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徽县历代县志简述
  梁晓明
  我国官方组织编修地方志书，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正是国史、地方志、家谱三大支柱从不同层面支撑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在历朝编写的省、州、府、县、乡镇等数万种地方志书中，徽县数部志书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它们曾经在历史上起到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在今天和明天将继续发挥作用，对专家学者研究徽县县情提供了真实的凭据，同时也对今人宣传徽县、了解徽县、认识徽县发挥了其它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将其简述如下：
  一、明·嘉靖版《徽郡志》
  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夏，徽郡举人贵州按察兵备佥事郭从道主编，郭从道是徽县水阳新寺郭庄人。该志刻印出版，全一册，约8万字，分舆地、建置、祀典、田赋、秩官、选举、人物、艺文八卷，每卷内又分设子目数项，有附录等。卷首有前监察御史陇西人刘应雄所撰《徽郡志序》，卷尾有徽州知州孟鹏年《刻徽郡志后序》。刻本现存台北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存有影印本，县内仅有影印复印本。
  该志为徽县目前所见撰修最早的志书，但该志多处提及“旧志云”等语，可见此志之前徽县已有更早的旧县志，但至今无从考证。此志内容丰富，文笔精炼，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实为徽志中难得之珍品。正如明代徽州知州孟鹏年后序所赞：“体裁谨严，评品精核，上下千余年间因革是非镜见无遗，真足为一郡之信史，行百年之缺典，徽之文献自是不足征乎”。该志经徽县志主编、副编审梁晓明搜集整理点校后，由西北师大原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西和人赵逵夫先生作序，2003年9月经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成书，为大32开简装本书，2004年12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清·康熙版《徽州志》
  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徽州知州辽阳举人邓天栋主编。刻本现存南京图书馆，1987年县志办抄回缮写复印，装订成册。全志共1册，分舆地、疆域、山川、里社、村镇、城池、州治、学校、风俗、公署、杂略、牌坊、恤政、地方要害、祀典、寺观、户口、田赋、均徭、杂支、徭役、灾祥、土产、官师、名宦、乡贤、人物、选举、荐辟、覃恩、贻恩、敕令、忠类、孝类、节类、烈类、流寓、徽苦记略、请免练饷揭、诗、歌等40项及自序共55页7000余字，卷前有“州境图”1幅。
  该志设置门类较多，但记述简略，内容较少。然为清初知州邓天栋亲手所纂，对清初之徽县史料亦有补益。2014年梁晓明、张泓、曹鹏雁三人整理点校后收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中出版。
  三、清·乾隆版《徽县志》
  为手抄孤本，原书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内。全册为大32开本，3万余字，无著名，内容较少，史料收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笔者疑为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徽县城南下先农村进士侍读翰林张绶所作。2014经梁晓明、张泓、曹鹏雁三人拍照抄录，整理点校后收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中出版。
  四、清·嘉庆版《徽县志》
  成书于嘉庆十四年（1809），徽县知县浙江海盐进士张伯魁主编。原本甘肃省图书馆、徽县档案馆均有存。该志共8卷353页10余万字，志首列自序、凡例、修志姓氏、目录、并附有舆地全图、村镇图、城池图、青泥山图4幅。
  卷一疆域志，分星夜、图、里至、形胜、山水、古迹、丘墓、八镇、屯所、山隘要路等。
  卷二沿革志，分沿革、郡县源流、兵戎、载记、杂记等。
  卷三建置志，分城池、公署、学校、营讯、驿递、坊表、桥梁、庙宇、坛遗、寺院等。
  卷四职官志，分官师、名宦等。卷五选举志，分进士、举人、荐辟、贡生等。
  卷六人物志，分乡贤、忠义、孝行、节烈、寓贤、仙释等。
  卷七食货志，分赈恤、会计、户口、田赋、经杂、课税、兵饷、物产、风俗、灾祥、幻异等，附救灾七详、河池志实等。
  卷八艺文志，分纶音、疏表、传、碑记、诗、补遗等。
  该志体例完备，文笔流畅，学术价值较高。该志为县令张伯魁主笔并组织人员纂修，数年功竣刻板印刷成册后，张升任平凉府知府，又主编了《崆峒山志》。身为地方官员，亲身修志，惠及一方，实为后世楷模。2014年，清·康熙版《徽州志》、清·乾隆版《徽县志》、清·嘉庆版《徽县志》三部旧志经梁晓明、张泓、曹鹏雁三人整理点校后统一收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中出版。
  五、民国初《徽县略志》
  为手抄资料，是徽县北街人黄程九（字鹏翼）先生民国2年（1913）在南京博物院摘录旧志所作的笔记。原稿存甘肃省图书馆内，资料共33页万余字，分沿革、兵事、人物、杂志等4项。
