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科举制度下徽县考取的进士和举人
  梁晓明
  科举取士起源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制度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终止于清光绪30年（公元1906年）。在这1300年间，全国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者近11万名，皇帝点状元700余名，考中举人而未中进士者百余万名。据《甘肃全省新通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自唐至清光绪30年（1904年）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考试，甘肃共考中进士1039人，其中文进士642人，武进士397人。明清两代考中举人而会试未中进士者共计4078人，其中文举人2308人，武举人1770人。明代文举人977人，清代1331人。
  根据甘肃省旧地方资料和徽县明代及清代旧县志资料记载，徽县自宋代至清代共考取进士33人，其中宋代28人（含武进十），明代3人，清代2人。考中举人而未中进士者50人，其中文举人35人，武举人15人。35名文举人中宋代4人，明代24人，清代7人；而武举人15名，均为清代考取。相关资料分析认为，甘肃考中进士最多的是皋兰县46名，其次是武威县42名，天水37名名列第三，再次是兰州、陇西，徽县33人名列第六。一个位据陇南的人口小县，何以在甘肃86个县（市）、区中，科举考试能排名全省第六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科考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徽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徽成盆地腹地，自古为陇东南产粮大县。这里气候温润，植被良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白酒产业和治铁业历史上扬名省内外，至今以纯粮酿造的“金徽”系列白酒在全国享有盛誉，因此徽县被美誉为千年酒乡和陇上江南。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科举考试名冠陇南，在甘肃全省亦排名前列。近代由于区划调整，徽县解放后人口增长缓慢，目前仅有常住人口23万多人，在陇南市9县中排名第七，高考生员相对较少，但历年高考升学率绝大多数年份在陇南名列前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据徽县一中2005年至2014年十年间高考统计资料表明，有3人考入清华，2人考入北大；十年间5次夺得陇南市高考理科“状元”县，4次夺得陇南市高考文科“状元”县；12人进入甘肃省全省高考百人榜；十年高考综合评定连续多年名列陇南市前三名，高考升学率往往进入一、二名。从近三年陇南市九县（区）高考成绩前100名学生所占比例来看，徽县文、理科考生所占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
  其二，便利的交通条件为科考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徽县地处秦蜀古道（青泥古道）和陇蜀古道的交汇处，自古商贸活动活跃，关中文化和巴蜀文化及陇右文化均对徽县有着深刻地影响。徽县东距西北的文化中心西安仅700多华里，去西安比陕北和陕南某些市县还方便。明清时期，西北的考试院设在西安，徽县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年许多州县的学子去西安参加举人科考都要路经徽县，无疑带动了徽县士子读书并参加科考的热情。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至清朝前期在徽县还设置“徽山试院”，以便利阶、文、成、两等县士子来徽州应试，参加秀才选拔。民国年间，徽县学子在西安读中学者远远高于在兰州上中学的比例，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文化和交通两个因素。
  其三，南宋时期徽县是西部抗金主帅吴玠川陕宣抚使司衙门驻地，南宋西部抗金的大本营司令部就扎驻在徽县。吴玠、吴璘兄弟二人及其子、孙三代，在徽县驻军70余年，周边川陕许多州县的部队都归其统领，他们经历了大小多次战斗，为保卫南宋半壁江山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发生在徽县南部虞关乡嘉陵江岸吴王城（亦名仙人关）的仙人关大捷就是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当时昊玠、吴璘统领三万多人击败了金兀术十万大军的进攻。正因为徽县是南宋抗金主力的大本营，这里集中了大批优秀的知识份子在此建功立业，他们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和厚待，因此徽县在宋代选考进士28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南宋时取得的。南宋绍兴间（公元1131-1162年），吴师古、吴师直、吴师尹吴氏一家三兄弟同中进士，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王靖和其子王柄、王杞、王梿（王靖之侄）及孙子王焕王氏一门祖孙三代五人中进士，宝庆间（公元1225-1227年）栗亭人曹友闻、曹友庆、曹友谅兄弟三人同中进士。这些南宋时期的进士和举人，在宋金和宋元军事对抗中都为南宋朝廷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许多在带兵激战中献出了生命。
  封建社会，在中国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把出身和功名视同生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喜事，考中进士、举人，是古代所有读书人的追求与梦想。“十年寒窗无人问，金榜题名天下知”是旧时读书人命运的真实写照。一旦金榜题名意味着穷苦命运将被改写，鲤鱼跃过龙门将化为龙族。《儒林外史》中写到的范进中举，主人公因中举高兴而发疯，平时看不起范进的岳父胡屠夫为治疗女婿犯傻而打了他一耳光，竟自觉打了文曲星的手掌也暗暗发痛。就连朝廷重臣心雄万夫的曾国藩，也会斤斤计较金榜上的排名，因他考中进士第三甲，赐“同进士”。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在一次晏席上有人作对联斗酒。一人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人无意应对“同进士”。曾大人竟一时变脸，使席间气氛非常沉重，“同进士出身”始终是曾国藩心中的忌讳。可见，在封建社会世人对金榜题名的重视程度。
  徽县进士、举人绝大多数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南宋淳熙（公元1174-1189年）初王靖中进士后，任太原紫光禄大夫。他纯孝忠信，生平谦逊，从不做违逆国家民众之事。严于律已，亲慈百姓，被同僚和邻里推为长者。他教子有方，两个儿子王杞，王柄和侄子王梿及孙子王焕都先后中进士，王氏一门五进士被传为佳话，其子孙为官在任都颇有政绩。徽县水阳乡新寺村水沟郭家庄，明正德丙子（公元1516年）科考中的举人郭从道，在顺天府同知任上以自己的俸禄修补长城关口，使当地百姓能安心生活。百姓用他的名字为修复的这段长城命名，有“宇宙不凋经国绩，姓名永勤郭公关”之句。他一生勤学敬业，做了许多修桥补路的好事。晚年退休回家还为家乡撰写了《徽郡志》，为甘肃留下了地方志珍品。其孙子郭庄，为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以庶吉十授御史职务。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巡视按察四川。四川某地一富豪叫胡里七，勾结权贵，无恶不作。放高利贷，并私设水牢残害欠债百姓，地方官吏不敢过问。郭御史查访清楚后，即捉拿了胡里七。胡的家人赶到徽县新寺郭家庄给郭家贿赠黄金，被郭庄的大儿子郭师曾赶出家门。郭御史将此事一并上报朝廷，皇帝大怒传令将胡里七乱棍打死以平民愤。剪除胡里七之后，其党羽伺机报复，后来郭御史在任上回家省亲时，被胡里七党羽设伏杀害于徽县西水阳乡十里墩附近的滚豆坡（一名滚头坡）。四川和陕西略阳的百姓知道消息后感伤不已，许多庙宇里挂起郭御史的像来纪念他，至今略阳县北白水江南一带的庙中还供奉着郭御史的塑像。郭庄在任间积极疏通徽县入川的白水道，开凿了朝天驿大峡谷，大河店白水峡至略阳的道路，被后世称为郭公神道，就是为纪念他的政绩。郭御史的儿子郭师游是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考中的举人，在临城县知县任上，听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因过度悲伤而逝。郭师游廉洁为官，以致于死在任上而其妻儿无钱将其灵柩送回徽县安葬，上司念其清苦出资送回家乡，临城百姓沿途设祭吊唁者不绝。
