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伏家镇公社——治川工程大会战
  黄凡宗
  1973年10月，甘肃省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促进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促进农业大上快上。是年，徽县粮食亩产达405斤，农业上了纲要。伏家镇亩产550斤，在全县领先。1974年1月，甘肃省召开革委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陈永贵副总理亲临指导。会议确定了三年改变甘肃落后面貌的总目标：
  1.坚持基本路线教育，搞好班子革命化。
  2.批判资本主义，改变农民不务农的倾向。
  3.按农业人口每人一亩旱涝保收田。
  4.支农有个大的发展。
  5.实现全省粮食自给。同年2月11日，徽县召开革委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讨论了两年农业大上快上的问题，确定1974年粮食亩产460斤，力争过黄河，1975年亩产520斤。
  伏家镇公社在贯彻省、地、县三级两年农业大上快上总目标的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74年，梯田面积达到了一万二千四百亩，粮食亩产483斤，这年冬天，千人大战骆驼脖子，劈山改河，向河要地150亩。1975年，梯田面积达一万六千四百亩，条田三千六百亩，亩产665斤。
  1975年4月下旬，我随县上赴河南辉县参观团，五天半时间，参观了辉县的25个农田、水利、道路、新村建设、社队企业点，这些点中有个梁村点，对我触动、启发很大。这个大队在1974年冬天，全村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取沙、移土，造田一千五百亩，共有一千块，每块15亩，标准很高，东西南北一展平，保持一米活土层，地埂直，石分层，石灰钩缝保墒情，田、水、林、路四配套。路面宽八米，林带一米。地埂上用石灰写着全村人民的豪迈誓言，“一颗红心两只手，顶风冒雪战洪洲，立下愚公移山志，尽叫洪洲变绿洲”。
  4月26日由河南辉县返回，28日回公社，29日就召开公社党委委员及全体脱产干部会议，作了河南辉县参观情况汇报，晚上召开党委会议，专题讨论了治川工程问题。会后，由谈振林同志负责具体规划，请了县水电局水利工程师王世民，技术员王恩长搞设计，图纸出来后，经过反复讨论定了下来。在现场勘测设计过程中，又认真的做了思想发动、劳力组织等动工前的准备工作。同时，公社又成立了河湾大桥修建专业队，由翟具仓担任队长，脱产干部李生贤协助，抽掉精壮劳力一百名，在县交通局的大力支持下动工修建。当三夏大忙，三秋大忙一结束，轰轰烈烈的伏家镇治川工程大会战，即在上自硖门，下至关桥坝真打响了。指挥部设在会战中心童家磨。搭了四间安棚，放了一张桌子，安了一台扩音器，加了两只25瓦大喇叭，插了八面红旗，门前横幅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从这天起，这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到处可见：架子车川流不息，参战者挥汗如雨，镢头铁锨，此起彼落。伏镇大队工地上有一大横幅，上写：“为了建成大寨县、豁出性命都要干，风雪严寒何所惧，誓叫伏镇换新天”。高音喇叭里除了每隔二小时，评比一次出勤人数，施工进度外，多数时间轮翻播放《东方红》《大航海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革命歌曲，激情高昂，催人奋进。
  在会战期间，县委领导十分关心，书记程化龙、副书记麻享春、县革委会副主任甄琮琏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天水地委书记傅德奎同志，11月24日到伏家镇检查工作。他冒着严寒来到了工地。我在安棚里围着一堆疙瘩柴烤火，给傅书记汇报会战情况，晚上住公社。12月24日下午，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邢应伦同志率农田建设检查团，到会战工地检查，检查完后邢副主任讲：“我感到伏家镇公社是：打破常规，彻底革命，统一规划，全面治理，统一领导，联合作战。决心大、规模大。体现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临走时再三叮咛我说：“把扫尾工程搞好”。
  这项工程历时一百余天，参战者有：伏镇、贺店、硖门、河湾、前进五个大队，二十三个生产队，三千多个劳力。指挥部轮流值班的公社领导有：黄凡宗、张景桂、谈振林。办公：闫世民。包队干部有：苏士杰、张明、杨沛林、吴思敏、杨跃先；工地宣传队是由兰州电信系统下乡知青和伏家镇农民业余文艺爱好者，二十余人组成的，霍冬梅领队。每日巡回到工地演出，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跳舞、唱歌、说快板”，以鼓舞士气。
  工程完成时，在关桥坝树立一工程简介牌，其内容：伏镇上半川，南起大桥路、北至硖口，全长四公里，东接华双公路，西壤跃进渠畔，宽一公里，面积约四平方公里。
  这个区域共有水旱耕地面积四千亩，归属伏镇、硖门、贺店、前进、河湾五个大队的二十三个生产队，地块支离破碎，渠系极不合理，遇涝逢旱成灾，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伏家镇人民“真学大寨见行动，誓把山河重安排”；决心干一冬春，建成四好农田四千亩。全工程包括：
  一、灌排渠道：团结干渠，全长三千九百四十米，底宽一米，高一点二米，口宽二点二米，流量每秒一立方米。永丰干渠，全长三千四百二十米，底宽一点二米，高一点五米，口宽二点七米，流量每秒一点五立方。灌溉支渠十一条，全长五千四百二十米，水源依靠截潜流和十四眼机井，群井会流。东西两条排水干渠道，全长六千五百二十米。东排水干渠，底宽一米，深一点二米，口宽二点二米。西排水干渠，底宽一点二米，深一点五米，口宽二点七米。排水支渠十一条，全长五千四百二十米。
  二、田间道路：河堤公路两条，全长七千一百六十米，路面宽六米；伏硖公路一条，全长三千五百米，路面宽六米；田间大方路十一条，全长五千四百米；改善大桥公路一条东街口至河湾口，提高路基，加宽路面，全长一千米，田间道路共十五条，全长三万四千米。
  三、林带：沿灌溉排水干渠、公路、大方路两旁，营造大观扬、每米一株，共植五万六千二百九十株。
  四、条田：河东每二百亩为一大方、河西每四百亩为一大方，小方均为二十亩，地面平，可机耕。
  五、建筑物：进水闸两座，分水闸十一座，桥梁十三座，涵洞十处，接水九处，渡槽两座。
  上述工程共开挖土方八十五万立方，砌石二万一千立方，完工后的工程给人们展示出：渠路成网，树木成行，地块成方，能排能灌，便于机耕，旱涝保收。
  忆原栗川公社发生的一次雹灾与救灾情况
  邓维举（口述）李步霞（整理）