  抄录者在外谋生，不忘桑梓，其书法刚柔兼济，品像极佳。所摘史料亦对后世修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修县志在省图书馆查资料时拜读过此资料，但未能整理发行。
  六、民国版《徽县新志》
  成书于民国13年（1924），下限为宣统三年（1911），徽县县长董杏林（安徽肥西人）和徽县议会议长本县后西街人举人赵钟灵（字秀山）主编，石印。全志分四册，181页18万余字，卷首列星野、徽县全境图、地廓图、文庙图、武庙图、隍庙图、官署图、学署图、高小学校图、自治会暨劝学所图、吴王庙图10幅，志尾附载记、杂志、备考等。
  卷一舆地志，分疆域、沿革、里至、山水、形胜、古迹、灾欠等。
  卷二建置志，分城池、公署、学校、驿递、庙祀、坛遗、寺观、坊表、桥梁、丘墓、慈善等。
  卷三食货志，分户口、田赋、课税、仓储、蠲恤、会计、物产、礼俗（附方言）等。
  卷四官师志，分职官、名宦等。
  卷五兵防志，分关隘、要道、营讯、兵饷支领、兵戎、匪乱等。
  卷六选举志，分进士、举人、荐辟、五贡、仕宦、行伍等。
  卷七人物志，分乡贤、忠义、孝友、节孝、贞烈、流寓、仙释等。
  卷八艺文志，分纶音、表疏、论书、传记、诗歌等。
  该志体例新颖，记述详实，图表等项已采用了现代手段，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信史。此志书后经梁晓明、田凌宇整理点校后，2006年5月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为大32开简装本书，2006年底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七、民国版《徽县二十年灾情记》
  成书于民国21年（1932），是记录徽县民国前20年历史事件的专题小册子，为民国版《徽县新志》的作者赵钟灵所撰写。小册子分总论、人心、川军北伐、白匪之乱、陕匪之乱、叶军过境、县属地震、杨李两匪、孔军退却、王佑帮攻城、大刀会过境、张鸿德乱徽、连年旱灾、催款严酷、马匪之毒恶、刘匪之残忍、吴帅游历、川军来甘、平乱、结束等20个专题计6000余字。简述了民国前期20年间发生在徽县城乡的重大灾情和事件。虽然作者在记述和观点中亦有不当之处，但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今人也不能求全责备。正如徽县名流大河乡王式在序言中所评：“言之凿凿，巨细不遗，又无独志痛哀已也。发奸摘伏，穷流溯源，有褒贬焉，有劝惩焉。措辞含蓄，立论持平……足以发人猛醒，有裨世道人心。”
  该小册子由于年久散失，1998年由梁晓明自甘肃省图书馆摘抄带回，再将残页与陕西省图书馆所藏进行对比印正，然后整理点校自费印刷，为小32开本简装书。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徽县志》
  1986年2月成立机构，九十年代初由主编梁晓明和编辑田凌宇、阎有琦、高加强、刘志刚、李滦云等人动笔编写，历时十四年完成。2000年后又经省、市、县三级多次会审，反复修改，2003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审定出版。全书计138万字，图表非常丰富，彩图约150幅，为16开本精装带护封书。
  该书为县志中编结构，共分建置、自然地理、农业、林牧业、农机·水利·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物资、财税·金融·保险、经济管理、政党群众团体、政权·政协、民政·人事、军事·司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医药·卫生、社会·风俗、人物等20编，外带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和附录等重要内容。该志资料详实，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语言简洁。2004年12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笔者除主编整理上述志书外，这些年还主编和帮助编写了十多种部门志和专业志书，这些都为宣传徽县和研究徽县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研究
  王义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徽县大河乡瓦泉村，镌刻于北宋嘉祐年间，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的内容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距路面高约7米，通高2.83米，宽1.83米，碑面凹进石崖0.25米，碑额为“新修白水路记”6字篆书，碑文正文从右至左竖写颜体楷书26行，883字。录文如下：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
