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民国时期徽县民工协修宝天铁路后余粮的去向
  曹鹏雁
  1944年，中国的抗战已接近尾声。为配合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向西增修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要求沿线地区的陕西及甘肃陇南十县（徽县、成县、西和、礼县、天水、秦安武山、清水、甘谷、通渭）派出民工进行协修，所需钱粮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下拨。若提前完工，钱粮仍如数拨付，归地方使用。1944年秋季开始，徽县每月出动民工七百人，搬运宝天铁路社棠镇北阳区段土石方。由于领导得力，民工肯干，所承包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故节余下口粮三千八百石①（折合今228000公斤）、款二百多万元（法币）。据当时的徽县县长刘中仁先生后来回忆，为了将这些来之不易的钱粮能够合理利用，他提议成立了“徽县地方建设委员会”，由当时的“党、政、团、参”（即国民党徽县党部、徽县政府、三民主义青年团、参议会）组成联席会议专管这批钱粮。此后经联席会议决议，这批钱粮主要用在了维修县立中学、教育补助、修桥修路、救灾、办理地方公益、接待从军青年过境及支付抗战时的其他费用等方面。1948年1月，刘中仁卸任。同年底，刘中仁离开徽县时尚有余粮八百石，后来他听说这些粮食在解放时用于支前了。
  关于那批余粮的去向，刘中仁先生只是听说而己。真正的去向谜团是我的外岳祖父文绍山先生在近年才揭开的。
  文绍山先生生前为徽县泥阳镇文家庄人，解放前他曾任县参议员、县政府会计，与刘中仁县长共事四年有余，对徽县民工的那批余粮的保管动用，他是具体的经手人之一。1984年秋，作为徽县政协委员的文绍山在看了《徽县文史资料》第八期上刘中仁先生的《我在徽县的回忆》一文后，于9月1日曾写了《关于宝天铁路社棠段的徽县民工余粮》一文，对刘中仁回忆录中的一些叙述进行了补充，并于9月19日经徽县泥阳邮电所给徽县文史委寄出过文稿。这篇回忆录的底稿，是后来亲属在整理其遗物时被发现的。
  文绍山先生在文章里回忆到，当年修路节余下小麦三千余石，储存在徽县仓库备用。当时的徽县联席会议成立了保管委员会，推选周少珊（国大代表）为徽县地方建设委员会主任，刘希祖（县参议会议长）为副主任，文绍山任委员会技士兼会计。后来经“党、政、团、参”联席会议决议拨出其中的一部分钱粮维修了县立中学（今党校），修理了南门外大桥（协通桥），修筑了大樊县道（天水市大门镇至徽县樊家窑），用于大河、嘉陵赈灾等，至1948年底还余粮600余石（注：刘中仁回忆为800余石）。1949年春，中共地下党组织暗中布置有关人员要将此粮设法保存下来，不要被蒋军所利用。文绍山奉命后，建议周少珊（中共地下党员）、刘希祖两位领导，将此粮以微利贷给了徽县城里的巨商大户宽裕成、天锡永等20余户（用铺保铺借办法）。此后他将借粮底册及单据埋藏在了自家厨房，以备将来交代。1949年12月徽县解放后，文绍山先生从泥阳镇文庄老家亲赴徽县城，将借粮底册及单据连同解放前夕埋藏在仁和生（李天佑的酒房）后院的东西一并掘出后，上缴徽县人民政府，政府派干部郭永进做了接收。手续缴清后，徽县人民政府的有关领导委任文绍山担任了徽县新政府的会计职务。
  由文绍山先生的回忆录可知，那600石（或800石）余粮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总算是物尽其用了。
  这一结果的形成，徽县的地下党与开明人十功不可没。
  （曹鹏雁：徽县文化馆副馆长）
  徽县解放初清剿土匪和镇反运动概况
  居俊堂
  清剿土匪
  徽县解放初期，土匪抢劫案件十分突出，除了原有的惯匪外，蒋帮（指蒋介石）潜伏特务和散兵游勇亦纠集成股进行抢劫活动。以梅树成（红帮头子）为首，持轻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等武器的大股土匪300余名，被我人民解放军全歼于麦草山（徽县天水交界处），但几人、十几人的小股土匪仍多次骚扰。他们在全县各地进行抢劫活动，每天都有抢劫案件发生，有时一夜发生10多起，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这些土匪出没无常，时隐时现，白天隐藏睡觉，晚上纠集一起大肆抢劫。当时，全县共有38股土匪，分布在峡门镇（今银杏峡门村）、榆树东坡、伏家镇、栗亭乡（今栗川乡）、大河乡、东关乡、永宁镇、麻沿河、大门镇、汪川镇（大门、汪川1956年划归天水）等地行抢。蒋帮90军一名班长张某持司徒雷登式冲锋枪一支开小差，纠集其它散兵游勇8人，拥有冲锋枪一支、步枪2支、手榴弹5枚，在榆树、江口（今柳林镇江口村）等地进行抢劫。蒋军开了小差的杨某纠集其它散兵游勇7人，持步枪2支在榆树等地行抢。东关乡一名蒋军退伍副营长纠集匪徒20余人，均携有长短枪，经常在徽县、两当之间，拦道抢劫过路客商的钱物。
  从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至1950年1月15日，仅40天时间，全县共发生抢劫案63起，烧死11人（男8人、女3人），烧伤23人，抢去白洋236块以及白银、鸦片等物。解放初，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较少，基层政权组织还未建立健全，加之忙于支援前线工作，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有时一夜之间抢劫案发生达10多起。1950年3月底，抢劫案猛增到120多起，死15人，伤34人，烧毁民房40余间。土匪的骚扰破坏使社会秩序混乱，群众不能安居从业，党的各项工作无法开展，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鉴于土匪多、对社会危害大，清剿土匪成为当时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徽县公安机关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解放军21师驻徽部队密切配合，集中力量，严密部署，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
  1950年第一季度，县公安机关在土匪活动区安排情报工作人员20名，派出便衣侦察10人，采取隐蔽侦察和跟踪追迹的办法，依靠知情群众揭发检举，基本上掌握了土匪的全面情况。1950年2月，县公安机关逮捕了两名土匪，以便进一步掌握土匪的内部情况。与此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以政策攻心，分化瓦解，号召他们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1950年3月，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在解放军21师的配合下，全面开展武力围剿，共摧毁土匪组织38个，逮捕首要分子162人，投案自首9人，对外逃者全部追捕归案。这次行动中缴获冲锋枪1支、步枪14支、手枪13支、手榴弹10枚、各种子弹185发，缴获了被土匪抢劫的各种财物（能找到失主的退还失主，找不到失主的交公处理）。
  徽县解放初剿匪运动历时一年零两个月（1950年3月—1951年5月），全面胜利完成，全县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为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局面。先后共逮捕首要分子170人，提交县人民法院处理76人，其中判处死刑12人，判处有期徒刑34人，判处管制30人（交群众监管）。对能够坦白自首、老实交待罪行、悔过自新的62人免予刑事处分。对罪行轻微、危害不大的100多人进行了传讯教育，找保具结处理。此次清剿运动之后，全县乡、村两级政权和民兵、治保组织逐步建立健全，1951年7月以后再未发现土匪活动。
  镇反运动
  徽县地处甘肃东南，是通往陕西、四川的要道。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集结多，盘踞时间较长，蒋帮①党、团、军、特等各种组织转移徽县活动。解放以后他们由明转暗，乘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还未完全建立健全之机，大肆发展反革命组织，扩充反革命势力，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1945年8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甘肃省调查统计室陇南分区”在徽县成立了“徽县中心通讯小组”，当初配备6人，1946年4月扩充到32人。同年7月，蒋帮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训令，在徽县各机关、学校、企业成立了12个“保密防奸小组”，由国民党徽县党部直接领导。1947年，又成立了“中央统计调查局甘肃省党政军联合汇报秘书处陇南分局徽县汇报室”，直接领导了12个“保密防奸小组”。每个防奸小组有组长1人、组员5人。1949年9月，该组织由12个发展到15个，由35人扩充到47人。他们到处刺探中共徽县地下党负责人吴治国、葛维西、周冠军、山炯堂、司国权等人的情况，并进行秘密监视。1949年7月，将中共地下党员杨应才和进步人士丁义安密捕后杀害。同年8月，国民党“军统局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从陕西汉中溃逃武都途中，留驻徽县10人，设“联络组”一个，并设有电台。同年9月，又增加联络员3人，专门搜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情报和我县游击队活动情况。天水解放后，国民党残部约3万人退却到徽成县境内，盘踞了3个多月。南逃四川时在徽县潜伏了特务分子，他们利用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反动地主、恶霸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进行反革命暴动，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徽县解放后，这些潜伏特务和当地国民党、政、警、宪、特人员以及反动地主恶霸互相串通，秘密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经广大群众检举，基层组织汇报，公安机关初步侦察，有“西北工作总指挥部”“反苏剿共委员会”“甘宁青人民武装反共联盟”“白洋党”“正心学术研究会”等反革命组织，下面还有它的小名称，在本县7个区①40个乡进行反革命活动，发展反革命成员1000余人。
  国民党90军退却时，潜伏到本县舒家坝（1956年划归天水县管辖）的03号潜特（1951年在武都被处决），1949年10月就在本县解放较早的汪川、大门、大城、龙池（该四乡镇1956年划归天水县管辖）等乡镇开始活动，与当地惯匪、历史反革命、反动地主、富农、国民党退伍军人密谋串连，进行反革命宣传，诬蔑共产党的政策，网罗对共产党不满的分子，秘谋策划组建反革命组织。蒋军一上尉参谋（后被判死刑）退伍后，于1950年元、2月份，在东关、城关、永宁、榆树、嘉陵一带，专程找访串联原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人员，酝酿反革命活动。潜伏到本县的04号特务国民党90军上尉军医（被判处死刑），以行医作掩护与国民党徽县参议员、退伍副营长、中尉副官等人挂钩串联。
  03号潜伏特务于1949年10月在汪川、大门成立了“西北工作总指挥部”。1950年3月，潜特为首成立了“中国青年救国会”。随即“反苏剿共委员会”“正心学术研究会”“忠义军西北联络组”“白洋党”（甘宁青武装反共联盟）等反革命组织相继成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这些反革命分子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国民党（指蒋介石）还要回来”等。他们到处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活动地区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气焰越来越嚣张。仅以03号为首的“西北工作总指挥部”，就在本县汪川、大门、大城、龙池以及江洛、麻沿、泥阳、高桥、榆树、城关的部分地方发展反革命分子360多人，并去天水、西和、礼县、成县、武都等县辖区活动。虽然有的叫“新国民党”“瞌头会”“盍天党”“精诚团结党”“后期革命党”“文艺复兴党”“八大团结党”，实际上都是03号的“西北工作总指挥部”。指挥部设有总指挥、副总指挥、联络员、战工营、特务营等，03号任总指挥。下设“武都总区”“礼县边区政府”“徽县边区政府”，给骨干分子封官委职，配备了区长、委员、县长、团长、营长，阴谋在华双公路（华家岭至双石铺）上抢劫军用物资和区政府的枪支，并在汪川等区政府发展反革命分子12人，企图搞里应外合，抢来区上的枪支后进行武装暴动，上西和县的仇池山②建立“根据地”。
  “反苏剿共委员会”反革命组织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造谣说“共产党要灭杀回民”等。1950年3月至4月，先在回民中进行活动，组织“保教团”。到了5月份，在全县开展反革命活动，安了许多小名目，什么“新国民党”“忠义党”“大同党”“五族同乐”“光复军”“陇南反共团”“中国青年学术研究会”等，采取造谣恐吓、胁迫等手段，在本县6个区34个乡发展反革命分子470人。并筹集手枪10支、步枪4支、冲锋枪1支，阴谋武装暴动，进而去陕西凤县、略阳县和天水、两当活动。
  与此同时，其它几个反革命组织活动亦十分猖獗。“忠义军西北联络组”在伏镇发展反革命分子3人，“正心学术会”在城关、嘉陵发展30余人，“中国青年救国会”在伏镇、城关、大城、榆树发展7人，“白洋党”在城关、嘉陵、榆树发展62人。这些反革命分子磨刀霍霍。“反苏剿共委员会”反革命组织成立了“行动队”“暗杀团”，随时准备杀害共产党的干部。“西北工作总指挥部”反革命组织，准备了8斤毒药，等待时机投入水井内，毒死亲近共产党员的基层干部和群众。
  与此同时，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在全县普遍发展，其中“一贯道”③活动最为突出。在全县发展一万余人，形式上是搞迷信活动，实质上是谋政，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反革命组织和反动会道门交织一起活动，其目的都是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这个阶段，由于徽县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依靠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群众，通过公安机关的一段隐蔽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各个反革命集团的底细。
  1950年8月，徽县逮捕了部分土匪，对反革命分子有所震慑。一些地区的反革命分子活动更加诡密，由大量发展转入谨慎发展。其大小头目怕露出马脚，给下层进行保密教育，转入“单线活动，隐蔽接触”，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1950年9月，徽县公安机关认为破案时机已经成熟，报请县委和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同年10月1日破获了“正心学术研究会”，逮捕头目2名。10月25日，破获了“反苏剿共委员会”，逮捕头目98名。11月12日，破获了“西北工作总指挥部”，逮捕头目65名。1951年2月18日，破获了“忠义军西北联络组”，逮捕头目2名。3月3日，破获了“中国青年学术救国会”，逮捕头目2名。3月13日，破获了“甘宁青武装反共联盟”（白洋党），逮捕头目26名。共逮捕反革命首要分子195名。
  这次镇反运动中，徽县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了敌阵营，促使一些上当受骗的人醒悟，有525人坦白自首，不但如实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而且揭发检举了他人的罪行。政府对这些人给予了宽大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不给处分。对于罪行严重、顽固不化、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60人，判处有期徒刑80人，判处管制50人（交群众监管），对认罪态度好的免刑5人。
  镇压反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三座大山④、取得政权之后的一次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它席卷全国，势如破竹，其声势之大，气势之猛，前所未有。在中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撒下了天罗地网，徽县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将六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摧毁，一网打尽，镇反取得了全面胜利，使全县乡、村政权得到建立健全和巩固，社会秩序呈现出良好稳定的新局面，使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居俊堂：原徽县公安局干警）
  徽县收容遣送站设立始末
  邓维举
  解放初期，徽县收容遣送工作先由公安局担负，后由民政局管理。收容遣送站先是设在县城先农街三官殿，由公安局张鼎管教。从1953年10月31日至1954年11月初，共收容240多人，其中有吸食大烟者140多人、出售大烟者41人、懒汉二流子38人、诈骗犯8人、赌棍13人。通过对这些人取消伙食供给和进行思想教育、劳动改造、表扬奖励、立功提升当组长等办法，使他们树立劳动观点，戒掉不良嗜好，回家当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时办起了豆腐坊和养猪场，做豆腐卖钱，用豆渣养猪100多头。
  1958年收容站搬到后西街，由赵希勇负责。当时因农村有些人生活困难盲目往陕西走，收容站从陕西接回和途中截挡了不少人员，边接边送，没有集中管理。
  1975年，徽县收容量最大，人数多达1648人（次），经公安、市管部门配合审查出混入外流人口中有涉嫌犯罪人员65人，破刑案件11起，追回粮食1300斤，捕办7人。大部分人员边收边遣送，有些不明真相暂时无法遣送的人员，组织他们参加劳动，支农送粪20余万斤，帮农民收割小麦600多亩，兴修水平梯田6亩。1969年到1980年间，徽县在银杏乡剪子坝办起了1处农场，先后组织130多人（次）参加了生产劳动。
  1983年，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徽县撤销收容站，设立临时转运站，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至此，徽县收容遣送站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机构自行消失。
  （邓维举：原徽县人大副主任）
  文革中一封发给毛主席的电文
  杜发恭
  1968年3月至6月，我是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太白分队”成员，下乡搞建政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一是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二是帮助建立公社、大队两级“红色政权”；三是贯彻县革委会一号文件，“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春播生产。
  我们在太白工作四个月时间，先后帮助组建了公社“革命委员会”和七个大队的“革命领导小组”。作为这段工作经历，我保留着当年的工作总结和向毛主席致敬电的文稿。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时过境迁，今天审视这篇充满政治口号和对领袖狂热崇拜的文章，颇有隔世之感，对未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青年一代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它作为特殊年代一个乡级政权更迭的记录，随着岁月的积淀，许有史料价值。
  徽县太白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向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徽县大地红烂漫，太白河山换新颜。在全面贯彻您老人家最新指示的政治热潮推动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沐浴着浩荡东风，迎着红五月的第一缕曙光，太白公社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这是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胜利，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最基层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徽县文化大革命重大胜利的一曲凯歌。在这无比激动，无比欢乐的时刻，无限忠于您、热爱您、崇敬您的太白革命群众手捧红宝书，心向中南海，豪情满怀，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抬头仰望北斗星，一轮红日心中升。毛主席啊，毛主席！太白山区虽与北京远隔万水千山，但这里人民群众的心与中南海紧紧相连，无时不在想念您老人家，聆听着您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步步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
  太白公社位于甘肃东南边际的大山深处，虽然偏僻闭塞，却有着值得骄傲的红色历史：这里有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过的足迹，是徽县地下党北山游击队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解放后十八年来，在您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太白人民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使山区面貌、生产条件和群众生活情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然而，正如您老人家论断的那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我们前进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斗争。
  革命雷霆力万钧，万里东风扫残云。是您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革命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摧毁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太白革命派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向走资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一举夺回了徽县党内走资派×××、×××安插在太白地区的代理人×××、×××掌控的党政财文大权。遵照您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指示，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组建起了“三结合”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太白地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深知胜利来之不易；看今朝，“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形势一派大好；展望未来，我们更感任重而道远。您教导我们：“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成功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我们将在以您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不到长城非好汉。”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后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千条万条，但是用您的光辉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因此，我们一定要更广泛、更深入、更认真地学习您的光辉著作，用您的思想统帅我们的灵魂，指导我们的工作，指挥我们的行动。对您的最高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革命委员会好”，她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您老人家充分肯定了的“三结合”的政权机构。我们一定用您的思想掌好权、用好权，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革命理论武装的、有权威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领导班子。
  我们一定要遵照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基层建政工作，清理阶级队伍、斗私批修、整党等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路线上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您“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指示，鼓足干劲，克服困难，抓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敬爱的毛主席！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太阳。勤劳朴实的太白人民群众，最衷心的祝愿您，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徽县首次为外国元首逝世举行的追悼会
  杜发恭
  1953年3月5日，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元首斯大林逝世，苏维埃国家一下子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因当时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又是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1953—1957）期间援助中国156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唯一友好国家，斯大林的病逝也给中国政坛带来大的震撼。3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高度评价斯大林对苏联党和国家的丰功伟绩和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卓越贡献，沉痛哀悼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斯大林同志。中共中央、政务院（1954年后改为国务院）发出通知：在苏联为斯大林治丧期间，要求各省会城市都要召开追悼大会，在有苏联援建项目的地方（地、县）亦应举行一定规模的追悼活动。
  当时，苏联援建的宝成铁路刚开工，徽县铁路招待所（今东街幼儿园址）和谈家庄工地驻有苏联专家组。根据中央通知，徽县也就在举行追悼活动之列。
  3月17日，徽县县委、徽县人民政府在西门外体育场（今金源广场址）召开追悼会，县城机关干部、8510部队、企业职工、中小学师生等两千五百余人参加，人人都戴着自制的白纸花以示致哀。主席台正中的帷幕上挂着挽有黑纱的斯大林画像，下方摆着中共徽县委、徽县人民政府敬献的花圈，大幅横额写着“革命导师斯大林永垂不朽”，两边的悼联是：“遥寄哀思缅怀伟人斯大林，学习苏联奋发建设新中国”。这天上午天气灰暗，偶尔还有蒙蒙细雨，给追悼会增添了阴沉萧瑟的气氛。
  上午九时，追悼会开始，县委书记王菁华主持大会。首先由工、农、军、商、学各界代表上台敬献花圈，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接着，马如飞书记宣读了毛主席纪念斯大林的文章，县长邢应伦神情凝重的致悼词，苏联专家声泪俱下的宣读了悼文（有翻译）。追悼会议程简短，气氛肃穆庄重。当晚和次日晚上，天水地区电影队在体育场放映了有斯大林光辉形象和革命功绩的苏联经典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保卫察里津》《日日夜夜》。县城职工居民扶老携幼，倾城出动，第一次“开洋荤”看外国影片。
  解放初期由于宣传媒体落后，在小县城生活的百姓对国内发生的新闻尚且知之甚少，对一个外国元首更是鲜为人知。参加追悼会和看过苏联电影，对伟人斯大林才有了初步印象。
  当年我是北小五年级学生，老师带我们参加了追悼会（四年级以上小学生参加），语文老师还辅导我班学生写了一篇命题作文《追悼会感想》，并选了十几篇优秀作文上了墙报。这件事是我少先队员时代的一次经历（当时担任北小少先队副大队长，是登台献花圈的学生代表），留下了令人回眸的记忆。
  回眸沧桑岁月寻觅历史印迹——雪水河上山工程始末
  杜发恭
  由伏家镇去榆树，自吊坝、杨河到瘦牛岭一带的公路右侧山岭上，有一条盘绕山头，蜿蜒曲折，看似车路的痕迹，引人驻足凝思。其实，它并非早年废弃的车道，而是五十年前一项大型水利工程——雪水河上山的人工渠道故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沧桑岁月而今已成历史烟云，然而当年曾为这条“人工天河”付出过艰辛劳动的人们，却有许多抹不去的记忆。
  中央决策全国行动
  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迎接农业合作化后新的生产高潮，党中央、国务院于同年10月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的决定》，并响亮提出“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领导，落实农业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党中央一声号令，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一个全民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高潮迅速掀起。
  甘肃省委紧跟形势，调集五万劳力，上马了引洮工程、红崖山水库工程。省委电话会议指令各县都要迅速行动，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群众运动。
  形势逼人仓促上马
  在全国、全省轰轰烈烈的形势逼人情况下，徽县县委审时度势，研究落实水利建设任务。在县委“嘉陵江改道，雪水河上山”的宏伟口号鼓动下，县委未经充分科学论证，便决定调集五千名劳力大搞引雪水河上山工程。
  11月中旬，县委书记李景华、副书记李辑瑞率领水利科长宋泰，伏镇区委书记郭文培，榆树区委书记范守基，水利科技术员杜廷杰等人用两天时间跋山越岭踏勘引水上山的渠道走势，初定标桩。后由杜廷杰赶急绘制草图，设计出工程方案：从榆树街下峡口的王家磨为渠首盘山而上，经瘦牛岭→蔡河→杨河→安家河→古滩沟→王庄→伏家镇吊坝→海龙山→周家沟→架子山→堡子山→罗河→李家河→李老虎口（胡家河），渠道盘山绕岭、蜿蜒曲折，全长90华里，经大小山峰72座，渠道最高处距河谷垂直高度135米。渠基设计宽四米，渠道宽二米深一米，全程架设渡槽47处，最大的为架子山横穿公路渡槽（长20米、宽2米、凌空高8米），从海龙山麓的黑鹰台到架子山分四级落差，设计可发电的水磨四座。工程浩大，初步测算开挖土石达180多万立方，工期最快需一年左右时间。
