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968年底，我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在徽县伏镇公社竹林大队劳动锻炼一年，1970年初被徽县革委会分配到二中当教师，至1977年10月调离，屈指算来，我在二中工作了将近八个年头。
  徽县二中坐落在离县城42公里外的江洛镇。华双公路（316国道）与江武公路在这里交汇，北接天水兰州，东连徽县凤县，南去成县武都，是一个交通要道。二中就在江洛镇北端华双公路边上，坐西朝东。学校背靠一座小山，依山坡而上，分为四台，每台高差两米左右。一进校门，就是一排工字形的办公室和宽敞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办公室中间是通道，后有台阶，往上的第二台和第三台，各有三个三间的教室，教室前都种着苹果树。第四台是操场，由于地势限制，操场不大，跑道一圈只有二百米左右，中间是一个篮球场。操场后边围墙外即是小山，长满了杂树和灌木，郁郁葱葱。山坡上用白色的石子镶嵌着五个醒目的大字：为人民服务。整个校园占地约60亩，虽然不大，建筑也都是平房，但布局整齐，井然有序。
  徽县二中成立于1957年，开始只招初中班，附设在江洛小学内，1959年搬至现校址。1962年开始招收高中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此前，徽县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即徽县一中。二中成立后，主要招收徽县西北片的江洛、泥阳、游龙、榆树、麻沿、高桥、太白等七个公社的学生，后来，又招收了一些驻成县的106地质队的子女。
  文革时期，小学学制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初中和高中也各从三年缩减为二年，初、高中一共四年。1970年时，徽县二中共有七个班级，初一、初二、高一年级各两个班，高二年级一个班，共二百多名学生，以后逐渐增加，每年初高中各招三个班，在校学生四百多名，规模基本稳定。
  徽县二中原有十几名教师，七十年代以后，陆续分配来一些大学毕业生，又从县内其它学校先后调来一些教师，增至二十多名。当时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唐自德，数学老师有孙延杰、魏映兰、何润田、张进山、袁富义等，语文教师有王亦农、刘秉臣、范红兰、赵希武、俞齐进等，英语教师有王锦棠、杨怀春、陈功泰等，物理教师有王学武、谢徽生等，化学老师有李佩云、刘大光等，生物教师有温孝天、单义等。此外，还有体育老师周集歧、政治老师席贵芳、历史教师李孔彰等。后勤管理是许汉英和段之华，后来还配备了一名校医王蓉。教师中有18名是从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和甘肃农业大学等大学毕业的。当年，这些教师都只有二三十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强的教师阵容。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中小学学制缩短，课程不断变化。除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课程外，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课，生物改为农业基础课，教学内容也一再缩水。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二中的教师仍然坚持教好每一门课，兢兢业业认真备课，批改作业一丝不苟，管理也比较严格，唐自德校长经常听课，教研组的活动也很正规，所以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二中的学生主要来自周边的几个公社，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家庭，纯朴勤奋，学习努力。在当时资讯落后的年代，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视野狭小，知识面窄，很多学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没见过高楼大厦，没见过火车，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惟其如此，他们的求知欲格外强烈。
  他们从各个山村小学来到二中，中学老师不但给他们讲课本上的知识，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展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使他们感到格外新奇和激动。尽管当时极左思潮泛滥，读书无用论愈演愈烈，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但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山区，学生们以及他们的家长还是保持着尊师重教的传统。他们深切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希望能够从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的知识，改变命运。教师到学生家里去访问，总被奉为上宾，热炕热茶相待，总能感受到那种由衷的尊重和期待。
  我刚到二中时，江洛镇还未通电。公社农具厂有台柴油发电机，每晚发三小时电，但时有时无，很不稳定，所以学校里晚上基本上都用煤油灯照明，教师用的罩子灯，还较明亮，学生则各自用墨水瓶自制一只小煤油灯，真的是一灯如豆。晚自习时，教室里点点灯火摇曳不定，映照着一张张读书的面孔，颇有点囊萤映雪的情境。