  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军州监管内桥道劝农事、管勾驻泊及提举黎州兵甲巡检贼盗公事、骑都尉借绯雷简夫撰并书及篆额。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材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遣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余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是役，又请知兴州、军州事虞部员外郎刘拱总护督作，一切仰给，悉令为具。命签署兴州判官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佑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知凤州河池县事殿中丞王令图首建路议，路占县地且十五余里，部属陕西，即移文令图通干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禀、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路未成，会李迁东川路。今转运使工部郎中集贤校理田谅至，审其绩状可成，故喜犹己出，事益不懈。于是，斯役实肇于李而成于田也。嘉佑二年三月，田以状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仲春兴是役，仲夏移去，其经营建树之状，本与令图同。臣虽承乏，在臣何力！愿朝廷旌虞卿、令图之劳，用劝来者。又拱之总役应用，良佑、应之按视修创，达之采造监领，皆有着效，亦乞升擢。至于军士、什长而下，并望赐予，以慰远心。”
  朝廷议依其请。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邪！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耳！向使愚者不怖其诞说，贤者不惑其风闻，则斯路初亦不废也。大底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岭称首。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邪！而后之人见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难，苟念其难，则斯路永期不废矣！简夫之文，虽磨崖镂石亦恐不足其传也，至《尚书》《职方》之籍之图，则将久其传也。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记。
  前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守尚书主客郎中、上轻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虞卿
  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守尚书工部郎中、充集贤校理、赐绯鱼袋借紫田谅。
  碑旁刻有明万历二十一年春，陕西布政司分守陇右道按察副使、兼右参议，前吏、兵、工三科左右给事中内江梦夔张应登诗一首：
  过白水峡读摩崖碑一首
  开路磨碑纪至和，于今险易较如何？
  水来陇坂寻常见，峰被巫山十二多。
  一线天光依峡落，悬崖鸟道侧身过。
  蜀门秦塞元辛苦，何故行人日似梭。
  明万历二十一年春，陕西布政司分守陇右道按察副使、兼右参议，前吏、兵、工三科左右给事中内江梦夔张应登书。
  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
  工房吏廖希科监刊，石匠秦大川。
  校读说明
  本文从《陇右金石录》录出，参照吴景山《丝绸之路交通碑铭》、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所录碑文，对照拓片图片逐一校正，结合文意修正二文所加标点。
  文中“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一句，《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徽郡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9月版）、《徽县新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5月版）及笔者近期所见徽县诸君文中所引均于“商应”后衍一“祥”字，遂断句为：“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祥，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碑文中原无“祥”字，正确的断句，笔者以为当如下：“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其中“度”当读“duó”衡量、计算的意思。如将“程”字断入下句，则成“程度远近”，于文意显然不通。（按：前几日与蔡副全教授谈这一句的断句，蔡老师以为应断为“命签署兴州判官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理由有二：一是下文有“又拱之总役应用，良祐、应之按视修创”一语，可见“良祐”“应”分别为人名，即“李良祐”和“商应”；二是《徽郡志》中有“商应至和中为长举令有开河绩（见碑文）”。细细思量，蔡老师断句是正确的，应从蔡教授之说。）
  又文中有“嘉佑二年三月，田以状上”，文末“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记”，在时间上显然矛盾，雷简夫作文竟然早于田谅“状上”的嘉祐二年三月，但原刻如此，或为刻工之误。
  在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一文所录张应登《过白水峡读摩崖碑一首》落款部分：“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签房吏周布利监刊，石工秦文刊。”有误，对照原刻应为：“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工房吏廖希科监刊，石工秦大川。”