  县委决定要以大跃进的态势大打硬仗，半年完工。由李景华书记为工程总指挥，李辑瑞为副总指挥，宋泰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杜廷杰为技术指导。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县九个区下达了调动劳力的任务，限令3日内赶到杨河、王庄集中。
  12月6日，各地民工由区委书记或区长带队，自带行李干粮，扛着镢头铁锨，冒着纷飞大雪，陆续赶到榆树的杨河、王庄集中。8日上午，在王庄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誓师动员大会，李辑瑞作动员报告，提出了“不怕严寒流血汗，大干苦干拼命干，誓叫雪水河上高山”、“荒山野岭摆战场，大干苦干四十天，架子山上过元宵”的战斗口号。为壮声势，要求工地上“红旗成林，标语口号成片”。伏镇区委书记郭文培、榆树区委书记范守基作了表态发言，办公室主任宋泰宣布了各区承担的工程任务。会后，李景华书记扛着洋镐带领指挥部成员踏雪登上山崖，在鞭炮声中挥镐挖土，拉开了雪水河上山工程的帷幕。
  土打土闹劈山造渠
  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搞如此浩大的工程，面临一无机械施工设备，二缺技术力量，三无水利工程的专用物资，四缺资金保障等重重困难。但形势逼人，不能“等、靠、要”，只能土法上马，群策群力。指挥部鼓舞士气的战斗口号是：“自力更生是法宝，土法上马修水利；群策群力排万难，人定胜天创奇迹”。开山炸石没有炸药，就自力更生用火硝、硫磺、木炭糟子碾制。自制炸药很不安全，伏家镇民工在碾制炸药时不慎起火，造成了烧毁民房数间，当场烧死四人的惨剧。砌石垒堰没有水泥，就自办石灰厂，采石烧石灰，用三合土替代水泥。安家河蓄水坝是全线唯一的重点工程，也只能用自制的“土水泥”砌筑，五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有几段遗址。砌衬渠道没有预制板，就用原始办法采挖“油饼石”铺衬，有的渠道干脆用黄泥抹砌。修架渡水桥工程量大，专门组建400多人的桥工大队，上山伐木、扯板、架设渡槽。桥工大队队长王廷选向指挥部立下“军令状”；“渠到桥成，宁叫桥等渠，不能叫渠等桥；如有延误，甘愿接受处分”。为了不误时机，他们分两班作业，白班干活十个小时以上，夜班燃起熊熊篝火照明，奋战通宵。有三段渠道必经直立的峭壁，是最艰险的任务，指挥部抽调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搞攻坚战。在悬崖绝壁上打炮眼没有安全绳，便就地取材，用葛条绑成软梯，把人吊在半空中冒险作业。后因发生工伤事故，才从天水请来技工承担了这段工程。
  这些“土打土闹”的做法，在今天认为是缺乏科学态度的盲目蛮干，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一种普遍提倡的自力更生的创举精神。
  为迎接1958年元旦“开门红”，指挥部决定全线大搞突击，一天完成两天工作量。民工们凌晨三点吃饭，四点搭着火把上山，在凛冽的寒风中劈山修渠，中午在工地啃冷馍，直干到晚七点收工。这天，李辑瑞上山检查巡视，看到山头上红旗猎猎，民工队伍犹如长龙，冒着严寒苦干的壮观情景，心情格外激动，豪气勃发，在笔记本上赋诗一首：“寒风劲吹红旗扬，崇山峻岭摆战场。四千健儿齐上阵，削山移土开渠忙。雪河流灌万亩田，试看明年增米粮。跃进年代出豪杰，人定胜天伏龙王”。办公室主任宋泰当日将李书记的诗加上按语油印200多份分发各工地，以鼓舞士气。
  春节刚过，为了学习取经，李辑瑞决定组织八十多人，由宋泰、王廷选带队赴华家岭一带参观省上的引洮工程。回来后，在雪水河工程地开展了一场“看引洮，查自己，找差距，增措施，鼓干劲，促大干”的大讨论，决心在全地区兴修水利工程中抢先夺标。然而，面对浩大的工程，仅凭简陋落后的工具，土打土闹、搞疲劳战的办法，工程进度并未加快，李书记“架子山上过元宵的”口号已成空话。
  反右拔旗以批促干
  “大跃进”年代，极“左”思潮盛行，中央文件提出“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判右倾领导，落实农田水利建设”，下面执行起来便随意发挥，以至有过之无不及。当时的县委就把大搞水利建设提高到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政治态度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总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来对待，推行一套极“左”的政策，在工地上大搞“反右倾，拔白旗，清障碍，搬石头，批判少慢差费”，以此统一认识，推动大干。永宁区干部张×因不意间说了句“雪水河上山是冒进蛮干工程”，被认为是严重抵触情绪，首先成为大字报上点名批判的“活靶子”。嘉陵区施工中一时口粮供应不上影响民工情绪，工程进度慢了一些，带队干部即被当作“少慢差费典型”，进行批判。这样一来，带队干部人人自危，不敢有半句怨言，不敢有一点懈怠。有两段渠基的接头处出现落差，责任追到技术员杜延杰头上，本是技术问题，却硬要上纲上线，当作“政治事件”处理，副总指挥李辑瑞认定是“阶级异己分子有意破坏”，杜延杰成了重点批判对象，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批斗，不允许杜分辩，威逼其认“罪”。后经新来的技术干部傅永春复核，是借用的一架旧仪器存在误差而导致测设不准，杜延杰方得解脱。反右倾拔白旗起初只在干部中进行，后来扩大到民工队伍，且不断升温，甚至出现了打人、体罚等违纪现象。伏家镇一青年民工编了几句顺口溜形容工地干活太累，生活艰苦，被认为是散布不满言论，指令要严厉批判斗争。因其是代父出工的在校学生，经村民们出面求情，才免于批斗。江洛区一民工开小差被送回工地后，恐惧批斗受皮肉之苦，竟溺水自尽。据一些人回忆，在施工中受过不同形式批判的干部群众有百人之多。在高压之下，干部群众不敢有任何非议，把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违心的吹捧成为民造福的英明举措。
  生活艰苦风餐露宿
  四千多民工云集雪水河工地，生活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住宿困难，动员附近几个村庄的农户腾房，只安顿不到千人，还有三千多人就地搭建草棚茅庵，或找庙宇、崖窟栖身。严冬季节，民工们衣单被簿，在荒山野岭风餐露宿，许多人手脚冻裂了口，疼痛难忍。在阴冷朝湿的崖洞中栖身的民工，普通患上了关节炎，落下了难治的顽疾。草棚茅庵难遮风雨，夏天蚊虫肆虐，苦不堪言。其次是民工口粮供应没有保证，每人每月30斤原粮，由各农业社送往工地，常因运输和筹粮困难接济不上，民工们不时处于半饥半饿状态。口粮不足，每人每天副食及菜金补助只有一角钱，又没有蔬菜供应，各队就抽出少数劳力上山打柴，背到伏家镇换菜。就这样，每日一顿的菜汤还难以维继。油肉副食更成了稀罕之物，五八年春节前夕，榆树供销社奉命从四川购回一批食油、酱菜专供工地民工，每人只分到半两清油、一斤腌菜。工地上火柴、蜡烛、煤油等生活用品紧缺，供不应求时民工们晚上不得不点亮松子照明，以致造成多起失火烧毁茅庵、烧伤人员的事故。四千多人背井离乡大搞水利工程，组织者竟未考虑医疗问题，工地无医无药，民工们生病受伤没有简单的医疗保障，轻的只得忍痛坚持，发生重的工伤病员无法就地救护医治，因延误而造成重大损失。如伏家镇民工在碾制炸药中烧伤的一名重伤员，就是因工地不能及时急救，在送往伏家镇途中死亡的。
  原定民工三个月轮换，因工地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再换人困难，先期的民工只得苦苦支撑。无奈之下，有的民工由自家人轮换。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各区的带队干部以身作则与民工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力所能及的为民工排忧解难，关心疾苦，对安抚群众情绪起了重要作用。
  工作重心转移引水工程下马
  1958年3月，春耕大忙开始，农村劳动力紧张，各区陆续将雪水河工地部分劳力抽回。5月，汪川、大门划归天水县，两地民工全部撤走。此时，工地上仅有伏家镇、榆树受益区为主的2000多人，渠基只修到伏家镇周家沟一带。民工大减，工程进度缓慢。为了显示“天河上山”的效果，指挥部命令截流试水，渠首只有每秒0.6m3的流量，由于沿途渗透严重，水未到王庄山上就已断流。
  1958年7、8月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在全国兴起，徽县县委的工作重心转向大办人民公社，雪水河工地大部分干部撤回，工程处于进退两难局面。9月，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在“一切为钢铁让路”的形势下，县委决定雪水河工地劳力投入大炼钢铁。至此，历时十个月的这场劳民伤财工程悄然收场。
  （根据亲历者王廷选、张景桂、傅永春、张继成、杨安俊、王仁诚等人回忆整理）
  1957年12月徽县欢送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记略
  朱清锋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个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近年来，一些亲历过下放劳动干部的回忆录逐渐问世，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资料、个人回忆录、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梳理，通过回顾发生在我县的典型和感人事例，对这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干部下放运动做一揭示。
  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巩固的制度，始于1957年的干部下放劳动，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大力推动下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在使国家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以及由此派生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泽东特别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现实意义。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一再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附：1959年4月，徽成县欢迎欢送劳动锻炼干部留念。）
  干部下放劳动制度从1957年开始执行，到1960年执行了3年。尔后，干部大批下放农村劳动暂时终止，代之以支援农业等名义到农村短期劳动。在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精简过程中，有一部分干部特别是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当作剩余人口遣返或下放农村，这些人的身份也随之从干部变为农民。留在城市的干部则以机关劳动为主，许多人从事种菜、种粮、养鸡、养猪等生产自救性的劳动。下面，根据1957年12月30日《徽县报》所载，来具体反映当时徽县欢送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情景。
  一、徽县县级机关欢送一百五十四名干部首批上山下乡活动的壮观场面
  1957年12月25日，天气格外晴朗，县城街道上像过节日一样，各机关单位的同志簇拥着光荣的首批批准上山下乡的154名干部，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汇集到县委大院。院子的四周贴满了红色标语：“热烈欢送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山区有无限前途，下乡是伟大创举。”“上山下乡，劳动生产，建设农村，锻炼自己。”
  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欢送大会开始了。被欢送的一百多名干部中，有党员、团员，也有非党团干部，有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老战士，但绝大部分是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地、勇敢地要求回到农业战线上去，组织已批准了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参加欢送的还有各机关单位的代表二百多人。县委李永吉副书记代表中共徽县县委，先向下放同志表示祝贺，接着他说：
  “下放干部，精简机构，是为了加强劳动战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一支能经得起考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战士。”李副书记还勉励下放同志“要放下干部架子，站稳阶级立场，亲密联系群众，为使我县在三年内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而努力。”
  接着，县委副书记山炯堂同志以自己参加山区建设的亲身体验鼓励下放干部说：“党交给我们这样光荣的任务，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经过几年的革命斗争，农村难得有今天这样好的环境，社会风气大大转变了，新媳妇过门没几天就参加搞水利，群众通过大辩论都积极行动起来了，我们个别同志还计较个人得失吗？能下去就是‘得’，怕下去就是‘失’。我们应该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前列。”
  下放干部张建邦等同志，在会上坚决表示到农村要积极劳动，彻底锻炼。女同志也表示要争取当个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的能手，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对自己的关怀培养。太山乡柏海乡长受了全乡五千多名农民群众的委托在会上说：“当我们太山乡农民听到你们上山下乡的喜讯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24日当晚，一千三百多人就感觉不到疲劳地大兴水利。我们在殷切地盼望你们到我们山村里来，和我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会上，下放同志们一再表示决心，同时来自各单位的贺信也不断送达主席台上，好像在这将要分别的一刹那，跳动的心灵里有着千言万语，互相勉励的赠言留语此起彼落，争相表述，但是每个同志共同的心愿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力量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表达对战友的支持，县妇联副主任赵玉棠同志，代表留机关的妇女、青年说：“我们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留在机关保证要好好工作，同时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党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也跟着你们的脚印，昂首阔步地走向农村去。”晚上，还举行了电影晚会，招待首批上山下乡的先行者。
  二、鞭炮齐响锣鼓喧天，城关镇千余人热烈欢送首批上山下乡的先锋
  1957年12月26日晨，徽县城内一片节日的气氛，大街小巷锣鼓喧天，街头四壁和电杆上贴满了红色标语，人们的脸上显出亲切愉快的笑容，今天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啊！我县首批上山下乡，开发建设山区的先锋队，今日就要出发了。
  10时，千余人送行的队伍，像巨流般向西大街的汽车站涌来，在送行队伍的队列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也有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有穿着节日盛装的姑娘少妇，也有各机关、工厂、企业的工作人员。他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有的还用竹竿挑着一串鞭炮，他们要用这激动人心的锣鼓声、祝福胜利的礼炮和千百颗火热的心，来为自己的战友、亲人送行。送行的行列一直由车站排到西门外平坦宽直的大马路上。
  当上山下乡的同志到来时，锣鼓齐响、鞭炮齐放、掌声齐鸣，车站沸腾起来了。留机关的同志纷纷上前和上山下乡的战友们热烈握手，相互祝福勉励。上山下乡的同志表示：今后要在农业战线上，用劳模的成绩来感谢党和同志们对他们的欢送；留机关的同志表示：要以出色的工作成绩，争取当个模范工作者将来和上山下乡的战友见面。公安局、银行、供销社的局长、主任、股长和党支部书记亲自为自己的战友背着行装送行，少先队员把队的和个人的决心书、保证书、祝贺词纷纷贴在即将要载着上山下乡叔叔们的汽车坐箱两边，车头也贴满了标语，刹时，把这辆汽车打扮得更漂亮了。当汽车由送行队伍的中间缓慢地前进时，人民的心更激动了，欢送的行列中举起了千百双手，向这第一批光荣的先行者热烈地招手致意，有的同志为自己的战友能当上首批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而自豪地欢呼、跳跃，先行者也在车上欢呼，挥手与亲爱的同志告别。车渐行渐远了，送行的人们一直用敬佩的目光，把这批先行者送向了远方。
  归来时，好多老年人都赞叹地说：“看这上山下乡多光荣啊！简直和1951年欢送志愿军一样。”“对呀，老爷爷们，你们说得对，他们是志愿军，是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志愿军呀！”
  三、伏镇区五百多人欢迎下放干部
  12月26日这一天，伏镇区五百多名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和居民，热烈地迎接由县上下放到他们区上参加农业生产的二十四名干部。
  欢迎的队伍都打着彩旗，打着洋鼓、腰鼓，农业社里还特意套了三辆马车，很早地就在景家沟门等候。当下放干部从街上经过时，居民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都万分高兴地迎接首批下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区上为了迎接这批上山下乡的同志和欢送他们区上下放的十一名同志，共同在区上举行了座谈会。有些乡和有下放干部的农业社里也举行了座谈会，让新老社员之间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因而大大增强了他们对建设山区的决心。
  四、个别采访
  1.正是为了幸福
  她是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和爱人陈兆熊结婚十一年了。她说：“十一年来我们从未离开过，生活总是过得那么幸福甜蜜。最近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我和我爱人都报了名，因工作关系组织只批准了我个人，当我听到这个话后，感到要和爱人离开，思想上斗争得很激烈，可是我又平心静气地想了想，今天我们能过这么幸福的生活，不正是过去无数的革命战士，远离自己的家乡和妻室儿女，不怕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吗？我今天暂时的和孩子的爸爸分离也不正是为了将来过更美满更幸福的日子吗？想到这我还有什么不愉快不高兴的呢？我爱人也是这样认识的，我感到很欣慰，现在思想平静下来了。你看，我现在正忙着给孩子们赶着缝新棉衣，新年过后，我就要去故乡--浙江省慈溪县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了。”这段话是徽县人民银行刚刚离开储蓄台的出纳宓惠芬同志对记者谈的。
  2.“二明”唐庄落了户
  要问我们两个的理想吗？哈哈，落了户好好劳动生产，将来当个拖拉机手。到银杏乡唐家庄社去落户的陈启明、田志明同志这样爽直地回答我说。启明是供销社保管员，志明是警卫员。启明会开汽车，志明是个复员军人，他俩早就在心里怀着这样的个人理想：“参加农业生产，当个拖拉机手。”他俩常商量：实现了愿望，咱们同到一个农业社去。志明还要启明教他技术，启明说：“一定一定。”这次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他俩积极申请，多次表示决心，并主动和唐庄社联系要在那落户，党组织接受了他俩的请求；唐庄社自然更欢迎这两个新社员，26日他俩心里乐的像开了花似的，到唐家庄社落户去了。
  3.我早就望想他来哩！
  税务局高士杰的爱人赵菊英，是银杏社的青年女社员，地里干活很卖力，但是她也有一点心事，她希望自己的爱人士杰能回来，和她共同劳动，还能帮助她学点文化。26日中午，她远远地望见士杰被三百多人欢送着，心里压抑不住的高兴，加之旁边的几个妇女在戏逗地对她说：“你的爱人也回来了。”她回答说：“我早就望想他来哩！”但顿时她的脸庞绯红了。
  4.父亲接儿子
  高映辉的父亲听到他儿子今天要下放回来，心里高兴极了，他还怀疑要是上级领导不批准咋办呢？他就直接跑到区上，刚碰上区上在召开欢送会，他乐的只是呵呵地笑，在会上他谈话说：“我今年五十五岁了，映辉走后只有我一个人劳动，现在我娃回来了，我的心劲更大了，这都是毛主席的领导英明，我们回去一定要积极劳动，多打粮食更好地支援地方工业建设，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5.孩子们的心意
  欢送下放干部的汽车上，贴满了小朋友的的贺词、慰问信。一张北小全体少先队员的献词里写道：“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希望你们坚定意志，克服困难，向农民伯伯们虚心学习，当个模范社员。”当汽车徐徐走动时，几百名小朋友挥举着小手，高呼着“叔叔阿姨是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我们是叔叔阿姨们的接班人”、“向叔叔阿姨们致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再见”。同志们在汽车上感动得鼓着掌，表示绝不辜负孩子们的心意。
  （朱清锋：徽县商务局副主任科员）
  徽成县一中师生“大炼钢铁”往事
  李步霞
  1958年9月初，全国上下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徽成县也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和全国各地一样，以实际行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工业生产“大跃进”的行列。
  9月5日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和《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业的捷径》及《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多篇社论，并提出“各行各业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口号，至此，全国的大中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洪流之中。他们义无反顾，踊跃奔赴第一线，接受艰巨考验！
  出征石头坪
  徽成县一中开学的第三天就在教育主任李忠承的带领和组织下在校门前的一片荒地上（即现在县党校门前）开始修筑炼铁土高炉。才筑了一半，县委、县人委命令一中师生开赴游龙川公社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9月中旬的一天，校园里响起雄壮的歌声，“五年计划看三年，三年计划看头年，嗨呼！嗨呼！嗨呼嗨！超英赶美用不了十五年！嗨！嗨！十五年！十五年！”全校除留校师生外，共有500余人（男生310名，女生190名），老师有王天祥、沈维举、王即舜等13人背负行李走出校门，沿华双路向北前进。师生们一边走，一边唱歌，并喊起超英赶美的口号。个个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向游龙川前进。一路上景色宜人，秋风送爽，到也没感到疲乏。下午，出征的师生们在游龙川大桥上见到了接我们的游龙川钢铁战斗团的联络员。他带领我们到李家寺后，让学生就地休息，又领老师们去农民家中指派住宿地方，各班学生分散到农户家住宿，每户住一个班。
  一中参加大炼钢铁的师生，按军事化编制为一个营，营长由校长焦丽生担任。下设三个连，五八级一、二班为一连，连长康澄；五九级五个班为二连，连长由教育处副主任杨仲担任；六零级四个班为三连，连长由教师江源泉担任。排长由各班的班主任担任，一个排由三个班组成。
  早上六点，起床号响了，同学们起来洗漱完毕，去食堂吃一个二两面的馍，喝点糊糊汤，每人再领一个6两（老秤）面的馍（其实只有4两面），然后整队出发，匆匆赶到石头坪后，由钢铁战斗团的管理人员分派任务，不外乎是扛木头、背木炭等。刚开始的一星期，每天都是如此。同学们和老师，都是从早干到晚。许多日子摸黑赶回李家寺吃晚饭，饭后还经常开会，学报纸上的有关“大炼钢铁”社论，有时开会批判偷跑回家后又返回的同学，帮助“逃兵”端正思想，提高认识。
  起初几天，晚上睡觉时浑身骨头都疼，累的全身整个像散了架，感到极度的疲乏劳累，再一个感觉就是饿。那个年代，农村多小豆面和高梁面，馒头的颜色是黑红色的，凉了以后很硬。民工们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美其名曰：“咣”，当时民工把铁矿石就叫“咣”。
  龙王洞背耐火砖
  中秋节快到了，同学们都热切的希望能改善一顿伙食，可是到古历的八月十三日早晨，师生们去食堂吃饭，刚进院就听到了焦丽生校长在喊：“各排整队”，随着立正的口令声，同学们在大院里站的整整齐齐。营长焦丽生站在食堂台阶上讲：“同学们，建造炼铁的土高炉没有耐火砖了，团部命令我们去龙王洞背耐火砖。每个人最少要背四块（每块耐火砖重八斤）多了不限，为了完成这次任务，留校师生们编了许多草鞋，昨天运来，背砖的每人发两双，饭后立即出发”。师生们匆忙用完饭，各自又领了一天的干粮，换上草鞋，腰里缠上绳子，以排为单位出发了。
  我们走到剡家阙，许多人的第一双草鞋已坏了，天公下起了毛毛雨，随着雨点的加大加密，大家的衣服都湿了，身上直发冷。同学们唱着“大跃进”的歌声来激励自己的斗志，老师也跑前跑后的为大家打气、鼓励，“同学们，加把劲，走快点就不冷了！”但毕竟是山区的秋天，顺河风吹来，人还是冷的发抖。到了伏家镇，大部分同学的草鞋已完全损坏，只好赤脚赶路。过了双河口，开始上龙王洞山，路越来越陡峭，老师不时的站在路边喊几声“同学们走啊！砖厂就在前面冒烟的地方，加油啊”来激励同学们的士气。
  由于下了半天雨，山溪涨水了，有些地方水深过膝，师生们互相搀扶着一次又一次的涉水。现在回想当年景况，确实是非常狼狈。我记得代语文课的老师在山上指着眼前的大山对我们说：“同学们，还记得给你们讲过的唐朝大诗人杜甫吗？他携家入蜀过木皮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里的山就是木皮岭的一部分……”可是同学们已是累、饿交加，谁还有心思听老师的讲古。就在这时，班主任沈维举从前面又回来了，他对大家说：“同学们，徽县地下党烈士牺牲的地方就是这座龙王洞山，烈士们的忠魂正在看着你们这些接班人，大家鼓一把劲转过前面的弯道，不远处就到砖场了。”同学们听到这里，都不约而同的喊，“加油！加油！”下午四点过后，我们赶到了砖厂，就挤在窑前烤衣服、取暖。在砖厂工人的指导下解开腰间的绳子，绑好砖，背到背上，匆匆忙忙的下山。
  下山时路更难走，山路滑溜溜的，肚子饿的咕咕直叫。加之不断的涉水，我们走的很吃力，过了双河口，天已黑了。许多同学的脚都肿了，每移动一步都钻心的痛，个个咬牙忍痛往前走。突然传来啊的一声惊叫，是有人滑下田埂，倒在地里。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掉下去的人手脚并用地重新爬上路，又趔趔趄趄的往前走。走到中坝庄里后，大家在生产队食堂吃饭。饭后赶到伏家镇，已是夜里十一点多。师生们是分散到伏小的教室里爬在课桌上睡觉，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忍着痛，背上耐火砖沿公路边慢慢走着，到荔家店后实在是又饥又渴又累，脚也疼的挪不动了。大家便不顾一切地横躺在公路上，想拦住过路的汽车，让司机把我们拉到游龙川。可是司机看见人多不敢停车，大家也只能望车兴叹！
  夕阳西下，我们挪到了游龙川大桥上，看到公路两边到处有被人扔掉的耐火砖。我们十几名同学，虽然疲累已极，但耐火砖一块也没丢。我们互相鼓励着，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支撑到了李家寺营部院子，交了耐火砖。
  回到宿舍后连打水洗脸的力气都没有了，鞋也没有脱，一个个倒在草铺上呼呼大睡，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才醒来。房东老大娘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有人来叫你们会餐，可你们睡的像“死猪”一样，一个人都没醒来，听了房东的话，大家就知道中秋节的会餐已经无望了！
  誓师大会游龙川钢铁战斗团的团部设在石头坪，1958年10月初所有参战单位和抽调的民工到团部的院子里参加誓师大会。
  团部在门口的院子里，凑着一个土台搭建了一座简易的主席台，主席台正中的布幕上贴有毛主席像，台子边上插着红旗。台前的两边木柱上贴有对联：上联是“群策群力以钢为纲”，下联是“土法上马遍地开花”，横额是“元帅升帐”台子下面除了一中的学生，卫校的学生。还有几千民工群众，手里拿着小彩旗，上面贴着字，有的是“穆桂英”班，有的是“罗成”排，还有“老黄忠”等，名号很多。会议开始后，先由团长唐步成讲话，主题是大炼钢铁的伟大意义，尤其强调了超英赶美的政治意义，后来民工代表发言，更有一位民工代表在台子上用山歌表示了决心。我记得的歌词是：“跃进歌儿唱起来，土高炉十天筑满坡，跃进歌儿唱一年，铁水钢水翻一番；跃进歌儿唱两年，钢铁成山戳破天，跃进歌儿唱十年，超英赶美英名传。”还有一首是，“千山万沟把柴砍，烧成木炭千万担。支援高炉把铁炼，年底钢产定翻番。”当时会场气氛热火朝天，口号声紧接着向起来，“十五年内超英又赶美！”那时候我们虽然年龄小，但总感到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和气震山河的口号，激励着每个人的热血沸腾。
  开挖小土窑
  为了坚决贯彻《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游龙川钢铁战斗团把开挖小土窑的地点选定在一号高炉北边不远的一座山上，先派出民工从山根到山顶斩荆伐木，剃了个光山秃顶，又派出技术人员拿上绳子，卷尺，从山顶按一定间距用石灰画了许多圆圈，把任务分派到各营开挖。
  徽成一中也分派了一百多座小土窑的开挖任务。老师又按各班的参战人数，把任务分到人。同学们四五人分成小组，每组分到了一把镢头、一张铁锨，一组挖一个窑。
  起初挖的很快，但是挖过一尺以后就很困难，挖到三尺深以后要把锨把、镢把全都锯短往下挖。有些挖着挖着遇到了石头，红砂板，干脆挖不下去。营部将情况汇报团部，调了一些钢钎、大锤、分发给各组。一直挖至5—6米时，又从坑的正面2米远处向下开挖深槽，宽0.8—1米，深度与坑内底部持平，再从坑内对正开挖的槽子从底部向外打一个小洞，当做炉门，用大块石头堆砌成炉齿的式样，才算是完成了一个炼铁的小土窑。全校师生突击了六天五夜，但在最后一夜。突然，传来一阵惊呼，“救命啊！来人啊！”班主任沈维举一手拿着短把铁锨，一手提着马灯，大喊一声：“同学们，不要慌，这是齐树汉的声音，快，跟我来！”一边喊一边朝发出救命声的方向跑去，同学都看到班主任站在一座小土窑边沿，蹲下用马灯照着窑口大声地问：“你摔坏了没有，”窑里传出闷声闷气的喊声：“没有撞坏，吓坏了，我现在被倒挂在窑中间，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沈老师找了几根葛条，拧到一块，一头捆在腰间，一头让大家拽住，把他往窑里放。下到中间后，他伸出双臂把齐树汉抱住往上一提，先从树杈上解救出来，再慢慢落到窑底。一场险情排除了。
  转运木材
  同学们把小土窑管叫“小土群”，开挖“小土群”的任务完成后，一中师生接受新的任务是运木材。就是民工们在石头坪周围的山坡和山沟里锯倒的树木。有七八米长，一开始，我们每人一次扛一根都非常吃力。最近的地方往石头坪扛，一天能扛八至十趟、离石头坪远的一天能扛两趟。结果有许多同学被漆树咬了，手指缝里发痒，过了几天腰部、脸上、身上到处痒，有些人脸上还起了水泡。随队的校医说是皮肤过敏，要打针，后来，在当地的老农指导下，害了些椿树皮，用它熬成水，擦洗发痒的地方，过了几天，居然好了。
  同学们从开始只能扛一根，到后来最少能扛两根，有的同学把木头三根、或四根用葛条捆到一块，放到有塄坎的地方，蹲下身材把木头分扛在两肩上，另一头拖在地下，走慢一些，提前两天完成了给“小土群”运木材的任务，受到团部的表扬。
  背木炭、木板