  那里的学生不光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二中地处农村，学工学军缺乏条件，学农则是得天独厚。学生每年要去附近生产队割麦子、收包谷、修梯田，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学校自己还办起了小农场，种了二百多亩地，分散在马鞍山、石洼山等各个山上，都是农民的摞荒地，零零星星，山高坡陡，耕作艰难。用今天环保的标准去衡量，那里早都应该退耕还林，可是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多打粮食是首要任务。说到种地，二中学生个个都是好手，他们自小随父母劳动惯了，挖野草、种地、背粪、割麦、打土坯、甚至烧石灰、烧炭都是内行。农场的地都是学生和老师们自己耕作的，马鞍山农场里的房子也是自己盖的。可是山上土地松软，一场大雨过后，地基塌陷，房子也倒了。多日的心血付于一旦，令大家心情沮丧。学校灶上的柴也是教师学生自己进山砍伐的。每次砍柴，天不亮就出发，走几十里路进山，砍伐、打捆、背下山，装上架子车拉回学校已是晚上了。现在看来，这是破坏生态，可在当时，木柴是这里的主要燃料，别无他选。后来，学校还办起了木器厂，利用山区的木材资源，做一些课桌板凳之类。不少老师学会了木工手艺，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先后有三位老师的手指被电刨床削掉了半截手指头。1972年，徽县从宝成铁路上通电过来，二中的学生也参加了附近的电缆工程。按照电杆的排列路线，几十名学生拔河似的拉着长长的电缆，一声呐喊，上坡下坡，翻山过河，健步如飞，将一根根电缆拉到位，进展神速，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夸奖。
  文革期间，文化园地成了一片荒漠，全国八亿人民只能有八个样板戏，地处山区的江洛镇文化生活当然更加贫乏。附近生产大队几个月放映一次，翻来覆去都是那几部老片子，就在打麦场上放映。到了寒冬腊月，天空飘着雪花，北风吹得银幕鼓胀起来，就像风帆似的，村民和学生仍是兴趣高涨，照看不误。徽县二中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去后不久，学校让我负责宣传队的工作。我们排练了一些小型歌舞节目和样板戏选段，如舞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等，演出时很受欢迎。当时节目来源很少，附近也没有可供交流或学习的单位，主要靠自编自演。学生中还是有不少具备文艺天赋，高七0级的徐晓霞、文作纬主演的白毛女选段就像模像样，很受好评。来自成县106地质队的子女中有几位学生，如侯立春、宋春荣等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能编能导，在宣传队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当时，宣传队排练几乎战胜了全部的课余时间，学生们积极性非常高。囿于条件所限，当时演出的节目短小简单，学生的演技也很稚嫩，但在那个精神饥渴的年代，二中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仍是江洛镇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很受欢迎。后来，范红兰老师随丈夫刘秉臣老师从徽县一中调来二中，她擅长文艺，接手负责学校文艺宣传队，排了不少新节目，质量更有所提高。有一年到徽县参加文艺汇演，轰动了县城。人们都惊讶地处山区的二中竟然还能拿出这样精彩的文艺节目。
  1972年，学校重新招收的初一级三个班（当时叫排），选拔了三十多名较有文艺特长的学生组成了第四班，名曰宣传排，让我当班主任，擅长音乐的赵希武老师协助我。这个班除了和其他班级一样上课劳动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排练文艺节目，作为全校宣传队的组成部分和后备队。每到课余，这个班里唱歌跳舞，排练节目，很是热闹，让其他班学生艳羡不已，纷纷要求到这个班来。由于当时课程负担不重，也没有升学压力，所以学生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排练，现在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素质教育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参加过文艺宣传队的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发展一般都要好于其他人。
  有一次，驻在伏镇红旗山的甘肃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文艺宣传队到二中来演出全本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虽然那些演员也都是干校学员，并非专业演员，但毕竟都是省上各机关的干部，演出认真，舞台经验丰富，达到了准专业的水平。这次演出，不但给江洛镇群众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也给了二中文艺宣传队员们一次难得的观摩和学习的机会。
  二中没有大礼堂，演出的舞台就在校园第三台上。后面挂块天幕，前面挂两块帷幕就可以了。如晚上演出，上面吊两盏汽灯，有电后就挂两只大电灯泡。观众自带板凳坐在下面第二台观看，每当演出，附近村民也蜂拥前来，有些人没带板凳，就自己去教室里搬。那时，板凳发给学生时都是编了号的，被人拿走了第二天上课就没有板凳坐了，所以每次演出时，每班都要专门派人看守板凳。
  七十年代，农民家庭经济普遍都很困难。学生上灶都是从家里背来面粉到灶上换成饭票买馍。由于交的面粉好坏不等，掺杂在一起，蒸出来的馒头总是黑乎乎的。菜一般也是大锅烩菜，油水很少，偶尔吃一顿面条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学校种的粮食蔬菜给师生有些补贴，还喂了几头猪，逢年过节给大家打牙祭。那时江洛镇还有狼，有一年冬天，连续几晚上狼闯进了猪圈，把猪娃子叨跑了。人们循着雪地上狼的爪印跟踪到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发现了猪娃子的残骸，又心痛又愤恨。几位老师和学生，晚上端着土枪藏在猪圈对面的教室窗户后面，准备伏击，但是只听到猪叫声，没有看到狼的身影。狼大概受到了惊吓，以后没有再来过。