  石刻中涉及人物《宋史》有载的有：雷简夫（详后）、王令图（详后）、李虞卿（《宋史列传第四十四、第五十一》），其余诸人则不见于《宋史》。
  二、白水路与《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
  熊国尧《徽县〈新修白水路记〉摩崖刻石考略》一文中指出：古代从陕甘入川主道有三，东有自长安越南山跨洵河的子午道；中有越太白山沿褒水而南的褒斜道；西有从陕西虢县出发西行经今宝鸡市，沿山势西南行达今凤县境，继续西南行到河池县（今甘肃徽县境），……经葭明到阆中的“故道”。
  唐贞元十五年（799），山南西道节度史，兴州刺史严砺在兴州的长举至顺政间，“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决去壅土，疏导江涛”，疏浚嘉陵江二百里，通漕以馈成州戎兵，使江运如“雷腾云奔，百里一瞬，瞻为，安流。”柳宗元为之书《兴州江运记》，以褒扬其功（笔者另有《〈兴州江运记〉释读》一文详述其事）。
  白水路属“故道”，“新修白水路”只是“故道”中从大河店到白沙渡口的一段改道工程，实际上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已开始修筑白水路。《宋会要辑稿》说：“景德二年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驿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可见景德初年已通白水路，但“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即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显然受到青泥一带土豪的反对、抵制，以致废弃白水路。
  五十多年后，李虞卿新开白水路，未及呈报就已积极筹备，在乔达、刘拱、李良祐、商应、王令图等人的共同协助下，至和二年十月路成。白水路告竣后，免去了青泥路的高峻险难，缩短了距离、减少了驿站人员和开支，交通更为方便，对加强陕甘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起了重要作用。
  在《新修白水路记》近千字的记中，涉及邮驿的文字竟达450字，为研究我国古代邮驿提供了凭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从朝庭到路、州、县等地方政府，对交通和邮传业是十分重视的。熊国尧依据碑文中：“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禀、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的记载对当时驿站人员的月粮进行了计算：
  唐代陆路上一般是州里设一驿，非通道之驿曰馆。驿设长，主本驿事，驿馆主要任务是招待行旅，传递邮符，官驿馆遍及全国各主要路线。据《东京梦华录》宋承唐制，虽略有改革，但多因唐驿，按《刻石》文计，每岁驿馆人员粮为三十二点另五石，月粮约合二点六石。以南宋时国家文思院制定之官粮计，每升值数为六百毫升，月粮则为十五万六千毫升，此数虽大，但包括月俸在内，是以物充俸。
  宋代以后，白水路“久而倾圮，行旅甚苦之”。明万历十六年钟化民沿白水江北岸开凿道路，在距《新修白水路记》东南有钟公路摩崖刻石，该摩崖通高268厘米，宽126厘米，正中刻阴文“钟公路”三字，碑额刻一圆圈，内有一字径40厘米的“佛”字，为万历十六年所立，《明史》卷二二七载，钟化民曾出视陕西茶马，或为其任上时所立。
  高应夔题刻于《新修白水路记》右下侧的《读白水路记》诗：“开路磨碑纪至和，于今险易较如何。水来陇坂寻常见，峰比巫山十二多。一线天光依峡落，悬岩鸟道侧身过。蜀门秦塞元辛苦，何故行人日似梭。”应当是他途经白水路、钟公路的见闻，从中可以看出明时白水路仍是入蜀要道，行人如梭。
  三、雷简夫
  （一）雷简夫事略
  《宋史列传第三十七》：简夫字太简，隐居不仕。康定中，枢密使杜衍荐之，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公事既罢，居长安，自以处士起，不复肯随众调官，多为岐路求辟荐。时三白渠久废，京兆府遂荐简夫治渠事。先时，治渠岁役六县民四十日，用梢木数百万，而水不足。简夫用三十日，梢木比旧三之一，而水有余。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
  既而辰州蛮酋彭仕羲内寇，三司副使李参、侍御史朱处约安抚不能定，继命简夫往。至则督诸将进兵，筑明溪上、下二砦，据其险要，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仕羲内附。擢三司盐铁判官，以疾，知虢、同二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卒。录其子寿臣为郊社斋郎。
  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
  从上文可知，雷简夫在仁宗康定（1040年）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签出秦州检察判官，知雅州军州兼管内桥道劝农事，治水修渠，政声卓著。但也“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致使人们耻笑他说：“牛及铁冠安在？”。
  （二）雷简夫与“三苏”