  “小土群”炼铁需要木炭，团部临时布置任务一中学生全部背炭，规定每人一趟背40斤木炭。开始时，背炭的地方在距石头坪不远的沿川子炭窑上背，后来从庄窠往回背，路非常远。早上天不亮就走，到窑上后，爬上山坡扯几根葛条，再找三根较粗的木棍，摆成三角形，在接头处用葛条捆紧，就成了背夹，平放在窑前，然后从炭垛上把木炭一根一根的平放在背夹上，再用葛条绑紧。把背夹竖起，用准备好的粗葛条从背夹顶部到下部的横框两头拴好，弄成活扣，套到肩上试着背一下，量好松紧后再收扣，就可以背上走了。
  初冬的寒风虽然呼呼地吹，但同学们却是人人脸上有汗珠，个个走的直喘气。早上出发时天没有亮，晚上回到李家寺，已是夜间十一或十二点。沿川子的那条大河，河虽然不深，但河很宽，列石面上溅了水滑溜异常，许多同学踩上去站不稳脚，呲溜一下就滑到河里，鞋和裤都湿了。尽管困难很大，我们还是完成了团部分派的任务。
  心想总能休息两天，可是团部又派人来通知，让我们营派人去团部领锯。领回后分给各班，三人一组，到“小土群”山上锯木头，为装窑做准备工作。干了几天，团部又下达了新任务，让我们去杨家沟背木板。翌日五时，伙房为大家准备了很稠的包谷面糊糊，煮了些洋芋和包心菜，大伙吃过后伙房又给每个人发了一天的干粮，在向导的带领下出发了。大家穿过石头坪，走过沿川子，开始还有路，后来就爬山岭过溪沟，穿树林，走的是打猎的人走的路。有的地方是刺架堵住去路，同学们不得不边用弯刀开路，踏着荆棘前行，终于在吃晌午饭时赶到了杨家沟。这个村子不大，只有十几户人，房子多为草房。家家门前都有一磊木板，有一位老太太坐在门前台阶的石板上，让我们坐下来喝水，并且说这是专门给背木板的学生烧的水。同学们拿出冷馍，一边喝水一边吃。过了半小时，向导把老师叫到木板前，给大家做示范如何用绳子捆木板，如何背。同学们各自取一块木板用绳子捆好后，就背到背上往回走。
  开始觉得还可以，走了一会儿就背不动了，只觉得绳子直往肩上的肉里扣，背上的木板也愈来愈沉重。但大家互相鼓励，喊着“别掉队！加油走！”木板背到背上，份量没有耐火砖重，可是太长，有时被空中的树枝挡住，还要侧身慢慢躲过空中的树枝才能走。上坡路还凑合着可以走，到了下坡时难度就大了，弯腰过度会摔跤，腰直起来木板碰脚后跟，我们走的较慢，离队越来越远。后来采用两人一组下坡时把两页板捆在一起抬着走的办法，这样一来速度比原来快了许多。
  夜幕降临时，同学们都已赶回了庄窠。午夜过后，距石头坪不远时，我们又休息了一次。这一歇不要紧，歇到了第二天早上。同学们也没有等谁再下命令，都不约而同背上木板一口气赶到石头坪，把木板垒到团部门前的院里。
  运矿石
  团部为了尽快炼出“结铁”，决定给“小土群”突击运矿石。我们营也被调往银洞湾运矿石了。银洞湾距石头坪的路不算远，但去银洞湾的山路太陡，太窄。从银洞湾山脚起，只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向山顶的采矿场。
  师生们艰难的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半天时间大家气喘嘘嘘的到了采矿场，炸山开矿的民工负责人安排大家在一处崖壁背后休息，并嘱咐大家，“不要急，炮声响过听到吹哨子再出去，不然会有危险”。
  半小时后，突然响起了山崩地裂的轰隆声、连续不断地轰轰声震耳欲聋，我们觉的山在摇，地在动。等听到哨子声音停下后，我们意识到该搬矿石了，便都从崖壁后出来。大些的矿石已被民工们占完了，我们只好每人拣了三、四块小的往回背。第二次上山后，大家学乖了，炮声刚停，听到第一声哨声便从藏身处跑出来去抢矿石，人人都抢到一块较大的矿石，背的背、扛的扛，高高兴兴的往回走。连续搬运十多天矿石，完成任务后，同学们还编了快板：“银洞湾，弯又弯，曲里拐弯十八道弯，金银铜铁藏里边。大锤飞舞钢钎转，隆隆炮声响连天，宝贝运到高炉边，红彤彤的铁水淌外边，”因时间太长（记的不太全）。
  “小土群”炼铁
  一中的师生分成组，民工也分成了组。学生转送锯短的木头，民工就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往“小土群”的窑里装填，装了一层又一层，等到填平了窑口后，民工又用木头和矿石在窑的顶部搭成圆锥形为止。然后，从窑门下点火，开始，满山浓烟滚滚，到了夜晚，“小土群”的山上火光闪烁，烟雾腾腾，窑口处三五成群的聚集着取暖的人，天南海北的侃侃而谈。话题不外是钢铁产量在年底可否超过英国？或者是谈论报纸上登的某月某日某地已进入社会主义。
  天上落雪，可是“小土群”的山上一点雪也无，全山热气腾腾，火光闪闪。同学们兴奋万分，据推算，“小土群”的铁过几天出窑后就可以完成任务。
  千吨大窑
  千吨大窑座落在石头坪西侧500米远的一座山上，山很高。9月底团部组织年轻力壮的民工从山顶上往下垂直打窑，进度比较慢。后来在北京地质学院的专业人员帮助下终于打成了这口巨型的“土窑”，从山顶打通到山根，深度大概有200米左右。
  “小土群”山上的火还未熄，县委、县人委向游龙川钢铁战斗团全体成员发出了慰问信，给民工还发了一些县上筹集的鞋袜等物品。大家深受鼓舞，而团部又下达了新任务，调一中的师生为千吨大窑准备燃料。
  山区的冬天，进入12月已是风霜严寒齐上。晨星未落，师生们已沿着山路向庄窠进发，寒风刺骨，有些体弱的同学冷的瑟瑟发抖。可是，每个同学一想到要为中国人争气，心里就又涌起一股热浪继续前进。连续十天的转运，庄窠队烧好的木炭已全部转完，而“千吨大窑”所需的然料还远远不够。后来团部又叫我们运木料。这次走的比较远，出了李家寺到了荔家店进沟往东北方向走。
  各沟岔山坡转回来的木材全部堆满了“千吨大窑”的山顶和一面山坡，木炭和矿石也堆满山岗。一中的师生们突击五天五夜，配合民工装窑。由于任务大，时间紧，老师把学生分成四人一组，轮流扯锯木料，晚上加班不回李家寺。伙房把饭送到石头坪，同学们轮流吃饭，人歇工具不歇。晚上在火堆前一边取暖一边干活，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前两天两夜表现都不错，到了第三天下午吃饭时，没有人下山吃饭，送饭人上山一看，同学们都睡着了，几个班的班主任在往火堆上添柴，生怕把同学们冻坏了。还有几个老师在往窑口转木料或木炭，过了半小时，老师们才挨个把大家叫醒吃饭，饭后重新编组，轮流烤火休息，一直坚持到第六天早上“千吨大窑”装满后点火，师生们也为完成任务而兴奋。
  返城
  1958年12月底，我国完成了1075万吨钢的任务，县上的“大炼钢铁”也完成了任务，全县的民工收工，一中的师生们也捆好了行李打扫卫生准备回城。
  回城的路上，人人归心似箭，大家互相照顾着，走走歇歇，进城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时间飞逝，记忆中的大炼钢铁已成为历史，参加过的中学生大都已进入花甲之年，但一中师生们参加大炼钢铁这件事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
  （李步霞：徽县运输公司退休职工）
  一颗没有放起的农业高产“卫星”
  李滦云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广播、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弄虚做假、浮夸吹牛放农业高产“卫星”的报道。受其影响，我县有些同志也头脑发热、心浮气躁起来，忘记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人为地制造发射农业高产“卫星”。
  当时，徽县、成县、两当三县合并为一县，名徽成县，原徽县县委办主办的《徽县报》更名为《徽成报》，我在报社当记者。秋季某天，报社副总编要我注意城关公社（时已将城关镇、东关回族自治乡、银杏乡、石柱乡、泰山乡、梁村乡合并到城关公社）在高坪大队（现银杏乡高坪村）316国道旁（从县城往银杏方向走过高坪村口十米多右侧，该地现为316国道路面）一亩小麦地创造一颗亩产三万斤高产“卫星”的情况。接受任务后，我多次步行去高坪大队，记录其创造“卫星”的过程。
  第一次是在城关公社某干部的瞎指挥下，由高坪大队抽调强壮劳力二十余人，将这一亩地用镢头铁锨深翻四米（一丈二尺深），翻出的土堆在公路边。经二十多名社员十多天的辛苦挖翻，终于将土取净，四边铲光，达到了一丈二尺的深度标准，那一亩地就像一个还未放水的游泳池。之后，让土和池晒几天太阳，公社干部称此举是为“让土多吸收阳光，增加土壤营养。”
  第二次是三天后我再去高坪，全公社掀起打狗运动。凡是城关公社管辖区域内，不论是城内还是农村各生产队，不管是野狗还是社员家养的看门狗，不管大狗小狗，一律判处“死刑”。一场社员人人动手打狗运动开始了，我先由北、西，后往东、南方向在公社区域内转了好几天，昼夜能看到、听到狗的惨嚎哀叫声，搞得人犬不宁。几天的打狗运动结束后，几百只被处死的大小狗由各大队派社员用架子车一车一车送往高坪“卫星”田边，再在那位公社干部的指挥下，由高坪大队抽调的二十多名社员，将狗一只挨一只摆放进那一丈二尺深的“卫星”池里，重叠摆放了三层（第三层缺三只没摆满），十多天后由社员将堆在公路边上的土填还回“卫星”地里。公社干部称此举为：施精肥造“卫星”，肥不好“卫星”跑（指高产“卫星”升不起，只能在地上跑）。
  第三次是种冬小麦时，公社干部在队里仓库把关过秤，称小麦种籽三百斤，并选了一位全大队公认是撒籽能手的年老社员到“卫星”田撒籽播种。公社干部站在田边不住的叮嘱老社员：“四边要撒到，中间撒均匀”。老社员边撒籽边不住地摇头叹气，撒完籽一句话没说拧身就走了，明显看出对一亩地撒三百斤麦籽的作法是不能接受的。麦籽在“卫星”田厚厚的铺了一层，公社干部与二十多名社员手执镢头轻轻刨埋，籽层太厚，倒把有的麦籽刨成小堆堆了（后来没出苗粘成一团都枯朽了）。公社干部称此举为：“多撒（籽）创高产，‘卫星’能上天”。
  第四次是到了出苗时节，麦苗倒是绿油油、密密的出土了，也有一丛一丛的，但有好多麦籽在土表层朽烂成小饼饼了。这次我没见到公社干部，问队干部和社员都说没见，我当时想可能是那位公社干部认为“卫星”已造成，只等五九年夏天收麦时“卫星”升天，他要升官吧。
  第五次是五九年春天，“卫星”田麦苗还绿油油、密麻麻往高里长，但根部麦叶已开始变黄。
  第六次是小麦拔节扬花期，“卫星”田的小麦既没拔节，也没扬花，麦叶全部呈现枯黄状。
  第七次是麦收时节，“卫星”田的小麦不但没有一株有麦穗的，而且麦杆麦叶全部枯干，变成风能吹跑的一大片干黄草了。这颗亩产三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就这样销声匿迹、不了了之。
  事后，有位俏皮的青年社员对着我的耳朵低声悄语：“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鸭娃是上不了架的，种庄稼不是胡日弄的。”说完哈哈大笑。当时我无任何反应，因为我心里明白在那种形势下，不论何人只要对“大跃进”稍有抵触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这件事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心情沉重。此教训也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真理，做任何工作和事情都不能违背科学和客观规律，只凭主观瞎想蛮干，不务真求实，注定是要失败的。
  （李滦云：原徽县县志办副主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徽县党政干部生活待遇及工资制度的三次变革简况
  杜发恭
  建国之初的供给制
  供给制是革命战争年代老解放区对军政公职人员实行的生活待遇制度，它以实物分配为主，兼有津贴为辅，体现了“差别不大，水平偏低，大体平均”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延用全国。徽县于1949年12月4日解放，1950年5月开始对参加工作的党政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至1952年6月历时两年时间。
  当时的供给范围有伙食、衣服被褥、日常生活用品、少量货币津贴四大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制标准》的规定，徽县执行的情况是：
  1.伙食部分：县城机关干部每人每月12元，区（乡）干部每人每月10元，按此标准由机关大灶供餐，县级干部吃中灶、伙食费18-20元，干部下乡在农民家吃饭打条子，征收公粮时凭条据扣减该户公粮。
  2.衣服被褥：每人每年发单衣（灰布制服）一套，白细布衬衣一件，棉衣三年一套，被子三年一床，布鞋一年三双，棉鞋一年一双。
  3.生活日用品：毛巾两个月一条，肥皂一月半块，牙刷牙膏两个月一支。抽烟的男同志“五一”、“十一”、元旦、春节每人发骆驼牌香烟（50支装）一包，县级干部每月发招待烟一包，四个节日各增发一包。
  4.津贴：县级干部每人每月6元，其他干部每人每月3-4元，另给妇女干部每月增发卫生费0.5元。
  供给制又分全供和半供两种，全供者按上述标准全额发放，半供者（一部分半脱产的乡长、总支书记、乡支书，参加减租土改的农村积极分子等）只供伙食和津贴（折算发粮食），不发衣物用品。对个别从老区来的县级领导干部（带家属者）经上级批准，其爱人、子女按一般干部标准发给衣服及生活津贴。如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菁华、县长司国权的子女（学生），都由政府供给。
  供给制是党政干部身份的重要标志，它又体现了干部生活待遇上的平等，所以那时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以能享受供给制为荣。尽管只能保障个人的衣食住行，无力顾及家庭，但大家都心情舒畅，无私心杂念，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当时流行几句顺口溜：“进了政府门，就是公家人；吃穿有人管，一心干革命；一人享供给，全家都光荣。”朴素实在的语言，反映了广大干部为党的事业甘作奉献的赤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在供给制执行过程中，为了适应干部外出开会、办事、下乡的实际情况，国家又出台了调整政策，按照政务院《关于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供给制改为包干制的试行办法》，在约占40％的干部中（大体为县科级）实行“包干制”待遇，就是除衣服继续发放外，把伙食、津贴、日用品三项合并一起折发货币，标准有所提高，且数额相对稳定，形成了由供给制向货币工资制过渡的初级形态。
  工资分制
  随着新中国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干部生活待遇制度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1952年7月，政务院发布《关于颁发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迈出了干部生活待遇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它的特点是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按行政职务确定不同等级的“工资分”，且不以当时尚不稳定的货币为结算单位，而以生活必需品之实物为基础进行折算，称为“折实单位”（折实指数），又叫“工资分”，它的特点是“死分活值”，“工分”固定不变，但分值随物价浮动。
  “工资分”依供给制为基础，仍由伙食分、服装分、津贴分、日用品分四项构成，按当时的粮食（小麦或面粉）、白细布、清油、大肉、鸡蛋、青盐、火柴、煤（木柴）、茶叶、肥皂等十多种生活必需品的市价换算成“分值”。分值的核算由上级人民政府会同人民银行每季测算核定，通知下级执行。
  “工资分”按干部的行政职务、政治表现、工作能力、工作绩效等经民主评议，三榜定案，并报上级批准（县级干部由省政府批准，科级干部由行署批准，一般干部由县政府批准）。据一些老干部回忆，当时的“工资分”评定规定大体是：正副县级干部300-260分，正副科级240-170分，其他干部（科员、助理科员、办事员、勤杂员）150-110分。
  工资分制于1952年7月开始执行，当时徽县的一个分值核定为0.255元（据资料记载，1955年才提高到0.2805元水平，天水市为0.2953元，两当县为0.2645元），按此标准，正县级干部最高300分，实发人民币76.5元，一般办事员最低为110分，实发28元，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差为2.7∶1。以最低工资为例，按当时的物价推算，28元钱可分别买如下工业品及农副产品：买白细布（每市尺0.28元）100尺；买面粉（每市斤0.165元）170斤；买大肉（每市斤0.78元）37斤；买鸡蛋（每个0.05元）560个。
  随着“工资分”制度的实施，干部有了较稳定的货币收入，有了供养家属的经济能力，政府对少数领导干部家属的供给制就随之不再执行，个别生活确有困难的由政府发给适当补助。
  薪金制（职务级别工资制）
  “一五”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市场物价稳定，而“工资分”所含的十几种实物已不能完全满足生活的实际需求。因此，国家决定从1956年7月起由“工资分制”，改为“薪金制”，为后来三十多年的职务级别工资奠定了基础。
  政务院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职务级别确定为30个等级，地方、县、区、乡党委政府工作人员职务级别最高为15级，最低为30级，并按各地物价水平、自然条件、生活费用等因素，划分11个类别工资区。徽县隶属天水地区，根据以上条件定为九类工资区（两当县八类，天水市十一类区），执行15—29级等次，具体规定是：正县级干部15—16级，副县级17级；正科级干部18—21级，副科级22级，一般干部23—28级。正县15级月工资125元、16级115元、副县17级105元；正科18级月工资96.5元、19级84.5元、20级75元、21级67元、副科22级月工资60元；一般干部23级53.5元、24级45.6元、25级40.5元、26级38.5元、27级35.5元、28级33.5元、29级30元。
  开始定级时，行政职务与工资级别相统一，如正科级干部最高定18级（我县有特殊情况，对陇南地下党骨干解放后任区委书记的如段奕章、杨彦明等定为17级），副科级不低于22级。但此次定级后实行“提职不提级”制度，就出现了职务与级别不相符现象，如杜怀珍在天水为正科18级，提任徽县委副书记仍执行18级工资，从十类工资区调到九类工资区职务升了，工资反倒减少了。
  1956年实行职务级别工资后，国家原设想过几年全国普调工资，后来由于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六三年至六五年的“四清”“社教”运动，六六年之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浪潮的冲击，职务级别工资制度从1956年7月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多年时间未作变动。
  （根据黄凡宗、李树德、王廷选、韩廷海、张继成、王经等老干部回忆情况综合整理，胡居义提供数据资料并核对。）
  徽县永宁镇公社“社教”运动试点概述
  邓维举
  1963年春，毛主席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要弯下腰来细看，地上蚂蚁很多”。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教育干部、教育农民。
  徽县委为了搞好这次运动，抽调了60名干部（全部是正科级）组成工作组，由县委副书记李枫刚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宣传部长李康任主任，黄凡宗任副主任，在永宁镇公社进行试点。工作组到公社后，用3天时间学习了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中央文件、指示，听取了公社情况介绍。
  试点工作从8月7日开始，到9月27日共50天时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教育群众，成立贫下中农组织。活动前后进行了8天。
  工作组进村后，从访贫问苦开始，“找土改根子”，串连发动，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成立贫下中农组织，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这个工作贯彻在整个运动的始终，分成三步走：
  第一步是调查访问，弄清成分，“寻找土改根子”和老贫下中农交朋友，形成阶级队伍的优势。也就是扎正根子，同时向干部宣传党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树立贫下中农的威信，批判一些错误认识。如：有些贫下中农认为的干部土改后和阶级兄弟的思想感情渐渐疏远了。干部认为：“地富听话”“贫下中农捣蛋”，“贫农麻烦多、困难多、拖累大”，“贫农喂牛没圈、没经验，不会操心”，“贫农没文化，当队长还能行，当会计、当记工员不中用。”等。
  第二步是依靠我们的根子，扩大联系的对象，即“所谓滚雪球”。放手让贫下中农他们工作，扩大他们的影响。群众很欢迎这种作法，他们说：“土改时就是这样做的，这才是念的毛主席的真经。”
  第三步是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组织，方法是先公布土改时的成分，然后个人申请，贫下中农大会评议。最后贫下中农委员会（成立前由党支部）审查批准。这样既让能入组织的人入了组织，又保证了组织的纯洁性。全公社共有贫下中农737户2540人，吸收入组的682户1153人，占贫下中农户数的93％，占十八岁以上人数的66％。共组织了52个小组，12个大队和公社都成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在组织起来之后，进行了站稳阶级立场和“五不忘记”①，办事公道，大公无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教育；团结95％的群众搞好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和同心同德办好教育，使他们明确经常性的任务。时间安排为8天。
  第二阶段：开好“三干”会议，教育好基层干部，“下楼”放“包袱”“洗温水澡”。
  “三干会”参加人员：公社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文书、民兵连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贫下中农委员会主任（或代表）、生产队队长、会计、出纳员、记工员、保管员，共380多人，会议开了9天时间，分三步进行：
  首先是大会动员。大讲运动的方针、政策和阶级及阶级斗争，又由县委副书记、工作组长李枫刚用3天时间逐条逐句、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央决定和毛主席指示，用中央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教导启发大家。
  其次是忆苦诉苦。为了提高参会同志的觉悟，增强阶级感情，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进行忆苦诉苦。贫农代表雍占军讲述了自己的亲历：解放前受阶级压迫，随父亲寻吃讨要，背井离乡从康县逃到徽县，中途父子失散，兄弟分离，无家可归。他边诉说边放声大哭，引起了会场的苦情，让人们更加憎恨阶级敌人。诉完苦，又揭地、富、反、坏和资本主义的害。先揭地、富、反、坏的破坏，再揭封建主义的活动，后揭资本主义的复辟，从而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然后进一步联想干部本身思想作风，反省自己，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缘由，认识到包袱背在干部身上，根子扎在敌人身上，错在自己，罪归敌人，下决心和各种错误一刀两断。
  再次是“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先由公社党委书记邓维举带头检查认识，下楼放包袱。他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和阶级斗争”三方面认真做了检查认识，检讨自己吃过一次地主家饭，占过生产队便宜。对接受了生产队干部送的大肉（一条猪腿）之事，当场退赔了3元钱。书记一带头，下面干部接着放开“包袱”了。
  放了“包袱”的干部，担心如何处理，工作组讨论，按政策划了三个界限（不给处分，免予处分，适当处分），并经各组讨论，民主评议，经党委决定，公开宣布，处理后大家满意。
  第三阶段：进行“四清”②，开展对敌斗争。这段工作进行了18天。
  清经济是“四清”的重点。经济不清是多年的老问题，公社每次都未彻底解决，所以一开始，群众信心不大。工作组要求对“三干会”上提出的经济问题先进行退赔，有多少先退多少。紧跟着在各生产队都组织了清理小组，集中力量算账、查物、清工、盘库。全公社56个生产队，有55个账目混乱，存在严重问题，群众说是“混混水”、“麻麻鱼”、“胡涂账”、“一团乱麻”。大队、生产队348名干部中，一尘不染的只有77名，占22.2％；有经济问题的271名，占77.8％。其中：贪污盗窃的57名，占16.3％；贪污现金1833.74元，粮食4852斤；挪用公款的86人占24.6％，挪用公款2222.61元；多吃多占的128人占36.7％，多吃多占粮食5921斤，粮票744斤、布票142尺、棉花票20斤，工分29265分。问题落实后，组织干部、群众讨论，提出退赔办法。原则是：全部退赔，拿多少，退多少，拿啥退啥；实物不在的折价退款，有现款退现款，没现款的打欠条。既要让群众满意，又要让干部过得去，到运动结束前全分社已有56名干部退清，占20.7％；大部分接近退清，少数还有尾欠。共退回粮食7751斤，占应退的72％；现金2333.10元，占应退的50％；工分26629分，占应退的91％；粮票96.5斤，占应退的13％；布票37.5尺，占应退的26.2％；棉花票7.5斤，占应退的37.5％。
  通过清查退赔，认真处理，群众还提出更多的问题，有问题的干部还进一步交待出自己的问题。岳王生产队去年（1962年）仓库被偷盗小麦籽种630斤，多次追查没有搞清楚。这次查清了，群众很高兴，说这次运动真正解决了问题。庙湾生产队1962年仓库小麦缺少300斤，无法查清。这次运动中干部交待是8个干部分吃了，并向群众作了检讨，进行了退赔。群众说：“只要干部改正了错误，就仍然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过去我们是背靠背，现在我们是肩靠肩。”
  各生产队在清经济的过程中建立起了“账目的日清月结、财务的支付审批、仓库的粮食管理、工分的评记公布”等制度。建立制度以后，社员说：“过去是人管人管不住，现在是制度管人就管住了。”
  通过经济清理工作，在群众中掀起了一场公物归队的高潮。全公社归回生产队农具1030件，生活用具483件，折合现金708.42元；交回多划自留地43.47亩，多开荒地156.5亩，还处理了一些其他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
  开展对敌斗争，打击地、富、反、坏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坏活动。运动前后，永宁镇公社的“黑风”刮得比较厉害，在这次运动中揭露出反革命③活动1起，反动宣传9起，混进干部队伍各种不纯分子9名（副队长1名，大队文书1名，生产队会计6名，记工员1名），地主、富农反攻倒算165起，破坏集体经济的活动714起，封建迷信活动255起，买卖婚姻28起，有活动的巫神、脚马、阴阳、算命先生、司公子共34人。个别党员丧失立场，对敌人的破坏活动不闻不问，知情不报，群众中有受骗花了钱的，也有死了人的，有拆了房子无处住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真相大白，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就摆在面前。工作组提出：团结一致，对敌斗争。对地、富、反、坏一个一个地鉴别，逐个进行评审。全公社共有地、富、反、坏分子172名，评为一类的30人，二类的64人，三类的78人。对其中破坏活动比较严重的、有民愤的12人（占总数的6.9％），进行了大会斗争。通过评审和大会斗争，各种阶级敌人向群众进行了认罪和交心坦白。订立守法公约，进行退赔。计有倒算、盗窃、破坏的实物折价款3469元，粮食5346斤。追回房屋12间，家具、农具58件，树木173根和一些木板、棺板、磨子等物，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鲜活的阶级教育。有些干部、群众说：“土改后只想过好日子，忘了还有阶级斗争，让敌人钻了空子。”“不揭不知道，揭开吓一跳。”“以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乱打浆子哩，这一下才黑白分明。今后，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攥好印把子。”
  第四阶段：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建设和生产建设。这一阶段共15天。
  一是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阶级斗争教育和两条道路斗争教育。这个工作从运动开始一抓到底，在访贫问苦时召开群众会及用地头会、庄子会、老年座谈会、青年会、妇女会等大讲三史，忆苦思甜，集中进行了爱社如家教育。对敌斗争后又专题进行了“关于当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农业决定”“六十条”的学习，批判了资本主义道路。就地取材，用群众亲身经历自己教育自己。高山生产队发动群众算了五笔账：一算出旧社会拉长工的7户7人，常年打短工的6户6人（两项占全队30户人的44％），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的12户，每年交租25石多。现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二算出全队18户人受过高利贷剥削。现在有困难国家会支持，银行贷款也是利息很低，生活困难户国家还有救济。三算全队有24户农民在旧社会缺家具、缺衣少穿不够吃。现在家具齐全，衣物增多，生活改善，没有大的困难。四算旧社会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多，抓兵要粮、收费支差又抓壮丁，现在不出杂役杂差安居乐业。五算单干时提心吊胆，生怕受灾。现在人民公社作靠山，不怕遭灾有困难。经过算账对比，群众作了自我批判说：“以前老想甜，忘了过去的苦，这一算心里才亮清了。”社员蒲连弟说：
  “我以前认为，靠集体就是吃不饱，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合作化，我又成了卖工的或是佃户了。”
  二是组织建设。在专题进行教育之后，组织健全了大队生产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整顿了党团支部、妇女组织、民兵组织，选配了治安、调解委员。审查了现有干部（查成分、查出身、查思想、查工作、查劳动），物色了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经过培养考验后，由群众充分酝酿挑选，提出候选人，条件是：立场坚定、热爱集体、大公无私、工作认真、劳动好、有生产经验、群众真正拥护的人。通过选举，13个支部（公社机关1个）书记中10名连选连任，新选的3名中1名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1名是下放干部。12名大队长中10人连选连任，新选的两名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在56个生产队选配的99名队长、副队长中连选连任的80名，新选的19名中有老贫下中农9名，复员军人4名，公社化时青年积极分子5名，上改根子1名。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培养宣传员77名，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活动。
  三是制定生产计划，掀起生产高潮。在组织建设、培训干部后，各生产队都修订和制定了生产计划，干部订了工作和参加劳动计划，社员订了爱社爱公共财物公约，开展了争当“五好”④干部、“五好”社员活动和社员与社员、社员与干部，干部与干部之间的团结会活动。
  “社教”运动结束时组织了验收，有44个队占78％全部合格，10个队占18％基本合格，有2个队占3.5％不合格，对不合格和基本合格的又进行了补课。运动结束后，工作组对整个工作进行了总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闫维汉
  时代背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5月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在“文化大革命”中，“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大、中、小学校即“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全国大串连也就开始了。由于大学、高中、初中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初、高中学校积压在校的“老三届”毕业生相当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此，1968年9、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两次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指示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响应号召