  1977年6月下旬，徽县永宁、柳林的麦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城关、伏镇、栗川等地方才开镰不几天。当年的小麦长势特别好，许多农民都高兴地说：“今年的小麦绝对是个大丰收！”我（指邓维举）当时任栗川公社党委书记，夏收开始后，栗川公社的干部全部分片包干、下队驻点，主要是组织社员搞好夏收，同时筹备各大队、生产队公购粮入库工作。
  26日一早，我去杜公大队雀湾生产队检查夏收进度，和社员一起摊场、碾场。那天万里晴空，中午炎热异常，人人汗流浃背。中午一点多时，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了一片橘红色云彩，颜色特别鲜艳，紧接着刮起了大风，彩云随风飘散后，又有一股黑云涌过天空遮住了阳光，顿时狂风四起，电闪雷鸣。打麦场上的男女老少，几乎是同时大声呼叫着、奔跑着：“快！快！快起场，要下大雨了！”社员们拿扫帚的，拉推板的，持木锨的，用铁钗的，都忙着起场。可哪里还来的及！老天只允许人们忙活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中夹杂着冰雹，落地噼啪有声；刚开始时，冰雹只有黄豆粒大小，紧接着卵石般大的冰雹打的人们四处逃散，纷纷躲到场边的屋檐下。气温骤降，人人冻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冰雹和大雨共持续了有三十多分钟，突又嘎然而止，红日重出。真乃来的猛，去的快，停的急！
  我急忙往公社赶，沿路看到凡是田里没有收割的小麦，穗子已被全部打断；包谷地里仅剩包谷杆戳在地上，叶子已全部被打烂。田埂、路旁的树下落满了断枝残叶，时不时还能看到被冰雹打死的野鸡和兔子。几个生产队打麦场里的麦全部泡在泥浆里，许多人都伤心地哭了，上年纪的老人大声嚎哭，年轻人则骂天咒地。
  我踩着泥浆回到公社，打电话询问各队受灾情况，才知道冰雹是从郇家庄对面的山后过来，沿着白塔河一线下，受灾最严重的是白塔河生产队。
  黄昏时分，白塔河驻队干部于生明（当时任栗川信用合作社主任）赶到公社汇报受灾情况。经初步统计，栗川公社共有九个大队受灾，重灾六个大队、九个生产队。其中：白塔河大队共两个生产队，有五十一户农民二百七十五人受灾，受灾农田面积七百六十五亩，该队除去已收割的百余亩小麦外，其余的麦田全被冰雹打光，颗粒无收，几十亩玉米也被打光了。除去收回的出场粮食九万六千斤外，直接损失夏粮二十一万余斤。玉米按每亩八百斤产量计算，损失五万余斤，该队这次雹灾共损失粮食二十五万多斤。
  面对严重的灾情，我立即把统计掌握的情况打电话向县委、县革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电话是县委副书记黄凡宗同志接的，他当即表示县上马上组织人员下乡救灾，并要求栗川公社也要组织人力救灾、安排自救。
  县委、县革委连夜召开了紧急救灾会议，从粮食局、邮电局、水电局、运输公司、农副公司等县直有关单位组织了三百余人和十几辆汽车的救灾队伍，27日一早，由黄凡宗副书记带领，奔赴栗川公社救灾。栗川公社也抽调了曹俊杰等三名副书记及八名干部，组织公社各单位和学校学生一百余人到白塔河生产队救灾。
  县上救灾人员一部分被派往重灾队抢收未被打落的小麦，一部分人到包谷地里，把被水冲倒但没有落叶的包谷扶起培土，有的被派去修水渠，有的被派去修农路。
  黄凡宗副书记亲自带人到受灾最重的马莲沟生产队，一方面指挥救灾，一方面亲自调查灾情，逐家逐户察看。该队二十七户农民，一百六十九人，种植小麦二百六十五亩、玉米一百零五亩、棉花五亩、水稻十五亩、胡麻二十亩，除收回的一百三十亩小麦外，其它农作物全部被冰雹打毁，全队共损失小麦七万九千斤。沟渠被冲毁后，山水冲进屋的有十二户，冲倒场里的麦垛两个，已复种的小豆被山水冲毁三分之一，其它地块或被滑坡掩埋、或土壤扳结，沟渠的硬弯处冰雹堆有一尺余厚。全队七十八间瓦房屋顶全部漏雨。社员周有才家房子和猪圈被山水冲毁，冲走小猪五头、衣物二十件、粮食一千余斤。该队粮食损失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作物除收回一千五百元外全部受损，生产自救需小豆种子一千斤、荞麦种子五千斤、化肥八千斤。
  黄凡宗副书记了解灾情后，立即与栗川公社领导开了碰头会，要求各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并由公社从未受灾队调集四台大型拖拉机、十对耕牛，对无法救活的光杆玉米地进行翻耕复种，调集种子补种小秋作物，并免去白塔河队的公购粮任务。同时，调集了一批口粮，安排社员的生活，稳定受灾群众的情绪。
  县上救灾人员三天后撤离，栗川公社干部分住各重灾队，指导社员抢种小豆、荞麦，调减公购粮任务，落实社员的口粮，并由队里给各户每间房子发30片瓦补漏。灾后，许多社员激动地说：“冰雹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很大，但老天无情人有情。县委书记亲自为受灾社员安排口粮、解决种子真不容易，还是共产党好，要是放在旧社会，非饿死人不可。”
  原嘉陵公社暴雨灾害回顾
  温恩仲
  1981年8月，是嘉陵人民难忘的日子。从8月14日开始，暴雨连续不断，特别是8月21日这天，突然阴云压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其雨量之大、面积之广、时间之长是近百年没有过的。至下午六时，嘉陵江暴涨，流量达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沿江山洪暴发，山崩地裂，沿江边住的五个生产队庄基院落被洪水冲毁，其中姚坝、黄沙河两个村庄全部被淹没。远离江边的谈家庄水文站被淹，机械仪器全部毁坏。宝成铁路徽县段多处冲毁塌方，全线中断。丁家河铁路桥和聂家湾、吴家咀、高崖三座吊桥全毁。徽谈公路淤泥滑坡，路基塌陷，与县城交通中断。农电线路、通信电话杆倒、线断，全部不通。
  这次暴雨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和威胁。嘉陵公社十六个大队八十一个生产队不同程度全部受灾。据当时统计，受灾严重的社员群众二百九十四户、一千四百八十九人。房屋受损八百五十六间，其中被江水和山洪冲毁一百四十八间、倒塌一百八十八间、倾斜裂缝五百二十间，无家可归的有四十五户、二百一十三人，因灾死亡两人。倒塌圈舍二百零四处，压死耕牛八头。粮食被洪水冲埋二万五千五百八十斤，霉烂发芽一万零一百斤。粮食作物受灾面积四千一百二十八亩，损失减产一百零三万六千斤。在受灾土地面积五千三百一十八亩中，露出石板和毁成河床不能耕种的面积一千六百零七亩。冲毁经济果树七百七十五棵，用材林一千五百三十棵，经济作物核桃、木耳、葵花、蔬菜等损失折价三万余元。水毁道路一百一十条、一百四十六公里，社队主要公路谈家庄至严坪、谈家庄至尹坪两条四十公里的路基百分之八十被冲毁。农电线路倒杆断毁一百一十三根，其中高压杆十二根，低压杆一百零一根。不少水利设施如五一水库、老神沟喷灌都被山洪冲毁。有十一处村庄基地裂缝滑坡，地势走动，时时都有险情。