  雷简夫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推荐“三苏”，是他首先发现了正“坎坷于场屋，失意于仕进”的眉山人苏洵，并极力向镇蜀知益州府的张方平和翰林学士兼史馆修纂欧阳修推荐。在给欧阳修的举荐信上说：“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着《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呜呼！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
  在雷简夫，张方平的劝勉下，时“年几五十，以懒纯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的苏洵，才携“不忍使之湮沦弃置之人”的苏轼、苏辙，于嘉祐元年（1056）三月离眉山赴成都辞别雷简夫，张方平进京求仕，才步入仕途，名震京师，成为北宋文坛上的三颗巨星。
  苏洵有《答雷太简书》《与雷太简纳拜书》《雷太简墓铭》。但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就已明言：“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颖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
  持此疑问的其实不止邵博一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经籍考》六十二：“（苏）洵初入京师，益帅张文定荐之欧阳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简夫者，为雅州，以书荐之张、欧及韩魏公尤力，张之知洵由简夫，世罕知之。雷之书文，亦慨慷伟丽可喜。”
  陆游《老学庵续笔记》：“老泉布衣时，初未有名。雅安守雷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其本，而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老泉集中，与太简往来亦止有《辞召试》一书耳。如《与太简请纳拜书》，蜀人至今传之，集亦不载。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亦不在集中，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原因何在，细读苏洵《与雷太简纳拜书》或许可窥得一斑：“赵郡苏某袖书再拜知郡殿丞之前：夫礼隆于疏，杀于亲。以兄之亲，而酌则先秦人，盖此见其情焉。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谨再拜庑下，执事其听之勿辞。不宣。”
  这里苏洵所说的“纳拜”，显然是指因“纳”“亲”而“拜”。很显然，这是一封言辞委婉的辞亲信，苏洵的意思是我们形同兄弟，平时无话不谈，如果再近一步，结为“亲”家，将会碍于情面，没法直言争辩了，“道则师友”的情分被扼杀，因此他重申要“隆兄弟之好”。或许正是因为拒绝了这门亲事，苏轼、苏辙在编辑父亲的文章时将之有意删去。
  （三）雷简夫的书法
  《新修白水路记》碑文为楷书颜体，苍劲厚朴，遒劲茂密。雷简夫的书法，杨慎《墨池琐谈》：雷太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
  朱长文《墨池编》卷二载雷简夫学书：予少年时，学右军《乐毅论》，钟东亭《贺平赋表》，欧阳率更《九成宫醴泉铭》、褚河南《圣教序》、魏庶子《郭知运碑》、颜太师《家庙碑》，后又见颜行书《马病》《乞米》《蔡明远》帖，苦爱重，但自恨未及其自然。近刺稚州，昼卧群阁，因闻平羌江暴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駃掀搕，高下蹷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噫，鸟迹之始，乃书法之宗，皆有状也。唐张颠观飞蓬惊沙，公孙大娘舞剑器，怀素观云随风变化，颜公谓“竖牵法”、“折权股”、不如“屋漏痕”，斯师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予听江声亦有所得，乃知斯说不专为草圣，但通论笔法已。钦伏前贤之言，果不相欺耳。
  在这段话表明雷简夫在学正、行书方面，对钟、王，直至欧、褚、颜等的法帖，是认真下过一番！摹功夫的。但是临去临来，“自恨未及其自然”。偶然一次机会“因闻平羌江暴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驭掀磕，高下盛逐奔去之状”使“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仅仅按前人形迹、按规定法度模仿，是难得神彩、难求生动的。只有有可寄之情，有不得已而寄之需，所以才能使“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可惜，《江声帖》未能流传下来。
  总之，《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是北宋年间河池（今徽县）、长举（今略阳白水江）、顺政（今略阳）三县和蜀道交通邮驿的有力物证，它不仅是一篇修路记，更是一部900多年前陕、甘、川交界金三角地带交通状况的史料和宝典，对研究我国古代邮驿和交通有着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因地处偏僻，交通改道等原因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王义：徽县教育局干部）
  徽县文物“青釉狮托盏”回归记述
  黄新梁
