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徽县大河乡瓦泉村，镌刻于北宋嘉祐年间，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的内容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距路面高约7米，通高2.83米，宽1.83米，碑面凹进石崖0.25米，碑额为“新修白水路记”6字篆书，碑文正文从右至左竖写颜体楷书26行，883字。录文如下：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
  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军州监管内桥道劝农事、管勾驻泊及提举黎州兵甲巡检贼盗公事、骑都尉借绯雷简夫撰并书及篆额。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材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遣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余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是役，又请知兴州、军州事虞部员外郎刘拱总护督作，一切仰给，悉令为具。命签署兴州判官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佑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知凤州河池县事殿中丞王令图首建路议，路占县地且十五余里，部属陕西，即移文令图通干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禀、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路未成，会李迁东川路。今转运使工部郎中集贤校理田谅至，审其绩状可成，故喜犹己出，事益不懈。于是，斯役实肇于李而成于田也。嘉佑二年三月，田以状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仲春兴是役，仲夏移去，其经营建树之状，本与令图同。臣虽承乏，在臣何力！愿朝廷旌虞卿、令图之劳，用劝来者。又拱之总役应用，良佑、应之按视修创，达之采造监领，皆有着效，亦乞升擢。至于军士、什长而下，并望赐予，以慰远心。”
  朝廷议依其请。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邪！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耳！向使愚者不怖其诞说，贤者不惑其风闻，则斯路初亦不废也。大底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岭称首。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邪！而后之人见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难，苟念其难，则斯路永期不废矣！简夫之文，虽磨崖镂石亦恐不足其传也，至《尚书》《职方》之籍之图，则将久其传也。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记。
  前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守尚书主客郎中、上轻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虞卿
  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守尚书工部郎中、充集贤校理、赐绯鱼袋借紫田谅。
  碑旁刻有明万历二十一年春，陕西布政司分守陇右道按察副使、兼右参议，前吏、兵、工三科左右给事中内江梦夔张应登诗一首：
  过白水峡读摩崖碑一首
  开路磨碑纪至和，于今险易较如何？
  水来陇坂寻常见，峰被巫山十二多。
  一线天光依峡落，悬崖鸟道侧身过。
  蜀门秦塞元辛苦，何故行人日似梭。
  明万历二十一年春，陕西布政司分守陇右道按察副使、兼右参议，前吏、兵、工三科左右给事中内江梦夔张应登书。
  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
  工房吏廖希科监刊，石匠秦大川。
  校读说明
  本文从《陇右金石录》录出，参照吴景山《丝绸之路交通碑铭》、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所录碑文，对照拓片图片逐一校正，结合文意修正二文所加标点。
  文中“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一句，《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徽郡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9月版）、《徽县新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5月版）及笔者近期所见徽县诸君文中所引均于“商应”后衍一“祥”字，遂断句为：“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祥，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碑文中原无“祥”字，正确的断句，笔者以为当如下：“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其中“度”当读“duó”衡量、计算的意思。如将“程”字断入下句，则成“程度远近”，于文意显然不通。（按：前几日与蔡副全教授谈这一句的断句，蔡老师以为应断为“命签署兴州判官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理由有二：一是下文有“又拱之总役应用，良祐、应之按视修创”一语，可见“良祐”“应”分别为人名，即“李良祐”和“商应”；二是《徽郡志》中有“商应至和中为长举令有开河绩（见碑文）”。细细思量，蔡老师断句是正确的，应从蔡教授之说。）