  面对严重的暴雨灾害，嘉陵公社党委立即动员组织，开展抗洪救灾。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灾后第二天，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万忠同志带领工作人员爬山越岭，步行赶到谈家庄，帮助指导抗洪救灾。随后又派出抢险救灾工作组，上下紧密配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在全公社迅速开展了抗洪救灾工作。
  首先，层层动员，加强组织领导。8月21日，嘉陵公社分别召开了在家党委、管委和机关单位负责人及职工会议，进行了研究和动员，并成立了由九人组成的公社抗洪抢险指挥部，抽调了公社和机关单位职工二十六人，由六名领导干部带队，于8月22日分四片到十六个大队及重灾区的六个生产队，详细调查核实灾情。在调查掌握灾情的基础上，又组成三套班子，即重灾区一班人、普查一班人、抢修徽谈公路一班人，开展救灾工作。对全公社的灾情排了三个类型，即对一类的六个重灾区生产队（姚坝、黄沙河、吕坪、范窑、赵山、东沟峡）由领导包片住点，配备了六名县、社干部，带着党和政府的关怀逐户慰问，发放救灾粮款和慰问品，鼓励了群众抗灾的信心，安慰稳定了民心。对二类灾情较重的六个大队和三类灾情较轻的十个大队，由普查包队的干部组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成立救灾班子，组织抢险队，开展自包自救工作。
  其次，把解决群众最急需的吃住问题放在首位。在救灾中，对因房子冲毁和倒塌需搬迁的一百三十八户六百四十六人，及时搬住到了集体仓库、医疗站、学校以及亲邻家中，并搭建临时住房三十多间解决住宿问题。发放救济款一千五百三十元，解决救济粮五千八百斤，购买灶具五百多件，还有被子、衣服等物，基本上安排好了群众暂时的吃住温饱问题，为安定人心、恢复生产打好了基础。
  第三，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在整个救灾过程中，省、地、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不断深入社队，指导救灾工作，并及时下拨救灾粮款和衣物。社、队干部一面组织发放，一面向群众宣讲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使受灾群众非常感动，他们泣不成声地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国家好。”“我们见到了党心、暖了民心、坚定了抗灾的信心。”与此同时，教育鼓励群众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不要两手向上、坐等救济；要克服暂时困难，战胜灾害带来的损失。许多大队党支部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真正做到了党员、干部带头抢险救灾，带头捐款捐物，组织亲邻相帮，解决重灾户的各种实际问题，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第四，认真做好恢复生产的各项工作。在坚持做好救灾工作的同时，抓紧恢复生产。一是及时组织抢收到手的核桃、葵花、木耳等多种经营产品；二是做好“三秋”生产和秋播准备工作，抢收已成熟的包谷等大秋作物，加强小秋作物的田间管理，给重灾区和重灾户兑换籽种一万零七百三十斤，并备好了化肥，为秋播作好准备工作；三是抢修社队道路和田间农路，社队主要道路四条，有的已能通拖拉机、架子车，有的人能行走；四是作好重灾队和重灾户的搬迁和土地责任制的调整工作。
  在整个抗洪救灾过程中，嘉陵公社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被县委、县政府树为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在全县抗洪救灾表彰大会上给予了表彰奖励。
  （注：本文根据当时嘉陵公社管委会给县政府的灾情报告整理）
  简述游龙川大米种植的兴衰
  陈革宁
  素有“陇上小江南”之誉的徽县地肥水美，五谷皆生，水稻栽植的历史虽鲜有文献记录，但声名流传甚广。上世纪70年代初期，徽县尚有不少地方种植水稻，如永宁、银杏、伏镇、栗川、榆树、游龙、江洛、泥阳等乡镇，其中尤以伏家镇、栗川乡种植规模最大，而以游龙川所产的大米最为驰名。
  作为徽县地方特产之一，游龙大米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其声名多年来一直仅存于民间口头传言，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则：
  一则是说唐朝的武则天皇帝有一年回乡省亲时，装扮成农妇模样顺道暗察民风，在游龙川被一户善良农家舍己救人的义举所感动，于是将蜀地所产优质稻米赐于当地人耕种，游龙川从此成了米粮之乡；另一则是说康熙皇帝微服私访路过游龙川，因为饥饿难耐，讨吃了人家的一碗米饭，被其晶莹如玉的外观和柔初绵甜的口感所撼，特赐封游龙米为御用之贡米，游龙大米因之而声名大振，名扬四方；还有一则是说在游龙川李家寺的千年大银杏树底下，早年间曾有一泉，泉水喷涌不止且清澈可鉴，用此泉水浇灌的数十亩稻田所产之稻米，品质明显优于别处，历朝历代所贡之米即专指此处所出。
  传说终归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不可追根溯源去当真，但有两点可以得到肯定：一是游龙大米的种植时间比较久远，起码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二是游龙大米的米质优良，这可以从多年来人们对它的青睐程度得到一定的证明。
  “贡米”的称谓，自民国年间起一直到1985年之前，不论是分田单干，还是公社化时期集体统一经营，游龙大米一直给国家有上缴任务。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走亲访友，拜望名流，游龙大米是常见的礼品，这不仅在县内如此，在县外的天水、兰州等地，游龙大米也作为礼中上品。由西和县退休干部、陇上著名民俗专家杨克栋先生集40余年心血搜集整理而成的陇南第一部山歌集《仇池风》中，有几处提到了游龙米，如“游龙川（徽县地名）里的颗颗米，整整缠了三年你。”
  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游龙川跟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沿河千余亩稻田被当地的几家大户所占。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严重地桎梏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年长者回忆，当时一亩稻田只能产四至五斗稻谷，除去“东家”的租资和官府的“皇粮”，所剩寥寥无几，遇到灾年，一年的辛劳只够喝几碗米汤。
