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工交
  “黑虞”公路的修筑与第一次通车景况
  李步霞
  一、修路
  虞关乡距徽县城35公里，在未有“黑虞”路和谈虞路之前，仅有羊肠小道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穿越，崎岖难行。“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描绘的“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是这些路的形象写照。青泥岭横卧在虞关和县城之间，古时候设有青泥驿。从青泥驿至虞关，沿途悬崖万仞，巉岩高峻，山间多云雨，谷底横流逆折，自古以来就是由秦入蜀的要道，而虞关则是秦陇入蜀的大门。多年来，大山深处的老百姓购买生活用品，走亲访友，进城看病，出售山货，只能从这条古驿道上艰难地通行。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了方便山乡人民通行，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县上决定修筑一条由县城通往虞关公社的山区公路，并把这条公路的修筑任务下达给嘉陵、大河、虞关三个公社。
  嘉陵、大河、虞关三个公社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于1969年10月成立了“黑虞”公路建设指挥部，计划从徽白公路的大河黑沟修起，到虞关为止，全长18公里，原则上那个公社的路段由那个公社修建。黑沟至任家坪庄段由大河公社负责，伍家坪庄底下至甘树垭段由嘉陵公社负责，甘树垭至虞关火车站段由虞关公社负责。修路的炸药、雷管、钢钎、洋镐、铁锹、架子车等物资，由各公社自筹。分工明确后，各公社成立了修路管理机构，各自负责一段，争取在两三年内完工。
  各公社从每个生产队各抽一人，组成修路专业队，长年修；每年冬季，沿路段的生产队组织人力（主要是民兵）突击修。虞关公社共十六个大队、六十一个生产队，每队抽一人组成修路专业队，公社派干部尹辉，由他带领负责长年修筑。到了冬季，由沿途的黑沟、三泉、任家坪、甘树垭、老庄、何家湾、关沟等队的民兵二百余人自带工具、自带干粮，突击修筑。
  由于县上财政紧张，公社经费也相当紧，无钱购买炸药，农民就用生产队买来的硝酸铵、硫黄、火硝等，自己配制土炸药。嘉陵、虞关火车站和县公路段支援了一批钢钎子、大锤、废旧钢轨（长的搭桥用，短的改成了钢钎）。当时徽县交通局还没有搞测量和设计的专业人员，县上从外地专门聘请技术员，对这一路段进行了勘测、规划、设计。
  那时，农民的生活相当艰苦，但修路的热情却非常高。大家每天天一亮就出工，午餐、晚餐吃饭时间最多一小时，一直干到天黑后才收工。劳动量很大，平均每天在十二小时以上，晚上住在草棚或庵房（自造）里。1970年提倡过“革命化”春节，三个公社的领导没有回家，全部来到筑路工地进行慰问。民兵也无一人请假回家，大年初一照常修路，没有任何怨言牢骚。当时工地上留传一首顺口溜：“官民同心把路修，同吃同住同劳动；《愚公移山》振人心，明年公路就能通。”到来年3月底，非专业队人员解散回家，民兵连评选先进模范人物，筑路指挥部召开表彰大会进行奖励，也没有啥物质奖，只是给先进模范人物发一张奖状，但民兵们都认为是一种极大的荣誉！
  那些年，公社把从很少的铁矿点上收回的5％管理费用于购买雷管、水泥，真正做到精打细算。农民群众在丛山悬崖间修路，用一把镢头、一把洋镐、一张铁铲、一把大锤、一根钢钎、一包土炸药、一股热情、一颗火热的心，一镐一镐的挖，一点一点的炸，一锨一锨的铲，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方式，以“愚公移山”的毅力挖通了“青泥岭”的荒山古道，从“猿猱欲度愁攀援”的绝壁上挖出了一条18公里长、4米宽、可以通行大货车的山区公路，这是多么感人的奇迹！
  三个公社共投入人工二十余万个，仅虞关公社两年内就投入了七万多个，新开挖的土方、石方全是用铁锨铲、背斗背、抬筐抬，用架子车一车一车的拉到悬崖边，倒入山间深渊。站在山顶俯视，盘山大道蜿蜒前行，直下深谷，景貌颇为壮观！
  二、通车
  1971年腊月的一天，县运输公司汽车队队长段振甲早早来到单位，把修理班的宿舍门砸的很响：“步霞！步霞快起床！有紧急任务……”
  我们修理班的几个人飞快的穿衣、开门。段队长挟带着一股寒气同时卷进屋内，急火火地对我说：“快派你的人（修理工）把310.296.899.334这四台车的方向和刹车检查调整好，打上黄油。一定要快！”说句老实话，我从六九年到县运输公司负责修理班的工作至今，还从没见过爱开玩笑的段队长这么严肃，不禁问道：“啥事？火爆麻子的！”
  “武装部要4台车，搞民兵拉练，是一次军事演习……。”我当过兵，听到这里已经知道了事情的重要，便打断了他的话，叫上修理班的六名人员跑到院子里，验车的验车，用千斤顶顶起车的前后桥，拿出工具对刹车、方向进行检查和调整，最后我又把这四台车的刹车、方向仔细检查了一遍，打好黄油，才叫来段队长交差。
  段队长对工作非常负责，他又把这四台车逐个作了检查验收，对我说：“今天的民兵拉练是去虞关，也是‘黑虞’公路搞通车典礼的一天，县委麻亨春副书记坐刘俊德开的小车去。你带上修理工具，坐334号嘎斯车一同出发。”我什么话也没讲，赶紧把工具放到334车上，回宿舍洗脸、刷牙后，和几名准备出车的师傅到公司对面牛肉面馆吃早点。
  十分钟后，由县武装部李干事和段队长把所有的民兵按公社分坐在四台车的车厢里，由县委刘师傅开的卡斯69吉普车领头，段队长开310车第二，孙世贵副队长开899号车第三，符向来师傅开296车第四，胡祖德开的334号车殿后。车辆出了公司大门，喇叭声声，红旗招展，进西寺沟过柳林村、姚坪村。行至黑沟口，段队长调整了一下车辆的顺序，把334号车调到第二，跟在县委刘师傅开的小车后面。车队进沟约300米，有个急拐弯的地方叫光山梁，由于弯子急、路面窄、坡度陡，小嘎斯69吉普车过去了，可我坐的334号车上不去，打了两次倒车后，后轮在阴凹处的路面上只打滑不前进，后来刘师傅把吉普车倒回来，用绳子在334保险杠的挂钩上准备拖，车厢内坐的民兵下来从后面推，大家齐心协力，前拉后推，总算是把车推进了转弯的上坡处。大河公社的民兵在此地打上记号，并留下了六名民兵，准备在车辆过去后加宽路面。
  车队走过三泉，穿过宋坝，虽然路面窄，但比较平坦，一会儿便到了伍家坪，开始向青泥岭开进。这时刮起了老北风，天空乌云密布，扬起了雪花，一会儿路面上已一片洁白。快到山顶的几个转弯，可真费了大劲！这几个弯子路面全是连山石，修路时留下的石棱太高，有的像地埂塄一样。一个高坎，石头上垫的土太薄，车轮上去一压，土向两边挤开，石棱显得更高了，加之雪越下越大，车轮一碾，雪消成水，与土和成了稀泥巴，只是打滑，车子上不了山。只好又用拖车的办法，用小吉普先拖小嘎斯车，民兵从车后推，上去一辆后，又用嘎斯车拖下一辆。飞雪纷纷扬扬，山顶上雪雾迷茫，寒风刺骨，推车的民兵汗流满面，浑身都是泥水，但谁也没有后退。我当时负责给车辆挂、解钢丝绳，手套很快磨破了，手被扎的流血，也顾不上包扎。县委麻副书记、武装部的干事、汽车队的段队长，车前车后的跑，指挥推车，嗓子几乎都喊哑了。两小时后，风停了，雪住了，车队也全部推上了甘树垭。
  从甘树垭往虞关走，比较顺利。车队转过水泉门，一路直下到沟口处。公路两边有用原木和柏叶搭建的彩门，爆竹声声，口号声声。车队过彩门后从铁路桥下的河滩穿过，直开到虞关供销社仓库背后停下。车上的民兵、驾驶员都到老虞关公社的院子里集中（该公社院落在1981年特大洪水时被冲走，现为虞关初中）。
  虞关学校的操场上挤满了赶参加通车典礼的群众，操场四周插满了彩旗，中间搭有一个简易舞台，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通车典礼。县委麻副书记在典礼大会上讲话，表扬了三个公社领导和自力更生、敢冲敢干的拼搏精神。武装部的带队千事和三个公社的领导先后讲话，对筑路专业队的民兵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全体群众敲锣打鼓，燃放爆竹，一片欢腾景象。
  通车典礼结束后，当地群众与筑路民工一同观看文艺节目。
  （注：此稿经采访老干部李国贤、穆应林等人，对一些细节核实后整理而成。）
  宝成铁路修建概况
  丁渤
  宝成铁路是中国一条从陕西宝鸡通往四川成都的铁路，全长668.2公里，是沟通中国西北与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由于宝成铁路的宝鸡至广元段几乎全部处于山区，由宝鸡出发后就需要先后跨越秦岭、巴山和剑门山，地势险要，因此工程相当艰巨，是新中国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铁路通过秦岭时，从杨家湾车站到秦岭大隧道直线距离只有6千米，但升高却达680米，即每千米上升110米。为了把坡度改为每千米只升高30米，能够通行火车，只能把铁路线反复迂回盘旋，在6千米的直线距离内盘绕了27千米。为了克服地势高差，以3个马蹄形和1个螺旋形的迂回展线上升，线路重列3层，高达817米，随后以2000多米长的隧道穿过秦岭垭口，进入嘉陵江流域。全线共完成主要工程量有：路基土石方7116万立方米；隧道304座，总延长84.4公里；桥梁1001座，总延长28.1公里；桥隧总长约占线路长度的17％，正线铺轨667.71公里。从开工到交付运营间先后发生严重的滑坡58处，崩坍272处，整治工程量及难度都相当大。
  宝成铁路全线有304座隧道，总延长84.42公里，而宝广段即有271座，占89.1％，总延长78.51公里，占全线隧道总延长的93％。长度在300米以下者197座，300～500米者30座，500～1000米者33座，1000～2000米者10座，2000米以上者1座（秦岭隧道），（陕西境内有隧道199座，延长59.46公里）多位于人烟稀少、交通困难的峡谷之中。铁路第二、第六工程局，隧道工程公司以及第四工程局的第一、第二工程处，第一工程局的部分工程队从多处齐头并进施工。在开工前，采用汽车、拖拉机、马车、架子车、简易架空索道以及驴驮、人挑抬背等运输方式，修建了大量的运输公路以及栈道、简易运料便道，并修建几处简易发电厂供施工照明用电，群策群力解决材料运输和施工困难。施工初期隧道月进度20.8米，1955年12月，秦岭隧道进口端月进度达到121.6米。
  宝广段完成路基土石方4687万立方米，挡土墙圬工41万立方米。在施工过程中，对土石方工程较大的工点，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采用大爆破的方法。修建观音山车站，需炸平四个山头，当时挖药室29个，装炸药142.8吨，1955年8月10日一次爆破成功，扬弃石方9.86万立方米，松动石方1.98万立方米。同时将1.2号山头的石方定向抛掷1.47万立方米，作为附近山沟的填方。这一爆破，使工期缩短6个月，节约人工8.2万工天，节约投资78.83万元，是中国铁路修建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大爆破。
  青石崖车站站场，原是边坡坡顶高达122米的三个山头和一条深沟。为修建站场，采用炸山平沟的办法，在三个山头挖药室36个，装炸药334吨，1955年9月27日引爆，扬弃石方8万多立方米，松动和填入山谷石方18万多立方米，缩短工期4个月，节约投资67.5万元。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郭洪涛、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亲临工地，目睹了这次成功的大爆破。
  负责这几次大爆破的主任工程师是唐友琦。在爆破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工程队长刘云和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观音山大爆破中，刘云和负责29个药室的装药、试验、检查，他钻进每个药室，检查装药，试验雷管电阻，检查了几百根电线，几百个雷管，对十二种炸药分别用嘴尝、火烧、水浸、日晒等办法试验，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检查完毕，一切就绪，就昏倒在工地上。他是在工地医院的病床上听到成功的爆炸声。
  在甘肃省两当县李家河三渡水工地，嘉陵江蜿蜒曲折，右岸各有马蹄状山脊突入江中，为此采取裁弯取直的改河措施，迫使嘉陵江为宝成铁路让路。仅李家河工点，22天内用劳力6459工天，挖药室装炸药269.76吨。经过大爆破，在河床设计界限内95％的岩石被爆落，其中14.57万立方米（占设计总量的84％）扬弃在河床设计界限以外，河水立即通过新河道流宝广段共建大桥42座，延长5.85公里；中桥58座，延长3.28公里；小桥523座，延长7.59公里（其中陕西境内共有桥梁401座，延长12.39公里）；涵管483座，横向延长10.2公里。桥梁基础工程除渭河大桥、嘉陵江1号、2号、5～14号大桥、三渡水等桥为沉井外，其他主要采用明挖扩大基础的方法，并首创更换土壤的方法，以改善基底承载力，节约基础工程量。但对浅基冲刷因素考虑不够，留下病害。桥梁上部建筑大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T形梁，跨越渭河、嘉陵江的较大桥梁，采用跨度24米、32米上承钢板梁及44米钢梁。在桥基条件优良并有石料的情况下，就地取材，建成115座144孔石拱桥。其中最长的深沙河石拱桥，由4孔25米及2孔20米组成，全长175.5米。跨度最大的松树坡石拱桥，由2孔38米组成，全长121.4米。这座桥仅拱圈的拱石即多达12580块，计924立方米，全部圬工数量达8400多立方米，重2万余吨。
  1955年2月，成都广元段通车到广元的同时，即从广元往北铺轨，当年12月过略阳，1956年5月铺轨到白水江；宝鸡往南1954年8月铺轨到任家湾，1956年5月过凤州，1956年7月12日，南北两端在甘肃省徽县谈家庄黄沙河桥（嘉陵江12号桥）接轨。至此，宝成铁路比计划提前13个月建成，其中宝广段正线铺轨346.8公里，站线铺轨72.4公里，设车站36个，建房屋9.85万平方米，通信线路348公里，信号28站，共计投资6.14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177万元。
  宝广段修建过程中，得到苏联和匈牙利的技术援助。由30多人组成的苏联专家组，包括施工组织、爆破、桥梁、地下铁道工程、工程机械、供电、变电所、接触网、机务等方面的专家以及两名匈牙利汽车专家，先后40多次到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宝成铁路成都-广元段，1955年10月1日正式办理运营。宝鸡-广元段1956年10月开办临时运营，1957年4月开办全国客货联运。1957年12月，国家对宝广段进行竣工验收，评为质量优良。1958年1月1日起正式办理运营。
  宝成铁路的建成，改变了“蜀道难”的局面，为发展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是沟通西北与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也是突破“蜀道难”的第一条铁路。
  （丁渤：徽县工商联民间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陇南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修筑江峡公路始末
  黄新梁
  是什么力量、什么条件修通江峡公路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打听寻找到了目前健在、当年曾经担任过修筑江峡公路副总指挥的柳林镇葫芦坝行政村村民黄兆德及柳林村何生林，公社退休干部彭树华，庙坪村柳庄郭德仓，姚庄邹李才、马贵仁等，听他们叙述了修筑江峡公路的全过程。
  一、环境条件
  1970年底前江峡公路蜗牛崖以北，世世代代居住着姚庄、庙坪、江口、磨沟四个行政村36个自然村的2774口人（1979年前数字）。四村出产着大量小麦、玉米、黄豆、棉花、花生等农产品。所有人畜出行和货物进出都是沿着蜗牛崖对面羊肠小道，依靠人背肩扛马驴牛驮运或搭建临时便桥通行，稍有拥挤或稍不谨慎就会掉入悬崖或数米深的河水当中。每遇暴雨涨河，当地群众少则六七天，多则十天半月不能通行。因此，当地群众和柳林公社党委政府迫切盼望能够早日打开一条四村通往外界的道路。
  二、筹建组织
  1970年，为了解决山区社队交通困难问题，徽县革委会决定采取“发动群众投劳，县上物资支持”的办法，修几条社队公路，其中就有柳林公社的柳林至姚庄（大河大队）公路（又称江峡公路）；当时柳林公社书记岳峰（1987年4月在天水病故）同志兼任江峡公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公社副主任陈绍俭（后调任徽县食品公司书记，1999年7月病故）同志兼工程第一副总指挥，公社武装部长孙效良（后调徽县城关镇任武装部长，2011年11月8日病故）同志兼工程第二副总指挥，原公社西沟大队（1982年地名普查时该村恢复为葫芦坝大队）主任兼民兵连长和团支部书记的黄兆德同志兼任该工程第三副总指挥。该同志政治思想好，年轻力壮，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由他兼任工程副总指挥，可以协调当时在该村建设国防106光缆厂的单位，为江峡公路工程提供车辆、炸药、钢钎、大锤等所需设备的支持。
  江峡公路建设要在悬崖峭壁上搭架、打炮眼、筑河堤，工程难度大，周期长。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和公路会战两不误，公社党委、革委会决定按全公社8500总人口的3％比例抽调了273个劳动力长期参加修路大会战。这273人原则按大队为单位分两个连和一个加强排，两个连共计十个排。一连连长是何光有（葫芦坝大队第一任民兵连长），第二连连长豆中荣（庙坪人、老红军），加强排排长是龚进让（江口大队副主任），副排长是卯存有。当时原则上各大队队长兼任民兵排排长，一排排长是葫芦坝大队长李俊民，二排排长是柳林大队长何生林，三排排长是谢坪大队长王哲贤、邵巨生（柳林任坪庄人，工程自始至终参与），四排排长是沙坝大队长卯存有兼，五排排长是磨沟大队长周居林，六排排长是峡口大队长杨俊民，七排排长是豆中荣（兼）、莫生荣，八排排长是江口大队长高玺，第九排排长是姚庄大队长邹李财，第十排排长是江口大队长李成喜。豆中荣负责调集姚庄、庙坪、江口、磨沟、杏树五个排（即五个大队民兵），黄兆德负责调集谢坪、柳林、葫芦坝三个大队民兵，龚进让负责调集沙坝、洛坝、峡口三个大队民兵。炮手有庙坪大队柳庄的郭德仓、庙坪的王东前、韩湾的仇中学、谢坪大队的王哲贤、峡口的侯金贵、江口的邓乔海和黎怀玉、姚庄的尹缠儿和陈恩有、葫芦坝的舒克俊和张西德，另有铁匠、钢钎手、做饭大师等专职人员。住宿睡觉一律在生产队的学校、牛圈、仓库、磨房和亲戚家里。
  各大队情况各不相同，经济状况也不相同，每个全劳力满分（劳动8小时）每天劳动日值0.8元至0.3元不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值逐步增加至0.4元至1.00元不等。为了便于核算管理和统一行动，一个大队办起一个集体灶，做饭用的燃料用开挖道路砍取的灌木柴解决，放工吃饭时每人带一些灌木回来。因为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且饭菜食用油少，所有抽调民兵每人每月自带小麦和玉米各15市斤，所在生产队同时必须保证给参战民兵每人每月补贴夏秋原粮各15市斤，集体个人合计60市斤原粮，实际加工磨成面粉是45市斤，同时生产队给每人每月补助3元人民币用于大灶油盐酱醋及调料。
  为了减少窝工浪费并能全线开工，指挥部经过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决定砍伐木头在蜗牛崖河道搭建30至35米的高架数个，并在悬崖峭壁上的灌木树上绑吊安全绳系在人身腰部进行手工打眼全线作业。夏天每天早上6点起床至6∶30军事训练，6∶30至7∶00吃早饭，7∶00至上午11∶30干活施工，11∶30至12∶00统一安装炸药爆破，吃午饭，13∶00至14∶00午睡，14∶30至18∶30与上午一样施工，晚上8时开会针对性的学习毛主席语录及相关文件，评比讨论每个民兵干活施工中的表现及存在的问题。当时中央对民兵建设工作抓得特别紧，县武装部也经常下来配合工地训练指导民兵工作，并为所有民兵配备了枪支弹药进行实战训练，有时下午分别组织民兵在江口、峡口开展篮球比赛活动，一方面调动了广大青年民兵的兴趣爱好，一方面提高了民兵的军事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劳逸结合，强化和加快了整个工程的进度和管理水平。施工责任到连，任务到排、到具体人，施工安全、工作量自始至终划定。徽县派工交局杨梓凯副局长监管质量，交通局技术员马文魁负责看管水泥，天水地委派王韶林同志任江峡公路技术指导。按照当时的计算和提出的奋斗口号，必须在1976年国庆节期间通车，实际是1977年工程竣工的。为了保证不半途而废，工程指挥部制订了相应的组织纪律措施，尤其1971至1972年两年全国提倡过革命化春节，这两年，每当黄豆收割结束小麦下种后即全部劳动力投入江峡公路施工，一直到次年春播前，主要劳动力定时定天请假收种。从谢坪大桥至峡口石崖处约8公里由葫芦坝、柳林、谢坪三个大队修筑，第二段从胡家山至大口井处主要由峡口、沙坝、洛坝、杏树四个大队施工。尤其从峡口上庄到江口磨沟对面人称“五里峡”处，由江口、庙坪、磨沟、姚庄四个大队施工，主要是凿洞工程，高度5米，宽度4至5米，长度450米，每天开会进行评比比赛进度。当时炸药非常紧缺，在支援炸药没有到位之前，大家都是按照传统方法配制炸药，按100市斤硝酸铵、300市斤锯末、3市斤硫磺的比例，将硝酸铵熬成糊状退火即加硫磺、锯末，冷却结成块状后，再在碾盘上碾成面状即成炸药。
  三、鼓励鞭策
  1974年4月，原甘肃省军区政委姚树英视察徽县农田基建时听取了公社、县上汇报江峡公路面临困难和问题，岳峰陪同姚政委实地查看了江峡公路施工现场，姚政委感慨地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过去，人民帮助我们打日本、推翻蒋介石、抗美援朝取得了重大胜利；今天面对悬崖峭壁，你们用人力手工凿出一条道路，了不起啊！”并随之表态：“我只有10万元审批权，15天后给你们配套60吨炸药、雷管及导火线，还有2吨钢锤、钢钎、钢材，但你们要立个军令状，多长时间竣工我来检查！”在工程最艰苦的1974年秋季，天水地委向省上做了汇报，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冼恒汉同志特地派来省秦剧团并一同前来进行慰问演出，由原天水地委书记周昌举陪同。周昌举问大家说：“为什么人都这样瘦这样黑啊？是否有病？”大家回答是劳动强度大干活晒的，其实是当时条件太差，工作累的原因。有关同志向汪峰书记汇报说工地经常有施工人员被石头擦破碰伤、石粉和放炮浓烟熏呛的情况，能不能搞一点药给这些同志治一下！这件事在一次会议上汪峰安排得到了落实。此项工程的艰巨和周期长引起了县、地、省的高度重视。1974年4月黄兆德被推举参加了为期15天的“全省公路战线英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介绍了整个工程的进行情况。1976年《甘肃日报》曾以“陇原公路战线上的一颗明珠”做了专题报道，记述了当时工程的盛况。1977年国庆节期间，天水地委副书记武修亮，水电局局长郭文秀，公路局局长郭爱民，徽县县委书记黄步祥，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黄凡宗，县革委会副主任郭建章，县武装部长张斗胜，县武装部政委裴继新、部长助理满喜才，柳林公社书记岳峰，县革委会主任陈绍俭以及居兴堂、张遵湖、杨书荣、黄克昌、杜如蒲、鲁国珍等同志参加了通车典礼。
  据不完全统计，修筑江峡公路历经七年时间，总共调动直接强壮劳动力597870个、间接劳动力5800多个，采集钢钎约40吨、大锤1000把（8至14镑不等）、炸药约600余吨、雷管40万枚、导火线30000余米，炸、撬、搬运石头约20余万方次（其中：凿、钻洞长450米×宽4.5米×高5米，可供康明斯货车通行），建暗桥一座，筑河堤18华里，挖土方约264000立方米。
  （黄新梁：原徽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副研究员、中国文化管理学会会员。）
  洛坝集团历史沿革初探
  陈革宁
  一、概述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县一家从事铅锌矿采选的民营股份制企业，现有员工700余人，其母体为成立于1992年的陇南洛坝铅锌矿，是陇南市及徽县重点骨干企业之一。先后荣获过中央文明委“全国文明单位”、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先进企业”和“甘肃省非公企业纳税大户”“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称号。自2002年始，连续5年入选“甘肃工业100强”，连续6年荣膺“陇南市明星企业”殊荣；多次被县委、县政府授予“财政贡献奖”。截止2008年底，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83557万元，上缴税费55805万元，为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捐资3508.17万元。
  二、企业的创建与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甘肃省陇南洛坝铅锌矿的创建、发展。
  1990年2月19日，徽县人民政府决定筹建陇南洛坝铅锌矿，经甘肃省计委甘工便字071号函批准，由陇南地区经贸处与徽县经委联办。同年8月27日，甘肃省陇南洛坝铅锌矿设立登记，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国营），隶属徽县经委、陇南地区经贸处。11月24日，西成小区办批准陇南洛坝铅锌矿立项。注册资本261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崔兴平。
  1991年5月，放线动工，主要是选厂（原料、选矿、脱水车间）土建工程、输电线路建设、尾矿库建设和厂区道路、临时办公室、宿舍、食堂、机修（车间）、材料库等配套设施建设相继动工。同期，地、县清理整顿矿山秩序，关停13家民采点，支付300多万元补偿费后，设采矿工区，依托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进行正规化矿山建设，由106队进行补勘。
  1992年8月，陇南洛坝铅锌矿建成投（试）产。生产规模为采选200吨/日，总投资1156.7万元。资金来源是在县政府拨给2万元筹办费基础上，主要通过销售自产矿石和银行贷款完成。1994年，选矿生产达产达标。当年完成采矿量61750吨，工业总产值达到1659.2万元，上缴税金208万元。
  1996年2月，经陇南地区经贸处批准立项，陇南洛坝铅锌矿进行矿山、选矿厂技改扩建。6月1日，技改扩建工程奠基。1997年6月，技改扩建工程竣工试产。总投资900万元，比一期工程节约投资356万元，比计划投资节约290万元，资金来源一方面靠银行贷款，一方面靠预收货款来完成。通过技改扩建，企业生产能力达到采选400吨/日。
  第二阶段：洛坝集团的组建与发展。
  1996年11月，经陇南地区体改委（1996）09号文件批准，徽县人民政府（1997）02号文件批复同意，由陇南洛坝铅锌矿、徽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责任公司（1995年8月成立，由陇南洛坝铅锌矿控股75％，12家股东单位总投资450万元共同组建，生产能力为年产粗铅3000吨。）、徽县兴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1992年7月，由陇南洛坝铅锌矿出资组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从事铅锌选矿药剂、工矿配件供销及陇南洛坝铅锌矿后勤物品的供应等。）为成员单位，组成股份制企业集团——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1998年8月28日，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国栋。
  1998年8月，将采矿工区改制为采业公司；10月份，汽车队改制成立运输公司；12月份，选矿厂的原料车间、浮选车间、机修车间合并改组成立选业公司。
  1998年11月，经徽县人民政府徽政发（1998）20号文件批准，徽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1952年创建，原为徽县机械修理制造厂，属国有企业。1998年改制为公司化运营，主要经营粮油专用设备制造及汽车、拖拉机、农机具修理、矿山选矿设备制造及建筑材料机械制造等）、徽县建新实业有限公司（后改名为甘肃建新实业有限公司，即现在的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8月1日，现已成为一家以投资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国内知名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加盟洛坝集团，成为其松散型成员单位。
  1998年11月，洛坝集团收购破产企业徽县电器厂，进行开发利用。
  1998年12月，徽县虎头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由陇南洛坝铅锌矿、徽县建新公司、徽县兴陇公司三家成员单位出资220万元，接收原军方矿点虎头山铅锌矿所组建，为股份制企业，由陇南洛坝铅锌矿控股，年产原矿4万吨）。
  1999年12月，徽县崖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由陇南洛坝铅锌矿、徽县建新公司、柳林镇沙坝村崖湾合作社共同投资组建，陇南洛坝铅锌矿控股，生产能力为年产铅锌矿石2万吨。）。
  2000年4月，甘肃宏宇有色金属冶化有限公司成立（由陇南洛坝铅锌矿与甘肃建新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出资258万元和172万元共同组建的股份制企业，生产规模为年产电铅10000吨。）。
  2001年1月，徽县金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由陇南洛坝铅锌矿、徽县虎头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徽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100万元，在收购的原徽县电器厂基本管理设施基础上组建的股份制企业，主要经营矿产品和农副产品的购销流通业务。）
  2001年2月，徽县宏大铅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由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靖江惠大冶化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44万元〈占40％股份〉和216万元〈占60％股份〉共同组建，生产规模为年产氧化铅、硅酸铅7000吨。5月22日一次性试产成功）。
  2001年2月，洛坝集团谢坪选业公司成立（由洛坝集团公司租赁柳林镇谢坪村徽县冶金选矿厂一分厂组建的直属分公司，生产能力为100吨/日处理量）。
  2001年3月，徽县哥尔德贵金属冶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由江苏如皋峥嵘冶化有限公司、洛坝集团控股子公司徽县金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共同出资，利用原电器厂厂房、场地建立生产车间，组建的股份制贵金属冶炼企业，年产白银20吨）。
  2001年5月，洛坝集团柳林选业公司成立（由洛坝集团租赁徽县柳林镇选矿厂组建的直属分公司，生产能力为处理原矿100吨/日）。2001年6月，选业公司进行100吨技改扩建，处理量由400吨/日扩大到500吨/日；同时，对原有400吨/日生产设备进行换型更新。
  2001年6月，在省、地、县清理整顿原民采点非法滥挖乱采的基础上，按照县委、政府的统一部署，洛坝集团组建护林护矿队进驻嘉陵镇通天坪，执行护林护矿任务，先后投资600多万元，恢复植被近600亩，栽植日本落叶松13万株、各类行道树2万多株。与此同时，积极依法办理各类证照，在取得探采权的同时，依托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科学设计，正规化建设与探采。投资430万元从嘉陵镇架设全长20.66公里10kv用电专线一条；投资6000万元进行采、选、冶生产设施及生活设施建设。11月，由徽县工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2002年取得了（转让）刘家坡区域探矿权。2003年3月，省林业厅以甘林资函字（2003）74号文件批复同意探采生产临时占用林地2.6公顷，期限2年。7月，陇南地区环保处颁发了环保设施验收合格证。10月份，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12月，徽县鸿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投产，由洛坝集团参股63％并控股，中信国安黄金公司参股37％联合组建，共同开发。同时，取得头滩子探矿权。时有员工200多人，生产能力为采选原矿300吨/日，采用全泥氰化炭浸工艺，设探采厂、多金属选矿厂等10个生产职能部门，年利税总额达2000多万元。
