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明清两代徽县书院的变迁
  孙士信
  书院是我国古代学校的一种，兴起于宋代。明代以前，多为民间集资设立兴办，一般都远离府县，或藏于名山，或依山傍水。书院设有书库，祭器，并有田租以资学者，并向学者提供食宿，经费比较充裕。书院的主持者称为“山长”，教师称为“教习”，皆由当地有名望的士绅担任。清代以后，书院逐步沦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完全官学化，学生入院要通过州府的考试，书院的山长、教习也多由官府委派，由官府出资办理，这时的书院已与官学相同，失去了民间集资办学的性质。
  查考史籍、碑记以及徽县方志中有关记载，明清之际，徽县先后有徽山、凤山，三元书院等书院之设，但其资料散见于县志各卷，且记叙凌乱而无条理，谬误甚多，阅读起来甚为不便。本文拟将徽县旧学院之兴衰概况，依据县志，归纳整理，去伪存真，作以探析考察，以为修史者，阅读者提供资料。
  徽山即今县城东北隅之吴山。吴山古名曰徽山，又曰钟楼山。近代因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墓碑在其上，故俗称“吴山”。查《徽县志》《徽县新志》均称其为“钟楼山”。钟楼山原在城池之外，明正德六年（1512年），徽州知州侯禋奉巡道李璋檄文，重加板筑，开拓旧址，将钟楼山包于县城之内，使徽州城廓由明初知州金坚创修的周长四里多，增为五里三分，并开挖一丈深的护城河。这样，钟楼山就成了县城之内一座独立的山峰。
  据清嘉庆本《徽县志》中所录明代龚守愚撰“徽山书院记”载文，钟楼山岗峦深秀，古木参天、郁郁葱葱，为县城一大景观。明代嘉靖丙申年（1536年），侍御刘良卿来徽主持“茶马之政”（由朝庭在边疆地区设立的以内地茶丝食盐，换取西北少数民族马匹的交易市场），刘公驻徽期间，见徽县之旧学宫残破不堪，而钟楼山西面，县城北街（今县政府招待所至人民礼堂之间）有一片闲荒地，平缓开阔，便召集当地官绅指示曰，此处可以兴建一书院。接着拨茶课若干缗（量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此处作串），嘱徽州知州莫汝高督办其事。于是漠汝高即派人量地选材，盖房造屋，建起徽县第一座书院，封号挂榜曰“徽山书院”，以其与钟楼山相联属而命名。兴建的徽山书院有讲堂五楹（间），厢房号舍三十楹，东南与旧学宫相连。第二年正月，侍御胡公巡按至徽，登钟楼山凝望，见书院规模不大，地域狭小，遂建议拓宽书院，增修建筑，在与边备副宪马真卿，分巡签宪白应衡商议后，乃发公币银五十两，令莫汝高主持，吏目刘锡监修。将周围居住的居民迁往它处，又兴建前庭五楹，外门五楹，仪门三楹，门左右各建一牌坊，这样书院建筑就整齐规范了。并在钟楼山顶建一“尊经阁”，阁之东建一钟楼，悬钟以警昏惰。书院四周修围墙，植松竹，环境幽雅，四方学子争相就读于此，莫不交口称赞。胡公又建议将乡贡士史衢招聘为山长，与学正徐行共同掌管书院教务。于是史衢等人接受成命，遂制定书院章程。自此书院整列有序，士子云集，规模渐宏。
  从清康熙年间学政武之亨撰写的《徽山试院记》中可知，时陇西诸州邑士子考试皆在南安（今陇西渭水东岸），后以路途遥远，士子不堪奔命，在天水另立考场，以徽（县）、两（两当）、成（成县）三州邑附天水，而阶（阶州）、文（文县）仍附南安，如此数十年无变易。巩昌府邓君与徽州牧郭维宁以及阶、文、两、成诸州牧共同向擢提两陕学政武之亨禀报再三、请在徽县设立试场。以便利陇南诸州士子，武之亨皆不准。后武之亨按试南安，亲见陇南五州士子旅途奔波之苦，不禁默然神伤，遂识郭君一片苦心。后来恰逢郭君因公事而至南安，再次力陈，学政武之亨才首肯下次在徽州设立考棚，考试时与徽成两三州牧亲临考场。郭君欢喜异常，于是先行返徽，筹划试院事宜。岁暮，武之亨来徽，见郭君已将书院改为试场，修葺一新，号房皆由郭君捐俸禄亲率属吏监造，丝毫没有搔扰百姓，更觉郭君维宁为官清廉，而内疚自己的偏见。因此亲自为徽山试院的建成撰文勒石，以为不朽，正如文中所言：“郭君书院之设、基仍旧而更新，事虽因而实创、俾后五州县士子得悠游弦诵，以免夫跋涉千里，裹粮蹑桥之劳者，厥功岂浅鲜哉！”这片碑记详实记载了“徽山书院”改为“徽山试院”的全部过程。根据碑文记载，我们可确切知道，其改试院时间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经办其事者为徽州牧郭维宁，陇南阶、文、两、成、徽五州士子皆就试于“徽山试院”，其规模之宏大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由于国家行政区划变动，徽、成、两等州降州为县，随着试院的废止，书院也就渐渐衰落了。
  到了清乾隆十四年（1750年），知县杜荫将位于旧州治西（今县委至原看守所）之寅宾馆旧基改建为书院，不久又废。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知县李兆锦再重修，并题名为“凤山书院”，以其西临凤凰山（今名州主山）而命名。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知县赵同翮又捐资修茸，不久便遭兵火，几将倾圮殆尽。
  清嘉庆九年（1805年），知县张伯魁再次重建。这次重建距凤山书院创建时正好是55年。张伯魁以振兴徽县为己任，毅然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禄，亲自制定重建计划，兴建讲堂三楹，并亲题匾额曰“敬业”。其它均依书院旧有规模修葺，工善吏勤，不足一年时间即告峻工。士子复就读于书院，于是徽县兴教之风大振。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1809—1810年），经报督、藩两宪立案，相继在县城四街捐盖市房106间，出租给居民，契买私人土地22埫，将收来的地租和房租作为书院的膏火之费（书院给予学生的生活津贴费）。在张伯魁带头和倡导下，士绅居民共捐地47.5埫，地租尽皆作为书院费用。这样，凤山书院生机勃勃，全县尊师重教，捐资办学蔚然成风。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夏，赵之璞（字来石，云南蒙化人）知徽县事。此人尤以教育为重，整饬文风，为历任县令于书院考课最严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岁暮，赵之璞合集地方士绅商议，决定将旧凤山书院改为公所，另择地基，创修书院、兼修县试考棚，经四方踏勘，最后仍将书院地址选在钟楼山下，县城北街的徽山书院的旧址上。这里地势规距宽阔，可以书院，考棚并修。书院地基确定后，赵之璞率先捐俸禄以为倡导，士绅欢欣鼓舞，量力输财，客商居民，踊跃捐助，四乡富商大贾，亦闻风响应，纷纷捐资捐地。修建书院的工程马上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第二年冬十月（1847年），书院与考棚同时峻工，其规模比旧徽山书院有过之而无不及。书院自大门而入，由低而高，前后左右建筑皆统一对称，讲堂、号房、牌坊、斋舍一应俱全，望之周密深邃，庄严肃穆，况彩绘丹青，色泽鲜洁，不亏为人文荟萃之所。书院仍以“凤山”为名，但其规模远非昔时相比了。（书院建筑、器具详见《凤山书院房地，器具碑记》，该石现藏于县政府院内。）
  清光绪二十七（1901年），清政府下令全国书院均改为学堂。省城的改称大学，州府的改为中学，县城的改为小学，开始有了中国近代的学校与学制。徽县凤山书院则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时任知县张若金奉文改为高等小学堂。至此，凤山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徽县第一所近代学校也就应运而生了。
  徽县的徽山书院到凤山书院，及至高等小学堂，经历了明清两代上下四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两易其址，三易其名，为民国乃至新中国的徽县教育打下了基础，其功在国家社稷，利在黎民百姓。历届知县事者，捐俸禄，费筹划，兴学院，倡教育，其名其功都不可埋没。
  重修吴玠碑亭记
  孙士信
  吴山旧时称“钟楼”，今谓吴山，因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墓在其上而得名。山顶平台上，古柏森森，吴玠墓、碑肃然掩映其中，为游人寻幽觅胜之去处。吴玠墓土冢，高1.4米，直经9.3米，吴玠墓志铭碑在墓之正西约9米处，高2.96米，宽1.53米，厚0.31米，碑额篆刻“宋故开府吴忠烈墓志铭”十个大字。铭文村四川宣抚使安丙所撰，寸楷正书，共二十一行，每行七十余字，然大部已漫漶不可辩识，幸有《徽县志》《陇右金石录》《秦州志》著录全文，弥补原碑之缺憾。
  据《宋史》载：吴玠、字晋卿、宋德顺军陇干（甘肃静宁）人。少沉毅，有志节，善骑射，知兵法。南宋初年，与其弟吴璘扼守川甘陕防线，抗击金兵入蜀、与敌对垒近十年，杀敌甚众，屡立战功，尤以蜀口仙人关（甘肃徽县虞关）战役最为著名。吴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猛，金人闻其名而却步。吴玠因功高名著，数受爵赏。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宋金议合，宋廷加封吴玠开府仪同三司，延任四川宣抚使，不久，吴玠病逝于仙人关军中，时宋金战事再起，吴未及归葬故里，遂葬于河池，时年47岁，谥号“武安”。孝宗时，追封为“涪王”。吴氏兄弟在徽县抗金多年，至今县境内遗迹甚多，其人其事，国载青史。