  又文中有“嘉佑二年三月，田以状上”，文末“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记”，在时间上显然矛盾，雷简夫作文竟然早于田谅“状上”的嘉祐二年三月，但原刻如此，或为刻工之误。
  在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一文所录张应登《过白水峡读摩崖碑一首》落款部分：“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签房吏周布利监刊，石工秦文刊。”有误，对照原刻应为：“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工房吏廖希科监刊，石工秦大川。”
  石刻中涉及人物《宋史》有载的有：雷简夫（详后）、王令图（详后）、李虞卿（《宋史列传第四十四、第五十一》），其余诸人则不见于《宋史》。
  二、白水路与《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
  熊国尧《徽县〈新修白水路记〉摩崖刻石考略》一文中指出：古代从陕甘入川主道有三，东有自长安越南山跨洵河的子午道；中有越太白山沿褒水而南的褒斜道；西有从陕西虢县出发西行经今宝鸡市，沿山势西南行达今凤县境，继续西南行到河池县（今甘肃徽县境），……经葭明到阆中的“故道”。
  唐贞元十五年（799），山南西道节度史，兴州刺史严砺在兴州的长举至顺政间，“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决去壅土，疏导江涛”，疏浚嘉陵江二百里，通漕以馈成州戎兵，使江运如“雷腾云奔，百里一瞬，瞻为，安流。”柳宗元为之书《兴州江运记》，以褒扬其功（笔者另有《〈兴州江运记〉释读》一文详述其事）。
  白水路属“故道”，“新修白水路”只是“故道”中从大河店到白沙渡口的一段改道工程，实际上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已开始修筑白水路。《宋会要辑稿》说：“景德二年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驿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可见景德初年已通白水路，但“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即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显然受到青泥一带土豪的反对、抵制，以致废弃白水路。
  五十多年后，李虞卿新开白水路，未及呈报就已积极筹备，在乔达、刘拱、李良祐、商应、王令图等人的共同协助下，至和二年十月路成。白水路告竣后，免去了青泥路的高峻险难，缩短了距离、减少了驿站人员和开支，交通更为方便，对加强陕甘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起了重要作用。
  在《新修白水路记》近千字的记中，涉及邮驿的文字竟达450字，为研究我国古代邮驿提供了凭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从朝庭到路、州、县等地方政府，对交通和邮传业是十分重视的。熊国尧依据碑文中：“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禀、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的记载对当时驿站人员的月粮进行了计算：
  唐代陆路上一般是州里设一驿，非通道之驿曰馆。驿设长，主本驿事，驿馆主要任务是招待行旅，传递邮符，官驿馆遍及全国各主要路线。据《东京梦华录》宋承唐制，虽略有改革，但多因唐驿，按《刻石》文计，每岁驿馆人员粮为三十二点另五石，月粮约合二点六石。以南宋时国家文思院制定之官粮计，每升值数为六百毫升，月粮则为十五万六千毫升，此数虽大，但包括月俸在内，是以物充俸。
  宋代以后，白水路“久而倾圮，行旅甚苦之”。明万历十六年钟化民沿白水江北岸开凿道路，在距《新修白水路记》东南有钟公路摩崖刻石，该摩崖通高268厘米，宽126厘米，正中刻阴文“钟公路”三字，碑额刻一圆圈，内有一字径40厘米的“佛”字，为万历十六年所立，《明史》卷二二七载，钟化民曾出视陕西茶马，或为其任上时所立。
  高应夔题刻于《新修白水路记》右下侧的《读白水路记》诗：“开路磨碑纪至和，于今险易较如何。水来陇坂寻常见，峰比巫山十二多。一线天光依峡落，悬岩鸟道侧身过。蜀门秦塞元辛苦，何故行人日似梭。”应当是他途经白水路、钟公路的见闻，从中可以看出明时白水路仍是入蜀要道，行人如梭。
  三、雷简夫
  （一）雷简夫事略
  《宋史列传第三十七》：简夫字太简，隐居不仕。康定中，枢密使杜衍荐之，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公事既罢，居长安，自以处士起，不复肯随众调官，多为岐路求辟荐。时三白渠久废，京兆府遂荐简夫治渠事。先时，治渠岁役六县民四十日，用梢木数百万，而水不足。简夫用三十日，梢木比旧三之一，而水有余。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
  既而辰州蛮酋彭仕羲内寇，三司副使李参、侍御史朱处约安抚不能定，继命简夫往。至则督诸将进兵，筑明溪上、下二砦，据其险要，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仕羲内附。擢三司盐铁判官，以疾，知虢、同二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卒。录其子寿臣为郊社斋郎。
  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