  为了迅速贯彻天水专区教育革命座谈会精神，1968年9月19日徽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研究。成立教育革命办公室，划归政治部，常委中确定一人负责抓此项工作。
  1968年9月23日，县革委会常委会第106次会议研究决定，徽县教育革命办公室由何志源、杨美奎、肖维汉、冯士礼、王志勇、李忠承、刘虎常七人组成，主要工作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问题。1968年10月2日，县革委会常委会议对天水专区首批分配我县安置的300多名下乡知青任务作了研究决定，先后将天水二中、三中、一中、铁中等单位的303名下乡知青安置在永宁、柳林两个公社。
  在此同时，徽县一中也将高中、初中66级、67级、68级（俗称老三届）一次毕业，分批上山下乡，1968年下乡知青58名，分别安置在水阳和银杏树公社。本县知青下乡时，县上在体育场召开欢送大会，知青披红戴花，表示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气氛十分热烈。1968年天水知青和本县知青上山下乡插队分布情况见下表：
  1969年1月，根据省地指示；县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将教育革命办公室更名为甘肃省徽县革命委员会安置办公室，具体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1969年1至4月，县上分批分期将222名天水知青和64名本县知青安置在伏家镇、栗川、游龙川、银杏树、水阳、永宁、柳林等七个公社，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1969年8月底，根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1969]21号文件通知，县上派人赴上海迎接上海纺织局系统技校和上海机电一局电工机械厂半工半读学校，电工机械厂技校等毕业生238人，（男110人，女128人），安置在江洛、泥阳、伏家镇、栗川、银杏树、水阳、榆树、嘉陵等八个公社的21个知青点上：
  江洛公社安置上海纺织局技校下乡知青30人（男18人，女12人），一班10人，二班10人，三班10人，三个班分布在三个知青点上。
  泥阳公社安置上海纺织一技校下乡知青42人（男26人、女16人），四班11人，五班10人，六班11人，七班10人。四个班分布在四个知青点上。
  伏家镇公社安置上海机电一局机械厂半工半读技校下乡知青30人（男17人，女13人），五班10人，六班10人，七班10人，三个班分布在三个知青点上。
  栗川公社安置上海电工机械厂技校下乡知青45人（男26人，女19人），一班10人，二班10人，三班16人，四班9人，四个班分布在四个知青点上。
  银杏树公社安置上海纺织局国毛十八厂技校下乡知青36人（男4人，女32人），一班13人，二班13人，三班10人，三个班分布在三个知青点上。
  水阳公社安置上海纺织国毛五厂技校下乡知青29人（男6人，女23人），一班12人，二班17人，两个班分布在两个知青点上。
  榆树公社安置上海纺织局机电厂技校下乡知青12人（男5人，女7人），安置在一个知青点上。
  嘉陵公社安置上海纺织局国毛十二厂、一、九厂技校下乡知青14人（男8人，女6人），安置在一个知青点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白手起家，对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上级都有明确规定；并在经费、物资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一）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1969]241号文件通知：“上海知识青年插队劳动中，生活费每人每月按十六元开支（其中伙食费十二元，医疗费一元五角，零用钱二元五角），零用钱交本人外，其他由社队统一掌握使用。布证棉花可凭户粮关系按国家规定发给和供应，其他生活用品均自理。”
  （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1968]316号文件通知：“兰州市跨专区安置的集体插队知青安置经费标准为每人260元。本专区内插队的知青每人240元。开支的项目是：房屋建筑、口粮款、医疗费补助、宣教、小农具、小家俱、寒衣，下乡车费”等。徽革生[1969]102号文件通知：“下乡知青经费每人240元，专区留5％即12元解决下乡人员遗留问题，棉衣和汽车费每人8元，每人实拨到队的经费220元。”县革委会[72]125号文件规定，将安置费的一半用作盖房，另一半作为生活费，使用范围包括口粮，农具、家俱、灶具、医药费、宣教等方面。其中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10.5元（内有零用钱一元交本人），药费一元由原队掌握，供给半年接上分配为止，以后每人每月补助菜金2元。
  下乡知青的口粮供应办法是：插队人员从到队之日起，当地粮食部门按照知青所在生产队同等劳动者，每月实际吃粮、吃油标准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油中供应接上新粮为止。以后凭参加劳动日数量与社员一起参加现金和口粮分配。
  （三）徽革生[1969]102号、徽革安[69]18号文件通知，1968年10月至1969年6月底，我县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689人，拨给有安置任务的城关、银杏树、水阳、永宁、柳林、泥阳、伏家镇、栗川、榆树、游龙川、江洛、嘉陵、大河店等十三个公社安置经费共150133元。截止1972年底，天水地区财政给我县共拨下乡知青安置经费252192元，其中；用于建房54002元，生活费95063元，三具费9907元，医疗、学习、旅运补助86794元。成户插队拨到人1127元。
  （四）为解决知青建房问题，天水地区安置办公室1969年分三批给我县分配木材指标900m3，木橡5000根，安置办按下乡人数分配到各有关公社。分别从麻沿林场、严坪林场、榆树林场、成县赵坝林场联系购买提取。
  按照《甘肃省徽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县级机构设置的通知》，1970年8月徽革发[1970]121号文件决定成立了民政卫生局，局里设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为马锡清。从这时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由民政卫生局负责。
  知青下乡插队的主要形式是建立知青点。刚开始，一般都安排在大队部、学校空闲教室、空闲仓库等。分别设男宿舍、女宿舍和灶房。以后逐步建立知青点，每个知青点住10名左右的知青，自带被褥。由生产队盘炕支床，购置灶具，并由队上选派思想好、手艺巧的社员当炊事员，作为过渡，后由知青自己轮流做饭。
  知青刚下乡时，由于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生活不习惯，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和农民群众共同生活，参加集体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后，便逐步安下心来。在劳动挣工分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参加打球，武术等体育项目，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为农村增添了活力，带来了生机。
  下乡知青经过两年以上的劳动锻炼，经群众评议，公社推荐，县上审查，地区批准，逐步选干、参军、上学、招工。分别招到柳林兰字832部队、833部队、天水小河铁厂、天水运输公司、天水卷烟厂、靖远煤矿、徽县农机厂、二轻企业等单位工作或到白银公司技校、金川公司技校、天水师范及大专院校上学。
  回乡青年除少数选干外，很少分配招工指标。
  统筹解决
  由于当时处在创业阶段，农村条件普遍较为艰苦。知青和农民一样参加劳动，评工记分，一年一般只能挣二百多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值不足一元钱，扣过口粮款后收入微簿，在燃料、取暖、油料、肉食、穿衣等方面普遍低水平，困难较多。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阅一封下乡知青家长反映知青下乡插队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来信中批示；
  “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的批示。
  国务院及时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全国已有8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气勃勃地活跃在农村和边疆的各条战线”。并研究了统筹解决的办法，提出了贯彻意见。以中发[1973]30号文件作了转发，要求全国贯彻执行。
  徽县在传达贯彻毛主席批示和中央21号、30号文件过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1.健全组织，加强领导
  县革命委员会于1973年6月22日以徽革发[1973]51号文件通知，成立徽县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10人组成。高山（革委会副主任）任组长，霍宗岱（革委会副主任）、王国祥（政治部副主任）、王召才（民政卫生局副局长）三同志任副组长。并要求有安置任务的公社，大队有一名负责同志专管这项工作。
  1973年安置下乡知青487人，其中：兰州市134人、天水212人、本县141人。
  1974年安置下乡知青699人，其中：兰州市263人、天水275人、本县161人。
  截止1974年底，全县还有1972年底以前下乡知青30人。
  根据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关于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积极作好这项工作的指示精神。县上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县委副书记麻亨春（1973年9月—1976年4月）、县委副书记黄凡宗（1976年5月—1980年12月）、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陈勇（1974年9月—1980年12月）。
  1973年12月县委发文成立了徽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知青工作从民政卫生局分离出来，成为县革委会的一个工作部门。任职情况如下：
  主任：谢振武（1974年7月—1975年3月）
  刘光灿（1975年3月—1977年4月）
  冯玉顺（1977年8月—1978年11月）
  杨书荣（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
  在县上健全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同时，县委要求每个公社要有一名党委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有知青点的大队要有一名支部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凡有知青点的生产队，都成立了下乡知青再教育小组，配有政治教导员、生活管理员、劳动技术员、管思想、帮生活、教生产。
  根据中共甘肃省委[1973]45号文件关于“动员地区和单位应抽调干部带队，带队干部按下乡知青人数的2％配备，并要有一定数量的中级干部和女干部”的规定，每个县要有一名县级干部带队，每个公社要有一名科级干部带队。根据这一精神，全县当时有省、地、县知青带队干部50多名（其中省邮电系统8名）。郭印宝同志担任徽县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银杏树公社党委副书记（1974年8月—1976年10月），刘景文、霍冬梅担任伏家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8月—1976年10月），刘勘任麻沿河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加强了组织领导，形成了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人人关心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好局面。
  2.抓好知青点建设，搞好安置工作
  我县安置下乡知青的主要形式是插队建立知青点。按照省地要求：知青点要做到宿舍、灶房、图书室、院墙、大门、厕所七配套。当时木材十分紧缺，地区拨给我县足够的木材指标，实行公助民帮，群众投工建设知青住房，为安置下乡知青打好基础。截止1977年底，全县除太白公社以外的16个公社中条件较好的107个大队，共建设知青点190个。1979年底全县共建设知青住房908间1452M2，每个知青点有住房5—6间。1975年6月底，全县在点知青达1847人。有知青的生产队，都给知青点划有较好的自留地，解决蔬菜问题，燃料问题采取知青上山拾一些，生产队分一些，公社、大队拖拉机拉一些的办法解决，有些知青点还养猪一至二头，解决肉食和食油问题。
  伏家镇公社党委将省邮电系统的80多名知青安置在红旗山办农场。由分管副书记负责组织人力、物力，将原甘肃省红旗山五七干校的住房进行维修，架通2公里输电线路，建成120米提水工程，做到了通电、通水、通电话，将原有五七干校耕种过的土地划给知青办农场，做到了粮油菜自给。
  3.开好三种会议，做好再教育工作
  一是开好安置动员和知青下乡欢送会，1975年2月召开的全县安置工作会议，会期二天，由县委副书记麻亨春、县革委会副主任陈勇、县人武部副部长县知青办主任谢振武，参加和指导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县直有动员任务的单位领导，各公社党委副书记，兰州、天水在徽县有下乡知青的单位领导，全体带队干部共200多人参加，学习讨论提高认识，落实安置任务。二是开好知青代表会，1972年5月4日至6日召开了徽县第一次知青代表大会，出席代表48人。1974年8月和1975年8月县委、县革委会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县知青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723人，其中下乡知青代表581人，回乡知青代表9人，带队干部和知青家长代表25人，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108人，树立先进知青点42个，评选先进知青98人，先进带队干部16人，其他先进5人。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安排了今后任务。
  县委、县革委会对知青代表大会十分重视。1975年8月召开的全县第三次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大会上，县委书记程化龙，县委副书记麻亨春、县革委会副主任陈勇、县人武部政委朱文庆等领导同志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县委、县革委会作出了“关于表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的决定”。伏家镇公社党委、水阳公社石滩知青点、银杏树公社下乡知青曲桂荣等11个单位和个人在会上发言交流了先进经验。会后，县委、县革委会以县委[1975]063号文件向天水地委、地革委会作了《关于召开全县第三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三是召开知青工作会和带队干部会。1976年10月26—28日，县委召开了为期二天的知青工作会议，各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全体带队干部参加。会上，县委、县革委会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作了动员讲话和会议总结。
  4.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知青健康成长
  县知青办及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办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下乡知青健康成长。通过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培养工农感情，树立劳动观点，培养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学会做各种农活，养成在艰苦环境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是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基本内容。有知青点的社队群众，通过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帮助、生产上指导使下乡知青在劳动中转化思想，思想感情逐步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先进典型。水阳公社高楼大队石滩知青点的15名知青坚持10天一个学习日，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积极参加劳动锻炼，1974年除去学习、做饭和拾柴的时间，全年每人平均出勤240天，加上晚上加班平均每人作劳动日287个，除去口粮折价，每人平均年终分红59.2元。
  银杏树公社胡台大队插队的天水女知青曲桂荣组织10名女知青成立了铁姑娘战斗队，积极参加农田基建和各种农活，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突击队。栗川公社郇庄大队插队的兰州市下乡女知青赵玉玲不怕苦不怕脏，为生产队养猪20多头。游龙川公社李寺大队王磨生产队插队的兰州市知青李增军劳动中不怕苦，积极肯干，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带领知青和社员苦战三个月打井三眼，灌溉抗旱受到群众好评。伏家镇公社插队的知青和社员群众一起参加劳动的同时，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大战骆驼脖子》，在工地演出并参加县上元旦文艺会演。
  县知青办还组织有特长的下乡知青排练文艺节目，结合元旦慰问，到各公社所在地或农田基建现场进行巡回演出，活跃下乡知青和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进行理论和科技教育，省知青办给各知青点，都配发书籍，建有图书室，知青10天一个学习日，学理论、学科技，理论联系实际，全面锻炼提高。进行艰苦奋斗和节约教育，下乡知青通过和群众一起劳动，庄稼从种到收，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知道了粮食来之不易，克服了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懂得了勤俭节约的道理，对今后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培养树立宣传先进典型的同时，县知青办和公社、大队还十分关心后进青年，不岐视、不放弃，积极帮助教育，努力做好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1975年10月县知青办举办了100名须帮助的下乡知青学习班。由县知青办主任刘光灿同志组织学理论，学习先进知青的事迹，帮助提高认识，通过学习讨论，谈体会、找差距、定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后进下乡知青的转化。
  5.抓培养、大胆使用
  下乡知青通过学习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实践锻炼，提高了认识，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截止1976年4月，历年下乡的3242名知青，先后有1535名被选干、招工、招生、参军。留在农村的1863名下乡知青中，有1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9人加入了共青团，190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205人担任了社请教师、赤脚医生、农机手、饲养员、理论辅导员和文艺宣传员，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力量。
  6.各级组织配合，做了保青工作
  根据中共[1973]30号文件“关于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的指示，县委将保青工作列为知青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公安局给知青办选调了一名干部专作保青工作。县公安局和法院先后对8起奸污迫害下乡知青的案件查清后，对11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并在各公社农田基建现场批斗示众。同时对下乡知青进行晚婚教育和拒腐蚀教育，增强反迫害能力。
  7.做好留城知青的审批工作
  省知青办规定，在确定知识青年下乡对象时，对独生子女，多子女在本县（市）范围内只有一个子女，无子女参加工作选留一个子女，父母年老病残需留一个子女，本人病残不能正常劳动的等五种情况，由毕业学校填写“五不动员审批表”索要证明材料，经县知青办审查，县知青领导小组研究同意，报地区知青办审批后发给留城证明，可不动员下乡，招工时有专项指标直接招工。
  典型引路
  1975年春天以来，根据省地安排，学习株州经验，实行厂社挂钩，城乡结合，把安置工作同支农工作结合起来，实行下乡知青对口下，带队干部对口派，管理教育对口抓，支援农业对口帮。
  1975年2月，县委以[1975]009号文转发了县知青领导小组《全县1975年至1980年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规划》，将动员单位与安置社队固定下来，按系统将同一单位的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在同一地区，便于管理，使安置工作有序进行。
  根据这个规划，每个公社都与一个或几个企业挂钩，实行大厂带小厂，厂矿带机关、学校、居民，全民带集体的办法。使每个单位都有挂钩社队，实行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居民的办法，层层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动员组织工作，保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顺利进行。
  1976年，其中：兰州市62人，男33人，女29人。天水327人，男177人，女150人。徽县189人，男90人，女99人。共585人（有1975年的7人）。
  1977年，其中：兰州市201人，男117人，女，84人。天水89人，男51人，女38人。徽县178人，男107人，女71人。
  由于实行对口安置，调动了动员单位的积极性，各单位派出素质好的干部担任带队干部，省邮电系统派出的8人带队干部中有7名共产党员、其中县级干部一人，科级干部一人。天水红山机械厂与我县银杏树公社挂钩对口安置下乡知青，派出车辆拉运木料砖瓦新建知青住房30多间。各系统的下乡知青都由单位负责解决车辆送往安置社队，冬天有条件的单位还给知青点运送取暖用煤，帮助下乡知青解决过冬取暖问题。
  对口安置，带队干部与知青熟悉，与家长也熟悉，便于及时向单位和家长反映知青在点上的表现，也有利于解决存在的问题。柳林公社安置的是我县工交系统的下乡知青，他们实行通家书制度。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由知青和社员讲评本人在队表现，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由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加注意见后，由带队干部送给家长，和社队配合教育，收到较好效果。
  农村社队从住房、生活、教育等多方面认真做好下乡知青的安置教育工作，挂钩单位在配合作好知青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作好支农工作。省邮电局给县革委会支援汽车一辆，并帮助红旗山知青农场通电。县工交系统为柳林公社庙坪大队知青点支援架子车五辆帮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天水红山厂为银杏树公社农具厂支援车床，电焊机九台。并派出4名技工帮助各大队生产队修理柴油机、电动机、脱拉机等70余台，1975年夏收中派出汽车5辆帮助生产队拉运小麦。天水电缆厂、二零七指挥部、省燃化局一四九队、地区物资局等单位也都协助社队做好安置和支农工作，从而密切了工农关系。
  1968年10月5日至1979年，我县共安置上海市、兰州市、天水地区和本县下乡知识青年5417人，详细情况见下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中央决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停止。根据省地革命委员会通知，徽县革命委员会（1979）08号文件通知，“从今年起，城镇中学毕业生再不下乡插队，三年内国家主要安排1978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
  截止1978年底，全县农村实有下乡知青1136人，1979年招工、招生、参军、选干等减少661名，年末实有下乡知青489名。至1980年底，全县下乡知青除柳林公社江口大队董建中等19名下乡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落户外，全部招工回城。
  至1979年底，知青经费年末结存20.2万元。根据省地关于对知青点财产经费进行清理，“对剩余的房屋和财产，经县知青领导小组批准，根据不同情况，按国家投资部分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折价处理。价款由县知青办收回，其变价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交地区知青办，百分之四十留县使用”的精神，县知青办从1980年7月开始对各公社知青点房屋财产进行清理、折价处理，处理款交公社信用社上转县农业银行知青办账户。
  知青办工作人员和遗留业务并入县计划委员会劳资股。
  （闫维汉：原徽县老龄办主任）
  生活第一课——68届大学生徽县劳动锻炼记事
  俞齐进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神州大地上汹涌翻腾，一浪高过一浪。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们68届大学毕业生首当其冲，全都分配到了农村或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后再分配工作。这样，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大学生在1968年的最后几天陆续聚集到了徽县，开始了步出校门之后的生活第一课。
  这一年分配来徽县的大学生共18名，有甘肃师范大学的陈国才、李保田、袁建华、成峰、殷志磊5人，甘肃农业大学的李春杰、廖敏生、雷水贤（女）3人，兰州大学的杨希义、肖兴学、陈永沂、俞齐进4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张美伦（女）、贾斌（女）2人，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刘申荣、陈玲英（女）2人，还有北京医学院的李伟力（女）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杨广虎。
  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由于都是同龄人，在徽县招待所住了两天，大家很快就相互熟悉了，每天结伴游览这座我们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小城。
  徽县地处秦岭南麓。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水系的分水岭。秦岭以北属黄河水系，秦岭以南则属长江水系。徽县与天水虽仅一山之隔，但地貌、植被、气候与黄土高原迥然不同。这里高山峡谷、丘陵平川纵横交错，物产丰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确是“陇上小江南”。只是地处秦岭腹地，比较偏远，徽县县城给人以古老而陈旧的印象。街道狭窄，两旁多是低矮瓦房，商店大门是木排门，里面光线黯淡，城里有百货商店、食堂、理发店，电影院也有，只是露天的，是名副其实的电影“院”。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浴室，不知何处可以洗澡。北街的大礼堂倒是苏式风格，巍峨庄重，在低矮的瓦房中鹤立鸡群，应是徽县的标志性建筑物。县城南门的城墙和城门都还残存着，只是城砖剥落、苍苔点点。吴山上柏树森森，吴玠墓碑字迹漫漫，城墙沿山势逶迤上下，显露出岁月的沧桑悠久。在吴山上眺望四野，只见远处山峦叠嶂，近郊丘陵起伏，公路蜿蜒似带，小河银光闪烁，真是一座美丽而静谧的小城。我们刚脱身于“文革”风暴中心的大学校园，乍来这里，似乎进入了世外桃源。但是，我们很快便知道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就在一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事件。
  1969年元旦过后，县革委会政治部主任杨美魁宣布，将我们18人分到两个点去劳动锻炼：刘申荣、张美伦、贾斌、雷水贤、殷志磊、廖敏生和我去伏镇公社竹林大队，其余同学去泥阳公社雷庄大队。政治部干事吴陆生说：这两个地方都是徽县的好地方，大米窝窝子，县革委会为照顾你们大学生特意选的这两个点，希望你们下去好好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二天，两辆拖拉机便分别把我们送到了两个生产大队。
  竹林大队书记张恭是位朴实精干的中年汉子，他把我们7人分成三组。廖敏生、殷志磊住到一队（魏庄），张美伦、雷水贤住到三队（竹林），刘申荣、贾斌和我住到五队（张尧）。贾斌就住在队长周志清家的小木楼上，刘申荣和我住在另一户农民家里。
  初到农村，还真有些不习惯。劳动生活对我们特别是对南方来的女同学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好在从大队书记到生产队长对我们都很照顾，知道我们刚出校门，不太适应重体力劳动，所以每天分配给我们的都是一些轻活，也没有规定定量指标，能干多少是多少。即便如此，还是有女同学在地里干活时因体力不支而晕倒，被男同学背回住处，休息半天才苏醒过来。我们也自嘲自己是肩不能背、手不能提的书生，百无一用。我们在村民家里吃派饭，每人每天交四角钱，一斤粮票，每天一天一户轮流，真正是吃百家饭。这倒使我们较快地熟悉了村民，也真切体验到了农民的生活。这里虽说自然条件较其它地方优越，但一个劳动日也就值几角钱，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贫困的。
  进村不久，便是春节。当时提倡过革命化春节，既无鞭炮，更无烟花。除夕之夜，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们打开一瓶金徽酒，想以酒庆祝这个到徽县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家嫌酒辣，难以下口，便掺了些水，又加了些白糖，每人喝了几口，不知不觉便醉倒了，直至第二天中午村民来喊我们吃饭时候才醒，仍头痛欲裂。自此方领教了金徽酒的威力，轻易不敢再沾。