  徽县城南下先农村（下旧城）人张绶，人称张翰林。自幼聪慧过人，文思敏捷。乾隆45年（公元1780年）乡试（省试）中举，第二年经会试和殿试中进十，皇帝点为翰林院庶吉十。乾隆49年（公元1784年）授翰林院检讨，负责《四库全书》词垣分册校集任务。嘉庆二年（公元1799年）春，升任右春坊赞善大夫。后因才思敏捷，工作尽责，深得嘉庆皇帝赏识，被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嘉庆5年（公元1800年）升任为国史撰修、文渊阁校理，九月迁升为侍读学士，次年又任咸安宫总裁。张翰林在京城任职，深得乾隆、嘉庆两代帝王赏识，收到皇帝的奖品很多。其父母和妻都受到皇帝的敕封，其受封的圣旨一直被族人保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流向市场不知去向。嘉庆6年（公元1801年）秋，张绶出任广西学政，上任后革除了送礼拜见的陈规，每到一地课考生员他严把质量关，连同僚谢巡抚也密奏朝廷赞扬张绶的品行。可惜，不久病死于广西学政任上，终年54岁。他为人淡泊自安，不善奔走争逐，担任词垣校集近20年，工作之余总是读书学习。著有《梨雨书屋古文集》和《梨雨书屋今文集》及古文、馆课、诗赋等。任嘉庆侍读学士间，侍奉皇帝左右。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内珍藏一本手抄孤本《徽县志》约4万余字，字迹刚柔洒脱，时间截止乾隆46年（公元1781年），我疑为张绶所著。2012年，我将此书拍摄的图片抄写整理，点校印刷，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
  中华民国时期的徽县初级中学及其校歌
  梁晓明 张菊
  民国33年（1944年）8月9日，徽县政府县长刘中仁（字蔼如）任命汪盈科（字子进）为徽县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国元为副主任委员，并选定张廷辉（字瓒绪）、李瑞民、黄程九（字鹏翼）、赵希昂、马健良等为委员，由他们7人组成徽县县立中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办徽县中学。筹委会根据徽县实际情况，在甘肃省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校址在今城关镇西寺村县党校院内）附设开办初中班1个，招新生50人，借用徽县师范学校的师资和教学设备上课，并决定每年农历8月27日先圣孔子诞辰为徽县中学校庆日。民国34年（1945年）秋，县政府任命周锡玳（字少珊）为校长，马耀辰为教导主任，马国元为总务主任，徽县中学再招新生1个班50人，将校园附设迁至吴山女校内（校址在今北街吴山西边吴山广场处）。全校有教学班两个，分为初一和初二，有教职工10余人（含兼职教员），学生100人。冬季学校第二次搬迁至东街文庙内（今东街县人民政府址）直至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徽县中学一直以东街文庙为校园。
  民国35年（1946年）秋季，徽县中学招收新生两班约120人，是年全校有一、二、三，三个年级，有教学班4个，初一为两个班，初二、初三各一个班，有教职工20人左右（含徽师兼职教员），有学生约220人。开设的课程为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公民、卫生、童训等课程，下同。
  民国36年（1947年）夏，周锡玳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国大代表”赴南京参会，县长刘中仁兼任徽县中学校长。刘中仁严整校风校纪，将教导主任马耀辰辞退，选聘陈好善为教导主任。是年秋，徽县中学首届初中毕业一个班。秋季开学招收新生两个班，计100人。是年全校有三个级计5个教学班，初三一个班，初二、初一各两个班，学生约270人。
  民国37年（1948年）春，县长刘中仁因公务繁忙，辞去校长兼职。是年秋季开学前，县政府任命刘宗向（字犁青）为校长。同期初中第二届毕业1个班，招收新生1个班50人。全校三个年级5个教学班，初三、初二各两个班，初一1个班，有学生约270人。
  民国38年（1949年）夏季，宝鸡、天水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天水专员公署南迁至徽县，占驻了徽县中学东街文庙校园。县政府命令徽县中学南迁去汉中南郑，但由于时局混乱，国民党溃军四处拉兵抓夫，民心恐惶，未能成行。1949年6月后，学校经费中断，师生生计无着，徽县中学告停。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后，于1950年春季学校又重新开课。
  综上所述，徽县中学创办于1944年8月，时值全国全面抗战的第七年。长期的抗日战争，已使国穷民疲。作为后方的徽县为了支援前方抗战，地方财力已十分拮据。但由于时任徽县政府县长的刘中仁为人开明进步，注重文教，上下一心，克勤克俭，创办了徽县初级中学，开启了徽县中学教育的先河。其行为使人敬仰。学校初建、二次搬迁，县内仕绅都能积极筹资捐款，师生自力更生整修校舍，全县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克勤克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其精神着实可嘉。
  徽县中学开办五年来，先后毕业初中生两届近一百人。徽县解放前夕，该校停办肄业近270人。学校为徽县、两当、成县、康县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当时国民文化程度大多为文盲的状况下，无疑提高了地方民众的文化素质。这些知识青年，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家乡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民国时期徽县中学音乐教师王人秀，在1945年3月为徽中创作了《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下乡时常听到毕业于原徽中的一些老教师和老干部传唱该校歌，其词曲都很优美，使我深受感动。但多数传唱者对词典记忆不完整，仅记得三两句歌词，歌谱更记不清。我一直为该校歌所吸引，一直有整理该歌词曲的热情，并委托几位音乐老前辈帮助收集，但却无缘获得完整的资料。后来我又与徽县四中音乐教师张菊联系，委托她协助搜集整理该校歌。四年前即2011年5月，张菊终于将一份完整的《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词曲交给了我。该校歌创作于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歌曲颂扬了徽县的山河地脉，鼓励学子们苦心学习，莫负大好年华。其内容积极进取，催人奋进。可惜，这位出生于1967年毕业于兰州城市学院音乐系的中年女教师张菊已于2012年4月2日离开了人世，走完了她46年的人生之路。现我将民国时期徽县初级中学简史及她搜集的校歌整理一并发表，以供大家赏阅，也算作对徽县四中音乐女教师张菊的怀念吧！
  后附：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
  （张菊：原徽县四中音乐教师）
  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
  民国时期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人物再考
  谢建生
  根据本人收集的有关徽县师范学校的历史资料，走访现健在的师范学生，对师生情况进行考证，并就有关知名人士多方考证传述如后。
  张荫梧，字桐轩，国民党陆军上将（1891——194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在山西督署先后任参谋、学兵连长，后任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教官等职，1924年任晋军第十团团长。张荫梧作战勇敢，倍受阎锡山的青睐，1927年晋军扩编被任命为第十七师师长兼第七军副军长，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同年6月以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五、第七军联合军长率部进攻奉军，节节胜利后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荫梧任阎锡山第三方面军第四路军总指挥，担负津浦线与蒋介石军队的作战任务。中原大战，因张学良出关助蒋，阎冯联军失败，阎锡山下台，张荫梧失去靠山回家乡博野县办起了“四存中学”，他任董事长兼四存中学校长。1934年张荫梧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安插亲信及好友，组织保安团及警察队，声名大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任第一战区司法监，河北民军正式成立后，张任总指挥，下辖八个民军团，一个军械所。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朱瑞率50余人到该部工作，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张予以配合。1939年日军对张荫梧发动攻势，张荫梧第一民军司令王长江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张荫梧为了泄愤，指示部下活埋八路军干部战士四百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时指出：“河北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都是磨擦专家”。
  1942年春，张荫梧将河北“四存中学”举迁徽县，与徽县师范合并，张担任徽县师范学校校长兼“四存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张被蒋介石任命为平汉路护路司令，华北“剿总”上将参谋。北平解放后，他自负才高，认为共产党没能力管理大城市，幻想会请他“出山”。1949年北京市公安局将其逮捕，同年5月因病去世，终年58岁。
