逐渐超越绢马贸易，成为互市的主流。茶马互市在宋、西夏和吐蕃交界地带的甘肃大地上大规模展开，并形成制度。
  明朝建立后，在甘州（张掖）、肃州（酒泉）、西宁、庄浪（永登）、河州（临夏）、岷州（岷县）、洮州（临潭）及松潘（四川松潘）设立卫所，建筑城堡，驻扎军队，实行防戍与屯田相结合的制度以靖边防，构成以甘州、河州、洮州为中心的连接西部、西北部的边防线。有明之世，北有蒙古、西有维吾尔、南有西番，而北元蒙古的军事实力无法彻底消除，明朝一直将北部蒙古族视为心腹大患。为时刻防范蒙古军队的南侵，于甘州设置陕西行都司，在嘉峪关外先后设七个羁縻卫所，以制驭西域，防范和孤立蒙古。对其他少数民族，明朝政府则采取怀柔政策，在河、湟、洮、岷等藏族地区，授本族首领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职，土流参治，“因其俗以柔其人”，“多封众建”，采用非强制性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政治措施进行有效管理。
  与政治制度相一致，明代的茶马贸易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它是由封建国家垄断经营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经济强制手段的交易形式。明朝建立后长期面临着蒙古族强大的军事压力，而于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驻军戍守，但军队往往遇到“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的困境，需要大量马匹以资军需。西部少数民族多马无茶，汉族则茶多少马，茶又为西北少数民族生活所必需，“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番人嗜乳酪，膈气底滞，茶性通利，能涤荡，势所必资”，不可一日无茶。以茶易马，不但能壮大军事力量，也可以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控制，“所谓采山泽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得茶不能为中国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者也。且夷背中国不得茶，不得茶则病且死，是以羁縻之贤于数万师远矣”。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明代茶马贸易制度日益完善，茶马贸易出现空前繁盛的局面。
  明代茶马贸易的政治意图是以茶制番，这就决定了明代的茶马贸易是明朝政府与西番各族进行的由政府垄断的官方贸易。为使茶马互市贸易顺利进行，明王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
  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其跨越地域广，参与民族多，运输形式多样，交易内容丰富，成为汉族和兄弟民族交往的通道。过康县段之后，即可与“丝绸之路”相接，所以有“丝绸之路南线”之称。
  丝绸之路，一条承载历史命运的商贸古道，虽然当时其起点是西安，但成都作为商品集聚地也参与其中，川甘道无疑更便捷地连接了丝路。川甘道在唐以前就作为贸易通道存在着，至唐代，茶马贸易取代了绢马贸易，商贸古道也就变为单一的茶马古道。
  三、功用说
  对茶马古道的定位，历来学者说法较多，但普遍被大家接受的观点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茶马交换而形成的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而“茶马古道”的命名人、著名学者云南大学的木霁弘教授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村联名发表的《茶马古道研究模式以及意义》一文则更倾向于强调茶马古道的贡献，文中指出茶马古道有四个方面的意义：①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②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③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④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
  历代学者认为四川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四川已盛产茶叶。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手段控制茶马交易。宋代于成都、秦州（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近取于川蜀。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四川年产三千万斤茶叶，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甘、青等地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能用于换买马匹，不得他用，每年买马达一万五千匹。“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到了明代，茶马政策成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民族的主要手段。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进行，明初中央政府在秦州设置了茶马司，并在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和徽州火钻镇（今徽县高桥乡木庐村火钻社）等地设立了批验茶引所（批验所），专门负责秦蜀道茶马贸易及茶引检验等事务。为严查私茶，除茶马司外，还从都察院监察御史（尊称为侍御）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被称为巡视陕西茶马御史，简称巡茶御史，任期短者半年，长者二三年。虽名陕西巡茶御史，但权力很大，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圉和茶马交易。据《明会典》卷三十七《茶课》等记载：嘉靖十四年（1535），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四川夔州、东乡、保宁、利江一带，凡供给西北茶马互市的茶叶，不论军卫有司，只要涉及茶法，一律由陕西巡茶御史管理；各该巡兵备等机构，从事禁私茶活动，按季将走私茶叶人数上报查考，听从陕西巡茶御史的裁决。直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贩卖私茶的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1723），官营茶马交易制度废止。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中国与欧亚非其他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问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延伸至地中海。
  丝绸和瓷器是丝绸之路上的代表性商品，康县和汉中地区以及四川成都又都是蚕桑产地，所产府绸、麻纱和丝线都是通过这条古道运输出去，然后参与西北“番”地的交易。茶马古道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而丝绸之路则是以运输丝绸、瓷器为主的商贸通道。由此可见，康县这段古道，不但有茶马运输的功用，亦有丝绸运输的功用。大多数时候，这条古道既运输茶叶、食盐，也运输丝绸和陶瓷，仅以通商道路这个概念很难分清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
  四、时段说
  早在西汉初年，汉朝便在边关地区设立“关市”，与周边民族进行贸易。榆中（榆中北）、允吾（永靖西北）、临洮（岷县）等边塞之地即与羌、氐、匈奴有贸易交往。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开通丝绸之路后，河西新兴城市敦煌、武威等地成为国际贸易和民族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他地区，如天水、陇西（临洮）、北地（庆阳）等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两汉时期通过甘肃境内北地、陇西、金城和河西诸郡运输的物品主要有丝绸、铁、漆器等，输入的主要有天马、血汗马及其他西域特产。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已初显绢马贸易的特色。牧养着大量马匹的草原民族，其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草原民族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要和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交流，以满足最低的社会需求。而对以农业为基础、缺少马匹的中原封建王朝来说，马在国防、军事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用兵之本，国之大用”，马政是国防和军事建设的重要环节，获取马是中原封建王朝与周边草原民族贸易的主要目标。西北自古是产马和养马的地区，唐朝建立后，在西北地区岐、邠、泾、宁、兰、渭等地及洮河和河曲水草丰美的地方设置了许多的“监牧”（直属太仆寺）掌管马政。其时，马主要来源于属国吐谷浑领地青海和党项所在地洮岷一带。
  汉唐时期，丝绸和瓷器就从康县的这条古道上转运。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形成“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概念，古道只是一条单纯的商贸通道。这些繁杂而丰富的商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古道运往远方。
  宋代的茶马之法较唐代更为完备，主要表现为茶商在从事茶叶民族贸易时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茶引。茶引，是指由宋朝官府发放给茶商的营业执照，商人执茶引后方可合法经营。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对茶马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贸易控制的加强。据史料载，两宋时，川茶年产量约三千万斤，占全国产茶量的57％～62％，其中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用于茶马互市。宋、番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汉中地区，而所易之马主要为陕、甘番区的战马，承担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主要任务的秦蜀道也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陇蜀道康县茶马古道在宋朝抗击辽、西夏、金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茶马互市最兴盛、繁荣的时期。明代建立伊始，北方面临着元代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大批战马，“马资于国用甚大”，这是因为面对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优良战马，防御边防和进行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朝廷也想“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以达到“且以强中国”的目的。“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因此，明朝廷在陇右地区设立了三个茶马司，负责管理茶马交易事务。“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洪武十五年（1382），改设大使，正副大使各一人，寻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三十年改秦州（今甘肃天水）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置四川永宁茶司，后革，复置雅州碉门茶马司。”明代前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凡是“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
  汉唐时期古道主要运输丝绸和茶叶，此时也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茶马政策实施之后，古道主要承担了茶马互市和运输的功能，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茶马古道”。
  五、结语
  由丝路贸易衍生而来的茶马、绢马贸易是丝绸之路上的传统贸易项目。自汉唐以来，我国中原地区和西南、西北、北部边疆的草原游牧民族及其他民族地区政权就有着密切的经贸交往。中原内地通过这种贸易获得马匹、药材、土产、畜牧产品，边疆少数民族则通过贸易获得急需的丝绢、茶叶、盐、瓷器、铁器农具、种子等生活和生产用品。陇南水陆交通相对便利，有固定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在中转贸易或过境贸易区域经济环境的孕育下，贸易商道上的商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商行、货栈、铺号层出不穷，川、晋、陕、浙商会林立，因而陇南也成为衔接南北古道的商品集散地和中转贸易基地。康县段古道，不论其属于秦蜀道还是陇蜀道，可以确定的是，它既属于丝绸之路，同时也属于茶马古道。
  这条古道曾经的繁华是毋庸置疑的。从它的道路结构、政治作用，以及沿途城镇发育、人文文化演变、商贸习惯、宗教传播，都可知其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也是一条民族交往交融的通道。
  对于现今的我们来说，这条古道已经十分遥远，但是昔日由马帮带来的文明气息的辉煌还留存在古城里，茶马古道的重镇曾经发展，曾经繁荣，曾经辉煌。因而，我们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它昔日的文明，并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去挖掘它、保护它，从而让这条古道能够再次发展，再次繁荣，再次辉煌。
  陇南山地是古代大西北与西南华南多民族互动的核心通道
  张润平
  任何历史文化都有自己的版块、流域和通道。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政区往往会有不同的文化版块、文化中心、文化辐射带、文化传播点、文化边缘线、文化流域、文化通道，研究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政区的历史文化就必须要注意其不同“版块”“中心”“带”“点”“线”“流域”“通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否则，其研究成果往往会显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系，不够完善。但是在特定山系水系框架下的历史文化，不论其朝代、政区、民族如何变化，都会保持相对持久的完整性。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局限于现当代频繁变化的行政区划，而应突破现行政区划范围，按照历史上固有的文化版块范围去研究其文化事项，在此视域维度下观照陇南山地族群通道，意义非凡。
  一、陇南山地在中国大版图上的地理位置
  （一）东西向板块切割带与文明中心点的特殊位置