  1994年8月，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市隆重举行。我作为徽县选派参加艺术节观摩的成员之一，住在金城西藏宾馆。8月20日，也就是艺术节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时任徽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刘浪（主持工作）在省博物馆西三楼参观“甘肃民间民俗美术展览”，时任徽县文化局副局长的孙士信陪同前陇南地区文化处处长薛风鸣等领导与其它地县领导进行交流并慰问参加演出人员，我带着浓厚的兴趣在省博物馆东三楼参观“甘肃文物精华展览”。当观看到展厅中部时，被玻璃展柜中一件眼熟的文物吸引住了，这不是《徽县文物志》照片上见到的耀州瓷国家一级文物“青釉狮托盏”吗？《徽县文物志》上此件文物下檐有一明显的小黑斑痣，我仔细地端详了展柜中陈列的文物，在同位置同样也有一黑色斑点。为此，我确认展柜中的这件文物是徽县以前馆藏文物，可展柜中醒目标示出土地是“天水市”。我想是不是省上借调该文物之后，在徽县划归陇南地区管辖时搞错了。想到这里，我急忙跑到西三楼展厅找到刘浪说明了我发现的情况后，我俩一起赶到东三楼展柜前，刘浪边看边问我是不是记错了（刘浪1992年5月由徽县县志办调任县文化馆任副馆长，不了解文物上调情况），我坚信我的判断之后，随即同刘浪请来了时任省博物馆馆长的初世宾，一同来到展柜前取出“青釉狮托盏”进一步确认。随后，我们又到初馆长办公室，初馆长拿出《中国甘肃省文物展》（中日合编大型画册），封底刊登有“青釉狮托盏”的照片，上面仍标注出土地是“天水市”。初馆长说：“这件文物曾在日本展过，而且将1.9万元的展出费拨给了天水县文化馆，你们要搞清楚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明材料，而且报请省文物局批示后方可确认。”
  我们感到这件文物很重要，艺术节的第五天我们就返回徽县。刘浪及时向时任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杨书荣作了汇报，杨书荣说：“这件文物价值很高，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变成了天水的文物，你们要调查此事，把镇馆之宝想办法追回来。”刘浪又询问了当时县文化馆的一些同志，他们都不清楚这件事。随后，又带领马存良（文物专干）赴天水市走访了1976年至1986年在徽县文化馆工作过的熊国尧。熊国尧说：“我在文化馆负责工作迟，我知道青釉狮托盏是徽县的，但什么时间调到省上去的就不知道了。”为了找到当事人，刘浪与马存良二人又赶赴天水市麦积山文管所，找到1979年前在徽县文化馆主搞文物和美术工作的李西民，李西民说：“这是徽县的镇馆之宝，徽县泥阳镇出土的，是省文化厅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举办全省文物精品展览，1972年经我手由宋耀（时任天水地区文化局局长）带省博物馆同志到徽县将这件文物及汉砖借调上去的。你们来的很及时，宋耀及我们这些人都年事已高，再不追恐怕就追不回来了。我给宋耀写个条子，你们再找一下宋耀让他给你们证明一下。”然后，他们又辗转天水市找宋耀（曾任天水地区文化局局长，1998年病故），说明了情况后，宋耀仔细回忆了一下，说有这回事，并写了简短证明。刘浪、马存良带着宋耀出具的证明又赶赴兰州找到初世宾馆长，初馆长说：“要纠正这件事，必须报请省文物局领导同意，我们无权作出决定。”
  刘浪又专程赶往省委党校，找到当时参加培训的时任徽县县委副书记王惠芳，向其汇报了追归“青釉狮托盏”的全过程。在刘浪、马存良的陪同下，王惠芳副书记找到了初馆长，当面要求澄清‘青釉狮托盏’的出土地和归属问题，并要求追回这件文物赴日本的参展费。王惠芳还对初馆长说：“徽县文化馆在保护文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费很困难，希望你们给予理解和支持，参展费理所当然应该退回徽县。”初馆长点头同意，出具了《关于徽县文化馆文物“青釉狮托盏”追查结果的证明[（1996年8月26日，甘肃省博物馆便笺字第434号）（徽县文物馆存）]。初馆长介绍说：“此文物在中国仅出土了两件，一件在江苏省博物馆，一件在甘肃，而且江苏的这件文物品像没有徽县出土的好，这件文物实属甘肃的文物精品，这是一级甲等文物，价值连城。”
  在经历如此艰辛的曲折之后，耀州瓷“青釉狮托盏”这件珍贵文物在离开近30年后又重新归属徽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1995年和2002年，省文物局先后两次向徽县拨了2.2万元的赴日本和格鲁吉亚参展费，至此，“青釉狮托盏”归属问题得以澄清。
  编者注：关于“青釉狮托盏”的出土归属问题除了以上情况外，其后还发生了一些故事。2011年10月，原徽县县志办编辑曹鹏雁在撰写《徽县史话》，在对“青釉狮托盏”文物介绍时，因插图需要，专程赴甘肃省博物馆拍摄该盏照片。拍摄时，曹鹏雁发现“青釉狮托盏”出土地标为“甘肃天水”，随即他在留言簿上留言说明该文物出土地归属情况。2015年—2016年期间，在徽县博物馆任职的曹鹏雁为申报徽县民间流散文物收集经费，前往省博物馆找贾建威等专家评审方案时，又向省博物馆俄军馆长、贾建威副馆长谈及该盏出土地问题。两位馆长答应更改“青釉狮托盏”出土地为“徽县泥阳”。但截至2017年12月底，该文物的出土地仍未改过来，不过在省文物局主办的“甘肃省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展”上，原徽县出土文物“青釉狮托盏”被省博物馆命名为“耀州窑青釉狮托盏”，但出土地未标注，仅标注为“甘肃省博物馆”藏品。
  原徽县东关乡文化站的创建
  马维义
  1984年3月8日徽县东关回族乡宣告成立。3月12日副乡长杨卫国来到和平村荆竹林小学，对我说乡上研究决定让我到乡文化站工作（当时我是荆竹林小学民办教师），因乡上刚成立，人手少，让我和队里尽快办好移交手续，过一半天就去乡上报到。同时他也口头通知了村社干部，让他们尽快研究接替我的人选。第二天，我和张守诚（现任徽县文联主席，当时是和平村李庄小学的负责人）与荆竹林队长薛生财商量后，让参军刚复原回村的张忠仁接替我的教学工作，当天我向张忠仁移交了学校的财产账务，3月15日我到乡上去报到上班。