  元月份第一次到公社领工资，每人领了两个月的，共101元钱，这对我们不啻是一笔巨款。当时大学毕业生见习期月工资是49.5元，加上海带费1元，共50.5元。上了多年的学，第一次领工资，经济上自立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看到公社大多数干部的工资都是30多元，而他们工龄长，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都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刚从学校出来工资就比他们高，心里也有一种愧疚感。我们由衷地感到，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快适应环境，回报社会。
  1969年春天，到处都在搞“三忠于”。我们也帮大队写标语、出墙报。廖敏生擅长画像，在大队的忠字碑上画了一幅毛主席像，画得非常传神，一时遐迩闻名，附近各队都争相邀请他去画像，竟然成了画像“专业户”。有一天早晨，我们去他们住地，还未进门，只见室内黑雾滚滚，浓烟呛人。进去一看，只见廖敏生和殷志磊正站在炕上抖甩褥子，两条褥子都已被烧着，中间一个大洞，火星四溅。我们赶快帮着扑火。问起缘由，才知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关系处得很好，一个叫秃娃的小伙，怕他们冷，黎明时悄悄起来在他们窗外的炕洞里添了几把麦草，结果火太旺了，引燃了褥子，险些烫伤了他俩。真是好心差点酿成了祸端。
  竹林大队七名大学生中，有三人是上海医学院六年制的毕业生，医学基础扎实。他们经常和村里赤脚医生一起切磋医术，也替农民看病、针灸。由于技术精良，态度认真，很快在附近有了名气，慕名而来的求医者络绎不绝。有时半夜也有人来请他们到家里去看急诊病人。如果天黑路远，我们就陪他们一起去。这样，村民和我们的关系也逐渐融洽起来。特别是年轻人，更爱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学生中有人生病，村民们送饭送水，殷切关怀，如同亲人。村民家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庆典也都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俨然已是村中一员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的农民真是淳朴善良，你对他好一分，他对你好十分。我们在村民家吃饭，各家也总是尽力为我们做好吃的。竹林大队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得天独厚，盛产稻米，特别是这里出产的一种巴锦米，香糯甜美，连南方来的同学也赞不绝口。几个月下来，我们吃惊地发现每人都长胖了好几斤。
  县上和公社对我们很关心，县革委会主任吕国齐和公社革委会主任汪海吉都来大队看望过我们。时间一长，我们和附近学校、卫生院、工厂等单位也熟识起来。伏镇公社食堂的厨师是姓陈的父子俩，四川人，每到过年过节，便捎话叫我们去“打牙祭”。他们做的回锅肉和腌制的泡菜真是味美无比，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齿颊生香。伏镇酒厂厂长李震带我们参观酒厂生产过程，在出酒口，李震端起铝制小杯让我们品尝刚出锅的金徽酒，尚未勾兑，足有70多度，我们都不敢尝，只有雷水贤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面不改色，让众人惊叹不已。酒厂有一小浴池，我们每次去都给我们开放。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糟味，但更能杀菌，洗过澡后浑身爽快。甘肃省革委会干校建在伏镇红旗山上，有些干部是我们在兰州就认识的，包括我们兰州大学老校长林迪生先生的夫人陈楚平女士，他们夫妇原先是周总理的秘书，资格老、水平高，素来为我们所敬仰。干校学员无论是种地、喂猪，还是排练文艺节目，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那种精神真是令人起敬。上海来的贾斌同学自幼学习钢琴，那天在干校见到一架手风琴，便顺手弹了一首外国乐曲，指法娴熟，旋律优美，可谓是技惊四座，博得了在场众多干校学员的掌声。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70年3月，县革委会给我们正式分配了工作：张美伦到伏镇卫生院，贾斌到城关卫生院，刘申荣到虞关卫生院，陈玲英到游龙卫生院，李伟力到江洛卫生院，李春杰、雷水贤到县农五站，杨广虎到县银行，杨希义、袁建华到县一中，肖兴学、陈永沂到柳林中学，殷志磊到伏镇中学，俞齐进到县二中，陈国才、李保田、成峰到县革委会专案组。廖敏生早些时候则因病回到了兰州。这一届大学生真正开始了在徽县的工作和生活。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一届大学生因各种原因大多离开了徽县，现分散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天水等地，也有的旅居美国，真可谓星流云散。我们有时偶然相逢，话题总是离不开徽县的这段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大学生插队锻炼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政策，就此一届，过去没有，以后也没有再执行，但对我们来说这一年也不无收获。它是我们的生活第一课，让我们初步接触了农村，体验到城乡差别，了解了农民，增进了对农民的感情。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农民是奉献最多、索取最少的群体，他们身上那种勤劳、宽厚、淳朴、乐观的美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四十年后，重返徽县，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熟悉而陌生的新城。乡音依旧悦耳，吴山依旧葱茏，但是幢幢高楼已替代了低矮的瓦房，原先视为畏途的公路已凿山为洞，削山如夷，早已成为康庄大道。州主山上的凤山公园更为小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县城扩大了，街道整齐，市场繁荣，人们衣着光鲜、生活富足闲适。和全国各地一样，改革开放给徽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徽县，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为你今天的变化而欣喜，更为你明天的辉煌而祝福。
  （俞齐进：西安财经学院教授）
  “文革”中徽县城万人集会喜迎“圣果”的庆典盛况
  杜发恭
  毛主席神圣珍贵的馈赠
  1968年夏季，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重大转折，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运动的重点由“一月风暴”开始的夺权斗争转向以“建设巩固红色政权、彻底清理阶级队伍”为主的“斗、批、改”阶段。
  首都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率先选派先进分子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高校教育阵地的“斗、批、改”运动，拉开了全国各条战线进行“斗、批、改”运动的序幕。
  1968年8月初，赞比亚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为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敬和对中国援助赞比亚的感谢，特地给毛主席赠送了一篮该国誉称水果之王的芒果。为支持和鼓舞首都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毛主席将国际友人送他的芒果转赠给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神化的巅峰时期，芒果自中南海进出之后，其身价已非水果之王，而成了带有革命性、政治性光环的“圣物”。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发巨大的政治浪潮。北京市随即召开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会。8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最有权威的中央“两报一刊”）向国内外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并发表重要评论，高度赞扬伟大领袖对首都工人阶级的“最大支持，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最大鞭策”，号召首都工人阶级一定要更加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运动，推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
  为了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这一最高荣誉和最大幸福，北大清华的“工宣队”立即将毛主席馈赠的芒果作了复制（复制成蜡质芒果），转送各省、市若干。于是，从首都到各省城，从省城到各地区，再延伸到各县，逐级开展了迎接传递“圣果”的盛大庆祝活动。
  我县万人集会喜迎“圣果”
  1968年8月29日，在天水地区各县巡回展览的“圣果”传递到了徽县。县革命委员会通知县城机关干部、企业职工、中小学师生、四街居民和城关、银杏、水阳公社部分大队的农民群众倾城出动，高举红旗，敲锣打鼓，自北门（今交警队门前）到西门外体育场，一万余人沿公路两边列队，人人都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在烈日下翘首以待，夹道欢迎“圣果”莅临。
  上午11时许，天水地区革委会传递“圣果”的专车到达我县，在北门口将一个盖着红绸布的盒子庄严地交给早已在此恭候多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吕国齐。吕主任小心翼翼地捧起盒子，在常委一班人的陪护下稳步从欢迎队伍中走过，人群中立即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随即，在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盛装芒果的玻璃盒子摆放在主席台前正中位置铺着红毯的桌子上。天水地区特派员首先讲话，宣讲了毛主席馈赠芒果的由来，阐述了传送展览“圣果”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传达了地区革委会关于开展庆祝活动的安排意见，吕国齐主任作了重要讲话，其要点：一是广大干部群众要充分认识迎接“圣果”的重大政治意义，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二是进一步增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无产阶级深厚感情，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三是要紧跟形势，乘大好东风，推动我县“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开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胜利。接着，驻军代表陈锦华（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工人代表郭麦惠（县运输队搬运工、县革委会副主任），农民代表马菊翠（女，游龙马湾农民，县革委会常委），学生（红代会）代表相继作了表态发言。
  会后，芒果陈列在县革委会礼堂，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街道居民和农村代表（公社派30-50人）排队参观敬瞻。此前，徽县的老百姓谁也未见过芒果，这天人们才大开眼界，近距离见识了远渡重洋、来自异国他乡的水果之王的尊容。更因为是毛主席神圣、珍贵的馈赠品，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对伟大领袖无比崇敬的深深的感恩之情。
  晚上，在体育场连续放映新闻记录影片，让广大群众感受首都召开庆祝大会的盛况。
  各单位参观展览后，立即组织学习讨论会，学《社论》，讲形势，谈认识，表忠心，写决心书，并敲锣打鼓张贴在十字街头的大字报专栏上。于是，日渐冷落的大字报专栏一两日内就被“决心书”、“忠心书”覆盖无余，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长廊。
  在千篇一律的决心书中，木材公司青年职工党某独树一帜地写了一首《满江红》词，欢庆盛典，讴歌文革，全文是：“特大喜事，迎圣果，盛况空前。毛主席，英明伟大，远瞩高瞻。发动文化大革命，风雷激荡震宇寰。看今朝，山河一片红①，换人间。表忠心，立誓言；三忠于，四无限②。紧跟毛主席，奋勇向前。深入进行斗批改，建设红色新政权。乘东风，高奏胜利曲，谱新篇”。这首词因其格调新颖，紧跟形势，激情昂扬而令人刮目相看，还被一些干部和中学生传抄。
  庆祝、展览活动进行了3天，9月1日上午9时，县城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师生等5000余人，从革委会大门口（今县委门口）到东关清真寺门前排成长队，敲锣打鼓，挥舞红旗，燃放鞭炮，夹道欢送“圣果”传递两当。至此，一项特殊的庆典活动落下帷幕。
  
  徽县从“农业学大寨”到“包产到户”的点滴掠影
  温恩仲
  经过多年努力，徽县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确实来之不易。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同时，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走了一些弯路，这里就“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作一反思。
  第一，1968年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县上曾两次组织县、社、队干部去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虽然在学习大寨人精神、大搞农田基建等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引下，片面学习推广大寨人以大队一级核算分配的经验。当时全县一些公社都搞了试点，如水阳的新寺大队、嘉陵的五一大队都在试点之列。这些队本来基础条件都好，但由于生产队之间发展不平衡，年终硬是推行以大队核算分配，结果形成好的生产队要给差的生产队倒补，出现了新的平调，干部之间相互有意见，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看来，这种以“大而公”人为的改变生产关系的操作，其结果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到两年在全县自然流产。
  第二，文革后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遵照昔阳县的经验，会议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向前发展，努力建成一批“大寨县”。当时徽县在甘肃省来说条件较好，县上提出要将徽县一年建成“大寨县”。开始提的口号是：“大批大斗促大干，一年建成大赛县”；一段时间后，又改成“学理论，抓路线，一年建成大寨县”。不管口号怎样改，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形势下，为了形成大干的声势，在全县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县上还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为名，集中县、社、队三级干部进行整训，小会开展批判，大会批斗重点对象，过年也不能休息。进而发展到农村，一些基层干部被批被斗，一些农民群众遭受打骂体罚，表面上看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大大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寨县”也没建成。
  第三，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昔阳县大讲“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他们把许多群众正常开展的家庭副业都列入资本主义的范畴，并上升到走什么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受此影响，在我县开展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收交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的不少条条框框。比如限制家庭养猪、养羊、养鸡、养蜂的数量，不准出外搞加工、销售等副业活动，参与少量市场流通，就被按投机倒把加以批斗。导致许多条件很好的家庭副业发展不起来，生产、流通、销售各个领域也被堵死，既打击了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探索，我们终于摆脱了“农业学大寨”模式的禁锢，找到了农业大发展的方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的涌现，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就在这时，中共徽县委于1981年10月适时召开了有全县各公社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由县委副书记王万忠主持，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学习了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河南实行包产到户后的调查，通过认真分析讨论，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会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迅猛开展，当年全面完成了家庭承包任务。从年报统计看，包产到户前的1981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仅为3270.29万元，粮食总产量10749.28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8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的第二年即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猛增到4275.96万元，粮食总产量达到15101.44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9.28元，分别增长30.7％、40.5％、53.9％，发展速度前所未有。
  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实施了整整30年，在全县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断努力下，年年都有新发展，其成效更为显著。至201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已达到11096万元，粮食总产量29691.48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3319元，均在成倍大幅度增长。实践证明，稳定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是一条农业和农村工作发展的康庄大道。
  （温恩仲：原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文革时期的一份“元旦献词”墙报
  曹鹏雁
  作者按：
  这是文革时期由徽县一中“革命造反队政治部”主办的一份“元旦献词”墙报，文章以“元旦献词”为题目，具有典型的文革语言与文体风格。文章概括了当时国内及徽县县内的文革政治形势，可以看出当时徽县县委、县人委受“造反派”冲击后陷于瘫痪状态下，“造反派”的政治狂热。作者在此将墙报全文原样整理出来，作为后人借此认识那个特殊年代的原始资料。
  “东风”第6号
  徽县一中革命造反队政治部主办1966.12.31
  毛主席语录：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们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东风社论
  迎接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潮——元旦献词
  一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我县展开！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规定，如春雷、震四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在我县吹响了！
  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吼声如雷，要革命、要造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一反到底！
  县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数月，猖獗一时。县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恶极大，流毒甚广！它把我县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它几乎使我县文化大革命中途夭折。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反不可！今日不反，更待何时！
  即将召开的全县中小学教师会议，应当是一个彻底批判县委和县委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大会。我们将同中小学教师团结一道，并肩战斗，坚决批倒驳臭县委和县委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徽县四干会也即将召开了。我们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必然会在这次大会上激烈地反映出来。这次会议一定要也一定能彻底打倒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农村文化革命的十条规定原原本本传达下去，把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高潮。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文化革命的十条规定明确地指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革命的同志们！事实上，我县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仍在兴风作浪，破坏我们的革命运动。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县委，衡量各级领导。发扬敌字，去掉护字，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大无畏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斗垮，斗臭！
  县委各机关单位，公社的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及其他各行各业的革命同志们，响应了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纷纷建立革命组织，自己起来闹革命。目前，许多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正在发展壮大。我们衷心的祝贺兄弟革命组织的诞生！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在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树文化革命的雄心壮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革命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了！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高举起双手，来迎接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暴风雨呀，你来得更猛烈些吧！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推荐给大家一首优秀的革命歌曲，祝革命的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语录》发给咱
  1＝C4/4战士张家骥词张辰邦曲
  ①《毛主席语录》发给咱啊，捧在手里心中甜呀；好像到了北京城啊，毛主席就在咱身边哎！好像到了北京城啊，毛主席就在咱身边吔！
  ②《毛主席语录》发给咱啊，领袖跟我心连心呀；教我一心跟党走哇，要我接好革命班哎！教我一心跟党走哇，要我接好革命班吔！
  ③《毛主席语录》发给咱啊，领袖教导记心间呀；革命路上大步走哇，红心向党永不变哎！革命路上大步走哇，红心向党永不变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
  谢建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各地有带头人物涌现，尤其是甘肃会宁县妇女王秀兰①，这个典型人物的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由城市向农村大规模迁移的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短短二三年时间，全国约有6000万城镇居民、1000万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或不自觉地到农村安家落户。
  一、大规模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经过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洗礼，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新中国成立后初步建立的经济、社会、法律秩序逐一打乱。形成工业品质量下降且限量供应，农产品总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国情的分析上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使本已落后的生产力更加落后。中苏关系经过珍宝岛争夺战剑拔弩张，呈一触即发之势。国家领导人鉴于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分析，从战略角度考虑，决定将一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转移到农村，城镇居民疏散到农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那么多的红卫兵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造反了，初高中毕业生呆在城里干什么？怎样安置？成为国家领导人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为此毛泽东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号召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提出“城镇居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总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按照“最新指示不过夜”的惯例，当天晚上就有群众敲锣打鼓进行游行宣传。随即由各居委会召开居民大会，学习上山下乡的政策，动员城镇居民、干部家属带头主动下乡。各地也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典型人物，而甘肃会宁县土高乡社的王秀兰则因为《甘肃日报》社记者采访时随口说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被树为全国的典范，并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重视。
  196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全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新华社转发《甘肃日报》12月10日“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在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主席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随即《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合称两报一刊）也全文转载。当“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摆到毛泽东的案头时，伟人感叹道：“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王秀兰真不简单，那么大年龄还主动下乡，特别是她说的那句‘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极有感召力，表现了极高的思想境界。”于是结合“斗、批、改”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高潮，一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歌曲也应用而生，唱红城乡。
  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具体做法
  徽县从1969年初由各居委会组织城镇居民学习“最新指示”并要求居民表态如何把“指示”落实到行动上。上山下乡具体到哪个生产队原则上由自己联系，期限为三个月，如会后三个月仍未联系好，就由公社安排到人烟稀少的边远山区，对坚持不愿下乡的顽固分子将以遣送方式强行促其下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期，会上谁也不敢公开表示不同意，怕被作为对抗“最高指示”的典型批判斗争。当时下乡的鼓励政策是：可将供应粮延续到六九年底，以后下乡的不再供应口粮。
  我家当时住伏镇公社，父母亲考虑到既然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下乡就是迟早的事，迟下乡不如早下乡，既落实了老人家的号召，还能联系到交通比较便利、条件较好的生产队。这也是当时下乡居民的普遍心理。
  三、农村生活实践及农村分配制度
  我家落户的生产队距伏镇街一公里，全队有35户、150多人、380亩农田，生产条件居中上水平。入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购置一些简单的农具，如鐝头、锄头、镰刀、背篼、铁锨、绳索等，购置这些农具需请教老农怎样的农具好使唤，以便既能省力又能干好活。以前是粮站供应面粉，入队后需自己磨面，那时没有磨面机，都是水磨磨面，需提前十天把粮食运到磨坊排队，与磨掌柜约好大概时间。一般磨100斤面需一晚上（10小时），逢冬天，由于水量小，磨子转速低时间还要长一些。人们常常因为不能及时搭磨而向邻居借面，一般用升子（传统量具，一升约为8斤）借，平升借进，高升还出是不成文的规矩，为的是再借不难。水磨磨的面香味浓、口感好，是机械加工的面粉不能比拟的。自从七五年有了磨面机，就再也吃不到那种面味了。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没常力，干活不得法，收获甚少。夏收是一年最忙、最累、最紧迫的季节，白天割麦，晚上加班打碾，割上一天麦，第二天腰痛的不能动，老农讲：“这就是锻炼，坚持一个星期就‘服’下了”实践出真知，果然坚持几天后割麦、插秧整天弯腰抬腰一点也不疼了。每年“三夏”（夏收、夏播、夏锄）是农村最忙的时候，收割、打碾、晒粮、锄地、种茬玉米、稻地捞草等农活搅在一起，忙得不可开交。但因为是收获的季节社员越忙干劲越大。尤其是收麦时，火红的太阳晒得草都蔫了，嗓子冒烟，但收麦的“山歌”声却此起彼伏，经久不歇。