  解放后，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减租减息运动，农民的劳动热情高涨，游龙川的稻田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当时，人口比较少，村庄占地小，沿游龙河两岸的平川地几乎处成了稻田，尽管田块大小不一，但面积很是可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间，游龙川的水稻种植规模堪称历史之最。
  1975年至1978年，当时的游龙公社革委会组织大批劳力，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把原来不规则不平整的稻田统一规划，进行了修整。之后又配合当时的农业机械化运动，由公社农机站配置了耕作稻田的设备，对稻田实行拖拉机翻耕、耙耱。各队也都购置了打稻机，彻底改变了沿袭多年的手工脱粒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由于宅基地侵占和降水量减少等多种原因，游龙大米的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但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一直在设法努力保持着使其不致被湮灭。游龙大米不论是在品种改良上，还是在作务方法上都得到及时的更新，产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当地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游龙大米这一品牌的重要性，他们在保持游龙大米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米的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2000年，颜门村委会主任马雷率先购置了精米加工机械，并在工商管理部门申请注册了“帝王牌”商标，打破了游龙大米多年来一直无正规包装的传统交易形式，把游龙大米的品牌推向了市场。继其之后，马湾、立斗、李寺、游龙等村社都相继涌现出了精米加工、销售的摊点，游龙大米成为当地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一项支柱产业。
  近十年来，特别是2005年以后，由于地下水位日渐下降，稻田严重缺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青壮劳力大量外出务工，交通条件改善后物流的日益发达，四川、东北、宁夏等地所产优质大米抢占市场等诸多因素，致使我县水稻种植面积一再缩小，伏镇、栗川的大片稻田已被蔬菜大棚所替代，游龙大米的种植规模也急剧萎缩。目前，游龙河沿岸的稻田已基本上消失殆尽。
  （陈革宁：徽县宝徽公司职工）
  回忆大河店乡学沟村暴洪灾害抢险一幕
  张从举
  1990年8月6、7两日，我县连降暴雨，洪水猛涨，十八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南部山区特别严重，河谷地粮田被毁，道路冲断，山体滑坡，出现倒塌房屋和冲走人畜的险情。
  8日上午，县委召开有四大班子领导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下乡调查灾情、组织群众抗洪救灾的问题。会议进行中，接到大河店乡政府电话：该乡柳树村学沟社于7日中午发生山体滑坡，冲毁两户房屋，副乡长刘义章家与邻居家共七口人被泥石流压埋，已有人员伤亡。因柳树村与乡政府电话线被冲毁，具体情况不详。县委书记刘光灿当即安排我（时任县委常委、县武装部长，联系大河乡）带领县人大副主任邓维举、民政局长吴振升、财政局长杜发恭、防汛办主任张泉仁、民政局干部魏自立等六人前往大河乡调查灾情，组织救灾工作。
  上午十时，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救灾组乘车从西寺沟到水阳乡柳林村，多处被横七竖八倒在公路上的树木、电线杆挡住去路。我们一边通知就近群众清理路障，一边小心前进。走到水阳乡十里墩行政村的蜂崖河沟时，巨大的山洪夹杂着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而下，道路冲毁，人和车辆都无法行进，只好商量暂返回城，待中午洪水稍小一点后带上工具抢修通过。
  下午二时，我们六人赶到蜂崖河，经我们和社员抢修，车子勉强通过。从姚坪到黑沟，沿途多处塌方，被泥石流淤阻，我们边清理，边前进。下午三点多，才行至下黑沟皂角树边的磨扇河（距大河店乡五华里处），又被巨大的山洪阻挡。情急之下，我们借来社员家两架木梯，捆在一起，搭成浮桥，一行人小心翼翼爬了过去，三辆小车不能过河，只好原路返回。下午五点多，我们步行到大河乡政府，听值班干部汇报说，从小河厂至柳树村沿河的矿区公路已全部冲毁，家住柳树村学沟社的副乡长刘义章一家五口人遇难、一人正在抢救，另一户社员蒋仕明儿子遇难。副乡长兼武装部长罗秀成于事发当天下午，带领三十五名乡干部和学生翻山渡河步行四个多小时赶到现场，组织抢救。正在县上参加会议的乡党委书记陈志刚知道灾情后，冒险渡过山洪赶往现场救灾。我们听后，感到灾情十分严重，立即紧急步行赶往柳树村。
  下午六点多钟，我们到了小河厂，匆匆吃过饭，继续赶往灾区。从小河厂至柳树村的沿河公路十几处被洪水冲毁，我们拄着木棍摸索前进，手挽手从齐腰深的激流中闯过。走到柳树村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此处去学沟还有七八里路，且前面的险情更多。经商量，一行六人分成两组，身体较弱的邓维举、杜发恭、张泉仁、魏自立留下来，连夜召开调查会了解灾情，并发动组织社员第二天抢修道路；张从举、吴振升由一村民带路，连夜翻山渡河赶往出事地点。
  当我们赶到学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陈志刚、罗秀成正和乡上干部、学生及全村社员等五十多人打着手电、借着月光紧张地清理泥石流，我们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救灾工作中。
  山体滑坡后的泥石流，像一座山丘把学沟村的半个村庄埋在里面。屋梁、檩条、木椽横七竖八，破烂家具被冲到沟边，满地都是，有的被埋在泥土里，有的半埋半露在外，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被抢救出来的五具遇难者尸体停放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倍感凄惨。
  此时，因与乡政府的电话不通，我们和陈志刚研究后，马上写了一份灾情报告，派一名社员赶快送给留在柳树村的邓维举。接到从现场送来的报告，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为了让县委、县政府及时了解灾情，杜发恭在两名社员的陪同下，摸黑跋涉十多华里赶到小河铁厂，用该厂的专用电话，向县政府的值班领导作了汇报。杜发恭留住小河铁厂，请求厂长李培杰支援救灾。第二天，小河铁厂派了四辆大车和一百多人分两路，一路赶往大河店，抢修大河通往黑沟的公路，一路抢修小河厂至柳树村的道路。