  2001年12月，徽县虎头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徽县崖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县政府对洛坝矿区西部8户矿山企业合并整顿、统一管理的要求，重组进入徽县沙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4月，徽县有色金属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宏宇有色金属冶化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办公，实行一体化运行模式。
  2003年11月，徽县宏大铅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3000吨技改扩建工程开工，由江苏靖江惠大冶化有限公司、洛坝集团、甘肃建新实业有限公司联合投资450万元。工期8个月，生产规模为年产铅盐化工产品20000吨。
  2004年8月，对柳林镇选矿厂进行技术改造，并进行扩建，原100吨/日的生产规模扩建为300吨/日。2005年1月1日正式投产，并更名为甘肃洛坝集团第二选业分公司。
  三、企业改制与资产重组
  2005年，根据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政策，经陇南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陇企改[2005]2号、徽县人民政府徽政发[2005]32号文件批复，由原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集体受让除鸿远公司以外的全部国有资产、无形资产及相关权益，并于2005年6月完成企业改制，经营性质为民营股份制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洛坝矿区的生产秩序，确保矿山安全生产，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减少资源浪费，为徽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按照陇企改[2005]2号、徽政发[2005]32号文件关于洛坝集团改制的批复要求，2005年10月，由甘肃瑞隆矿业有限公司、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进行了重组，公司名称沿用“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分别为甘肃瑞隆矿业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60％）、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40％），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张国栋。
  2006年3月，分别设立甘肃洛坝集团徽县采业有限公司、甘肃洛坝集团徽县选业有限公司（下辖5个选厂）。
  2007年3月，甘肃洛坝集团徽县采业有限公司、甘肃洛坝集团徽县选业有限公司注销，合并设立陇南洛坝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系洛坝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35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军。经营范围为铅锌矿勘查、采选、矿产品购销。
  2007年6月，洛坝集团设立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志忠，经营范围是农产品制造、食品饮料、保健品、生物制品研发购销（由于种种原因，该公司至今未正式上马）。
  2007年11月，甘肃省陇南洛坝铅锌矿注销登记。
  2008年7月，进行洛坝矿区资源整合及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经过重组，洛坝集团由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瑞隆矿业有限公司、徽县军徽有限公司、徽县兴达矿业有限公司四家股东单位组成。各股东的股份比例分别为甘肃宝徽实业有限公司占60％，甘肃瑞隆矿业有限公司占35％，徽县军徽有限公司和徽县兴达矿业有限公司共占5％的股权。原属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徽县沙坝矿业公司、徽县天洛矿业公司、柳林镇矿业公司的四个采矿权（权证）合并为一个采矿权（权证），相关权证由重组的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自2008年8月1日零时开始，洛坝矿区所有生产经营活动由重组后的洛坝集团统一管理，产品统一销售。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王军。
  重组后，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矿区和城区办公区生产管理机构按职能设置了九个部、室，分别为矿山工程部、选矿工程部、地质工程部、办公室、计划财务部、安全环保保卫部、供销储运部、能源质检科、化验中心。其中，矿山工程部下设四个采矿工区，分别为沙坝工区（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沙坝工区）、洛坝工区（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洛坝工区）、天洛工区（原天洛矿业有限公司采区）、田坝工区（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田坝工区）；选矿工程部下设八个选矿分厂，分别为一分厂（原天洛矿业有限公司选厂）、二分厂（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二分厂）、三分厂（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三分厂）、四分厂（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四分厂）、五分厂（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五分厂）、六分厂（原陇洛矿有限责任公司六分厂）、七分厂（原徽县兴达矿业公司选厂）、八分厂（原徽县军徽公司选厂）
  附：洛坝集团企业内刊《洛坝人》办刊述略
  甘肃洛坝集团公司作为市县骨干企业，多年来在抓好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内刊《洛坝人》的创办即是其亮点之一。
  2002年9月，陇南地区第九届企业文化联谊会在徽县召开，洛坝集团公司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承办单位，提前数月组织人员围绕会议主题作了诸多准备，除了积极筹办《洛坝之魂》《情系洛坝》两台大型文艺晚会，筹划职工艺术作品展览等活动外，为了更进一步地向社会各界充分展示企业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果和广大洛坝员工“开拓实干，团结奉献”的精神风貌，于会议召开前的8月份，将集团公司团委主办的《青年通讯》改为8开4版的《洛坝人》报，暂定为月报，由集团公司办公室负责主办，并于2002年8月28日洛坝集团公司建成投产十周年纪念日印发了创刊号（期数接续本年度《青年通讯》，编号第9期）。
  2003年3月，按照集团公司新一年工作安排中提出的要求，抽调和聘请专人在城区办事处三楼设立了《洛坝人》编辑部，购置了电脑、打印机等文印设备，自编自印，并缩短出报周期，由一月一期改为半月一期，印数1000份，送发范围扩大至县、市党政部门及省上有关厅局、兄弟企业等。
  2003年8月15日，在集团公司领导和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洛坝人》报扩版为4开4版，并交付印刷厂印制。与此同时，经过多日筹备，于9月份编辑印发了《洛坝人》文学专刊创刊号（96页，4封及中间4页铜版彩印，印量1000册，自2004年起，按季刊编辑送发）。
  2008年8月，根据企业实施资源整合资产重组后的形势变化，《洛坝人》文学专刊出至第二季度（2008年第2期，总19期）后停刊；8月8日，《洛坝人》报再次改版，由新闻纸黑白印刷改为双胶纸全彩印刷，由4开4版改作4开8版，由半月报改为月报。至2008年12月，共出刊143期。
  作为一份企业内部刊物，《洛坝人》一报一刊首开我县企业办刊之先河，在陇南及周边地区企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繁荣地方文化事业、培养文学写作队伍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值得一提的是，在《洛坝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徽县众多骨干企业相继搭建起自己的企业文化平台，自2007年起，先后有金徽酒业集团公司的《金徽》报及《卓越》文学杂志、宝徽集团公司的《宝徽报》、鸿远矿业公司的《金鸿远》、大华公司的《大华动态》等企业内部报刊先后创刊，使我县企业文化建设涌现起前所未有的高潮。
  （陈革宁：宝徽集团公司《宝徽报》主编）
  徽县酒厂更名记
  傅俊英
  徽县酒厂自1951年9月建立到2006年3月改制，在这55年的岁月里，曾八易其名。这一串名字，就好似一溜脚印，记录着徽县酿酒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地方国营徽县酒厂
  1949年12月4日，徽县全境解放，百废待兴。
  1951年9月，徽县人民政府在城关区先农街石桥村原“公信福”烧坊旧址上办起了地方国营徽县酒厂（人称第一酒厂）。当年生产大曲酒52.72吨，产值4.82万元。
  那时的酒厂虽然属于全民所有制，但不由国家统一管理，而隶属于徽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管辖。1953年成立了烟酒工业管理局和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开始对烟酒实行全国统一归口管理。
  地方国营徽县侯家坝酒厂
  1954年4月，在栗亭乡侯家坝村原“永盛源”烧坊旧址上，办起了地方国营徽县侯家坝酒厂（人称第二酒厂），占地面积24.3亩，建筑面积2875平方米。1955年产大曲酒28.2吨，工业总产值2.26万元，职工21人，全员劳动生产率1077元/人年。
  1958年，所产大曲酒定名为“金徽酒”，并以“金徽酒”瓶标包装销售。
  地方国营徽成县侯家坝酒厂1958年4月，两当县并入徽县。同年7月，徽县与成县合并，称“徽成县”，厂名叫徽成县侯家坝酒厂。1959年4月28日地方国营徽县酒厂，并入地方国营徽县侯家坝酒厂。1959年，原成县红川酒厂并入地方国营徽县侯家坝酒厂，作为一个车间，委派周忠贤同志任车间主任。1960年，原成县西关酒厂并入地方国营徽县侯家坝酒厂。年产金徽酒295吨，产值23.5万元。
  1960年3月，登报声明正式使用“黄龙牌”商标。
  恢复地方国营徽县酒厂
  1961年12月30日，撤销徽成县，恢复徽县、成县、两当县建置。
  厂名也恢复地方国营徽县酒厂。此地方国营徽县酒厂厂址在侯家坝，原地方国营徽县酒厂厂址在城关区先农街，其规模今非昔比。
  1962年，实施行业归口管理，地方国营徽县酒厂归甘肃省轻工业厅管辖。
  1963年，甘肃省轻工业厅授予金徽酒为“甘肃省优质酒”（地方名酒）称号并颁发证书。
  是年，年产量187吨，产值14.5万元，实现利润2.7万元，上缴税金33.9万元。
  甘肃省徽县酒厂
  1964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三日），一场洪水冲毁了侯家坝厂址，损失了16.12万元。
  同年，甘肃省轻工业厅拨款25.3万元，作为迁厂资金。新厂址选在伏家镇刘家庄南，在这里征徽县良种场的土地32亩，按年产“金徽酒”300吨的能力建新厂。1965年3月份，徽县酒厂搬到了新厂址。更名为甘肃省徽县酒厂。那时全厂有职工64人，是年，产金徽酒253.4吨，产值20.33万元，利润12.18万元，税金32.6万元。
  1967年元月，由甘肃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承担酿酒技术指导的“试验酒”试制成功。
  甘肃省地方国营徽县酒厂革命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甘肃省地方国营徽县酒厂革命委员会粉墨登场。在雾霾笼罩下的徽县酒厂，生产力遭到破坏，生产经营停滞不前。1966年金徽酒的产量、产值、利润、税金分别是324吨、25.9万元、21.1万元、54.2万元。十年动乱后的1976年，分别是601吨、106.4万元、20.2万元、101.8万元，更可叹的是其中利润为负增长。
  1976年管辖权下放到徽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工交办公室。
  恢复甘肃省徽县酒厂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十年至此结束，“革命委员会”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终于寿终正寝。
  1977年9月，由笔者承担工艺和设备设计（或选型）并负责工程管理的酒精车间建成，使“二回酒”由1977年的产量235吨，利税105.9万元，分别增加到1980年的产量999.4吨，利税206.8万元。
  1977年9月，县“革委会”批准将“试验酒”定名为“陇南春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徽县酒厂的发展步伐加快了。
  1979年11月28日，由笔者承担工艺设计并负责工程管理的陇南春酒车间建成投产，使陇南春酒的产量由1979年的8.3吨，增加到1981年的101.3吨，扩大了12倍，从此开始批量生产。
  1980年8月12日在该车间安装了徽县酒厂有史以来第一台吊车。不久，由笔者设计的“友谊”牌陇南春酒上市了！。
  1981年5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注册了由笔者设计的“金徽”商标。
  1982年7月11日，由唐进铭同志负责土建管理，由笔者承担工艺和设备设计（或选型）并兼任建窖试产领导小组组长的大曲酒车间投产，又使陇南春酒的产量由1981年的101.3吨，增长到1984年的552.3吨；金徽酒的产量由1982年的616.6吨，增长到1984年的846吨；利润由1982年的86万元，增长到1984年的180.01万元；税金由1982年的190万元，增长到1984年的385.8万元，均翻了一番。该车间陆续安装了由笔者负责设计（或选型）的双梁桥吊、活甑桶、冷却器和晾〓机各4台（套），使酿酒操作全面实现了机械化。
  经过30多年的建设，老厂区占地扩大到72亩，建筑面积达到24067平方米，其中生产性13716平方米，生活性10351平方米。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陇南春酒500多吨，金徽酒1000多吨，其它酒1500多吨。
  1982年11月3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注册了由笔者设计的“陇南春”商标。
  1983年元月21日，谢克义同志任甘肃省徽县酒厂厂长，杨万春同志和笔者任副厂长。
  在1983年8月，召开的全省白酒质量评比会上，陇南春酒保持着甘肃省优质产品的光荣称号。金徽大曲酒（金徽系列酒中之佼佼者）被评为其他香型白酒质量第一名。“二回酒”评为其他香型第二名。
  1984年1月中旬，谢克义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李发林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984年8月，陇南春酒和金徽大曲酒再次荣获甘肃省优质产品光荣称号。同年9月，陇南春酒和金徽大曲酒，参加轻工业部举办的全国白酒质量大赛，并于同年12月，双双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并获铜杯奖。至此，自1978年8月4日由笔者任组长的科研组成立开始，1983年8月12日，谢克义同志兼任组长，杨万春同志和笔者兼任副组长的创优领导小组接续工作，经过6年多的辛勤努力，创优工作获得成功。
  1984年冬，由笔者负责设计的琵琶形青瓷瓶陇南春酒面市。1987年，参加了全国包装改进成果展览会，得到高度评价。
  1985年6月，徽县酒厂与徽县内6家工业企业结成松散的“金陇联合开发董事会”联合体。
  1985年7月20日，由姚成林同志任甘肃省徽县酒厂扩建指挥部总指挥，笔者和段柏林同志任副总指挥，由笔者承担工艺和设备设计（或选型）并负责工程管理的甘肃省徽县酒厂扩建工程，破土动工。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第一栋酿酒厂房就于1987年的5月17日投产了，并于1987年7月30日产出第一桶合格的陇南春酒，其余三栋厂房也陆续投产，并做到投产试车一次成功！酿酒机械化的适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在国内酿酒界屈指可数，其双甑式操作法在国内独树一帜。
  扩建征地203.8亩，建筑面积43290平方米，其中生产性33977平方米，生活性9313平方米。实际生产能力年产陇南春酒3000吨。
  1986年3月31日陇南地区行署将徽县酒厂提升为县级建制。
  4月11日，谢克义同志任甘肃省徽县酒厂厂党委书记。李发林同志任工会主席（副县级）。
  5月19日，杨万春同志任厂长；傅俊英和段柏林二同志任副厂长。
  甘肃陇南春酒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企业名称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记号，而是实力和信誉的载体。因此，企业名称理应与时俱进，方能适应其发展的需要。时光跨进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许多名酒厂，相继以酒名命名厂名，以提高其知名度。1988年元月，甘肃省徽县酒厂更名为甘肃陇南春酒厂，地方国营改为国营。1989年4月，在原“金陇联合开发董事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从酒粮种植、原材料调运、包装物加工到产品经销的“一条龙”横向经济联合体——“甘肃陇南春工贸集团公司”。
  1991年甘肃陇南春酒厂晋升为国家大型二档企业。
  截止1991年年底，大曲酒年产量已达到6143吨，工业总产值达到4400.5万元，职工人数达到1238人，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35545万元/人年，利润达到363.6万元，税金1647万元。
  1992年7月1日由杨万春同志兼任技改领导小组组长，谢克义同志兼任副组长，由笔者承担工艺和设备设计（或选型）并负责工程管理，耿增辉同志负责供应，唐进铭同志负责财务的技改工程破土动工，到1996年11月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财务摊销给技改工程的利息、宣传费等）2682.8万元，基本建成。征地51.1亩，建筑面积31038平方米，其中生产性22814平方米，生活性8224平方米。建成后年产量可新增4000吨：其中陇南春酒1800吨，金徽酒700吨，其他酒1500吨。
  至此，全厂占地达到326.9亩。建筑面积达到98395平方米。年产量达到万吨白酒，其中：陇南春酒5300吨，金徽酒1700吨，其他酒3000吨。
  甘肃陇南春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2月24日，崔兴平同志任甘肃陇南春酒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7月21日，甘肃陇南春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崔兴平同志任总经理，笔者和耿增辉同志任副总经理。
  1998年10月13日，公司成立了新产品开发领导小组，崔兴平同志兼任组长，笔者兼任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新产品开发工作进入有组织、有计划阶段。先后开发出陇酒王、老金徽、陇南玉液、双喜陇南春等多个新品种。产品品种形成陇南春酒系列、金徽酒系列、新工艺白酒系列和滋补保健酒系列等4大系列，30多个规格和品种。
  甘肃陇南春酒业一跃而为全国大型的现代化的花园式酿酒企业。厂区合理的布局，优美的环境，国内绝无仅有。
  2000年元月6日，笔者任甘肃陇南春酒业公司总工程师。
  甘肃金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6年3月甘肃陇南春酒业公司（简称陇南春酒业）整体改制为民营企业甘肃金徽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徽酒业）。从此，徽县的酿酒业进入了又一个新境界。金徽酒业以其拥有的“金徽”品牌而命名。
  “金徽”品牌是经过六十多个春秋持久的努力与奋斗打造出来的，其品质值得广大消费者认同与信赖。金徽酒是轻工业部优质产品，是徽县人民世代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徽县人民的荣誉与骄傲。
  “金徽酒业”之名，充分反映出该公司的地域文化特性；其名在华夏大地上是独一无二的；“金徽”的意境很美，每当提起“金徽”时，便可使人们联想到“金徽县”——个自然环境优美，风光旖旎，物产丰富的“陇上江南”；由“金徽”和“陇南春”两个荣誉品牌，清楚地表明“金徽酒业”和“陇南春酒业”的连续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当人们看到“金徽酒业”时，就一望而知该公司经营的产品；“金徽酒业”好读、好记，它已牢牢地扎根于广大消费者的心目当中。
  “徽酒”情
  竹木葱茏花烂漫，道路宽阔清流湲。
  建筑幢幢均亮丽，设备台台誉酿坛。
  争奇斗艳皆好手，玉液琼浆冠陇原。
  锐意改革谱新曲，惠风和畅春满园。
  （傅俊英：原陇南春酒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关于“徽酒”部分产品名称、包装和商标的设计
  傅俊英
  所谓“徽酒”，即徽县所产之酒。
  我在徽县酒厂工作期间，曾承担“陇南春”酒的命名、“友谊”牌陇南春酒包装装潢的设计、“金徽”商标的设计、“陇南春”商标的设计、琵琶形青瓷瓶陇南春酒包装的设计、参与老金徽酒和陇南玉液酒等包装的设计。
  一、“陇南春”酒的命名
  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徽县酒厂在甘肃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酿酒技术人员卢国胜、倪汝敬和张月华三位同志的指导下，经过8个多月的试验，试制出浓香型大曲酒，当时叫“试验酒”。因其风格独特，质量上乘，倍受消费者的青睐。但使人遗憾的是这样好的酒，却没有一个好的名字。联想到五粮液酒的前身叫“杂粮酒”，1929年当地有个文人叫杨惠泉，经常喝这种酒，喜爱其醇美芳香。但总觉得酒名有些不雅，便建议更名为“五粮液”，取其系五种粮食酿造之意，自此，五粮液酒声名鹊起，身价百倍。
  自1975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要给“试验酒”起个什么样的好名字呢？起先我一直在“泉”上做文章。我厂酿酒用的水是泉水，水质甘冽清爽，水量大、旱不涸、涝不溢，人们把它称作“海眼”，即大海的眼睛，深不可测，直通大海。我厂之所以能酿出美酒，除具有精湛技术的职工外，就是仰仗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和泉水。于是我设想了“甘泉酒”“古泉液”“陇泉香”等酒名。接下来我又在“陇”字上打主意，“陇”是甘肃省的简称。我厂在全省酿酒行业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设备最先进、产品质量最优、效益最好、给国家贡献最大。于是我设想了“陇花酒”“陇春酒”等酒名。后来我想到徽县地处陇南山区，就从“陇南”起酒名（当时还没有设置“陇南地区”），起了“陇南香”和“陇南春”二名。
  “陇南香”意为陇南所产美酒，香飘四海，誉满五洲，但此酒名有酒精勾兑调香酒之嫌。“陇南春”字面的意思是陇南所产之酒，“春”在唐代即“酒”（杜甫《拨闷》诗：“闻道云安曲米香，才倾一盏即醺人。”）寓意是陇南的春天，风光绮丽，莺歌燕舞，百花争艳，一派欣欣向荣的“陇上江南”景象。斟酌后认为，此名较雅，胜于上述诸名。1975年夏，我将“陇南春”酒名推荐给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工业办公室，1977年9月，徽县“革委会”正式批准使用“陇南春”酒名。
  二、“友谊”牌陇南春酒包装的设计
  “陇南春”酒名正式使用后，厂领导李震同志安排我负责搞包装。当时国际形势是和平与友谊的东风吹散了冷战和对峙的阴霾，体育团队交流，国家首脑互访；国内“四人帮”被粉碎，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人扬眉吐气，个个喜笑颜开，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在这种形势下，正是陇南春酒推向全国、走出国门的大好时机，使陇南春酒成为友谊的纽带，友好的使者。于是我创意了“友谊”牌商标，以“友谊杯”为标志，当时国家还没有恢复注册商标。瓶标图案以草绿色为底，衬托出四周生气勃勃的玉枝金叶，呈现出陇南美丽富饶的景象，使陇南春酒既象征友谊又具有浓厚的“陇上江南”地方特色。
  不久，“友谊”牌陇南春酒便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消费者见面了！只见它翠绿的酒瓶，贴着新颖的瓶标，瓶口戴着金色的王冠，通身碧绿滴翠，象征陇南四季如春、绿水青山，郁郁葱葱的秀美景象，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1978年甘肃省旅游会议上，陇南春酒被定为我省旅游产品之一，1981年荣获省优质产品称号。自此“友谊”牌陇南春酒便以地方名酒的身份出席各种宴会，款待中外来宾，备受客人的青睐。在包装装潢的设计中，得到兰州三毛厂王兰江同志的协助。
  三、“金徽”商标的设计
  众所周知，金徽酒产自位于徽成盆地的徽县。这里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畔，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当地人形容自己家乡的这块土地像金子一样金贵，誉为“金徽县”。金徽酒因地而名。1958年始用此名，并用“金徽酒”瓶标包装销售。
  1960年登报声明使用“黄龙牌”商标。1963年，甘肃省轻工业厅授予金徽酒“地方名酒”称号。“金徽酒”1963年注册的商标是一枚有“金”字的奖章。1980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轻工业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关于改进酒类商品商标的联合通知》规定：“酒类商标应当同其特定名称统一起来”。“金徽酒”商标与酒名不相统一，为此，厂领导李震同志让我办理此事。1980年11月中旬，我着手新商标的设计。要把“金徽酒”商标与酒名统一起，不外乎有两种方案：一是改酒名让新酒名适应已有的商标。此方案虽然简便，但其结果是会使已深深扎根于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金徽酒将从此永远消失。金徽酒是徽县人民世代劳动的结晶，是徽县人民的骄傲！作为徽县人民一员的我，只能责无旁贷地来保护它，而无权使它受到丝毫的损害，理所当然地这个削足适履的方案不能考虑。二是停用已注册的商标，重新进行设计。新商标如何设计？这里有一个原则，我始终牢牢地把握住，这就是“金徽”二字在我心中重千钧，我不但要保护好它，而且要让它发扬光大。起初，我尝试以“金徽”字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但图案不美观，寓意也不清晰。于是我又在“金徽”两个汉字上做文章，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金徽县”。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生活、工作在这块土地上，我的事业在这里，我的理想也在这里，我已深深地扎根于这块土地，并已融入了它，它给予了我博大的爱和温暖，我热爱它！于是我的灵感立即涌上心头，“金”字呈三角形，“徽”字呈四边形，二字叠起就呈五个角，若以“金徽”二字组成一个五角星图案作为商标，不是很好吗？这个图案寓意是金徽酒的品质，恰似一颗耀眼的金星，光芒四射，誉满神州。有了商标，就考虑金徽酒的瓶标。经过推敲，我认为原有瓶标已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消费者心目中，没必要重新设计。其瓶标是以鲜艳夺目的红色为底，以金黄色麦穗、高梁和豌豆组成的图案，烘托出“金徽酒”三个大字，象征金徽酒是由纯粮酿造而成，质量是值得信赖的；寓意五谷丰登的喜庆景象，使人们对美丽富饶的徽县所产美酒，倍加喜爱和信赖。
  “金徽”牌金徽大曲酒是金徽酒系列中的佼佼者，在广大消费者中久负盛名。金徽大曲的瓶标，采用大面积金红，突出表现喜庆和热烈气氛，“金徽大曲”四字套金边和配金色拼音字母，增加名贵感，两旁饰散花飞天，体现甘肃地方风情。
  1981年5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注册了“金徽”商标，注册号码为：146751号。
  1984年，“金徽”牌金徽大曲被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同年12月，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并获奖杯。“金徽”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四、“陇南春”商标的设计
  依据《关于改进酒类商品商标的联合通知》精神，“酒类商标应当同其特定名称统一起来”。“友谊”商标与“陇南春”酒的特定名称不相统一，因此，停用了“友谊”牌，重新设计“陇南春”商标。开始，我先创意“陇南”牌，设计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陇南”二字组成一个园形图案，这个图案笔画较多，较繁琐，也不醒目。第二个图案是以“陇南”二字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组成“山”形图案，这个图案，由三个山峰组成，稳重、挺拔、匀称。但遗憾的是这个图案只有青山，没有绿水。如果引入绿水，就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受嘉陵江上徽县黄沙河段江湾美景的启发，灵感油然而生，于是我索性把“春”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C）加在“山”形图案四周，让它成为围绕青山的绿水，于是“陇南春”商标就诞生了。这个图案充分地反映出陇南地区绿水青山的“陇上江南”美景，青山秀美，绿水长流。
  接下来开始设计瓶标。瓶标采用白底、金花纹、黑字和少许的红色，在瓶标边缘和瓶脚饰以金色，以加强“陇南春”酒的名贵感，底纹是托盘散花的飞天，以加强甘肃地方特色，整个瓶标给人以清秀高雅感，既表现出陇南春酒清纯似玉的品质，又突出了地方特色。
  “陇南春”商标在上报时，嵌入了“陇南春”三个汉字，但其图案的整体性未变，寓意依然。未嵌入汉字的图案，后来作为甘肃陇南春酒厂厂徽，广泛应用，给企业增光添彩。
  1982年11月3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注册了“陇南春”商标，注册号码：165710号。
  五、琵琶形青瓷瓶陇南春酒包装裝潢的设计
  白酒包装装潢是白酒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白酒进入销售市场的重要条件，科学合理的包装能起到保护、美化、宜传，便于储运和销售的作用。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尤其适应我省旅游蓬勃发展的需要，我厂拟推出高档次陇南春酒新品种，要求包装装潢素雅大方、名贵典雅。为此，1984年9月至10月初，我厂分三次在《甘肃日报》上征集高档次陇南春酒的瓶型、瓶标、纸盒图案，要求取材“丝绸之路”，立意友谊、积极、向上。我们陆续收到来自甘、陕、苏、赣等省的120件稿件。对这些业余爱好者的作品，我们按照要求，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评选，遗憾的是由于要求较高，评选结果没有理想者入选。