  秦岭位于我国中部，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我国南方与北方的一条重要的地理界线，秦岭山地南北地理差异十分显著。秦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秦岭位于陕西省中南部，介于关中平原与汉水谷地之间，东西长400～500千米，南北宽100～150千米，海拔多在1000～3000米之间，主峰太白峰海拔3767米。北侧断层陷落，山势雄伟，分布有冰川、槽谷、角峰等。南坡长而平缓，海拔高度逐渐降低。广义的秦岭西起甘、青两省边境，东到河南省中部，包括西倾山、岷山、迭山、终南山、华山、崤山、伏牛山等，东西延伸千余米。而中国唐代及以前的文明中心点主要分布在北方一带，特别是由西北到西南的多族群的孕育、成熟、积淀与发散均滥觞于中国北方的洮河流域、渭河流域、白龙江流域、西汉水流域等。
  （二）南北向板块切割带与文明中心点的特殊位置
  岷山位于我国西部，是自甘肃省南部延伸至四川省西北部的褶皱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西北接西倾山，南与邛崃山相连，包括甘肃南部的迭山，甘肃、四川边境的摩天岭，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平均高度2500米，山脊在4000～4200米以上。
  主峰雪宝顶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境内，海拔5588米，是长江水系岷江、涪江、白水河与黄河水系黑水河的分水岭。峰峦重叠，河谷深切。山地长有川西云杉、岷江冷杉、油松等。3800米以上为高山灌丛草甸。岷山、迭山、摩天岭为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其中以摩天岭分布密度最大。岷山北起甘肃东南岷县南部，南止四川盆地西部峨眉山，南北逶迤七百多公里，有“千里岷山”之说。甘肃境内为岷山北。由花尔盖山、光盖山、迭山、古麻山等组成；四川境内为岷山主体，有摩天岭、雪宝顶、九顶山、青城山等。
  以岷县为界从北至南的岷山山脉，包括其左右川北，与陕南同属一个文化版块，且与岷县以北洮河流域直至顺流而下进入黄河流域的整个大区域民间信仰一脉相承。
  二、洮河流域是古代多族群人类的发轫地域
  洮河流域处在中国大版图的中心地带。这一中心地带正是史前黄河文明的摇篮，从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持续灿烂达三千年之久。
  （一）史前人类生产生活聚居密集区
  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辖境内临洮河流域史前文化遗址360多处，《碌曲县志》记录2处，《临潭县志》记录14处，《卓尼县志》记录18处，《临洮县志》记录48处，《渭源县志》记录25处，《岷县志》记录44处，如上统计500多处。据笔者实地调查，实际未记录在案的还有许多，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洮河两岸的黄土台地及临岸三五公里的黄土高坡多为史前文化遗址，如此密集的聚居区，在同一时段的全国其他区域实为少见，这充分说明洮河流域是史前人类生产生活的密集聚居区。
  （二）史前文明极为发达的发轫繁荣昌盛高地
  马家窑文化无一例外均出现在临水两岸的各级黄土台地，黄土地既是最佳聚居地，也是最佳耕地。由于其可塑性极强，更是制作各种陶器的首选或者是唯一原材料，因此，史前黄河文明也可称为黄土文明。
  我觉得马家窑彩陶之所以独冠群芳，主要是因为其制作烧制工艺是所有彩陶文化类型中最为精美的，其彩绘纹饰丰富精到，蕴涵、透射、彰显着那个时代人类对于大自然、宇宙与人的关系最深切、最高远、最博大的理念的理解和解读，甚至隐含着当时自然界发生的重大星球事件的信息。这才是马家窑文化最伟大的魅力所在。马家窑文化不仅仅是种文化类型，更是一部大百科全书，需要我们下大功夫去认真解读。
  我们对于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起因及要素的判断、认定，应该根据地域的不同区别对待。中华民族史前文明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她有长期固定的生产生活地域，有独立完善的祭祀理念和形式，更有数量极其庞大、地域极其宽阔、时间极其久远的文明载体——陶器。它既是形式，更是内容，大中小器型齐全，品类繁多，甚至比当今非常发达的各种瓷器的形制还要丰富和精致，其数量和种类之多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形成了独立而完备的文化体系。这就是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黄河文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陶器的生产及其广泛应用，标志着该地域文明的开始。而彩陶的大量、大范围出现，则说明我国先祖在史前时期的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即使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是非常独特的高度。她所具有的文明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在文明史上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绝对是独一无一、无可比拟的。
  史前人类对生产工艺进行了不断探索，最早由使用火发现了可塑性极强的泥块可以烧结成硬度很高的各种器型，由此发明了陶器——彩陶；由烧制彩陶发现了金属矿物质的提取提炼工艺，进而发明了青铜器；再由青铜器的烧制掌握了提高烧制温度的技术，由此为发现陶器釉彩奠定基础，进而发明了瓷器。但是陶器作为明器（冥器）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至今仍在民间丧葬活动中得以传承。每一种新材料、新器型的发明自然而然地淘汰了原有的器型。到了秦汉时期，陶器的烧制技艺才真正具有实用功能，变成“秦砖汉瓦”。但是陶器的民间实用性依然非常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砖和瓦的使用并不普及，只有官府和个别大户使用。总之，没有火的发现就没有彩陶的发明，没有彩陶的发明就没有青铜器的发明，没有青铜器的发明就没有瓷器的发明，三者是互为因果、层级递进的。这些不同时期的发明与创造，铸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从而形成了自成一体、自成体系的、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文化文明形态，奠定了黄河文明乃至东方文明的基本格局、基本格调、基本特质。这是人类非常了不起的文明形态的高峰，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珍惜和骄傲。
  （三）史前彩陶与多族群服装纹饰的一脉相承
  民族服饰，是中国本土所有民族民间信仰及民族服饰基本符号的发轫。因此，民间信仰是马家窑文化研究的突破口，也是最好的切入点。先看一组彩陶符号照片①：再看一组民族服饰照片①：
  原始苯教在当下民间的影响遗存是家神信仰。这是与南方祖神信仰——祠堂信仰最大的不同。原始宗教（苯教）的传承，其显著标志就是卍字纹的本真传承和千变万化的一脉相承，下列一组彩陶图示中就绘制了14个卍字纹符号②：
  二者进行比较，特别是以卍字纹、云纹、三角纹为基本符号的各种变体纹饰符号，成就了史前人类祭祀纹饰及其后绵延不绝五千年至今的各种民族服饰纹饰的贯穿与传承。这是极其伟大的文化传承、文明传承、民族传承和人类传承。
  三、陇南山地是古代大西北与西南、华南多民族互动的核心通道
  距离洮河最近的向南河流是发源于宕昌县阿呜河和迭部县郎木寺的流经舟曲、宕昌的白龙江，其一路向南汇聚成了岷江、长江，继续向南延伸至云贵高原甚至东南亚，形成了著名的以羌、藏、彝为代表的多民族通道。2002年我在四川阿坝一带考察时，当地老乡知道我来自洮河边，特别热情，他们说自己的祖辈就来自那里。2013、2014、2015年，我三度去云南考察，询问当地学者，他们说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云南白族的族源就是西北甘肃洮河流域的古羌人。再如纳西族、瑶族等，均有来自大西北洮河岸边的传说。如上举例，多民族服饰与马家窑文化彩陶符号一脉相承，说明了其渊源关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即通道问题，他们是怎么从大西北到达西南、华南的。
  在冷兵器时代，人们通行时无一例外把地缘山脉、河流及河水沿岸作为首选通道，而陇南山地是在西秦岭、黄土高原、青藏高原、成都平原四大地质板块冲击、穿插下形成的特殊地带。据兰渝铁路开通信息报道，其穿越区域性大断裂带10条、大断层87条，特别是岷山，是中国西部自甘肃省南部延伸至四川省西北部的一褶皱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西北接西倾山，南与邛崃山相连，河流密集，是理想的甚至是唯一的大通道。因为是西秦岭与青藏高原的穿插地带，因此也是东西向理想的甚至是唯一的大通道。而徽县境内的青泥道处于秦蜀古道和陇蜀古道的汇合地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仅是重要通道，更是咽喉要道，值得学术界特别加以关注。厘清其历代不同时间节点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流通踪迹，将对提升徽县历史文化地位、开发旅游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陇南山地是古代大西北与西南、华南多民族互动的核心通道。
  浅谈早期秦人对祁山古道的开发
  田佐
  祁山古道是蜀陇古道的一条重要支线，一般指从秦州（今天水）以西汉水为主干与陇南各条陆路相通而后直达汉中的古道。据高天佑先生考证，祁山道的具体路线为：秦州（天水）—牡丹—罗家堡—盐官—祁山堡—长道—石堡—汉源（西和）—石峡关（龙门关）—太石渡（入西汉水）—镡河渡—白马关（寺台）—大南峪—两河口—横现河—略阳—汉中，或石峡关—纸坊—成县（经青泥河、飞龙峡入嘉陵水道）—略阳—汉中。①可以看出，这条古道水陆兼行，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汉光武帝刘秀的“得陇望蜀”、诸葛亮北伐曹魏、吴玠兄弟抗金均发生在祁山道或与之有关的地域。因而，近年来，多有研究祁山道的文章发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但是，有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祁山古道的北段，基本上处于早期秦人活动腹地西垂域内，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早期秦人与祁山古道的关系。然而，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章，这显然是一个空白。就此，本文力图将祁山道的开拓与早期秦人联系起来，意在说明早期秦人曾为祁山道的开发做出过重大贡献。
  一、早期秦人大规模经济开发为祁山古道的开拓创造了优越条件
  早秦时期的西戎土地广阔而利用水平低下，绝大部分部落以骑猎为基本生产方式。而秦人是由西迁东夷民族中的部分成员部落发展壮大而来的民族，相对于比较落后的西戎部落，有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他们一进入西戎地域，即进行了多方面、多门类的经济开发。
  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研究》中认为，殷代甲骨文中已经有“犁”字，在《奴隶制时代》中又认为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学界不乏与其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商墓中出土了青铜犁，这说明殷商时期存在犁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殷商时期存在犁耕的可能。笔者是赞成郭沫若先生观点的。既如此，与殷人同样出自东夷族的嬴人，素有驯养禽兽的技能，亦已驯牛并掌握牛耕技术也是必然的。《史记·秦本纪》载，“嬴人有事商首领名恶来”，据笔者考证，“恶来”即力量特大的杂色牛，可见嬴人是相信牛的力量、崇拜牛的，掌握御牛技术是不难理解的。①目前，学界无争议的是我国春秋时期的东部地域已经具有普遍而成熟的牛耕技术，并以孔子有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字耕为例，“牛”和“耕”联系在一起，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牛耕已经很普遍。掌握了牛耕技术的嬴人西迁西垂后，面对闲置的广袤土地，首先便是进行土地开发，而且很快进入了半耕半牧的生产形态，由此形成的传统，贯穿于嬴人、秦人、秦族、秦国的整个历史。②
  另一方面，嬴人充分利用西垂地域盛产的卤水，将畜牧业发展推向了高峰。如首领大骆即以骏马命名，大骆的庶子非子以善养马而为周王室所赏识，终成附庸，复祀得姓，为重振部族立下不朽功勋。
  其实，在更早以前的帝尧时期，东夷族团的和仲一支即肩负测日的使命，即已开始了对西垂地域的开发。③据祝中熹先生考证，和仲一支即嬴人，和夷即和仲一支。谭其骧先生《中国地图集》载，直至战国时期，和夷仍活跃在今西汉水下游和白龙江中上游一带，至今，礼县南部、西和县西部仍盛行“说春”民俗，当为和仲测日活动的遗风。④可见嬴人对西垂开发之早、影响之深之远。早期秦人是对嬴人西垂开发的继承和发展，历时相继八百余年，至襄公时，秦国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实力强大，在诸国中影响甚巨，是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实体，为祁山道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祁山道的开拓是嬴人、秦人经济交流和战事的客观需要
  首先，迁徙的客观需要。嬴人由东夷西迁，比较大规模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帝尧时期和仲一支奉命西迁，宅西测日。第二次是夏末，嬴人参与了以商人为首组成的东夷联军，讨伐夏桀胜利之后，商朝建立，东夷联军中的一部分嬴人留守西垂。⑤第三次是西周初年，以蜚廉为首的东夷发动反周叛乱，被周王室镇压，部分嬴人被迫西迁西垂。嬴人三次西迁西垂地，其迁徙路线均为今关山—张家川（东汉陇城）—朱圄（今甘谷磬安）—峁谷（今礼县红河谷）—西垂（今西汉水上游地区），为祁山道东北端。从历史时期分析，嬴人西迁时期也即祁山道的开拓期。
  其次，经济交流的需要。在秦国建国之前，嬴人与外部的交往规模较小，主要对象为周边戎人，如迁西早期的产品交流和人员交流、处事联络等。①即使与上国如商周王室、宗族国联系，规模也不大，人员不会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便道即可通行。但正是这种便道，为祁山道的最终开拓探测了路径。这一时期，基本限于嬴人初人西垂时期。
  第三，大规模军事活动的需要。这一时段始于周厉王时期。当时西垂嬴人首领为大骆，为了摆脱西周以来部族奴隶的政治地位，在政治上开始亲周②，由此与诸戎开始交恶。大骆有两子，宗子成一支驻西垂祖邑，庶子非子一支驻汧渭之间的“秦”地，受封附庸，为周王室主持马政，称秦嬴。周厉王之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之后，已经由汧渭之会迁驻陇上的秦人多次讨伐西垂诸戎，战事频发。直至周宣王时期，秦庄公带领周秦联军一举攻破西垂之戎，历二十余年，秦人才收复了祖邑。其间，秦军所经之路线，正是祁山道东北段。《诗经·秦风·小戎》等诗篇明确记载，当时的秦军已经有了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伍。《小戎》朱熹注：“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朱夫子所谓必有所依。据此可知，古车不论大小，轮距均为六尺六寸，而车辀（今之车厢）大车则八尺，兵车四尺四寸。由于战争中既要有兵车，还要有运输的大车，一般的便道已经难以通行，可知，出于战争的需要，当时秦人已将祁山道东北段道路拓宽了至少一丈，不仅有了量的延伸，且有了质的提升。这是对祁山道北段的空前开拓，真正意义上的祁山古道诞生了。
  三、秦人的东进给祁山道东北段注入了战略意义