  我们8日晚上九点多到学沟后，和乡政府干部一起全力以赴抢险救灾，救出埋在山下的七名村民，其中一人经送医院抢救脱险，有六人已无法抢救遇难。又经三天三夜掏挖，终于将一名失踪的老人尸首找到。在救灾中，村干部为解决救灾人员的吃住问题，还从每户社员家中收来馒头和煮洋芋，全村每天每户都主动给救灾人员送饭送水和安排住宿，使在场的救灾人员深受感动。我们怀着极大地悲痛和全村人一起安埋好七名遇难者，并做好受灾户的安置和善后工作。
  这次洪灾中，副乡长刘义章一家除一人获救，其他五人全部遇难，邻居蒋仕明的儿子一同遇难。这是徽县多年来洪水灾害人员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财政局、民政局迅速拨付救灾款两万元，对两户遇难者进行妥善安置，县委给获救的刘义章的儿子事后安置了工作。县委组织部、民政局、人事局牵头，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向受灾户捐款捐物，并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克让、民政局局长吴振升、人事局副局长胡居义带领工作组到受灾户的家中进行慰问和捐赠款物。8月10日，陇南地委书记张学忠、行署副专员王在鹏带领工作组在县委书记刘光灿、县长肖兴学的陪同下到受灾现场进行察看，并对两户遇难者家属进行慰问，使受灾的村民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心和党的温暖。
  对徽县上世纪六十年代引种茶树的回顾
  蔡昶杰
  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即便是以户凭证定量限供的少量茶叶（每户每次供应1-2两），也很难做到按计划如数供应到千家万户，于是在徽县开始试引种茶树。
  一、茶树的引进试种、示范推广
  1966年春，县供销社组织有关人员前往我县周边文县碧口、陕南紫阳等茶区考察论证，认为在我县南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部分地区，适当发展茶叶生产也许是可能的。向县上主要领导汇报后，在前县委书记吕国齐同志（文革期间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关心支持下，我县开始先后从陕南紫阳县、四川省江津县、安徽省歙县等地引进茶种，进行大胆试种。县上从供销社、农技站各抽调一人，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还远从浙江省杭州西湖茶区聘请两名茶农驻我县水阳乡两铺垭村指导茶树种植和茶园建设，信心和决心可见一斑。
  经过连续数年的引种试种，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县的茶叶生产已见雏形，全县有水阳乡的两铺垭、高楼子、石滩、牟坝、南山、泰山，嘉陵镇的五一、草滩、张滩、田家河，银杏乡的马庄等十二个行政村三十二个合作社，先后种植茶园四百二十余亩，重点村社示范面积达到四、五十亩。一时间茶树以新生事物的姿态成为徽县种植业中的一大亮点。
  1969年春，清明到谷雨期间，开始了徽县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采茶和初次加工。此前曾派人前往陕南紫阳县学习茶叶的炒制技术，同时引进揉茶机四台，以适应制茶的需求。第一次制炒青茶2.1斤，炒制的青茶清香浓郁、口感颇佳。
  制茶当天，驻水阳乡两铺垭村试种茶树示范点专干谢泳清（县供销社干部）带领村社干部和从杭州西湖请来的茶农，共十多人前往县革委会报喜，受到了县革委会主任吕国齐同志的高度赞扬和热情鼓励，更加鼓舞了种茶村社的积极性，促进了徽县茶叶生产的不断发展。
  由于受气候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春季少雨干旱的严重威胁，很难保证茶叶的稳定产量，要增产则更为艰难。鼎盛时期的1971至1976年，我县茶叶的亩产水平，始终未突破10斤。这就为后来茶树在徽县的消失埋下了伏笔。
  二、气候条件的局限
  茶树是典型的亚热带指示植物，而我县地理位置处在由温暖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地带，因此光、热、水等主要气象指标与亚热带相比均有一定差距。其一是气温，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4℃以上，大于10℃以上积温4200°（大于10℃以上为植物生长发育必需温度）。我县年平均气温为12℃，相差2°，大于10℃以上积温3791.7℃，相差408.3°。其次是光照，亚热带年平均日照时数2200小时以上，我县年平均日照时数仅为1726小时，相差474小时。其三是降水，亚热带年平均降水量960毫米以上，我县年平均降水量745.8毫米，相差214.2毫米，而且降水主要集中在7至9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6％。春季少雨干旱构成了对茶树正常生长的极大威胁。其四是土壤酸碱度，亚热带土壤酸碱度普遍在7以下，属微酸土壤。我县新建茶园土壤酸碱度普遍在7.5至8之间，属微碱性土壤。
  从以上气象条件分析看，徽县不属于茶树的适生区域，在我县只能勉强生存，生长缓慢，发育不良，要维持一定的产量很难保证。生产率不高，效益低下，制约着茶叶生产的继续发展。
  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茶叶，长期一直紧缺供不应求的状况已不复存在。茶树种植这一昙花一现的新生事物在徽县大地的自然消失也就势在必然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最后退出了种植业。
  （蔡昶杰：原徽县政协副主席）
  徽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业区划
  蔡昶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国家农委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以县级为基础的农业区划工作。所谓农业区划，是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地类、不同生态环境，在深入调查、全面摸清农业自然资源家底的基础上，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按照不同的生态环境，分区分类制定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方针路线、主要内容、重点项目及可持续发展规划。
