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
  1958年4月，徽县、两当县合并，仍称徽县，7月份徽县、成县合并，改称徽成县。两县财政局合并为徽成县财政局，局址设在原徽县税务局。同年11月徽成县委决定将徽成县财政局、粮食局、人民银行合并为徽成县财粮部，办公地点集中在北街现电影院对门，当时人民银行。合并后财粮部有一位部长，两位副部长，分别管理财政、粮食、金融。当时由于“左”的倾向，各项工作政策要求都很严格，如果分管的领导不在时，其他领导对这项工有些生疏，不便于具体指导，只能作点原则性的指导。1959年7月徽成县委决定撤销财粮部，恢复原来的三个单位，徽成县财政局搬回原徽县税务局旧址。机构的变化对人员的思想也都带来很大变化，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当时在大跃进“左”的思潮冲击下，出现了一股贬低以至否定税收作用的思潮，认为税收在对私改造前是有用的，对私改造后生产资料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纳税单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税收的利用、限制、改造的作用自然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除对集体企业还需要用税收的形式集中一部分收入外，对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征税已无实际意义。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加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进行整改，要求精兵简政，税务机构合并到财政部门成为其所属的一个业务项目，再加上当时的中心工作一个接着一个，向各单位要人，大批税务干部被调离工作岗位，参加中心工作。1958年将近年底时，贯彻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财政管理体制（“两放”即下放人员、下放资金；“三统”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资金管理；“一包”即财政包干，差额上交的办法）。各财贸系统全面实行了这一体制。基层税务所被下放到人民公社，人员和办公设施全部归公社。徽成县在同年11月实行了
  “财政包干”，由财政部门向各公社分配了财政“包干”任务，包括工商税、农业税和其他收入，县不再分项组织收入，由各公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二万多或三万多元的财政包干任务。农村人民公社并不组织税收工作，不论什么钱只要抓来完成上交的财政任务就对了。因此各公社也拉了一些不应该拉的帐，这样就普遍形成了“有人不收税”，“有税无人收”的局面。工商税实际上被取消了，税收就成了“名存实亡”。1959年初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一问题，立即采取措施扭转，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到各县具体抓这项扭转工作，省政府马青年副省长驻徽县抓这项工作。全县各财贸部门都必须认真算帐，要求很快算出，凡是多向公社收来的，必须立即退还。算出后必须汇报经过马副省长同意才可以。财政方面的问题，局领导指定由我来算，虽合县时间不长，又是原来三个县的大摊子，而我对原来各县的财政情况又不了解，由我来算这个帐，真是“老虎吃天爷，无处下爪”。合县后的资料搬来搬去且无专人管理，又不好查找。我考虑必须依上年为基数，就好衡量着算，算出来的帐才能符合实际。我只好向原来各县在这方面知道情况的人调查了解，大体掌握一些情况后，用四个昼夜的时间算了几遍，算出了各公社上年负担的工商税、农业税和其他收入，以上年为基础，1958年财政包干上交的，加包干前完成的，不合理的多出部份，就是财政包干多上交的，应当退给公社，算出后我向局领导作了汇报，认为算的可以，并由县上领导参加，向马青年副省长进行了汇报，取得了同意后退给公社。从此不再实行财政包干，仍然实行分别计算，分项征收的办法。
  财政包干方面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工商税方面造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恢复基层税务所时，原来的办公用具合并到公社了，有些公社未能很好地归还，这样办公都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继续把税务人员按排其他工作，“有人不收税”，“有税无人收”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经常是“锁子看门的税务所”。税务工作组到基层去见不到税务所的人，只有向公社了解后才知道在那里，如果公社同意让回来，才能回来介绍情况或陪同检查企业，公社不同意回来时，还得到被安排的地方去了解情况。这种状况直到1962年后才逐步得到纠正，但对税收造成的损失却无法计算。有些企业长期欠税无人催收，漏税无人检查，偷税无人管理，即是有人缴税也无人开税票收款。我一个人的检查组发现多少就收回多少，发现不了的税也就漏了，偷税也就偷了。加之税务人员不能按时组织收入，致使收入下降，1958年至1961年都未完成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分县后的1962年工商税收入只有639.00元，比合县前的1957年减收788.00元，只占1957年收入的44.8％。
  二
  “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在税收方面的表现：一是“税收无用”论，“税利合一”论纷纷出现。后来，不得不肯定税收维护着国家财政收入，但是把税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打击投机倒把列为首要问题，把集累资金置于次要地位，根本不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生产的发展和企业盈利，而把发展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把增加盈利被斥为“利润挂帅”，使税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把税收坚持征、管、查和财务监督说成“管、卡、压”。国家规定的税收制度被批判为走“条条专政”，把忠于职守批判为走“白专道路”。这种极“左”思潮形成的革命第一，造反斗争第一，使收入工作几乎无人敢过问，基层税务人员大部份在县局闹革命，曾有三个税务所一个人都没有，有的税务所虽然有人也是在基层闹革命，不抓收入，有的虽然抓了一点收入，但不向县局汇解。县局领导、老同志和骨干，多数又被揪出来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的任务成了接受批判斗争、交待其所谓的问题。
  运动中间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合并为财税管理局，在县局能够坚持工作未被揪出来的只有财政局的预算会计梁仰维和税务局的我。我们二人被安排在一块办公，梁仰维仍搞财政预算管理，向各单位拨款发工资为主。我除负责税收业务、组织收入、会计、票证管理和各种报表、钱物和管理外，原来工商局的一摊子也成了我的工作。即是这样我们俩人有时也还要参加批判斗争会，作一些不诚意的发言。每月初，我把各种报表搞出来上报后，就赶快出去抓收入，把城里的收入抓了后，每月对各集镇轮流着抓收入，休息时间少，夜间还要加班，真算是个忙人。有一次月底我乡里回来后梁仰维对我说：“听说人家研究准备揪我们俩个哩”，我说：好，真要把我揪出来了，我还可以轻松一些，现在确实忙的我有些受不了了。揪出来也不过是批判我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再没啥交待的。真年把我俩个揪出来，财税工作也就可能瘫痪了。梁仰维看我实在太忙，对我说：你把城里抓收入的办法给我说一下，把税票给我留下，城里的收入我来帮你抓，这样我才稍微轻松了一些。
  由于都参加闹革命，再次出现了“有人不收税”“有税无人收”的严重问题，加之“文化大革命”，税源再次受到削弱。1965年收入开始回升的局面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收入下降到702.000元，比“文革”前的1965年下降33.8％，1968年仍比1965年减少188.000元。1968年一些有税收工作经验的老税干和基层骨干力量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征管力量被削弱，这样的局面又持续了几年。1975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恢复和加强税务机构，但是机构分设没有得到解决，只是人员逐步稳定，老税干逐渐归队，并陆续招收了部分新生力量，收入工作开始好转。1981年财税机构分设，税务机构正式得到恢复，使税收工作打开了新局面。1982年工商税收入超额4.5％完成上级分配的收入任务，达到2535万元，是“文化大革命”斗争高峰1967年收入的3.6倍，此后收入逐年上升。
  （张世尧：原徽县税务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