  秦襄公之前，不论是经济交往还是战争，基本上都在西垂周边进行，就华夏版图全局来说，祁山道东北段的战略意义也仅仅限于西垂局部。襄公始国，意味着秦人政治朝向东移，为祁山道东北段注入了西部民族东进关中的战略意义。
  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直接导致了周幽王的被杀和西周的灭亡，而秦襄公勤王的进军路线即经由祁山道东北段进入关中。祁山道北接关山，关山是进入关中的制高点，占据了关山，可扼战略高地，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保西垂。秦襄公选择这条路线进关中勤王，成则可据关中，不成则退守西垂，只要占据了关山制高点，进退均可自保。秦襄公勤王取得了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是，周平王只给其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史记·秦本纪》载，周平王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言下之意，你能夺得岐丰之地，那就是你的；否则，就让戎人继续占着（就不是你的）。襄公封侯后，即着手备战，紧接着发动了大规模的伐戎战争。秦襄公的进军路线，仍然是经祁山道东北段进入关中。及至襄公战死，文公东猎（军事侦察），祁山道东北段继续为秦人进军关中的唯一路线。这时的祁山道东北段，已经具有秦人东窥九鼎的政治意义。
  之后，随着秦人霸业的发展，作为祖邑和根据地的西垂，是秦人全面战争兵源和军需的提供地。为了运输方便快捷和向蜀地进军，秦人在继续开发陆路的同时，又开发了西汉水水运路线。从寺洼文化沿西汉水进入嘉陵江，又进入蜀地的大量历史遗存看，至迟在西周末年及春秋早期，西垂即有一条经西汉水通嘉陵江再通属地的水陆兼行通道。这条通道由秦人所开拓，成为秦军进军蜀地和往蜀地直接运送战略物资的捷径。①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水上游流经赵嘉陵墓的一段秦时称嘉陵水，西汉时期的嘉陵道设于西汉水中游的今礼县龙林乡境内，可见，“嘉陵”的名称是沿西汉水向下游迁移的，沿袭至汉代，挪用为行政地域名。
  四、结语
  祁山道东北端是整条祁山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于早秦时期，只是当时尚未有“祁山道”的概念，未明确著入史籍。汉代以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原化趋向的强化，祁山道的战略意义愈加彰显，尤其汉光武帝伐隗嚣、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后，祁山道以其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为人所共识。唐以后，陇南陷入吐蕃，交通衰微，祁山古道淡出史籍。北宋虽收复失地，但祁山古道再未现历史的辉煌。南宋时期，宋金战事频繁，祁山古道再一次成为双方兵道。直至宋金议和，边贸繁荣，祁山古道又发展为以经济贸易为主的茶马道，与嘉陵道、阴平道、洮岷道共同构成了陇蜀道。然而，不论祁山道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早期秦人的开创性贡献是不能也不容忽视的。
  丝绸之路上的信使：宋初沙州和甘州的通使与联系
  王使臻
  公元9世纪中期（840年左右），唐王朝北疆的回鹘汗国崩溃了，其中的一支回鹘部族迁入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地区。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融合和壮大，这支回鹘部族趁着唐末中原的分裂、藩镇军阀混战的绝好机会，在9世纪末期（890年左右），终于在肥沃的黑河流域甘州（今甘肃张掖）建立起民族政权——史称“甘州回鹘”，并不断地向河西走廊以西发展壮大。从晚唐五代直到宋初，甘州回鹘政权控制着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交通、贸易要道，并在五代中原王朝政权的对峙更替中，成为五代宋初河西地区地缘政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围绕着生存与发展，与周边的民族政权或和或战，发展了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和联系，是唐末五代宋初藩镇割据政局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集中反映。
  关于甘州回鹘的建立始末及甘州回鹘可汗的世次，历来中外学者们研究较多①，经过学者们对传世文献的钩稽考证，其民族政权的建立过程和可汗的世次，基本上清晰地显现出来，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和方便。甘州回鹘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一直也是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在关于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关系的研究上，多是对敦煌出土文献里的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于阗文文献进行综合对照，研究的方法和角度越来越呈现出文本细读、材料验证的特征。尽管如此，可其中的一些史事并不鲜明，细节也未完全呈现出来，主要还是文献不足的缘故。笔者以往来于甘州回鹘和敦煌归义军二大政权之间的信使为切入点，通过对敦煌文献中的书信文献的文本细读，管窥宋初沙州和甘州二地之间的通使和联系，以深入探究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关系，从而呈现出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政治生态。
  一
  从公元9世纪末期甘州回鹘建立胡汉联合政权（即少数回鹘贵族统治绝大多数胡汉民众的联合政权）之日起，甘州回鹘政权就将自己的政权定位为同中原藩镇同等，甚至与周边藩镇割据力量互不统属、军事独立、地位平等的地方藩镇政权，并沿着河西走廊不断向西发展，试图控制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县）、沙州（今甘肃敦煌），进而将整个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控制起来。甘州回鹘在政治上通过朝贡中原王朝，获得中原王朝册封，以承认其政治权力；经济上挟地理之利，与中原王朝、周边藩镇进行货物贸易，影响遍及瓜、沙、于阗等地；军事上凭借优越的骑兵横行河西走廊，对归义军及其他藩镇虎视眈眈，最具军事威胁。
  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之间主要是朝贡关系，还有短时期内向唐王朝请求下嫁公主的联姻关系，“除了是继承唐代回鹘与唐王朝甥舅关系的余绪之外，更主要的是使甘州回鹘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支持”①，但中央王朝却将甘州回鹘视为蕃夷和外属。就河西走廊内的藩镇割据势力而言，如河西走廊东段的灵州、凉州等藩镇，西边的归义军藩镇，都将甘州回鹘视为一“道”猃狁。唐末存续下来的藩镇格局关系，尤其是经过中原王朝对甘州回鹘的册封确认之后便固定下来。为甘州回鹘政权与周边藩镇的政治关系奠定了基调，即灵州、凉州、甘州、沙州之间，都是政治地位平等的藩镇关系，而不是政治依附的关系。既然是政治地位平等的藩镇，就存在争夺整个河西走廊控制权的矛盾，因此，在唐末到五代的七十余年间，甘州回鹘凭借切断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交通道路的优势，积极向西发展势力，吞并了原由敦煌归义军政权控制的肃州，并一度使归义军政权臣服，签订城下之盟。归义军政权一方面不得不主动向甘州回鹘请求下嫁公主以联姻，试图再次打通与中原王朝之间朝贡的交通道路和政治联系；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政权的安全，也主动与西域的于闻政权进行三次政治联姻，以抗衡甘州回鹘。②联姻与斗争，吞并与反吞并，就成为敦煌与甘州二地政权之间政治关系的一个基调，而最能反映二地之间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的，就是敦煌出土文献里奔走于两地的信使，以及这些信使们传递的信件里透露出来的细节信息。
  公元960年，中原宋朝建立之后，敦煌归义军依托与于阗政权之间的亲密联姻关系积极地向刚刚建立的北宋朝廷朝贡，希望重新建立丝绸之路上的传统政治依附关系。962年正月，敦煌归义军将领曹元忠被宋朝廷正式授予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中书令的官衔，归义军得到中原王朝的直接政治支持，使自五代后周以来一度十分紧张的甘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归义军之间的政治关系趋于和缓，而且成为兄弟关系，往来通使不断。笔者通过深入挖掘文献细节，认为促成甘沙关系缓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962年，曹元忠在得到宋朝的官告之后娶于阗王李圣天和非曹夫人所生之女（于阗公主）为妻，敦煌与于阗二地之间形成了第二次政治联姻关系。①这样，曹元忠与于阗王李圣天之间结成了既是郎舅、又是子婿一岳父的双重姻亲关系。这种双重姻亲关系，正是归义军政权联合于阗对抗甘州回鹘政权，重新打开通向中原朝廷的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安全保障。962—964年，是沙州、甘州和于阗三地之间的“蜜月期”，双方通使不断，但随着964年九月之后于阗公主和于阗王一起返回于阗，966年于阗王李圣天去世，于阗和敦煌二地之间的政治联姻出现了中断，甘州与沙州的政治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965—967年是河西走廊的多事之秋，西州回鹘政权崩溃，河西民族矛盾交织，甘州和敦煌之间数次通使往来，这些信使传递双方的政治意图，以解决政治纠纷。最有名的一封书信写于北宋乾德五年（967），是归义军曹元忠派使头阎物成出使甘州，其携带的亲笔信件。从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②，可知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因为甘州回鹘偷劫归义军使人而责难问讯，双方书札往复频繁的情形。
  1.信件的书写年代、性质、主要内容和信使
  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③
  早者，因为有少贼行，已专咨启。近蒙华翰，兼惠厚仪，无任感钦之至。所云：“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闻此嘉言，倍深感仰。况厶忝为眷爱，实惬衷诚。永敦久远之情，固保始终之契。
  又云：“在此三五人，往贵道偷来之事况，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构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厶并不知闻。近者示及，方知子（仔）细。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诸）处官人，必当刑宪！’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界尽遭劫夺，人总并散，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劫去）玉□□□，至凉州寻问即是！”（后缺）
  上述书信写于丁卯年正月，那么丁卯年是哪一年呢？根据敦煌文献的出土年代，可能是公元907年（唐天祐四年）、967年（宋乾德五年）、1027年（宋天圣五年）中的某一个，根据文献上的其他情况（详见下文）来判断，显然967年最为合适。从书信草稿内容来判断，应当是敦煌地方官给甘州地方官的书信草稿，所以带有草稿涂抹的特征。
  由于《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是一封书信的草稿，因此有许多让人困惑而容易理解歧误的地方。比如，发信人和收信人分别是谁呢？对此，有极少意见将其理解为甘州使头代表归义军节度使给甘州回鹘的书信，如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①一文中提到，归义军通
  使甘州回鹘时，归义军“专门设立甘州使头以分管甘州使团事宜”，认为甘州使头处理邦交事务，责关重大，因此享有很大的权力，故将P.3272v文书视为甘州使头致回鹘可汗的书状，是甘州使头代表归义军节度使在与甘州可汗进行邦交谈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中认为“此件，由内容看，系致甘州回鹘书”②，但未指出发件人为谁。绝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这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草稿③。陆庆夫进一步更将P.2155v文书与P.3272v文书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关联密切，都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曹元忠姐夫）的书状④。敦煌文献及传世文献显示，967年（宋乾德五年）任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人正是曹元忠。那么，这封书信非常可能就是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名义草拟的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草稿，故称“书本”，本即草稿之意。草稿拟好之后，拟由归义军派出的使头阎物成传递至甘州。书信草稿的正面是丙寅年正月、二月的牧羊人兀宁牒状二件，上有大字的判凭“为凭”及鸟形押，书写的文字特征及鸟形押的类型与曹元忠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的类型十分相近。因此，背面丁卯年的书信草稿应该与正面丙寅年的文书年代十分相近，由于丙寅年之后便是丁卯年，所以，这显然是利用丙寅年存档（为凭证）旧文书的背面起草了书信草稿，丙寅年是公元966年，中原年号是北宋乾德四年。
  搞清楚了P.3272v文书的年代、性质和收发对象之后，文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由于书信格式较为特殊，学者们对内容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种意见认为，文中既有甘州回鹘可汗回敦煌曹元忠上一封书信的答书，即书信草稿文中第一段第二行“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的内容，反映甘州与属下各部设盟立誓，不许侵扰归义军境界⑤；也有曹元忠回答甘州回鹘可汗来信中的内容，即书信草稿第二段第四行“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处官人，必当刑宪”⑥，故将文中“又云”部分的内容全部视为曹元忠致书甘州回鹘可汗的内容，李正宇先生也持此种观点。在《敦煌学导论》一书附录的《敦煌文献选讲》中，李正宇将P.3272v文书解读为“北宋乾德五年（967）沙州归义军遣使送交甘州回鹘的公文。（公文）内容反映了各自境内不法之徒前往对方境内劫掠以及两邦首脑互相谅解，各自约束本邦以保持友好关系的史实”①，但细读书信内容，如果将第二段“又云”之后的内容理解为曹元忠书信里的内容，显然与文意不合。但如果不这样理解，又与后文的“甘州”二字相矛盾，所以李正宇不得不将后文中的“小镇”解释为“归义军境内负责军事戍守及社会治安的军镇”，是归义军节度使“告知（甘州）近来西州离乱，有恶弱之人往甘州、肃州境内偷劫，已命诸处小镇严加捉禁”②，这样的理解与解释自相矛盾。