  “山歌”是当地农村的口传民歌，无固定歌词，即景即情随感而发，唱腔昂扬顿挫变化丰富，用土语方言比较押韵。以夏天最热、最忙、最累时唱出，以增加情趣，转移疲劳感。我至今还记得这样几段：（女：）天上下雨地上流，小哥打我如打牛/你能打来我能挨、只要小哥晚晚来/你来了我醒着哩、门放麻杆顶着哩/麻杆顶门门不牢、给哥搭的奈何桥/进了门你顺墙摸，栅栏子背后就是我。（男：）大豌豆开花像只船、我去年缠你到今年/只因家贫彩礼薄、你急忙嫁给有钱哥/把你死了变只羊、把我死了变只狼/东山赶到西山上、不为吃肉为鸳鸯/家花不好家中宝、野花虽好露水草/家花不好看门哩、野花虽好骗人哩。山歌大多男唱女对，反应男女情感，感情细腻、题材丰富，高雅粗俗兼而有之。如遇到有些男的带有轻薄调戏之意的则相讥对唱道：“你要唱就唱好听的，不要唱猫儿咬春的。”
  生产队实行按体能技能评定的工分制，男强壮劳力每天10分工、女劳力8分工、老人娃娃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4—6分不等，当时的顺口溜“男十分、女八分、老汉娃娃四六分”我因年龄小（16岁）劳动技能低，每天4分工。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产技能的提高，1973年涨到8分工，按当年工值0.37元计算，我每天的工值为0.296元，约值二斤麦子或三斤玉米。我为多年来靠父母养活的青年终于成为自食其力、并能创造一定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1974年生产队部分农活试行定额工分、即拉粪、割麦、收包谷、黄豆等按斤记分，锄地、种地按亩记分，以改变过去“上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的状况。我们年轻人虽然工分评的低，但干活不惜力，比10分工的壮年干的活多，所以都喜欢干定额。生产队长为了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也尽可能实行计件制，以体现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凡能实行计件的农活基本上全让年轻人干了，我也理在其中，虽然每天起早贪黑，但一天挣十几分、二十分是常事。这样，我一天的工值也由二三毛钱涨到七八毛钱。1976年我全年挣工分5830多分，当年工值0.46元，年底决算时除分配的粮、油、杂物，分到现金152元，是下乡十年中收入最高的年份。
  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农村副业门路很少，经济收入主要是给国家交的“购粮”，给国家交的“公粮”是农业税，购粮按计划价（小麦0.135元/斤、玉米0.092元/斤）付款。我们队有磨坊、豆腐坊、砖瓦窑，也种一些西瓜，收入相对好一些，工值一直保持在三、四毛钱，有些生产队工值只有一二毛钱，社员苦干一天只值一二斤口粮。生产队为基本核称单位，生产的粮食、油料、棉花等除交给国家分配的任务外，口粮按社员人头分360斤年/人，再留一部分储备粮（约10％），其余按工分以计划价（小麦按0.135元/斤、玉米0.092元/斤、菜油0.79元/斤、土豆0.04元/斤）全部分给社员，但最高不能超过人均600斤。粮油分配按人八工二的比例，由于人头分粮占比大，工分占比小，一个家庭强壮劳力越多、挣的工分越多、社会贡献越多、粮食就越不够吃，劳力多的家庭闹“春荒”是普遍现象。而劳力少的家庭虽然挣工的人少、干活的人少、能吃的人也少，基本上不缺粮，甚至还有余粮换油盐。虽然大家都感觉这样的分配比例不合理，但因为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况且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到时就实行“按需分配”达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因为大寨已由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公社的核算，已呈现共产主义的雏形。
  四、农村的组织形式
  当时农村实行公社（乡镇）——大队（村）——生产队（社）三级管理。大队设有党支部、大队部、内设妇联、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和民兵连团支部。生产队设队长、副队长、其中必须有一名妇女队长，设有党小组、团小组、民兵班。
  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支部书记、大队部大队长由一人兼任，对全大队政治、生产活动统一指挥。贫协设贫协主任一人、其人选必须是苦大仇深的老贫雇农，贫协虽不是权力机关，但相当重要，每次政治运动对党支部、大队部的评价贫协占有话语权，青年人入党、招工、参军在填写表格有贫协主任签注意见一栏，如果贫协主任不同意，前面的签名盖章等于白搭。民兵组织实行公社设民兵营、大队设连、生产队设班、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男四十五、女四十岁）的社员均编入民兵组织，称为普通民兵，其中十八岁至三十岁的青年男女编为基干民兵，基干民兵中选拔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精干利落，积极向上的青年为武装民兵，武装民兵配发枪支子弹、一般为“六五”或“七九”式步枪，从七五年开始配发“七六二”式新型自动步枪。一个生产队大约配发三至四支，一个大队配发三四十支，为武装民兵排。武装民兵平时务农，每年由公社组织进行一次军事野营训炼，如射击、投弹、挖战壕、趴行、擒拿格斗等。有时搞夜间模拟战斗等。武装民兵是民兵预备役组织、要求一但战争需要，可随时组成军队，是当时毛泽东主席“全民皆兵”的战略思想在农村的体现。在公审公判大会时，武装民兵持所配枪支担任警戒和协助押送罪犯的任务。
  五、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那是十年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期，阶级敌人“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从七〇年开始每年都有政治运动，每次运动总能找出几个“反革命”或“坏分子”或“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从批林批孔到批“封、资、修，”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批《水浒》、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批“唯生产力论”、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运动都有新的内容。利用农闲时白天干活、晚上开批判会、以“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风向标，报纸上批判谁，社员大会就批判谁。如批判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讲和谐，是抹杀阶级斗争；批邓主要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和“三项指示为纲”；批《水浒》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从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到批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甚至把伯恩斯坦与爱因斯坦混为一谈进行批判，也搞了不少笑话。
  每年冬季的农业学大寨、修梯田就是对“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和“坏分子”进行批判的最佳时机，通过大批判、激励群众学大寨、赶大寨的干劲，名曰“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三年普及大寨县。”提倡“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每天黎明四、五点钟干到晚上九、十点钟，三顿饭在梯田上吃。开始是各生产队自己规划，每年有计划的修本队的山坡地，后来全大队集中力量作战，整山整沟治理，再后来按公社规划分片进行跨大队大兵团作战，以体现“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同时也为了改造社员的小农经济思想。
  修梯田实行按男女强弱搭配，以作业组分领任务，每个作业组4—5人，人均每天八立方的工作量。若第一天干的活有差距，第二天就主动赶上去，如一个工期下来（约7—10天）仍完不成任务，就有可能被认为“对抗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批判斗争。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叫宋万来的青年，因为有病体力不支连续两个工期未完成任务而受到全大队的批判，斗争会上让其交代“对抗农业学大寨”的思想问题时，因其态度不端正，被批斗会主持人一声令下，七八个身强力壮的武装民兵将宋五花大绑，场景令人不寒而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反对学大寨决没有好下场”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就在主持人宣布批判会继续进行时，被五花大绑的宋突然鼓足了劲，一头把主持人撞下梯田坎，自己也头撞在临时搭建的农田基建指挥部的柱子上，顿时血流满面，批判会也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还有一个社员，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将自己在山里砍的柴背到集市上卖了一块多钱也被视为发展资本主义而遭到批判。因为有位伟人说“农民阶级是个怪阶级，作为劳动者，他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粮食的出售者，他们倾向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当时十分敏感的词语，是上纲上线的东西。农民不能搞多种经营，稍有不慎，就是搞资本主义。例如规定每户养羊不得超过三只（含三只）；养鸡不能超过15只，鸡蛋只能卖给国家（各公社都有农产品收购站）养猪没有限制。每户每年必须交给国家生猪一头（120斤以上），由收购站按不同等级价格收购（每斤0.38—0.42元）。社员一般拉开时差养三头猪，一头完成国家生猪任务，一头要养成二三百斤的肥猪过年用，全年生活用油就靠这头猪，再留一头待明年育肥。肥肉有油火，吃起来也滋润，所以肥肉比瘦肉价格要高30％左右，当听领导讲话时说：“以后要发展瘦肉型猪，国际上瘦肉比肥肉价格高50％，美国人爱吃瘦肉。”当时感到美国人很可笑、是弱智，就不知道肥肉油火重。
  由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人们把苦干实干创造的业绩基本上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成果。所以只要有成绩，总结时都要往阶级斗争上靠。1975年，我所在的生产队被列为推广小麦新品种的试点，由于品种对路，再加上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前所未有，增产近30％。在公社组织的小麦观摩会上，生产队长介绍说“小麦大丰收，一是社员大干苦干，精耕细作；二是年成好，更主要的是大抓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受“白专”的思想禁锢，新品种是只能实际推广，不能在会上提的。那年月，“反革命”特别多，每年都有被杀被捕的，好像抓不尽一样。列宁曾说：“无论现在或将来出现‘反革命’，都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社会的产物”我那时不理解，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消“反革命”罪，也就再也没有“反革命”了，我才理解了伟人的高明和富有哲理的论断。
  下乡十年，苦干六载，有苦有乐，受益匪浅。农民那善良、朴实、勤劳、忠厚的传统精神以及对我们下乡人员的关心、帮助、爱护令我终生难忘。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近十年来，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都进城务工，全靠老人种地，农村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撂荒地增多。农民贫苦、农村落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三农”问题仍是艰巨而紧迫的长期任务。
  （谢建生：原徽县政协副主席）
  四十年前批判电影《中国》及作者安东尼奥尼的一场政治风潮
  杜发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由外国人摄制、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对当时徽县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还没有一个人看过，然而，却参加过对它的批判、声讨。现在六十多岁的老同志，大都经历过那场政治风云，还留有一些值得回味的记忆。
  一、电影《中国》引发批判的政治背景
  1972年5月，根据中国和意大利进行文化交流的协议，该国著名电影导演兼摄影师安东尼奥尼被批准来中国进行新闻采访。因为他是西方国家第一个经审查批准进入“文革”时期的中国做新闻采访的“洋人”，理所当然地要处处受约束和限制。在中方相关人士的安排陪同下，安氏在北京和河南林县、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采访，拍摄了许多新闻资料，回国后整理制作成名为《中国》的新闻记录影片。该片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和西方人的文化观念，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对“文革”现象的思考。影片在意大利和美国放映后有一定好评，认为中国第一次向国际上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世界有了一个开始了解东方大国的机会。
  一年之后，此片仅在北京很小范围放映，即引起很大反响。因影片中有中国农村草房子、小脚老太婆、光屁股儿童等落后、贫困的画面和北京古旧的小胡同、拾垃圾的老头、群众在商店门前排长队凭购物证购物的镜头等，这在当时以极左的政治标准衡量是非的前提下，认为是给社会主义的中国脸上摸黑，是有政治问题的毒草电影而被立即禁演，并引发新闻、文化界的评论。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这个电影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挑衅。我们要对它进行深入地揭露和批判，有力地回击国际反动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挑战。”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吹响了批判电影《中国》及作者安东尼奥尼的战斗号角。各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从大中城市到小县城，逐渐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的政治运动。
  二、小河铁厂开展“革命大批判”活动始末
  徽县对电影《中国》的批判活动，是从天水地区小河铁厂开始的。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不久，小河铁厂党委闻风而动，紧跟形势，在兰州开会的党委书记田树歧（兼县革委会副主任）电话作了安排，厂里立即成立了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由党委副书记杜维俊任组长，工会主席潘永成任副组长，杜发恭（办公室副主任）为写作组组长，从厂部和车间选调五名有写作能力和演讲口才的青年工人组成写作班子，承担批判材料的写作和批判会重点发言人。虽然当时谁也没看过这部电影，但大批判的文章已见诸各报刊，写作组就按中央“两报一刊”的基调，联系实际撰写大批判文章。
  小河铁厂抢占先机的革命大批判行动，得到地县领导机关的关注，天水地区工业局、徽县革委会政治部相继派员来厂蹲点指导、培养典型。大批判组很快就撰写出三篇有份量的批评文章：《险恶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揭露和批判安东尼奥尼跳梁小丑的反华行径》《批判毒草电影，粉碎国际反动派的反华阴谋》《社会主义中国的高大形象绝不容洋鬼子诋毁》，先在高音喇叭上批判造声势，又写成大字报在厂部和车间张贴，同时召开全厂职工批判动员大会。大批判小组又分别深入矿山、分厂、车间陆续召开批判大会40多次，广播上开设大批判专题栏目，共播放干部工人的批判文稿125份，全厂上下形成了口诛笔伐的革命大批判气势。
  3月中旬，徽县革委会在人民礼堂召开批判大会，小河铁厂大批判小组成员上会作批判发言，又应邀在大河公社三级干部会上作批判辅导发言。甘肃日报记者、《甘肃青年》杂志记者先后到小河铁厂采访，报道了该厂群众性的大批判活动。我以“小卒”笔名写的一首词《卜算子·批判洋鬼子》：“安东尼奥尼，反华跳梁丑。新闻影片藏祸心，激起全民愤。革命大批判，势如风雷吼。金猴奋起千钧棒，痛打癞皮狗。”还被登在《甘肃青年》第二期上。
  为了推动全区工交系统的革命大批判活动，天水地区革委会政治部调小河铁厂批判组到天水火柴厂、运输公司、北道焦化厂、水泥厂、化肥厂等国营企业，参加了六场批判大会。之后，又作为地区革委会政治部“革命大批判组”的成员，赴礼县的何家庄（我省民兵工作先进单位）、甘山大队（我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与农民一起召开批判大会。地区革委会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小河铁厂大批判小组成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赞扬。
  当年小河铁厂的批判活动，仅是全民对电影《中国》及作者安东尼奥尼大批判运动的一个小缩影，由此可见这场政治斗争风潮声势之大，波及范围之广，群众发动之充分。“全民参战同仇忾，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个让中国人并不认识的老外成了臭名昭著的人物。
  回忆在甘肃徽县的日子
  王俊英
  （据《徽县志》记载：1969年10月开始至1973年春，解放军8396部队3千余人进驻徽县，主要任务是为国防科工委在徽、成县建立可养万余人的后方军事研究基地。该部驻徽三年，纪律严明，军容严整，全力支援徽县建设，开展军民联欢、体育联赛，在县城吴山等地修筑防空洞多处……军民关系融洽。编者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因为备战的原因，二炮基地的一部分指战员撤到后防——甘肃省徽县和成县，部队的番号是8396。因为保密的原因，当时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有人问你从哪里来的，就说是从兰州来的。”司政后（编者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简称）机关在徽县，21所在成县，其他各个团都分别去了一个连或是一个营，分散在徽县和成县的一些乡镇。工兵团的三营驻扎在成县的红川公社（后来叫红川镇），我姨夫任三营教导员，我去过一次。
  我爸爸王国栋1969年离开工兵团，调到基地司令部工作，当时司令部、政治部和21所都住在红山，我家还没有来得及去红山，爸爸就到徽县去了，我们家随之从农场搬到了徽县。我们全家是1970年6月1日儿童节那天到达甘肃天水，随后乘车赴徽县。一路在山中穿梭，道路曲折，蜿蜒起伏，高低不平。大部分的道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很是险峻。在新疆看戈壁滩看惯了，一看见这么多的山还真感到好奇。一路上，我和弟弟、妹妹们目不暇接，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天水到徽县大约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直接到达徽县县城驻地，还意犹未尽。
  司政后机关占用了县大礼堂的大院，大礼堂后边是吴山，吴山因吴玠而得名，山上有吴玠墓碑。
  我们经常去吴山上玩，昊山上全都是高大的树木。到了雨季，腐朽的树干上长满了蘑菇，地上的地耳随处可见。地耳与木耳差不多，长出来是深绿色的，跟木耳一样可以晒干。我们吃的都是新鲜的，也经常采些地耳回家，妈妈用它做的汤很鲜。山上有一条小道直通我们大院，上面有警卫团的岗哨，好像有一个班住在上边。我至今仍记得山上边吴玠墓的样子，高高的黑色墓碑。记得有首词这样写道：
  碑亭捧樽酌新凉，翠柏点霞争晨光。
  关河未改青石破，日月依旧碑文亡。
  九战蜀门却狂虏，一腔热血洒西疆。
  将军白骨吴山土，任凭世人论短长。
  大礼堂旁边有一棵古老的大树，紧挨着大树是一座古庙，当地人叫忠烈祠，也叫吴王庙。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庙里的神像不知哪里去了，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了这座庙里。庙宇一共三间，进门一间，左右各一间，在出门的右边，战士们给我家盖了一间厨房，这在当时可以算是比较好的房子了，可想而知，当时地方老白姓的生活条件是多么的艰苦。
  徽县是个山区，粮食以小麦为主，他们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面食，且非常好吃，蒸的馒头里放一种不知名的佐料，我在我的同学家吃过，比起纯白面的要好吃得多。徽县的水果很丰富，有毛栗子、柿子、苹果、梨、桃子、杏子、李子、核桃等，到收获的季节非常便宜，一分钱十个杏子，一元五一只老母鸡，比起新疆的东西花样既多又便宜，很多水果我都是在徽县第一次吃到的。
  但是徽县的水质不好，部队没去之前，老百姓都吃地表的水，吴山的半山腰上有一个水井，上面一层绿苔，青蛙和癞蛤蟆到处都是，在水中跳来跳去。我曾经在徽县见过直径十多公分的癞蛤蟆，是在一个坑里，大的小的足有四、五十个，当时我又害怕又恶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以后都快四十年了，我还是害怕青蛙和癞蛤蟆。
  当地人缺碘非常厉害，大脖子病随处可见，有的长达一尺左右，看起来很是可怕，有许多山里人没见过汽车。部队的到来使徽县这个十分闭塞的山沟沟发生了质的变化。部队帮助他们修建了水塔，接上了自来水，喝上了地下水，吃到了碘盐，使得大脖子这个地方病得到抑制。基地在徽县设有一个门诊部，离我家挺远，在一个半山腰上，林木茂密，环境很好，一般的小病门诊部都可以诊治。部队的车辆帮助当地老百姓，使他们的农产品得以运出山外，增加了收入。部队的文化生活很丰富，一个星期放一场电影，基地演出队也经常从新疆到徽县慰问官兵、慰问当地的老百姓，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也使他们了解了外边的世界。今天的徽县已经今非昔比了，部队的参与功不可没！
  在徽县期间，我弟弟、妹妹进入徽县小学上学，我进入徽县一中上初一。当时的徽县一中既有高中也有初中，在校学生挺多，座落在县城的南大门外边，从我家到那儿走路需要十几分钟。学校占地面积也不小，都是平房，一排平房有三个教室。最北边的一排有一个食堂，我们经常在那买馒头吃。操场在学校的南边，是土地面，我们在那上体育课，雨天全是泥，晴天全是土。学校的最南边是大礼堂，我们常在那开校会、演节目。记得学校宣传队排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三出样板戏。所有的角色都是学生扮演的，大部分是高中生，他们唱的很专业。在当时文化生活很单一的情况下，能看见真人演唱，非常受欢迎，他们在县剧场也演过多场。部队宣传队也在徽县演过几场《红灯记》，同样很受欢迎。部队都是专业演员，比学生演唱的自然更好一些。
  我的班主任老师叫殷志宏，兰州人，教数学的，对我非常照顾，我一去就让我当班干部。我是在徽县一中入的团，入团时还没满14岁。当时因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初一年级叫一连，一班就是一连一排，我是一连二排的。殷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管理全年级，是连长，据说他早已调到兰州了。
  三排有一个男生，个子不高，比较壮。他是副连长，让我当了副指导员。每个班的班长就叫排长，我属于连级干部，负责管理全年级。遗憾的是我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只是很羡慕那个副连长，老师不在，他能把三个排的学生管理的服服帖帖。他可以将三个排的学生集合起来训话，底下没有一个敢说的。他讲起话来头头是道，批评起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其他学生对他毕恭毕敬，就连我这个与他同级的人也绝对服从他的领导。
  我曾经被选为县上的先进代表，到县委参加了两天会议，在那吃饭，回家住。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大人，就我一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去干什么，只记得会上发了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当时好一阵子高兴。
  徽县6月份正好是收麦子的季节，我几乎没有上课就随同学下乡帮忙收麦子去了。在这以前我连麦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次机会来了，我兴奋极了，怎能不去呢？妈妈给我买好了镰刀、草帽，准备好了行李。我们去的是永宁镇，当时基地防化团住在那，临走时爸爸妈妈千嘱咐万叮咛：“如果有困难，缺什么东西，就去防化团找那些叔叔。”
  地方上的大卡车把我们送到永宁镇上就走了。徽县是个山区，村庄大都在山上，剩下的路只有步行。老师领着我们，背着行李，拿着镰刀，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给我们找了两间房，好像是库房，我们男女各一间，没有床，地上铺了一些薄薄的麦草杆，褥子铺在上面，又潮又硬。人多房子小，睡觉时人挨着人。晚上蚊子嗡嗡叫，厕所也不干净，来时的兴奋全没了。
  我们四人一组被分在各家各户，跟老百姓一起吃，早饭和晚饭他们都吃的很简单，基本没有菜，有的也只是酱油拌蒜瓣，再就是徽县特色酸菜，徽县酸菜和东北酸菜截然不同，东北是用大白菜腌酸菜，徽县是将雪里红切碎，熬一些玉米糊糊倒在里面发酵成的酸菜。腌制好的酸菜可以用来下汤面，放上盐后当菜吃。他们一天中最重要的饭是中午饭，这顿饭在夏天是吃凉面。面条是手擀的，农家妇女擀的面条跟机器压出来的一样厚薄均匀，长短一致，就像是工艺品。据说那里娶媳妇，做面食是必经的一关，巧媳妇面条都擀得很好。面条下好后捞出来晾凉，用熟油在上面涂上一层，以免沾在一起，然后用防蝇网盖上，等着干完农活的当家人回来吃。他们夏天一般不做拌面条的卤子，只是用油泼上一大碗红红的辣椒面，准备上一些蒜泥或是蒜瓣，还有醋、酱油和盐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佐料，将这些佐料以你个人的喜好放进面条，拌上一大碗（那碗真的很大），好吃极了！我们每天中午几乎都能享受到这个美食，那真是地地道道的徽县特色，那个味道是你在任何一个高级饭店都品尝不到的！
  白天，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割麦子；吃过晚饭，我们在打麦场给他们演节目。此前，他们是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我们演的那些节目水平虽然不高，但还是吸引了全村的人都来看，就像是过年似的。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演不同的节目，准备好的演完了，就现编几个，那时候也不知怎么那么“有才”，随便就能编出一个节目来。我们连还将《东方红》有关长征的全过程排成了一个很长的节目，仿照电影上的去演，我和班主任朗诵。后来，我们还在县剧院演出了好几场，感到很自豪。
  一个星期的夏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准备返程。当我们走到镇上才发现我们没法回县城了（镇上离县城好几十公里）。上次的车只管送，不管接，老师也没辙了，我们都茫然地坐在马路上，早上赶路，中午饭还没着落呢。这时我想到了大人的嘱咐，我就对老师说，让我看看能不能去找一辆车送我们回去。老师让一个同学陪我一起去，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防化团，他们正是开午饭的时候，我一进大门，就有一个我认识的叔叔喊我，我说了一下我的来意。说来也巧，平时他们那儿没有大车，用车都是从县城汽车5连现调过来的，那天算是我们运气好，基地演出队慰问，刚好有一辆车在那，他们商量了一下，就让那辆车先把我们送回到了县城。那天，我成了我们班的英雄。
  1971年的4.5月份，备战解除，部队大部分人员要返回新疆，我爸爸先行回去了。部队是分期分批回马兰的，为此在徽县谈家庄火车站发了几趟专列，运送部队和家属。我姨夫他们营（成县红川）暂时不回新疆，我姨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徽县，孩子都很小，还要上班，我爸妈决定把我留下来与她作伴。我家走后，我又在徽县生活了两个多月。1971年7月放暑假时，我被21所的一个姓齐的副处长带回马兰。
  我从出生到去徽县前没离开过部队，在徽县的日子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离开部队的圈子与老百姓接触，第一次与不是军人子女的孩子接触，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农村，第一次见识了农村的生活。它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了解了部队以外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徽县是我永生难忘的地方。
  （王俊英：济南市六十八中高级教师）
  徽县“摘帽子”与平反冤假错案情况简述
  居俊堂
  摘“帽子”
  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徽县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对全县43个乡198个行政村分期进行了土地改革。又于1952年11月至1953年5月，分三期进行了土地改革复查，最后由土地改革复查领导小组审定，全县划地主成份1597户，半地主式富农成份386户，富农成份541户。对于主要掌握家庭剥削他人的户主定为分子（开明地主除外），总计4944人（其中地主分子3131人，半地主式富农分子752人，富农分子1061人）。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连同“镇反”运动以来所定的反革命分子117人，由公安机关填发了管制通知书，一并交乡、村两级政权组织实行监督改造。被定为分子的人没有政治权利，只有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守法劳动，痛改前非，悔过自新，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6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按其精神对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可由群众评审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调研，视其表现分为三个类别（一类是表现好的，二类是表现较好的，三类是表现一般的），经群众评审，对表现好的229户地主、175户富农批准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年底，对剩余的地主1368户、富农（半地主式富农划归富农内）752户、反革命分子117户，全部批准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对表现不好的称候补社员，实行政治上区别对待，经济上同工同酬的政策，继续由群众监督改造。