  清嘉庆十三年秋，知县张伯魁主修县志，访考遗迹至钟楼山，见吴玠碑临崖将坠，遂虔心祈祷，亟令石工前移四十步，捐俸禄，筑围墙，立墓门以识之。并在碑阴镌刻五言诗二首：“独立高原上，岿然见一碑。阴风号鬼卒，暮雨隐神旗。迟我西来日，怜公北伐时。屡朝颁爵赏，枉自数功奇。”“六百年前墓，艰难百战身。弟兄溥旧泽，南北依孤臣。哀角秋声乱，奇兵地势屯。宣扬惭德薄，五言欲通神”。
  解放初，墓区建筑毁坏殆尽，仅存封土冢和墓碑。1963年2月11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将吴玠墓、碑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吴山及其附属设施为保护范围。1978年县上文化部门又将墓碑扶正并建四角碑亭一座，使吴玠碑得到妥善保护。经十数年风雨侵蚀，吴玠碑亭倾斜残损，渐见凋零。1992年至1994年，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先后两次拨款四万元，将原碑亭拆除，新建仿宋代建筑风格砖木结构六角亭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浑雄；亭之六面皆安装铁棚栏，游人不能随便入其内；1992年2月，由省财政厅出资，县财政局、文化馆组织人力从仙人关挖掘出石人石马各一对，安置于碑亭前，皆宋时故物，使墓区更显庄严肃穆之气。
  徽县吴山之吴玠墓、碑，历尽沧桑，几度颓废，盛世重修，其意深远。余亦为修茸事多方奔走、事毕，文化馆刘君嘱予作文以记之。
  徽县古城杂忆
  孙士信
  徽县自汉武帝元鼎六年置县，其行政建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有记载且现在仍留有遗迹的徽县古城则始建于宋朝初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沧海桑田，朝代更替，县城每年都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近十年来，经过大规模的县城拆迁改造，历史上的徽县城已不复存在，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的完全是一座新建的县城。为了使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宋代古城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笔者将亲眼目睹且已消失的古城风貌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参考。
  县城的地理形态
  县城座落在西河与东河交汇而形成的冲积扇上，背靠吴山（古称徽山，钟楼山），面对州主山（古称凤凰山），两山相对，县城居于河谷地带，古来就有龙山风水形胜之说。整个县城地势依吴山而下，由东北高地向西南坡地舒缓延伸，南北长，东西窄，分别至西河岸、东河岸而止，整个县城呈近似长方形状。城之东侧有东柳沟水自北向南汇入东河，城之北侧有张沟水自北而来向西汇入西河，这样县城就基本形成四面环水、一山为枕、由低而高的地理态势。从过去县砖瓦厂取土的地层断面上看，由吴山向县城方向延伸的城内坡地黄土积淀十分深厚，是一处较为理想的城池选址。不过，现在城区范围已向四周拓展，已不再是古代徽县城的概念了。
  徽县的城墙
  徽县城墙为宋初所建的土城，徽县砖城始筑于明代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最早的城墙为黄土加石灰夯筑而成。至明代嘉靖22年（公元1543年），时任知州许钊对城墙大加修葺，内外全部用就地取土烧成的城砖裹砌，上铺砖石，两侧修垛口，在东西南北城门筑城楼四座，分别命名：北为“山衡秦凤”，南为“云联蜀汉”，西为“威镇羌戎”，东为“望重畿辅”。并修板房哨楼1327间。内修环城巷道，使城区连通，用于军事和交通之便，并于城之四面墙下修有大型排水道，使城内雨水和生活用水排出城外。为防水患，还在东柳沟至东河沿，北门外至张沟一段分别修河堤、架石桥。四城门内安有城门，晨启暮合，有专人值守，以保县城安全。明代徽县城墙之雄伟坚固，被史籍冠为“陇南诸城之首”，而闻名于陕、甘、川周边地区。民国后期至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徽县城墙开始遭到人为破坏。由于公私建设之需，四城门楼先后被拆毁，接着整个城墙内侧的城砖被拆除殆尽，环城巷道分段阻塞。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这20多年时间里，徽县城墙大规模成段地拆除并消失，先是分阶段拆除四城门，再剥取残存的外侧城砖及基石，后于拆除的城基上修楼盖房。这些城砖主要用来建筑原北街人民礼堂、四街下水管道、原十字街百货公司等公共设施建设以及70年代初期的战备防空洞，还有相当数量的城砖为城乡居民所用。现在，人们只能看到位于吴山之上的一段内外城砖皆已剥离的土城遗址，还有位于东河沿一侧仅剩下外侧城砖的城墙遗址。
  县城的民居建筑
  徽县地处陕、甘、川要塞，古代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县城四条街上商铺林立，颇为壮观。临街房屋多为店铺，大都是明、清建筑，相互依偎，紧密相连。街市多为两层木楼构筑，门面房用木板或青砖铺地，安装易于拆卸的活动门板，里面是柜台、货架、桌椅等。二楼门面用木板镶嵌，每间前后都有方格窗或花窗，铺以木质楼板。楼梯都在外间檐下。一层是门市部，二层则是仓库，两边山墙用土坯砌成防火墙。后院两边是对称的偏厦厢房，为主人居住，后面则是厨房、储藏室。这些商铺的大门都置于门面房一侧，或宽或窄，易于进出。中间院子呈长方形状，低于四面台阶，用石片铺地，形成自然的蓄水池，下有渠道直通街道。两面厢房房檐相对不足两米，正午时才能见到太阳，因而比较阴暗潮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井院”。
  城内的居民区，诸如吴家巷、后西街、官井巷、昊山巷等地，都是官商富户居住之地，这里的房屋大都是一进两院或三院的四合院兼天井院。有的大门开在侧面，有的开于房之中间，都是厚重的双扇门，上有铁钉铜辅首，两侧有鼓形、狮形、长方体等形状不一的大小青石门墩，造型精美，工艺精湛，是典型的巴蜀石作工艺品。门楣上方或行或楷雕刻匾额。大一些的四合院正对大门都有影壁，或书或画，神龛内供有土地、财神等。院子或用青石板铺成，或用西河片石镶嵌成各种图案，植以名木花草奇石，清雅幽静。所有这些都向人们彰示着其家族往日的辉煌，更成为县城具有代表性的陇南民居建筑风格。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县城北街吴家巷看到这些建筑的遗存。
  县城的寺庙建筑
  从县志记载和现存遗迹相互印证，县城内旧有寺庙甚多，其总占地面积约是县城土地的十分之一，包括佛、道、基督、伊斯兰等教，尤以道教为多。从东、南、西、北的街道依次推计，仅笔者尚存记忆的，东街有火神庙、岳王庙、文庙（内有大成殿、孟子庙、学宫等）、清真寺，现仅存火神庙门楼一座，文庙大成殿一座，石碑数通，古柏三棵，其余皆拆除改建。南街因是商业街区，故而没有寺庙，出城旧城里则有先农坛、天主教堂、三官殿等。西街有药王庙，出西门与凤凰山则有西禅寺、宣灵王庙、北主山庙等。北街有关帝庙、福音堂、城隍庙，吴山之上建有五贤祠，现遗迹尚存。出北门则有北关清真寺。这些寺庙建筑都为土木结构，雄伟壮观，匠作奇巧，显示着我国明、清古建筑细密机巧的建筑风格。现在城内保护基本完好的庙宇建筑，规模最大的当数城隍庙大殿和文庙大成殿，这两座古建筑因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经多次维修才得以保留至今，其余寺庙已荡然无存。
  县城的街道
  徽县的街道自古就整齐划一，分东、西、南、北四条主街。南、北街较长，东、西街稍短，皆因县城地理态势所限。城区西南隅后西街与和平路交汇，形成一小十字街。县城南街和北街南半段为主要商业街区，店铺接踵相连，临街商铺皆为二层木楼。东西街除靠近十字街一段为商铺外，其余则是县衙、集市、孔庙，清真寺、车马店等，和平路和后西街主要是居民区。县城街道为石沙土路，年年铺垫，以至于街道路面高于沿街住房，每逢阴雨，四街泥泞不堪。由于全城大部分居民用水在南桥头大口井，故而南街路面终年不干，雨天尤甚，人们称其为“烂街”。县城街道两侧有用城砖铺成的水渠，用于城区排水，由于渠道很窄，遇阴雨连绵季节，雨水则溢出水渠满街流淌。直至七十年代初，县城四街开挖下水管道后，街道才开始铺上柏油。
  县城的小巷
  县城过去依城墙内侧四周有一连通小巷，环绕整个县城，依次为东城巷、西城巷、北城巷、南城巷，主要用于古代战守攻防之用，后逐渐被公私建筑阻断隔离。而城内的小巷则与四街相连，路路相通，宜于交通出进。东街有东城巷、火神庙巷，南街有和平路，西街有碾子巷（今后西街），北街有肋子缝、官井巷、吴山巷、吴家巷等。县城小巷最宽的为西街碾子巷，最窄的为北街肋子缝，此巷过去仅能容一人进出。
  县城的水井
  县城处于两河交汇之处，地表水源比较丰富。过去，县城内有许多水井，较著名的水井则有三处。位于南河沿有相连水井两口，两井相距并列不足三米，但一井水为咸水，不能饮用，另一口则为甜水，能供半城人饮用。井为大口井，旁有井杆，供人打水，人多时还需排队。井侧城墙下，旧镶有一石碑，为清代晚期所立，记叙南井淘修之事，现深埋于自来水公司楼下。城内有人专营卖水之事，送水上门，一担水一分钱。位于北街官井巷城墙内侧有一口井，井水清洌，供上北街和官井巷居民饮用。因旧时此井为县衙专用，故名官井，又以此井命名巷名，传承至今，但水井早已不复存在。再就是位于吴山之下西北角有一井，井虽不深水却极旺，水质纯净甘甜，供吴山巷及周边居民饮用。此井当今仍在原址，且仍在使用。县城大凡商号、客栈、各类作坊、大户人家，家中都有私家水井，或在屋檐下，或在院落中。这些井一般井口小，井较深，井口有井盖、辘轳，由于井水咸淡不一，有的可供饮用，有的用于消防、洗涤或作它用。现在，城区由于大规模拆迁改建和自来水的广泛应用，私家水井已全部消失，而城郊东柳沟、西寺、张沟、北柳沟等地的几处泉水，却依然为当地居民饮用。