  吴治平，徽县北街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科学校，曾任甘肃省农场主任，技士等，在农技推广、种子引进和改良等方面为甘肃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担任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他崇尚科学，重视农业，治学严谨，先后在反映自然科学和人文状况的《拓荒》杂志上发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农业论文多篇，其中《本省农场过去失败之主因与今后整顿之方案》一文，对办好省内农场有指导意义。解放后在兰州务农，七十年代初去世。
  姚承祖，徽县伏镇北街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生，民国二十九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民国三十一年考入徽县师范，毕业后在伏小任教，他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党活动，先后任党小组组长、支部书记、伏镇区工委委员、区工委书记等职。1949年7月随游击队在山区开展武装斗争，10月份进入天水解放区，12月4日徽县解放后任第一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50年代初调西安工作，先后在西北党校、西安交通大学学习，1960年任西北电力局生产处长，1963年任陕西户县电厂党委副书记，1972年任石泉水电厂党委书记，1982年离休。马学海，徽县城关镇东关村人，回族，民国十四年（1925年）生，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考入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经组织派遣，一行8人赴延安入陕北党校，后转入西北党校学习。解放后，先后任天水回民事务所所长，省民委一科副科长，1953年任舟曲县委书记，1956年任甘南州委宣传部长兼《甘南报》主编，1958年9月任省伊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省民委民族处处长。“文革”中受迫害，后昭雪平反。1978年任西北民族学院政治部主任，1980年9月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宗教局局长，1987年7月任省伊协会长，1995年离休后任省伊协名誉会长。
  马学海长期从事民族统战工作，他善于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统战和民族政策，三中全会后为许多民族宗教界人士平反冤假错案，在少数民族中有很高威望。他曾三次带团考察阿拉伯国家，其阿文水平、阿文书法深受省内外回民喜爱。
  窦昌，徽县伏家镇窦坪村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生，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考入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1950年调中共天水地委组织部任干事、科长，1954年调甘肃省委组织部，历任干事、党员管理处副处长、组织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等。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因反右不力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2年平反。1959年赴河西调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因反映实情而受到批判，并给予停职处分。1964年下放榆中县东滩公社任公社副主任，文革开始后受批判，1969年在伏家镇红旗山（北禅寺）“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任省科技局农业处副处长，1978年任省科委办公室主任，1979年任科委副主任，1981年带领甘肃太阳能考察队赴美国、日本考察并争取到联合国计划开发处的支援，建立起榆中太阳能研究示范基地，为亚、非国家培养了一批太阳能人才。后调任省纪检委副书记，1991年离休。
  茹素，成县甸川镇（今红川）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生，民国三十二年考入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民国三十五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先后介绍杨栖翠、冯梅、闫志德、郝万杰等入党，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建立甸川支部，任书记，紧接着建立中共成县临时工委，任书记，三十八年八月，进伏镇南山打游击，一时，甸川街头时见“迎接解放”、“打倒国民党”等标语。九月四日县保安队抓捕共产党员张友直，茹素即与李仁等隐蔽于栗川龙王洞。当时，国民党九十军别动队长贠益，与佘旭川乔扮成樵夫探明游击队的行踪，又恰值游击队捕获九十军的一名班长也逃走，茹素感到南山已暴露，遂率党员张怀德、赵文选、范志西、李明德、申华、申茂林转移。此时贠益已率一加强营从江洛赶赴栗川，进围龙王洞，茹素等七人被困洞中，经双方激战，击毙敌连长一人，士兵数人。龙王洞内大洞套小洞，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别动队长贠益指挥敌军将辣椒、烟叶和柴草点燃，采取烟熏，七人中除申华于酣战中乘机脱险外，申茂林、赵文选当场牺牲。敌军撤离后，中共党员侯致中带范守基、王进才入洞救人，将幸免于难的范志西、李明德、张怀德救出，唯独找不到茹素。直到十二月四日解放大军进入徽成，也未见茹素踪影，侯致中等人再次入龙王洞寻找，终于从洞内一侧洞中找到，已牺牲了，时年二十三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仁，成县甸川镇（红川）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生，三十六年毕业于省立徽县师范，三十七年由茹素、山炯堂介绍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三十八年任中共成县工委委员。龙王洞被围剿前受茹素之命向山炯堂报告俘虏逃跑及隐蔽于南山的地下党可能暴露等情况而幸免于难。五十年代，历任共青团成县委书记、成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1959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撤职、留党察看两年。1962年昭雪后任武都专署商业局长，1964年3月任中共武都地委委员、财贸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涉龙王洞事件受迫害，不堪凌辱于1968年含冤辞世，终年四十六岁，翌年8月2日，武都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其“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结论为“叛党”。1978年7月11日，中共武都地委撤销原结论，并推倒因龙王洞事件而妄加给李仁的罪名。
  张敦辽，成县红川人，生于1928年，1941年考入成县师范，1942年秋转入甘肃省立徽县师范二年级。因学习之余喜唱秦腔，与时任校长的杨自廉有共同爱好，遂成忘年之交。
  1944年，张敦辽响应国民政府的动员令：“知识青年赴国难打日本、报效祖国。鬼子打到潼关，威胁西安；入侵独山，威胁重庆；一寸国土一寸金，十万青年十万兵。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胜利属于我们。”当校长宣读了动员令后，张敦辽感到国难当头，为国效力是每个青年的义务和责任，未与家人商量即带头报名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徽县青年远征军征集委员会及师范学校为30多名入伍青年举行了欢送大会。张被编入206师616团1营（蒋纬国时任二营营长），当时青年军训练总监是陆军二级上将罗卓英，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1945年2月，张所在的206师在汉中受到蒋介石的视察，陪同有美国三星上将魏德迈、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钱大钧等。日本投降后，张随所部编入胡宗南部整编36师28旅，任直属工兵连指导员，驻防陕西榆林，参加了归德堡防守战，因连长阵亡而接连长职务，时年19岁。1948年10月该部在铜川被人民解放军收编，属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进驻新疆喀什喀尔，后调任哈密农五师化工连连长。
  “文革”期间，张敦辽被错误地认定为“国民党反动军官”，与张国顺师长及团营长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斗争，被限制人身自由达6年之久。张敦辽继承父辈传统不畏强暴、公平正义、一身正气，即使“文革”期间也不轻易向造反派低头，大是大非面前不妥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应有职务，1982年离休，著有《脚步声声》等书，为徽县师范学生中健在者之一。
