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各地有带头人物涌现，尤其是甘肃会宁县妇女王秀兰①，这个典型人物的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由城市向农村大规模迁移的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短短二三年时间，全国约有6000万城镇居民、1000万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或不自觉地到农村安家落户。
  一、大规模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经过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洗礼，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新中国成立后初步建立的经济、社会、法律秩序逐一打乱。形成工业品质量下降且限量供应，农产品总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国情的分析上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使本已落后的生产力更加落后。中苏关系经过珍宝岛争夺战剑拔弩张，呈一触即发之势。国家领导人鉴于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分析，从战略角度考虑，决定将一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转移到农村，城镇居民疏散到农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那么多的红卫兵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造反了，初高中毕业生呆在城里干什么？怎样安置？成为国家领导人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为此毛泽东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号召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提出“城镇居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总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按照“最新指示不过夜”的惯例，当天晚上就有群众敲锣打鼓进行游行宣传。随即由各居委会召开居民大会，学习上山下乡的政策，动员城镇居民、干部家属带头主动下乡。各地也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典型人物，而甘肃会宁县土高乡社的王秀兰则因为《甘肃日报》社记者采访时随口说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被树为全国的典范，并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重视。
  196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全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新华社转发《甘肃日报》12月10日“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在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主席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随即《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合称两报一刊）也全文转载。当“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摆到毛泽东的案头时，伟人感叹道：“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王秀兰真不简单，那么大年龄还主动下乡，特别是她说的那句‘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极有感召力，表现了极高的思想境界。”于是结合“斗、批、改”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高潮，一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歌曲也应用而生，唱红城乡。
  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具体做法
  徽县从1969年初由各居委会组织城镇居民学习“最新指示”并要求居民表态如何把“指示”落实到行动上。上山下乡具体到哪个生产队原则上由自己联系，期限为三个月，如会后三个月仍未联系好，就由公社安排到人烟稀少的边远山区，对坚持不愿下乡的顽固分子将以遣送方式强行促其下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期，会上谁也不敢公开表示不同意，怕被作为对抗“最高指示”的典型批判斗争。当时下乡的鼓励政策是：可将供应粮延续到六九年底，以后下乡的不再供应口粮。
  我家当时住伏镇公社，父母亲考虑到既然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下乡就是迟早的事，迟下乡不如早下乡，既落实了老人家的号召，还能联系到交通比较便利、条件较好的生产队。这也是当时下乡居民的普遍心理。
  三、农村生活实践及农村分配制度
  我家落户的生产队距伏镇街一公里，全队有35户、150多人、380亩农田，生产条件居中上水平。入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购置一些简单的农具，如鐝头、锄头、镰刀、背篼、铁锨、绳索等，购置这些农具需请教老农怎样的农具好使唤，以便既能省力又能干好活。以前是粮站供应面粉，入队后需自己磨面，那时没有磨面机，都是水磨磨面，需提前十天把粮食运到磨坊排队，与磨掌柜约好大概时间。一般磨100斤面需一晚上（10小时），逢冬天，由于水量小，磨子转速低时间还要长一些。人们常常因为不能及时搭磨而向邻居借面，一般用升子（传统量具，一升约为8斤）借，平升借进，高升还出是不成文的规矩，为的是再借不难。水磨磨的面香味浓、口感好，是机械加工的面粉不能比拟的。自从七五年有了磨面机，就再也吃不到那种面味了。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没常力，干活不得法，收获甚少。夏收是一年最忙、最累、最紧迫的季节，白天割麦，晚上加班打碾，割上一天麦，第二天腰痛的不能动，老农讲：“这就是锻炼，坚持一个星期就‘服’下了”实践出真知，果然坚持几天后割麦、插秧整天弯腰抬腰一点也不疼了。每年“三夏”（夏收、夏播、夏锄）是农村最忙的时候，收割、打碾、晒粮、锄地、种茬玉米、稻地捞草等农活搅在一起，忙得不可开交。但因为是收获的季节社员越忙干劲越大。尤其是收麦时，火红的太阳晒得草都蔫了，嗓子冒烟，但收麦的“山歌”声却此起彼伏，经久不歇。