  除了家在附近的学生以外，大多数学生都住校。宿舍是教室改装的。两边用木头钉了两排大通铺，上下两层，每层要睡十多人。墙上钉着一排大钉子，挂着书包杂物。学生多时宿舍紧张，每人平均只有二尺宽的铺位。人挤人，人挨人，学生开玩笑说，晚上要翻身，得喊一二三同时翻才行，否则翻不过去。住校学生离家近的一二十里，远的五六十里，甚至有七八十里的。那里汽车很少，学生都是步行。星期六中午，学生们背着背篓回家，到家已是晚上，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又走几十里赶回学校，这种长途跋涉，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江洛镇地处山口，冬天比较冷。教师烤火用木炭，睡觉是火床子。睡前往床子里煨些炭沫或从大灶上炉膛里铲一盆掉下的火渣子，往床洞里一埋，便可暖和一晚上。学生教室宿舍取暖烧的是本地产的烟煤，含硫量很高，生火后，烟囱往外排出浓浓的黄烟，极其呛人。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们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学习热情仍然很高。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艰苦生活的锻炼，这点困难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况且在当时中学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种学习机会的，能进入中学的都算是幸运儿了。
  徽县二中当时只有三位女教师，其余都是男教师。绝大部分教师的家都在外地，近的在泥阳、伏镇、徽县，远的在天水、兰州，还有河南的。近处的每周末可回家，远处的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这些教师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平时都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关系相当融洽。学生会随时到宿舍去找老师请教，老师也经常与学生聊天，毫无拘束。师生们每天课外活动时打篮球、排球、乒乓球，校园里总是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1971年，解放军一个连进驻江洛镇，战士中有些篮球好手，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和师生联队进行比赛，操场上人头攒动，观众如潮，欢呼声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每年一次的春季运动会也都如期举行。虽然操场狭小，但一切都按正规运动会要求进行。有一年运动会上，徽县体委的孟成贤和本校的周集歧表演跨栏。他们都是甘肃师大体育系毕业的，那优美的动作和超凡的速度赢得了满场掌声。
  文革期间，政治运动不断，每逢暑假都要召开全县教师大会。教师们都住在徽县一中的教室里，地上用木椽一挡，铺上麦草，就是大通铺。白天开会，晚上睡觉都在这里。吃饭时，就在院子里，也没有桌凳。四盘菜一脸盆汤放在地上，八人一组围蹲一圈，各人拿个馒头，不一会儿便如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会议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为主题，火药味很浓。会议不能请假，所以有些女教师只得带着吃奶的孩子，有的还得带着保姆，拖家带口去开会。教室里麦草铺上，大人开会，小孩乱爬，主持的领导也无可奈何。
  197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了一段时间教育，课堂教学开始走上正规。老师们也人心振奋，认为教育的春天来到了。谁料好景不长，四人帮抓住河南省马振扶中学一名初中女生在考试期间自杀一事无限上纲上线，称之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波及全国，连我们这个小小的山区中学也未能幸免。1972年，二中期中考试期间，一名初中女生因一些琐事心情郁闷，次日在考试中又违规作弊，监考老师根据考试纪律在卷子上画了零分，该生想不开，中午回家后就悬梁自尽了。此事本已调查清楚，学校没有什么主要责任，只是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而已。但在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被旧事重提。县委派了工作组来调查，认定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的事件。最后对校长和监考老师予以警告处分。唐自德校长后来被调离了学校，去江洛公社任副主任，县上又派来了省上下放干部姚朴卜当校长。这次运动以后，教师队伍人人自危，不敢再抓课堂教学了，教育界又是一片肃杀的严冬气氛。
  极左路线笼罩下的各次运动既伤害了教师，又伤害了学生，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他们正是读书求学增长知识的年龄，却无法受到正常的教育。教师空有报国之心却无法施展才能，学生枉有求学之志却无法学习，以致整整耽误了宝贵的十年时间，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对国家、对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幸而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界才拨乱反正，重返正确的轨道。二中的学生有的升学，有的招工，有的参军，凭借在二中打下的基础，加上自身的努力，有很多人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有的当了省地县各级领导，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专家教授，更多的人则在家乡当了中小学教师，成为徽县教育界的骨干力量。在徽县的很多学校里，都可以看到二中毕业生的身影，他们薪火相传，把从二中学到的知识发扬光大，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家乡播撒着知识的种子，也播撒着未来和希望。从这一点上来说，七十年代的徽县二中是功不可没的。
  （俞齐进：原徽县二中教师，后调任西安财经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