  甘肃省徽县师范学校办学仅十年，由于办学严谨，管理规范，培养人才不拘一格，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和优秀人物，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资料有限，仅录八人传略，余待同仁再考，如杨彦明、石泽、宋泰、郭卓君、焦钾、高维嵩、杨松林等。
  参考资料
  ①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略
  ②成县志
  ③徽县志
  附：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1946年毕业生名单
  民国时期徽县师范学校学生情况初考
  谢建生
  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建于1939年下半年，校址设在州主山现党校地址。1943年，由河北省保定市迁来的“四存中学”与徽县师范合并。徽县师范分为“前师”和“后师”，前师学制四年，后师二年，1948年秋改为前后师各三年。建校初期，教师大多数由在外学业有成的学者担任，学生从中小学生中通过考试录取。前师（简师）学生大多数从完小毕业生中录取，后师（师范）学生从初中生及前师毕业学生中录取。
  为满足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弥补师范学校的不足，师范学校于民国38年开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师训班，为乡村小学培训了40多名小学教师。
  与“四存中学”合并后，原河北省保安司令、陆军上将张荫梧（字桐轩，河北博野人）任校长，直到抗战胜利。此外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吴治平、杨自廉、李东岳、陈国章；教师有马子愚、汪盈科、葛维西、马国元、马驷仪等。师范学生公费上学，不交学杂费，免费发给书本，并由学校管吃管住。要求学生全部住校，因校舍有限，大部分学生住在庙里。开设的学科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教育概论、动物、军训、植物、体育、农艺、工艺、音乐、美术、教材教法、教育心理、卫生、小学行政、化学、公民等。其中公民科主要是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学习做人的准则和规范，尊老爱幼，爱护公物，遵守纪律，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平等待人，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教育。这批学生在徽县较早地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和进步思想，为徽县教育界注入了一股新的风气潮流。
  徽县师范学校的校歌（附后）由时任第二任校长的杨自廉作词，音乐教师李永生作曲谱写，是学校在节庆等活动时必唱歌曲之一。学校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学生会），学生会不分年级、男女，属学校倡导指导，学生自发组织。时值抗日战争时期，每逢“五一”“双十”（国民政府国庆节）等节日或社会上有重大活动，学生会都要组织学生进行文艺演出，并有热血青年学生登台进行讲演，通过演出与讲演宣传抗日思想，激发民众抗日热情。1942年，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字健生，广西回民）来徽县，师范师生会同社会各界人士2000余人到东关清真寺前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上就有学生进行讲演，并对白崇禧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充满赞美之词。
  师范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徽县本地人，也有一部分成县和两当学生以及当时属徽县辖区的汪川、大门学生。成县学生以红川为主，如张友直、张志洪、茹素、李仁、王鑑、张希载、王三纲等。还有外省人，如湖南学生万孝灿，其父时任徽县法院院长，万孝灿随其父来徽县，就读于徽县师范。
  师范学校先后毕业学生六期，共有毕业生294人。其中1944年28人，1945年25人，1946年45人，1947年52人，1948年50人，1949年53人，另加师训班41人，女生比例不到10％。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小学教师，为徽县初级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的走上行政管理岗位，相当一部分成为社会精英和知名人士，如马学海、杨彦明、乌正峰、茹素、李仁等。还有一部分中共陇南地下党员也出自徽县师范学生之中，如李仁、宋泰、豆燕、李佩兰、山峻峰、石泽、山子高、焦钾、高维嵩等。也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如时任银杏学校校长的罗志仁。本人的启蒙教师山裕堂、张宗良等，就是该师范学校毕业。由于时局动荡，政治追求不同，这些学生的去向、结局也不同。四存中学迁回河北后，一些学生随校迁往河北，如王铸、姚忆祖等。一些人因政治原因，解放后被镇压，如马本初、田畯、胡致远等（约有四人）。根据本人收藏的一份徽县师范学校毕业生名单，走访还健在的几位老人，据他们回忆，当年的热血青年、莘莘学子毕业后各奔东西，自谋出路，大多已作古，现健在的只有六七人，也都已耄耋之年。
  当时学生很少，有些学生后来更换了姓名，他们仍能相互记起。如1947年毕业的郭永福，就是曾担任过县乡镇企业局长的郭卓君，1945年毕业的杨生翠就是教师杨青山，程师仲就是教师程琦，回忆到当年参加演出和讲演的情景，这些年迈老人们仍很激动。徽县师范虽然过去近七十年了，但当年的学生们记忆犹新，在他们后来漫长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回忆到这段学习时光，仍然充满怀念之情，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按照民国政府《师范毕业生服务规程》（民国卅一年中字第一0六九号训示），师范生入学需进行考试录取，文化考试后再进行面试和体格检查。被正式录取后，入学时集体进行宣誓仪式。誓词为：“某某某敬谨宣誓，余恪遵国父遗嘱，奉行三民主义，服从法令，遵守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效忠国家，献身教育事业，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师范学生毕业后，由学校将学生名单及毕业考试成绩上报县政府和省教育厅，原则上全部分配到各小学，服务满三年时，再由省教育厅核发毕业证书，如有临时需要，可由校长签发，提前发给毕业证明。
  徽县师范学校于1949年秋停办，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已经全面溃退，临近解放，徽县局势更加动荡，未毕业的学生各奔东西，一部分学生转徽县一中和天水一中继续上学。
  徽县师范学校自1939年开办，至1949年停办，历时10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学校管理严格规范，教员教学认真，学生学习努力，学校风气良好，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成为解放前后教育行业的骨干，遍布徽县及周边县市，如杨松林、王锡轩、杨生翠、郑荣先、宋治国、史效光、撒葆正、段维慵、李仁、刘宗良、刘宗俭、骆天健、石正发、苏邵秦、张宗良、韦正芳、山永、田集仓、谢天祥、山裕堂、张志洪、李佩兰、张秉吉、柳浩德、张炽等。学生们对于各位教师，也充满怀念之情。
  因本人文字水平有限，再加考证不详，走访的老人也都年事已高，难免挂一漏万和张冠李戴。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让更多知情人对徽县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附几份资料，以供同仁参考。对这一时期徽县师范学生，尤其是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还待详细考证。
  （谢建生：原徽县政协副主席、民建徽县委员会主委）
  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校歌
  杨自廉词永生曲
  注：杨自廉，时任校长，永生（李永生）时任音乐教师，均为张掖人氏。
  “文革”时期徽县教育上的“马振扶事件”
  杜发恭
  全国教育战线开展“反回潮”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四人帮”以“教育革命”为名，大搞“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推倒一切”，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取得的辉煌成果，他们既批判“学而优则仕”，又鼓吹“读书无用论”，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荒唐地说“双手有老茧，胜过臭老九”。他们标新立异，倒行逆施，导致教育战线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教育秩序大乱，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在如此情况下，周恩来总理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支持邓小平副总理采取措施整顿教育秩序，大抓教育质量，并计划恢复被“文革”中止的高考制度。对此，“四人帮”极力反对，他们污蔑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复辟”，凭借掌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权力疯狂进行反击，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政治斗争。