  “山歌”是当地农村的口传民歌，无固定歌词，即景即情随感而发，唱腔昂扬顿挫变化丰富，用土语方言比较押韵。以夏天最热、最忙、最累时唱出，以增加情趣，转移疲劳感。我至今还记得这样几段：（女：）天上下雨地上流，小哥打我如打牛/你能打来我能挨、只要小哥晚晚来/你来了我醒着哩、门放麻杆顶着哩/麻杆顶门门不牢、给哥搭的奈何桥/进了门你顺墙摸，栅栏子背后就是我。（男：）大豌豆开花像只船、我去年缠你到今年/只因家贫彩礼薄、你急忙嫁给有钱哥/把你死了变只羊、把我死了变只狼/东山赶到西山上、不为吃肉为鸳鸯/家花不好家中宝、野花虽好露水草/家花不好看门哩、野花虽好骗人哩。山歌大多男唱女对，反应男女情感，感情细腻、题材丰富，高雅粗俗兼而有之。如遇到有些男的带有轻薄调戏之意的则相讥对唱道：“你要唱就唱好听的，不要唱猫儿咬春的。”
  生产队实行按体能技能评定的工分制，男强壮劳力每天10分工、女劳力8分工、老人娃娃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4—6分不等，当时的顺口溜“男十分、女八分、老汉娃娃四六分”我因年龄小（16岁）劳动技能低，每天4分工。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产技能的提高，1973年涨到8分工，按当年工值0.37元计算，我每天的工值为0.296元，约值二斤麦子或三斤玉米。我为多年来靠父母养活的青年终于成为自食其力、并能创造一定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1974年生产队部分农活试行定额工分、即拉粪、割麦、收包谷、黄豆等按斤记分，锄地、种地按亩记分，以改变过去“上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的状况。我们年轻人虽然工分评的低，但干活不惜力，比10分工的壮年干的活多，所以都喜欢干定额。生产队长为了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也尽可能实行计件制，以体现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凡能实行计件的农活基本上全让年轻人干了，我也理在其中，虽然每天起早贪黑，但一天挣十几分、二十分是常事。这样，我一天的工值也由二三毛钱涨到七八毛钱。1976年我全年挣工分5830多分，当年工值0.46元，年底决算时除分配的粮、油、杂物，分到现金152元，是下乡十年中收入最高的年份。
  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农村副业门路很少，经济收入主要是给国家交的“购粮”，给国家交的“公粮”是农业税，购粮按计划价（小麦0.135元/斤、玉米0.092元/斤）付款。我们队有磨坊、豆腐坊、砖瓦窑，也种一些西瓜，收入相对好一些，工值一直保持在三、四毛钱，有些生产队工值只有一二毛钱，社员苦干一天只值一二斤口粮。生产队为基本核称单位，生产的粮食、油料、棉花等除交给国家分配的任务外，口粮按社员人头分360斤年/人，再留一部分储备粮（约10％），其余按工分以计划价（小麦按0.135元/斤、玉米0.092元/斤、菜油0.79元/斤、土豆0.04元/斤）全部分给社员，但最高不能超过人均600斤。粮油分配按人八工二的比例，由于人头分粮占比大，工分占比小，一个家庭强壮劳力越多、挣的工分越多、社会贡献越多、粮食就越不够吃，劳力多的家庭闹“春荒”是普遍现象。而劳力少的家庭虽然挣工的人少、干活的人少、能吃的人也少，基本上不缺粮，甚至还有余粮换油盐。虽然大家都感觉这样的分配比例不合理，但因为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况且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到时就实行“按需分配”达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因为大寨已由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公社的核算，已呈现共产主义的雏形。
  四、农村的组织形式
  当时农村实行公社（乡镇）——大队（村）——生产队（社）三级管理。大队设有党支部、大队部、内设妇联、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和民兵连团支部。生产队设队长、副队长、其中必须有一名妇女队长，设有党小组、团小组、民兵班。
  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支部书记、大队部大队长由一人兼任，对全大队政治、生产活动统一指挥。贫协设贫协主任一人、其人选必须是苦大仇深的老贫雇农，贫协虽不是权力机关，但相当重要，每次政治运动对党支部、大队部的评价贫协占有话语权，青年人入党、招工、参军在填写表格有贫协主任签注意见一栏，如果贫协主任不同意，前面的签名盖章等于白搭。民兵组织实行公社设民兵营、大队设连、生产队设班、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男四十五、女四十岁）的社员均编入民兵组织，称为普通民兵，其中十八岁至三十岁的青年男女编为基干民兵，基干民兵中选拔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精干利落，积极向上的青年为武装民兵，武装民兵配发枪支子弹、一般为“六五”或“七九”式步枪，从七五年开始配发“七六二”式新型自动步枪。一个生产队大约配发三至四支，一个大队配发三四十支，为武装民兵排。武装民兵平时务农，每年由公社组织进行一次军事野营训炼，如射击、投弹、挖战壕、趴行、擒拿格斗等。有时搞夜间模拟战斗等。武装民兵是民兵预备役组织、要求一但战争需要，可随时组成军队，是当时毛泽东主席“全民皆兵”的战略思想在农村的体现。在公审公判大会时，武装民兵持所配枪支担任警戒和协助押送罪犯的任务。