  仔细审读原文，笔者以为，这是一封引用书信的书信（所谓信中有信，是当时书信制度的体现，即在回信中必然要引用对方来信中的主要内容，以有针对性地答复），内容里夹杂着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书与归义军节度使的致书，但信件的主体内容应是引用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书，文中以“所云”与“又云”为引用标识，由于本件书信草稿并不完整，有残缺，所以现在看不到曹元忠回答对方来信的文字内容。至于第二段引用甘州回鹘可汗书信中“往甘州偷去”的这一矛盾问题（甘州方面不可能说往甘州去抢劫），笔者考虑到这是一封书信的草稿，草拟稿中的“甘州”很有可能是“沙州”之误写。因为从书信残存的文意逻辑关系来看，“又云”之后的内容，仍然是曹元忠引用甘州回鹘书信中的内容：得知（散乱的西州回鹘带领甘州回鹘贼人）往归义军辖境偷劫的事况，到捉到偷劫之人并枷禁，再到往（甘州辖境内）诸处发遣文帖，严令甘州回鹘部属不得向归义军辖境内偷劫，如违反必有刑宪。这些显然都是以甘州回鹘可汗的口吻回答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前面某一封信件中问责甘州回鹘往归义军辖境内偷劫之事的处理过程。这样理解才文意通顺，逻辑可信，而没有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笔者的理解和解释是，P.3272v文书草稿中大量地引用了去年（966）甘州回鹘可汗致归义军节度使书札中的内容，这都是当时书信必有的格式和程式之一，即在往来文书中要摘引前件文书中的主要内容，以利于对方进行回复。第一处是第一段中“所云”之后的内容，以“所云”为引用对方书信原文中的内容的标志：“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这是甘州回鹘可汗对归义军责问甘州回鹘偷劫归义军信息的反馈，在反馈中，甘州回鹘传递了与归义军再设盟誓，重归于好的信息。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书草稿第二段中“又云”之后的内容。以往的研究认为“又云”之后的信息既有甘州回鹘可汗的反馈信息，又有归义军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信息。但从信息传递的逻辑来分析，笔者认为，“又云”之后的全部内容都是在引用甘州可汗“华翰”中的内容：从“在此三五人”到“使人并总眼见”，甘州回鹘可汗首先解释了甘州回鹘部族偷劫归义军的原因（因西州回鹘离乱①，一些逃亡的西州恶弱之人勾结甘州回鹘部族，打劫归义军的人口牲畜），然后是甘州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将偷劫之人禁枷起来）；从“即便发遣文帖”到“必当刑宪”，是甘州可汗所采取措施的延续：下达文告给境内诸镇，警告若再有偷劫之事，必当严惩。这一句话应该仍是甘州回鹘的信息反馈。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和论证。
  首先，笔者认为：第二段后部分“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界尽遭劫夺”之后的文句，仍然是甘州回鹘可汗所反馈的信息，这显然是归义军节度使曾在966年致书甘州，询问归义军入京使团在凉州境内被蕃部所偷劫的情况，而甘州回鹘可汗则在书信中以归义军与凉州境域相接为由，表示甘州与此事无关，请归义军询问凉州②。以往的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将第二段“又去年”之后的内容看作是归义军节度使反馈甘州回鹘可汗的内容，主要是受文中“往甘州偷去”“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的影响。笔者的解释是，由于此件是草稿，在抄写甘州回鹘书札内容时往往会出现抄写致误的现象，因而十分怀疑文中的“甘州”当是“沙州”或“瓜州”之误写；”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一语，虽然归义军与凉州之间以甘州回鹘政权相隔，但甘州回鹘自视为独立的政权，而凉州、归义军则是称臣于中原王朝的藩属，实际上二者是相通相连的，称“接连封境”也是合理的。联系历史情境，归义军所派出的朝贡使团在往来京师的途中经常被凉州、甘州境内的少数民族部落劫掠，多见诸敦煌文献。因此P.3272v此件文书总体上反映的都是就归义军被偷劫、被劫掠之事而责问甘州，而甘州回鹘可汗对此责问予以反馈的情况，故信札中大段地引用了甘州回鹘的回复，以试图对甘州的辩解进行反击。
  其次，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恰好可以验证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书信草稿内容的真实性。P.t.1189是用古藏文书写的一封书札，札末盖有一颗汉文印章“肃州之印”，匈牙利学者乌瑞将其翻译为汉文的《肃州司徒向河西节度使大王的请牒》。笔者认为P.t.1189藏文书札是肃州某地的官员呈给归义军节度使“大王”的，其主要内容与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中所引用的甘州回鹘书状中的内容可以互相验证：当归义军的使人到达甘州时，达头部（达怛）有地位的封臣以傲慢的口气讲话，沙州使者便转而与国王（按：当系甘州回鹘可汗）交谈，国王向其大臣梅录（按：即P.3272v中的“密六”）下了一道友好的命令，令其前来肃州，为全面签订条约[按：即P.3272v中的“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况（咒）誓”]，在肃州的永济（安）寺内发誓“上天的有限之地，已被鞑靼人、仲云人和回鹘人瓜分完了”。然后是有关降伏塞种人地区（按：即P.3272v中的“西州”）的匪徒（按：即P.3272v中的“恶弱之人”），捕捉两位抢劫的匪徒和有关措施的安排（按：即P.3272v中的“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构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①为醒目起见，笔者特列表1进行对比如下：
  表1P.3272v汉文文献和P.t.1189藏文文献文本内容的对比
  最后，P.3272曹元忠亲笔写在判凭空白之处的一行题记“□□□（众？）都督要两地世界久远安稳，作如此好书也”，反映P.3272v信件草稿的主要内容与甘州回鹘某部都督代回鹘可汗草拟的答复归义军书札的口气正相符合②，这里的“两地世界”，显然是指敦煌和甘州两地，所以信件以引用甘州回鹘方面书信中的内容为主，曹元忠在看到甘州回鹘可汗的答复之后，赞叹答复书信写得好，在于在答复书信中以甘州和敦煌两地的长远和平和稳定为基调，这符合两地的政治利益。
  2，信件草稿中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去年写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被发现
  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文中“早者，因为少有贼行，已专咨启”，表明在丁卯年（967年）之前的某年曹元忠曾经写信给甘州回鹘可汗，那么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应该与责问甘州回鹘部族率人在归义军辖境内抢劫有关。幸运的是，在敦煌出土文献里，这封信也被找到了，它就是编号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现将书信录文如下③：
  元忠辄有少事须合咨闻。伏希仁私必须从允。早者，当道差亲从都头曹延定往贵道复礼，况是两地一家，并无疑阻。使人去后只务宽快，并不隄防。
  去五月廿七日，从向东有贼出来，于雍归镇下煞却一人、又打将马三两匹，却往东去运。后奔赴问讯，言道：”趁逃人来”。又至六月四日，悬泉镇贼下，假作往来使人，从大道，一半乘骑，一半步行，直至城门捉将作极小口五人，亦乃奔趁相□。其贼一十八人及前件雍归镇下并是回鹘，亦称“趁逃人来”。自前或有逃人经过，只是有般次行时发书寻问。不曾队队作贼偷劫。如今道途开泰，共保一家，不期如此打劫是何名价？
  又，去五月十五日被肃州家一鸡悉约作引道人，倾达堤（怛）贼一百已来，于瓜州、会稽两处同日下，打将人口及牛马。此件不忏（干）贵道人也。况且兄弟才敦恩义，永契岁寒，有此恶弱之人，不要两地世界。到日伏希兄可汗天子细与寻问勾当发遣，却是久远之恩幸矣。
  今因肃州人去，谨修状起居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六月日弟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曹 元忠 状上
  法藏敦煌文献P.2155文书正面为抄写的《唯识二十论序》，沙门靖迈制，《大乘庄严论序》《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文书背面首先是《驼马牛羊皮历》，其实是归义军府衙内的公文，其书写字体与正面抄写的佛经文献字体不同。公文历中有宅官宋住宁、阎文昌、曹定安、押牙王宠鸾等人名。之后便有二封书信粘在一起，书写笔迹相同，是同一人在不同时期所写：第一件为某年三月某日曹元忠的书状，从此件的口气看，像是给敦煌以东的某位藩镇官员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进贡中原时间的答复。“备认王程之尤迫，预知朝骑以有期”，希望某位眷私特宽程限，至四月上旬发遣使者经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而朝贡中央。第二件就是前录书信，是某年六月某日曹元忠写给某位“兄可汗天子”的书信。通过对P.2155文书正反面文献特征的观察，笔者有理由认为，背面的《驼马牛羊皮历》和两封书信都是敦煌官府内的留存档案（将书信的副本再抄录一份，粘连在一起，留作公文档案），后被废弃，流入敦煌地区寺院，被僧人们拿来书写佛经相关的文献。背面公文和书信的书写时间一定早于正面的佛经内容。
  P.2155v书状的发件人明确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收信人并不明确，只称“可汗天子”。从书信内容中反映的地理方向和具体地名，如“从向东有贼出来”“往东去”以及雍归镇、悬泉镇、瓜州、肃州、会稽等来判断，抢劫杀人事件发生在敦煌归义军辖境（宋代的归义军只控制瓜州和沙州两地）东，即瓜州境内，则抢劫杀人的匪徒来自瓜州东边的某个藩镇，而且明确为回鹘和达怛①的贼人，那么，敦煌东边能被称“可汗天子”的，就只有9世纪末建国、屡获中原王朝册封“可汗”称号的甘州回鹘民族政权了。但对P.2155v书状中的上状对象（收件人）究竟是哪一位甘州回鹘可汗，学者们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景琼①，有的认为是顺化可汗仁裕②。陆庆夫从曹元忠的官衔③辨明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写于建隆三年（962）左右。④而据《宋史·回鹘传》《宋史·太祖纪》中建隆二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遣使进贡之事⑤，力证上状对象（收状人）非景琼可汗莫属，并解释了曹元忠称景琼可汗为“兄可汗天子”的原因，认为景琼可汗极有可能是曹元忠的姐夫。荣新江推断P.2155v第二件书信“大体写于956—963年间的某年六月，最大可能是962年的农历六月”⑥，并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关于建隆二年甘州回鹘可汗景琼遣使朝献的记载，推测这位甘州回鹘可汗就是景琼。
  明确了P.2155v第二件书信的发信人和收信人，信中的主要内容提到有贼人（回鹘和达但两拨贼人一共抢劫三次）杀掠敦煌归义军境内人口之事，因此，P.2155v第二件书信和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之间极可能有相关性，这早已被学者们指出，如荣新江判断“这（P.3272）是阎物成出使甘州时，带去的一封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抄本。开头所说的‘早者因少有贼行，已专咨启’，应当就是上面P.2155v《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所述之事”⑦，郑炳林、冯培红也指出，P.2155v《弟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中记归义军派曹延定到甘州充使的任务是“往贵贵道复礼”，但名为复礼，实际上却是对甘州回鹘劫掠瓜沙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进行责问⑧。笔者现用列表的方式，将P.3272v《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和P.2155v的二封书信中所提到的相关人物与事件进行对照比较，如表2所示：
  通过对三件书信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推论：P.2155第二件书信中的内容，可以和P.3272v书信草稿中关于西州离乱贼人（P.2155中称“趁逃人来”）构召回鹘贫下贼人向瓜州抢劫人口牛马的事件对应起来。但在P.2155第二件书信中没有提到P.3272v书信草稿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可汗询问966年沙州入京使在凉州境内被贼人劫夺朝贡物品的事件，而这一事件却
  很可能与P.2155第一件中所提到的朝贡事件有因果关系（见表2中画线文字对比部分）。所以，P.3272v书信草稿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可汗询问966年沙州入京使在凉州境内被贼人劫夺朝贡物品的事件肯定是另外一封曹元忠致甘州可汗书信里的内容，即在某年六月发生回鹘贼人抢劫事件之后，曹元忠还写过一封信件，请求甘州回鹘可汗调查这一年发生的敦煌使人在凉州境内被抢劫的事件。几个月之后，甘州回鹘可汗将这二封信里的内容一并在一封信里进行了回复，也就是P.3272v书信草稿中大段引用的甘州回鹘可汗回信中的内容。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写于某年三月的P.2155第一封书信的收信人，不大可能是甘州回鹘，而可能是丝绸之路上其他藩镇的节度使，如凉州节度使或灵州节度使。
  已知P.3272v书信写于丁卯年，即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那么，P.2155v书信的内容又与之密切相关，应该是967年之前的某一年①，从二封书信的文意判断，二者应该相距不会太远，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因此，P.2155v面书信的书写时间应该在乾德四年（966）六月。笔者借助丰富的材料，将964—967年之间敦煌与甘州两地之间的通使与书信往来情况进行了仔细进行梳理和考证，以期将混乱隐晦的事件线索梳理清晰，结果如下。
  据敦煌研究院藏卷、董希文藏卷和P.2629缀合的乾德二年（964）归义军《酒帐》，从964年四月起至八月之间，归义军衙内有多次招待甘州使者的支酒记录，这表明964年的正月至八月、三月至八月，有两批甘州使者先后来到沙州，并长时间逗留①。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于阗王李圣天携曹王后（曹元忠的姐姐）来到敦煌，看望已经嫁给曹元忠的于阗公主（李圣天之女）。俄藏敦煌文献《于阗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员孃、祐定牒》中提到的“于阗公主”就是960年七月十五日已经出现在敦煌佛会上的于阗公主，她在964年农历九月之前已经居住在敦煌，而且由于阗来的亲信婢女员孃、祐定长期服侍。但在964年九月之后，这位于阗公主和于阗王一起返回了于阗地区。②还有一个原因是，964年八月曹元忠之子曹延禄娶妻阴氏小娘子，《新妇小娘子阴氏上于阗公主起居状》就是作为新妇的阴氏要给作为其“婆婆”的于阗公主行起居状，问候于阗公主的身体起居。甘州回鹘也因此派出使团来到敦煌，参加曹延禄的结婚典礼。所以后来曹元忠于966年五月派出亲从都头曹延定作为敦煌信使，前去答谢“复礼”，结果在路上遭遇了回鹘贼人抢劫人口和马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中记载，乾德三年（965）十二月敦煌归义军派出入京朝贡使者，从北宋京师返回敦煌的途中，可能在凉州和甘州境内被部族贼人劫掠。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十四条载：乾德四年（966），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或许这些“被送达甘州”的二百余回鹘与僧人，即是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和十二月由甘州回鹘和于阗国、敦煌归义军所派遣的入京进贡使团，他们往宋廷进献佛牙、宝马等物之后返回河西走廊，结果在凉州境内被部族劫掠。因此，966年曹元忠的使团返回敦煌时，带来了甘州东边某藩镇节度使通知再次朝贡宋朝的书信，曹元忠于966年三月进行了回复，即P.2155第一件书信中提及的某东边藩镇的节度使致信曹元忠通知朝贡时间，曹元忠于966年三月回复，准备在四月上旬派出入京使团经河西走廊前往中原朝贡。