  这期间，他们精心物色推出了两个“反潮流英雄”：一个是辽宁省铁岭中学张铁生，因学习差而不满考试，在数理化综合考试时以交白卷表示抵制。“四人帮”抓住这一“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评论员文章，大肆吹捧张铁生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推向全国，并破格将其保送上了北大，另一位是北京五年级小学生黄帅，写日记大批孔孟之道，反对师道尊严，抨击学校规章制度，批评老师的言行，主张“不当小绵羊，要当小斗士”。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后被证实为其父代写），被树为“反潮流小英雄”，并破格保送上了清华附中。
  这两个典型的树立，对全国教育战线影响很大，流毒甚广。“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从大学到小学普遍出现了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想教，学校不敢管的放任自流现象。
  震撼全国的“马振扶中学事件”
  在“四人帮”大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形势下，河南省唐河县曝出了一起震撼全国的“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据当年参与调查此案的老干部回忆，事件的真相如下：
  1973年7月10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初二（一）班女生张××面对试卷发愁，因受“反潮流英雄”流毒的影响，在试卷背面写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样干革命。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被监考老师当场批评，将试卷没收交给班主任。班主任老师十分生气，严厉批评了该生，将打油诗抄写在黑板上示众，并让其续写上落款“伟大诗人张××，马振扶公社伏岗人。”令其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该生自感风头出的大了，无颜面对同学，当日下午离校回家，以身体不舒服托人请假。第二天早操会上，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不点名的批评了该生（本人不在场）的错误行为。7月14日，在她家附近的水库中发现张的尸体，经地、县两级公安部门法医勘验，系投水死亡。
  此事被逐级上报，“四人帮”抓住这一案例，派亲信赴唐河县坐镇处理，认定自杀事件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案例”，马振扶中学校长被撤职，初二（一）班班主任和英语老师二人被判刑入狱。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在河南省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学校老师惶恐不安，人人自危。
  1974年2月，中发（1974）5号文件指出：“马振扶中学事件不是一般问题，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质是搞复辟……要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更大范围内深挖类似的马振扶中学事件。”中央文件的下发，“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的政治风云在全国教育战线勃然兴起。
  （资料来自河南省原《南阳日报》副总编梁长洲《漫忆人生》书中关于“马振扶中学事件”调查平反经过回忆文章）
  徽县两所中学的“马振扶事件”
  1974年5月，在传达贯彻中央5号文件过程中，徽县两所中学发生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一起是二中学生自杀事件。1973年5月，学生吴某在两门功课的考试中作弊，被老师发现后当场批评并宣布为0分卷。该生思想压力很大，对同学说自己两门功课得了0分，恐怕升不了级。羞于面对同学，放学回家后情绪不好，与其父母发生口角，母亲骂“你这个短命死的”，吴某大发脾气说：“你别骂了，我只活十七岁。”趁家人不注意上吊自杀。
  另一起是三中教师殴打审讯学生的事件。1974年元月8日夜，三中校长和两名老师值班巡夜，听到女生宿舍大喊“抓贼娃子！抓坏人！”便迅速前去查看，发现一黑影奔跑，被紧追抓住。当时三中校园无围墙，以为是小偷趁机盗窃，气愤之下一顿殴打（有一老师用木棍打了几下），后被拉到教室审问，发现是学生张某，追问其为啥夜闯女生宿舍。张某先说自己走厕所迷失方向误入女生宿舍，又说夜间口渴上女生宿舍找水喝，言语支吾，神情慌张，怀疑其行为不轨，即被搜身，又拉到女生宿舍查证，准备天明后交派出所处理。将该生关在教室里继续审问罚站，长达六小时之久。第二天中午学校派两名学生送该生回栗川家中，家长发现孩子身上多处有伤，皮下渗血，经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小便失控。
  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后，学校均未向上级报告，直到县革委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被揭露出来。县委对此高度重视，并及时报告天水地委。
  在全国清查“马振扶事件”的形势下，徽县两校发生的问题震惊了地委，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周昌举认定这是“徽县的马振扶事件”，派工作组前来督查处理。在听取徽县调查组汇报会上，地委督查组意见是按地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依照河南唐河县处理“马振扶中学事件”的办法，追究有关教师的刑事责任，并通报全区、上报省上。
  徽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程化龙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应照搬唐河县的处理方式，要区别情况，对责任人批判从严，行政处分，要给出路。他顶着压力，与地委督查组多次沟通，又去地委向周昌举书记汇报陈述县委的意见。还给江洛、伏镇两个公社的书记谈话交底，让他们向地委工作组汇报公社党委的意见（当时两所中学行政上实行县、社双重领导）。江洛公社党委书记李康给地委督查组汇报说：“二中学生吴某考试作弊，学校未给任何处分，在家中自杀身亡，与学校没有关系。事情发生已过去一年了，学生家长还在悲痛中生活，其母精神几近崩溃，如再追究责任并通报全省，可能会造成家庭悲剧。”伏镇公社党委书记黄凡宗汇报说：“三中老师殴打体罚学生，事出有因，虽有严重错误但不是‘阶级报复事件’（两名打人的老师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的学生是贫农成分），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定性处理，批判教育，给予政纪处分。”
  在听取县委及公社党委意见并向天水地委汇报协商后，地委督查组与县委取得了一致，对两起事件作如下处理：一、两起事件发生后学校隐瞒未报，校长有严重错误，要做深刻检讨，进行批判帮助，调离学校领导岗位。二、对三中殴打体罚学生的老师进行批判帮助，深刻检讨，给予行政处分。三、三中领导班子登门向被打学生及家长检讨道歉，补偿医疗费。四、在全县中小学教师中认真传达中央5号文件，深入开展“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运动，接受教训，引以为戒。
  程化龙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追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徽县马振扶事件”得以妥善处理，保护了教师。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曾经轰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被错处的教师得以平反。联想到徽县教育上的两起事件，天水地委一位领导同志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备受关注的“徽县马振扶事件”以低调处理，未造成错案，那时认为程化龙同志右倾，现在看来人家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
  （资料来自原徽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程化龙（1971—1976任职）著《峥嵘岁月》书中徽县处理“马振扶事件”的回忆文章）