  寻访白水路
  常佐存 荆中普
  朋友相约，乘车西南行，观看了北宋时期的《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碑刻。车行一路颠簸。这段公路，徽县县城经大河乡至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大概要算现今最差等级的公路了。好在到碑刻处仅28公里路程，再前行几公里便到白水江镇，用时不多。过了大河乡政府所在地，公路沿洛河左岸而行，山峰壁立，河水滔滔，满目青翠，鸟语蝉鸣，一片欢喜心情，顿消暑热劳顿。
  公路从碑刻下经过，常有过往客旅驻足仰视，一睹摩崖风采。碑刻距地面高7米，碑通高2.83米，宽1.83米，碑面凹进石崖0.25米。碑文颜体正楷，883字，其中正文734字，拱顶额篆“新修白水路记”。碑文为北宋宣德郎殿中丞、知雅州军州骑都尉借绯、书法家雷简夫于北宋嘉二年（1057年）撰写并书及篆额，详述了白水路和青泥古道的修建和变迁，文笔练达，字迹遒劲，刻功老道。虽已历经九百多年风雨剥蚀，社会更迭，碑文至今仅有三字不清，余皆保存完好，实乃文物保存的奇迹，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价值，已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5年徽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加强保护，1990年修建了简易木护栏碑亭，有一热心村民数十年悉心看护，若要直面壁文，需文化管理部门同意，由此老人搬搭木梯，方能上下。
  白水路因白水河而得名，白水河乃嘉陵江支流，如今称为洛河。按碑文载，白水路由五百多名邮兵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春季动工修筑，十二月完工，历时近一年，系秦陇入川古蜀道中，对原需经过崎岖难行青泥岭（今名铁山）的青泥道的改道工程，全长51里半，修阁道2309间，邮亭营房纲院389间，缩短路程33里，废除了青泥驿站，减少了驿站工役开支，便利了交通。碑文称；“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大抵蜀道之难，自皆以青泥岭称首，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在古人看来，蜀道之难，最难在青泥岭那一段，这也印证了李白“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如今此路早已荡然无存，唯有散见于壁崖上的栈道凿痕，见证着筑路的艰辛。石壁上残留的孔洞，如同史料中的省略号，空余无限感叹。岁月斩断了插木，只剩悬崖峭壁，积满陈垢的凿孔，述说着凄凉和无奈。顽强地生长着的小树，为孔洞遮风挡雨，把岁月深深掩藏。江山易改，古迹难留，而碑文却以详实的史料使当年这一艰巨工程长留人间。
  沿碑刻左侧上行数十米，住有几户村民，他们热情好客，盛情相待。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群众因当地广布的零星铁矿石的开采，大部分开始富裕起来，新建的砖混结构的房舍，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不断添置的高档电器印证着他们收入不菲，神仙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心存感激。这里海拔七百米左右，时值盛夏，却由于地处深山峡谷，并不显热。我们坚持坐在院内，但觉微风徐徐，透出丝丝凉意。我们吃着西瓜、李子，随意地谈天说地。他们高兴地告诉我们，国家已着手修建的天水至十堰高速公路经过这里，并指着河对面半山腰插着的红旗，那公路通过处，就在他们的眼前。正在建设中的“天十”高速路，将使青泥古道变坦途。
  由于高速路途经甘陕两省交界处，距碑刻两、三公里的杜家坝留有出口，从而将极大地方便原白水路沿线群众的出行。看到筑路设施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村民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毫无疑问，“天十”高速公路的修建，必将带动当地以碑刻为标志的旅游开发和以铁矿为主的资源开发，促进经济更快发展。
  历史与现实交错，白水路碑刻面对“天十”高速，置身盛世中的人们，能不感慨系之！那因碑刻而得以“久其传”的白水路，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那栈道上马帮脆响的铃铛早已被岁月凝固，谁也难以说清它们承载过的辛酸，社会前进的巨轮已将它们湮没。今天，现代化的筑路大军正在重写历史，生逢其时的青泥古道居民，将迈步康庄大道，安享日行千里。人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历史见证的白水路碑刻，必将借此机遇得以抢救修缮，从而使这一具有历史和文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古迹，与当地奇异的自然景观得以开发利用，在即将建成的“天十”高速路的引领下，续写辉煌的未来！
  （常佐存：原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荆中普：原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徽县栗亭杜公祠的兴衰
  曹鹏雁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大诗人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妻杨婉，子宗文、宗武，女杜蓉，弟杜占“去华适秦”，投靠在秦州的友人赞公及从侄杜佐。寓秦期间，杜甫曾有意卜居麦积东柯谷西枝村，但未遂其志。两月之后，杜甫收到同谷（今成县）“佳主人”的书信邀请，即于十月中旬携家眷离开秦州南赴同谷县城。至同谷后，杜甫一家在城南飞龙峡口凤凰台结庐寓居月余。十二月初一又从同谷出发，经店村、横川一线举家前往栗亭镇。
  栗亭镇位于同谷县东50里的栗亭川，唐代属成州同谷县所辖。栗亭河纵贯南北，两岸地势平坦，良田广布，为陇右不可多得的富庶地域。从史料记载、文化传说以及现存杜公村、杜公祠碑、杜公小学、杜公井、杜甫钓台等证据来看，杜甫当年曾在栗亭杜公村一带寓居过。栗亭于元代至元六年（公元1264年）省入徽州，今属徽县栗川乡辖地。
  杜公村位置在今徽县城西40里的栗川乡杜公行政村，徽成县际公路（支伏路）穿村而过。杜公村由水沟村、雀儿村、下店子、山根村、草坝村等5个自然村组成。杜公祠与杜公小学在山根村。杜甫钓台位于杜公村南山雌牛湾、木皮岭下的元观峡内。元观峡为洛河之红川河段自西向东流经栗川南山与栗川河交汇处的一段河谷。沿峡西上4华里之处，峡谷幽深狭窄，在数块巨石间形成一泓深潭，名“黑鸟潭”。其一石依山傍潭，石面平坦如席，上有一处似人臀部的印迹和一双脚窝印迹，传说杜甫当年曾坐钓于此。后人志其事，在河东岸石崖上凿刻“宛在中央，少陵钓台”八个楷书大字。其中“宛在中央”四字自左至右横排，“少陵钓台”四字自上而下纵排。八个大字整体上呈“丁”字形排列，但摩崖年代因无史载，至今无法考证。崖壁之下另有文物部门近年设立的“杜甫钓鱼台”水泥质地文物保护提示碑一块。
  杜甫寓居栗亭期间，迫于生计可能曾只身东赴170里外的两当县琵琶洲试图求助故友吴郁。此后不久，杜甫一家向南登越木皮岭（又名木兰花掌），历瓦房村，过白沙渡（在今大河乡小河铁厂附近），再翻越青泥岭至水会渡（今虞关乡老虞关渡附近，此一线唐时为入蜀必经之官道，青泥道的一段）渡过嘉陵江，沿嘉陵江东岸八渡沟、金池院路南下，于十二月底抵达成都浣花溪。
  依据杜甫《发同谷》《水会渡》两首诗里体现出的时间差判断，杜甫一家曾在栗亭滞留过五六天时间，故而唐宋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在栗亭留下了许多缅怀杜甫的诗文、题记、碑刻，修建过杜甫纪念祠堂。
  《太平寰宇记》记载：“唐咸通（860—873）中，成州刺史赵鸿题诗刻石于同谷说‘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今何有？’又自注云‘工部题栗亭十韵，今不复见焉。’”说明杜甫曾著有《栗亭十韵》，这段史料可佐证杜甫确曾到过栗亭。
  关于杜公祠，北宋中期栗亭百姓于木皮岭下的山寨坡筑有杜公祠堂，后来毁于宋金战火。据《阶州直隶州续存》记载：“名嘉亭，在栗亭县，宋建，邑令赵洋取工部‘栗亭名更嘉’之句为榜。”这是栗亭‘名嘉亭’杜公祠见于史志的最早记载。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大诗人贺铸还作有一首《寄题栗亭县名嘉亭》的诗。按《杜诗镜铨》与《徽郡志》记载：南宋初绍兴间（1131—1162），王知彰为栗亭令，尝作《秦州东柯谷杜少陵祠堂记》云“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与之居”。但未见王知彰有记述栗亭杜公祠堂的文章，由此说明南宋初期栗亭杜公祠堂己被毁，或者当时杜公祠堂已不存在。