  1958年，对于那些有多种违法行为、够不上刑事处分的人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定为坏分子，全县共定780人，和地、富、反分子一起进行评审，统称“四类分子”，即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戴有政治“帽子”的人。是年，还有地主分子2140人、富农分子（包括半地主式富农）1478人、反革命分子117人，加上新定坏分子780人，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称大队）实行监改。一个月召开一次训话会，三个月评审一次，一年总评一次，按其表现升降类别，叫月考、季评、年升降。将升降情况由合作社（后称大队）填表报乡政府（后改称人民公社），乡上汇总后报县公安局，县公安局汇总后报地区行署公安处。评审中对表现好的分子，由贫下中农表决通过可摘掉“帽子”，对摘“帽子”后不守法劳动的再继续戴上“帽子”。此种做法一直到1978年为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徽县根据中共中央（1979）5号文件精神，对于通过近30年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他们都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能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经县政府决定分两批由群众评议，对所有1038名地主分子、678名富农分子、117名反革命分子和11名坏分子全部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对于错戴“帽子”和子女顶替的当众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通过摘除政治“帽子”，充分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不少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成了农村致富能手，有的还当了村、社干部，为经济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
  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门受林、江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办了一些错案，冤枉了一些好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安工作的中心从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上来，这就首先必须做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把“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纠正过来。徽县遵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办理的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1983年底复查结束，共复查政治案件53案453人，刑事案件31案31人。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纠正的政策原则，平反政治案件48案443人、刑事案件21案21人、部分错部分纠正的政治案件5人（案在53案之内）。并对冤押的人由国家发给冤狱生活补助费共12870元。与此同时，把“文化大革命”期间遣送或强制居民上山下乡造成的非转农（把市民户口转为农民户口）553户1829人落实了政策，分批转回城镇。至此，徽县“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纠正。
  危急时刻敢担当夜 越艰险送伤员——“文革”中徽县武装部军人甘冒风险、救死扶伤的感人一幕
  杜发恭
  两派武斗武装部竭力斡旋促和
  1967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风雷激荡的一年。在“四人帮”“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下，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从大中城市逐渐向小城镇蔓延。受此影响，我县两大派群众组织“革联”和“红联”的矛盾冲突频频发生，以致发生了“八·八流血事件”。9月中旬，“红联”势力被迫撤出县城后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集结数千农民群众围攻县城。“革联”则集中人马凭借古城墙（上世纪七十年代拆毁）和吴山制高点建筑工事，武装防守，双方严阵以待、剑拔弩张，造成徽县与外地交通中断月余时间、农村秋播化肥无法调进、县城内居民生活物资供应紧张、人心惶惶的严重局面。
  当时，在县委、人委党政领导机关被群众组织夺权、城乡局势混乱的情况下，武装部成了唯一不受冲击、能支撑局面的军事领导机关。面对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的严峻局势，负有“三支两军”任务（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武装部领导日夜焦虑不安，为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部长、政委亲自出马分头给“红三司”（革联更名）、“红联”两派领导层晓以利害、软硬兼施，作疏导、规劝、说服工作，欲促其罢兵休战，求同存异，谈判言和。然而，一起突发行动使武装部领导多日的艰难斡旋工作前功尽弃。
  火焚瞬间解救垂危闫传丁
  为冲击“红联”数千群众兵临城下的威慑，“红三司”精锐部队武装连于1967年11月5日凌晨，兵分三路偷袭“红联”前沿阵地山神庙（今凡塄小学处），一举抓获银杏公社党委秘书闫传丁及群众二十多人，号称“山神庙大捷”。
  “红三司”武装连认定闫传丁是银杏“红联”组织的头头，是策动农民围攻县城的罪魁祸首之一，欲对其施酷刑秘密致死，以解心头之恨，并杀一儆百、震慑“红联”军心。
  夜袭山神庙事件使武装部领导闻讯大惊，顿感事态严重，一旦“红联”采取报复行动打进县城，难免发生大的流血残案，其后果不堪设想，而负有“三支两军”使命的武装部也将难辞其咎。武装部紧急研究预案，主要领导连夜出面给“红三司”、“红联”组织的头头们作说服规劝工作，要他们务必保持克制态度，以免事态恶化，使自己成为“千古罪人”。同时，派武装部参谋革建中、张虎才二人各带四名中队战士秘密搜寻解救闫传丁。由于武装连不时秘密转移关押闫传丁的地方，革建中等人奔波两天接连扑空。
  两天后的傍晚时分，革建中带领两名战士在吴山上巡查，突然发现山脚下的人民礼堂后院人声嘈杂，感到情况异常，便快步下山进入隐蔽偏僻的小院。只见一群人围成一圈，有人手持棍棒，有人厉声怒骂，革参谋大喊一声：“什么人晚上在这里结伙吵闹？”随之冲进人群。解放军突然出现，使在场的人一下子愣了神，不知所措。革建中看到地上堆着一堆报纸，散发着浓浓煤油味，有一人正弯腰划火柴准备点火，革眼明手快，一个箭步上前夺过火柴，顺手揭开报纸，下面有一鼓鼓囊囊的麻袋，使劲解开，用手电一照，里面装着的是反绑手脚、血肉模糊的闫传丁。革建中不禁一惊：如果晚来一步，其后果不堪设想。在情急之下，他连声喝退众人，和战士就地卸下一张门板，抬上闫传丁直奔县医院。
  经医生初步检查，闫传丁浑身青肿，胸骨断了四根，双踝骨被砸成粉碎性骨折，气息奄奄，处于高度昏迷状态。当时医院医护人员也分“红联”、“红三司”两派，对救治闫传丁存在分歧，又则“红三司”武装连扬言要从县医院把闫抢走，情况随时有变。危急关头，武装部领导苦口婆心、软硬兼施，甚至委屈求全被扣作“人质”的情况下，做通了“红三司”头头的工作，答应网开一面放闫传丁趁拂晓前秘密出城。武装部领导决定，由革建中同两名战士用架子车送闫传丁去伏镇，并通知闫的爱人李淑英同行。
  跋山涉水艰难绕道白水江
  闫传丁伤情严重，命悬一线，伏镇卫生院不敢接收，建议必须尽快转外地大医院救治。当时去天水、宝鸡的交通已中断多日，去嘉陵的公路被“红三司”控制，难以通过。人命关天，事不宜迟，“红联”负责人与革参谋研究决定跋山涉水走小路，绕道去陕西省白水江火车站，乘火车送闫传丁去西安救治。明知此行艰险异常，困难重重，但救人要紧，也只得铤而走险了。当即在伏镇组织二十名青壮农民的担架队，革参谋作了简要动员和分工：担架四人抬，二十分钟轮换；为了确保安全，由周仁豪（县委党校干部，在部队任过侦察排长）和一农民担任前哨，负责探路和侦查情况；后面派两人为后卫，警惕有人尾追；李淑英紧跟担架看管输氧袋子，革建中前后照应居中指挥。还确定了夜行中的联络暗号，手电光紧闪三下表示“有情况”，慢闪两下为“安全”。为了避免“红三司”探听到动向派人阻截，他们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有意散布要送闫传丁去天水的消息，以迷惑对方。李淑英给西安的亲戚通了长途电话，叫他们帮助联系医院。
  一切准备停当，傍晚乘夜幕降临，担架队出发上路，经栗川过草坝梁时天已大黑，涉过红川河，上龙王洞山，翻越木皮岭，山路崎岖，又抬着担架夜行，十分艰难。初冬的寒夜，抬着担架时累得人汗流浃背，换下来后被冷风吹得浑身冰凉透骨、肩上隐隐作痛，但看到革参谋与大家一道跋山涉水，还换抬担架，谁也没有怨言。路过陈家山小村庄时，出了意外情况，惊动了生产队开会的社员，他们以为是偷牛贼又来作案，便顺手操起木棒、铁锨，站在庄边连声大喊“抓贼”，担架队慌忙回应喊：“我们是伏镇人，有急事要赶到小河厂去。”等他们走近，看到有担架并有解放军随行，社员们一时莫名其妙，虚惊一场。一行人翻山越岭，未作片刻停留，又走过小地坝，翻过滚豆坡，穿过王家沟，晚上十一点左右来到小河厂。正当大伙暗自庆幸走完崎岖山路稍觉松一口气时，前哨周仁豪过来报告说，发现小河厂大桥上有人放哨，生有篝火。当时小河厂驻着陕西地质五大队二百余人，两派群众组织也在停产打派仗，并和徽县的“红三司”、“红联”互有联系。为了不引起麻烦，革参谋决定担架队避开大桥从上游涉水过河，自己率先挽起裤子下水带路，指挥其他人抬稳担架手挽手淌过冰冷刺骨的河水。
  过了小河厂，走上去大河店的公路，队伍的行进步伐加快，十二点多时接近大河公社。前哨报警说隐约看见公社门口有手电闪光，并有多人走动。这个情况让大家才觉轻松的心情一下子又紧张起来，更令革建中担心的是如果“红三司”在这里设伏拦截，担架队别无去路，只能束手就擒。就在他们进退两难、惊慌犹豫之时，已被对方发现，忽听“你们是什么人？”几声大喊，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革建中即叫担架队就地隐蔽，他只身上前探看情况。对方发现有人走近，又喊：“什么人？再不答应，就要开枪了！”随即听见推枪栓的响声。革参谋边走边喊：“我是武装部的革建中，有紧急任务路过大桥。”一听是解放军，对方便放心走了过来，原来是大河公社武装部长张宗才带领一班民兵巡逻值勤。简短交涉几句，张宗才叫他的人抬上担架，陪送革建中一行走出大河辖区，到了陕甘交界的大石碑，才带队返回。担架队半夜颠簸，一路惊魂，徒步一百余华里路程，于凌晨三点赶到白水江车站。
  事不宜迟搭乘货车驰西安
  夜深的火车站昏暗寂静，只有值班室亮着灯光，革建中叫大家在站台外隐蔽等候，一人前往值班室进行联系。值班员见一位疲惫不堪的解放军突然推门而人，十分惊讶，革建中忙表明自己身份，说有一名战士病情危急要转送西安住院，请求车站给予方便。值班员听了面有难色地说客车要到天明七点以后，夜里有两趟过路车在此不停。革参谋说病员生命垂危，不宜耽误，没有客车乘货车也行，请他务必帮忙解决困难。解放军紧急求助，值班员答应与前方的略阳站调度室联系。
  就在焦急地坐等略阳电话之时，革建中看到窗外有人向他招手，即转身走了出来，见是城关先农大队“红联”组织负责人吕希仁，不禁感到意外，忙问他深夜到此何事。吕说打听到要送闫传丁来白水江上车的消息，他急忙叫了几个青年农民赶来支援。他们摸黑进石家峡，上箭华山，走青泥古道赶到王家河，听说担架队已过去，便一路小跑紧追，刚刚赶到车站。革建中被他们的行动感动，连声道了几句“辛苦”，因担架队已安全到了车站，担心人多会引起值班员怀疑，便叫吕希仁不可久留，带人速从原路返回去。
  送走吕希仁后回到值班室，值班员告诉革建中略阳调度室来了电话，二十分钟后有一列去西安的货车经过这里，特准在白水江站停车一分钟，让他们速作上车的准备。
  就在他们紧张不安的等待中，一列货车徐徐进站，值班员指挥担架队奔向一节开着门的铁闷罐子车厢，未等车停稳，二十多人蜂拥而上。列车开动后，阵阵臭味扑鼻而来，手电一照，才看清是装运过牲畜的车辆，一地粪便。然而此时大家已疲惫不堪，也就顾不了这些，各自找干净的角落席地而坐。革建中嘱咐李淑英细心看护闫传丁，他也就坐下来靠着车厢慢慢打起盹来。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火车到宝鸡车站，因给机车上水加煤，停车半小时。担架队员们在污臭的闷罐车里蹲了大半夜，此时都想下车活动一下透口气，革建中怕被车站发现盘查，叫大家不要下车。这时他和大家都已饥肠辘辘，便和周仁豪下车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些饼子，分给众人充饥。
  中午十二点多，火车到达西安车站，大家抬着担架下车，见到了已在车站等候多时的闫传丁亲戚，说是已联系好了医院，便带领大家直奔陕西省人民医院。
  经外科专家复查，闫传丁虽伤情严重，由于转送及时，尚未延误最佳抢救时间，生命可以挽回，但人可能要成终身残疾。听医生如此说，革建中一天一夜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了下来。经过商量，他把照顾伤员的责任交给李淑英和她的亲戚，并留下周仁豪陪同观察几天。作了周密安排后，革建中带领队员们离开医院，在火车站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晚上安排大家洗了一个热水澡，早早休息，并派人买好了第二天返回的车票。
  完成任务朝发夕至返徽县
  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钟，革建中带领担架队员乘坐西安发成都的火车。由于安全完成了紧急转送伤员的任务，又坐上了舒适的客车，大家此时方感到轻松愉快，一路上才有心情欣赏关中平原和秦岭大山的风光，聊天中，革建中才知道队员中有七八个青年是退伍军人。
  下午一点多钟从谈家庄下车，在供销社食堂饱餐一顿后，打捷路步行回城。走到水阳李坪村遇见公社一干部说，当天中午先农街发生过打斗事件，徽县一中学生在赵儿河设有岗哨盘查行人，他们过去会碰到麻烦。革建中便和民兵排长刘德玉商量，改变原来绕过县城从银杏去伏镇的计划，而从水阳绕道走栗川回伏镇。
  走到水阳牟家坝，革建中与队员一一握手道别，叮咛刘德玉一定负责把大家安全带回家，远望他们过了河走进刘庄背后的山沟，一人径直回城。刘德玉一行途经大沟、柳林，翻山走栗川下店子，晚上八点回到伏镇，结束了这趟为时两天、历经艰辛的特殊西安之行。
  徽县1978年9月下旬虐杀羚牛事件及省委查处该案始末
  梁晓明
  徽县三滩不仅风光秀丽，而且在那茫茫的原始次生林中生存着许多珍稀动植物。但那里并非是动植物的天堂，那里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条，随时都有被摧毁和扭断的可能！因此，保护环境，保护三滩秀美风光，保护珍稀动植物，保护徽县南部这方神奇的净土，成了摆在我们全县人民眼前的严峻问题，希望能引起各级组织和人们的足够重视！
  2002年8月22日早上，我与原县人大常佐存主任和图书馆刘浪馆长及司机赵永忠等4人前往嘉陵镇严坪村庄窠社，采访了当年在三滩虐杀9头羚牛的主要当事人胡永新老人。羚牛亦称“扭角羚”，哺乳纲，偶蹄类，牛科。体长1.7—2.2米，尾长15—20厘米，肩高1—1.3米，重达350公斤。尾较短，雌雄均具短角。全身棕黄或棕色，眼周黑色。一般栖于3000—4000米的高地。夜出觅食，以青草、树枝、竹笋为食，毛皮可利用。分布于我国四川、云南、陕西、甘肃、以及不丹等地。现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胡永新，1925年1月生，现年82岁。1955年入党，同年任严坪村党支部书记直至1980年5月卸任，前后任支书26年，现为徽县嘉陵镇严坪村庄窠社社员。现将老人所谈基本情况稍加整理后发表，供大家参考并从中吸取教训。
  1978年9月下旬，发生在我县虐杀9头羚牛的事件是震动全省的大事件，但那仅仅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众多此类案件中的一例。从此案的产生和30年前对该案的查处过程可以看出，是无知造成了该案的发生。同时，枪支管理不严，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力，也是产生此案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宋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不仅能礼贤下士，而且解决问题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年宋平任兰州军区政委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继任中组部长和政治局常委。他在百忙中能为发生在基层边远山区的事件重作处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据胡永新老人回忆，1978年9月下旬，徽县武装部副部长裴增良和嘉陵公社副书记刘继刚，医药公司政工干部冯冬生3人找他去三滩打猎，他又叫上本社猎手肖玉清作向导。因他和肖二人常上山打猎，路径地形比较熟。那天裴增良、刘继刚和他都带着半自动步枪，肖玉清带着自己的土枪、冯冬生空手。我们自备挂面、馒头、铁锅、砍刀、毛毯等生活用品，还带了一百多发子弹。第一日，我们来到三滩海拔2500多米的黄羊岭上砍箭竹，依赖树干搭窝棚，住了一夜。第二天八、九点太阳出山了，霞光万丈，十分宜人，我们五人分为两个组在密林中寻找目标。我和裴增良，冯冬生三人来到青羊洞，梁上发现了一头领队的公羚牛东张西望。裴增良抢打头一枪，但我手快，我们同时发射，那头羚牛从梁上滚了下来。我们找牛时误入牛群，当时一百多头白色的羚牛四处奔跑，象一片白云飘过，有些羚牛还向我们冲来，袭击我和裴增良、冯冬生三人。当时肖玉清和刘继刚二人在别处找牛，两个组走散了。我们很惊慌，于是向冲过来的羚牛群开枪，我开了14枪，裴增良开了6枪，打倒羚牛9头，其中两头母牛各怀一仔，共为11头。最大者800余斤，小的也有200余斤。当日，我们无力将死羚牛运回。刘继刚和肖玉清二人听见枪声半小时后才赶到现场，两组五个人汇合后返回严坪庄窠社。第三天，我们组织严坪大队四个小队的青壮年社员120余人赶往青羊洞将9头羚牛剥皮、肢解分割。共获羚牛肉5000余斤、皮9张，羚牛头和内脏都扔在了山林。仅将肉背回严坪，分给了各户。多数分得三、四十斤肉，少的亦有一、二十斤，确实也给缺粮的农民解决了些许问题。裴增良、刘继刚、冯冬生三人带回县上二、三百斤肉，分别给县委大灶和天水地委领导送去一些。
  山民们素与小陇山林业总场严坪林场关系不睦，由于林地纠纷和农户生活用材等问题时常发生纠纷。林场的几名职工看到大家分肉的场面非常大。本来猎取之物见者有份，但我们给他们一斤肉也没给，他们将此事报告到小陇山总场和省林业厅，后又汇报到国家林业部，林业部督促甘肃省查处此事。
  1979年3月份，林业部反复督促省上查处。于是省林业厅、省公安厅、天水地区公安处、天水地区中级法院和县公安局组成联合查处组，乘小车五辆，来了十六、七个人调查处理此事。我们严坪山区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小车和这么多的领导，当时不知所措。我在严坪大队部搞接待，并对此事全过程做了详细汇报。开始，上级准备当场抓人，我很害怕！待我将情况详细汇报后，我反复说明当时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不清楚，严坪人祖祖辈辈吃了几百年的羚牛肉，上级从没人告诉犯法或进行过处理。他们几个参与的干部也不知道路径，是我带他们打的羚牛。要作处理我开枪多，一人承担责任就行了。听到汇报后，查处组当时打消了逮捕人的念头。将情况上报后，省、地分别下令将裴增良副部长、刘继刚副书记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追究刑事责任；将冯冬生给予警告；给我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我认为对裴、刘二人处理过重。
  1979年4月初，天水地委书记窦述来嘉陵公社搞调研，我将此事报告给窦书记，并说明对裴、刘二人处理过重，我准备去省城找宋平书记鸣冤。天水地委窦述书记对我说：“你老了，省上太远，你的心情我理解，你不要去了。”我说：“我一定要去，省委的门进不去，我就死在大门口。”窦书记说：“宋平书记很忙，实在要去，我可以给省委宋书记打电话。”我说：“你窦书记一走已不知道我是谁，还顾得上为小小的村支书给省上打电话？”窦书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但此事由省上直接查处，裴增良副部长和刘继刚副书记也是基层领导干部，总不能不承担责任吧？”我说：“枪是我开的，路是我领的，他们知道个什么？责任我承担行了！”
  见过天水地委窦书记的第二天，裴增良和刘继刚给我20斤全国通用粮票，我从嘉陵公社谈家庄乘火车来到兰州。第一次来省城，当时已是下午4点钟。在我这个乡下人的眼里，兰州确实很热闹！我在省委大门口接待室说明来意，要见省委宋平书记。接待室的人向秘书处挂了电话，说明徽县严坪的支部书记，一个姓胡的老头要求见省委宋书记。秘书处回答让放行，因为前一天天水地委窦书记刚给省委宋书记打过电话。门卫开了路条，我进门后两旁8个解放军站岗。刚好碰见一个徽县姓张的工作人员，安排住在他的宿舍。他引我去找秘书处，已经下午5点多了，秘书怕影响宋书记（当时还任兰州军区政委）工作，约定第二天10时在办公室由他接见我，并负责向宋书记作转达。第二天10时，这位40多岁的秘书接见了我，4个年轻人做记录，我将打羚牛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责任向他们作了汇报，前后汇报20分钟左右。我说明我们对羚牛的重要性不认识，又没接到过保护之类的文件，也没听到过宣传。裴增良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军人，身上还留有弹痕，打羚牛有错，但责任主要在我，不能不教而诛。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一棒子打死！天水地区的处理意见我不接受，我坚决反对！我们有错，县上最初的处理意见是对裴增良记过，对刘继刚警告，给我和冯批评教育，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实情。我现在不走，要住在兰州等省上的处理结果，如处理不好，我要上北京告状。
  第二天，我又去甘肃省军区，组织处接待了我。那位处长来徽县下乡时到过严坪，曾在我家住过。遇到了熟人，先开玩笑，但了解情况时特别严肃认真。我将详情汇报以后，该处长说，裴增良和刘继刚是县上领导干部，怎么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你是农民不知道尚可说通。省上发过文件，武装部和嘉陵公社怎能不知道？这话说不通！我说文件发了多少份，发至哪一级，是否发到了徽县嘉陵公社，可以复查发文簿。处长回答说发了120份。我说省地机关那么多，怎能发到有羚牛的地方？处长说文件是少了点，可能你们不知道！事实是省上文件只发到县政府，因为是林业问题，县政府领导传阅后并没有转发。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约在1965年前后，省委办公厅、畜牧厅在严坪办过两个农场，我认识一些老人手。他们听说我来到兰州，都纷纷前来看我。
  在兰州第三天，省委秘书处通知我说，宋平书记接到我反映的情况后，同意撤销原天水地区的处理意见，并从轻发落。给刘继刚党内警告处分，给冯冬生和我及肖玉清3人批评教育，裴增良副部长由省军区通知撤职转业。对我们分别重新从轻作了处理。裴增良半年后，调回山西老家当了闻喜县体委副主任。
  我一星期后返回徽县时，县上已将省委重新处理的文件传达过了。回想25年前的往事，实在感到遗憾！由于无知，造成大错。尤其后来国家把羚牛列为一类保护动物后，我深感自疚！
  （梁晓明：原徽县县志办主任）
  徽县“学大寨”运动从泥阳公社率先启动
  黄凡宗
  1970年10月6日，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结束。10月12日，甘肃天水地区革委会，贯彻会议精神。“农业学大寨”干部誓师大会，在天水一中体育场隆重开幕。大会规模空前，参加大会的地、县、社、队四级干部共五千多人。徽县参加的县、社、队三级干部三百多人，由县革委会主任吕国齐亲自率领。我和泥阳公社十六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开幕式由天水地区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盛学忠主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王治邦（“北农会议”参加代表）传达了“北农会议”精神。大会共开了十天，大、中、小结合，开的十分成功。王治邦同志大会结束时的总结报告，对这一次大会的成果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次会议开成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路线分析会；开成了一个“农业学大寨”誓师会；开成了一个树雄心、立壮志，全新安排山河的进军会。大会开出了方向，开出了决心，开出了干劲。与会同志都表示，要当大自然的主人，不当大自然的奴隶。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学大寨学什么，大寨经验怎样推开的问题。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大寨人坚持的一个原则，一个精神，一个风格，是毛泽东革命路线在农业战线上的具体体现，我们要一切围绕红太阳转，紧跟毛主席寸步不离；学大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排除学大寨的各种干扰。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斗争的重点是领导权的问题，班子搞好了，有了一个好领导，旗有人举，纲有人抓，征山战水有人领路，群众就跟上来了；学大寨要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让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批判“农民种田，国家出钱”的等、靠、要思想，当动手派，不当伸手派。要重新安排山河，加速农业上纲要。经过讨论，全区的战斗口号是：“高举红旗紧抓纲，大学大寨赶昔阳。艰苦奋斗拼命干，五年粮棉双上纲。”王副主任总结报告强调：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后面，既挂帅，又出征。作到领导，思想，作风三转弯，学人民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大搞群众运动，大打人民战争。
  在大会期间（10月22日），徽县团开了一次大会，吕国齐主持，全县十七个公社制定了粮食亩产上纲要（400斤）、过黄河（500斤）的奋斗目标：参加会议的公社党委书记依次表态发言。
  10月24日，我们回到了泥阳。25日我把参加誓师大会的情况向公社领导及干部作了认真全面的汇报。同志们都受到了很大教育，认识进一步加深。在讨论中都联系泥阳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深刻地揭露了在“学大寨”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大家归纳了十四条：1.是抓根本还是抓表面；2.是搞斗争，还是和稀泥；3.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还是右倾保守，自满松劲；4.是抓纲，分线，看权还是催耕、催种、催收；5.是人定胜天还是靠天吃饭；6.是闯新业还是守旧摊；7.是自力更生还是等、靠、要；8.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9.是力争上游还是甘居中游；10.是以粮为纲还是重副轻农；11.是全面规划还是零敲碎打；12.是增产节约，多积累，多贡献还是三光四不留少贡献；13.是苦干、实干加巧干还是只说不干，盲目蛮干；14.是抓点带面还是一般号召。通过揭露，归纳分析，理论升华，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要走大寨路，先学大寨人，要学大寨人，首先抓根本；大寨精神是斗出来的，大寨之路是干出来的。要突出一个斗字，落实一个干字。会后脱产干部驻队包干，公社领导包片蹲点。在全社范围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热潮。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发动群众，学“老三篇”，“斗私批修”，晚上开会批、地头休息批、联系实际批。雷庄大队柏牙子生产队队长牛西海，活学活用，向毛主席表忠心、献红心，带头将自留地交回生产队，一心扑在集体生产上，全家人出动修梯田，真心实意学大寨。文家庄支部书记文敬盅，语录不离手，学“愚公移山”，他说：“老愚公把太行、王屋二山决心能搬走，我把这‘野狐咀’、‘文坪’能修平”。带领文家庄社员起早贪黑，午饭在工地吃，坚持修梯田。公社干部下队四五天工夫，全社初步掀起了学大寨，修梯田的高潮。但运动的进展很不平衡，人多地少的李磨、文家庄，秋收已扫尾，主要劳力已上工地，行动快，有声势，效果明显。柳巷、苟庄、雷庄、成庄、乔王、朱杨、郑垭、张垭、冉庄等九个大队，只见少数劳力打地埂，多数还在忙秋收。高场、田堡、石草坝三个山区队，梯田没上，收秋未完。中集、寇庄两个大队因全是川平地，劳力全部在打碾和冬耕等当年生产上。为了进一步把全社的运动推向高潮，10月30日，公社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分析全社运动发展形势，会上联系实际，批判了“当年减产论”，“逐年变平论”和支差应付，单纯任务观点。要求全社迅速结束秋收，百分之七十的劳力上农田建设工地，百分之三十的劳力搞当年生产。要求机关、学校，各单位上午上班上课，下午投入农田建设。会后不到三天，全社就看到了喜人的景象：农建工地，红旗迎风招展，打地埂的拍板声，劈劈啪啪，“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哪个就在山下面，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响彻山湾。公社的所有领导、干部都坚守在工地上和社员们一同战天斗地。
  11月4日，天水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王治邦同志到泥阳公社视察，他看了李磨、文家庄两个工地，听了汇报，对泥阳运动的发展情况做了充分肯定。他说：这里抓的紧，抓的突出，抓的有重点，行动快，群众发动的充分，干部社员情绪高，劳力组织的好，公社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决不能松劲，要一鼓作气大战一百天、还要大打人民战争，把所能组织的劳力都组织上去。这就要大学习、大批判、大动员、你们的办法好，就是要抓活思想，抓苗头性问题，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发动群众贯彻在运动的始终；对领导班子弱的要派人去帮助，改土是很重要的任务，增施肥料也很关键，明年亩产五百斤，亩增八十斤，要按六百斤下功夫，要随时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工地上要表扬好人好事，开展竞赛活动。