  我县的农业区划工作，是在原天水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于1982年8月开始筹备的。首先酝酿组建领导班子，落实办公机构，由分管农业的一名副县长任主任委员，县农办主任、农牧局长任副主任委员，各有关局局长任委员。在此基础上，从全县农、林、牧、水、果、气多部门、多行业抽调104名科技精英，脱离单位和部门，由县区划办统一部署，开展工作。按照不同专业，组建成农作物、林业、畜牧业、土地土壤、果树、水电、气象等13个专业调查小组。为了加强领导，充实科技实力，确保工作质量，县上领导还从乡、镇抽调原属于技术骨干的五名正、副乡镇长，脱离原单位，专搞农业区划工作。可见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天水区划办和徽县区划办还对各专业组分别举办了专题培训班，达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各尽其责的目的。
  一、开展调查研究阶段通过以上充分准备，100多名科技骨干陆续到位到岗，于1983年初，各专业组先后全面展开了外业、内业、内外业相结合的大规模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研究工作。
  土地土壤专业小组土地分组的地类调查，是通过较为先进的航片转绘进行的。从兰州军区购回航片152张，首先进行外业航片调绘，再进行内业大量影象解译和转绘，把航片上的地类影象逐块转绘到5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采用求积仪、方格法、图解法，逐块量算出面积，把数千个不同地类地块按行政村、乡、县，逐级汇总统计，最后得出全县不同地类总面积。工作量之大，工作之艰辛、劳苦可想而知。有些同志航片转绘任务完成后，开始带上了近视眼镜。
  这次调查得出，全县土地总面积为4084368亩，其中耕地815734亩，林地面积2514761亩（其中森林面积1753728亩，森林覆盖率为42.9％），草地面积1149500亩，水域面积57259亩，城乡居民点用地面积34279亩，交通用地23339亩，工矿用地512亩。以上数据的得出，都是史无前例的。
  土地土壤小组土壤分组，为了摸清全县土壤底细，主要调研人员徒步跋涉，登上北部老爷山（海拔2320米）和南部铁山（海拔1964米）顶峰，采取土样，供化验分析所用。非如此得不到准确可靠数据，影响鉴定土壤类型的准确性。
  本小组对耕地土壤520个土样化验分析，得出全县耕地土壤养分状况是“氮不足，磷极缺，钾有余。”为以后的配方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全面培肥地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发挥了现实的指导作用。
  种植业调查小组，深入实际，走访农民，查阅档案资料，得出全县发展粮食生产是种植业的最大优势，只要加强管理，不断加强科技含量，实现粮食生产长期稳定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应坚持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油料等经济作物为辅的原则，促进全县种植业全面发展。
  畜牧调研组，通过调研历史档案，走遍南北山区，深入农家畜舍，走访农户，得出发展草食大家畜黄牛，应是发展畜牧业的主要优势，应以发展黄牛为重点，实现黄牛、养猪全面发展。
  果树调研组，深入南、北山区，走乡串户，现场观察，得出中部丘陵区，重点是南、北山区，发展核桃、板栗干果业，是徽县发展果树生产的正确方向。
  水资源调查组，跋山涉水，走遍全县“一江五河”，现场观察和测算，得出全县水力天然蕴藏量为14.76万千瓦，为全县今后发展水电事业提供了科学依据。以上诸多调研成果和所得结论，是100多名参与调研成员，深入调查，内、外业结合，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全县多领域、多部门指导本职业务，提供了诸多方面的科学依据。
  经过一年多的内、外业调查，各专业组的调研任务陆续结束，开始转入室内整理资料，撰写专题《区划报告》。至1985年初，各专业组的专题《区划报告》陆续草拟完成。在此基础上，县农业区划委对各专题报告进行初审，召开会议，面对面答辩，提出问题，修改补充，如此反复多次。
  经反复修改充实，各专业组的专题报告陆续定稿，共13篇：《综合农业区划》《农业气候资源分析与区划》《土地土壤资源调查与区划》《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林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果树资源调查与区划》《畜牧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水资源调查与区划》《水土保持调查与区划》《农业经济资源调查与区划》《农业机械调查与区划》《乡镇企业、多种经营资源调查与区划》《村镇道路建设调查与规划设想》。
  二、鉴定验收阶段
  1985年4月，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县农业区划委员会申请天水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对徽县农业区划工作进行鉴定验收。天水区划委同意并定于1985年4月11日召开徽县农业区划鉴定验收会议。地区分管领导和农、林、牧、水电、水保、果树、气象、农科所、农技站、畜牧站、小陇山等29个科技单位的业务技术精英，齐聚徽县，组成相应的专家鉴定验收小组，对徽县农业区划工作进行全面鉴定验收。
  验收会议历时5天，用两天时间查阅资料，调阅专题报告，资料、观点、结论是否准确无误，为答辩做准备。用两天时间面对面专题答辩，专家提问题，专题组长应辩。由于各专业小组正、副组长于会前都作了充分准备，一般都能顺利过关，所需修改补充的意见，也是正常的，合理的。最后一天大会总结。地区综合验收组，各专题验收组，分别写出对相应专题组的鉴定验收意见。如对徽县综合农业区划的验收意见是：经会议评论，认为徽县的区划成果基本上查清了全县的农业自然资源及分布特点，对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也做了细致的调查，并从生态适应经济效益技术可行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对徽县的资源地域分布规律和经济规律有了基本的认识，并根据这些特点，划分出3个综合农业分区和6个亚区，为今后分类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比较科学的依据。……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调查研究，补充完善：1.在水资源评价利用上再能从时空分布，农业生产需要，能源开发等方面做深入的分析研究。2.乡镇企业发展在综合报告中反映的不够，应予补充。3.报告文字上要进一步提炼，对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数据，要进一步核实，做到准确一致。下午召开总结大会，宣读分别对13个专题组的鉴定意见。大会对徽县农业区划工作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意见诚恳，心悦诚服，会议在欢笑声中落幕。