  明代嘉靖年间郭从道主编的《徽郡志》记载：“杜少陵祠在栗亭西，正德（1506—1521）中御史潘公（潘士藻）仿建。”说明徽县栗亭杜公祠在明代武宗朝由官方主持进行了仿修，仿建时将祠堂地址移在了今杜公行政村的山根自然村。志书又记述郭从道语“.今栗亭有祠、有钓台，其集有《栗亭》诗.草堂郁郁，遗像岩岩.”云云，说明至晚在明代中期栗亭已存在杜公祠、杜甫像、杜甫钓台。再从明清以来的五部《徽县志》中收录的艺文传记看，官方曾对杜公祠进行过多次修葺：明万历（1573—1619）中，州牧左公（左之贞）“重修祀堂三间”；清康熙丁酉冬（1718）观察使童华祖、知州周元良重修，“献宇三楹”；清乾隆六年（1741）徽县知县牛运震增修杜公祠，“置守祠二户，购田十亩以供春秋享祀”；清嘉庆丁卯——己巳间（1807—1809）知县张伯魁重修杜公祠，“祠门左右，各增置耳房二间，又增瞻祠田十亩，俾司春秋享祀，岁时修葺”。现存于杜公村原大队院的《重修杜少陵祠堂记》记载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重修杜少陵祠的情况以及杜公祠的历史发展渊源；曾被当地村民当作桥面石使用，今在原址尚存的一块题为《县治西三十里杜公祠为创修乐楼并历述造祠始末序》的民国二十九年石碑记述了清末维修戏楼的情况。童华祖、牛运震、张伯魁以及光绪二十六年重建重修杜公祠碑记均证明，明、清两代时栗亭杜公祠完整存在。后因长期战乱与时局动荡，祠内文物大多被毁或遗失，祠堂破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当地士绅、群众集资，对杜公祠再次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葺，祠堂占地数十亩，有北祠堂和南戏楼两大土木结构建筑群。祠堂正殿塑杜甫头戴相帽、腰系玉带全身坐像，左右两边塑牛王菩萨与马王明君像，前塑闹海夜叉和大小二鬼像。殿堂距挑檐戏楼一百余米，每年农历腊月19日为杜公祠庙会，当地百姓称杜甫为“杜公爷”，也叫“冻公爷”（系音转而成）。1952年土地改革分房时，杜甫祠堂作为公有财产分给一农户居住，后来祠堂被这一农户完全拆除。1992年在杜公村还发现一块宋代《杜甫诗苑》文字石碑，今也不知下落。现存杜公祠遗物中，清代光绪年间知县张若金撰《重建杜少陵祠堂记》（即“百世师尊”）石碑仍在原址，另一块清代康熙年间知县童华祖《重修杜少陵祠堂记》（即“百世师尊”）文字石碑保存在徽县文化馆。
  仙人关石人、石马迁置吴山始末
  杜发恭刘浪（口述）黄新梁（整理）
  当人们漫步徽县城吴山（古称钟楼山）浏览观光时，掩隐在苍柏中吴玠墓碑前的四尊石人石马就会自然映入人们的眼帘，它给人们以肃穆庄严之感。
  吴玠墓碑前原来没有石人石马，后来是怎么安置在这里的，事情还得从1989年说起。当时，正值徽县开展创建省级“大文化”先进县时期，时任徽县县志办主任的梁晓明、助理编辑兼摄影刘浪二同志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杜发恭同志（兼徽县志编委）在虞关乡考察古迹、搜集史料中，穆家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穆占及村民反映说：近几年，不断有陕西省略阳县等地文化部门以及民间文物爱好者，出没在穆家坪（这里旧时为吴王城遗址，现宝成铁路128号隧道上行口路下与嘉陵江边之间有“安丙”行踪记事碑可辨，1954年至1956年修宝成铁路时被毁）及仙人关周边的村里村外、田间地头，搜寻着诸如石人、石马、石马槽、铁蒺藜等遗物。据史料记载，甘肃省徽县虞关乡、嘉陵镇，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一带曾是南宋初期抗金名将昊玠率宋军与金兵对阵作战的仙人关古战场遗址。仙人关属甘肃省徽县地界，与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交界，显然，古战场的文物存在大量流失的问题。此事引起了同行三人的注意，为了防止仙人关文物不致外流，他们将此情况向时任徽县人民政府县长蔡仲良及分管文教卫生的县委副书记吕兴才分别作了汇报，建议将一部分石人石马迁至吴山，与吴玠墓、古柏、武贤祠形成完整的省级文物单位保护群，充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内容，丰富大文化的内涵。因当时徽县财政困难，无财力筹划此事，吕兴才对此表态说：“当前全县创建大文化先进县，有两项工作应作为重点来考虑：一是拟在栗川乡杜公行政村规划筹建杜甫草堂文化旅游景区；二是以吴山吴玠墓、墓冢、古柏、武贤祠和烈士纪念塔等为主，统筹规划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你们提出将仙人关石人、石马迁置保护这个建议很好，符合大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但鉴于县财政困难，当前还不具备条件，需要从长计议。希望文化、财政部门积极配合，努力从地、省争取资金促进这一工作为好。”
  1991年10月初，甘肃省财政厅预算处颉克仁处长来徽县指导调研建立乡（镇）财政试点工作，时任徽县财政局局长的杜发恭同志陪同颉处长游览吴山，他瞅准机会，将大家的建议向颉处长作了汇报，并请求在经费上给予支持。颉处长对杜发恭同志爱好文化、支持创建文化先进县的态度十分认同，他说：“搬迁石人石马、修缮吴玠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财政局长向我求助，可以考虑给予资金支持”。随后，杜发恭同志将情况告知了时任文化局局长的韩义明同志，韩义明高兴地说：“你为徽县文物保护工作争取到了省上的支持，我们文化部门有责任一定努力办好”。一个月之后，颉处长从省财政厅电话通知杜发恭同志说：划转下来补助款10000元，并特别叮嘱杜发恭同志此款要他亲自掌握使用。资金有了着落，1992年春，杜发恭、韩义明、刘浪（时任徽县文化馆副馆长，主持工作）三同志商量如何实施此事。当时计划是先从仙人关搬迁石人石马，后对吴玠墓进行维修加固，如果资金宽余，再把吴山山门门楼油漆修补一下。商定此项工程由刘浪同志具体负责，先作准备筹划工作。
  1992年2月下旬，杜发恭和一同参加县人代会的虞关乡穆家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穆占同志（2008年病故）商量，安排给他3000元劳务费，由他牵头组织人力承担搜寻、挖掘、搬运文物的工作任务，穆占同志欣然答应。3月初，穆占组织了七八个强壮劳力去石马坪（穆家坪村西北山上），搜寻挖掘石人石马等文物。为保护人身和文物的安全，刘浪前去现场进行监督指导。经过穆占他们的艰苦劳动，从荒山密林中挖掘出石马两匹、石人两尊、还有石锁、石槽、石桌3件。原计划搬石人4尊（文臣、武将各二），因当地误传穆占在倒贩仙人关文物，派出所还派人调查制止，穆占听到后一气之下不干了。杜发恭知情后即安排虞关财政所同志去做工作，嘱托说“已搬下山的东西一定要运进县城，不能半途而废。”
  3月下旬，穆占雇用两辆拖拉机转运石人石马。临行时还摆设了香案，祈祷吴玠神灵保佑一路平安。当时虞关通县城的路要走黑虞路（大河黑沟至虞关的简易公路），该路坡陡面狭、沟深弯急，还要翻越铁山侧峰，途中一辆拖拉机险些翻车。为减轻负重，只得把石锁、石槽打碎垫了车轮。一路颠簸，当日下午将文物运至县城吴山脚下，刘浪指挥随车来的农民一鼓作气把石人石马抬上吴山。后来，刘浪同志参照南京明孝陵模式绘制了草图，择日安排工匠完成了安置工程，并运上山几车石头，准备修砌文革中受损的吴玠墓。后因此项工程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原计划维修吴玠墓及吴山山门的事情只好作罢。
  金徽宝地话嘉陵
  田炜
  概况
  嘉陵位于县城东南22公里，是进出县境的南大门，也是徽县与外地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嘉陵地形复杂，群山壁立，峡谷幽深，因位居嘉陵江畔而得名，自古为入蜀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嘉陵江蜿蜒行于峰幽深谷中，蜀道高峰青泥岭巍然耸立。这里山有珍禽奇兽，地有丰富矿藏，珍稀的原始动物“羚牛”分布在严坪一带，千年活化石——白果树生长在田家河两岸。地势由西北河谷区向东南逐渐上升到县境最高处东界山（海拔2504米）。徽县大小645条河流，嘉陵江是最大的一条河流，境内铁山（青泥岭）以诗仙李白的《蜀道难》而闻名于世。
  历史
  嘉陵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在县境内东北部的永宁河谷地带依山傍水，繁衍生息。据柳林镇庙坪村四坪山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水阳乡关坪村、虞关乡尖崖村等地出土的文物证明，8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活动的足迹已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境内逐渐形成了古人群定居的村落。
  虞关乡西十华里处，东岩石壁高阔，若排列仙人，眉目鬓须有自然飘动之致，故名仙人关。这里东西山悬崖对峙，一泓中流，乃天然之关隘，人蜀之门户，吴王城遗址即在于此。此处为南宋名将吴玠屯兵处。后人追思吴玠功绩，在这里建吴公祠，俗称吴王城。城垣因修宝成铁路而损坏，现有长6米、高2米左右的石城垒数阶和安公祠记断碑残存。仙人关古战场在虞关乡以南的长丰县（陕西省略阳县管辖）。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6月，宋川陕宣抚处置军使张浚任命吴玠为陕西诸路军都统制，并派刘子羽驻守河池（徽县），协助吴玠调遣各路军马。绍兴二年（1132），金兵大举进犯仙人关，吴玠在虞关穆坪置关，大败金兵。后人为纪念这次胜利，将该地改名杀金坪。绍兴三年（1133），宋分陕西秦凤路到洋州（陕西省洋县）之地为吴玠统辖，吴玠仍率军屯守仙人关，6月，吴玠驻守河池。绍兴四年（1134）2月，金大将兀术率兵经两当进犯仙人关；3月，吴玠率杨政、吴璘、田喜等与兀术大军在仙人关激战7天，金兵惨败，吴玠率兵追杀至河池收兵。绍兴九年（1139）正月，宋与金人议和，奖赏将士，赦免天下。吴玠被授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6月，吴玠在仙人关病逝，享年47岁，被赠少师，谥号武安，后追封为涪王。徽县最低海拔（吴王城）704米，最高海拔（东界山）2504米，均在这一地区。民国35年（1946）8月，王震三五九旅17团经陕西略阳进入徽县，沿嘉陵江北上，经严坪，住谢坪，出太白，去天水，部队过境两天，秋毫无犯，吃了百姓的嫩包谷，把钱挂在包谷杆上，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河流