  966年四月上旬归义军入京使团启程之后，五月和六月间还发生了多起回鹘人和达怛人抢劫归义军辖境内人口和马牛的案件，根本原因在于966年或之前，西域的西州回鹘政权发生内乱，大量西州回鹘人逃亡投奔甘州回鹘。所以在966年六月，曹元忠在P.2155第二封书信里致信甘州可汗，派出使人，请甘州方面调查案件，并和占据肃州的龙家部落、达怛部族几方进行共同协商，以保证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通畅和往来使团的安全，使三方（甘州回鹘、敦煌归义军、肃州民族政权）两地（甘州、敦煌）重归于好。当966年四月上旬派出的入京使团再次被抢劫的消息传回敦煌时，曹元忠于966年六月之后，再次派出信使携带书信给甘州回鹘，责问甘州回鹘可汗是否知晓归义军入京使团在凉州和甘州之间被部族贼人抢劫的事件。但是因为敦煌材料的残缺，此仅为推测，姑且存疑。推测甘州回鹘可汗在收到曹元忠的这二封书信之后，统一在一封书信里进行了答复，等这封答复的书信传递回敦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966年年终的十二月了。因此，在收到甘州回鹘可汗的答信后，曹元忠于967年正月二十四日，再次派出以阎物成为首的甘州使团，携带P.3272v书信，前往甘州，再次商谈两地保证丝路通畅、密切相系的事宜。这就是964—967年之间，敦煌与甘州之间通使和联系的主要脉络。
  那么，P.2155v第二件书信具体写于966年六月的什么时间呢？敦煌文献及敦煌莫高窟的题记里，还有一些线索可以追寻。英藏敦煌所出绘画品CH00207上有一条题记，表明在966年五月九日至六月二日期间，曹元忠及其夫人曾巡礼莫高窟，并兴工修建北大像弥勒佛，一直到六月四日才返回沙州城。所以，只有在966年六月四日以后，曹元忠才有可能草拟答复甘州回鹘的P.2155v第二封书信。而甘州回鹘最后一次抢劫归义军人马的时间是六月四日，这个消息从瓜州报告传到曹元忠那里，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早就超过了六月四日。因此，P.2155背第二封书信书写的具体时间应该在六月中下旬左右。
  二
  由于甘州回鹘地处丝绸之路敦煌通往中原腹地的交通要道，对归义军政权而言，甘州回鹘政权有如一枚扎在归义军政权血管里的刺，时刻紧扼着归义军政权的命脉——通往东边的交通道路的通畅。故曹元忠在为敦煌归义节度使的三十年内，将甘州回鹘视为归义军辖境东边最危险而强大的敌人，无时无刻不保持警惕。但曹元忠十分注意吸取张承奉金山国时代和其父曹议金时代及其兄曹元德率军主动进攻甘州回鹘、曹元深以外交手段成功打通甘州阻绝道路的正反两方面对抗甘州回鹘的政治策略与政治经验，总体上对甘州回鹘采取守势以自保，而不是以军事挑战为主；同时，通过政治联姻的形式积极争取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于阗国为军事同盟，以加强抗衡甘州回鹘的势力。
  五代末期到宋初的一段时间内，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势力的衰落和于阗国在西域势力的勃兴，使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出现了复杂的政治争夺；乾德年间西州回鹘政权的崩溃更是加剧了河西走廊内的动荡和混乱，抢劫事件多次发生。西州回鹘本是西迁回鹘中的一支，在首领仆固俊的领导下，于多民族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在唐代末年，一度依附于归义军政权。在五代时期，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民族联合政权。《宋史·高昌传》中载，西州境内的民族有突厥、众熨（仲云）、样磨等十几种，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族。西州回鹘的势力主要在西州、北庭，并向西发展，到达龟兹。宋初建隆三年，西州回鹘曾遣使向宋廷进贡。直到乾德三年，还曾派遣僧人贡献佛牙。但此后，西州回鹘发生内乱，一部分部落投奔与其同种族的、强大的甘州回鹘。内乱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一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81），阿厮兰汗自称西州外生（甥）师（狮）子王，重新统一了分裂的部族，西州民族联合政权才渐稳定，对宋辽皆称臣。宋朝遣王延德出使西州，见《使高昌行记》。①因此，宋朝建立初年的一段时期内，河西走廊内动荡不安，为了保证丝路的通畅和政权的安全稳定，敦煌的归义军和甘州回鹘多次互相派出信使，密切联系，以达成三方两地的政治和平与稳定。两件残缺不全的出土敦煌文书P.2155v书信与P.3272书信草稿之间的紧密关联，反映了966—967年敦煌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形势。显示了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之间明争暗斗的政治关系，呈现了宋初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内的政治生态。其间的历史细节信息，依然值得读史者思索与体味。
  乌氏倮与丝绸之路
  薛正昌
  司马迁在《史记》里以太史公的口吻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矣，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①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出巡全国各地。安定郡（固原）是他去过多次的地方，《史记·五帝纪》里明确记载的有六次。司马迁非常看重文献记载、实地考察和民俗传说，缘此才成就了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巨商乌氏倮，不但受到秦始皇给给予的较高政治待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且作为商人的代表被司马迁写进《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的商贸之路，依托的就是绿洲丝绸之路。
  一、鸡头道与早期丝绸之路
  秦始皇建立秦朝的第二年（公元前220），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干道。同时，出巡西北边地，先后考察陇西（今甘肃临洮）固原（秦朝属北地郡），登六盘山，祭祀朝那湫渊。《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
  先有鸡头山，后有鸡头道。鸡头山，也叫笄头山、崆峒山、牵屯山、薄落山，位于宁夏隆德县东。《北史》里名牵屯山，《括地志·原州条》载，“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秦始皇二十七年出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即此②。鸡头道，是古代关中穿越陇山（六盘山）的通道之一，也是丝绸之路早期通行的道路。《通览》胡注始引《新唐书·地理志》，以“空同山在岷州西”。《水泾注·泾水注》云：“泾水导源安定朝那县笄头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笄头山，即是山也。……一名崆峒山。庄子谓黄帝学道乎广成子盖在此山。”严耕望认为：“唐代及其以前学者皆指原州（今宁夏固原）之崆峒为古代名山。而于岷州之崆峒，则未指说也。”③笄头山，即崆峒山，无论称谓或者地域都是有史料支持的。
  绿洲丝绸之路（也称沙漠丝路），是穿越西北地区进入中亚的重要通道。它起于长安，或沿泾水北上穿越平凉、固原，在甘肃靖远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或沿渭水流域西进，经宝鸡、天水、秦安、兰州，进入河西走廊。史书记载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但此前的丝路活动早已开始。据考古出土的丝绸实物看，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到了印度和欧洲。位于阿尔泰山北麓的马泽雷克古墓（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河畔），就出土了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丝绸。①
  鸡头道，是绿洲丝绸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也是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畅通的重要丝路通道之一。其走向，出长安沿泾水北上进入甘肃平凉，穿越崆峒山后峡，过泾源县城往西即进入鸡头道。这里道路奇险，却是天然通道。唐宋时期被称为安化峡，今俗称西峡或荷花沟。唐代在峡口东侧设有制胜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巡守西北，“西临祖厉河而还”，就是走的鸡头道。
  对于鸡头道的走向，我们进行过田野考察。进入鸡头道，沿沟谷西行，在名为荷花谷的地方出现两条岔道：一条向西北行，穿越荷花谷，在泾源县六盘山镇东山坡村白云寺出口，可与瓦亭关相连接，向北进入固原；另一条沿鸡头道继续西行，即翻越六盘山。翻越六盘山后，也有两条通道：一条经过宁夏隆德县奠安乡，过隆德县城与甘肃静宁县相接；一条与甘肃庄浪县通边镇相接。两条通道都与陇右关联密切。甘肃庄浪县东北的通边镇位于交通要道，北宋庆历八年（1048）设通边寨，金朝提升通边寨为通边县。元代一度改置庄浪县为庄浪路，建制格局更高。可见，由鸡头道穿越六盘山后进入隆德县、庄浪县的这两条道都非常重要。
  《史记》应该是最早记载鸡头山、鸡头道的典籍。秦始皇巡游陇西时经过的鸡头道，是丝绸之路早期的通道，对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产生过积极影响。从当代意义上看，丝路原本是一个网状格局。丝绸之路开通后，古人始终在探索着丝路走向新的最佳捷径。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居延汉简、悬泉汉简记载了较为详尽的丝绸之路里程，宁夏固原是绿洲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按当时的区间里程计算，途经固原距离最短，约一百公里。②鸡头道不但是丝绸之路早期的重要通道，也对绿洲丝绸之路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且至今仍是一条通道。
  二、绿洲丝绸之路
  目前学术界通行的提法是，如果以中国境为界，可以把绿洲丝绸之路划分为三段：长安—凉州，为东段；凉州—敦煌、玉门关、阳关，为中段；玉门、阳关—葱岭，为西段。按照地理走向和地域文化特点，通常又将玉门关、阳关以东的东中两段称为河陇道，即长安至敦煌这一段，长约一千八百公里。宁夏正处在丝绸之路东段，而东段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固原正处在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
  东段北道的走向是：从长安临皋（今西安市西北）经咸阳县驿出发西北行，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邠县），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入固原南境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沟谷）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东岸的靖远，渡黄河即到达乌兰关（景泰县东），由景泰直抵河西凉州（武威）。这是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道中，由长安抵河西凉州（武威）最便捷的丝路干道。有人统计，丝路北道与丝路南道相比，路途要短近两百里。东汉时刘秀亲征高平（固原），河西太守窦融与五郡太守车驾会高平，浩浩荡荡的大军和战车走的就是这条道。从整个区域来看，实质上走的是萧关古道。
  以北道为主线，还有两条道。一条是由长安西行陇州后，不再攀越大震关，而是沿陇山东麓过甘肃境内华亭县，至固原市泾源县，穿制胜关（秦汉时的鸡头道），过六盘山，即可抵达陇西郡。过鸡头道向西北行，也可沿祖厉河而下，在甘肃靖远北石门川黄河东岸或鹯阴口渡河，进入河西；或者沿泾河至平凉，由崆峒山东峡进入泾原，走鸡头道。公元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巡狩西北，“西临祖厉河而还”，也是走这条道。一条是由咸阳至北地郡治所宁州（今甘肃宁县），沿茹河进入固原。汉代班彪前往安定（固原），就是走这条道。
  丝绸之路东段逾越陇山的南中北三道，在固原境内主要有两条线路。除北道外，中道也在固原境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发生着变迁。泾源附近的鸡头道，可抵陇西郡，是早期的中道。大致到了元代，这条线路向北稍移，由六盘山进，大体是今天西兰公路的走向。清代著名文人祁韵士嘉庆九年贬谪伊犁，他在《万里行程记》里，记载了当年途经丝绸之路的线路：平凉府—安国镇—瓦亭驿—六盘山—隆德县—神林铺—静宁州。他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东段南线，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翻越陇山（六盘山南）西行，过天水，在永靖炳灵寺附近过黄河，至张掖；或者从长安出发越陇山至临洮后，向北经阿干河谷至兰州，再沿庄浪河谷至武威（凉州）。丝绸之路东段数条线路呈网状格局，南中北道的终点在河西张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进入敦煌。
  丝绸之路不同于其他商路，它是一条带有“中转性”大文化背景、长距离贸易和集散的沙漠和绿洲相伴的文化之路。虽然固原地域不大，但丝绸之路负载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依旧在固原显示了它的宏阔与远大。在穿越固原境内的古丝绸之路上，汉、戎族、匈奴、月氏、羌、氐、鲜卑、吐蕃、铁勒、柔然、高车、突厥、回鹘、昭武九姓、党项、蒙古、回等诸多民族繁衍生息，迁徙组合，建立了各种政权组织，生成各种文化艺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数千年间，历史的风风雨雨造就了源远流长、交融聚汇的固原历史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详细描述了长安至凉州的丝绸之路的走向。他认为：“长安西北至凉州主要道路有南北两线，南线经凤翔府及陇、秦、渭、临、兰五州，渡河至凉州；北线经邠、泾、原、会四州，渡河至凉州。皆置驿。”①汉简的大量出土，也印证了这些观点。
  三、乌氏倮与早期丝路贸易
  乌氏，是春秋时期生活在陇山东西的戎族部落。乌氏县，是秦惠王时设立的西北境内最早的县治。乌氏倮，是战国至秦朝时期做丝绢贸易的著名商人。由乌氏倮引发出几个需要研究的话题，即乌氏县的地望、乌氏倮的身份、乌氏倮与早期丝绸之路。
  （一）乌氏县的地望
  乌氏是春秋时期生活在陇山东西的戎族部落，《史记·匈奴列传》里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司马迁的记载在地理空间上是清晰的。乌氏戎为当时较大的部落，秦惠王时设立的乌氏县，是以乌氏戎地域为主体设置的，且因乌氏戎而取县名。秦昭襄王时设北地郡，乌氏县隶属于北地郡。西汉元鼎三年（前114），汉武帝析置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汉书·地理志下》载：“安定郡，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户，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卤、乌氏……”乌氏县仍隶属于安定郡。