  当时乡上有党委书记黄雄亚，副书记马进善、姚光炎，乡长毛俊华，副乡长杨卫国，武装干部李益民，政府办公员阎峻成等，我去后连我算上全乡干部还不到10人。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乡上又是新成立，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分管文教卫生的乡党委副书记马进善给我安排了具体任务，让我着手筹建文化站，并争取早日成立。在乡党委副书记姚光彦的安排下，我去高桥木器社订做了一些书架、书柜、桌凳、椅子等，乡上又把乡政府大院靠南边的原东关大队的四间砖瓦房作为文化站的活动阅览室。由于乡上条件很差，文化站得到东关、东河大队的大力支持，东河队捐献了两个大柜，一副乒乓球案子，我借了个架子车，冒着小雨去东河拉来摆放在活动室。东关村捐献了两个大书柜、2张办公桌子、4把椅子、4张联椅和一些民族服装，还有一套演节目用的锣鼓家具。同时县直单位如文化局、宗教局、妇联、团委、文化馆也给文化站捐赠了大量的图书，在各界的支持下，东关回族乡文化站于当年4月16日成立了。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文化站在东关乡大院每天开放图书室，东关大队又安排崔志忠来文化站协助工作，县上又给文化站配发了一台34英寸的大彩电。白天文化站办理借书证，开放图书阅读，晚上放电视。当时图书约有三千多册，每天看书的人约有三四十人，晚上在大院看电视的约有二三百人。4月份徽县宣传部在县广播站举办徽县通讯员培训班，给东关乡两个名额，乡上安排我和王庄村的郑桂芳参加，当时讲课的老师是徽县广播站的吴建刚（现已退休），张剑（现任教育局长），周学军（现任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等，一个多月的培训结束后，我回到文化站，一边工作，一边写了反映东关乡工作的大量新闻报道。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站的作用，6月份经乡政府研究决定，让刘兆瑞去天津购买台电影机（当时刘兆瑞是徽县科协派来联系东关工作的干部），电影机买来后，乡政府安排由文化站负责到全乡各村一边巡回放映，一边宣传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政策，然后文化站又印了些电影票，每晚在东关乡大院一边放映，一边宣讲新生事物，如计划生育好处多，升麻压青的作用等。同时为了把文化站打造成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平台，经乡政府同意，文化站开办一期武术培训班，乡政府还下发了文件，要求每村选派五至十名品行优良的男女青年，带上村级的介绍信来文化站参加训练，乡上管住不管吃，训练时间一个月，文化站聘请马团希、赵会明作教练，还请来东关老一辈的武术爱好者杨克己、邓怀璧、白乾来指导训练工作，主要是少儿初级长拳、男子甲组拳、初级剑等。参加训练的有三十多人，训练结束时在东关乡大院向乡上领导作了汇报表演，然后培训学员还和当时在乡的干部合影。
  8月份全国武术观摩大会在兰州举行，给天水地区4个名额，地区通知东关文化站负责人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去兰州，在天水地区体委主任周小虎的带领下，在省城我们观看了全国各地来的武术精英的表演，参观了省体育文化馆。10月份省体育厅田主任来我县检查工作，在县体委主任李国柱、文化局长韩义明的陪同下，来东关乡文化站视察，晚上在东关乡政府大院，观看了东关文化站武术队的表演及文艺节目，东关乡文化站的工作受到省地领导的好评。当时省上答应给东关乡文化站捐赠一批武术器械和服装，年底这批武术器械和服装就送到了，有春秋大刀1把，武术荷叶刀4把，武术剑4把，女式武术服装2套，男式运动线衣4套。后来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文化站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篮球队、武术队、电视放映队，一时间东关乡文化站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白天开放图书，晚上放电视、排节目、到各村放电影，国庆节时，在西门外的大广场进行文艺、武术表演，东关乡农民篮球队参加了徽县首届农民运动会，获得了二等奖，文艺节目在春节活动中参加了县上的汇演。如今30多年过去了，在好些人们的心中还对过去原东关乡文化站的活动记忆犹新。
  （马维义：笔名陇竹，东关学区退休教师。）
  1990年以来的徽县内部出版物
  陈革宁
  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日益繁荣，徽县的内部出版物也涌现出一个高潮，除了县直部门和文化单位创办的报刊外，一些教育部门和乡镇、企业纷纷创办各自的内部报刊，有的民间文化人士也创办了报刊。这些内部出版的报刊，尽管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比较知名的内部出版物有以下这些（按创刊时间先后排列）：
  《徽县文苑》：原名《群众创作》，1976年，徽县文化馆创办了手工蜡版油印的《战地文艺》杂志，1978年，改名为《群众创作》，刊发各类文艺作品，1988年更名为《徽县文苑》，由田雪主编，一直为蜡版油印。1993年停办，共出刊21期。