  从上文可知，雷简夫在仁宗康定（1040年）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签出秦州检察判官，知雅州军州兼管内桥道劝农事，治水修渠，政声卓著。但也“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致使人们耻笑他说：“牛及铁冠安在？”。
  （二）雷简夫与“三苏”
  雷简夫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推荐“三苏”，是他首先发现了正“坎坷于场屋，失意于仕进”的眉山人苏洵，并极力向镇蜀知益州府的张方平和翰林学士兼史馆修纂欧阳修推荐。在给欧阳修的举荐信上说：“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着《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呜呼！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
  在雷简夫，张方平的劝勉下，时“年几五十，以懒纯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的苏洵，才携“不忍使之湮沦弃置之人”的苏轼、苏辙，于嘉祐元年（1056）三月离眉山赴成都辞别雷简夫，张方平进京求仕，才步入仕途，名震京师，成为北宋文坛上的三颗巨星。
  苏洵有《答雷太简书》《与雷太简纳拜书》《雷太简墓铭》。但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就已明言：“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颖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
  持此疑问的其实不止邵博一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经籍考》六十二：“（苏）洵初入京师，益帅张文定荐之欧阳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简夫者，为雅州，以书荐之张、欧及韩魏公尤力，张之知洵由简夫，世罕知之。雷之书文，亦慨慷伟丽可喜。”
  陆游《老学庵续笔记》：“老泉布衣时，初未有名。雅安守雷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其本，而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老泉集中，与太简往来亦止有《辞召试》一书耳。如《与太简请纳拜书》，蜀人至今传之，集亦不载。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亦不在集中，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原因何在，细读苏洵《与雷太简纳拜书》或许可窥得一斑：“赵郡苏某袖书再拜知郡殿丞之前：夫礼隆于疏，杀于亲。以兄之亲，而酌则先秦人，盖此见其情焉。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谨再拜庑下，执事其听之勿辞。不宣。”
  这里苏洵所说的“纳拜”，显然是指因“纳”“亲”而“拜”。很显然，这是一封言辞委婉的辞亲信，苏洵的意思是我们形同兄弟，平时无话不谈，如果再近一步，结为“亲”家，将会碍于情面，没法直言争辩了，“道则师友”的情分被扼杀，因此他重申要“隆兄弟之好”。或许正是因为拒绝了这门亲事，苏轼、苏辙在编辑父亲的文章时将之有意删去。
  （三）雷简夫的书法
  《新修白水路记》碑文为楷书颜体，苍劲厚朴，遒劲茂密。雷简夫的书法，杨慎《墨池琐谈》：雷太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
  朱长文《墨池编》卷二载雷简夫学书：予少年时，学右军《乐毅论》，钟东亭《贺平赋表》，欧阳率更《九成宫醴泉铭》、褚河南《圣教序》、魏庶子《郭知运碑》、颜太师《家庙碑》，后又见颜行书《马病》《乞米》《蔡明远》帖，苦爱重，但自恨未及其自然。近刺稚州，昼卧群阁，因闻平羌江暴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駃掀搕，高下蹷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噫，鸟迹之始，乃书法之宗，皆有状也。唐张颠观飞蓬惊沙，公孙大娘舞剑器，怀素观云随风变化，颜公谓“竖牵法”、“折权股”、不如“屋漏痕”，斯师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予听江声亦有所得，乃知斯说不专为草圣，但通论笔法已。钦伏前贤之言，果不相欺耳。
  在这段话表明雷简夫在学正、行书方面，对钟、王，直至欧、褚、颜等的法帖，是认真下过一番！摹功夫的。但是临去临来，“自恨未及其自然”。偶然一次机会“因闻平羌江暴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驭掀磕，高下盛逐奔去之状”使“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仅仅按前人形迹、按规定法度模仿，是难得神彩、难求生动的。只有有可寄之情，有不得已而寄之需，所以才能使“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可惜，《江声帖》未能流传下来。
  总之，《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是北宋年间河池（今徽县）、长举（今略阳白水江）、顺政（今略阳）三县和蜀道交通邮驿的有力物证，它不仅是一篇修路记，更是一部900多年前陕、甘、川交界金三角地带交通状况的史料和宝典，对研究我国古代邮驿和交通有着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因地处偏僻，交通改道等原因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王义：徽县教育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