  设计在没有征集到理想图案的情况下，厂长谢克义同志让我负责，我时任副厂长，分管质量等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1984年10月13日至11月7日，我去江苏找制作单位。瓶形我设计了三款琵琶形，有圆形、方形和扁形。为什么我要创意琵琶形呢？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反弹琵琶”的提法，琵琶造型又非常优美，所以我选择琵琶造型作为瓶形。由宜兴青瓷厂负责制作。这三款式样都非常漂亮，叫人爱不释手，厂长决定先生产方形瓶。之后，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圆形琵琶形酒瓶被广泛使用。
  包装盒由我创意，由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美术系陈新华同志绘制。其说明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同谷书画院名誉院长刘九畴先生生前所书。由南京一轻美术设计研究所负责制作。
  无论琵琶形酒瓶上的浮雕，还是纸盒上的图案都取材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莫高窟中第112窟有一壁画《西方净土变中舞乐》中部一伎，是壁画中许多反弹而舞的造型之中最优美者。能以莫高窟的瑰丽画卷美化陇南春酒包装装潢，无疑将会抬高其身价。我在设计时，将男像改成女像，这样会给人以更加亲切、更加温柔的感觉。反弹就是拼搏，反弹就是脱俗，反弹就是创新。整个创意充分反映出徽县酒厂人的精神风貌和我省文明古老的风情。
  酒瓶材料为青瓷。青瓷以素净雅致、晶莹清丽的特色著称于世，为人们所珍爱，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宜兴青瓷，釉色中泛蓝，苍翠欲滴，晶莹明丽，清澈温润，宛如岩峰翠色，似玉如冰，堪称瓷中翡翠。
  陇南春酒的新包装，提高了它的声誉，为占领国内市场，走出国门，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1987年，琵琶形青瓷瓶陇南春酒，参加了全国包装改进成果展览会。同年5月20日，甘肃省包装大检查领导小组以甘包检字（1987）4号文《关于清结参加全国包装有关事项的通知》称：“全国包装观众对甘肃展品评议：陇南春酒青瓷琶琶瓶型，包装古雅，为产品增添光彩；徽县酒厂是我省重视包装改进突出企业之一。”
  由于创意新颖、瓶形优美、瓷质素雅、图案形象，很多人喝完酒都把酒瓶作为花瓶，有的饭馆把包装盒作为筷筒。
  六、老金徽酒包装装潢的设计
  1998年10月13日，陇南春酒业公司成立了新产品开发领导小组，总经理崔兴平同志任组长，我（时任副总经理）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产品开发工作进入有组织、有计划阶段。我们开发出陇酒王、老金徽、陇南玉液、龙首潭、双喜陇南春、嘉乐思等多个新品种。
  “老金徽”酒包装装潢的设计，要反映出一个“老”字。“老”就是以传统工艺生产的老品种，“老”就是储存期长、质量优良的品种。
  酒瓶采用透明玻璃瓶，瓶盖采用红色塑料盖。瓶标大红底，四周加金边，“老金徽”三个白字加黑边，顶部书“历史名酒”四字，下部在金底上书公司名和地址。颈标为红底金边，上书“历史名酒”四个金字。瓶颈吊金色“金徽”吊牌。包装盒的下部是黑色酒坛图案，酒坛上盖大红色盖布，古朴典雅，体现出的一个“老”字；包装盒的上部是具有富贵感的浅黄色底，上印有褐色的反弹琵琶老金徽酒图案，既有名贵感，又体现出甘肃风情；“老金徽”三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字体，用笔丰腴跌宕，苍劲有力；包装盒最下印有“中华老字号”，包装盒两侧和背面图案同正面，并且四面图案连续。
  上市后，老顾客有“久别别重逢”之感，新顾客有“相见恨晚”之情。
  七、陇南玉液酒包装装潢的设计
  “陇南玉液”酒包装装潢的设计，体现一个“秀”字，“秀”就是酒质优秀，“秀”就是包装装潢秀美。
  酒瓶采用透明玻璃瓶，分琵琶形和圆形两种。琵琶瓶的瓶盖是金色中长防盗金属盖，圆瓶盖为亮红色双防塑盖。瓶标嫩黄底，“陇南玉液酒”五字为大红色，系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字体。酒名以牡丹花烘托，牡丹花，国色天香，富贵高雅；瓶标四周金边。颈标正中为金色优质证章。包装盒中部是“陇南玉液酒”酒名，下部是牡丹花图案，上部是嫩黄色底印浅色牡丹花纹样；整个包装装潢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富贵、高雅、优美、名贵。陇南玉液酒的出现，宛若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凭添一道亮丽的景色。
  老金徽酒和陇南玉液酒的包装装潢设计，由总经理崔兴平同志、质量处处长雷喜成同志和我共同完成，并得到广东省佛山市太阳印务公司的协助。
  结束语
  饮用佳酿，除了品评美味，还要欣赏其包装装潢，所以我们提出“好酒更须好包装”。俗话说“人靠衣裳，酒要包装”。一个优美的瓶型，一个上乘的包装装潢，一个独特的创意，就足以使消费者饮兴倍增。所以，酒的包装装潢，不仅起到保护、方便使用和传递信息，而且起到提高审美价值的作用。优秀的包装，间接地提高了酒的品位，使消费者产生心灵的愉悦，从而实现了酒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价值。
  敢用新法酿琼浆
  傅俊英
  1974年，天水地区粮食部门给徽县酒厂调入1500吨红薯干，以后又陆续调入大量红薯干和伊枣。起初我厂仍沿用传统的固态发酵法进行生产，所产的酒不但带有浓重的腐薯臭味，质量差，不受欢迎，而且出酒率也较低。于是我向厂领导和县工交办公室建议大胆地采用新工艺进行生产。新工艺就是走液态法发酵的路子，以红薯干（也可以用伊枣或玉米等）为原料，先生产出标准的饮料酒精，再以大曲酒酒糟培养的香醅进行串香，经过储存、勾兑后出厂。新法生产出的酒不但具有大曲酒的风味，而且出酒率远远高于传统工艺。领导欣然采纳，决定建酒精车间并让我承担设计和负责建设。
  为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使设计精益求精，尽善尽美，高质量地生产。从1974年12月9日，我单枪匹马到陇西酒精厂、甘南乳品厂、省轻工科研所、兰化设计院和兰州制酒厂等单位考察取经，学习他们的经验，也了解他们走过的弯路和教训，如某厂蒸馏釜未安装减压阀，偶遇突然停汽，釜内压力骤减，形成负压状况，造成蒸馏釜被吸瘪；又如某厂发酵车间，人员呼吸费力，是因车间通风不畅，二氧化碳浓度较大造成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我厂酒精车间的设计中，都被予以充分考虑。
  土建设计由县建工队刘兰祥同志承担。1975年5月7日，由一机部兰州工程处承担的设备制造开工，5月底，由徽县建工队承建的385平方米的厂房破土动工。与此同时，人员培训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75年6月26日，由厂党支部书记孙志国同志带队，我任技术辅导，粉浆工段邢进国同志、蒸煮与糖化工段张志勤和赵文轩二同志、发酵与酒母工段柴宝璋同志、制曲工段王德成同志、蒸馏工段李万林和崔书兰二同志、化验员徐美茹同志等10人，赴河北省昌黎县果酒厂进行培训，9月18日，返程。
  回厂后即参加设备安装，共安装设备41台（件），装电机27台，总容量136.1千瓦。经过两年多的拼搏，酒精车间建成并于1977年9月，顺利投产，试车一次成功，生产出合格的饮料酒精，酒精出率接近国内先进水平。
  我所设计的精馏塔是最先进的浮伐塔，它具有生产能力大，操作稳定，气液接触好，操作弹性大，效率高，结构简单，加工、安装和检修均较方便，并具有省材料、造价低等优点。投产后，经专家评定认为：“工艺设计合理，设备先进，已达到国内同类酒精生产线的先进水平”。为指导操作，我写了5.04万字的《酒精生产技术资料》。
  建设中得到省轻工科研所卢国胜同志、陇西酒精厂杨世英校友、山东省济南酒精厂袁俊杰同学、天津酒精厂赵俊川同学、湖北省襄樊酒精厂苗占枝同学等诸位的多方面帮助。在设备安装和试产阶段，陇西酒精厂派邵有深、王丕忠和张万祥三位师傅协助。
  酒精车间的建成，给生产二回酒提供了优质的饮料酒精。我厂采用两步法工艺：首先在底锅中加入酒精和黄水等培养液，通过培养的香醅（或金徽酒的回醅）串蒸产酒；所产之酒经储存后进行勾兑，调人金徽酒的酒头、酒尾和部分金徽酒，达到标准后，便可出厂。用这样工艺生产的新工艺白酒属清香型，香正、甜爽、醇和、味净，质量今非昔比。同时，大大地提高了出酒率。
  这种新工艺白酒，具有大曲酒的风味。它的出世，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新产品，在销售过程中，深受欢迎。
  酒精车间的建成，使二回酒的产量由1977年的235吨、利税105.9万元，增加到1980年的产量999.4吨、利税206.8万元。自此，销量扩大，效益猛增，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可喜的社会效益。
  1982年以来，徽县酒厂广泛调查市场信息，虚心听取用户意见，在狠抓陇南春酒和金徽酒质量的同时，又狠抓了二回酒的改型提质。一是在二回酒中兑入一定比例的陇南春酒，这样不但大大提高了内在质量，而且把香型由原来的清香型改为淡浓香型；二是改散装为瓶装，经过工艺改革，上市后得到好评。
  1983年8月在全省白酒质量评比会上，二回酒被评为其它香型第二名，仅次于金徽酒。因此，有人叫二回酒为“二徽酒”。
  徽县酒厂扩建记
  傅俊英
  甘肃省徽县酒厂的扩建工程自1985年7月20日破土动工，至1990年11月30日圆满完成，历时5年多，投资2105万元，这在当时是徽县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徽县各级领导和各部门工作人员都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力量，徽县广大人民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殷切的期望。我时任徽县酒厂副厂长兼扩建指挥部副总指挥，有幸亲历了从论证、考察、立项、征地、设计、施工，一直到生产的全过程。
  省委、省政府提出关于“七五”期间食品工业“西糖东酒”（河西遍植甜菜，发展制糖业；天水地区发展名优质白酒生产）的布局。天水地委、行署积极推进这一决策，提出大力扩大徽县白酒的规模，充分利用徽县优良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泉水和雄厚的技术力量等适宜酿酒的优势，加快发展优质白酒生产，使徽县源远流长的酿酒业，在新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繁荣市场。
  一、前期准备工作
  1.项目的确立
  县政府于1984年7月16日至17日组织了扩建项目论证会。会上，我介绍了工艺要点、设备设计（或选型）。与会人员热烈发言，各抒己见，对扩建工程的必要性、技术的先进性和经济的合理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科学论证，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县上领导组织了考察组，人员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车继邦、副县长姚成林、天水地区行署工交处酿酒总工程师吴璧、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谢克义、我（时任副厂长）和计财办主任唐进铭等六人，于1984年7月22日至8月16日，赴北京中国白酒协会和中国白酒协作组浓香型第一分部江苏洋河酒厂考察取经，他们无私地给予指导，慷慨地提供资料。
  多年来，我们曾赴多家兄弟厂参观学习，在酿酒工艺、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酿酒设备、厂房建设、三废治理、环境美化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博采众长，完善自我，并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吸收在徽县酒厂扩建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当中，使之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在广泛调查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甘肃省徽县酒厂于1984年9月20日给省轻工业厅、省计委、省经委上报了《甘肃省徽县酒厂第一期扩建新增陇南春酒年产量2500吨的设计任务书》。省计委和省经委于1984年10月26日以甘计工（1984）437号文予以批准。随即，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地形测量（由核工业部西北二一三测量队承担）、工程地质勘探（由兰州有色金属建筑研究院承担）、工艺设计（由我承担）、土建设计（由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承担）和成本核算（由唐进铭同志承担）等初步设计工作。
  2.扩建指挥部成立
  县委于1984年12月10日发文，成立了甘肃省徽县酒厂扩建指挥部，任命副县长姚成林兼任总指挥。县政府于1985年2月27日发文，任命我和段柏林为副总指挥。我们深感任务光荣而责任重大，我们肩负着县领导的信任和全县人民的嘱托，我们将恪尽职守，不辱使命。
  3.厂址选择
  建酒厂选址，有几个原则：一是水质必须适宜酿酒，且水量丰富；二是地下水位低，不仅利于施工，也利于正常发酵；三是地势平坦，便于建筑物布置；四是土层结构好，承载力大，便于施工；五是交通便利，利于原材料和成品酒的进出，降低运输成本；六是四周开阔，给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1985年4月3日，由副县长兼扩建总指挥姚成林牵头，成立了征地领导小组。
  先后看了刘家庄、县良种场和前进队，但都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县领导的协调，贺店行政村的群众对征地态度积极，思想统一。尤其是黄凡宗同志于1974年至1975年任伏家镇镇党委书记期间，勤政爱民，劈山改河，治理伏镇川，百姓安居乐业，与贺店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剡映旭同志过从甚密，结为莫逆之交，经磋商，剡映旭同志欢迎在他们村建厂。这里与老厂区的水属同一水系，又在老厂区的上游，水质好；紧靠316国道，交通便利，不用修路，不必架桥；地势开阔，不但厂区好布置，好施工，进度会快，而且有发展的余地。于是在贺店行政村征地203.8亩，我厂则无偿支援钢材9吨、木材15立方米用于建设贺店小学，并协助办好贺店酒厂、砖厂和建工队等。
  4.设计目标
  我们提出的设计目标是，陇南春酒达到国家名酒的质量水平，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名优酒的先进工艺。陇南春酒的生产操作，全部实现机械化。陇南春酒是轻工业部优质酒，我们在搞大曲酒生产机械化时，把固有质量保持不变作为前提，由多台设备配套成龙，组成了理想的大曲酒生产线，解决了大曲酒生产中历来存在的酒醅出（入）窖、回〓、出甑和晾〓“四大累”，并在重要工序实行电脑管理，逐步实现现代化生产。
  厂区总图中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各自独立，但互有联系。生产区的东边线与生活区的西边线，在同一条直线上，以后可以向南平行拓展。生产区各单体建筑物是按照陇南春酒工艺流程布置的。厂房之间宽敞，厂房四周和道路两旁是绿化区，道路避免交叉，杜绝迁回，这样不但提高运输效率，而且厂区交通也比较安全。我们要求整个建筑群的格局既合理又壮观，单体要求适用、科学、坚固、美观，做到了精心设计，誓把新厂区建成全国大型的先进的花园式工厂。
  我们于1985年2月完成了《扩建2500吨陇南春酒工程初步设计》，由省建设厅、省轻工业厅和省计委共同主持，邀请酿酒、土建、计划、环保、财政、税收、信贷、银行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于1985年2月8日至10日在兰州，对《初步设计》进行了评审。省建设厅于1985年3月15日以甘建发[1985]038号文批准了《初步设计》。
  省计委把甘肃省徽县酒厂扩建工程列为1986年、1987年全省基建重点项目。省建委甘建发[1988]005号文批准总概算为2105万元，新增生产能力为年产陇南春酒2500吨。
  二、扩建施工管理
  参加施工的单位有省建五公司第三工程处和水电处、省建八公司第一工程处和安装处、陇南地区建筑公司、徽县建筑公司、两当县建筑公司、徽县电力局、徽县农机修造厂、伏家镇贺店行政村建工队等十多个单位。
  扩建工程于1985年7月20日破土动工。我们精心组织，精心施工。难度大的工程由施工力量强的大公司承建，小工程则由取费低的施工单位承建；当地能加工的设备就不到外地去；当地不能加工的设备，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认真选择取费低的单位加工；首先建曲房，作为扩建指挥部人员的临时住宿、办公和仓库等用房，这样节约了大笔的临设费；厂区填土不用机械化施工，而由贺店行政村承担，这样不但保证了工程的进度，而且节约了大笔资金。
  土建施工、设备制造和安装、水电气系统的安装、窖泥培养、窖池建设、人员培训等分别由多个单位承担，实行大兵团联合作战，工程齐头并进。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统筹安排，交叉进行，每完成一栋酿酒厂房的主体工程，就开始建窖、安装设备，立即投产。
  在工程质量方面，我们一抓设计质量，保证图纸的可靠性；二抓材料质量，不合格的材料坚决不用；三抓施工质量，严格要求按规范施工；四抓隐蔽工程验收，凡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一律返工。在抓工程进度方面，我们一是定期召开现场调度会，及时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与施工单位制定短期目标，共同落实进度计划；三是认真抓施工图的会审、交底、变更和签证。职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产酒的质量和经济效益，因此，我们非常重视职工培训。经过培训，树立了主人翁责任感和事业心，提高了专业知识水平，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整个扩建中，始终得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除将扩建工程列入1986年、1987年省上重点建设项目，在资金、材料等方面予以保证外，还曾多次召开现场调度会、现场办公会和现场协调会，对扩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及时的研究解决。
  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协的主要领导都曾来到工地视察指导，听取汇报。我厂扩建工程是时任建设厅厅长阎海旺同志的联系点，正当扩建工程如火如荼时，他于1987年3月22日亲临施工现场指导，看望扩建指挥部的全体同志和施工人员，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使我们干劲倍增。1991年6月13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他再次来到竣工后的新厂区视察垂询。
  省上有关厅、局、委以及有关处的负责同志多次来工地检查指导工作，研究解决扩建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陇南地委和行署三次召开现场办公会，认真解决扩建中遇到的多种困难和问题，全面具体地指导扩建。第一次于1986年4月10日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强对基建工作的领导，加快进度，每月要召开一次调度会，掌握形象进度。”对于免征建筑税、贷款以及解决工程技术人员和财会人员诸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意见。
  第二次于1986年8月6日召开，针对扩建工程遇到的困难，会议指出，“处理好生产与扩建，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扩建为企业创造发展的后劲；生产、扩建密切相关，不能截然分开，特别是在当前扩建项目部分投产之际，扩建与生产的衔接更紧密了，必须把扩建部分投产纳入生产范围；在保证质量、保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把试产车间的人员培训、原材料准备、窖池的建设、设备器具等方案制定好，并努力实施。”会议解决了三材的缺口问题。
  第三次于1987年2月20日召开，针对“把酒厂分成新老两个厂”的流言，会议强调指出，“徽县酒厂的原厂与扩建部分是一个厂子，一套班子，必须统一领导；产品必须是一个商标，一个质量；财务必须是一个总账，厂内可以实行两个分厂单独核算。今年的生产，必须遵循决不放松老厂生产，积极创造条件，力争扩建部分早日投产。”
  县上四大班子的领导，运筹帷幄，从论证、考察、立项、施工、验收到投产，多次亲临工地检查、指导，解决具体问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县人大主任车继邦同志不辞劳苦、身体力行，带领我们考察取经，实为我们的楷模。新闻报道部门多次来工地采访、报道，给予我们精神的力量。
  扩建指挥部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始终处于坚强、有序、主动指挥的地位，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使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扎扎实实。值得浓墨重彩的是副县长兼总指挥姚成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副总指挥段柏林谨行俭用，精打细算，他们实为扩建指挥部的中流砥柱。
  我们聘请了陇南地区建筑公司土建高级工程师王丕能同志为扩建指挥部主任工程师，在监督工程质量，促进进度和审查预决算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扩建指挥部中长期工作的仅有十三、四位同志，却担负着繁重的扩建工作，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不分份内份外，团结协作，始终信心十足，精神饱满，锲而不舍地工作着。大家发扬了艰苦创业、勤俭建厂的优良传统。扩建初期，工地远离老厂区，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了许多困难，住房是既潮湿又多蚊虫的新建曲房，床板则自己动手钉，用砖支床。没办公桌就趴在床铺上，没处吃饭就同施工队凑在一起，没有井水就用河水，没有车坐就步行。在条件差、工作重、人员少的情况下，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夏战酷暑，冬斗严寒，以一股顽强的拚搏精神默默地工作着，大家时刻牢记承担的使命和背负的责任。去武都两水调运木材的杨洪春同志每天往返一次，争分夺秒。1986年冬季，去谈家庄火车站发运设备和钢材的马正国、董守礼等14位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发运，夜晚看守，风餐露宿。我们要求扩建指挥部的每位同志做到脑勤（勤动脑，熟悉自己所承担工作的专业知识）、腿勤（勤深入现场，掌握情况，搞好服务）、眼勤（勤观察，注意发现问题）、口勤（勤督促，勤指正，勤反映），步步紧跟施工进度。
  扩建工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第一栋酿酒厂房就于1987年5月17日投产了，并于1987年7月30日产出第一桶合格的陇南春酒，其余三栋厂房也分别于1987年9月1日、1988年5月25日、1988年11月5日陆续投产，并做到投产试车一次成功！
  新厂区建成了在国内属领先水平的机械化酿酒车间。生产实践证明，该套生产线适用、坚固、运行平稳、效率高、出酒率高，并保持了陇南春酒的固有质量和传统风格，改善了劳动环境，减轻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向着现代化生产迈出了一大步。同时，建成粮食处理生产线和成品酒包装流水线。
  三、评价
  1987年11月26日至27日在兰州召开的全省基建重点项目汇报会议上，对甘肃省徽县酒厂扩建工程给于了高度评价：“进度快，资金控制好，投产早，能超额完成任务，发挥效益好。”被评为先进工程。
  省建委于1992年3月6日以甘建发（1992）041号文中评述“在工程建设中建设、设计、施工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始终贯彻勤俭办厂的原则，合理使用建设资金，边建设，边投产，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对设计的评价“扩建工程总图布局和设计合理，总平面布置完善，厂区环境优美，生产工艺技术较为先进，设备选型合理，能满足生产功能的要求。”对工程质量的评价“工程能按规程施工，严格执行技术管理责任制，建立了完整的质量体系，土建工程符合设计要求。设备安装526台（件），经试生产证明，符合设计要求。经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检测，全部工程评定为合格工程。”对生产能力的核定“该工程设计年增生产能力为陇南春酒2500吨。从1987年5月酿酒车间投料试产至1990年11月底扩建工程基本结束，已累计生产陇南春酒7853吨。年生产能力达到2900多吨，超过了设计能力，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对财务结算的审定“按甘建发（1988）005号文批准，总设计概算为2105万元，与概算同口径相比，实际完成投资2006.1万元（不含建设期贷款利息），节约投资98.9万元。”
  自1987年7月30日产出第一桶合格的陇南春酒到1990年底，共产酒8315.1吨，新增产值9546万元，新增利税2800万元，仅用两年时间，还清了全部贷款本金2055万元和贷款利息546万元，赚回一个厂，被省上领导称为“甘肃的深圳速度”和“全省‘七五’重点建设工程所有项目中效益最好的一个。”
  四、扩建后的徽县酒厂
  经过扩建，占地由72亩扩大到275.8亩，相当于扩建前的3.8倍；建筑面积达到67357平方米，相当于扩建前24067平方米的2.8倍；职工人数由610人发展到1556人，相当于扩建前的2.6倍；陇南春酒的生产能力由500吨猛增到3500吨，相当于扩建前的7倍；工业总产值增长到4546.6万元（1992年），相当于扩建前1984年654万元的7倍；上缴利税增长到1818.7万元（1992年），相当于扩建前1984年357.3万元的5.1倍。徽县酒厂一跃成为全国大型的先进的花园式酿酒企业、省环境保护优秀企业、全国投入产出先进单位、全国创最佳经济效益的企业、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国家大型二档企业。
  酿酒属于食品工业，要求环境优美，最讲究清洁卫生。我们把新厂区的绿化与美化纳入扩建的设计与施工当中，扩建指挥部人员亲手栽植了精选的46个品种20万株名贵花木，创造了一个优美舒适的生活、生产环境，绿化了可爱的家园，香化了“陇上酒乡”，也美化了人们的心灵！
  扩建后的徽县酒厂面貌焕然一新，当你迈进厂区的大门，恰似进了一个大花园。
  忆当年，扩建的工程，千头万绪，任重道远；
  看今日，花园式工厂，春华秋实，硕果满园。
  徽县酒厂老厂区厂址溯源
  傅俊英
  直到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还有人把徽县酒厂老厂区的那块地方叫酒精厂。为此，我有兴趣追本溯源。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个年头，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那时的陪都重庆和抗日前线汽油严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政府第二、第八战区联合在徽县的旧城（先农）、伏家镇（刘家庄）和泥阳镇（李磨）办起三个酒精厂，以白酒为原料提取酒精，代替汽油，以解决军用急需。
  第八战区资源委员会把厂址选中了伏家镇刘家庄南的台地上，那里背靠蔡家梁，面朝伏镇河，土地平旷，背风向阳。那年的7月9日，酒精厂正式破土动工，经过六个月的奋战，耗资60万元，于12月竣工。建有房屋50余间，设有厂长办公室、工程师办公室、化验室、机房、蒸馏室、库房及工人宿舍等，还有临时工棚10余间，设备较为齐全，并在县城设有办事处。酒精厂有厂长、工程师、技工、化验员、会计、事务、厨师、操作工及眷属等约百余人。
  1953年在伏家镇山家庄成立了徽县农业示范场，隶属省农业厅。原酒精厂旧址的土地划归给徽县农场。
  1955年徽县农场移交给徽县，改名为徽县良种繁殖场。
  1958年4月，徽县农校成立，校址设在原伏家镇酒精厂旧址。
  1964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三），一场洪水冲毁了侯家坝厂址，损失了16.12万元。
  同年，甘肃省轻工业厅拨款25万元，作为迁厂资金。在原酒精厂的旧址征徽县良种场的土地32亩。按年产“金徽酒”300吨的能力，建设新厂。
  1965年3月，酒厂全体职工离开了辛勤耕耘了十一年的家园，搬到了伏家镇的新厂址。此时，在原酒精厂的旧址上，只留下厂长办公室、工程师办公室、机房和工人宿舍等4座建筑物，伫立在寒风中，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搬到新厂址后，厂名更为甘肃省徽县酒厂。
  在党支部书记兼厂长杨俊美和副厂长马祥麟二位同志的带领下，全厂65名职工经过一年的紧张建设，包括一座739平方米的金徽酒车间、粉碎车间、酒库和包装车间等在内的一座崭新的酒厂建设了起来。
  1968年10月，徽县良种场收归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办甘肃省红旗山“五七干校”。在紧靠徽县酒厂的南侧，建有土木结构的房屋两排，有宿舍、鸭舍、仓库等。部分干校成员在这里度过了永生难忘的四、五年蹉跎岁月。1973年11月，撤干校，又移交给徽县，恢复徽县良种场。
  1979年，为了扩大大曲酒的生产，在靠老厂区的南侧，再征徽县良种场的土地40亩，投资381万元（其中贷款375万元，自筹6万元）。土建由唐进铭同志负责，于1980年6月开工，建一栋建筑面积4082平方米的大曲酒车间及配套建筑物和设施等，徽县酒厂办公大楼就坐落在原“五七干校”所建的两排房屋旧址上。
  1982年7月，工艺和设备由笔者负责的大曲酒车间投产，使大曲酒的年产量增加了1000吨。
  至此，徽县酒厂老厂区占地达到72亩，全部征自徽县良种场的土地。
  1984年冬，徽县酒厂着手扩建，起先拟把厂址选在刘家庄北。那里有徽县良种场的土地，为此，我（时任徽县酒厂副厂长）曾与时任该场场长的蔡昌杰同志进行过探讨，这已是第三次为征地一事与徽县良种场打交道。
  古人说得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徽县良种场对徽县酒厂的发展，功不可没！光阴荏苒，沧海桑田，自1941年酒精厂始建，到1979年第二次征徽县良种场土地的近40年间，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酒精厂几经易主，最终成就了徽县酒厂。这就是有的人把徽县酒厂老厂区那块地方叫酒精厂的缘由。
  参考资料：
  1.《伏家镇酒精厂》（秦琏《徽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
  2.《徽县酒精支援抗日》（田雪著《徽县文史探秘》）
  （二）农业
  伏家镇公社——治川工程大会战
  黄凡宗
  1973年10月，甘肃省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促进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促进农业大上快上。是年，徽县粮食亩产达405斤，农业上了纲要。伏家镇亩产550斤，在全县领先。1974年1月，甘肃省召开革委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陈永贵副总理亲临指导。会议确定了三年改变甘肃落后面貌的总目标：
  1.坚持基本路线教育，搞好班子革命化。
  2.批判资本主义，改变农民不务农的倾向。
  3.按农业人口每人一亩旱涝保收田。
  4.支农有个大的发展。