  （1）《汉书·地理志下》对乌氏县地理环境记载得更为清楚，“乌氏，乌水西出，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都卢山，即六盘山；乌水，即宁夏固原清水河流域，山水的地理格局为乌氏县的地域位置提供了参照。同时，秦汉时期固原充沛的雨水、大片的草地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游牧民族生存提供了天然的居所。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和固原的地理环境，可推断乌氏县在宁夏固原东南和甘肃平凉西北一带。汉代人记汉代事，应该是有其依据的。
  （2）春秋时期，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还有一个乌氏国，后灭于秦。乌氏县，是乌氏国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辞典·乌氏条》载：“乌氏县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东汉作乌支县。北魏末徙治今甘肃泾川县东北，后废。”①《括地志》载：“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②《通典·安定郡条》记载：“汉乌氏故城在东。”③乌氏县迁徙地与《括地志》《通典》的记载，在方位上大体是吻合的，但这是北魏乌氏县迁徙以后的事。
  （3）居延汉简对汉代长安通往河西走廊的里、置之间的里程有记载：“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④居延汉简的出土，对传统乌氏县的地望提出了质疑。“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是西汉时期设置的县，在今甘肃平凉市安国镇泾水（河）北岸油房庄①，这里距固原蒿店仅五六十里地。从汉简看，说乌氏县在固原东南就存在矛盾之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乌氏与泾阳之间的“五十里”，是乌氏县治所在地与泾阳县治所在地之间的距离，而不是两县地域之间的距离，这样固原东南的一部分成为迁徙后的乌氏县的实际控制地域，也在情理之中。
  （4）1978年，在宁夏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出土了一件铜鼎。因鼎身有“朝那”铭文，故称为“朝那鼎”。鼎身刻有三段铭文：
  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今（？）二斗一升，乌氏。
  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
  朝那鼎的出土说明：①它是西汉早期朝那县标准计量容器；②古城镇是秦汉朝那县治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朝那、乌氏二县，在汉代均为安定郡属县。这件铜鼎原置于朝那，后移于乌氏。出土地点与文献记载两地的地理位置相近，这为确定汉朝那、乌氏故址提供了重要线索。②一件铜鼎上刻有朝那、乌氏两个县制，这表明同一器物先后归属过两个县制。地方行政建制的缩减与县制的迁徙，都会给地名与隶属关系带来变化。《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期安定郡辖二十一县，东汉时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安定郡仅辖七县，县制减少了三分之二。及东汉后期羌族大起义，安定郡内迁、朝那县南迁、泾阳县省废，县制锐减、县域辖境不断增大，乌氏县辖境自然向北延伸，覆盖了原朝那县的部分地域。“朝那鼎”上的铭文“朝那”和“乌氏”就能说明它们在地域上关联密切。因此，两汉时期的乌氏县地望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能因为北魏乌氏县的迁徙而认定乌氏县故址就在泾州东数十里之地。
  （二）鸟氏倮其人
  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绿洲丝绸之路就是畅通的，中原与西域及至中亚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就已经开始，乌氏倮就是这个商贸通道上的著名商人。缘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为乌氏倮立小传：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乌氏倮既是乌氏戎部落的代表，也是乌氏县地域的象征，其人物形象充满着多元文化内涵。这段有关乌氏倮的文字，虽然不足百字，但十分传神地写出了他的丝路贸易、政治待遇和影响力。
  乌氏县，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有不少来自新疆和阗的玉石，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玉石之路就已开通，玉石东进，丝绸也伴随着玉石之路走向西域。这条通道，就是咸阳到西域的绿洲丝绸之路。乌氏县地处这条丝路要道，就是后来约定俗成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它的走向：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进，再沿泾水北上，过陕西长武，甘肃泾川、平凉，进入固原，再西北行，过宁夏海原、甘肃靖远，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抵达西域。正是这条丝路通道，成就了乌氏倮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丝路贸易，这是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的丝路文化大背景。
  乌氏倮的丝绸贸易，即依赖于丝路通道将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商贸连接起来。他充分利用乌氏县的特殊地理位置，以中转的形式，凭借中介人的身份，与少数民族戎王交易，用中原的丝绸换取边地少数民族的牛马，再用牛马换取中原的丝绸，做着利润十分丰厚的丝绸生意。“畜至用谷量马牛”一句虽然有些夸张，但形象地表现出交易的牛马的确多得难以统计。丝绸，是高档商品，是贵族阶层所用之物。因此，乌氏倮的主要贸易对象是社会贵族阶层，这是其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政府提供了用于军事的战马，这是乌氏倮丝路贸易的核心内容，也是秦朝政府允许和支持乌氏倮经商的关键所在。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以马牧起家的，《史记·秦本纪》载：秦祖先非子为周孝王在今甘肃华亭、陕西陇县一带管理马牧，“马大蕃息”，赢得了周王朝的认可和器重。马匹是军用物资，秦始皇不会不看重这一点。
  战国时期，秦国是养马大国。商鞅变法前夕，秦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牛马市场贸易，实行牛马专卖。①秦朝建立后，设置了专门管理马政的太仆寺。马不仅是历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牲畜，而且是驿传和交通，尤其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重要运输工具。乌氏倮将用丝绸换回的马匹提供给政府，为秦朝的战骑装备提供战马，有功于国家。因此，他得到秦始皇的格外器重，与封君同列，可入朝议事，拥有极高的政治待遇。或许正是由于此，他才有资格被司马迁写入《史记》。
  乌氏倮是一位有远见的商人，他虽然是处于边地的戎族，却谙熟于秦文化。他依托早期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原与边地的贸易关系。
  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条道路，在张骞到达中亚之前的公元前2世纪就已畅通，后逐渐成为重要的丝路通道。中西文化的交流，宗教文化的传播，玉石、丝绸东来西出，商贸繁荣等，共同打造了绿洲丝绸之路文化大通道。乌氏倮，就是这个大通道上少数民族商贸的典型代表人物。

① 郑国穆：《甘肃陇南地区有关“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考察和研究——甘肃“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考察之一》，《丝绸之路》2011年第16期。 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清代同治以来黄土高原马莲河流域荒漠化风险评估与防治研究”（批准号：31460090）；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古代民众生态意识研究——以敦煌吐鲁番资料等为中心的探索”（批准号：4136103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夏监军司古城遗址考察及其防御体系研究”（批准号：13BZS084）。 ②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58页。 ③ 熊国尧：《徽县〈新修白水路记〉摩崖刻石考略》，《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 ④ 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 ⑤ 祁宏涛：《〈新修白水路记〉校释》，《陇东学院学报》2012第4期。 ① 邵郁、安建军：《丝绸之路青泥古道交通碑刻的文学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第4期。 ② 原碑“开”前平缺三字。 ③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西南溪峒诸蛮传》载：“雷简夫，《宋史》有传。” ④ 利州路，《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五》：北宋咸平四年（1001）由陕西路析置而产生，治所兴元府（陕西汉中）。所辖：兴元府一府，利州、洋州、阆州、剑州、文州、兴州、蓬州、政州、巴州九州，三十八县，剑门关。 ⑤ 李虞卿，今山东曹县人。真宗大中祥符中，以父昌龄荫试将作监主簿。仁宗时，历知建昌军南城县、登封县，迁盐铁判官，提点陕西刑狱。至和元年（1054），为利州路转运使。二年，改东川路。 ① 凤州：属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三》载：“旧置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统秦州、陇州、阶州、成州、凤州、通远军。凡五州一军。其后割通远军属熙河。凡统州五、县四（成纪、陇城、清水、天水）。”又载：“凤州，下，河池郡。团练本防御。乾德元年降为团练。”“县三：梁泉（治所在今陕西省凤县东北凤州镇）、河池（治所在今徽县）、两当（今两当县）。” ② 今徽县城西十五里的银杏镇有河池驿。 ③ 此二字残，据字形可辨识“州”，长举县属于兴州，推测为“兴州”。《陇右金石录》删除此二字，误。 ④ 今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 ⑤ 《陇右金石录》作“五十里有半”。 ⑥ 具：《说文》，“具，供置也”；《广韵》，“具，备也，办也”。泛指准备，备办。 ⑦ 平缺三字。 ⑧ 画：《说文》，“画，计也，策也”。谋划，策划，即准备奏折，尚未上奏朝廷，就预先谋划并筹措资金，论证了可行性，等待朝廷的批准。 ⑨ “可”字，似为平出，但本刻石阙字一般为三个空格，据此推测，“可”是阙字，不是平出。 ⑩ 遣，《陇右金石录》作“选”。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作“遣”。 ⑪兴州：北宋属于利州路九州（利、洋、阆、剑、文、兴、蓬、政、巴）之一，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 ⑫遂籍其人用迄：依照户籍核查人口、登记造册以供修路使用。 ⑬《陇右金石录》作“知兴安州军事”，误。 ⑭《陇右金石录》缺一“郎”字，误。 ⑮刘拱……悉令为具：刘拱全面负责道路修筑、工程监督，凡修路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由刘拱命令各方准备齐全。 ⑯《陇右金石录》作“兴安判官”，误；并缺“厅公事”三字。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作“厅公理”，误。 ⑰长举县：北宋兴州（南宋改沔州）属县。 ⑱顺政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汉曲县置，治今陕西省略阳县，为顺政郡治。唐、北宋为兴州治。南宋开禧三年（1207）改为略阳县。 ⑲《陇右金石录》为“商应祥”，原碑无“祥”字。这里的意思是命令兴州判官、太子中舍李良祐临时兼任长举县知县，与兴州顺政县令商应共同担负起督导职能，不是其他注者认为的，顺政县令商应祥，兼任长举县知县，因为，不可能让权知长举县事（临时县令）兼任顺政县令。县是中古代行政区划历时最长、最亲民、最基层的区划，一般不会一人兼二县令长。 ⑳程度……同督斯众：根据路程远近、工程量的大小和难易程度，共同担负起督导这些民众修路的职 能。 ① 河池县：汉置。宋代属凤州。《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三》载：“河池，开宝五年（972）移治固镇，有水银务。”河池县治所在今甘肃徽县西银杏镇，开宝五年（972）移今徽县县城。 ② 祁宏涛断句为“首建路，议路去县地且十五余里”，当误。 ③ 《陇右金石录》作“五十余里”，误。 ④ “可”前阙字。 ⑤ 阁道：有顶的栈道。 ⑥ 邮亭：驿馆，递送文书者投止之处。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云：“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耀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 ⑦ 营屋：驿兵驻扎的营房。 ⑧ 纲院：对运输货物核查、计数、编号的机构。 ⑨ 廪：本义为米仓，这里指驿铺的钱粮费用。 ⑩ 围：捆。 ⑪会李迁东川路：至和二年（1055），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改迁东川路转运使。 ⑫审：详观观察。 ⑬喜犹己出，事益不懈于是：就像此路是自己做出的决策一样欣慰，对修路的工作勤谨不懈于前。 ⑭原书“乏”字清晰可见，当是“之”字之误。 ⑮旌：表彰。 ⑯《陇右金石录》载曰：“良佑、应祥之按视修创。”原碑无“祥”字。应为“良佑、应之按视修创”。 ⑰按视修创：按方案实地察看并组织修筑。 ⑱达：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 ⑲达之采造监领皆有著效，亦乞升擢：奏章亦对乔达的功绩做出肯定，提出的升擢名单亦有之。祁宏涛录文断句错误，顺政县令商应、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功绩不见于奏章。升擢，提拔晋升。 ⑳“朝廷”，平出。 ㉑景德元平……未几而复废者：景德元年，朝廷就准备修建白水路，工程开工没多久就停工。 ① 盖青泥土豪……以疑行路：停工的原因是，青泥当地土豪叹息抱怨劝说，对修建白水路提出了质疑。 ② 且驿废……安所仰耶：特别是裁撤青泥驿站后，当地的客栈、官邸、酒肆也就被抛弃了。靠青泥路谋生和获利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呢？ ③ 睚眦抵死：瞪眼睛那样小的怨仇也要以死相抵。睚眦，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④ 《陇右金石录》：“我”作“家”，误。 ⑤ 况坐要路……一切之急：（当地土豪）居于如此重要的道路，对修路自然就没有行人那样急迫了。 ⑥ 射：射覆。《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注曰：‘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可见射覆是汉代民间近于占卜术的猜物游戏。