  成果鉴定验收后，历时一年，各专题组长对自己所撰写的专题报告，根据地区会议验收意见，进行全面修改补充，充实提高，最后定稿。又历时两年，县区划办对所属13个专题报告的数万数据一一核对，做到准确无误，并对文字修饰提高。在此基础上，由原徽县农业区划办主任蔡昶杰任主编，组织汇编了有120余万字的《徽县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汇编》的巨著，以精装出书。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的为发展我县农、林、牧、水、果、气大农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百科全书、工具书和大型资料库。它凝聚了全县100多名科技精英，历时两年、跋山涉水、加班加点、历尽艰辛、用汗水和智慧结出的丰硕成果。
  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评估检验我县农业区划工作对发展大农业的指导意义
  三十多年来发展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广泛运用农业区划成果，促进了我县大农业的快速发展。这里仅以我县发展果树产业为例，就足以证明。农业区划对果树鉴定意见指出：“徽县中部丘陵区、南山、北山区是徽县发展核桃、板栗的适生区域，以上区域不是苹果等鲜果业的适生区域。鉴定验收的结论是客观公正的，科学的，无疑是正确的。
  我县果树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和艰辛的过程，有教训，有失败，最后走向成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就曾大力推广栽种苹果，中部地区苹果园到处可见，出现了如银杏马庄，水阳新寺等百亩以上管理较为规范的苹果园，品种以国光、红元帅、黄元帅、青香焦等老品种为主。所产苹果由当地供销部门统一收购，基本就地销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终因产量低、品质差、效益不佳、病虫害严重、寿命短等原因，走向没落，最终消失。目前徽县市场所供苹果，完全是由外地提供，徽县不产苹果。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决策失误，违背自然规律，全县曾经大张旗鼓地开展以号称“发展30万亩雪梨工程”的宏伟发展规划，要求三年内在全县中部地区普遍栽植雪梨。终因雪梨产量低、品质差、市场萧条、病虫害严重等问题，而以沉痛失败告终，造成耕地浪费，损失惨重，农民苦不堪言，至今徽县没有一株雪梨生存。
  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运用农业区划成果，长期坚持大力发展以核桃为主的干果产业，才是果树业走向正确之道。目前核桃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并将陆续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更为可喜的是核桃已向产品加工迈进，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永宁粮油公司等一批核桃加工企业，引进核桃脱青、烘干设备，把农民分散采收的青皮核桃，集中收购，统一出售，增加了经济收入。目前核桃产品主要有核桃油、核桃仁、礼品核桃、山核桃系列工艺品等。目前全县核桃累计面积达到37万亩，年产核桃6000吨，实现产值9000万元，按照全县现有农民17万人计算，人均53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核桃产业已成为我县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和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随着挂果幼树的逐年增长壮大，核桃的产量、产值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全县广大农民群众，必将从发展核桃产业中增加更多收入，得到更多实惠。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实践出真知，农民要科学发展，农业区划功不可没。”
  徽县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选择项目纪实
  郭志勇
  到2001年时，徽县北部、南部山区近10个乡镇、70多个村，贫困状况还是相当严重，这些乡村的大多数群众人均收入还在1168元以下。在当时县上主要领导的重视和努力下，借助国家调整“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有利时机，通过多次给省、市相关部门汇报，终于将徽县列为“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县，2001年底确定了项目乡镇8个（即麻沿河乡、榆树乡、栗川乡、大河店乡、虞关乡、水阳乡、东关乡、永宁乡），项目村61个。2002年又将太白乡的6个村列为贫困村，这样全县的贫困乡镇为9个，贫困村为67个，贫困人口48684人，贫困率为27％。当年陇南地区扶贫办下达徽县扶贫资金200多万元，县上成立了“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和“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徽县办公室”
  两块牌子，一套人员，从部分乡镇和部门借调干部4人，加上组建办公室时调配的3人（主任马云，副，主任郭志勇，干部李莎），共7人，开始单独实施了扶贫项目，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扶贫工作。2003年，按照省扶贫办的安排和要求，由省扶贫办副主任、外资管理中心主任任燕顺指导我们在麻沿河乡麻安村开展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项目选择工作的试点，主要就是群众进行参与式扶贫项目的选择，我有幸参加了全过程。麻安村地处麻沿河乡北部，与天水的苏城乡相接，属于典型的高寒阴湿山区，占地面积大，群众生活困难，村民居住分散，8个村民小组分散在20多个居民点上，全村165户、625人，贫困户438人，贫困率在70％以上。11月的天气，麻安村就已经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我们派了4名干部（辛建民、李莎、冉军宏、葛卫杰），到麻安村先进行摸底调研，宣传参与式的做法和好处。