  5.实现全省粮食自给。同年2月11日，徽县召开革委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讨论了两年农业大上快上的问题，确定1974年粮食亩产460斤，力争过黄河，1975年亩产520斤。
  伏家镇公社在贯彻省、地、县三级两年农业大上快上总目标的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74年，梯田面积达到了一万二千四百亩，粮食亩产483斤，这年冬天，千人大战骆驼脖子，劈山改河，向河要地150亩。1975年，梯田面积达一万六千四百亩，条田三千六百亩，亩产665斤。
  1975年4月下旬，我随县上赴河南辉县参观团，五天半时间，参观了辉县的25个农田、水利、道路、新村建设、社队企业点，这些点中有个梁村点，对我触动、启发很大。这个大队在1974年冬天，全村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取沙、移土，造田一千五百亩，共有一千块，每块15亩，标准很高，东西南北一展平，保持一米活土层，地埂直，石分层，石灰钩缝保墒情，田、水、林、路四配套。路面宽八米，林带一米。地埂上用石灰写着全村人民的豪迈誓言，“一颗红心两只手，顶风冒雪战洪洲，立下愚公移山志，尽叫洪洲变绿洲”。
  4月26日由河南辉县返回，28日回公社，29日就召开公社党委委员及全体脱产干部会议，作了河南辉县参观情况汇报，晚上召开党委会议，专题讨论了治川工程问题。会后，由谈振林同志负责具体规划，请了县水电局水利工程师王世民，技术员王恩长搞设计，图纸出来后，经过反复讨论定了下来。在现场勘测设计过程中，又认真的做了思想发动、劳力组织等动工前的准备工作。同时，公社又成立了河湾大桥修建专业队，由翟具仓担任队长，脱产干部李生贤协助，抽掉精壮劳力一百名，在县交通局的大力支持下动工修建。当三夏大忙，三秋大忙一结束，轰轰烈烈的伏家镇治川工程大会战，即在上自硖门，下至关桥坝真打响了。指挥部设在会战中心童家磨。搭了四间安棚，放了一张桌子，安了一台扩音器，加了两只25瓦大喇叭，插了八面红旗，门前横幅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从这天起，这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到处可见：架子车川流不息，参战者挥汗如雨，镢头铁锨，此起彼落。伏镇大队工地上有一大横幅，上写：“为了建成大寨县、豁出性命都要干，风雪严寒何所惧，誓叫伏镇换新天”。高音喇叭里除了每隔二小时，评比一次出勤人数，施工进度外，多数时间轮翻播放《东方红》《大航海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革命歌曲，激情高昂，催人奋进。
  在会战期间，县委领导十分关心，书记程化龙、副书记麻享春、县革委会副主任甄琮琏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天水地委书记傅德奎同志，11月24日到伏家镇检查工作。他冒着严寒来到了工地。我在安棚里围着一堆疙瘩柴烤火，给傅书记汇报会战情况，晚上住公社。12月24日下午，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邢应伦同志率农田建设检查团，到会战工地检查，检查完后邢副主任讲：“我感到伏家镇公社是：打破常规，彻底革命，统一规划，全面治理，统一领导，联合作战。决心大、规模大。体现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临走时再三叮咛我说：“把扫尾工程搞好”。
  这项工程历时一百余天，参战者有：伏镇、贺店、硖门、河湾、前进五个大队，二十三个生产队，三千多个劳力。指挥部轮流值班的公社领导有：黄凡宗、张景桂、谈振林。办公：闫世民。包队干部有：苏士杰、张明、杨沛林、吴思敏、杨跃先；工地宣传队是由兰州电信系统下乡知青和伏家镇农民业余文艺爱好者，二十余人组成的，霍冬梅领队。每日巡回到工地演出，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跳舞、唱歌、说快板”，以鼓舞士气。
  工程完成时，在关桥坝树立一工程简介牌，其内容：伏镇上半川，南起大桥路、北至硖口，全长四公里，东接华双公路，西壤跃进渠畔，宽一公里，面积约四平方公里。
  这个区域共有水旱耕地面积四千亩，归属伏镇、硖门、贺店、前进、河湾五个大队的二十三个生产队，地块支离破碎，渠系极不合理，遇涝逢旱成灾，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伏家镇人民“真学大寨见行动，誓把山河重安排”；决心干一冬春，建成四好农田四千亩。全工程包括：
  一、灌排渠道：团结干渠，全长三千九百四十米，底宽一米，高一点二米，口宽二点二米，流量每秒一立方米。永丰干渠，全长三千四百二十米，底宽一点二米，高一点五米，口宽二点七米，流量每秒一点五立方。灌溉支渠十一条，全长五千四百二十米，水源依靠截潜流和十四眼机井，群井会流。东西两条排水干渠道，全长六千五百二十米。东排水干渠，底宽一米，深一点二米，口宽二点二米。西排水干渠，底宽一点二米，深一点五米，口宽二点七米。排水支渠十一条，全长五千四百二十米。
  二、田间道路：河堤公路两条，全长七千一百六十米，路面宽六米；伏硖公路一条，全长三千五百米，路面宽六米；田间大方路十一条，全长五千四百米；改善大桥公路一条东街口至河湾口，提高路基，加宽路面，全长一千米，田间道路共十五条，全长三万四千米。
  三、林带：沿灌溉排水干渠、公路、大方路两旁，营造大观扬、每米一株，共植五万六千二百九十株。
  四、条田：河东每二百亩为一大方、河西每四百亩为一大方，小方均为二十亩，地面平，可机耕。
  五、建筑物：进水闸两座，分水闸十一座，桥梁十三座，涵洞十处，接水九处，渡槽两座。
  上述工程共开挖土方八十五万立方，砌石二万一千立方，完工后的工程给人们展示出：渠路成网，树木成行，地块成方，能排能灌，便于机耕，旱涝保收。
  忆原栗川公社发生的一次雹灾与救灾情况
  邓维举（口述）李步霞（整理）
  1977年6月下旬，徽县永宁、柳林的麦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城关、伏镇、栗川等地方才开镰不几天。当年的小麦长势特别好，许多农民都高兴地说：“今年的小麦绝对是个大丰收！”我（指邓维举）当时任栗川公社党委书记，夏收开始后，栗川公社的干部全部分片包干、下队驻点，主要是组织社员搞好夏收，同时筹备各大队、生产队公购粮入库工作。
  26日一早，我去杜公大队雀湾生产队检查夏收进度，和社员一起摊场、碾场。那天万里晴空，中午炎热异常，人人汗流浃背。中午一点多时，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了一片橘红色云彩，颜色特别鲜艳，紧接着刮起了大风，彩云随风飘散后，又有一股黑云涌过天空遮住了阳光，顿时狂风四起，电闪雷鸣。打麦场上的男女老少，几乎是同时大声呼叫着、奔跑着：“快！快！快起场，要下大雨了！”社员们拿扫帚的，拉推板的，持木锨的，用铁钗的，都忙着起场。可哪里还来的及！老天只允许人们忙活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中夹杂着冰雹，落地噼啪有声；刚开始时，冰雹只有黄豆粒大小，紧接着卵石般大的冰雹打的人们四处逃散，纷纷躲到场边的屋檐下。气温骤降，人人冻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冰雹和大雨共持续了有三十多分钟，突又嘎然而止，红日重出。真乃来的猛，去的快，停的急！
  我急忙往公社赶，沿路看到凡是田里没有收割的小麦，穗子已被全部打断；包谷地里仅剩包谷杆戳在地上，叶子已全部被打烂。田埂、路旁的树下落满了断枝残叶，时不时还能看到被冰雹打死的野鸡和兔子。几个生产队打麦场里的麦全部泡在泥浆里，许多人都伤心地哭了，上年纪的老人大声嚎哭，年轻人则骂天咒地。
  我踩着泥浆回到公社，打电话询问各队受灾情况，才知道冰雹是从郇家庄对面的山后过来，沿着白塔河一线下，受灾最严重的是白塔河生产队。
  黄昏时分，白塔河驻队干部于生明（当时任栗川信用合作社主任）赶到公社汇报受灾情况。经初步统计，栗川公社共有九个大队受灾，重灾六个大队、九个生产队。其中：白塔河大队共两个生产队，有五十一户农民二百七十五人受灾，受灾农田面积七百六十五亩，该队除去已收割的百余亩小麦外，其余的麦田全被冰雹打光，颗粒无收，几十亩玉米也被打光了。除去收回的出场粮食九万六千斤外，直接损失夏粮二十一万余斤。玉米按每亩八百斤产量计算，损失五万余斤，该队这次雹灾共损失粮食二十五万多斤。
  面对严重的灾情，我立即把统计掌握的情况打电话向县委、县革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电话是县委副书记黄凡宗同志接的，他当即表示县上马上组织人员下乡救灾，并要求栗川公社也要组织人力救灾、安排自救。
  县委、县革委连夜召开了紧急救灾会议，从粮食局、邮电局、水电局、运输公司、农副公司等县直有关单位组织了三百余人和十几辆汽车的救灾队伍，27日一早，由黄凡宗副书记带领，奔赴栗川公社救灾。栗川公社也抽调了曹俊杰等三名副书记及八名干部，组织公社各单位和学校学生一百余人到白塔河生产队救灾。
  县上救灾人员一部分被派往重灾队抢收未被打落的小麦，一部分人到包谷地里，把被水冲倒但没有落叶的包谷扶起培土，有的被派去修水渠，有的被派去修农路。
  黄凡宗副书记亲自带人到受灾最重的马莲沟生产队，一方面指挥救灾，一方面亲自调查灾情，逐家逐户察看。该队二十七户农民，一百六十九人，种植小麦二百六十五亩、玉米一百零五亩、棉花五亩、水稻十五亩、胡麻二十亩，除收回的一百三十亩小麦外，其它农作物全部被冰雹打毁，全队共损失小麦七万九千斤。沟渠被冲毁后，山水冲进屋的有十二户，冲倒场里的麦垛两个，已复种的小豆被山水冲毁三分之一，其它地块或被滑坡掩埋、或土壤扳结，沟渠的硬弯处冰雹堆有一尺余厚。全队七十八间瓦房屋顶全部漏雨。社员周有才家房子和猪圈被山水冲毁，冲走小猪五头、衣物二十件、粮食一千余斤。该队粮食损失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作物除收回一千五百元外全部受损，生产自救需小豆种子一千斤、荞麦种子五千斤、化肥八千斤。
  黄凡宗副书记了解灾情后，立即与栗川公社领导开了碰头会，要求各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并由公社从未受灾队调集四台大型拖拉机、十对耕牛，对无法救活的光杆玉米地进行翻耕复种，调集种子补种小秋作物，并免去白塔河队的公购粮任务。同时，调集了一批口粮，安排社员的生活，稳定受灾群众的情绪。
  县上救灾人员三天后撤离，栗川公社干部分住各重灾队，指导社员抢种小豆、荞麦，调减公购粮任务，落实社员的口粮，并由队里给各户每间房子发30片瓦补漏。灾后，许多社员激动地说：“冰雹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很大，但老天无情人有情。县委书记亲自为受灾社员安排口粮、解决种子真不容易，还是共产党好，要是放在旧社会，非饿死人不可。”
  原嘉陵公社暴雨灾害回顾
  温恩仲
  1981年8月，是嘉陵人民难忘的日子。从8月14日开始，暴雨连续不断，特别是8月21日这天，突然阴云压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其雨量之大、面积之广、时间之长是近百年没有过的。至下午六时，嘉陵江暴涨，流量达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沿江山洪暴发，山崩地裂，沿江边住的五个生产队庄基院落被洪水冲毁，其中姚坝、黄沙河两个村庄全部被淹没。远离江边的谈家庄水文站被淹，机械仪器全部毁坏。宝成铁路徽县段多处冲毁塌方，全线中断。丁家河铁路桥和聂家湾、吴家咀、高崖三座吊桥全毁。徽谈公路淤泥滑坡，路基塌陷，与县城交通中断。农电线路、通信电话杆倒、线断，全部不通。
  这次暴雨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和威胁。嘉陵公社十六个大队八十一个生产队不同程度全部受灾。据当时统计，受灾严重的社员群众二百九十四户、一千四百八十九人。房屋受损八百五十六间，其中被江水和山洪冲毁一百四十八间、倒塌一百八十八间、倾斜裂缝五百二十间，无家可归的有四十五户、二百一十三人，因灾死亡两人。倒塌圈舍二百零四处，压死耕牛八头。粮食被洪水冲埋二万五千五百八十斤，霉烂发芽一万零一百斤。粮食作物受灾面积四千一百二十八亩，损失减产一百零三万六千斤。在受灾土地面积五千三百一十八亩中，露出石板和毁成河床不能耕种的面积一千六百零七亩。冲毁经济果树七百七十五棵，用材林一千五百三十棵，经济作物核桃、木耳、葵花、蔬菜等损失折价三万余元。水毁道路一百一十条、一百四十六公里，社队主要公路谈家庄至严坪、谈家庄至尹坪两条四十公里的路基百分之八十被冲毁。农电线路倒杆断毁一百一十三根，其中高压杆十二根，低压杆一百零一根。不少水利设施如五一水库、老神沟喷灌都被山洪冲毁。有十一处村庄基地裂缝滑坡，地势走动，时时都有险情。
  面对严重的暴雨灾害，嘉陵公社党委立即动员组织，开展抗洪救灾。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灾后第二天，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万忠同志带领工作人员爬山越岭，步行赶到谈家庄，帮助指导抗洪救灾。随后又派出抢险救灾工作组，上下紧密配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在全公社迅速开展了抗洪救灾工作。
  首先，层层动员，加强组织领导。8月21日，嘉陵公社分别召开了在家党委、管委和机关单位负责人及职工会议，进行了研究和动员，并成立了由九人组成的公社抗洪抢险指挥部，抽调了公社和机关单位职工二十六人，由六名领导干部带队，于8月22日分四片到十六个大队及重灾区的六个生产队，详细调查核实灾情。在调查掌握灾情的基础上，又组成三套班子，即重灾区一班人、普查一班人、抢修徽谈公路一班人，开展救灾工作。对全公社的灾情排了三个类型，即对一类的六个重灾区生产队（姚坝、黄沙河、吕坪、范窑、赵山、东沟峡）由领导包片住点，配备了六名县、社干部，带着党和政府的关怀逐户慰问，发放救灾粮款和慰问品，鼓励了群众抗灾的信心，安慰稳定了民心。对二类灾情较重的六个大队和三类灾情较轻的十个大队，由普查包队的干部组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成立救灾班子，组织抢险队，开展自包自救工作。
  其次，把解决群众最急需的吃住问题放在首位。在救灾中，对因房子冲毁和倒塌需搬迁的一百三十八户六百四十六人，及时搬住到了集体仓库、医疗站、学校以及亲邻家中，并搭建临时住房三十多间解决住宿问题。发放救济款一千五百三十元，解决救济粮五千八百斤，购买灶具五百多件，还有被子、衣服等物，基本上安排好了群众暂时的吃住温饱问题，为安定人心、恢复生产打好了基础。
  第三，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在整个救灾过程中，省、地、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不断深入社队，指导救灾工作，并及时下拨救灾粮款和衣物。社、队干部一面组织发放，一面向群众宣讲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使受灾群众非常感动，他们泣不成声地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国家好。”“我们见到了党心、暖了民心、坚定了抗灾的信心。”与此同时，教育鼓励群众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不要两手向上、坐等救济；要克服暂时困难，战胜灾害带来的损失。许多大队党支部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真正做到了党员、干部带头抢险救灾，带头捐款捐物，组织亲邻相帮，解决重灾户的各种实际问题，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第四，认真做好恢复生产的各项工作。在坚持做好救灾工作的同时，抓紧恢复生产。一是及时组织抢收到手的核桃、葵花、木耳等多种经营产品；二是做好“三秋”生产和秋播准备工作，抢收已成熟的包谷等大秋作物，加强小秋作物的田间管理，给重灾区和重灾户兑换籽种一万零七百三十斤，并备好了化肥，为秋播作好准备工作；三是抢修社队道路和田间农路，社队主要道路四条，有的已能通拖拉机、架子车，有的人能行走；四是作好重灾队和重灾户的搬迁和土地责任制的调整工作。
  在整个抗洪救灾过程中，嘉陵公社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被县委、县政府树为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在全县抗洪救灾表彰大会上给予了表彰奖励。
  （注：本文根据当时嘉陵公社管委会给县政府的灾情报告整理）
  简述游龙川大米种植的兴衰
  陈革宁
  素有“陇上小江南”之誉的徽县地肥水美，五谷皆生，水稻栽植的历史虽鲜有文献记录，但声名流传甚广。上世纪70年代初期，徽县尚有不少地方种植水稻，如永宁、银杏、伏镇、栗川、榆树、游龙、江洛、泥阳等乡镇，其中尤以伏家镇、栗川乡种植规模最大，而以游龙川所产的大米最为驰名。
  作为徽县地方特产之一，游龙大米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其声名多年来一直仅存于民间口头传言，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则：
  一则是说唐朝的武则天皇帝有一年回乡省亲时，装扮成农妇模样顺道暗察民风，在游龙川被一户善良农家舍己救人的义举所感动，于是将蜀地所产优质稻米赐于当地人耕种，游龙川从此成了米粮之乡；另一则是说康熙皇帝微服私访路过游龙川，因为饥饿难耐，讨吃了人家的一碗米饭，被其晶莹如玉的外观和柔初绵甜的口感所撼，特赐封游龙米为御用之贡米，游龙大米因之而声名大振，名扬四方；还有一则是说在游龙川李家寺的千年大银杏树底下，早年间曾有一泉，泉水喷涌不止且清澈可鉴，用此泉水浇灌的数十亩稻田所产之稻米，品质明显优于别处，历朝历代所贡之米即专指此处所出。
  传说终归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不可追根溯源去当真，但有两点可以得到肯定：一是游龙大米的种植时间比较久远，起码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二是游龙大米的米质优良，这可以从多年来人们对它的青睐程度得到一定的证明。
  “贡米”的称谓，自民国年间起一直到1985年之前，不论是分田单干，还是公社化时期集体统一经营，游龙大米一直给国家有上缴任务。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走亲访友，拜望名流，游龙大米是常见的礼品，这不仅在县内如此，在县外的天水、兰州等地，游龙大米也作为礼中上品。由西和县退休干部、陇上著名民俗专家杨克栋先生集40余年心血搜集整理而成的陇南第一部山歌集《仇池风》中，有几处提到了游龙米，如“游龙川（徽县地名）里的颗颗米，整整缠了三年你。”
  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游龙川跟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沿河千余亩稻田被当地的几家大户所占。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严重地桎梏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年长者回忆，当时一亩稻田只能产四至五斗稻谷，除去“东家”的租资和官府的“皇粮”，所剩寥寥无几，遇到灾年，一年的辛劳只够喝几碗米汤。
  解放后，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减租减息运动，农民的劳动热情高涨，游龙川的稻田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当时，人口比较少，村庄占地小，沿游龙河两岸的平川地几乎处成了稻田，尽管田块大小不一，但面积很是可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间，游龙川的水稻种植规模堪称历史之最。
  1975年至1978年，当时的游龙公社革委会组织大批劳力，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把原来不规则不平整的稻田统一规划，进行了修整。之后又配合当时的农业机械化运动，由公社农机站配置了耕作稻田的设备，对稻田实行拖拉机翻耕、耙耱。各队也都购置了打稻机，彻底改变了沿袭多年的手工脱粒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由于宅基地侵占和降水量减少等多种原因，游龙大米的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但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一直在设法努力保持着使其不致被湮灭。游龙大米不论是在品种改良上，还是在作务方法上都得到及时的更新，产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当地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游龙大米这一品牌的重要性，他们在保持游龙大米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米的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2000年，颜门村委会主任马雷率先购置了精米加工机械，并在工商管理部门申请注册了“帝王牌”商标，打破了游龙大米多年来一直无正规包装的传统交易形式，把游龙大米的品牌推向了市场。继其之后，马湾、立斗、李寺、游龙等村社都相继涌现出了精米加工、销售的摊点，游龙大米成为当地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一项支柱产业。
  近十年来，特别是2005年以后，由于地下水位日渐下降，稻田严重缺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青壮劳力大量外出务工，交通条件改善后物流的日益发达，四川、东北、宁夏等地所产优质大米抢占市场等诸多因素，致使我县水稻种植面积一再缩小，伏镇、栗川的大片稻田已被蔬菜大棚所替代，游龙大米的种植规模也急剧萎缩。目前，游龙河沿岸的稻田已基本上消失殆尽。
  （陈革宁：徽县宝徽公司职工）
  回忆大河店乡学沟村暴洪灾害抢险一幕
  张从举
  1990年8月6、7两日，我县连降暴雨，洪水猛涨，十八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南部山区特别严重，河谷地粮田被毁，道路冲断，山体滑坡，出现倒塌房屋和冲走人畜的险情。
  8日上午，县委召开有四大班子领导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下乡调查灾情、组织群众抗洪救灾的问题。会议进行中，接到大河店乡政府电话：该乡柳树村学沟社于7日中午发生山体滑坡，冲毁两户房屋，副乡长刘义章家与邻居家共七口人被泥石流压埋，已有人员伤亡。因柳树村与乡政府电话线被冲毁，具体情况不详。县委书记刘光灿当即安排我（时任县委常委、县武装部长，联系大河乡）带领县人大副主任邓维举、民政局长吴振升、财政局长杜发恭、防汛办主任张泉仁、民政局干部魏自立等六人前往大河乡调查灾情，组织救灾工作。
  上午十时，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救灾组乘车从西寺沟到水阳乡柳林村，多处被横七竖八倒在公路上的树木、电线杆挡住去路。我们一边通知就近群众清理路障，一边小心前进。走到水阳乡十里墩行政村的蜂崖河沟时，巨大的山洪夹杂着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而下，道路冲毁，人和车辆都无法行进，只好商量暂返回城，待中午洪水稍小一点后带上工具抢修通过。
  下午二时，我们六人赶到蜂崖河，经我们和社员抢修，车子勉强通过。从姚坪到黑沟，沿途多处塌方，被泥石流淤阻，我们边清理，边前进。下午三点多，才行至下黑沟皂角树边的磨扇河（距大河店乡五华里处），又被巨大的山洪阻挡。情急之下，我们借来社员家两架木梯，捆在一起，搭成浮桥，一行人小心翼翼爬了过去，三辆小车不能过河，只好原路返回。下午五点多，我们步行到大河乡政府，听值班干部汇报说，从小河厂至柳树村沿河的矿区公路已全部冲毁，家住柳树村学沟社的副乡长刘义章一家五口人遇难、一人正在抢救，另一户社员蒋仕明儿子遇难。副乡长兼武装部长罗秀成于事发当天下午，带领三十五名乡干部和学生翻山渡河步行四个多小时赶到现场，组织抢救。正在县上参加会议的乡党委书记陈志刚知道灾情后，冒险渡过山洪赶往现场救灾。我们听后，感到灾情十分严重，立即紧急步行赶往柳树村。
  下午六点多钟，我们到了小河厂，匆匆吃过饭，继续赶往灾区。从小河厂至柳树村的沿河公路十几处被洪水冲毁，我们拄着木棍摸索前进，手挽手从齐腰深的激流中闯过。走到柳树村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此处去学沟还有七八里路，且前面的险情更多。经商量，一行六人分成两组，身体较弱的邓维举、杜发恭、张泉仁、魏自立留下来，连夜召开调查会了解灾情，并发动组织社员第二天抢修道路；张从举、吴振升由一村民带路，连夜翻山渡河赶往出事地点。
  当我们赶到学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陈志刚、罗秀成正和乡上干部、学生及全村社员等五十多人打着手电、借着月光紧张地清理泥石流，我们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救灾工作中。
  山体滑坡后的泥石流，像一座山丘把学沟村的半个村庄埋在里面。屋梁、檩条、木椽横七竖八，破烂家具被冲到沟边，满地都是，有的被埋在泥土里，有的半埋半露在外，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被抢救出来的五具遇难者尸体停放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倍感凄惨。
  此时，因与乡政府的电话不通，我们和陈志刚研究后，马上写了一份灾情报告，派一名社员赶快送给留在柳树村的邓维举。接到从现场送来的报告，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为了让县委、县政府及时了解灾情，杜发恭在两名社员的陪同下，摸黑跋涉十多华里赶到小河铁厂，用该厂的专用电话，向县政府的值班领导作了汇报。杜发恭留住小河铁厂，请求厂长李培杰支援救灾。第二天，小河铁厂派了四辆大车和一百多人分两路，一路赶往大河店，抢修大河通往黑沟的公路，一路抢修小河厂至柳树村的道路。
  我们8日晚上九点多到学沟后，和乡政府干部一起全力以赴抢险救灾，救出埋在山下的七名村民，其中一人经送医院抢救脱险，有六人已无法抢救遇难。又经三天三夜掏挖，终于将一名失踪的老人尸首找到。在救灾中，村干部为解决救灾人员的吃住问题，还从每户社员家中收来馒头和煮洋芋，全村每天每户都主动给救灾人员送饭送水和安排住宿，使在场的救灾人员深受感动。我们怀着极大地悲痛和全村人一起安埋好七名遇难者，并做好受灾户的安置和善后工作。
  这次洪灾中，副乡长刘义章一家除一人获救，其他五人全部遇难，邻居蒋仕明的儿子一同遇难。这是徽县多年来洪水灾害人员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财政局、民政局迅速拨付救灾款两万元，对两户遇难者进行妥善安置，县委给获救的刘义章的儿子事后安置了工作。县委组织部、民政局、人事局牵头，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向受灾户捐款捐物，并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克让、民政局局长吴振升、人事局副局长胡居义带领工作组到受灾户的家中进行慰问和捐赠款物。8月10日，陇南地委书记张学忠、行署副专员王在鹏带领工作组在县委书记刘光灿、县长肖兴学的陪同下到受灾现场进行察看，并对两户遇难者家属进行慰问，使受灾的村民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心和党的温暖。
  对徽县上世纪六十年代引种茶树的回顾
  蔡昶杰
  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即便是以户凭证定量限供的少量茶叶（每户每次供应1-2两），也很难做到按计划如数供应到千家万户，于是在徽县开始试引种茶树。
  一、茶树的引进试种、示范推广
  1966年春，县供销社组织有关人员前往我县周边文县碧口、陕南紫阳等茶区考察论证，认为在我县南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部分地区，适当发展茶叶生产也许是可能的。向县上主要领导汇报后，在前县委书记吕国齐同志（文革期间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关心支持下，我县开始先后从陕南紫阳县、四川省江津县、安徽省歙县等地引进茶种，进行大胆试种。县上从供销社、农技站各抽调一人，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还远从浙江省杭州西湖茶区聘请两名茶农驻我县水阳乡两铺垭村指导茶树种植和茶园建设，信心和决心可见一斑。
  经过连续数年的引种试种，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县的茶叶生产已见雏形，全县有水阳乡的两铺垭、高楼子、石滩、牟坝、南山、泰山，嘉陵镇的五一、草滩、张滩、田家河，银杏乡的马庄等十二个行政村三十二个合作社，先后种植茶园四百二十余亩，重点村社示范面积达到四、五十亩。一时间茶树以新生事物的姿态成为徽县种植业中的一大亮点。
  1969年春，清明到谷雨期间，开始了徽县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采茶和初次加工。此前曾派人前往陕南紫阳县学习茶叶的炒制技术，同时引进揉茶机四台，以适应制茶的需求。第一次制炒青茶2.1斤，炒制的青茶清香浓郁、口感颇佳。
  制茶当天，驻水阳乡两铺垭村试种茶树示范点专干谢泳清（县供销社干部）带领村社干部和从杭州西湖请来的茶农，共十多人前往县革委会报喜，受到了县革委会主任吕国齐同志的高度赞扬和热情鼓励，更加鼓舞了种茶村社的积极性，促进了徽县茶叶生产的不断发展。
  由于受气候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春季少雨干旱的严重威胁，很难保证茶叶的稳定产量，要增产则更为艰难。鼎盛时期的1971至1976年，我县茶叶的亩产水平，始终未突破10斤。这就为后来茶树在徽县的消失埋下了伏笔。
  二、气候条件的局限
  茶树是典型的亚热带指示植物，而我县地理位置处在由温暖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地带，因此光、热、水等主要气象指标与亚热带相比均有一定差距。其一是气温，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4℃以上，大于10℃以上积温4200°（大于10℃以上为植物生长发育必需温度）。我县年平均气温为12℃，相差2°，大于10℃以上积温3791.7℃，相差408.3°。其次是光照，亚热带年平均日照时数2200小时以上，我县年平均日照时数仅为1726小时，相差474小时。其三是降水，亚热带年平均降水量960毫米以上，我县年平均降水量745.8毫米，相差214.2毫米，而且降水主要集中在7至9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6％。春季少雨干旱构成了对茶树正常生长的极大威胁。其四是土壤酸碱度，亚热带土壤酸碱度普遍在7以下，属微酸土壤。我县新建茶园土壤酸碱度普遍在7.5至8之间，属微碱性土壤。
  从以上气象条件分析看，徽县不属于茶树的适生区域，在我县只能勉强生存，生长缓慢，发育不良，要维持一定的产量很难保证。生产率不高，效益低下，制约着茶叶生产的继续发展。
  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茶叶，长期一直紧缺供不应求的状况已不复存在。茶树种植这一昙花一现的新生事物在徽县大地的自然消失也就势在必然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最后退出了种植业。
  （蔡昶杰：原徽县政协副主席）
  徽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业区划
  蔡昶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国家农委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以县级为基础的农业区划工作。所谓农业区划，是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地类、不同生态环境，在深入调查、全面摸清农业自然资源家底的基础上，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按照不同的生态环境，分区分类制定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方针路线、主要内容、重点项目及可持续发展规划。