  著名的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宝鸡市南郊、川陕公路三十二公里处的秦岭之巅景区内海拔2800多米的嘉陵谷中。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亦是长江、黄河水系的分水岭。嘉陵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也是徽县过境最大的河流，纵贯徽县东南部，自凤县、两当入徽而至南边界线吴王城出境，全长165公里，流域面积6964.6平方公里，水流清澈，森林茂密。嘉陵江是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古称渝水。因流经陕西省凤县东北嘉陵谷而得名。上源为白龙江和西汉水，前者发源于四川省若尔盖县的郎木寺；后者发源于秦岭西南，因在汉江之西，故称西汉水。直至陕西省略阳县两河口以下始称嘉陵江，与白龙江相汇于四川省广元县昭化，全长1119公里。昭化以上为上游，行经高山地区，多暴雨，有“一雨成灾”之说；昭化至合川为中游，有航运之利；合川以下为下游段。流域面积16万平方公里，超过汉江，居长江支流之首，河口流量2120立方米/秒。嘉陵江切穿华蓥山南延三支脉后，形成风光奇丽的沥鼻、温塘、观音三峡谷，于重庆汇入长江。《徽郡志》载：“徽州街陇蜀之间，塞奥得中，物产略备，又为水陆通道。商贾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皆兴。”这里所说的水陆通道，就是指嘉陵江水运航道。在清末之前，嘉陵江一直通航到永宁，可以说，永宁就是嘉陵江在徽县境内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也是嘉陵江航道最末端的一个码头。从四川沿江而上运的丝绸、茶叶、食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永宁上岸，然后被成群的马队运往秦陇各处，远走西域；而从秦陇各地运来的牛羊、皮货、鸦片以及一些山货也源源不断从永宁下水，沿嘉陵江而下，进蜀入川。
  物产
  嘉陵物产丰富，当地羚牛是十分稀有的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其特征介于山羊与羚羊之间，加之角型特殊，也是稀有的展览动物。为了保护好徽县的羚牛资源，1981年12月，头滩、二滩、三滩被列为甘肃省羚牛稀有动物保护区。羚牛在徽县境内约有140-170头。1979年2月4日，经甘肃省林业厅批准，农林局及有关部门组成20人的捕捉队，在严坪、上滩一带给五泉山动物园捕捉羚牛幼仔15头。
  嘉陵以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气候条件为发展当地经济提供了良好条件。1959年，徽县嘉陵、永宁、高桥、太白等乡镇开始种植党参、生地、当归等。1968年，嘉陵大滩村在215亩石坎梯田地里栽上了水稻，成为徽县“高山梯田”栽水稻的典型，事迹曾被载入《甘肃省水土保持手册》。1984年春，甘肃省供销社给徽县提供8.5万元扶持养殖甲鱼，在柳林江口村、嘉陵周嘴村、水阳高楼子村建小型养殖场3个，有水面积25亩，从湖南调甲鱼试养成功。嘉陵银杏产业目前已成为主导产品，雅龙公司生产的“银杏茶”“银杏软黄金”“银杏果仁”“银杏酮速溶茶”“银杏营养粉”等系列产品对舒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胆固醇和高血脂有明显的治疗作用，成为理想的保健食品。
  嘉陵矿藏丰富，优质铁矿和金矿为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民国27年（1938）甘肃矿业公司收买了徽县“福顺祥”“福顺水”“积成茂”三大铁矿商号，在黄沙河杨寺坝兴办甘肃矿业公司徽县冶炼厂。现在，徽县鸿远公司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有色冶金企业。
  人物
  嘉陵人民勤劳朴实，历来就有先人后己、公而忘私、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良好传统和美德。1968年3月26日，虞关乡三岔村民兵连指导员周克文在回家途中因抢救19名乘船渡嘉陵江遇险的群众，不幸身亡。1972年7月24日，嘉陵大滩村渡口木船上摆渡的9名村民和千余斤粮食翻入江中，撑船者谈礼陵为救人而身亡，其余9人脱险。1977年11月13日，虞关乡阳坪村青年民兵阎树军在宝成铁路上奋不顾身救列车，保护了国家财产的安全，被天水地区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
  交通
  嘉陵自古为巴蜀咽喉、秦陇要塞，是蜀道之天险，交通十分不便，给嘉陵江两岸乃至全县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从古到今人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早在西汉武帝元鼎年间，河池县（徽县）就是陇南故道的枢纽，是由甘入陕、入川的重要通道。据《徽县志》载，河池有三条故道可入秦、陕、巴蜀，一是西出陈仓（宝鸡）经凤州过故道（两当）沿嘉陵江越徽县，两当交界之天门关，南折严坪之黑水城进入阳坪关（勉县）；二是南出嘉陵江，经青泥岭过长丰县（略阳辖区）到略阳县；三是西南行过小河经大河店，南折白水江到略阳县，两路均可通西秦、巴蜀两省。《元和郡县志》记载了故道的走向和里程，唐朝中期由陕西关中沿故道通往陇南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丝路陇西段南线到天水，再由天水故道经礼县、成县，到徽县再直接南行到四川。另一条是由长安起始西行310华里到风翔，南行280华里到凤州，再西南行沿故道450华里经徽州（徽县）到成州（成县），行走380华里到武州（武都），再沿阳平关南行250华里到文州（文县）进入四川。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西南寿置武都郡，设河池县，为加强陇南与四川、陕西、关中的联系，从天水南行经祁山（礼县管辖），西和、成县、徽县、两当，这是由陇入蜀的大道，称祁山道。三国时诸葛亮先后六次出师北上伐魏，俗称六出祁山。唐代诗人杜甫（公元前759年秋）弃官西行，沿关陇大道至天水客居三月后，由成县红川经徽县栗亭南折木皮岭、庙山、小地坝、小河厂，东行越青泥岭，经三泉、武家坪到虞关沿嘉陵江入川。
  在古代，嘉陵江沿岸以水运航道运输各类物资，贞元十五年至二十一年间（公元799—804），节度使严励自长举县而西疏嘉陵江200华里。唐代诗人杜甫用诗赞美徽县“清池可方舟（两舟并行）”。从史志和嘉陵江沿岸遗留在悬崖峭壁上的凿孔（修栈道、拉船系缆绳）的痕迹证实，略阳县到永宁的嘉陵航道存在无疑。嘉陵江、永宁河在聂家沟火焰山脚下汇合，穿越徽县境内40公里跨三个乡20多个村庄，有汉、回、满三个民族在江边居住。嘉陵江在徽县境内流域面积280.6平方公里，沿江的群众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造“小渡船”在虞关、高崖、谈家庄、黄沙河、聂家湾等处设渡口摆渡两岸的过往行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裁驿归邮后，徽县设邮政代办所，以畜班、步班传递信件，开展为民众寄信、汇款业务。民国23年（1934），设有徽县至天水（驮班）、徽县至白水江（步班）、徽县至两当（驮班）三条邮路进行进出口邮件交换。
  民国二十八年（1939）四月，省建设厅组织测量徽白公路，六月测峻；同年九月，成立徽白公路工务所，组织开工，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六月底，便道打通试车。徽白公路起自县城以西（体育场），经嘉陵江上游至白水江，全长37公里。但因同年七月连降暴雨，洪水成灾，交通中断。民国三十年（1941）五月一日，徽白公路由西北公路管理处接管，继续办理未完工程，终因财政困难、材料缺乏、技术力量不足等原因，导致徽白公路一直不能正常通车。1954年4月份，宝成铁路开始施工，作为支援铁路建设的建筑材料和员工生活必需品要从公路运送，使得公路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铁道兵8510部队奉命驻防徽县，担负铁路施工任务，为保证铁路施工，首先修通了徽县至白水江37公里、徽县至黄沙河26公里的两条公路。徽白公路是徽县的南出口，东延150米与国道316线相连，南延56公里与省道307线接头，全长55公里。2004年11月19日，徽县至白水江公路开工奠基仪式在徽县嘉陵镇举行。经过历时两年时间，2006年10月27日峻工，总投资2750万元的徽虞白（徽县——虞关——白水江）公路全面完工。徽白公路属县际路网改造工程，其主干线是陕甘两省的省际经济通道和旅游大道。