  五、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那是十年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期，阶级敌人“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从七〇年开始每年都有政治运动，每次运动总能找出几个“反革命”或“坏分子”或“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从批林批孔到批“封、资、修，”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批《水浒》、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批“唯生产力论”、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运动都有新的内容。利用农闲时白天干活、晚上开批判会、以“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风向标，报纸上批判谁，社员大会就批判谁。如批判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讲和谐，是抹杀阶级斗争；批邓主要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和“三项指示为纲”；批《水浒》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从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到批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甚至把伯恩斯坦与爱因斯坦混为一谈进行批判，也搞了不少笑话。
  每年冬季的农业学大寨、修梯田就是对“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和“坏分子”进行批判的最佳时机，通过大批判、激励群众学大寨、赶大寨的干劲，名曰“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三年普及大寨县。”提倡“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每天黎明四、五点钟干到晚上九、十点钟，三顿饭在梯田上吃。开始是各生产队自己规划，每年有计划的修本队的山坡地，后来全大队集中力量作战，整山整沟治理，再后来按公社规划分片进行跨大队大兵团作战，以体现“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同时也为了改造社员的小农经济思想。
  修梯田实行按男女强弱搭配，以作业组分领任务，每个作业组4—5人，人均每天八立方的工作量。若第一天干的活有差距，第二天就主动赶上去，如一个工期下来（约7—10天）仍完不成任务，就有可能被认为“对抗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批判斗争。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叫宋万来的青年，因为有病体力不支连续两个工期未完成任务而受到全大队的批判，斗争会上让其交代“对抗农业学大寨”的思想问题时，因其态度不端正，被批斗会主持人一声令下，七八个身强力壮的武装民兵将宋五花大绑，场景令人不寒而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反对学大寨决没有好下场”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就在主持人宣布批判会继续进行时，被五花大绑的宋突然鼓足了劲，一头把主持人撞下梯田坎，自己也头撞在临时搭建的农田基建指挥部的柱子上，顿时血流满面，批判会也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还有一个社员，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将自己在山里砍的柴背到集市上卖了一块多钱也被视为发展资本主义而遭到批判。因为有位伟人说“农民阶级是个怪阶级，作为劳动者，他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粮食的出售者，他们倾向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当时十分敏感的词语，是上纲上线的东西。农民不能搞多种经营，稍有不慎，就是搞资本主义。例如规定每户养羊不得超过三只（含三只）；养鸡不能超过15只，鸡蛋只能卖给国家（各公社都有农产品收购站）养猪没有限制。每户每年必须交给国家生猪一头（120斤以上），由收购站按不同等级价格收购（每斤0.38—0.42元）。社员一般拉开时差养三头猪，一头完成国家生猪任务，一头要养成二三百斤的肥猪过年用，全年生活用油就靠这头猪，再留一头待明年育肥。肥肉有油火，吃起来也滋润，所以肥肉比瘦肉价格要高30％左右，当听领导讲话时说：“以后要发展瘦肉型猪，国际上瘦肉比肥肉价格高50％，美国人爱吃瘦肉。”当时感到美国人很可笑、是弱智，就不知道肥肉油火重。
  由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人们把苦干实干创造的业绩基本上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成果。所以只要有成绩，总结时都要往阶级斗争上靠。1975年，我所在的生产队被列为推广小麦新品种的试点，由于品种对路，再加上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前所未有，增产近30％。在公社组织的小麦观摩会上，生产队长介绍说“小麦大丰收，一是社员大干苦干，精耕细作；二是年成好，更主要的是大抓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受“白专”的思想禁锢，新品种是只能实际推广，不能在会上提的。那年月，“反革命”特别多，每年都有被杀被捕的，好像抓不尽一样。列宁曾说：“无论现在或将来出现‘反革命’，都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社会的产物”我那时不理解，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消“反革命”罪，也就再也没有“反革命”了，我才理解了伟人的高明和富有哲理的论断。
  下乡十年，苦干六载，有苦有乐，受益匪浅。农民那善良、朴实、勤劳、忠厚的传统精神以及对我们下乡人员的关心、帮助、爱护令我终生难忘。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近十年来，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都进城务工，全靠老人种地，农村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撂荒地增多。农民贫苦、农村落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三农”问题仍是艰巨而紧迫的长期任务。
  （谢建生：原徽县政协副主席）

注①：王秀兰，女，1919—1979年，1969年因带头下乡成为全国知名典型人物，1974年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谢建生：原徽县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