  我县的农业区划工作，是在原天水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于1982年8月开始筹备的。首先酝酿组建领导班子，落实办公机构，由分管农业的一名副县长任主任委员，县农办主任、农牧局长任副主任委员，各有关局局长任委员。在此基础上，从全县农、林、牧、水、果、气多部门、多行业抽调104名科技精英，脱离单位和部门，由县区划办统一部署，开展工作。按照不同专业，组建成农作物、林业、畜牧业、土地土壤、果树、水电、气象等13个专业调查小组。为了加强领导，充实科技实力，确保工作质量，县上领导还从乡、镇抽调原属于技术骨干的五名正、副乡镇长，脱离原单位，专搞农业区划工作。可见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天水区划办和徽县区划办还对各专业组分别举办了专题培训班，达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各尽其责的目的。
  一、开展调查研究阶段通过以上充分准备，100多名科技骨干陆续到位到岗，于1983年初，各专业组先后全面展开了外业、内业、内外业相结合的大规模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研究工作。
  土地土壤专业小组土地分组的地类调查，是通过较为先进的航片转绘进行的。从兰州军区购回航片152张，首先进行外业航片调绘，再进行内业大量影象解译和转绘，把航片上的地类影象逐块转绘到5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采用求积仪、方格法、图解法，逐块量算出面积，把数千个不同地类地块按行政村、乡、县，逐级汇总统计，最后得出全县不同地类总面积。工作量之大，工作之艰辛、劳苦可想而知。有些同志航片转绘任务完成后，开始带上了近视眼镜。
  这次调查得出，全县土地总面积为4084368亩，其中耕地815734亩，林地面积2514761亩（其中森林面积1753728亩，森林覆盖率为42.9％），草地面积1149500亩，水域面积57259亩，城乡居民点用地面积34279亩，交通用地23339亩，工矿用地512亩。以上数据的得出，都是史无前例的。
  土地土壤小组土壤分组，为了摸清全县土壤底细，主要调研人员徒步跋涉，登上北部老爷山（海拔2320米）和南部铁山（海拔1964米）顶峰，采取土样，供化验分析所用。非如此得不到准确可靠数据，影响鉴定土壤类型的准确性。
  本小组对耕地土壤520个土样化验分析，得出全县耕地土壤养分状况是“氮不足，磷极缺，钾有余。”为以后的配方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全面培肥地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发挥了现实的指导作用。
  种植业调查小组，深入实际，走访农民，查阅档案资料，得出全县发展粮食生产是种植业的最大优势，只要加强管理，不断加强科技含量，实现粮食生产长期稳定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应坚持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油料等经济作物为辅的原则，促进全县种植业全面发展。
  畜牧调研组，通过调研历史档案，走遍南北山区，深入农家畜舍，走访农户，得出发展草食大家畜黄牛，应是发展畜牧业的主要优势，应以发展黄牛为重点，实现黄牛、养猪全面发展。
  果树调研组，深入南、北山区，走乡串户，现场观察，得出中部丘陵区，重点是南、北山区，发展核桃、板栗干果业，是徽县发展果树生产的正确方向。
  水资源调查组，跋山涉水，走遍全县“一江五河”，现场观察和测算，得出全县水力天然蕴藏量为14.76万千瓦，为全县今后发展水电事业提供了科学依据。以上诸多调研成果和所得结论，是100多名参与调研成员，深入调查，内、外业结合，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全县多领域、多部门指导本职业务，提供了诸多方面的科学依据。
  经过一年多的内、外业调查，各专业组的调研任务陆续结束，开始转入室内整理资料，撰写专题《区划报告》。至1985年初，各专业组的专题《区划报告》陆续草拟完成。在此基础上，县农业区划委对各专题报告进行初审，召开会议，面对面答辩，提出问题，修改补充，如此反复多次。
  经反复修改充实，各专业组的专题报告陆续定稿，共13篇：《综合农业区划》《农业气候资源分析与区划》《土地土壤资源调查与区划》《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林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果树资源调查与区划》《畜牧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水资源调查与区划》《水土保持调查与区划》《农业经济资源调查与区划》《农业机械调查与区划》《乡镇企业、多种经营资源调查与区划》《村镇道路建设调查与规划设想》。
  二、鉴定验收阶段
  1985年4月，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县农业区划委员会申请天水地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对徽县农业区划工作进行鉴定验收。天水区划委同意并定于1985年4月11日召开徽县农业区划鉴定验收会议。地区分管领导和农、林、牧、水电、水保、果树、气象、农科所、农技站、畜牧站、小陇山等29个科技单位的业务技术精英，齐聚徽县，组成相应的专家鉴定验收小组，对徽县农业区划工作进行全面鉴定验收。
  验收会议历时5天，用两天时间查阅资料，调阅专题报告，资料、观点、结论是否准确无误，为答辩做准备。用两天时间面对面专题答辩，专家提问题，专题组长应辩。由于各专业小组正、副组长于会前都作了充分准备，一般都能顺利过关，所需修改补充的意见，也是正常的，合理的。最后一天大会总结。地区综合验收组，各专题验收组，分别写出对相应专题组的鉴定验收意见。如对徽县综合农业区划的验收意见是：经会议评论，认为徽县的区划成果基本上查清了全县的农业自然资源及分布特点，对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也做了细致的调查，并从生态适应经济效益技术可行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对徽县的资源地域分布规律和经济规律有了基本的认识，并根据这些特点，划分出3个综合农业分区和6个亚区，为今后分类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比较科学的依据。……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调查研究，补充完善：1.在水资源评价利用上再能从时空分布，农业生产需要，能源开发等方面做深入的分析研究。2.乡镇企业发展在综合报告中反映的不够，应予补充。3.报告文字上要进一步提炼，对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数据，要进一步核实，做到准确一致。下午召开总结大会，宣读分别对13个专题组的鉴定意见。大会对徽县农业区划工作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意见诚恳，心悦诚服，会议在欢笑声中落幕。
  成果鉴定验收后，历时一年，各专题组长对自己所撰写的专题报告，根据地区会议验收意见，进行全面修改补充，充实提高，最后定稿。又历时两年，县区划办对所属13个专题报告的数万数据一一核对，做到准确无误，并对文字修饰提高。在此基础上，由原徽县农业区划办主任蔡昶杰任主编，组织汇编了有120余万字的《徽县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汇编》的巨著，以精装出书。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的为发展我县农、林、牧、水、果、气大农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百科全书、工具书和大型资料库。它凝聚了全县100多名科技精英，历时两年、跋山涉水、加班加点、历尽艰辛、用汗水和智慧结出的丰硕成果。
  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评估检验我县农业区划工作对发展大农业的指导意义
  三十多年来发展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广泛运用农业区划成果，促进了我县大农业的快速发展。这里仅以我县发展果树产业为例，就足以证明。农业区划对果树鉴定意见指出：“徽县中部丘陵区、南山、北山区是徽县发展核桃、板栗的适生区域，以上区域不是苹果等鲜果业的适生区域。鉴定验收的结论是客观公正的，科学的，无疑是正确的。
  我县果树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和艰辛的过程，有教训，有失败，最后走向成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就曾大力推广栽种苹果，中部地区苹果园到处可见，出现了如银杏马庄，水阳新寺等百亩以上管理较为规范的苹果园，品种以国光、红元帅、黄元帅、青香焦等老品种为主。所产苹果由当地供销部门统一收购，基本就地销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终因产量低、品质差、效益不佳、病虫害严重、寿命短等原因，走向没落，最终消失。目前徽县市场所供苹果，完全是由外地提供，徽县不产苹果。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决策失误，违背自然规律，全县曾经大张旗鼓地开展以号称“发展30万亩雪梨工程”的宏伟发展规划，要求三年内在全县中部地区普遍栽植雪梨。终因雪梨产量低、品质差、市场萧条、病虫害严重等问题，而以沉痛失败告终，造成耕地浪费，损失惨重，农民苦不堪言，至今徽县没有一株雪梨生存。
  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运用农业区划成果，长期坚持大力发展以核桃为主的干果产业，才是果树业走向正确之道。目前核桃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并将陆续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更为可喜的是核桃已向产品加工迈进，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永宁粮油公司等一批核桃加工企业，引进核桃脱青、烘干设备，把农民分散采收的青皮核桃，集中收购，统一出售，增加了经济收入。目前核桃产品主要有核桃油、核桃仁、礼品核桃、山核桃系列工艺品等。目前全县核桃累计面积达到37万亩，年产核桃6000吨，实现产值9000万元，按照全县现有农民17万人计算，人均53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核桃产业已成为我县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和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随着挂果幼树的逐年增长壮大，核桃的产量、产值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全县广大农民群众，必将从发展核桃产业中增加更多收入，得到更多实惠。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实践出真知，农民要科学发展，农业区划功不可没。”
  徽县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选择项目纪实
  郭志勇
  到2001年时，徽县北部、南部山区近10个乡镇、70多个村，贫困状况还是相当严重，这些乡村的大多数群众人均收入还在1168元以下。在当时县上主要领导的重视和努力下，借助国家调整“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有利时机，通过多次给省、市相关部门汇报，终于将徽县列为“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县，2001年底确定了项目乡镇8个（即麻沿河乡、榆树乡、栗川乡、大河店乡、虞关乡、水阳乡、东关乡、永宁乡），项目村61个。2002年又将太白乡的6个村列为贫困村，这样全县的贫困乡镇为9个，贫困村为67个，贫困人口48684人，贫困率为27％。当年陇南地区扶贫办下达徽县扶贫资金200多万元，县上成立了“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和“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徽县办公室”
  两块牌子，一套人员，从部分乡镇和部门借调干部4人，加上组建办公室时调配的3人（主任马云，副，主任郭志勇，干部李莎），共7人，开始单独实施了扶贫项目，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扶贫工作。2003年，按照省扶贫办的安排和要求，由省扶贫办副主任、外资管理中心主任任燕顺指导我们在麻沿河乡麻安村开展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项目选择工作的试点，主要就是群众进行参与式扶贫项目的选择，我有幸参加了全过程。麻安村地处麻沿河乡北部，与天水的苏城乡相接，属于典型的高寒阴湿山区，占地面积大，群众生活困难，村民居住分散，8个村民小组分散在20多个居民点上，全村165户、625人，贫困户438人，贫困率在70％以上。11月的天气，麻安村就已经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我们派了4名干部（辛建民、李莎、冉军宏、葛卫杰），到麻安村先进行摸底调研，宣传参与式的做法和好处。辛建民主要去上庙、干沟两个村民小组，李莎主要去麻安、堡子两个村民小组，冉军宏主要去亚塔、建华两个村民小组，葛卫杰主要去庙沟、干沟门两个村民小组，与乡上安排的4名干部一起，逐家逐户进行走访，了解情况，征求村民的意见，倾听村民的呼声，了解村民的需求，鼓励群众要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4天的摸底了解、宣传动员，每个村民小组都提出了6-10个急需要搞的项目，召开全村村民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2003年11月20日，麻安村扶贫整村推进参与式项目选择大会正式召开。中共徽县委副书记宋小平、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瀚东、副县长肖庆康、人大副主任马建邦、政协副主席王立荣等县上领导，县发改委、农牧局、财政局、县农行、县妇联等县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麻沿河乡的领导，扶贫办全体干部，麻安村村民170多人，共计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村党支部书记姜友明主持，中共徽县委副书记宋小平和扶贫办主任马云做了简短讲话之后，由每个村民小组选出的代表发言。首先，对本村本小组的贫困现状、贫困原因进行分析，其次，提出急需要发展的项目，最后，由大会总结归纳。天气虽然寒冷，可是会场的气氛异常的热烈，因为这是多少年以来，召开的规模大、人数齐、领导多、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会议，村民代表发言完毕，群众就都争着作补充发言，根据大家的发言，归纳总结了制约发展的原因和要发展的项目。制约麻安村发展的主要原因有8点：1.交通不便，雨雪天气无法行走；2.通讯不畅，无法与外界及时联系，贻误了商机；3.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无法保证吃饭；4.收入渠道单一，无法解决花钱的问题；5.有等、靠、要的思想，靠天靠地靠政府吃饭；6.思想观念落后，不容易接受新事物；7.干旱缺水，人畜饮水、灌溉浇地都很困难；8.发展缺乏资金，自己没有钱，又贷不来款，无钱发展经济。急需要发展的项目有12个：1.修路；2.发展通讯；3.养牛；4.养羊；5.养猪；6.种植中药材；7.修建冬暖棚圈舍；8.发展沼气；9.科技培训；10.修学校；11.三改（改灶、改炕、改厕）；12.修村卫生室。把群众分析的贫困原因和发展项目，都写在了黑板上。
  接着，对群众提出来的急需要发展的12个项目进行了投票表决，这时大会进入了高潮，12个项目都以图画的形式排列在主席台上（因为有的群众不识字，图画更直观一些），主持人给群众讲了投票的要求：对于自己认为急需要发展的项目投票选举，由于资金有限，在12个项目当中只能选择自己认为急需要发展的项目6个。每个项目图画下面放一个小盆子，每位村民自带6个核桃投票，每个小盆子里面只能投一次票。投票开始了，有165人参加了投票。大家按照村民小组依次投票，会场上吆喝声此起彼伏，都在为自己所喜欢的项目鼓劲加油，经过半个小时的投票、计票，各个项目的得票结果是：1.修路160票；2.发展通讯55票；3.养牛150票；4.养羊40票；5.养猪20票；6.种植中药材45票；7.修建冬暖棚圈舍140票；8.发展沼气65票；9.科技培训95票；10.修学校120票；11.三改（改灶、改炕、改厕）88票；12.修村卫生室12票。其中得票最多的前6个项目是：1.修路160票；2.养牛150票；3.修建冬暖棚圈舍140票；4.修学校120票；5.科技培训95票；6.三改（改灶、改炕、改厕）88票。最后主持人宣布，这6个项目确定为整村推进项目，全村掌声雷动，呼声一片，广大群众为自己能够做主选择项目感到高兴。随后，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项目领导小组、项目监督小组和各个项目实施小组。最后，政府常务副县长王瀚东作了讲话，对参与式整村推进的好做法表示肯定和表扬。县扶贫办将参与式整村推进的结果及选择项目的全过程，上报了省、市扶贫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这次活动对麻安村产生了很大的正面效应，投资渠道增多，投资数量增加，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项目投资24万元，后来又增加扶贫专项资金50万元，世行贷款40多万元，2008年灾后重建项目香港嘉道理基金会投资100万元，麻安村的整个投资超过了200万元。非政府组织巴迪基金会2004年开始对麻安村进行了为期2年的妇女能力建设培训，主要培训人员为：陈佩秋（女，首席代表，马来西亚人）、汤竹丽（女、志愿者，美国人）、柯山（男，志愿者，加拿大人）、郭艳明（女、巴迪基金会员工）、李宏伟（女、巴迪基金会员工）、张巍（女、巴迪基金会员工）等。分别在北京、天水、徽县麻安等地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同人群的培训。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改善了麻安村的生活生产条件，改变了群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麻安村的发展，使麻安村成为全县扶贫工作的先进示范村，并创新了“以大代小、以强带弱、以富带贫、投牛还犊”的扶贫模式，省扶贫办将麻安村参与式整村推进的做法作为成功案例对全省贫困县乡村的人员进行培训，在全省推广。
  2005年3月，徽县扶贫办主任马云、副主任郭志勇，麻安村村主任谭秀珍，在省扶贫办副主任、外资管理中心主任任燕顺的组织和带领下，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东盟——中国“扶贫与瞄准”大会，在会上介绍了麻安村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的做法，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的肯定，也得到了参会的30多个国家的赞扬，2005年底麻安村被国务院扶贫办授予“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示范村”荣誉称号。麻安村参与式扶贫整村推进的做法，为全县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全县扶贫工作的快速发展，为徽县扶贫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郭志勇：徽县扶贫办副主任、世行办主任）
  （三）商贸
  “文革”时期的徽县粮食工作
  马忠义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陷入混乱，这一时期的粮食工作同样受到了严重影响，粮食局势由缓和转向紧张。但是，党中央有抓粮食工作的优良传统，广大农民坚持生产，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革”动乱对粮食工作的干扰、破坏，对社会各界用粮基本上做到了正常供应。
  一、粮食局势由缓和转向紧张
  “文革”头几年，我国由于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之全国组织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干部和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市镇人口增长缓慢，有的城市有所下降，各项粮食开支比较稳定，全国粮食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1966年到197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徽县征购粮食的年平均量比三年调整时期上升21％，销售量下降9％，低于征购增长速度。这个时期的粮食情况虽然好一些，但也掩盖了一些矛盾，主要是不切实际地硬性要求粮食自给，在农业生产上，片面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抓了粮食挤了多种经营，农村经济越搞越死，因而粮食收支平衡有余是不巩固的。
  二、粮食分配和流通领域出现混乱现象
  （一）粮食收购方面：由于粮食产需矛盾尖锐，供求关系紧张，国家粮食购不足销，从而在安排粮食征购时，偏重国家需要的这一头，导致部分乡镇重犯“购过头粮”的错误，人为的扩大了农村缺粮面。我县南、北二山地区的几个乡镇和部分村社就存在又购又销的问题，到次年春耕前后，国家不得不增加农村返销粮食的数量，导致国家供应农业人口的粮食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供应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增长速度。
  （二）农村集体留粮：农村出现了公社、生产队在口粮、种籽以外，还任意加大集体饲料用粮、民工用粮和所谓其他集体用粮的提留数量，影响了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和社员口粮的分配。
  （三）城乡粮食销售方面：国家在农村粮食销售上，主观愿望想严格控制，实际又在不断地扩大，工作很被动。除了将“购过头粮”不得不大量返销外，收购农副产品的“奖售粮”也很难控制。在当时农村粮食分配紧张的情况下，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对补充农民粮食消费，鼓励发展农副业多种经营，保证商业、供销合作社和轻工业等部门完成收购任务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集市贸易和议购议销方面：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国家对粮食集市贸易想方设法予以限制、代替乃至取消。农民到集市上互通有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一些地方把农民从事编织、采集、渔猎、饲养家畜家禽等家庭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统统砍掉；把自留地说成是“复辟地”，强迫农户搞“三献”（献自留地、献宅边地、献自有果树）。这两种作法挫伤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
  关死粮食市场，封闭流通渠道，不但农户受害，国家也失去了取得商品粮的一条辅助渠道，国营粮食商业的粮食议购议销业务每况愈下，处于萎缩甚至停顿状态。
  三、大抓粮食，保证供应
  “文革”期间，粮食商业之所以能保持正常活动，这依赖于抵制干扰、破坏的积极因素和健康力量的存在。中央和地方从未放松粮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心粮食问题，对粮食工作有过一系列重要指示。“文革”初期，毛主席又指出：“必须把粮食抓紧”。各级领导亲自过问粮食工作，具体安排粮食调度，这对粮食部门执行粮食政策，保证粮食商业机制的正常运转，保持粮食情况的基本稳定，都起了重大作用。
  广大农民群众没有放弃生产去“闹革命”。农民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劳动者，吃饭靠自己，用钱靠自己。农民必须从事农业生产，收获作物，才能取得劳动报酬，用于再生产的投入和各项生活开支。特别是老一代农民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又尝到过1959年到1961年粮食严重困难的苦头，深知粮食来之不易，放松不得。虽然在“十年动乱”中，一些地方把“阶级斗争”渗透到农业生产领域，例如批判农民“埋头种地、不抬头看路（线）”，甚至说“吃饭重要，路线更重要”；有的地方还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收不了粮食收稻草，收不了稻草收思想”等等。但是，广大农民不顾这些“左”的冲击、干扰，照常坚持生产，为搞好粮食分配创造了物质基础。
  粮食职工坚守岗位。广大粮食职工，经历过粮食供应严重困难的年代，对吃饭是头等大事有深刻体验。十年动乱中，他们自觉做好本职工作，保证了粮食收购、调动、仓储、加工、供应等各个业务环节的正常运转。当社会上掀起“停工闹革命”之邪风，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联”时，当一些地方发生“武斗”时，当一些地方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基层粮食业务单位坚持照常开展工作，落实各项便民措施，以县为单位开展检查评比活动基本上没有中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教育在广大粮食职工的思想上扎根较深，成了指导他们发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推动力量。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积极作用。城乡人民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长期遵循粮食购销管理制度的习惯。动乱中坚持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是实现粮食统筹调度、全面安排的重要支柱。
  简叙徽县两次税收工作的状况
  张世尧
  一
  1958年4月，徽县、两当县合并，仍称徽县，7月份徽县、成县合并，改称徽成县。两县财政局合并为徽成县财政局，局址设在原徽县税务局。同年11月徽成县委决定将徽成县财政局、粮食局、人民银行合并为徽成县财粮部，办公地点集中在北街现电影院对门，当时人民银行。合并后财粮部有一位部长，两位副部长，分别管理财政、粮食、金融。当时由于“左”的倾向，各项工作政策要求都很严格，如果分管的领导不在时，其他领导对这项工有些生疏，不便于具体指导，只能作点原则性的指导。1959年7月徽成县委决定撤销财粮部，恢复原来的三个单位，徽成县财政局搬回原徽县税务局旧址。机构的变化对人员的思想也都带来很大变化，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当时在大跃进“左”的思潮冲击下，出现了一股贬低以至否定税收作用的思潮，认为税收在对私改造前是有用的，对私改造后生产资料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纳税单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税收的利用、限制、改造的作用自然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除对集体企业还需要用税收的形式集中一部分收入外，对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征税已无实际意义。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加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进行整改，要求精兵简政，税务机构合并到财政部门成为其所属的一个业务项目，再加上当时的中心工作一个接着一个，向各单位要人，大批税务干部被调离工作岗位，参加中心工作。1958年将近年底时，贯彻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财政管理体制（“两放”即下放人员、下放资金；“三统”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资金管理；“一包”即财政包干，差额上交的办法）。各财贸系统全面实行了这一体制。基层税务所被下放到人民公社，人员和办公设施全部归公社。徽成县在同年11月实行了
  “财政包干”，由财政部门向各公社分配了财政“包干”任务，包括工商税、农业税和其他收入，县不再分项组织收入，由各公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二万多或三万多元的财政包干任务。农村人民公社并不组织税收工作，不论什么钱只要抓来完成上交的财政任务就对了。因此各公社也拉了一些不应该拉的帐，这样就普遍形成了“有人不收税”，“有税无人收”的局面。工商税实际上被取消了，税收就成了“名存实亡”。1959年初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一问题，立即采取措施扭转，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到各县具体抓这项扭转工作，省政府马青年副省长驻徽县抓这项工作。全县各财贸部门都必须认真算帐，要求很快算出，凡是多向公社收来的，必须立即退还。算出后必须汇报经过马副省长同意才可以。财政方面的问题，局领导指定由我来算，虽合县时间不长，又是原来三个县的大摊子，而我对原来各县的财政情况又不了解，由我来算这个帐，真是“老虎吃天爷，无处下爪”。合县后的资料搬来搬去且无专人管理，又不好查找。我考虑必须依上年为基数，就好衡量着算，算出来的帐才能符合实际。我只好向原来各县在这方面知道情况的人调查了解，大体掌握一些情况后，用四个昼夜的时间算了几遍，算出了各公社上年负担的工商税、农业税和其他收入，以上年为基础，1958年财政包干上交的，加包干前完成的，不合理的多出部份，就是财政包干多上交的，应当退给公社，算出后我向局领导作了汇报，认为算的可以，并由县上领导参加，向马青年副省长进行了汇报，取得了同意后退给公社。从此不再实行财政包干，仍然实行分别计算，分项征收的办法。
  财政包干方面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工商税方面造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恢复基层税务所时，原来的办公用具合并到公社了，有些公社未能很好地归还，这样办公都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继续把税务人员按排其他工作，“有人不收税”，“有税无人收”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经常是“锁子看门的税务所”。税务工作组到基层去见不到税务所的人，只有向公社了解后才知道在那里，如果公社同意让回来，才能回来介绍情况或陪同检查企业，公社不同意回来时，还得到被安排的地方去了解情况。这种状况直到1962年后才逐步得到纠正，但对税收造成的损失却无法计算。有些企业长期欠税无人催收，漏税无人检查，偷税无人管理，即是有人缴税也无人开税票收款。我一个人的检查组发现多少就收回多少，发现不了的税也就漏了，偷税也就偷了。加之税务人员不能按时组织收入，致使收入下降，1958年至1961年都未完成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分县后的1962年工商税收入只有639.00元，比合县前的1957年减收788.00元，只占1957年收入的44.8％。
  二