  一次有意义的暑假活动——对建国初期徽中师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点滴回忆
  姚惠祖
  1950年1月下旬，徽中学生参加完期末考试，等待学校放假的有关通知。有一天，中国新民主主义团徽县委员会的干部梁钟在学校专职青年干部田本浚和学校团支部书记李如珍的陪同下，分别找同学们交谈，为同学们度过徽县解放后的第一个假期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在和伏镇地区的部分同学交谈时，首先询问我们考试情况，然后询问大家假期准备干些什么？同学们有的回答帮助家里干些农活和家务活，有的则说想看些书……
  听完大家各自的想法之后后，梁钟同志说：“大家的想法很好，也很实际，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放假后应该帮助家里干些活，减轻家里的负担，这对自已也是一种锻炼。”接着把话题转到另方面，他又说：“我们徽县刚解放，由于反动派的长期反动宣传及其残余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社会秩序还比较乱，敌我斗争也相当复杂，反革命组织、反动会道门的活动也相当猖狂，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听见谣言要批驳，发现反革命组织的破坏活动要向政府检举报告。大家都是青年学生，有朝气，有文化，学习政治、时事比农村群众多，见识也比农村群众广，要发挥这些长处。特别是伏镇地区人口比较集中，有集市贸易，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希望你们回去后要多想办法，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揭露谣言，协助党和政府稳定社会秩序。例如办黑板报就是一种好办法，还可学习老解放区组织儿童团的办法，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维护社会安定。这也是对你们]的锻炼和考验。”听了这番话后，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信心十足，都表示回乡以后要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锻炼和提高自己。
  上街头办黑板报
  家住伏镇街区的同学廖贵才、姚慰祖、郭永清、山芳、姚惠祖等同学，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在伏镇十字街口办黑板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黑板和黑板架从伏镇小学借用。大家作了简单的分工，廖贵才家住街区中心，家里经营商店，并代办邮政，他经常进城办理有关事宣，便由他在城里为黑板报收集有关信息和资料，研究问题在从他家集中。姚慰祖同学文化水平较高，字也写得好，便由他负责排版，并和郭永清、山芳等同学抄写，姚惠祖负责插图。
  建国初期，徽县经济落后，交通很不发达，伏镇到县城虽有公路，但无交通车辆，脚踏车也很少有人拥有，进城办事靠徒步行走，往返步行时间一般需要6个小时。广播事业尚待建立，全县仅县人民政府有一台收音机，能收听和收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从这里获取信息资料有诸多不便，故黑板报的信息来源主要靠转抄报纸上的内容。当时，伏镇地区订阅《甘肃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单位和个人极少，所以，只能依靠廖贵才同学从县城收集有关报纸和资料，两报宣传什么，我们就转登什么。
  在办报过程中，我们对有关内容结合本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说明或解释。例如为了鼓励群众生产自救，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报纸上曾刊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内容。
  我们便在黑板报上解释为“居住山区或靠近山区的人，可利用农闲时上山打柴、烧木炭、培植木耳、割割竹子、搞编织、打猎、采山果、收山货等，在集市上去卖，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住在水边的人，可利用水资源种植水稻（当时市场上一升米的价格相当于二升小麦的价格），有条件的还可栽种莲藕，栽种高笋（菱白）、割芦苇、编席子、养鸭、养鱼；以水为动力修水磨（磨面、碾米、开榨油坊）、开轧花、弹花作坊等，增加收入。”
  在移风易俗、改变农村传统观念上，也作了一些尝试。例如，过去农村妇女一般都在家里干家务活，很少有人下地劳动，可是伏镇街上有一商店主老孔的大老婆却不然，她不但挑水、磨面、劈柴、做饭，而且经常下地劳动，在稻田里拔草、施肥、锄地、浇水、放水，各种田间农活她都干，光着脚板，卷着裤筒，脸和四肢晒得鸟黑，从不间断，不亚于一个男性强壮劳动力。我们便把这件事登在黑板报上，号召妇女向她学习，移风易俗，改变观念，走出家门，参加加劳动。
  在版面安排上，不但注重文字，而且注重插图，做到图文并茂，增加宣传效果，观看的人不少，反响也不错。在这期间共办了4期，开学后停办。
  组织儿童团
  为了把街区的儿童临时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的教育，我们根据梁钟同志的建议，组织了儿童团。经过了解，家住西街的小朋友王聚才，年龄9岁左右，是伏镇小学的学生，性格活泼好动，在孩子们中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把大家带动起来开展一些活动。我们便动员他串联一些平时一起玩的小朋友参加，很快就联系到到20余人，并选他为团长，利用晚饭后把他们集中起来，教唱革命歌曲。首先教唱的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听到唱歌，参加的孩子也就多了，有时达四、五十人，其中有正在上学的儿童，也有未上学的孩子。在唱歌之余，给他们讲一些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老区的少年儿童当交通员、站岗放哨、抓坏人的故事，教育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政府、热爱解放军，提高警惕，与坏人作斗争。听了故事后，有的儿童说，我们要向老解放区的儿童学习，发现坏人要向政府报告；有的提出我们要做点好事，每天下午清扫街道。为了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和集体主义思想，建议他们由团长负责组织大家，每周清扫街道一次，放在星期六晚饭后进行，并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每当清扫街道的时候，小朋友们有的端着家里的洗脸盆，有的提着家里的罐子，有的抬着水桶，有的拿着扫帚，清扫杂物，大家争先恐后，干得挺起劲，街区的群众反映挺好。暑假结束后，儿童团便自行解散。
  组织文艺队下乡演出
  8月中旬，由徽中音乐教师彭耀天带领城区30余名学生组成的文艺演出队到伏镇演出，白天在街区扭秧歌、演出秧歌剧，晚上在区政府后院关帝庙戏楼上演出文艺节目。一是演唱革命歌曲，曲目有《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选曲“北风吹”、“红头绳”歌剧《刘胡兰》选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等；二是演出秧歌剧，剧目有《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三是乐器演奏。节目之间有时穿插一些宣传有关政策的内容，前来观看的人不少，把容纳2000余人的场院挤得水泄不通徽县那时不通电，夜间照明靠点清油灯或煤油灯。为了增强舞台照明效果，学校专门购买了汽灯，供夜间演出使用。演出的乐器种类也很少，只有二胡、笛子、口琴、锣鼓等，大部分是同学自备。道具也很简单，都是临时借用。虽然如如此，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演出效果很好，群众反响热烈。
  （姚惠祖：原徽县政协秘书长）
  徽县二中建校始末
  温恩仲
  1957年，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徽县决定在江洛镇新建一所中学，以满足学生上中学的需求。当时因无校舍，先附设在江洛小学，又称戴帽子中学。当年秋季按划片招生的要求，即从汪川、大门（当时属徽县管辖）、麻沿、高桥、榆树、江洛、泥阳等乡镇招收初一新生一个班54名学生，县上分配教师两人，分别担任文史、数理课的教学工作，其余课程均由小学老师兼任。1958年，徽县、成县、两当三县合并后，招生范围扩大到原成县的店村、黄渚等乡镇，当年秋季又招收初一新生两个班，新增派教师三人，后因校舍紧张，师资力量不够，又将初一两个班合并为一个大班，使教学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初中教育的不断发展，中学继续在小学附设已成问题。新校址的选址和筹建工作迫在眉睫，经过县主管部门和江洛镇领导多方察看，校址选在了江洛镇上街一座旧烧酒坊旁边，暂用其厂房解决办公食宿等问题。校址选定后，基建陆续开始，学校又发动师生劳动建校，先后建起了两排教室。1959年秋季招生后，全校已有初中三个年级五个班、十多名教师，县上又派许安邦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温恩仲担任教导主任，后又派了总务处负责人，学校机构基本健全，师生全部搬入新的校舍。学生有教室上课，教师仍在旧厂房办公食宿，虽然条件简陋，但教学秩序基本正常。