用瓯、盂等器具覆盖住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 ⑦ 碑文中写作“〓”，其为“贵”的俗字。辽代释行均《龙龛手镜》（高丽本）曰：“居胃反，与贵同。”见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352页。《陇右金石录》作“资”，冯岁平、祁宏涛均识作“资”，误。 ⑧ 《陇右金石录》作“嘿嘿”，误。 ⑨ 向使愚者……亦不废也：如果愚钝的人不害怕荒诞的谬说，聪明的人不被那些道听途说所迷惑，那么这条路的修筑也不会被终止。 ⑩ 一旦……悠悠之谈耶：一旦避开了险峻的青泥岭，既方便了民众又节省了费用，这个利害关系很容易看明白，哪用再听那些荒谬的言论呢！ ⑪《陇右金石录》缺“而”，误。 ⑫《陇右金石录》“不”作“尤当”，误。 ⑬而后之人……始成之难：然而，后来人只看见修建白水路的容易，不会想到当初做出修白水路决策的艰难。 ⑭苟念其难……永期不废矣：如果能够时常想到当初修路的艰难，那么这条路就永远不会被废弃了！ ⑮《陇右金石录》缺一“请”字，误。 ⑯请附于……久其传也：请将这个铭文附于尚书职方版籍图册中，那么将永久流传下去。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54页。 ② 同上，第2156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9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① 徐日辉：《天水地区历代辖县沿革考略》两汉部分，《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李振华：《汉武都郡及其属县城址考》，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34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21页。 ④ 同上，第2223页。 ⑤ 历史上有四个地方被置为沔州，即西魏置沔州，在今湖北汉川市东南；隋置沔州，即今湖北仙桃市；唐置沔州，即今湖北汉阳；南宋置沔州，即今陕西略阳。 ⑥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23页。 ⑦ 史为乐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德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4页。 ② [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八《附录六》，齐鲁书社2000年版， 第1105～1106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德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4页。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西南溪峒诸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79页。⑤[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德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4页。 ① 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正》卷十三，见《胡道静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德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64页。 ①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3页。 ① 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① [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四录其全文，《陇右金石志》《汉中府志》《略阳县志》等书也均有著录。今存“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完好无缺，位于甘肃徽县大河店乡瓦泉村白水峡，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处所引论述，见李之勤著：《东北亚研究——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② 刘永华校注：《广雅疏义校注》（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49页。 ③ [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① 见嘉庆版《徽县志·疆域》，引自梁晓明、张泓、曹鹏雁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15页。 ② 《掌故大辞典》编纂组编：《掌故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页“泥封”条。 ③ [南朝梁]萧纲著，肖占鹏、董志广校注：《梁简文帝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62页。 ④ 赵应铎主编：《汉语典故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页。 ⑤ 缪钺：《宋诗鉴赏辞典》（新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0页。 ⑥ 霍松林著：《名家选评中国文学经典丛书宋诗举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页。 ① [清]彭定求主纂：《全唐诗》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56页。 ① 梁晓明、张泓、曹鹏雁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② 此《巩昌旧志·形胜，引文，见嘉庆版《徽县志》，引自梁晓明等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③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收《幽忧子集》，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明刊本影印本。 ④ 马庆洲等编著：《初唐四杰》，中华书局2010版，第158页。 ① 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84～85页。 ② 祝尚书笺注：《卢照邻集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第155页。 ③ 李龙：《十年来蜀道研究综述（2004—2014）》，《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① 引自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 马积高、万光治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唐代卷》（第二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3页。 ② 张士伟：《青泥路考》，《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③ 此《巩郡志》《秦州志》引文，均见嘉庆版《徽县志·食货》，引自梁晓明等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1页。 ② [唐]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见董诰编：《全唐文》卷五百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0～561页。 ③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第774～775页。 ④ 苏海洋：《祁山古道南秦岭段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⑤ 北宋名臣赵抃在《过青泥岭》诗中有“青泥岭上青泥路，二十年来七往还”句，可见“青泥路”为宋人对翻越青泥岭的道路的习惯称呼。 ① 曹鹏雁：《徽县秦蜀、陇蜀古道探究》，见徽县政协教科文卫体育委员会编《青泥古道文化研究文集》2014年内刊本，第15～16页。 ② 石志刚：《北宋以后白水路的变迁》，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220页。 ③ 苏海洋：《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163页。 ④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7～568页。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9页。 ② 同上，第571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30页。 ①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4页。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7、570页。 ①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4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56页。 ③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第771～772页。 ④ 王浩远：《河池县治与青泥道考》，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173页。 ⑤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页。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四《山南道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29页。 ② 同上，第2644页。 ③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八《利州路》，中华书局1984年版，360页。 ④ [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8～1069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零之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474页。 ① [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见《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8～1069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零之一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480页。 ① 苏海洋：《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163页。 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第733、737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零之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474页。 ③ 马强：《唐宋诗所反映的蜀道历史地理》，《文博》1994年第2期。 ④ 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零之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474页。 ① 王开：《受军事支配而大起大落的嘉陵江水运》，《文博》1994年第2期。 ② 贾全大：《宋代川西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 ③ 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90～108页。 ④ 苏海洋：《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163页。 ① [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见《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8～1069页。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广雅书局1899年版，第18页， ③ [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第19～20页。 ① [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见《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8～1069页。 ② [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十四年刻本，第14页。 ③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8页。 ④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6页。 ⑤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7页。 ⑥ 同上。 ① [唐]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5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页。 ③ [宋]路振：《九国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7页。 ④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4页。 ⑤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072页。 ① 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见《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8～1069页。 ② 同上。 ① 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见《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8～1069页。 ① 此为2016年4月以来留坝县文物普查成果之二，之一见2017年秦蜀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论坛论文《调查所见栈道的时代与营造法式——以留坝县现存褒斜道遗址为中心》。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976～977页。 ①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之一，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2页。 ① 焦红原、秦戎：《“陇蜀古道”研究概述》，原刊《陇南政协》2013年第3期内刊本，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141页。 ② 同上。 ① 陇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编：《陇蜀道论文集》，2014年内刊本。 ② 本文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 ① 《新修白水路记》碑，位于甘肃省徽县大河店乡瓦泉村白水峡，徽（县）白（水江）公路（即白水路）左侧石崖之上，距地面高7米，碑通高2.83米，宽1.83米，碑面凹进石崖0.25米，拱顶额篆“新修白水路记”，为书法家雷简夫斗书，碑文颜体正楷，右起竖写26行，每行37字，撰书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水路，是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将原唐代由陕西关中长安至四川成都经凤州河池（甘今肃徽县）境内青泥路，改道修建的凤州河池驿（今徽县银杏村）到长举（今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辖地》的陕甘入川咽喉重道。清光绪十七年（1891），陕甘总督杨昌浚对此路进行了为期2年的拓宽整修，内建桥梁14处，道路“可并辔而弛”，商运旺季“时行人骡马，日以千计”。白水路全长六十余里，它较青泥路缩短三十三里，其间修阁道2309间，邮亭、营屋、纲院389间。白水路的贯通，结束了李白《蜀道难》中所描述的“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玄天神路”——青泥道的重要交通史，以至成为我国北宋时期的“高速公路”。 ② [明]郭从道纂《徽郡志》：“火钻峪，北六十里。”[清]张伯魁纂《徽县志》：“火钻，明初置察院行台（与秦州稍子店同设），按验茶马于此。” ① 该文已分别刊登于：《康县茶马古道研究论文集》（2012.4内刊本），《甘肃文史》2011年第3期内刊本，《甘肃史志》2011年第4期内刊本，《陇南文史资料》（2011.7内刊本），《陇南文史》（2011.10内刊本），《中国北茶马古道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陇南师专学报》2013年第1期内刊本。 ① 杨成有、刘进琪：《甘肃江河地名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① 本组图片，除翻拍自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发行《古陶神韵》一书外，其余均为笔者在民间收藏者家中及贺州学院民俗博物馆拍摄。 ① 本组图片为笔者2015年春节期间考察甘肃省文县白马人村落所拍摄，余图选自网络。 ② 本组图片为笔者在民间收藏者家中拍摄，均为卍字纹的不同变体，说明原始苯教信仰在史前人类就 已经非常普及和发达。 ① 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文博》1995年第2期。 ① 田佐：《从首领名字看不同时期嬴秦民族的崇拜物和首领政治角色》，见雍际春等编：《秦文化探研》，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118页。 ② 此类记载甚多：《战国策·赵策》：“秦以牛耕……”韩祖伦《青川木牍〈为田律》新探》（《秦文化论丛（十四），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考证：“特别是《睡虎地秦简》中有不少秦国使用牛耕的证据。” ③ 见《尚书·尧典》：“申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又见《禹贡》：“岷冢既艺……和夷底绩。” ④ 南玄子：《西汉水流域说春习俗小考》，雍际春等编《西垂秦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291页。 ⑤ 《史记·秦本纪》云：“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说明嬴人为东夷伐夏联军的一支。伐夏胜利后，部分留守西戎，直至中潏时期尚在西戎。 ① 嬴人进入西垂的早期，基本与周边戎人和睦相处，如嬴人首领胥轩因娶申戎女、大骆娶申戎女等，史家也多有将嬴人混称夷狄者，如《史记·秦本纪》称费昌子孙或在夷狄者。 ② 《史记·秦本纪》：“（大骆）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又云：“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与西垂大骆同为嬴姓的赵氏受宠于周王室，大骆一支加盟赵姓，向周王室示亲的政治意向非常鲜明。 ① 《通典·州郡四》：“嶓冢山，西汉水所出，今经嘉陵曰嘉陵江。”《元和郡县图志》：“西汉水，一名嘉陵水。”关于嘉陵，祝中熹先生《早期秦史·都邑篇》认为：“原代王嘉一族驻守秦之故都，并主持秦先祖陵墓的祭祀，后世遂称该陵区为‘嘉陵’。或更直接的，人们把原代王嘉的陵墓称为‘嘉陵’。” ①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苏北海、周美娟：《甘州回鹘世系考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485页。 ① 朱悦梅：《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甘州回鹘历史区域地理分析》，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② 王使臻：《丝路上的婚姻与政治：唐宋时期敦煌和于阗两地的联姻》，未刊稿。 ① 王使臻：《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与于阗政权的联姻》。《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②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11页。编者认为“此件，由内容看，系致甘州回鹘书”极是，但未指出发件人为谁，据内容发件人应是归义军节度使，而非使头阎物成。阎物成，又见于伯3627汉将王陵变文末题记“天福四年（939）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阎物成写记”。此处录文录自王使臻：《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整理与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为了行文方便，笔者重新对录文进行了分段、标点和编辑。 ③ 这是原文中抄写的标题，是草拟人或者抄写人所加，并不是书信正文文字。 ① 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11页。 ③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9页。 ④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页。 ⑤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 ⑥ 同上，第29、342页。 ① 李正宇：《敦煌学导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② 李正宇：《敦煌学导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① 西州回鹘政权，是唐末西迁回鹘中的一支，在首领仆固俊的领导下，在多民族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与归义军政权常有使人来往，见诸敦煌文献记载。宋初，建隆三年、乾德三年曾遣使向宋朝进贡佛牙。但是自从乾德三年之后，西州回鹘政权发生内乱，敦煌文献中就很少见到敦煌和西州两地之间有使人往来的记录。一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81），阿厮兰汗自称西州外生（甥）师（狮）子王，其政权才渐稳定，派出使臣出使宋，辽而见著于汉文史籍。 ② 只有这样解释，甘州回鹘可汗所传递的信息才是完整的、有逻辑顺序的。若是将书信第二段后“近者示及”“又去年”之后的内容看作是归义军节度使反馈甘州回鹘可汗的内容，则显得突兀，信息传递环节不清晰，信息传递不顺畅，不合文义逻辑。正史中也有材料支持：《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吐蕃传》记录了乾德四年（966）知西凉府折逋葛支奏状的主要内容：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路来，为部落劫掠。这些使人，可能是甘州回鹘与归义军的进贡使人，进贡完毕后，自朔方路返回，却被凉州境内的嗢末、吐蕃等部族劫掠，因此，归义军节度使写信向甘州回鹘可汗询问。 ① 乌瑞：《吐蕃统治结束后在甘肃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历史》，见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第1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② 因为甘州回鹘可汗并不懂汉文，所以甘州与敦煌往来的汉文书信，都需要其部属汉人文士代为草拟。 ③ 文录自王使臻：《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整理与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210页。为了行文方便，笔者重新对录文进行了分段、标点并编辑。 ① 达怛，在敦煌文献中也被写作达票、达讷等。达怛是唐中叶以后活跃于河西走廊北方的一支较小的游牧部族，曾经役属于强大的回鹘汗国。《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载会昌四年（844）宰相李德裕代唐武宗所拟《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敕书》：“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彼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可知达怛等部族本是役属于回鹘汗国的部落，回鹘各部族大迁徙时，达怛族也随之迁徙来到河西走廊区域内。陆庆夫认为在五代宋初时，在酒泉以北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达怛国政权。《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记载“塔坦国”（即达怛国）进贡于宋的史料。参：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① 荣新江：《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② 高自厚：《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孙修身：《伯2155〈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时代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③ 曹元忠在建隆二年（961》二月十日于《为故尊父大王忌辰迫念设供疏》（英藏敦煌文献S.2974）后署官衔为“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曹”。建隆三年时，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建隆）三年五月，制推诚奉义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部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沙州刺史上柱国谯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曹元忠，可依前检校太傅兼中书令使持节沙州诸军事行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瓜州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散官勋如故。 ④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1页。 ⑤ 《宋史·回鹘传》记载：建隆二年景琼遣使朝贡。《宋史·太祖纪》：建隆二年十二月壬申，回鹘可汗景琼遣使来献方物。 ⑥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⑦ 同上，第342页。 ⑧ 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① 荣新江将P.2155v第二件书信与P.3272书信草稿的时间联系起来，认为是建隆三年（962）至乾德元年（963）之间先后发生的（《归义军史研究》，1996年，第27～28页），又认为P.3272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963年回复甘州回鹘来信时所问（《归义军史研究》，1996年，第29页）。显然，荣新江认为P.3272中甘州回鹘的答书发生在963年，而曹元忠的回复则在967年，这其中竟间隔了三年时间。这么长时间，似乎不合情理；最多只可能间隔一年，则以966年为妥。 ① 原文书中这样总计，用酒数“去正月廿四日供甘州走来胡，两日酒五升，至八月廿日夜断，除四个月小尽，中间二佰三日计用酒……去三月廿五日供甘州使，逐日酒半瓮，至八月廿日夜断?计用酒”。 ② 似乎这位于阗公主回阗之后，就没有再返回敦煌，因此，在现存敦煌文献里看不到她的踪迹。见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九章第二节“曹元忠娶于阗皇帝之女为妻”，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344页。 ① 《宋史》卷四百九《高昌传》。程溯洛：《《宋史·高昌传〉笺澄》，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三十二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1～138页；[清]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2页。 ①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页。 ②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鸡头山》，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5页。 ③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352页。 ①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张德芳：《从汉简材料看汉晋时期丝绸之路全程的走向和路线》，《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乌氏条》，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35页。 ② [唐]李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页。 ③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18页。 ④ 西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① 李春茂：《平凉古地名初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② 韩孔乐、武殿卿：《宁夏固原发现汉初铜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① 刘纯景：《秦市场发展述略》，《唐都学刊》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