  “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在税收方面的表现：一是“税收无用”论，“税利合一”论纷纷出现。后来，不得不肯定税收维护着国家财政收入，但是把税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打击投机倒把列为首要问题，把集累资金置于次要地位，根本不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生产的发展和企业盈利，而把发展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把增加盈利被斥为“利润挂帅”，使税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把税收坚持征、管、查和财务监督说成“管、卡、压”。国家规定的税收制度被批判为走“条条专政”，把忠于职守批判为走“白专道路”。这种极“左”思潮形成的革命第一，造反斗争第一，使收入工作几乎无人敢过问，基层税务人员大部份在县局闹革命，曾有三个税务所一个人都没有，有的税务所虽然有人也是在基层闹革命，不抓收入，有的虽然抓了一点收入，但不向县局汇解。县局领导、老同志和骨干，多数又被揪出来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的任务成了接受批判斗争、交待其所谓的问题。
  运动中间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合并为财税管理局，在县局能够坚持工作未被揪出来的只有财政局的预算会计梁仰维和税务局的我。我们二人被安排在一块办公，梁仰维仍搞财政预算管理，向各单位拨款发工资为主。我除负责税收业务、组织收入、会计、票证管理和各种报表、钱物和管理外，原来工商局的一摊子也成了我的工作。即是这样我们俩人有时也还要参加批判斗争会，作一些不诚意的发言。每月初，我把各种报表搞出来上报后，就赶快出去抓收入，把城里的收入抓了后，每月对各集镇轮流着抓收入，休息时间少，夜间还要加班，真算是个忙人。有一次月底我乡里回来后梁仰维对我说：“听说人家研究准备揪我们俩个哩”，我说：好，真要把我揪出来了，我还可以轻松一些，现在确实忙的我有些受不了了。揪出来也不过是批判我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再没啥交待的。真年把我俩个揪出来，财税工作也就可能瘫痪了。梁仰维看我实在太忙，对我说：你把城里抓收入的办法给我说一下，把税票给我留下，城里的收入我来帮你抓，这样我才稍微轻松了一些。
  由于都参加闹革命，再次出现了“有人不收税”“有税无人收”的严重问题，加之“文化大革命”，税源再次受到削弱。1965年收入开始回升的局面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收入下降到702.000元，比“文革”前的1965年下降33.8％，1968年仍比1965年减少188.000元。1968年一些有税收工作经验的老税干和基层骨干力量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征管力量被削弱，这样的局面又持续了几年。1975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恢复和加强税务机构，但是机构分设没有得到解决，只是人员逐步稳定，老税干逐渐归队，并陆续招收了部分新生力量，收入工作开始好转。1981年财税机构分设，税务机构正式得到恢复，使税收工作打开了新局面。1982年工商税收入超额4.5％完成上级分配的收入任务，达到2535万元，是“文化大革命”斗争高峰1967年收入的3.6倍，此后收入逐年上升。
  （张世尧：原徽县税务局局长）
  徽县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纪略
  刘荣 朱清锋
  一、徽县国有商业改制前的基本情况
  徽县商业系统下属7户国有企业，分别是百货五交化公司、饮食服务公司、金徽商场、糖酒副食公司、食品公司、唐庄良种猪场、江洛综合批发站。企业发展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的高峰阶段到市场经济的低谷阶段，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之中，改革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1998年企业改制开始，百货五交化公司、金徽商场实行柜组抽资租赁经营；饮食服务公司的徽县饭店实行内部股份合作制改造；食品公司实行网点拍卖，一次性安置职工；糖酒副食公司、唐庄良种猪场、江洛综合批发站和饮食服务公司的其余网点及门店实行资产租赁经营，基本维持企业运转。
  二、江洛综合批发站率先进行改制，依法破产，清偿债务，一次性安置职工
  1999年，江洛综合批发站因资不抵债，无力经营，企业难以维计。同年6月，经县商业局批准后，申报县法院依法破产。10月20日，县法院以徽法经破字（1999）第1-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破产还债，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县法院组成破产清算组，按照破产方案处置资产、清偿债务、一次性安置职工，组长由县法院经济庭副庭长王莉担任，组员由商业局总支书记陈余善、江洛综合批发站原站长何保东、商业局干部朱清锋、企业会计吴斌鸿组成。10月至12月，由清算组进驻企业清产核资，处理库存商品，计算工龄，做好职工安置前的思想动员等工作。2000年4月，对江洛综合批发站的全部资产进行了处置，以42万元协议卖给徽县电力局江洛供电站，同时移交了产权。资产处置后，以每个工龄年400元标准对该站11名职工进行了一次性安置；年底，对所安置的11名职工签定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原江洛综合批发站关闭注销。
  三、企业改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000至2001年，全县商业系统六户国有企业除糖酒副食公司未改外，百货五交化公司、饮食服务公司、食品公司、金徽商场、唐庄良种猪场五户企业全面落实改制方案，整章建制，拓宽改制思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企业改制“回头看”工作上。2002年，县商业系统传达学习甘政办发（2001）125号《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改办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中小型流通企业产权改革意见的通知》和地委发（2002）19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意见》及县委发（2002）41号《关于徽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组织六户国有商业企业经理、书记和中层管理人员，讨论中小商流企业如何贯彻有关改革的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提出本企业改制的设想、具体措施以及贯彻文件精神的意见。
  同年4月，由商业局组织企业法人，到嘉峪关、临洮、天水等市、县学习、参观、考察商业企业改革发展情况，对企业进行了改制前的审计工作，对各企业的呆、坏、死帐和不良资产进行审计认定，理顺夯实企业财务帐目，为企业改制做好准备工作。
  2003年，糖酒副食公司、金徽商场、唐庄良种猪场三户国有企业与华融公司商谈，最终将原企业在工商银行本息共925.4万元，了断归还金额164.6万元，了结了企业债务，回收了企业产权，为企业改革解除了枷锁，扫清了改制的关键性障碍。
  四、列入全面改制的六户国有商业企业改革改制情况
  2003年12月，县企改工作组全部进驻列入全面改制的六户国有商业企业。第一结段开展宣传动员和企业基本情况调查摸底，六户企业都相应成立了以本企业党政领导为组长的企业改制领导小组，积极配合县企改工作组抓好“置换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的彻底改制。
  2004年，县政府与驻企业改制工作组长签定了企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县商业局专题召开企业经理会议，传达市县有关改制的文件精神和政策法律规定，明确重申企业经理是改制的直接责任人，联系企业的局领导班子成员是改制的主要责任人。驻企业工作组、企业经理、书记参加了县上举办的企业改制法规学习培训班。县商业局联系企业的领导分头深入各企业，召开企业改制领导小组、职代会、工会等联席会议，学习县委发（2003）74号《关于徽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安排意见》和第一、二、三阶段的企业改革工作《安排意见》等文件精神和有关政策法规，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企业员工特别是管理层对国企改革的认识，营造了企业改革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二阶段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六户商业企业严格按照徽政发（2003）143号文件精神，规范有序，依法操作，进行了职工身份界定、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选择确定改制形式后，讨论制定改制方案，进入到方案的审批、组织实施总结及解决遗留问题等程序。
  1.唐庄良种猪场改制由国土局出资，安置职工，消除债务，企业占地作为县政府土地储备。
  唐庄良种猪场有在册正式职工11人，退休职工1人，供养遗属1人。对所安置职工的实有工龄166年，按每个工龄年1100元标准，基础安置费每人按3000元标准，按改制政策规定进行了安置，并对所安置的职工11人签定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2004年底，该企业改制结束。
  2.饮食服务公司改制实行经营层内部回购，组建新的民营企业发展运营。
  饮食服务公司于2004年12月7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民主选择，确定改制形式由经理杨光荣牵头，由现任管理层6人在整体承担原企业263.95万元债务的基础上，全部受让企业261.38万元经营性资产，并参照陇署发（2003）51号文件关于国有产权处置意见的规定，给予受让人经营性净资产总值8％的优惠计20.91万元，资产变现总收入为240.47万元。企业资产变现收益全部用于企业改革前各项硬性费用、54名职工的一次性安置（每人3000元的安置基础费，每个工龄年835.02元）、35名退休职工和2名离休干部医疗费的核发，不足5年的3名职工转入社保，企业供养遗属5人由新企业按时发放生活费。安置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彻底转换国有身份。制后组建“徽县荣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县工商局注册登记。牵头人杨光荣持较大股份，选举任董事长，带领新企业运营发展。至此，饮食服务公司改制全面结束。
  3.食品公司改制实行公开向社会拍卖出售产权，一次性安置职工。
  食品公司的改制有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根据徽政发（1998）第95号批复进行了企业改制，将伏镇、嘉陵、游龙、榆树四个基层食品站进行了产权转让，转换部分职工身份。第二次是2003年将现有十二个（城关、柳林、永宁、高桥、虞关、大河、泥阳、麻沿、银杏、栗川、太白食品站）基层食品站、南街机关办公楼一栋、占地面积31056.21平方米进行拍卖。
  经资产评估，县国资局审查确认，止2004年7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3836698.09元，负债为39171.99元，净资产为3797526.10元。2004年12月27日，由县公证处主持以底价297万元在县邮政宾馆三楼会议室进行公开拍卖，最后以298万元拍卖给社会自然人赵维娇。对68名职工进行了一次性安置，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6人、9名遗属全部转社保按月领取生活费，并与所安置的职工解除了劳动关系合同，原企业关闭注销，完成改制。
  4.金徽商场改制实行公开向社会拍出售产权，一次性安置职工。金徽商场的改制从2003年12月开始。经过认真细致掌握情况、广泛听取民意后，最终确定改制形式为公开向社会拍卖变现，变现资金用于一次性安置职工。根据徽县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2005年5月10日会议，该企业国有经营性资产以555万元（含土地出让金48.76万元）确定为公开拍卖底价，最后以600万元拍卖给社会自然人赵飞（含土地出让金），加上企业原银行存款和现金200717.76元，合计变化收益为6200717.76元。对79名职工每个工龄年按1000元补偿标准进行了一次性安置，将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7人、19名退休职工、2名供养遗属转社保，由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后按月领取生活费。对48名职工募股本金129万元及奖励金69.156万元，合计198.156万元，由企业原班子协助国改办按出资额比例兑付给出资人。职工个人占用商场资产〈包括借款、欠款、短款）的，从安置费中一次性扣清，对所安置的职工一次性核发安置费后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原金徽商场注销，变为民营企业。
  5.百货五交化公司改制实行依法破产，一次性安置职工。
  百货五交化公司截止2004年5月31日，经审计部门审计核实公司资产总额为3757937.28元，负债总额为6655173.01元，由于资不低债，经企业与主管部门（商业局）商定，请示县国改办同意，上报县法院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由法院组建清算组开始清算，对百货五交化公司北街资产和土地公开竞价拍卖，拍卖变现资金560万元，其它资产变现20万元，共计资产变现收益580万元，用于一次性安置职工。对69名职工按月每个工龄年1100元标准进行了安置，不足五年的4人、退休职工25人、企业供养遗属2人全部转社保，由社保经办机构审核按月领取生活费，企业与一次性安置的职工签定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止2006年底完成了企业破产改制工作。
  6.糖酒副食公司改制实行依法破产，一次性安置职工。
  糖酒副食公司由于资不抵债，经主管部门（商业局）同意，请示县国改办通过，上报县法院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由法院成立破产清算组，开展破产清算工作。对糖酒副食公司北街（盐业公司院）和南街糖酒副食公司办公楼院内及西寺村公司下属酱醋厂的所有资产进行了处置变现，变现收益共计187万元。由于变现收益少，安置职工人数多，按每个工龄年计算不足400元标准。经县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糖酒副食公司县财政兜底160.86万元，加上变现收益用于一次性安置职工。对70名职工按每个工龄年400元标准做了一次性安置，对不足五年的14人、企业离退休人员39人和供养遗属12人全部转社保，经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后按月领取生活费，并与所安置的职工签定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原糖酒副食公司关闭注销，糖酒副食公司破产程序全部结束。
  截止2006年底，全县商业系统百五、饮食、食品、猪场、金徽商场、糖酒公司6户国有企业改制全面结束，从历史意义上真正实现了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两置换一保障”，确保企业改制后离退休人员、遗属能按月领取生活费，一次性安置的正式职工全部参保，解决了老有所养的后顾之优。原国有企业彻底转换了经营机制，全县国有商业企业宣告终结。
  （刘荣：徽县商务局干部朱清锋：徽县商务局干部）
  徽县国有商贸企业发展情况概述
  刘荣 朱清锋
  1949年12月徽县解放后，县政府成立了徽县工商科，由刘万祯、王星二、高继云等同志筹建成立了首家国营企业——西北贸易公司徽县支公司，同年又成立了天水盐务局徽县盐务站。1951年，贸易支公司大量经营棉花、粮食，平抑市场物价；盐务站大量供应青盐，满足全县人民生活需要，稳定食盐市价。1953年1月，徽县酒类事业管理处、烟酒专卖公司同时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街，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12月，徽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贸易支公司经理高继云被推选为工商联副主任。1954年4月，徽县工商科改为商业局，徽县食品公司成立。6月，徽县酒类事业管理处、烟酒专卖公司更名为中国专卖事业管理局徽县专卖局。同年7月，徽县花纱布公司成立。10月，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1955年春，成立天水百货公司徽县批发部，10月，撤销徽县贸易支公司，成立徽县百货公司。1952年到1955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以及糖料、烤烟、生猪、桐油、重要木材、茶叶等农产品实行了有计划的收购和供应。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在当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稳定了市场和社会供应。1956年1月，徽县药材公司成立，隶属商业局管理，同年实行对私改造，私营商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合作化，食品加工厂由合营变为国营商业企业，隶属百货公司管理，紧接着成立了饮食服务公司。同年10月，成立徽县地方贸易公司。1957年2月，撤销花纱布公司并入徽县百货公司。4月，撤销徽县地方贸易、徽县烟酒专卖公司、徽县食品公司和徽县盐务推销处，成立徽县服务局。1957年底，全县有合作店组28户、从业人员477人。1958年4月，两当县撤并，两当商业局并入徽县商业局；7月，成县与徽县合并，成立徽成县商业局。同年8月，县级各专业公司撤销，成立城关、两当、成川三个综合购销站（即三级批发站），基层二十一个供销社改为二十一个商店。同年，中国专卖事业管理局徽县专卖局撤销；9月，百货公司撤销。“大跃进”开始后，合作店组全部过渡为国营商业，同年徽县供销社、服务局合并为徽县商业局。1959年7月，徽成县商业、财税、粮食局合并为徽成县财粮部，基层企业下放公社，由公社财粮部统一管理，同年底，徽成县财粮部撤销，恢复徽成县商业局，下放公社的企业全部收回，仍归商业局管理。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商品紧缺，重要商品凭证、凭票、凭介绍信审批供应（如烟、酒、糖、糕点、肥皂、香皂、胶鞋等），食盐、碱面、火柴、煤油等重要物资，列为必保商品。1961年底，徽县、两当、成县三县开始分设，徽成县商业局同时分设，徽县商业局与徽县供销社亦同时分设。1962年1月，徽县百货公司第二次建立，同时成立徽县副食杂货公司、徽县药材公司、徽县饮食服务公司。1963年，徽县食品公司成立，猪、牛、羊、禽、蛋实行统一归口管理，从地方到中央实行垂直管理。1965年，徽县食品公司唐庄良种猪场成立。1966年“文革”开始，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商业出现了管理混乱的局面。1968年12月，百货公司又一次撤销，商业、供销合并，成立徽县购销服务公司革命委员会，下属各专业公司改为商店。1970年，购销公司撤销，国合分家，成立徽县商业局。
  1971年百货公司第三次成立，2月又一次对合作店（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城关将百货、理发、旅店、饭馆四个合作店（组）63名从业人员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归口专业公司管理，1971年5月，原百货公司为防治地方甲状腺病对食盐进行加碘供应，同年先后成立百货公司、农副产品公司（包括食品）、饮食服务公司、药材公司。1973年，徽县百货大楼建成，5月1日正式营业，同年12月，农副产品公司与食品公司机构分设。1975年1月，成立徽县燃料公司，隶属商业局管理。1976年，全县生猪存栏6.7万头，食品公司年收购22466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78年，徽县蔬菜公司成立，从汉中、宝鸡等地调进大量蔬菜供应市场。1981年7月，徽县普降暴雨，洪水成灾，虞关、大河、榆树食品站水毁严重。1982年，商业全面实行利改税，同年药材公司上划天水地区管理。1983年3月，棉布、副食品停止凭票、凭证供应，同年商业体制改革，撤销百货公司、蔬菜公司，从百货公司内部将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糖酒副食业务分设出来，成立百货纺织品公司、五交化工公司和糖业烟酒公司。百货公司一直延续到2003年企业改制前，是全县商业系统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资金雄厚、设施较为完善的国有中型商业企业。1984年，商业系统开展清仓查库，县政府两次批准商品削价报废损失27.3万元。1985年1月，饮食公司被授予全省商业系统“文明单位”称号；同年，成立徽县烟草专卖局，与商业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6月，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徽县由天水划为陇南，县商业局归陇南行署商业处业务指导；8月，撤销徽县燃料公司，成立徽县石油公司、煤炭公司，石油公司上划地区垂直管理；12月，煤炭公司划归县经委管理。1986年，唐庄良种猪场瘦肉型猪育肥试验成功，省、地、县验收合格。同年初，食品公司由地区下放县上管理；8月，饮食服务公司宴宾楼竣工营业；9月，县百货公司向全县17个乡镇44793人赊销棉布45.8万米，赊销金额80.3万元，赊销期限五年；12月，成立徽县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与商业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87年5月，撤销糖业烟酒公司，成立糖酒副食公司和烟草公司，烟草公司上划地区管理；11月，商业体制改革，实行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三年，合同从1988年元月执行，百货公司经理：胡国勇；五金公司经理：赵绪；糖酒公司经理：吴恩召；食品加工厂厂长：马世雄；食品公司经理：温书宝；饮食服务公司经理：董自新。至1987年底，商业局所属国营企业有六户，下设59个门店，470名商业职工，自有流动资金151万元，固定资产205.8万元。1989年，经县政府批准，唐庄良种猪场从食品公司分设出来，组建为独立核算的法人企业，隶属县商业局管理。
  1991年，百货公司、糖酒公司的基层网点江洛批发站合并为江洛综合批发站，属一户独立的国有企业，隶属于商业局直接管理。1992年，经县政府批准，由百货公司和五交化公司合并组成徽县百五公司。1994年，经县政府批准，从百五公司分设成立了金徽商场，营业场址设在十字百货大楼，9月28日开业运营。同年，撤销食品加工厂并入糖酒副食公司。
  1996年8月，全县国有商业企业为七户，分别是百货公司、糖酒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唐庄猪场、食品公司、金徽商场、江洛综合批发站，主营百货、针织、五金、家电、化工、糖酒副食的批发零售，以及饮食服务、食品加工、生猪收购调拨、良种猪繁育及育肥等。有在册正式职工710人，其中离退休人员134人，遗属补助35人，全系统固定资产568.4万元，实收资本322.6万元，盈余公积43.6万元，银行借款总计991.8万元，库存商品总值829.7万元，有问题商品总值102.1万元，占现有库存的12.3％。国营商业从建国初到这一时期大致走了由公私合营到国家扶持、到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道路，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国营商业是热门行业，全系统共有国有企业七户，集体企业一户（综合贸易公司），共有职工人数588人，其中离退休人员157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国营商业失去了往日的雄风，亏损连年增大。我县国有商业也从1994年开始，市场销售份额减少，效益急剧下滑，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失去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扶持。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七户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班子也不健全。1998年，商业局按照县委、政府对企业干部任用管理的要求，在企业民主选举了经理、书记。百五、糖酒、饮食、金徽商场、唐庄猪场、食品公司、江洛综合批发站重新配备了经理、书记。1998年6月，对全系统各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了内部审计，全系统资产总计2606.6万元，负债总计2407.5万元，所有者权益总计199.1万元。
  1999年，经县商业局同意，对江洛综合批发站进行破产改制方案申报，县法院裁定依法进入了破产程序，一次性安置了职工，该企业关闭注销，全县国有商业企业改革改制由此拉开序幕。2000年，经县政府批准，徽县盐业有限公司从徽县糖酒公司分设出来，上划陇南盐业分公司管理。2002年底，商业系统六户国有企业处在困境和低谷当中，百五公司处于半停业状态，金徽商场、饮食公司、良种猪场尚能正常运转。2001年至2002年，商业局在全系统六户国有企业中认真宣传省、地、县关于企业改制的有关文件精神，组织企业经理外出考察，借鉴嘉峪关、临洮、天水等地商业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全系统实行企业改制，其中金徽商场、百五公司实行柜组抽资经营；饮食服务公司的徽县饭店实行内部股份合作制改造；食品公司实行网点拍卖一次性安置职工；糖酒公司、良种猪场、饮食服务公司的其余网点及门店均实行了租赁经营。2003年，按照县委发（2003）74号《关于徽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安排意见》，对县企改工作组全部列入全面改制的百五公司、金徽商场、食品公司、糖酒副食公司、饮食服务公司、良种猪场六户国有企业，分别按照宣传动员、调查摸底、财务审计、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身份界定、讨论制定方案、审批方案、组织实施、安置职工等程序进行了彻底改制。金徽商场、食品公司公开向社会拍卖变为民营企业；饮食服务公司由经营层内部收购组建为徽县荣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唐庄猪场由政府出资，储备了土地，原企业关闭注销；百五、糖酒副食公司申报县法院进入破产程序，原企业关闭注销。
  至2006年底，全县商业系统国有企业改制全部结束，原六户国有企业从历史意义上实现了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两置换一保障”，置换了企业产权，置换了职工身份，保障了企业离退休人员、遗属能按月领取生活费，所安置的正式职工全部参保，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徽县原国有商业企业宣告终结。
  徽县粮食工作新旧体制转变过程回顾
  马忠义
  粮食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不仅在生产分配、流通领域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保障人民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满足国计民生、军需民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粮食工作
  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期。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国家必须控制粮源，把粮食供销放在稳妥的基础上。为妥善解决粮食问题，保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国家除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外，在粮食流通领域中决定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这是一项重大的变革，即把粮食的自由贸易改由国家垄断。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政策、计划供应政策以及由国家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
  粮食统购：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谓余粮户，是指生产粮食的农民留足其全家口粮、种子、饲米料和缴纳农业税外，还有多余粮食的农户。
  徽县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应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生长，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1983年被中央列为“小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从历史条件讲，徽县的粮食历来是输出的，早在封建统治和旧中国时期，就源源不断地输往兰州、天水、武都等地，有力地支援了那里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来，农业人口不足20万、劳动力仅仅5万多人的小县，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达14亿多斤。1975年，最多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达7745万斤，有力地支援了省内外兄弟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1975年和1976年这两年是徽县粮食饱和的年份。作为粮食部门来说，是压力最大、保证粮食安全不出问题的关键时期。全县仓容量仅有6500万斤，而库存的各种粮食达1亿多斤，包括各种储备粮20000余万斤和原有的合理库存。各粮站都是超负荷存粮，库内库外、简易粮棚、露天（各个院落）都存放着粮食，打破了历史最高纪录。
  粮食统销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行业从业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二是在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及农村，则采取由上级政府颁发控制数字并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使真正的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的粮食，又能适当控制粮食的销量，防止投机和囤积。三是对于熟食业、食品工业等所需粮食的部门以及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的用粮及其他工业用粮，则参照过去一定时期平均需用量，定额给予供应，不许私自采购。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从未放松粮食工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粮食工作和具体安排粮食收购、销售和调运。“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但各级粮食部门始终维持着粮食购销调度的正常活动，每年都完成几千万斤的粮食购销调拨量，保证了城市工矿、受灾缺粮区繁重的粮食调拨供应，没有出现粮食断档脱销的问题，没有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吃饭这件头等大事，为稳定市场、安定人心、支援生产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徽县粮油加工业、饲料加工业和粮油运输业有了历史性突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宝成铁路时，给筑路工人供应面粉全靠县城石磨加工，农村吃面也是靠水磨、石碾加工，运输全靠人背畜驮，而近年来已发展到使用年产50000吨的面粉现代机械加工设备，农村面粉加工实现了机械化，磨粉机达1200台（件）；县上拥有年产量20000吨的饲料加工设备；粮食系统内部有专业汽车运输队，拥有载重车8辆，年运输量达17923吨。