  《徽县文史资料》：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一年一期。徽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始于1962年二届政协，但由于历史原因，未留下文字成果1981年，四届县政协设立专门机构，并创办了《徽县文史资料》杂志，使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步入正轨。早期为蜡版油印杂志，后改为铅印，2007年第27期起，改为彩色铜版纸封面。截止2014年12月，共出刊34期。
  《群众文化》：江洛镇文化站主办的综合类8K油印报纸，1991年创刊，每月一期，黄文选主编，持续约两年多后停刊。
  《方舟》：伏家镇民间刊物，32开本油印杂志：1991年至1993年期间不定期出刊，主要刊发诗歌，散文，评论，美文欣赏，共出6期。由荆秀成主编。
  《银杏树》：1993年，徽县银杏树乡青年向国栋、蒲生林等自筹资金创办了手刻蜡板印刷的文艺刊物《银杏树》，组织本地文学、书法、美术等爱好者进行交流创作。1994年，该刊交由银杏乡文化站主办，油印16K本，马龙波、窦璋等先后担任编辑工作。该刊物系当时全省为数不多的农民文艺爱好者自办刊物之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95年，该刊受经费、稿源等因素的影响停刊。共出刊13期。
  《徽县摄影》：创办于1994年，由马明春主编，文字稿件采取手刻蜡板油印，图片稿件采取复印方式，共出刊2期。
  《徽县教育》：徽县教育局主办，创刊于1994年。最早的《徽县教育》是打字单面油印简报形式，没有栏目，单篇文章，共9页，印数为50份。从1997年第13期开始，开设栏目，随后，根据来稿增多的现状，栏目和页码也相应增加。1998年第18期开始，增加了简易封面，共18页，印数70份。1998年12月，改为月刊，封底、封面彩印，封二、封三黑白印刷，内页60k纸30页，图文并茂，由徽县泉城印刷厂试印180本。设置栏目为：教育督导、简讯集览、幼儿教学、英语辅导、教学探讨、复式教学、课堂教学、教研回眸等8个，刊登文章30多篇。总第33期开始，封二、封三由印刷厂赞助改为彩印，印数分四个阶段逐渐增加至1000册（180—500—800—1000）。2010年3月起，《徽县教育》进行扩版，增加内页8页，使杂志从坚持多年的32页增加至40页，容量大为增加。栏目主要根据内容的不同灵活设置。止2014年12月，共出刊218期。王世平、武道才、陈志渊、刘彦林先后任主编。
  除此之外，教育系统影响大些的内部刊物还有实验小学的《雏鹰》、四中的《河池花》、柳林学区的《七色花》、永宁初中的《心语》、水阳初中的《泰湖潮》、银杏初中的《银杏树》、栗川学区的《栗亭韵》、东关小学的《新星月》、党政初中的《萌芽》等。
  《青泥岭》：由徽县文联于1994年创办的综合性文艺季刊，首任主编为田雪，2005年5月以后，由张守诚任主编，至2014年底，共出刊61期。
  《洛坝人》：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内部刊物，创刊于2002年9月，起初为自印自发的16K小报，2003年3月，抽调专人组建了编辑部，由一月一期改为半月一期，印数1000份，送发范围扩大至县、市党政部门及省上有关厅局、兄弟企业。2003年8月，扩版为4开4版，并交付印刷厂印制。与此同时，于9月份编辑印发了《洛坝人》文学专刊创刊号（96页码，4封及中间4页铜版彩印，印量1000册，自2004年起，按季刊编辑印发。）。2008年8月，根据企业实施资源整合资产重组后的形势变化，《洛坝人》文学专刊出至第二季度（2008年第2期，总19期）后停刊；《洛坝人》报再次改版，由新闻纸黑白印刷改为铜板纸全彩印刷，4开4版改作4开8版，半月一期改为一月一期。至2008年12月休刊，共出刊143期。陈革宁为执行主编。田助中、田雪、李文、吕雪燕等分期担任过编辑工作。
  《金徽报》：中共徽县委宣传部主办，创刊于2003年6月，8开4版，半月一期，每期印数1000份，第四版设有文艺副刊《河池风》，由县委宣传部与县文联联办，2011年1月起改为铜版纸全彩印刷。遍及城乡，影响较大。截止2014年底，共出刊271期。吴永辉、魏亚旭先后任主编。
  《宝徽报》：甘肃宝徽集团公司内部报刊，创刊于2008年10月，8开4版，铜版纸全彩印刷。半月一期，每期印数500份，截止2014年12月30日，共出刊149期。蹇诚义任主编，2010年起，陈革宁任执行主编。
  《金徽》报：甘肃金徽酒业集团公司内部报刊。8开4版，铜版纸全彩印刷。2006年创刊，月报，王敏杰、刘宝峰、李晶先后任主编、责任编辑。截止2014年底，共编印100余期。
  《徽医风采》：徽县人民医院主办，徽县人民医院主办，创刊于2007年秋天，季刊，主编王育东。截止2012年停刊，共编印20余期。
  《生态金徽》（《卓越》）：企业文化类的文学新闻综合性杂志，甘肃金徽酒业集团公司内部刊物。2008年7月创刊，为季刊，彩封、黑白内页，96页码。2011年第1期（总第11期）起更名为《生态金徽》，改由金徽酒业集团和天水师范学院联合编办，并改作铜版纸全彩印，每期印数4000册。至2014年12月，共出刊24期。
  《金鸿远》：徽县鸿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报刊，创刊于2008年10月，8开4版，铜版纸全彩印刷。头版为企业重大事项，主题报道。二版为企业见闻，重点反映企业动态。三版为员工天地，主要刊发技术创新、专业论文，表露员工心声。四版为文艺副刊，主要刊发各类文学作品，绘画书法，摄影曲艺等文艺类作品。半月一期，每期印数400份，截止2014年12月30日，共出刊130余期。执行主编为冯永强。
  《徽县政协》：徽县政协主办的机关刊物，创刊于2011年5月，半年一期，36——48页码，彩封彩插，内页为双胶纸黑白印刷，设有“会议专题”“调研视察”“民主评议”“建言献策”“政协论坛”“政协文苑”“历史文化”“人文特产”“文化争鸣”“摄影作品”等栏目。截止2014年12月，共出刊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