该公路的建成，标志着徽县南出口正式打通，成为徽县交通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宝成铁路通车在嘉陵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宝成铁路隶属西安铁路分局、宝鸡分局、凤州车务段管辖，自陕西宝鸡市至四川成都市，跨越陕、甘、川三省，是联结秦、陇、蜀乃至西北、西南通向全国的交通大动脉，是我国一条重要的铁路交通线。宝成铁路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建设项目。1954年3月，为配合宝成铁路北段工程的实施，省邮电管理局在徽县谈家庄设立临时邮局，为铁路工地办理流动业务服务。自1954年4月，铁道兵8510部队进驻徽县开工建设，该线在徽县境内沿嘉陵江由东向西南方向横跨嘉陵、虞关两乡，境内长28公里，基本上是沿古代由陕入甘进川的故道修建的。沿线重峦迭障，群峰巅连，山势高峻，水流湍急；江河两岸，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施工过程地势险要，多为隧道工程，工程艰巨，但铁道兵8510部队指战员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1956年建成通车，在徽县黄沙河接轨，10月1日国庆节举行全线通车典礼。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任王首道、苏联专家契契金分别讲话。铁道部部长腾代远、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参加通车典礼。陕、甘、川三省代表登上火车进行试车，邮电局密切配合，调度徽县至西安的载波电路，将典礼会场实况录音及新闻电话迅速传至北京，播放全国。宝成铁路通车后，于1958年11月1日设立谈家庄（1974年更名为徽县火车站）、虞关两个车站，均为四等站。
  嘉陵江横跨徽县南部山区的嘉陵、虞关两乡，将其隔为两半，群众隔江相望，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困难。七十年代作为交通重点建设项目，先后修建嘉陵江人行吊桥，有效地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一是虞关吊桥：1972年11月由西安铁路局凤州工务段龚复廷设计，1973年建成，1981年8月2日水毁。造价35.5万元。该桥全长104.65米，净跨99.65米，净宽2.55米，桥高11.7米。二是谈家庄吊桥：1973年1月建成，1980年7月2日水毁。该桥由嘉陵镇杨正华设计负责施工。桥长120米，净跨80米，桥宽3.8米，净宽3.25米，桥高11.05米。三是聂家湾吊桥：1971年2月20日开工，同年6月20日峻工，1980年7月2日水毁。桥长105米，塔柱高2.90米，侧宽1米，上宽0.6米，桥面宽2.06米，桥高10米。四是高崖吊桥：1978年5月建成，1980年7月2日水毁，1981年12月修复至今完好。桥长90米，净跨75米，净宽3米，桥宽3.5米。五是谈家庄嘉陵江汽车吊桥：1982年列入国家支援不发达地区建设项目，由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设计，建桥处江宽150米，桥全长152.48米，桥面净宽4.5米，1982年动工，1983年12月峻工，实际造价51万元。六是徽县虞关嘉陵江汽车吊桥：于1982年列入国家支援不发达地区建设项目，1982年6月动工，1983年11月峻工，实际造价52万元，其中国家投资35万元，省交通厅从养路费内拨14.1万元，水毁款中拨3.4万元。桥长123.08米，桥面净宽4.5米，载重15吨。
  为了活跃城乡人民文化生活，使全县人民看上电视节目，1978年9月，徽县第一座电视差转台在铁山建成，输出功率为10W，接转陕西省凤县庙王山转播台六频道电视信号，使县城和中南部水阳、银杏、嘉陵等九乡镇看上了中央台一套节目，当年底全县有电视机23台。为了对水资源有效地利用，预防水灾的发生，1974年1月，甘肃省谈家庄水文站建成投入使用，为嘉陵江最上游水文站。
  景观
  嘉陵四季景色美不胜收，春天满山杜鹃如霞似火，馨香遍野；夏天林海碧浪无边无际，清风送爽；秋天红叶飘逸，诱发无限遐想；冬天银装素裹，纯洁迷人，山清水秀。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嘉陵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人们旅游度假的好地方。
  三滩自然风景区，位于县城东南50公里处，总面积约200平方公里，青山巍峨，峡谷深幽，山溪纵横，飞泉流瀑，草木葱郁，茫茫林海，碧草连天，雨润雾泽，一尘不染，妩媚多姿，古老神奇。因有三个森林草甸相连，故名“三滩”。尤其是分布于沟壑峰岭之间的大小滩池，高山草甸，奇泉怪石，竹树杜鹃，妙趣横生，自然天成，使人心旷神怡，留恋忘返。发源于太阳山的月亮河，跌宕回曲，留下无数飞瀑碧潭。三滩风景名胜区属古生代泥盆纪褶皱山地，由海拔800米逐步增至2504米，气候在亚热带和北温带过渡带上。年均气温10℃左右，降雨量1000-2000毫米。立体气候明显，四季分明，常年空气新鲜。由于地质构造及岩性的差异，不同地段有不同的地貌，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称之为是“一个宝贝的复杂地带”。南部在构造断裂的基础上，流水切割成峡谷；中部的砂岩和板岩在长期的剥蚀作用下，形成众多的高山平台和岩溶地洞，号称72滩；北部山峰耸峙，林木茂密，为高海拔原始森林区，区内80％的地域被原始森林覆盖。头滩、二滩、三滩一带是县内唯一的原始森林，野生动植物和金矿资源十分丰富，高大的乔木丛中，有珍稀树种十多种，其它木本植物上千种。有羚牛、金钱豹、小熊猫、猴、麝、大鲵、黑熊、鹿、锦鸡等野生保护动物40多种，其中一、二级保护动物10多种，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就有100多头。
  三滩山泉众多，水质优良，形成了多处瀑布、溪潭，较大者有梅崖瀑布、椒树坪瀑布和三眼泉、江涡潭等。其中位于严坪村南的梅崖瀑布，高300余米，每年雨季飞瀑高悬，如从天降，水雾弥漫，哄响如雷，气势逼人。三滩人文景观众多。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曾三次借道于此，月亮峡至今仍存有古栈道遗迹约4公里。唐时，更成为官道和商道，唐玄宗、唐僖宗入蜀均走此道。青泥岭是蜀道天险，也是文化名山，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731年）诗人李白送友人入蜀时写了《蜀道难》长诗，诗中对青泥岭的高峻奇险，山路曲折，作了形象的描述，赋出了“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恋”的佳句。诗圣杜甫的“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更给这里的山川景观以极高的评价。此处有岩洞、南天门、黄羊岭、青羊洞、月亮峡、奠缸潭瀑布、双龙崖古栈道遗址、双龙无字碑、椒树坪瀑布、三眼泉、江涡潭瀑布、梅崖瀑布、乌龙喷珠、燕子洞、狮子洞、石花洞、四方洞等景观近百处。
  沿嘉陵江位于县城西南25公里的铁山，是青泥岭最高峰，海拔1746米，地处古蜀要津，为徽县南境屏障。因岭高雨频，道路泥泞，唐代因此而得名，又因远望山色如铁，宋代改为铁山。位于嘉陵江边庙垭村的火焰山，距县城18公里，此山三面临水，山势高峻，古柏苍翠，环境幽美，并与其东南面的石垒古堡、南面的鹰嘴崖、西南的狮子崖、江对面的象山相映成趣，遥相呼应，素有“古堡、苍鹰、青狮、白象一条龙”之说。
  当人们站在嘉陵江边仰望蓝天、观光赏景的时侯，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块沃土上曾辛勤耕耘的先民们；当人们站在嘉陵江边聆听涛声，忆古叹今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前辈们谱写的一曲曲催人奋进的赞歌。它将激励着全县人民豪情满怀、锐意进取，在嘉陵江畔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铸就新的辉煌、谱写新的篇章！
  （田炜：徽县民政局局长）
  徽县城故址河池县城的位置
  曹鹏雁
  徽县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建置，渊源于汉代河池县。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武都郡下设置了其所辖九县之一的河池县，县境在今徽县辖区内。关于徽县城故址汉代河池县城的位置，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在今徽县城西15里的银杏树乡银杏村一带，但近年徽县有人提出河池县城故址在永宁镇的说法。依据各种史料记载与两地地形、河流、文物等证据判断，位于永宁镇的说法在文献、理论与实物方面的证据不足，在银杏树乡一带的传统说法证据充分。
  徽县城故址汉代河池县城位于银杏树乡银杏村一带有相关历史地理文献记载可以佐证：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一第八下》记述“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述“河池县：泉街水，入沮，合汉也。沮县：河池水所出东狼谷也。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一漾水·丹水》记载：“《续汉书）〉：浊水即白水之异名也。浊水又东南，埿阳水北出埿谷，南径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径河池成东，西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两当水注之。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西南径故道城东，魏征仇池，筑以置戍。”