  二、市场经济时期的粮食工作
  1998年，粮食由征购改为定购，粮食价格和经营权放开，粮食企业推向了市场。这个时期，作为主渠道的粮食部门既要指导市场销售、平抑粮价，又要保本微利，还要有好的经济效益。在新旧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粮食系统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无后劲，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不畅，经济效益欠佳。在困难与希望、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徽县粮食部门从客观、微观两方面着手，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以深化改革为突破口，组织全县广大粮食职工同心协力、开拓进取。一是精简机构、分流人员调整充实基层领导班子，启用懂经营、会管理的能人担任企业领导；二是在分配方面由过去县局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平衡掌握，一律改为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留成全部归企业使用；三是兴办实体搞活经营，成立粮贸总公司，与县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履行行政职能，又直接参与经营；四是加强财务管理，开展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活动。
  由于管理办法得当、措施得力，徽县粮食系统连年完成国家下达的3130万斤的粮食定购任务，还随行就市收购各种粮食200万斤左右。同时，完成外调任务、本县军需民食、议销等4000多万斤，粮食商业企业除政策性亏损外实现利润80余万元。
  三、粮食购销企业改制时期2000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市《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相关政策措施，2006年，徽县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化全县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改革的重点是：一是全员置换职工身份。全县粮食购销企业职工全部参与改制，置换职工身份，解除劳动关系，按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双向选择，建立新型劳动关系。二是实现产权多样化。全县保留1个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其余粮食购销企业通过撤并、转产、拍卖、破产、股份制改造等多种形式退出国有资本、国有序列，转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轨道。三是建立新型的企业人事、劳动和分配制度。积极推进人事、劳动和分配制度改革，彻底明晰产权，转换职工身份，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
  同年，我县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工作全面展开。一是依据省市、县有关改革的《实施意见》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粮食、计划、财政、劳动、审计、国资、国土、税务等16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粮食购销改革领导小组，设立了粮改办公室、清产核资组、审计组、土地资产清理组、职工界定审查安置组。二是由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从县直14个单位抽调14名主要领导、49名干部及工作人员参加这次粮改工作，并成立了7个进驻企业工作组，加强了粮改工作的组织力量。三是通过宣传发动、调查摸底、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讨论制定方案、组织实施、总结验收及解决遗留问题等8个阶段，历时一年半时间对全县17户粮食购销企业实施了产权拍卖、破产等形式的全面改制。
  我县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按“五个整体，一步到位”的思路进行，即：整体置换产权、整体置换身份、整体安置职工、整体承担债务、整体上交养老保险，产权身份置换一步到位。一次性安置职工（卖断工龄）218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职工（转社保局）36人，离退休人员57人，遗留24人，享受政策性定补人员3人。以上人员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卖断工龄资金、养老保险金、医药费、补发拖欠的职工资、下岗职工生活费、遗属生活费等项共计资金1200余万元。
  四、改制后的粮食工作
  徽县对16个粮食收储站、1个收储公司进行了公开拍卖，置换了产权，彻底退出了国有序列，1个收储站依法破产。保留1个国有控股购销企业，成立伏镇粮食购销储备库，归县粮食局领导，主要承担粮食收购、保管、轮换省级储备粮、县级储备粮及救灾应急粮食的供应等。
  徽县粮食局职能随之转向加强对全县粮食流通的依法管理，成立执法队，以粮食行业行政执法为重点，做好面向全社会的粮食行业从业人员统计、粮食流通统计、粮油加工统计以及对民营粮食经营者的监督管理工作，切实履行好对粮食流通领域依法监管职责。
  （马忠义：徽县粮食局正科级干部）
  徽县乡（镇）财政经历的演变过程
  许吉荣
  乡（镇）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乡政府——人民公社——乡（镇）人民政府的演变过程，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乡财政——人民公社财政——乡（镇）财政的演变过程。
  一、建国初的乡财政
  1950年，国家实行了财政经济统一，由于乡一级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层政权组织还不够健全，设立乡一级财政尚不具备条件。为此，乡一级政府只设一名专职的财粮助理员，俗称财粮专干，我县也推行这个管理模式，在18个乡各配备专职财粮员一名，负责辖区内的农业税的征收和行政事业费的开支管理工作。
  二、人民公社财政
  1958年后，实行人民公社，乡政府被“政社合一”所代替。由于人民公社建立后实行体制下放，将乡内的全民所有制部分同集体所有制部分混为一体，财政体制也不得不随之改变，实行“财政包干”的管理办法。1960年9月，（徽县当时属天水地区管辖）天水地区发出通知，要求建立人民公社一级财政，县财政对人民公社实行“划分收入、以收抵支、超收分成、结余留用”管理办法，1970年后，成立财税所的乡（镇），将乡（镇）财粮员转为财税员，继续抓好农业税征收工作。1979年6月，根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甘革发（1979）55号文件及甘肃省财政局（1979）甘财农第024号文件通知精神，我县在18个乡中各聘请一名农财专管员，专职管理农村财务和农业税征收工作。
  三、乡（镇）财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村的生产经营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由此引起了农村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从而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82年修订的宪法明确规定：乡（镇）是我国政权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级政权组织。根据此精神，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发[1983]35号）指出：“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1985年4月12日，财政部颁发了《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对乡（镇）财政的工作任务、收支范围、管理体制和办法以及组织机构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此，乡（镇）财政工作逐步走上了正常有序的轨道。
  徽县乡（镇）财政建设工作：
  （一）先行试点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省、地有关文件精神，1985年1月，徽县人民政府以徽政发（1985）10号文件批转县财政局《关于建立泥阳乡财政所的试点报告》。关于泥阳乡财政所的试点情况，原陇南地区行署专员王在鹏在他的调研报告《徽县泥阳建立乡财政试点情况的调研》中全面做了介绍，（该文刊发于[陇南经济情况]第56期）。内容如下：
  1.泥阳乡基本情况：徽县泥阳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乡，全乡共有18个行政村，78个自然村，2761户，总人口13275人，其中农业人口12635人，耕地面积23000亩，有工商企业17户，其中国营2户，集体6户，乡（镇）企业7户，联办企业2户，个体工商户79户，有一个年成交额达100多万元的农贸市场。该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潜力较大。
  2.泥阳乡财政所人员编制情况：财政所编制4人，所长由副乡长兼任，副所长由农财员担任，会计由一名懂业务的脱产干部兼任，还聘用了一名专职企财员。
  3.泥阳乡财政所预算执行情况
  泥阳乡财政所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超收分成（乡六县四）支出下拨、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根据县财政局深入企业市场反复核算，核定当年该乡预算内收入10.94万元，支出19.45万元，县财政定额补助8.5496万元，预算外收入1.5万元。其中农业税自筹1.2万元，预算支出一项2千元（广播员个人费用和线路维修），预算外收支全归乡财政，按收支范围由乡政府统一安排。泥阳乡当年财政收入比1984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预算内完成了14.4万元，超收21％，其中工商各税比上年增长47.2％，农业税全面完成任务，乡共得超收分成1.5万元，加上预算外收入1.4万元和上年结余1千元，乡上共掌握了3万元机动财力。
  4.泥阳乡财政所试点取得主要成效
  （1）调动了乡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长。（2）有效地加强了支出管理，大大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3）在支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治穷致富、广开财源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4）支持了农村文化教育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5）加强了财政检查和监督工作。
  （二）全面建立乡（镇）财政所
  为了加快乡（镇）财政所建设，充分发挥乡（镇）政府聚财、理财、用财的积极性，巩固和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省政府（1986）166号文件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加快乡财政建设的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要把建立乡（镇）财政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尽快在全省普遍建乡（镇）财政所。为了贯彻省政府的精神，徽县人民政府分别以徽政发字（1985）第176号，徽政发字（1986年）第157号，徽政发字（1987）第201号等文件，批转了徽县财政局关于建立伏家镇等财政所的报告，至此，全县十八个乡（镇）全部建立了财政所。截止1995年年底，18个财政所基本达到有机构，有人员、有办公条件，有金库的“四有”标准化财政所建设要求。
  四、乡（镇）财政所体制管理
  （一）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在乡（镇）财政所建立之初的几年时间里，由于乡（镇）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和条件尚不成熟等诸多因素，根据我县的实际情况和已建立的乡财政经验，县财政按照各乡（镇）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范围，对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实行了“定收定支、收入上交、超收分成、支出下拨、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对经济条件差的乡（镇），实行行政管理经费按人头核定基数，“预算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管理体制。1994年，随着分税制的实施，为了把乡（镇）政府建成一个自求发展的政权实体，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测算，按照分税制的要求，推行了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1.在县乡分税制财政体制方面，做到“四个坚持”：即一是坚持乡（镇）事乡（镇）办，按照乡（镇）政府承担的职能，把应由乡（镇）管理支出划归乡（镇），二是坚持乡（镇）财乡（镇）理，把能够划归乡（镇）的财政收入，尽量划给乡（镇）。三是坚持放活乡（镇），把有利于乡（镇）收支平衡、有利于调动增收节支，有利于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作为处理县乡财政分配关系的依据，四是坚持相对稳定，对确定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一定几年不变，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明确划分县乡收支范围，推行“两扩大、一下放”。一是扩大乡（镇）事权，把乡（镇）农机站、农经站、农技站、蚕桑站、兽医站、林业站、水利水保站、计生站、果树站、蔬菜站等乡（镇）服务体系和辖区内的学区、乡（镇）卫生院经费划归乡（镇）财政供给，二是扩大乡（镇）财权，将乡属企业缴纳的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乡（镇）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辆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契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15个税种划为乡（镇）固定收入。三是将资金调度权全面下放给乡（镇），增强乡（镇）财政调控力度。经过科学测算，对收大于支的增收潜力大的柳林、江洛、城关三乡（镇）实行收入递增上解，对支大于收的银杏、伏镇、栗川等15个乡（镇）实行定额补贴，使乡（镇）政府自觉承担起了管好财政用好财力的责任。
  3.将“三保一挂”责任制引入乡（镇）。根据省政府甘政发（1997）45号和陇南行署陇署发（1997）第68号文件规定县政府跟乡镇签订“三保一挂”责任书。“三保一挂”就是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三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奖惩政策挂钩，奖优罚劣，以奖代补。具体办法是：将原有上级财政提供的财源建设资金，发展农村特产资金，部分重点扶持资金和发放工资补助等，财政拨款先以财政借款形式下达，年终完成责任目标的，借款转为拨款，并给予奖励，完不成目标的，借款收回并加收利息，同时给予扣减财力的处罚。在推行县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期间，徽县每年都由县政府与乡（镇）府签订财政工作目标及“三保一挂”责任书，县财政局与各财政所签订财政收入任务责任书，年底进行全面考核，并实行以奖代补。
  4.建立乡（镇）金库。根据县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1995年在全县18个乡（镇）建立了乡级金库，制定了《徽县乡（镇）国库管理办法》，真正做到了一乡一所（财政所），一所一库（乡（镇）金库）。2006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金库随之取消了。
  （二）乡（镇）财务零户统管：是指对乡（镇）一级行政事业单位在保持单位资金使用权和财务自主权不变的情况下，取消单位银行账户，由乡（镇）财政所统一管理会计人员，资金结算和会计核算工作，融会计服务和监督管理为一体，原单位只根据情况设立报账员，定期向财政所报账的一种财务管理模式。徽县从1998年开始推行这种管理模式。
  徽县推行“零户统管”管理模式大体经历了5个步骤。
  第一步是进行业务培训。县财政局举行了培训班，对各乡（镇）分管财务的乡（镇）长，财政所干部和乡属事业单位财务人员进行了新《会计法》、新《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零户统管”业务运行及操作程序等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
  第二步是设立机构，确定岗位。全县18个乡（镇）均把会计核算业务归并于财政所，财政所在搞好本乡（镇）财政预算收支的情况下，全力抓好乡级财务统管工作，其内部设立了统管会计、出纳、票据专管员，这些岗位人员任职资格均经县财政局审查批准。
  第三步是建立工作制度，完善各项措施。在县财政局的统一指导下，各乡（镇）制定和完善了《乡（镇）零户统管财务管理制度》《乡（镇）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和各个岗位职责、票据管理、操作程序等7个管理制度和业务运行流程图。
  第四步是清理账户及资金冻结，实行账户归并。撤销了乡属站所原有银行账户及存折，开设了统一的银行账户，将分散的资金归并回笼，将固定资产逐站、逐所、逐项目登记建卡、作价入账。
  第五步是规范运行程序，加强监督管理。乡（镇）及站所的一切会计业务和资金收付统一归并到财政所统管会计处，设立总账、明细账、固定资产账等账簿，全乡各类支出由乡（镇）长按相关政策实行“一支笔”审批。
  徽县实行“零户统管”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共撤消单位银行账户196个，精简会计岗位92个。各乡（镇）财政所委派一名“统管会计”代理乡属单位财会核算，堵死了单位坐收坐支和白条报销的口子。
  五、乡（镇）财政所人员构成
  建所初期，由于财会人员匮乏，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于1979年至1991年，按照原甘肃省财政局甘财农[1979]第24号《关于设立农财专管员的通知》和徽县革命委员会徽革发[1979]78号《关于雇请农财专管员的通知》、甘政发[1986]166号文件、徽编发[1991]06号文件精神，陆续招聘了62名农财专管员，即农财员。充实到财政所，从事财政所业务工作。同时，部分乡（镇）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农业税和农特税征收，于1989年—1996年间招聘了10名协助农税征收的工作人员，即农税助征员。随后，随着乡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业务量进一步增加，财政所人员呈不断增长态势，由1乡1人，到建所初期的1-3人，增长到每所1-4人。
  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乡（镇）财政职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征收农业五税收入征管型转变到以发放惠农资金为主的服务型。
  （许吉荣：徽县财政局干部）
  （四）水利
  徽县农田灌溉事业发展追述
  任正信
  在我国，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历史悠久。诸如，宁夏的秦渠、唐徕渠，四川的都江堰，距今已二千余年，历经沧桑，至今仍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徽县从哪朝哪代开始引水灌田，无人能够说清，也无史料记载，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农田灌溉源于水稻种植。据传，古代勤劳智慧的徽县人民，从外省外地引进水稻种子，首先在伏家镇试种，获得成功后很快向栗川、游龙等周边地区扩延。优越的地理环境，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这些优越的种植条件，使水稻产量高、质量优、香甜可口、口感特好，尤其是游龙李家寺的大米，曾进贡宫廷成为皇帝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被称为“贡米”。由此，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向泥阳、江洛、银杏、城关等地发展，到1949年全国解放，引水渠道发展到30条，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1.05万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农作物平稳增产，旱涝保收，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困难，国家动员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大办水利，修塘打坝，开渠引水，有的地方安装人畜为动力的“解放牌”水车提水灌溉。1956年后，徽县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当时县委、政府提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到1959年底，全县渠道增加到141条110公里，塘坝50座，蓄水22.8万m，安装“解放牌”水车360部，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1.74万亩，保灌面积1.45万亩。这一时期修建的较大引水渠道有：泥阳的联合渠（后更名为西干渠）、伏镇跃进渠、银杏峡门渠和榆树海龙山渠等四条。
  海龙山渠道是一条引雪水河水上山的引水渠道。该工程未经设计，只靠一时的“革命激情”盲目上马，是一项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该工程于1957年开工，计划渠道总长度8.3公里，流径游龙、榆树、银杏、伏镇等4个乡镇84个村。动员组织上万名民工，抽调二三十名干部，吃住工地，进行会战，炸石开渠，共投工50余万个，移动土石方425万m。终因未经科学论证，脱离实际，渠线长，水量小，渗漏严重等原因而被迫停工。
  六十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极度困难，处于调整时期，国家投资有限，只保重点工程项目，农田水利建设仍然以群众自办为主。1966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家每年投少量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材料、设备购置等补贴，开始推广使用水轮泵提水灌溉。到1969年底，徽县累计修渠254条167公里，修建塘坝55座，库容29万m3，修建银杏峡门水库一座，安装水轮泵6处6台，发展有效灌溉面积2.15万亩，保灌面积1.81万亩。
  七十年代，大旱、干旱持续。为了抗旱夺丰收，国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加，同时提出了“小型为主，以蓄为主，蓄引提并举”的大办水利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徽县农田水利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取得显著成效。在继续修渠打坝的同时，开展了打井、修建机电提灌工程，安装配套喷灌等多种形式的农田水利项目，扩大灌溉面积。截止1982年底，经“三查三定”核实，国家对徽县农田水利投资累计逾2000多万元，建成水库2座、库容27万m（其中：栗川耿寺水库已淤平，水阳峰崖水库至今完好），塘坝13座、库容7.64万m3，修渠51条82.43公里（1976年最多达533条365公里），机电提灌531处（其中机电井388眼），安装半固定喷灌8处，配发移动式喷灌机333台（套）。
  现将主要农田水利工程及灌区建设情况分述如下：
  打井 七十年代初，先是组织群众打井径5—10米的大口井，井壁有砖砌的，有块石垒的，质量标准较高的为现浇无砂混凝土井壁。因受抽水设备限制，大口井一般较浅，出水量小，甚至有的为干井。为此，1971年8月，徽县成立了机械打井队，招收工人12—15人。配备150型和205型冲击式打井机5台，此后又配备了汽车，承担打井所需物资、材料的运输。随着物资材料的大量增加，车辆增加到5辆，徽县水电局成立了车队。1977年初成立物资站，负责物资的调运、管理和下发。
  1972年，为解决抽水灌溉所需动力，在伏家镇、泥阳镇等地进行柴油发电机组井灌区试点，由于成本高而搁浅，开始规划架设宝鸡至徽县11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1974年架通，同时先农11万伏变电所建成，投产运行。大电网的建成供电，结束了长期使用小火电（柴油发电机组）、小水电的历史，亦为徽县农电线路建设拉开了序幕。之后至1979年，县城至伏镇、江洛、柳林、高桥、嘉陵等地3万5千伏、1万伏供电线路相继架通，变电所同时建成，投产运行。为加强管理，成立了相应的供电站。在此基础上，供电电网快速发展，惠及徽县全县。
  喷灌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配发移动式柴油喷灌机组，由两人抬着搬动发展到架子车拉运转移。喷灌机组机动灵活，适用性强，搬动方便。只要有水源，不论是山地、川地，地面平整与否，都可使用，在抗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受群众欢迎。
  为了使提灌工程尽快发挥效益、解决山地灌溉问题，1976年县上决定在银杏宋沟搞喷灌试点。引塘坝水，在盘山渠侧旁修压力池，埋设压力管道，安装喷头等喷灌设备，利用地形落差产生的压力，建成半固定式自压喷灌进行灌溉。在全县推广后，很快建成半固定自压式喷灌13处，埋设压力管道2100m建成压力池74个，喷灌面积1.05万亩。1979年，甘肃省水利厅主持在徽县召开全省喷灌现场会，听取徽，县水电局介绍经验，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此后，省水利厅直接下拨4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徽县喷灌建设。到1982年，共建成半固定自压喷灌34处，埋设压力管道3890m，建压力池120个，发展喷灌面积22680亩。当时出现的问题是因地形落差影响，压力变化大，而适应不同压力的喷头类型少，因此喷灌效果不很理想。1978年，在天水地区水电处支持下，用钢材（计划指标）从成都换取购买模具，筹建水泥制品厂，生产电杆和喷灌用砼管。1985年，徽县水泥制品厂更名为徽县水电局电力修造厂。
  永宁岳王（后坪）电力提灌工程 1967年8月，甘肃省农机科研所与兰州水泵厂联合生产的80—16型高扬程水轮泵试项目，在永宁乡岳工村开工修建，1971年8月1日试水成功。工程由进水闸、输水渠道、泵站房、8寸上水管道、1000立方米蓄水池等构筑物组成，安装120千瓦发电机1台。投工230万个，总投资29万元，计划灌溉面积3000亩。由于渠道引水流量小，来水量不稳定，致使水轮不能正常运转，发电机不能正常发电而停机。1978年在水轮泵站的基础上改建成电力提灌工程，即后坪电灌工程。该工程原计划三级，扬程160米，计划灌溉面积5000亩。由于农业生产体制的改变，三级未建成（设备未安装），实际只建成两级，扬程110米，上水量0.2m3/S，控制灌溉面积3000亩。
  双河口电力提灌工程 工程位于红川河与伏镇河会流处、栗川乡栗亭村的双河口。该工程1976年2月开工，抽调青壮民工400余人，组成专业队，吃住在工地，实行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在农闲施工高峰期，日投劳2000余人，总投工近38万个，移动土石方30余万m3，总投资154万余元，于1979年主体工程竣工，并成立双河口电灌工程管理所。工程由输水渠、前池、泵站、35千伏输电线路等构筑物组成，并在站右红川河距站200米处修浆砌石栏水坝一座，站左伏镇河河滩地打机井两眼。共安装12sh—19型水泵12台（套），JD型深井泵2台（套），总装机容量1366KW。工程为三级上水，总扬程103米，设计流量0.683m3/S，灌溉面积10500亩。修干渠15公里，沿渠修建压力池，埋设压力管道，建成半固定喷灌系统，解决了山地灌溉“上山容易下山难”的难题。后因资金不足，配套工程未能全部完成，未能充分发挥效益。
  泥阳川灌区 西干渠，1956年冬动工，1958年10月竣工，时为联合渠，渠道进水口位于泥阳镇郑家垭瓦窑口，经泥阳镇至成县店村的下店子，全长9.5公里，投工1.6万个，计划灌溉面积3000亩。1976年经天水地区水电处设计队设计，并派工程师邹家祥负责施工，在原进水口址修建截流坝，确保渠道引水流量。同时对灌区内川坝地由天水地区水电处派人进行了规划，组织群众平整，修成条田，便于灌溉。次年又修建了东干渠，在郑家垭修建了跨河倒虹吸，为东干渠输水，渠道全长2.5公里，至王窑村入泥阳河。引水流量0.5立方米/秒，计划灌溉面积1200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东西干渠进行了维修改建，在西干渠原砖瓦厂修建了输水渡桥，全灌区修建配套支渠和小桥涵等渠系建筑物，渠道进行了衬砌，保证输水畅通。
  伏镇川灌区 灌区有跃进渠、永丰渠、团结渠三条干渠。跃进渠1956年建成通水，由伏镇峡口引伏镇河水，经峡口、李庄、刘庄、伏镇等7个行政村，至栗川乡杜公行政村，全长约10公里。沿渠有跨河沟渡槽2处，水闸20处。1963年后，渠道多处塌垮淤塞，失去通水能力。为确保稻田及农田灌溉用水，1976年，由县水电局工程师王世民同志负责，在跃进渠进水口处修建截流工程。该工程有集水滤管、输水暗渠、分水闸等建筑物。集水管为内径4℃m的多孔混凝土集水管，埋深4.6m，上下两层，共八条，每条长80m。在滤水管周围铺设反滤层，下游侧修粘土截水墙一道。引水暗渠长约800m，至张家底流出水面，并建分水闸一座，为永丰渠供水，永丰渠长约4公里，用预制砼板衬砌，至伏镇退水入西河，汇入伏镇河。该工程引水流量0.37m3/S。跃进、团结两渠控制灌溉面积3800亩。1977年，在伏镇河东岸修通了团结渠，由北禅寺山脚下河湾进水，经贺店至河湾，渠长约6公里，沿渠有跌水、陡坡、桥涵及建筑物17处。引水流量0.2m3/S，控制灌溉面积2400亩。