辛建民主要去上庙、干沟两个村民小组，李莎主要去麻安、堡子两个村民小组，冉军宏主要去亚塔、建华两个村民小组，葛卫杰主要去庙沟、干沟门两个村民小组，与乡上安排的4名干部一起，逐家逐户进行走访，了解情况，征求村民的意见，倾听村民的呼声，了解村民的需求，鼓励群众要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4天的摸底了解、宣传动员，每个村民小组都提出了6-10个急需要搞的项目，召开全村村民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2003年11月20日，麻安村扶贫整村推进参与式项目选择大会正式召开。中共徽县委副书记宋小平、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瀚东、副县长肖庆康、人大副主任马建邦、政协副主席王立荣等县上领导，县发改委、农牧局、财政局、县农行、县妇联等县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麻沿河乡的领导，扶贫办全体干部，麻安村村民170多人，共计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村党支部书记姜友明主持，中共徽县委副书记宋小平和扶贫办主任马云做了简短讲话之后，由每个村民小组选出的代表发言。首先，对本村本小组的贫困现状、贫困原因进行分析，其次，提出急需要发展的项目，最后，由大会总结归纳。天气虽然寒冷，可是会场的气氛异常的热烈，因为这是多少年以来，召开的规模大、人数齐、领导多、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会议，村民代表发言完毕，群众就都争着作补充发言，根据大家的发言，归纳总结了制约发展的原因和要发展的项目。制约麻安村发展的主要原因有8点：1.交通不便，雨雪天气无法行走；2.通讯不畅，无法与外界及时联系，贻误了商机；3.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无法保证吃饭；4.收入渠道单一，无法解决花钱的问题；5.有等、靠、要的思想，靠天靠地靠政府吃饭；6.思想观念落后，不容易接受新事物；7.干旱缺水，人畜饮水、灌溉浇地都很困难；8.发展缺乏资金，自己没有钱，又贷不来款，无钱发展经济。急需要发展的项目有12个：1.修路；2.发展通讯；3.养牛；4.养羊；5.养猪；6.种植中药材；7.修建冬暖棚圈舍；8.发展沼气；9.科技培训；10.修学校；11.三改（改灶、改炕、改厕）；12.修村卫生室。把群众分析的贫困原因和发展项目，都写在了黑板上。
  接着，对群众提出来的急需要发展的12个项目进行了投票表决，这时大会进入了高潮，12个项目都以图画的形式排列在主席台上（因为有的群众不识字，图画更直观一些），主持人给群众讲了投票的要求：对于自己认为急需要发展的项目投票选举，由于资金有限，在12个项目当中只能选择自己认为急需要发展的项目6个。每个项目图画下面放一个小盆子，每位村民自带6个核桃投票，每个小盆子里面只能投一次票。投票开始了，有165人参加了投票。大家按照村民小组依次投票，会场上吆喝声此起彼伏，都在为自己所喜欢的项目鼓劲加油，经过半个小时的投票、计票，各个项目的得票结果是：1.修路160票；2.发展通讯55票；3.养牛150票；4.养羊40票；5.养猪20票；6.种植中药材45票；7.修建冬暖棚圈舍140票；8.发展沼气65票；9.科技培训95票；10.修学校120票；11.三改（改灶、改炕、改厕）88票；12.修村卫生室12票。其中得票最多的前6个项目是：1.修路160票；2.养牛150票；3.修建冬暖棚圈舍140票；4.修学校120票；5.科技培训95票；6.三改（改灶、改炕、改厕）88票。最后主持人宣布，这6个项目确定为整村推进项目，全村掌声雷动，呼声一片，广大群众为自己能够做主选择项目感到高兴。随后，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项目领导小组、项目监督小组和各个项目实施小组。最后，政府常务副县长王瀚东作了讲话，对参与式整村推进的好做法表示肯定和表扬。县扶贫办将参与式整村推进的结果及选择项目的全过程，上报了省、市扶贫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这次活动对麻安村产生了很大的正面效应，投资渠道增多，投资数量增加，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项目投资24万元，后来又增加扶贫专项资金50万元，世行贷款40多万元，2008年灾后重建项目香港嘉道理基金会投资100万元，麻安村的整个投资超过了200万元。非政府组织巴迪基金会2004年开始对麻安村进行了为期2年的妇女能力建设培训，主要培训人员为：陈佩秋（女，首席代表，马来西亚人）、汤竹丽（女、志愿者，美国人）、柯山（男，志愿者，加拿大人）、郭艳明（女、巴迪基金会员工）、李宏伟（女、巴迪基金会员工）、张巍（女、巴迪基金会员工）等。分别在北京、天水、徽县麻安等地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同人群的培训。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改善了麻安村的生活生产条件，改变了群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麻安村的发展，使麻安村成为全县扶贫工作的先进示范村，并创新了“以大代小、以强带弱、以富带贫、投牛还犊”的扶贫模式，省扶贫办将麻安村参与式整村推进的做法作为成功案例对全省贫困县乡村的人员进行培训，在全省推广。
  2005年3月，徽县扶贫办主任马云、副主任郭志勇，麻安村村主任谭秀珍，在省扶贫办副主任、外资管理中心主任任燕顺的组织和带领下，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东盟——中国“扶贫与瞄准”大会，在会上介绍了麻安村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的做法，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的肯定，也得到了参会的30多个国家的赞扬，2005年底麻安村被国务院扶贫办授予“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示范村”荣誉称号。麻安村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的做法，为全县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全县扶贫工作的快速发展，为徽县扶贫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郭志勇：徽县扶贫办副主任、世行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