  徽县、成县、两当三县合并后，县上对全县五所中学作了新的命名，江洛中学被命名为徽成县第五中学。1960年，县上派唐自德同志担任校长，随后，许安邦同志调离。三县分县后，因徽县只有两所中学，原徽成县五中又改名为徽县二中。从1962年开始，该校在办好初中部的基础上，逐年招收高中学生，逐步完善了高中部。经过五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发展，现在徽县二中占地39.6亩，建有教学大楼，物理、化学实验室，图书阅览室等各种教学设施，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完全中学。
  七十年代的徽县二中
  俞齐进
  1968年底，我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在徽县伏镇公社竹林大队劳动锻炼一年，1970年初被徽县革委会分配到二中当教师，至1977年10月调离，屈指算来，我在二中工作了将近八个年头。
  徽县二中坐落在离县城42公里外的江洛镇。华双公路（316国道）与江武公路在这里交汇，北接天水兰州，东连徽县凤县，南去成县武都，是一个交通要道。二中就在江洛镇北端华双公路边上，坐西朝东。学校背靠一座小山，依山坡而上，分为四台，每台高差两米左右。一进校门，就是一排工字形的办公室和宽敞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办公室中间是通道，后有台阶，往上的第二台和第三台，各有三个三间的教室，教室前都种着苹果树。第四台是操场，由于地势限制，操场不大，跑道一圈只有二百米左右，中间是一个篮球场。操场后边围墙外即是小山，长满了杂树和灌木，郁郁葱葱。山坡上用白色的石子镶嵌着五个醒目的大字：为人民服务。整个校园占地约60亩，虽然不大，建筑也都是平房，但布局整齐，井然有序。
  徽县二中成立于1957年，开始只招初中班，附设在江洛小学内，1959年搬至现校址。1962年开始招收高中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此前，徽县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即徽县一中。二中成立后，主要招收徽县西北片的江洛、泥阳、游龙、榆树、麻沿、高桥、太白等七个公社的学生，后来，又招收了一些驻成县的106地质队的子女。
  文革时期，小学学制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初中和高中也各从三年缩减为二年，初、高中一共四年。1970年时，徽县二中共有七个班级，初一、初二、高一年级各两个班，高二年级一个班，共二百多名学生，以后逐渐增加，每年初高中各招三个班，在校学生四百多名，规模基本稳定。
  徽县二中原有十几名教师，七十年代以后，陆续分配来一些大学毕业生，又从县内其它学校先后调来一些教师，增至二十多名。当时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唐自德，数学老师有孙延杰、魏映兰、何润田、张进山、袁富义等，语文教师有王亦农、刘秉臣、范红兰、赵希武、俞齐进等，英语教师有王锦棠、杨怀春、陈功泰等，物理教师有王学武、谢徽生等，化学老师有李佩云、刘大光等，生物教师有温孝天、单义等。此外，还有体育老师周集歧、政治老师席贵芳、历史教师李孔彰等。后勤管理是许汉英和段之华，后来还配备了一名校医王蓉。教师中有18名是从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和甘肃农业大学等大学毕业的。当年，这些教师都只有二三十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强的教师阵容。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中小学学制缩短，课程不断变化。除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课程外，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课，生物改为农业基础课，教学内容也一再缩水。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二中的教师仍然坚持教好每一门课，兢兢业业认真备课，批改作业一丝不苟，管理也比较严格，唐自德校长经常听课，教研组的活动也很正规，所以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二中的学生主要来自周边的几个公社，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家庭，纯朴勤奋，学习努力。在当时资讯落后的年代，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视野狭小，知识面窄，很多学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没见过高楼大厦，没见过火车，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惟其如此，他们的求知欲格外强烈。
  他们从各个山村小学来到二中，中学老师不但给他们讲课本上的知识，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展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使他们感到格外新奇和激动。尽管当时极左思潮泛滥，读书无用论愈演愈烈，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但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山区，学生们以及他们的家长还是保持着尊师重教的传统。他们深切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希望能够从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的知识，改变命运。教师到学生家里去访问，总被奉为上宾，热炕热茶相待，总能感受到那种由衷的尊重和期待。
  我刚到二中时，江洛镇还未通电。公社农具厂有台柴油发电机，每晚发三小时电，但时有时无，很不稳定，所以学校里晚上基本上都用煤油灯照明，教师用的罩子灯，还较明亮，学生则各自用墨水瓶自制一只小煤油灯，真的是一灯如豆。晚自习时，教室里点点灯火摇曳不定，映照着一张张读书的面孔，颇有点囊萤映雪的情境。
  那里的学生不光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二中地处农村，学工学军缺乏条件，学农则是得天独厚。学生每年要去附近生产队割麦子、收包谷、修梯田，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学校自己还办起了小农场，种了二百多亩地，分散在马鞍山、石洼山等各个山上，都是农民的摞荒地，零零星星，山高坡陡，耕作艰难。用今天环保的标准去衡量，那里早都应该退耕还林，可是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多打粮食是首要任务。说到种地，二中学生个个都是好手，他们自小随父母劳动惯了，挖野草、种地、背粪、割麦、打土坯、甚至烧石灰、烧炭都是内行。农场的地都是学生和老师们自己耕作的，马鞍山农场里的房子也是自己盖的。可是山上土地松软，一场大雨过后，地基塌陷，房子也倒了。多日的心血付于一旦，令大家心情沮丧。学校灶上的柴也是教师学生自己进山砍伐的。每次砍柴，天不亮就出发，走几十里路进山，砍伐、打捆、背下山，装上架子车拉回学校已是晚上了。现在看来，这是破坏生态，可在当时，木柴是这里的主要燃料，别无他选。后来，学校还办起了木器厂，利用山区的木材资源，做一些课桌板凳之类。不少老师学会了木工手艺，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先后有三位老师的手指被电刨床削掉了半截手指头。1972年，徽县从宝成铁路上通电过来，二中的学生也参加了附近的电缆工程。按照电杆的排列路线，几十名学生拔河似的拉着长长的电缆，一声呐喊，上坡下坡，翻山过河，健步如飞，将一根根电缆拉到位，进展神速，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夸奖。
  文革期间，文化园地成了一片荒漠，全国八亿人民只能有八个样板戏，地处山区的江洛镇文化生活当然更加贫乏。附近生产大队几个月放映一次，翻来覆去都是那几部老片子，就在打麦场上放映。到了寒冬腊月，天空飘着雪花，北风吹得银幕鼓胀起来，就像风帆似的，村民和学生仍是兴趣高涨，照看不误。徽县二中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去后不久，学校让我负责宣传队的工作。我们排练了一些小型歌舞节目和样板戏选段，如舞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等，演出时很受欢迎。当时节目来源很少，附近也没有可供交流或学习的单位，主要靠自编自演。学生中还是有不少具备文艺天赋，高七0级的徐晓霞、文作纬主演的白毛女选段就像模像样，很受好评。来自成县106地质队的子女中有几位学生，如侯立春、宋春荣等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能编能导，在宣传队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当时，宣传队排练几乎战胜了全部的课余时间，学生们积极性非常高。囿于条件所限，当时演出的节目短小简单，学生的演技也很稚嫩，但在那个精神饥渴的年代，二中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仍是江洛镇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很受欢迎。后来，范红兰老师随丈夫刘秉臣老师从徽县一中调来二中，她擅长文艺，接手负责学校文艺宣传队，排了不少新节目，质量更有所提高。有一年到徽县参加文艺汇演，轰动了县城。人们都惊讶地处山区的二中竟然还能拿出这样精彩的文艺节目。