  明末杨守敬《水经注疏》记载“仇鸠戍在徽州西。今有水出徽县西北数十里，即仇鸠水也，南迳河池县故城西，（守敬按：两汉、三国、晋，县并属武都郡。《元和郡县志》“永嘉后，没於氏羌，县废。在今徽县西十五里。）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注》称水出河池北谷，河池在今徽县之西，今有田家河，出县东北，即河池水也），南迳河池戍东，（守敬按：《地理志》，河池戍在河池县城中。）水出河池北谷，西南入浊水。”
  成县在北魏时名白石县，成县东河古名白水，《水经注》称浊水。根据《水经注》与《水经注疏》的记载可知，由白石县浊水至两当水（故道水）之间，自西向东依次有自北南流的泥谷水、仇鸠水、河池水、两当水，这四条古河流与今天成县东河以东的徽县洛河、伏镇河、银杏河、嘉陵江完全对应。
  据《水经注》等史志可知，徽县的洛河古名泥谷水，在今成县店村东界南流入红川镇。洛河下游为东西流向的红川河，东流至徽县栗川乡南境后与自北南流的伏镇河（下游即栗亭河）在合河口交汇，又经栗川乡元观峡东流。进入银杏树乡南境的河段又接纳了北来的李家河，再进入水阳乡南山胡家河地段转为南北流向，一路南入大河店乡境始称白水江，之后在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地界南入嘉陵江。这点与《水经注》“浊水又东南，埿阳水北出埿谷，南径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的记载一致。由于古代人们的地理知识有限，误以为白水东流进入白水江，所以成县的红川河与下游徽县大河店乡的白水江古代皆称浊水。但泥谷、泥水的古地名明显指向今泥阳镇泥阳川。
  伏镇河的上游分别为西北侧的游龙河与正北方的榆树河，与《水经注》“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相符合。
  源于徽县城西三十里以上紫烟峡（别名冻青峡、云烟峡）的徽县西河，明清之时称页水河，在今银杏树乡一带名银杏河，在唐庄、樊塄一带名罗家河、在城关镇桥西一带名西河，出城东南五里流入水阳乡牟家坝，经石家峡在嘉陵镇田家河汇入嘉陵江。这些现实地理与《水经注》“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径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两当水注之。”的记载完全吻合。与杨守敬的《水经流》“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注》称水出河池北谷，河池在今徽具之西，今有田家河，出县东北，即河池水也），南迳河池戍东，（守敬按：《地理志》，河池戍在河池县城中。）水出河池北谷，西南入浊水。”的记载也是完全吻合的。
  地理上的山河布局，除非经历了强大的地质内力作用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相对于几十亿年的地质历史而言，短暂的几百年之内山河布局不会有根本变化。因此，由《水经注》《水经注疏》中的水系记载与今天的水系记载对照可知：埿阳水即今流经江洛镇、泥阳镇的洛河；仇鸠水即今日的伏镇河、栗亭河；河池水即今日的银杏河；两当水即嘉陵江之两当段；河池水（今银杏河）经庆寿寺银杏树乡一带南流，过徽县城西南入石家峡，最终在嘉陵镇的田家河归入嘉陵江。
  由“仇鸠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与“河池水出河池北谷，南径河池戍东”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可知，公元970年以前的河池县就在银杏镇的银杏河西岸。
  河池旧县在永宁镇的说法，源于个别人对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关记载的片面理解：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一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三》记载“凤州、河池：《禹贡》梁州之域。战国时为秦地，秦并天下为陇西郡。汉高祖分陇西郡置广汉郡，武帝分广汉、陇西郡置武都郡，领县九，其属有故道，河池二县，今州即二县之地也。管县三：梁泉、两当、河池。河池县东至州一百七十里，本汉旧县，属武都郡。……今县所处，谓之河池川，故取以为名。永嘉后，没于氏、羌，县名绝矣。后魏于此置广化郡广化县，隋开皇三年男郡，县属风州，仁寿元年改为河池县，复汉旧名，皇朝因之。固道水径县城西，去城三十步。河池戍，在县城中.”故道即今两当县，故道水、故道川即流经两当县境的嘉陵江。因此，此处所说的“固道水径县城西，去城三十步。”的县城根据《水经注》与《水经注疏》的记载以及水系判断绝不是河池县城，而是古代的故道县城。“河池戍，在县城中”这句话与《水经注》《水经注疏》里的记载对照来看是一个笔误，其本意应该是“河池戍，在河池县城中”。《元和郡县志》里并没有关于永宁河的记载，若把永宁河认为是河池水，则《水经注》里的四条河与现实地理完全对应不上。
  古代聚落与城市起源的区位因素一般有二：其一为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其二是交通枢纽。城市往往位于交通枢纽之地，徽县的银杏树村恰好处在古代北通秦州、西通武都郡郡（今成县、西和一带）的歧路口处。另外，银杏树乡银杏河两岸台地宽广，具有修筑城池的地理条件。据老年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前，银杏河一带河流较大，河滩两岸分布有许多荷花池塘，“农业学大寨”过程中才被整修成了地块，这些有“河”有“池”的地理信息与“河池县”的地名含义一致。银杏树乡一带不乏文物古迹，如作为汉代以来古道路——“故道”路标的“银杏树”，闻名而古老的佛教寺院“庆寿寺”，作为敬奉古河池水神的“水官殿”都遗存至今。徽县永宁河在永宁镇的地段，东岸地界不开阔，西岸地域狭小，不具备修筑城池的地域条件。在永宁镇也无相关的文物古迹可佐证其曾经作为河池古县的历史。
  综述而知，古河池县应当在银杏树乡一带，并不在永宁镇。
  风雨北禅寺
  荆中普
  重阳刚过，时当仲秋，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正是出行的好时节，去了趟北禅寺。早餐后起程，从县城出发，乘车前往。小面包车沿316国道上行，四十多分钟便到了北禅寺山脚下，查阅地图得知这里小地名为马泉沟，位于伏家镇汽车站北五里许，是通往北禅寺的小道入口。路旁有一小店，我们稍事休息后，开始上山。但见路隐柏林中，山在雾霭里。漫步林间，徐步上行，风静林寂，万籁无声。极目四望，山碧林深，曲径通幽，超凡脱俗。不觉心旷神怡，步履轻盈，一片欢喜心情，登上山脊，转过山角，来到寺中。
  这便是北禅寺，前些年数次来过的空旷的北禅寺。北禅寺历史悠久，曾经闻名遐迩，建寺之初名永昌寺，后又名北禅院、北禅寺，如今相沿成习称北禅寺。据《徽县志》记载，永昌寺始建于南北朝西魏大统（535—551）年间，由此推断，北禅寺至少已有1460多年历史。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曾营工重修；明嘉靖间邑人郭从道再度重修。永昌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一度曾为禅宗圣地。元文宗图铁陆尔封永昌寺住持高僧惠印法师为国师，掌执国师印。《秦州新志》曰：“惠印姓张，徽州人。幼出家，通经律，元文宗召至京师授荣禄大夫、司徒，银印，赐号正惠（县志作真慧）国师，北禅寺有碑记事。”惠印是栗亭川（今伏家镇）人，他被封为国师大约在天历二年（1329年），因为是年九月元文宗为了确立国教，诏修《经世大典》，举国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佛道两教名流都被召入大都展开辩论，惠印法师在此次辩论中成为佼佼者而被敕封，赐银印并掌管“天下僧人僧籍”，随之永昌寺名扬天下。《徽县志》述称：“元代，天下僧籍贮藏于此，至明清时期依然保存完好。”可能在民国初年才散失。
  北禅寺最早规模虽然已不可考，但明人李东岗《游北禅寺》诗云“迢远迷曲径，杏霭认崖扃。钟梵潮音远，松杉晓露零。林堂风不绝，石室雾常冥。壁古丹青重，山尊云物灵。阶空呈虎迹，潭静起龙腥。禅海输僧籍，珠龛贮古经。中峰飞薄霭，西鹿走惊霆。返驾冲花坞，行旌傍鹤汀。远村连树黑，暮云朵烟轻。城廓归来晚，飘飘百念惺。”足见当时不但庙宇雄伟壮观，而且山水清幽，游人络绎，俨然一派梵音胜地。寺院内碑刻数处，其一光绪年碑文称：“远吞山光，平挹清流，山势旦而山水相连，地容大而池脉无双者，北禅也，为山川欎结之形，是天地钟灵之气也，千峰俱向，万象来朝”。寺院鼎盛时期，名僧云集，信众八方，香火不断，声名远播，实乃一方名刹古寺。当地长者回忆，民国中期北禅寺还有包括山门、正殿、献殿、香堂以及僧斋禅房三百余间，古树数万株。解放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禅寺亦如无数文物古迹一样，难逃厄运，于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遭毁，古建筑荡然无存，唯有残存的古柏述说着凄凉，而院内的两棵珍贵的千年红豆杉和一株千年紫荆树亦存活了下来，见证着寺院的兴衰。寺院文物唯有一尊大铁钟躲过劫难，幸存铁钟现置于徽县文化馆钟亭内，钟高1.84米、口径1.7米、厚12厘米，重约2000公斤，铸造于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840年）（见封底）。铁钟上方置双龙钮，二龙首北向，龙嘴及爪紧贴钟顶而卧，身躯隆起作穿；钟肩有圆孔四个，直径8.5厘米，饰莲瓣图案；钟腹分上下两层，各布八等份方格，每相邻两方格间饰隆起三棱形隔梁，上层方格篆书“黄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十六个大字环布一周，接下则楷书铭文、铸钟纪年、工匠及捐资人姓名，自右而左，分格竖写，满布十六方格。再下饰一绳状弦纹，跣部有钟耳八朵，耳上浮铸缠枝牡丹花纹，耳面无文饰。铁钟一次浇铸而成，浑然一体，造型匀称俊美，古朴凝重，文字工整清晰，笔触挺拔有力，是研究佛教历史和古代冶铁铸造技术的可靠资料。北禅寺铁钟于1975年11月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除钟腹有细微裂缝外，保存良好。