  以上三条干渠，组成伏镇川灌区灌溉网，在70年代连年干旱的情况下，为抗旱保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因管理不善，年久失修，截流工程滤水管移位，引水量减少，河床受冲刷下砌，进水口吊岸，不能进水。1989年，陇南地区水电设计院设计并组织施工，在原跃进渠渠首址修建渠首建筑物浆砌石溢流坝一座，坝右岸修进水闸、冲砂闸，坝体内设输水廊道，这样可同时为跃进、团结渠供水。九十年代初对团结、跃进渠进行整修改建，跃进渠用现浇砼衬砌，断面为U型，以改善引水条件，节约投资。同时修建配套支渠，增建了倒虹吸、分水闸、退水闸、桥涵等连接建筑物，大大提高了渠区的灌溉功能，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灌区控制灌溉面积达6200亩。
  回忆我县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史，有成功，也有失误。当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当地群众集资投劳，耗费大量劳力、财力建成的各类农田水利设施，由于管理不善、年久失修、设备老化等种种原因，几乎全部报废，失去灌溉功能。对过去，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认真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使今后的农田水利建设更好的为现代集约型农业生产服务。
  （任正信：原徽县水电局副局长）
  《兴州江运记》释读
  王义
  公元800年至805年，兴州（今略阳）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主持疏导嘉陵江二百余里。柳宗元为此写下《兴州江运记》，详细记录了严砺疏通嘉陵江的场面和情景。
  1.严砺其人
  《旧唐书·列传第六十七》严砺，震之宗人也。性轻躁，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历职至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候、兴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贞元十五年，严震卒，以砺权留府事，兼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七月，超授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诏下，谏官御史以为除拜不当。……砺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诬奏贬贺州司户。纵情肆志，皆此类也。
  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后，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诏征其赃，以死，恕其罪。
  史臣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缢崔宁，除严砺，时君之政可知矣，辅相之才可见矣！……。
  又《旧唐书·本纪第十三、第十四》亦有严砺任职、诬奏崔河图，长流崖州，收剑州等事。
  《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九》严砺，字元明，震从祖弟也。……震卒，以砺权主留府事，遗言荐之，即拜本道节度使。诏下谏议大夫、给事中、补阙、拾遗合议，皆以为“砺资浅，士望轻，不宜授节制”，帝不从。
  砺在位，贪沓苟得，士民不胜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即诬奏，贬贺州司户参军。刘辟反，以储备有素，检校尚书左仆射，节度东川。擅没吏民田宅百馀所，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元和四年，卒，赠司空。后监察御史元稹奉使东川，劾发其赃，请加恶谥。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还其主，税外所敛悉蠲除云。
  又《新唐书·本纪第七、列传第七十一》分别有严砺等击败刘辟，为自己求官（“砺复请大臣为节度”）等事。
  合《新、旧唐书》来看，严砺的功绩主要在平息刘辟叛乱和疏通嘉陵江水运两事，并未有“加礼部尚书”之事。其为人“性轻躁，多奸谋，以便佞在军”“人望素轻”“纵情肆志”“轻躁多奸谋，以便佞自将”“贪沓苟得”，对他的贪污案略有涉及，只是一个大概。
  《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九》（元稹）按狱东川，因劾奏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没人涂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时砺已死，七刺史皆夺俸，砺党怒。俄分司东都。
  检《元稹集》第三十七卷《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中对严砺的罪状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总结：第一，“严砺擅藉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涂山甫等八十八户，庄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第二，“严砺又於管内诸州，元和二年两税钱外加配百姓草共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百一十一斤”；第三，“严砺又於梓、遂两州，元和二年两税外，加征钱共七千贯文，米五千石。”
  张艳云在《唐代一桩贪污案始末分析》（《唐都学刊》第23卷第1期，2007年1月）一文中指出：第一，严砺擅自籍没的违规违法的侵占性，“案内并不经验问虚实，亦不具贼职名，边收家产没官，其时都不闻奏”的违规操作，是非法的、不合理的；第二，严砺对所管诸州的税外加配行为是有根据的，然而，即使事出有因，也不符合朝廷的有关规定，更何况元和二年（807）不合规定的“擅自加征”，又被元和三年（808）所沿袭，即“准二年旧例征收”；第三，严砺利用职务之便，巧立名目，非法占有所管州府公有财物。
  综上可见，严砺贪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而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是“现在所见的唐代最纤细的贪污记录”，严砺其人恐不如柳宗元记中所言“节用爱人，克安而生，老穷有养，幼乳以遂，不问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铸，库有利兵；公命屯田，师有余粮；选徒以遂，有众孔武；平刑议狱，有众不黩；增石为防，膏我稻粱；岁无凶灾，家有积仓”，“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盖也”，显为溢美之词。
  2.严砺所疏通的河道
  《新唐书·志第三十》：兴州顺政郡，下。土贡：蜡、漆、丹沙、蜜、笋。户二千二百二十四，口万一千四十六。县二：顺政（中。有铁，南有兴城关。），长举（中下。元和中，节度使严砺自县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馈成州戍兵。州又领鸣水县，长庆元年省入焉。有铁。）。
  从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可知，疏通河道是为了向成州运送军粮，当时应为陆路，即翻越青泥岭，下虞关，经九股树、中川、金池院到兴州（邑人梁晓明先生《杜甫自秦州入蜀行迹补证》一文曾有详细论述，梁文见《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样艰险的道路上运粮是十分困难的。严砺通过疏通嘉陵江水道来代替陆运，“江涛负载漕船‘雷腾云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
  （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陕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辛德勇在《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中指出：“贞元五年，成州内徒，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二百里。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二百里之数；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寻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一百多里，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河道，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河段，而不是如文献记载的，只是嘉陵江主干道。”这段话的判断是准确的，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6月版）以清晰看出青源河与成州的位置关系。故青源河或为今成县之东河，流经成县宋坪乡，略阳县青泥河乡，到白水江封家坝村汇入嘉陵江，今称青泥河，这段水道大部分在今甘肃徽县、成县境内。
  3.严砺疏通河道的方法
  严砺对嘉陵江航道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基底与河岸连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实际上使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破石方法的人是李冰，“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华阳国志·蜀志》），东汉武都太守虞诩，在开通粮道时，也使用此方法，“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后汉书·虞诩传》注引《续汉书》）。可见这一方法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工程实践中的巧妙发明，严砺又加以改进，以醋代水，这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慧。
  附：《兴州江运记》
  御史大夫严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举周、汉进律增秩之典，以亲诸侯。谓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礼部尚书。是年四月，使中谒者来锡公命。宾僚吏属，将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门，舞跃欢呼，愿建碑纪德，垂亿万祀。公固不许，而相与怨咨，遑遑如不饮食。于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导江之事，愿刻岩石。曰：惟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兴州。兴州之西为戎居，岁备亭障，实以精卒。以道之险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尝为兴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踰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藁，填谷委山。马牛群畜，相藉物故。餫夫毕力，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自长举之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军府之币，以备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畚锸之下，易甚朽坏，乃辟乃垦，乃宣乃理。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于是决去壅土，疏导江涛，万夫呼抃，莫不如志。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澹为安流。烝徒讴歌，枕卧而至，戍人无虞，专力待寇。
  惟我公之功，畴可侔也！而无以酬德，致其大愿，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来，属当恶岁，府庾甚虚，器备甚殚，饥谨昏札，死徙充路。赖公节用爱人，克安而生，老穷有养，幼乳以遂，不问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铸，库有利兵；公命屯田，师有余粮；选徒练旅，有众孔武；平刑议狱，有众不黩；增石为防，膏我稻粱；岁无凶灾，家有积仓；传馆是饰，旅忘其归；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帅士而为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职官，故不能具举。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让，敦尚儒学，揖损贵位，率忠与仁，以厚其诚。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坚勇，不俟终日，其兴功济物，如此其大也。
  昔之为国者，惟水事为重。故有障大泽，勤其官而受封国者矣。西门遗利，史起兴叹。白圭壑邻，孟子不与。公能夷险休劳，以惠万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盖也。是用假辞谒工，勒而存之，用永宪于后祀。
  （注：《兴州江运记》自《柳宗元集》录出，详见《柳宗元集》第二十六卷，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王义：徽县教育局干部）
  徽县水系古今谈
  窦璋
  徽县位于甘肃东南，地理坐标为东经105°04′至106。26′、北纬33°32″至33°01″之间，以秦岭之璠冢山、大山梁、八卦山、天子山、玉皇顶为界接天水市；南以大阳山、林家山、红崖（西崖）、云台山为界接陕西略阳县；东以玉皇顶、杏树梁、大殿山、大阳山与两当县为邻；西以老人山、北崖山相邻成县西和为界，总面积为2272.2平方公里。
  徽县古曰河池，始于元鼎。古居梁州西北陇西东南。先属梁州，后归陇西。属秦岭—昆仑山构造带。因临秦岭南麓而被指为华阳之首。北依秦州、南靠汉中、东连故道、西达仇池，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古老摇篮地。境内岗阜交错，平川毗连。雨量充沛，植被茂盛。迭障连云，群山起伏。山清水秀，地域开阔。沟河纵横，泉水淙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农耕发达，五谷遍地生长。
  自然地理概况
  徽县地处“徽成盆地”中部。地形地貌属秦岭褶皱地带内一个较为开阔的断陷地势。纵跨南北秦岭，横穿盆地东西，南北高山，中部丘陵。地质构造属秦岭—昆仑山构造带。地层组成主要由强烈褶皱的太古代变质岩和褶皱不太强烈而基本没有变质的震旦纪及部分古生物、中生代地层组成。中部主要有中生代到早第三纪陆相红色岩系—砂岩、砾岩、页岩等互层而构成。上部覆盖着第四纪黄土和马兰黄土等湖相沉积物，根据上述地质改造、岩层组合及层理面等标志，反映出中部地区具有浅海环境的景象。此后随地壳隆起而整体上升，在强烈风化和水流割切下，形成了景象多姿的丘陵地貌。地形地貌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北部为中山地貌、南部为中山地垒地貌、中部为丘陵地貌。南岭中山地垒地貌区：俗称南秦岭。总面积643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23.6％，平均高程1374.8米，相对高差1800米。地质构造属下古代地槽带，地貌特征是：群峰起伏，青山叠翠，沟溪纵横，清水淙淙。特别是在东南部珍贵动物保护区的三滩地带，更是迭障连云，峭壁险峻，自古就有“峭壁拔空远千仞，鸟瞰嘉陵一线江”之称。以东界山，望天梯，云台山为南部第二屏障，以大阳山为东南第一屏障，其中最高山峰为东界山，海拔高程2504米，是我县最高山峰，天然植被率为80％。
  北岭中山地貌区总面积1153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42.4％，平均高程1578.1米。地貌特点：山峦起伏，植被葱茏。本区直系秦岭南麓强烈褶皱地带，是我县中部河流的源头，主要山峰有蒿川山、鸡鸣山、云雾山、天子山、八卦山、老爷山等。为徽县北部第一屏障，以老人山、老爷山为第二屏障。最高山峰天子山，海拔高程2330米。形成本区地貌的主要因素为下古地质构造运动，使地壳隆起和下沉。多年平均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550吨。
  中部丘陵河谷区：本区系徽成盆地中心，总面积92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4％。地貌特征是：丘陵起伏，河流纵横，平均海拔高程1171.5米，相对高程250米。天然植被度39.8％。
  今徽县的江河水系
  我县系嘉陵江上游。全县大小河流六百四十五条，全长2261公里，河流密度0.83。境内嘉陵江干流长40.2公里，一级支流21条，长317.9公里；二级支流177条，长792.3公里；三级支流279条，长758.2公里；四级支流136条，长298.6公里；五级支流29条，长51.7公里，其他两条，长2.3公里。一百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嘉陵江、永宁河、洛河、麻沿河、西河、东沟河等“一江五河”。
  嘉陵江：嘉陵江是我县最大的河流，纵贯县境东南部，自县境下边界线吴王城以上全长165公里，境内长自上边界线嘉陵镇大山村明洞口至虞关乡吴王城40.2公里，流域面积6964.6平方公里。河流平均比降0.5‰，年输沙量21.42万吨。
  永宁河：系嘉陵江上游较大支流之一，是我县第二大河流，发源于秦岭南麓，我县西北部边境与天水县分界线大山梁（海拔2064.8米）北坡，流经天水娘娘坝、李子园、党川马家坪流入我县太白、柳林、永宁等乡，在嘉陵黄沙河汇入嘉陵江。全长144公里，河流平均比降9‰，流域面积2161平方公里。境内河长68公里，面积822.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0％，年径流总量5.11亿立米。
  洛河：发源于我县北部境内老爷山南麓，径流我县江洛、泥阳、榆树、伏镇、栗川、银杏、水阳、大河等八个乡镇，全长81公里，流域面积1047.3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8.97立方米/秒，年径流总量2.83亿立米。其中自产水2.58亿立米，入境水0.25亿立米。多年侵蚀模量902吨/平方公里，年输沙总量93.24万吨，境内面积95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5％。流域平均宽12.9公里。上游有伏镇河、泥阳河两大支流，是形成我县中部丘陵河谷区的主要因素，总面积498.4平方公里，占洛河面积的52.3％。是我县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另一方面，由于洛河中上游地质构造及农耕地大量集中，加上某些不适应的人类活动，不同程度的影响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发生一定数量的水土流失现象。仅伏镇河、泥阳河年侵蚀总量达58.7万吨，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931吨。年平均侵蚀深度0.62毫米。是我县水土流失较大的地区之一。
  西河：又名田家河，发源于榆树乡小马安山南麓，全长42公里，平均比降6.5‰，流域面积256.1平方公里，流域平均宽6.1公里，流经榆树、银杏、城关、水阳、嘉陵等五个乡镇，至嘉陵乡田家河下坝汇入嘉陵江。
  麻沿河：发源于县境西北部北岭山系的八卦山与老爷山之间，河流全长33.1公里，流域面积359.4平方公里。其中境内面积304平方公里，境外面积55.4平方公里。东沟河：系嘉陵江左岸在我县境内第一条大河，发源于东界山西麓，流长23.1公里，流域面积105.5公里，天然林草面积104平方公里，植被率98.5％。如下表：
  古今徽县版图内河流
  徽县版图今非昔比。《华阳国志》曰：河池地方百里。从有关资料可知，汉代有循成道，南北朝有栗亭、泥阳二县。当时河池西界未越架子山；南未越青泥岭；北离高桥六十七里，东界略有出入，正东以两当河为界，东南以天门山、半边街（今云屏）连接南郑沔县。
  （一）汉至南北朝期间的河池（徽县）、栗亭、白水县河流
  北魏地理学者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丹水》记载：〈汉续书〉曰：“浊水即白水异名也。浊水又东南，埿阳水北出泥谷，南经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经河池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经河池县东，西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两当水注入。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西南经故道城东，魏征仇池，筑山置戎……。故道水又右汇黄庐水，水出天水郡黄庐山腹，历谷南流，交流故道水。”①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述：“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述：“河池县：泉街水，入沮合汉也，沮县：河池水所实指西沟水出东狼谷也”。《徽县志略》按：“东狼谷，今凤县南紫柏山。沮即择水，俗称黑河”。《徽县志》“思义川，东南六十里，嘉陵江南即古泉街水，其流甚微，路由山石关达黑河。”
  在上述文字里实有六条河：即泥谷水、仇鸠水、河池水、故道水、黄庐水及泉街水：有学者提出：
  《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城志》《水经注》等志书里没有永宁河的记载。为什么没有永宁河的记载？因为在宋代之前河池水不叫永宁河，永宁河这个名字未出现，元代之后才出现永宁县，后才有永宁河出现，上述这些著作均完成在宋代之前，没有出现永宁河不等于现在没有永宁河。纵观《水经注》，他是以漾水（故道水）为坐标叙述以西河流的，纵观《漾水.丹水》章节，由于坐标的游离（有时以洛河水为坐标，有时以故道水为坐标），时而由西往东时而由东往西，有时由南往北，没有一定规律。对于古人坐在府邸完成此著，也实属不易，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方便。尽管坐标歧义，入手不定，只要你慢慢看、细细品、页页找，总能找出答案。
  《水经注》曰：“浊水之白水异名也。浊水又东南，埿阳水北出泥谷，南经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②
  据传在周朝周赧王时因龙头山与马安山曾连为一体，形成堰塞湖，在此积漪江湖，赧王下令斩断龙马二山湖水昏浊而下泻，而叫河名为浊水。虽为传说但江洛下川口有斩龙地名。该水主流有二，东源称元路河，发源于老爷山西侧，西源为清水沟河，发源于糜岭，经殷家沟、青河沿在洛口与东流合成大河，现称江洛河，始称洛河或浊水，南入泥阳谷，接纳泥谷川诸流，南经泥阳镇东。北魏延兴三年（公园473年）在泥阳镇置白县（郭家塄）。后又迁白石县于西和西峪，原地又置埿阳县，故郦道元在文中说：“南经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此处的白水实指泥谷水，泥谷水也就是洛河，而不是指成县东河。因次，此“浊水“明显是指泥阳河之下的洛河。因此，白水＝泥谷水＝洛河＝浊水。
  《水经注》曰：“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经河池县古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③
  仇鸠水指今伏镇川天河，因伏镇河有四源，主源为现版图河流称雪水河。发源于榆树乡大沙坡（古地名仇鸠）。因此伏镇河最初称仇鸠水，后又叫天河（当地群众至今叫天河，官方和外地人叫伏镇河）。其余三源：沿川河分别发源于老爷山东麓；瓦茨河发源于砖塔梁，山王河发源于榆树北部普陀梁。四河在剡厥汇合南出峡谷从栗亭古城东南在双河口注入浊水。故郦文说：“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方位错也，在东南而不在西南。笔者注）。“南经河池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又错了，这是栗亭古城，不是河池故城。（从郦道元著作“水经注”期间，北魏已升栗亭为县，属广业郡。应是栗亭故城。）
  《水经曰》：“浊水（指嘉陵江）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经河池戊东、西南入浊水（指嘉陵江水），水出北谷。”④正如《徽县志·山水·永宁河》曰：“东四十里，即河池水也。有三源：一自天池山经新店窑、白腊峡西南流；一自娘娘坝经兰柴庙东南流；一自王家楼经高桥下河流。三水汇于韩家湾，又有甘沟、香山沟细流入之，浸成大河，入江口川。又有南流汇合后经银桩崖，绕永宁故城，再三十里入嘉陵江，是为合口。”
  据笔者考察，天池山位于北纬33。42″，东径105°36″，是徽县与天水市分界山。
  天池山天池水共有三大支流，南流入高桥东流，称高桥河，西流出山后向北经舒家坝向东经娘娘坝南部南接纳牛家峡水后续向东南流；北流直下天池山向北经李子园后与娘娘坝西来之水汇合，东流下天池山经白音峡出峡三水合流后现称白家河，流经观音殿等地出峡谷入原太白乡；另一支流发源党川镇区域河流经放马滩、党川、庙川、花庙后称花庙河，出山后入原太白乡桑树垭与白家河汇合，南下出柳林入永宁，沿途又接纳了通中河、干沟河、后村河、屈家河在内的支流20多条，经历史悠久的冲刷，拓宽成广宽的河池川从永宁镇东边绕古城而下至嘉陵镇黄沙驿入嘉陵江。
  河池水在古河池县时，位于中部，加之永宁河比降（9‰）适中。而不像泉街水（12.1‰）更不像洛河（1.9‰）免遭滑坡和水灾，而选中该区域生活居住。洛河支流天河（伏镇河）流域因比降太小，沼泽地在农业学大寨，专政办农业的1976年治理伏镇川时才彻底消灭掉沼泽地。直到5·12大地震之后伏镇川的长流水井（除酒厂神泉外）才干涸再不外溢。由于河池水流域为丘陵沟壑区，水域宽阔，土层肥沃，山清水秀，适合人类居住，因而村庄稠密。正因为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必然成为华夏古人类繁衍发祥地。从七十年代柳林镇发掘的“甘沟、庙坪”遗址看，均属“马家窑文化类型”。便可证明：早在新石器中晚期，河池川就有人类居住，而且形成定居村落了。
  《水经注》曰：“故道水又右汇黄庐水，水出西北（站在固镇城黄庐山为正北，在永宁看黄庐山为西北，笔者注。）天水郡黄庐山腹，历谷南流，交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东益州广业（化）郡界，与沮水之津（指嘉陵江南之水云屏河入两当县后注入嘉陵江，笔者注。）合，谓之两当水，（流入两当县当然称两当水，笔者注）上承武都沮县之沮水渎（指徽县嘉陵镇江南北部与两当交界流入两当水的瓦窑沟河，笔者注。）西南流，注入两当溪。”黄庐山水指黄沙河，往后为田家河，再退后是徽县西河，再往回叫银杏河，回原处叫页水河。故《水经注》曰“水出西北天水郡黄庐山腹”。（黄庐山今名黄渠梁位于东径106°04′、北纬33。58′，银杏位于东径106°02′，北纬33。48′，永宁位于东径106°11′北纬33°50′。如果说河池故城在银杏树，那方位就错了，因为银杏与黄渠梁在东径度上几乎一致，黄渠梁与永宁镇在东径度上相差7分度，正值西北。笔者注）
  故郦文说：“水出西北天水郡黄庐山腹。”榆树东北与柳林西北界山，现称黄渠梁。西麓水从榆树东部而南下注入银杏川，分别叫页水河和银杏河；东麓发源水叫洛坝河注入永宁河。故黄庐山水为今黄沙河，也就是今天的田家河，田家河口有“黄沙驿碑”为证。“故道水南入东益州广业郡界，与沮水之津合，谓之两当溪水，上承武都郡沮县之沮水读。西南流，注入两当溪。”这一段文字讲的非常清楚。本在介绍黄庐水，怎么又扯到“广业郡”、“沮县”、“沮水”及“两当溪”。因南北朝期间你争我夺，有“十羊九牧、县如牛毛”之称，你立我废，归属变化无常，只有对照地图，才能理解。笔者认为：这段文字，以河找名，以名定名，从地域归属来看，“沮水之津”实指两当东南古铁门川诸流。“沮县沮水续”实指今嘉陵镇尹坪一带的瓦窑沟水系。笔者觉得郦文在故道水叙述中未涉及江右之水，因为这段文字的要害字是一个“上”字。
  在这里把沮县补充简述一下：沮县治地在今茶店镇，约包括留坝县南部、略阳县全部及两当、徽县、成县南部。这是东汉公元63年后的区域。早在西汉初，汉武帝平定白马氐国之后析广汉、陇西郡置武都郡于今西和洛峪，当时共置九县道属武都郡辖地，即：武都道（今洛峪）下辨道（成县小川，秦置下辨县，汉改道）上禄县（西和北部）、平乐道（康县平乐镇）、循成道（今伏镇）、故道县（治今凤县单河铺）、嘉陵道（略阳金池院）及沮县（治地今勉县茶店镇）。西汉末，王莽篡位，改郡县为国亭，河池县改为乐平亭，循成道改为栗亭，公元25年东汉建立，公元35年复归旧制和旧名的同时，废循城、平乐、嘉陵三道后归沮县、故道、下辨属之。沮水实指今陕西汉中西北黑河。黑河发源于秦巴山区，东源于今留坝县南星庙台一带，西源于今两当天门川徽县思义川一带。二水南流经观音寺折勉县入汉江。由于造山运动改变西沟水的归属，使西沟水西源头变成了泉街水。源于大殿山西麓经狼架山东出罝口关而变成了西出东沟峡，而今称东沟河。由于徽县峡谷南部两山壁立，地势险峻，是古陈仓道南段必经之地，是古代入蜀之门户，汉设山石关，三国蜀设罝关口。沔逾此北入陈仓为捷径，故诸葛亮传有：“朝出褒沔，暮宿黑水”之载。
  《水经注》又曰：“又西南注于浊水。浊水又东南经盘头郡东，而南合凤溪水，水上承浊水于广业郡南经凤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阙，汉世有凤凰至焉，故谓之凤凰台，北去郡三里，水出台下，东南流，左注浊水。”⑤此处浊水确指木皮岭下的大河水，大河水实是泥阳水经红川、栗亭川及仇鸠水汇合后入白水峡，故郦道元说：“水上承广业郡。”今成县古称广业郡，白石县（泥阳）、栗亭县（今伏镇川）均属广业郡辖治。所以称“上承广业郡”，“南经凤溪”，槃头郡，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在大河堡置仇池郡。灭仇池国后西魏迁仇池郡还西和境内在此地置仇池县，后改仇池为灵道，旋又废灵道县为明水县，设修成郡于大河堡，旋改修成郡后又北迁三里置槃头郡治地小河关。故有“浊水东南经槃头郡，而南合凤溪水。”“北去郡三里，水出台下。”凤溪水指南部第一大屏障云台山，龙洞山连体山脉龙洞主峰南流小地坝入小河村注洛河水，该水古称凤溪水。因龙洞山主峰北流水曰：龙溪，南流水曰：凤溪。龙洞山脉古时称：鹤鸣山、鸣鹤山、五凤山、朝阳山、鸑鷟山、凤山、仇维山、长峰山、接溪山等。接溪山是古代地理著作针对接溪水而言。故《元和郡县志》《华阳图志》条均有：“接溪水出接溪山。”凤山定名在南北朝期间北魏在今陕西凤县置固道郡于单河铺，废帝（554年）年改南岐州，因州境有鸑鷟山为名。成州同谷县本是凤州西界县，同谷县南有凤凰山，因为州名。河池县条又曰：“山在成州界，去县稍远。”是完全正确的，（因西魏已废栗亭县）栗亭当时是成县一镇，故曰：去县稍远。
  （二）清代的徽州河流
  《徽县志》载清代杨三辰《江河纪略》曰：“……北河上流，徽东之永宁河，源发于秦。”一自新店窑经百纳峡入永宁是为中段；一自娘娘坝，经南柴庙归入永宁，是为左股；一自王家楼，透出墨磊山经高桥下河注入永宁，是为右股。三水汇总永宁，浸成大河，乃克载空舟，下至合河口。益以嘉陵江水，厥势虽大，暗石惧多，仅可载半重舟。稍前，河西有老官庙旧迹，因名老官滩。南为渡口，水深而稳，南岸之阴多空隙，可垒巢，鹊鸟密集，是为老鹊窝。对河北岸为雷神坝，渊澄水安，靠西南下，交田家河。一源发自徽城东长峪沟，由东关偏斜射直西，与北来水合流一处，是谓左河襟；一源发页水河并冻青峡口银杏铺，设直西与东峪水汇，是谓右河襟。迨过石家峡，楼子崖达田家河。其间流疾多石，至此地平水宽，皆细沙也。沙黄流浊，为黄沙滩。……靠南山溯洄北向为大沙坝，流水积沙，前进则汪洋浩瀚，白水江也……。又前白水江，所称小河口者源发徽境西北。一自老白山，经栗斗峪、包家峡、伏家镇，即在河池县碑记，河溯上下栗亭川东南山脚，注归徽县之打火店。一自糜渚关经江洛镇、邓家峡、泥阳川透横川镇，折过山寨坡下并北来河汇总而入打火店。两水既合，流亦甚巨，滩险者舟不行。
  （窦璋：徽县银杏树乡政府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