  1972年，学校重新招收的初一级三个班（当时叫排），选拔了三十多名较有文艺特长的学生组成了第四班，名曰宣传排，让我当班主任，擅长音乐的赵希武老师协助我。这个班除了和其他班级一样上课劳动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排练文艺节目，作为全校宣传队的组成部分和后备队。每到课余，这个班里唱歌跳舞，排练节目，很是热闹，让其他班学生艳羡不已，纷纷要求到这个班来。由于当时课程负担不重，也没有升学压力，所以学生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排练，现在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素质教育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参加过文艺宣传队的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发展一般都要好于其他人。
  有一次，驻在伏镇红旗山的甘肃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文艺宣传队到二中来演出全本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虽然那些演员也都是干校学员，并非专业演员，但毕竟都是省上各机关的干部，演出认真，舞台经验丰富，达到了准专业的水平。这次演出，不但给江洛镇群众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也给了二中文艺宣传队员们一次难得的观摩和学习的机会。
  二中没有大礼堂，演出的舞台就在校园第三台上。后面挂块天幕，前面挂两块帷幕就可以了。如晚上演出，上面吊两盏汽灯，有电后就挂两只大电灯泡。观众自带板凳坐在下面第二台观看，每当演出，附近村民也蜂拥前来，有些人没带板凳，就自己去教室里搬。那时，板凳发给学生时都是编了号的，被人拿走了第二天上课就没有板凳坐了，所以每次演出时，每班都要专门派人看守板凳。
  七十年代，农民家庭经济普遍都很困难。学生上灶都是从家里背来面粉到灶上换成饭票买馍。由于交的面粉好坏不等，掺杂在一起，蒸出来的馒头总是黑乎乎的。菜一般也是大锅烩菜，油水很少，偶尔吃一顿面条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学校种的粮食蔬菜给师生有些补贴，还喂了几头猪，逢年过节给大家打牙祭。那时江洛镇还有狼，有一年冬天，连续几晚上狼闯进了猪圈，把猪娃子叨跑了。人们循着雪地上狼的爪印跟踪到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发现了猪娃子的残骸，又心痛又愤恨。几位老师和学生，晚上端着土枪藏在猪圈对面的教室窗户后面，准备伏击，但是只听到猪叫声，没有看到狼的身影。狼大概受到了惊吓，以后没有再来过。
  除了家在附近的学生以外，大多数学生都住校。宿舍是教室改装的。两边用木头钉了两排大通铺，上下两层，每层要睡十多人。墙上钉着一排大钉子，挂着书包杂物。学生多时宿舍紧张，每人平均只有二尺宽的铺位。人挤人，人挨人，学生开玩笑说，晚上要翻身，得喊一二三同时翻才行，否则翻不过去。住校学生离家近的一二十里，远的五六十里，甚至有七八十里的。那里汽车很少，学生都是步行。星期六中午，学生们背着背篓回家，到家已是晚上，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又走几十里赶回学校，这种长途跋涉，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江洛镇地处山口，冬天比较冷。教师烤火用木炭，睡觉是火床子。睡前往床子里煨些炭沫或从大灶上炉膛里铲一盆掉下的火渣子，往床洞里一埋，便可暖和一晚上。学生教室宿舍取暖烧的是本地产的烟煤，含硫量很高，生火后，烟囱往外排出浓浓的黄烟，极其呛人。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们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学习热情仍然很高。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艰苦生活的锻炼，这点困难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况且在当时中学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种学习机会的，能进入中学的都算是幸运儿了。
  徽县二中当时只有三位女教师，其余都是男教师。绝大部分教师的家都在外地，近的在泥阳、伏镇、徽县，远的在天水、兰州，还有河南的。近处的每周末可回家，远处的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这些教师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平时都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关系相当融洽。学生会随时到宿舍去找老师请教，老师也经常与学生聊天，毫无拘束。师生们每天课外活动时打篮球、排球、乒乓球，校园里总是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1971年，解放军一个连进驻江洛镇，战士中有些篮球好手，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和师生联队进行比赛，操场上人头攒动，观众如潮，欢呼声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每年一次的春季运动会也都如期举行。虽然操场狭小，但一切都按正规运动会要求进行。有一年运动会上，徽县体委的孟成贤和本校的周集歧表演跨栏。他们都是甘肃师大体育系毕业的，那优美的动作和超凡的速度赢得了满场掌声。
  文革期间，政治运动不断，每逢暑假都要召开全县教师大会。教师们都住在徽县一中的教室里，地上用木椽一挡，铺上麦草，就是大通铺。白天开会，晚上睡觉都在这里。吃饭时，就在院子里，也没有桌凳。四盘菜一脸盆汤放在地上，八人一组围蹲一圈，各人拿个馒头，不一会儿便如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会议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为主题，火药味很浓。会议不能请假，所以有些女教师只得带着吃奶的孩子，有的还得带着保姆，拖家带口去开会。教室里麦草铺上，大人开会，小孩乱爬，主持的领导也无可奈何。
  197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了一段时间教育，课堂教学开始走上正规。老师们也人心振奋，认为教育的春天来到了。谁料好景不长，四人帮抓住河南省马振扶中学一名初中女生在考试期间自杀一事无限上纲上线，称之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波及全国，连我们这个小小的山区中学也未能幸免。1972年，二中期中考试期间，一名初中女生因一些琐事心情郁闷，次日在考试中又违规作弊，监考老师根据考试纪律在卷子上画了零分，该生想不开，中午回家后就悬梁自尽了。此事本已调查清楚，学校没有什么主要责任，只是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而已。但在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被旧事重提。县委派了工作组来调查，认定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的事件。最后对校长和监考老师予以警告处分。唐自德校长后来被调离了学校，去江洛公社任副主任，县上又派来了省上下放干部姚朴卜当校长。这次运动以后，教师队伍人人自危，不敢再抓课堂教学了，教育界又是一片肃杀的严冬气氛。
  极左路线笼罩下的各次运动既伤害了教师，又伤害了学生，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他们正是读书求学增长知识的年龄，却无法受到正常的教育。教师空有报国之心却无法施展才能，学生枉有求学之志却无法学习，以致整整耽误了宝贵的十年时间，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对国家、对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幸而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界才拨乱反正，重返正确的轨道。二中的学生有的升学，有的招工，有的参军，凭借在二中打下的基础，加上自身的努力，有很多人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有的当了省地县各级领导，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专家教授，更多的人则在家乡当了中小学教师，成为徽县教育界的骨干力量。在徽县的很多学校里，都可以看到二中毕业生的身影，他们薪火相传，把从二中学到的知识发扬光大，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家乡播撒着知识的种子，也播撒着未来和希望。从这一点上来说，七十年代的徽县二中是功不可没的。
  （俞齐进：原徽县二中教师，后调任西安财经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