  几度辉煌的北禅寺毁毁建建，风雨沧桑，难以尽述。改革开放后，县政府重新开放了北禅寺，居士信众捐资捐物，献料投工，经十多年努力，已修建了三座大殿，其中五佛殿正在彩绘，即将完工。寺院主持昌绪师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让我们看，如今寺院有院落、耕地、林地468亩确权面积。经多年精心管护，古柏已遍布周边诸山，山深林密，鸟语花香，重峦叠嶂，风光绮丽。举目所见，山环水绕，满目青翠，一派勃勃生机，唯偌大寺院因资金所限，百废待兴，颇显苍凉。问起北禅寺所在地之山脉名称，昌绪师父说，此山原来叫莲花山，文革中改称红旗山。十多年前，时任伏家镇领导抓旅游开发工作，重视北禅寺建设，曾一度改称紫金山，但因时间很短，继任工作重心转移，所改山名亦不再提及。我走访当地年长的老乡，都说山名就叫北禅寺。看来，北禅寺因其山脉形似莲花而建，其山因建北禅寺而得名，究竟是因寺名山，还是以山名寺，都已不重要，人们早已相沿成习，视山寺为一体，称山即寺，称寺亦山，北禅寺声名远播，谁也取代不了它。
  古往今来，曾有多少文物古迹毁于一旦，而唯有佛教寺院总能毁后再建，只要条件具备，便能恢复原貌，其顽强的生命力让人为之感叹。佛教活动场所需要一个大的空间，让人们藉此以虔诚的心去接受佛法教育，净化心灵。寺院作为佛教教化世人的活动场所，成为传承佛教、弘扬佛法、净化人心、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载体，功莫大焉。特别是名刹古寺，不仅因其教育功能，更因其自身独具的古文物遗迹和人文景观的不可再生，受到历朝历代开明君主的重视和保护。寺院里留存的塑像、彩绘及文物述说着人类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为探究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和实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保护名刹古寺，就是保护人类文明。
  我四处查看着碑文石刻，浏览着遍地风光，放飞思绪遐想，不觉日近中午，好客的昌绪师父招呼我们就餐。在简陋的斋堂里，同师父们及正在彩绘佛像的工匠一起，吃了简单的素食饭菜，虽十分清淡，然倍觉可口，余香久留。
  告别了寺院僧众，返程路上在想：历经风雨的北禅寺，一定能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真诚支持，需要广大信众的慷慨解囊，需要社会贤达和富裕人士扶持赞助。经过僧众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北禅寺的面貌定会逐步得到改观，在政清人和、万象更新的当今，再造辉煌的北禅寺似已隐约可见。
  （荆中普：原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徽县吴王城记载南宋杨从义射虎的摩崖
  曹鹏雁
  2012年10月份，徽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州主山建设展示徽县历史文化内涵的碑林。为此，抽调县志办干部曹鹏雁与徽县政府督学王世平、文体局副局长许占虎三人排查徽县全境古碑与摩崖石刻情况。10月24日，访察虞关乡所辖宋代仙人关吴王城遗址时，在吴王城遗址临江十几米高的半崖上发现摩崖框面痕迹。经数码相机近焦距拍照，发现摩崖上有纵向阴文字体。摩崖通高约一丈、宽五尺，后经实地搭架测量而知，摩崖通高3.46米，宽1.56米。上刻“制、紂、察、川兵、自古、斩蛟龙、不见晋朝、南山、此人此事、太尉、周郎、御前诸军统制”等语句，初步辨析为南宋初年驻军题刻摩崖。因年代久远，摩崖上半部分遭受钙质锈蚀，下半部分风化严重，故而多数字迹漫灭、模糊不清。拓片之后再经徽县文化届多人字斟句酌，辨出文字如下（部分字打印为简化字）：
  “制總管府觀察□處”
  “制履”
  “總管太尉楊公□□□□□□□饶風嶺□□□出丛薄間挟一矢□□□□□□”
  “□□真古□□□□□□之□□□□□句之以記其事”
  “□□□□威□□一矢□□□□□□□□□□□□惊倒人此事□无闻□□□”
  “□□□□□□□□□□道邊□□□□□□□□□足数中石□□还徒然岂如”
  “□□□□□□□□耀马□□□□□腹须□□□□□出現猛虎同糜鹿声名藉”
  “□□□上□□□□□□□□□□□陆丹□□□□□画作□中射虎图”
  “□□□□□自古□□□□国王□□□□□□□□□□□□□□□□□□□”
  “君不見南山射獾李將罩□□□□□碑□□□□□誤射草中□□至今见人□”
  “□□□□□□□□□□□□□□□衝太□□□□□□□□□□□親斬蛟龍”
  “其人久不見晉朝郎□□□□二十又一年□□□□□□□□□我宋朝□□□”
  “□□□□□呼豪士□□□□□□□□有□□□□□□□□相伺□□□□□”
  “□□□□□川兵火□□□□□□□□有□□□□□□□□□□□□□□□”
  “如□□□得以□□□□□□□□□□□□□□□□□□□□□□□□前諸”
  “王人□□□□□□□□□□□□□□□□□□□□□□□□□□不比周郎”
  “□□□□□□□□□□□□□□□□□□□□□□□□□聖□郎中□□焰”
  碑首自右至左横刻“制總管府覌察□處”8字符，每字符21厘米见方。碑体内文字计16列，每列31字符格，共计约496字符格。
  内容分析：
  仙人关吴王城因南宋绍兴（1131-1162）至开禧（1205-1207）间吴玠、吴璘、刘子羽、杨政、杨从义等宋将携眷属倚关驻军抗金而闻名，故而摩崖所记与虎有关的文字必然与当时的驻军有关。本人通过查阅网上资料，由网名为“虚怀若谷”的网易博客暨原陕西省佛坪县委干部李天培先生《汉中历史上有关虎的记载》博文得到如下相关信息：据《汉中府志·艺文》记载：“南宋绍兴甲子（1144年），总管杨从义行饶峰，有虎突出，人皆避之，义独跃马而前，一箭殪之。”杨从义打虎一事，两通碑文作了记载。一是现存于城固县文化馆的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碑文曰：“宋故和州防御使提举州崇道观安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杨公墓志铭”载：“公（指抗金名将杨从义）善射，发无不中。赏偕五人刘参赞子羽行饶峰岭，有虎突出丛薄间，人皆避易，公跃马而出，以一矢殪之，故射虎之名喧达郡下。”二是原褒城（今汉中市汉台区）鸡头关北天心桥侧一通诗碑记其事曰：“总管太尉杨公偕刘参赞行饶峰岭，有虎突出丛薄中，挟一矢殪之。旁观流汗避易：真古所谓英豪杰之士欤！因作长句以纪其事：猛虎耽耽威百步，一矢毙之侯甚武。当时得隽惊倒人，此事今无闻往古。孙郎登车方控弦，千钧石弩伏道边。终日获彪何足数，中石没羽还徒然。岂如踵哮□林谷，跃马弯弓洞胸腹。须知勇锐敌万人，下视彪虎同糜鹿。声名藉藉喧上郡，边头何优恙与胡。愿凭顾陆丹青手，画作洋州射虎图。绍兴（1144年）甲子十二月丁酉石匠□成立，独孤圯刊，武经郎拔发诸□□兼提辖衙兵□超，武经大夫□参左使兼辖兵□□成立石。此碑今佚。碑文存清万方田、罗秀书等辑注《褒谷古迹辑略》”。
  《宋史》虽未对杨从义单独列传，但徽县与汉中地区地方志对杨从义有相关记载。明代嘉靖癸亥间徽州知州孟鹏年主编、郭从道撰修的《徽郡志》记载：“杨从义（1092-1169），字子和，陕西凤翔人。投吴、吴璘抗金，绍兴十二年（1142）奉命以本部兵屯守仙人关。镇守二十年，保固无虞，转宣州观察使。会朝廷诏大臣，举智谋武略可充将帅者，从义应诏，受正荣禄大夫，进封开国侯。”
  南宋绍兴五年（1135）、乾道元年（1165），杨从义曾两任洋州（今洋县）知州。乾道五年（1169）五月28日病故，终年78岁，葬城固县安乐乡水北村，墓前建杨公祠。
  笔者对照博文所引《汉中府志·艺文》的有关记载认为，徽县仙人关的这段摩崖文字内容与《褒谷古迹辑略》中原褒城（今汉中市汉台区）鸡头关北天心桥侧诗碑记载的“杨从义射虎叙事诗”内容完全吻合，这恰好符合与体现了《杨公墓志铭》关于杨从义“射虎之名喧达郡下”的说法与墓志记载。
  对比内容如下：
  因此，这段摩崖文字前半部分可初步推测为记载与歌颂“杨从义射虎”事迹的一段叙事诗；后半部分是一段歌颂杨从义勇武精神的散文。结合额首的题刻文字“制總管府監察□處”与首列首字“制”以及全文内容分析，这篇摩崖文字疑为南宋皇帝褒奖杨从义射虎事迹的一篇“制旨”。由于杨从义当年率宋军镇守仙人关，军营特意将这一褒奖令刻在仙人关下的吴王城悬崖边，以振奋军心并志不朽于后世。
  再参考前述墓志有关“绍兴甲子十二月丁酉石匠口成立，独孤圯刊”的记载，仙人关、吴王城的这方摩崖，题刻时间也应当在宋高宗绍兴甲子年，即公元1144年前后。
  另外，若以摩崖碑文中“二十又一年”推测，仙人关吴王城的这块摩崖，题刻时间最晚不迟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