  11月6日晚，公社及时召开电话会议，支部书记参加，传达了王副主任的指示，讲了公社贯彻的四条意见：1.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2.挖掘劳动潜力，一定要做到百分七十的劳力上农建工地；3，要做到农建、当年生产两不误；4.要突出政治，做到八上工地（红旗、语录、大批判、指挥部、奋斗口号横幅、劳力、架子车）。11月7日，我跑了四个工地，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规划上的修修补补；二是施工过程中的盲目性很大、要求各队要把懂规划，会指导的能人选出来在工地上做指导，解决盲目蛮干的问题。11月11日，动员组织公社机关单位学校出动一百五十八人，帮助文家庄秋收扫尾。11月12日，天水地区革委会农宣队赵世杰、李栋才到泥阳检查指导工作，我陪同看了文坪、杜坪两个工地。13号，我和赵、李一行三人带上李磨、文家庄经验，走了雷庄、成庄两个大队，既传授经验，又帮助解决了成庄赶急图快，不求质量，雷庄零敲碎打，没统一规划的问题。11月15日，徽县革委会副主任甄琮琏一行八人的农宣队来泥阳公社检查指导工作，仍然是看李磨、文家庄工地。上午在文坪工地，给文家庄干部办学习班，解决“先进单位，更要学习别人的长处，要迅速推广杜坪板帮堰的经验。16日早上，在杜坪工地召开李磨大队全体社员大会，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地头讲用了两个题目：（一）人与物的关系，（二）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在现场，研究改进板帮堰的问题。晚上，组织干部社员五百多人听县上广播誓师大会。听罢，甄副主任作了重要指示。17日，在杜坪工地又召开了张垭、朱阳、苟庄、高场、田堡、文家庄等大队，生产队干部大会，看杜坪，想自己，找差距，鼓干劲。18日继续陪甄副主任到冉庄、寇庄、中集三个大队检查，了解到冉庄大队急需充实领导班子，支书张学录年老体弱，应将年轻有为的尹金全及时纳新，提到领导岗位上以利冉庄大队运动的开展；寇庄大队按部就班，运动没有起色，应派人帮助打开局面；中集大队应派公社拖拉机去深翻冬耕。11月19日，在杜坪工地，动员干部社员以优异成绩迎接地县两级现场会。11月20日，伏家镇公社副书记陈廉夫同志率四十四人到泥阳公社参观。晚上下了一场大雪。21日我写了一篇日记：“昨夜，整下了一个晚上雪雨，今日又是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真是一派北国风光，万里雪飘。泥阳山河，银妆素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泥阳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伟大指示指引下，迎着风寒，天冷心热，战天斗地。山头是红旗招展，工地里热气腾腾，一条条地埂在延伸，一座座山头被削平。看今日，想过去，同是一个地方，两个世界，泥阳变了，泥阳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这是我们两三年内赶上或超过先进单位的最宝贵的因素。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武装人，这是根本的根本，永远不能放松。这天早晨，给机关干部开了一个会，让大家讨论，贫下中农顶风雪，战严寒，修梯田，我们该怎么办？是蹲在房子里取暖吗？还是和贫下中农战斗在一起，心心相连？大家说：越是这种情况，干部越要带头，才能越加鼓舞群众，会后，公社机关、学校、医院、供销社、农具社四百余人上工地，和社员顶着风雪苦干了一天。”11月22日，我的日记上写着；“今日，雪仍然没停，战斗更比昨日激奋，贫下中农豪迈地说，地冻三尺，心热十丈。虽然寒风刺骨，但人人脱掉棉袄，热气直升。杜克礼战斗小组，一天打了八十四板一百六十四米埂子，创造了开工以来最高记录。在大雪纷飞，人们大干苦干的气势下，迎来了天水地区革委会主任盛学忠的现场视察，陪同者是县革委主任吕国齐，领导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干劲，我向领导汇报了全社运动进展情况，又领他们看了文坪工地，盛主任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但我们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再鼓干劲，乘胜前进，把运动引向纵深。”11月23日，江洛公社党委组织部分大队干部，省农宣队的同志到泥阳公社参观。在杜坪工地上，李磨支部书记向参观者介绍了情况，社员杜克礼介绍了经验。24日，杜坪工地上开展了竞赛活动，在杜克礼组日打地埂八十四板的带动下，又有四个组日打地埂八十板以上，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根据25日脱产干部，支部书记接头会上汇报的情况，全社运动已经形成热潮，郑垭大队支部书记郑孝义带领全家人，锁子看门人上地。这大队的王家山生产队共有十户四十口人，上工地的就达二十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李磨、文家庄又有了新点子，为了农建、生产两不误，开展了捎粪活动，参加上梯田的人上工地捎一回粪。乔王大队支部书记付世忠，动员全大队饲养员，既喂牛又耕地，
  腾出耕地的人上梯田。
  11月26日至28日，为县革委会在泥阳公社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准备汇报材料，安排食宿，布置会场。29日现场会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书记，县直部门负责同志，省、地、县农宣队负责人、军宣队负责人，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共一百一十一人。会上吕国齐主任作了动员讲话，泥阳公社、李磨大队做了汇报，文家庄大队作了书面汇报。会上嘉陵公社大滩大队，城关公社东风大队发了言，30日大会闭幕，革委会副主任麻亨春同志作了总结。
  同年12月3日至8日，天水地区革委会在泥阳公社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主要领导，地直部门负责同志，共五十二人。会议开幕第一天上午，由泥阳公社汇报情况，李磨大队李振中，文家庄大队文作启作了“学大寨”情况汇报。下午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参观了杜坪、堡子、西郭、李磨、文家庄五个工地，晚上由西和县领导汇报“西和县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4日、5日两天，地区首长、各县领导在杜坪、文家庄工地既参观又劳动。6日全天大会发言，甘谷、武山、清水县领导先后发言，晚上分县讨论任务、措施。7日大会发言，主要是礼县领导汇报。发言后，盛学忠主任讲，有三个问题请大家思考讨论：一是全区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是初步形成，还是已经形成？二是在大好形势面前，领导应怎样对待？能否及时有力的领导？三是在政策问题上是统一规划分级治理，还是统一规划集中治理？8日大会结束，由革委会副主任王治邦同志作了“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总结报告。盛学忠主持并作了重要讲话。
  大会结束后，县上领导吕国齐、朱文庆、麻亨春、田新润、王万全等分别作了指示，强调、叮咛、安排。从此，徽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县范围内陆续展开。
  （黄凡宗：原徽县政协主席）
  徽县委报道组和县委对台湾工作办公室的一段历史渊缘
  马明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徽县革命委员会有三部一室，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和办公室。政治部由三个组（组织组、宣传组、报道组）组成。党中央一直重视对台湾工作，中央成立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汪东兴、邓颖超先后担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县也都相应的成立了领导组和办公室。由于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西藏广播电台等媒体，对台湾进行宣传工作，省、地两级的对台湾工作办公室都设在军区，而县一级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组织、采写、输送稿件，所以一般就都放在了县委报道组。徽县对台湾工作办公室从那时候起就设在了县委报道组，一直到1988年初近14年。我从1977年到1988年兼任县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见证了这段历史。
  这14年间，党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为第一个阶段。大陆解放以后，中央把解放台湾提到议事日程，毛主席、周总理为制定方针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立场，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七个字方针。毛主席不仅提了这七个字，而且还指出“台、澎、金、马”①住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周恩来指出“台湾省是祖国神圣的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确定了党制定对台政策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做好去台人员家属和台属政治思想工作，共同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的政策。
  1979年，中央《告台湾同胞书》发布以后应该算是第二阶段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台湾的政治形势，制定了新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于1979年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深受全国人民拥护尤其是台湾同胞欢迎的“九条”政策。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明确“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
  徽县1974年根据省、地委的通知精神成立了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委报道组，全组工作人员都是该办公室兼职人员。当时天水地委的对台办公室设在天水军分区，其它几个县的对台办有在报道组的、有在县委办的、也有另设的。其主要工作就是首先对全县（包括省地驻徽单位）的去台人员（当时称逃台人员）进行调查摸底，其次是对其亲属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并协助他们给在台湾的亲人写家书，还有计划、有针对性的采写一些适合徽县在台湾人员口味的稿件，提供给省、地对台湾工作办公室，由他们审稿后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台定稿播出。
  我是1977年起参与这项工作的。当时县上对台领导小组组长是县委副书记王建勋，对台办公室主任是县委报道组组长马生桂兼任，我主办。1982年春，我（时任县委报道组副组长，没有组长）兼任对台办公室主任，成员是报道组人员。1985年对台办理顺隶属关系，地委对台办从军分区撤出设在了地委统战部，各县也在理顺，但是由于徽县对台办的工作好，每年的上稿率高，占全天水地区采用稿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出于工作的需要，地委派地委统战部部长金勇专程来徽找县委书记蒲应祥协商，建议县对台办主任仍由我担任。于是县委发文调整了县委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成峰任组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同时通知办公室工作人员为苏喜章、马俊杰（两人均系县统战部干事），直到1988年我从县委报道组调县广播局。
  1977年，有从台湾回来的朋友给省对台办留下一册由台湾的甘肃同乡会编撰的《甘肃省旅台人员通讯录》，这是一本难得的资料，上面把旅台人员去台时间、籍贯、在台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家庭成员、政治面貌、职业都列得清清楚楚，如我县食品公司干部杨志远的父亲杨锐之，在《通讯录》上显示其任国民党社会工作部部长，家住台北市，妻高女士系国民党国大代表，一儿女均系台大学生。我们从省对台办把这个《旅台通讯录》的复制本拿回来后，寻找上面徽县籍人员的亲属以及虽不是徽县籍，但其亲属在徽县的去台人员亲属，给他们讲党的方针政策，告诉他们亲人在台湾干什么、住哪里、在台的家庭状况，鼓励他们写家信，谈谈家常，积极写稿介绍家乡的变化。在走访中我们发现徽县去台人员远不止《通讯录》上的那些人，《通讯录》上政、军界人居多，其他界别则缺。于是我们把摸底情况汇总分类，分成有联系地址的和没有下落的两类。
  有联系地址的这一类，我们按具体情况组织稿件，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前就有过联系，但都是去台人员托人或自己去第三方【如新加坡、香港或者美国某个城市】转寄信过来，来信并不说在台湾，既怕台湾当局说通共，又怕给大陆亲人带来麻烦，大陆亲人回信也需寄往第三方转。其实当时大陆和台湾的电话是通的，大陆亲人按《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就接通了，但台湾方的亲人一听不敢应答，怕当局监听。（这里还有个插曲，当时有一好事的日本记者发现两岸的电话是通的以后，立即从大陆打台湾的电话在宾馆订了房间，并把这一事实报道出去，让蒋经国没面子，于是电话通讯被取消。）对于这部分人我们给他们说明去台亲人的真实情况，反复宣传党的对台政策，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正确对待，给去台亲属通信，向去台人员宣传对台政策、家庭生活的变化、家乡建设等，让亲人们更多一些地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二是《通讯录》上有名字但以前没有通过信，双方互不知晓各自情况的。我们上门向去台家属通报亲人信息，做工作，组织他们写家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对台湾广播，给去台人员送达亲人信息，为两岸亲人架起了联系的桥梁。如县财政局天水籍干部刘全宗以前只知道其兄去了台湾但生死不明，经我们告知其兄的情况后，给在台哥哥写了家信，1978年4月6日经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出后终于和兄长联系上了。
  再是对那些只知亲人去了台湾，《通讯录》上找不到暂没下落的，我们除了想办法让《通讯录》上的人帮着在台湾寻找外主要是组织去台人员亲属写寻亲稿件，一般这样写：“老家在甘肃省徽县某乡某镇某村的×××，现在你的亲人寻找你……”，介绍他们殷切希望了解的家人、亲戚、朋友和家乡的情况。这样的稿件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的《寻亲节目》和前线台《乡情节目》中播出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嘉陵范家窑的李生成就找到了在台湾的舅父。全县先后有8个家庭找到了去台亲人，并建立了通过第三方【如：美国洛杉矶、新加坡、香港等地】转邮寄的通信联系方式，促进了两岸亲人的相互了解。
  我们的对台宣传工作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解放思想，不断提高对台工作的认识
  县委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自1974年成立以来，无论领导怎么变换，坚持贯彻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不变，把对台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每年要对各级领导讲对台湾工作的意义，贯彻对台工作方针、政策，召开对台工作汇报会和座谈会，组织有关人员撰写对台稿件。在“四人帮”横行期间，顶住压力，正确对待去台人员亲属，支持工作人员大胆工作，徽县的对台宣传工作一直走在天水地区各县前列。如1977年9月10日，地委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两次来函指出：“准备今年10月底11月初，在你县召开一次全区对台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近年来我区对台宣传工作，表彰先进。主要是你县在今年开展对台宣传工作中成绩显著，被地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初评为今年开展对台宣传工作的先进单位。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大会准备让你们介绍一下经验，请你们认真做好准备”。
  当年11月4日至11月10日，天水地委召开的全区对台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县召开，全区共78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我县统战人员12人列席）。县委副书记、县委对台领导小组组长王建勋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徽县、天水、武山县等被评为“全区对台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受到大会表彰，我本人也被评为先进个人受了奖励。
  从1980年到1981年，对台宣传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中共中央、中央办公厅先后发布了15个关于对台工作的文件，特别是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发布一号对台湾工作绝密文件给各省委第一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81年元月，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特别是台湾国民党常委中台湾籍势力增强，五大院长均为台湾人，台独势力极为活跃的时局，审时度势，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八十年代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六中全会后又一次重申了把解决台湾问题提到重大日程和任务上来，并提出了时间界限。中央对台领导小组人员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邓颖超同志出任小组组长，工作雷厉风行，各省、地都及时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加强了机构建设。1980年，徽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央“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寄希望台湾当局，寄希望台湾人民”的政策，重新调整了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调整了对台办主任，由我兼任对台办主任。每年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对台工作，并在每年两次全县新闻通讯报道学习班上介绍台情资料，拟定宣传题目，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讲解写作方法，组写宣传稿件，讨论研究对台宣传工作，使对台宣传工作常抓不懈，抓出成效。
  二、建立健全办事机构，建立起了一支对台工作骨干队伍
  县委一直重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县委对台办公室的建设，从1974年机构设在县委报道组以来，对台办公室机构、人员相对稳定，两任报道组长任了三任对台办公室主任，县委报道组在搞好全县新闻报道、培训业余通讯员、向上级新闻单位输送稿件的同时，认真抓对台宣传工作、抓台属政策落实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稿件采用率不断上升。1977年9月12日，天水地委对台办在来函中说：“徽县对台办是我区今年对台工作开展好的一个单位，光你们组织郭柏先生就写了10篇稿件，得到了省上的表扬。请你们认真总结一下对台工作的经验。”1978年10月20日，天水地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对台工作情况反映》中，表扬徽县对台办积极支持一些久离故乡的写稿对象回家探亲，了解家乡的巨大变化，丰富稿件内容。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对台工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台湾听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迫切需求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广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台工作广播是第一线的，县委对台办、县委报道组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把对台宣传业务纳入报道组的日常业务之中，对台宣传和对内宣传有机地结合起来，有计划地组织全县工农兵通讯员和对台宣传骨干集中培训，了解合湾情况，吃透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对台宣传工作的业务。
  为了搞好这第一线的工作，县委对台办主任每年除参加地委召开的对台工作会议，参加以会代训外，还参加了1981年9月省委组织的为期13天的“全省对台工作骨干学习班”省委非常重视这期学习班，全省有142人参加这期省委根据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指示精神举办的第一期学习班。省委副书记、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植霖主持，小组成员悉数到班。学习班分四个阶段：一是集中用4天时间学习传达了中央对台工作的11个文件，听取了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的重要讲话；二是用6天时间，分别由兰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于志钦部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新闻组陈克信组长、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政策科冯保龙科长、兰州军区联络部朱正中、陈应复科长分别讲了课；三是用1天时间进行了大会经验交流；四是用2天时间传达学习了一些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了大会总结，听取了杨植霖的总结报告。两位省委领导在讲话和报告中两次提到了徽县的对台工作，对我们鼓舞很大。这期全省对台工作骨干培训会，规格之高，人员之多，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我省对台工作上是一个里程碑。
  我们在培训班上的收获有三点：第一，弄清了对台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对台办的工作任务，主要有6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其一、向党内外进行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其二、组织对台宣传；其三、做好对台湾同胞、去台人员家庭以及其它台湾有关人土的团结教育和落实政策工作；其四、开展同台方人员的交往和通讯影响工作；其五，接待回大陆参观、探亲的台湾人士；其六，做好台湾同胞回大陆亲属的安置工作。第二，提高了对台工作的认识，增强了自觉性。第三，熟悉了对台工作业务，树立了信心。熟悉并基本掌握了《空中之友》《简明新闻》《亲友信箱》《我们的祖国》《对军政人员广播》《乡情广播》《青年之友》《爱国一家》《可爱的家乡》《故事会》等对台湾广播栏目对稿件的要求和写作技巧，突出爱国主义是对台宣传的主旋律。
  在县委的重视下，我县对台办公室建设符合省委对县级对台办建设的“四有”要求，即：有人员（专兼职干部固定并形成文件）、有房子（办公室）、有电话、有设备（录音机、照相机）。培养出了一支觉悟高、政策熟、业务精、能吃苦、会战斗的对台工作骨干队伍，使我县的对台工作始终是天水地区的排头兵，上稿率始终是第一名，如1980年天水地区共组写稿件34篇，送中央台、福建前线台28篇，采用了6篇，这6篇中有4篇是我们徽县对台办送的。1981年全区共组写稿件21篇，被中央和福建前线台采用了4篇，全部是我们徽县对台办送的。每年全区的对台工作会议上，徽县对台办都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受到了地委、行署的奖励。
  三、落实党的对台政策，解除去台人员亲属的顾虑，调动他们对台宣传的积极性
  发动与台湾有亲属关系的人写稿，是做好对台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使这些人主动积极地投入对台宜传工作，有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四人帮”破坏了党的对台政策，在他们的破坏和干扰下，七十年代在我们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着不少棚糊涂认识，特别是去台人员的亲属、朋友、释放人员，国民党旧职人员，“文革”中的惊吓，使他们顾虑重重，谨小慎微，不愿给台湾的亲属、朋友写稿，怕惹麻颁，甚至有的把与台湾的亲属关系当成“包袱”，生怕别人知道了影响自己政治上的进步，影响子女的前途，还有些干部和群众“谈台色变”，不敢与有港、台关系的人交往，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对台工作的开展。针对这种情况，县委首先利用各种会议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习的对台方针政策，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正确对待去台人员亲属，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如我县原有一个浙江东台县籍干部，在1962年因有亲人在台湾而被精减下放，在落实政策中给予了纠正，恢复了公职，后因本人提出，县上出面办理了调回原籍工作的手续。
  原食品公司干部杨志远，其父在台湾当局任高官，当我们第一次动员他给其父写信时，他借口不知道而拒绝。后经我们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并向他讲明其父现状后，才答应写稿。由于他提高了觉悟，认识明确，家信写得比较好，发出去后，被福建前线广播电台采用，采用后前线台邮来了稿费及笔记本作为奖励。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召集去台人员亲属座谈会，介绍、表彰杨志远，对大家震动、启发很大，解除了顾虑，纷纷表示要积极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财政局干部刘全宗因是台属，前些年曾受过批判，思想负担沉重，一直不愿写信，这次会后，他即给其兄刘安瑞写了家信，也被福建前线台采用播出。
  县政协副主席周少珊，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1970年因病要求退职，1975年由于生活困难，本人又提出作退休处理。县委认为妥善解决周的问题，是落实党对统战人员的政策问题，也是调动这些人做好对台宣传工作的关键，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以退休处理，使他深受感动。他虽然年高眼花，也能积极撰写对台稿件，先后写了3篇揭露旧社会黑暗、国民党腐败，歌颂社会主义欣欣向荣、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的稿件，还给在台的老同事写了数封信件。
  郭柏先生是中央政府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之一，原籍武威，两个儿子均在我县工作，一个在财政局，一个在机械厂，老家再无亲属，党和政府为了安排好他的晚年生活，征得本人同意，安排到我县。县委又根据其儿子的意见，让他和机械厂的小儿子一起生活，在该厂家属院安排了一间房子，按政策每月发给生活费，冬季报销取暖费，我们还经常给他送学习资料、笔记本、稿纸、墨水等，和他进行交谈，了解并解决他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生病住院，县委领导到病房进行慰问，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身边。县委对郭柏先生的关怀，天水地委书记夏玉冰在1981年3月7日的全区对台工作会议上给予了高度赞扬。郭柏先生深感党的政策英明，一提起党对他的特赦释放，他无限感恩党和毛主席，每次表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竭尽全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台湾的军政界朋友多，而且文笔也好，他一直坚持写对台宣传稿件，采用率也是最高的，成了我们对台宣传的重要力量。省、地对台办也看重郭柏先生的行动，经常发函给我们，同郭柏先生约稿。随后他提出想回老家武威看看、走走，我们全力支持，给他儿子准了公假，陪他一同回故里，探亲访友。经过20多天的访故乡、探亲友、比今昔、叙别情，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回来后，顾不上休息，一连给去台的老朋友、老同事写了5封信，并且根据他在武威参观了解的情况，写了一组《武威漫游》的稿件，这些稿件送福建前线台被陆续播出。
  生活上关心照顾，工作中严格要求，政治上关怀备至，也是贯彻落实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1976年10月14日晚，因为失火，杨志远的住房、衣物等全被烧光，为解决火灾给他造成的困难，县委及时研究，把当时已经分派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一套住房，改分给了他，还发放了救济款，妥善安排了一家人的食宿问题，食品公司领导及职工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杨志远全家十分感动，他很快将这件事写信告诉他父亲：“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我们对去台人员亲属的子女，坚持不歧视和与其他人视同仁的政策，应该上山下乡的，我们们都安排上山下乡锻炼，招工进城时，也按条件安置。我们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而且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培养他们，严格要求他们，对在工作和思想上存在的缺点、错误给予批评，取得的成绩给予表扬，帮助他们进步，后来根据杨志远的表现，县委提拔他为县商业局副局长、县政协委员。他对台宣传的积极性更高了，先后配合我们撰写了多篇好的稿件，如介绍在宁夏工作的其弟一家的生活，介绍其女在省射击队的情况，以及他母亲给他父亲的谈话录音等，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杨志远的成长变化给所有去台人员亲属振奋很大，写对台宣传稿件的积极性很高，开创了对台工作的新局面。
  徽县籍黄振民女士，其夫原是国民党军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其兄黄家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主动带上妹妹从新加坡寄来的家信，到对台办公室来汇报思想，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及时详细的给他进行了讲解，并说明“这是通过第三方转寄的信，实际上他们居住在台湾”的情况，鼓励他继续使用这一渠道，用通信的方式加强交往，传递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统一祖国和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以后，他们两岸书信来往频繁，他经常带家信来让我们看，探讨回信主题，譬如去台人员他们非常注重先人的坟茔保护，我们就帮助他到黄家祖坟去拍照，把照片寄过去，澄清了一些错误传言。大概在1983年，黄振民来信要求其女张燕和舅舅黄家祥在香港会见，县对台办积极支持，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当时县公安局以内控人员为由不予盖章，情况反映到对台办以后，我们出面与公安局沟通，给办出境手续提供了方便，促成了黄家祥的香港之行，实现了海峡两岸亲人的团聚，开创了我县去台人员来港、回大陆探亲之先河。尔后，黄家祥对台宣传的积极性更高了，后被选为县政协委员。
  当然，在和台湾亲属通信中，我们也发现个别去台人员的亲属，为了向对台亲属多要点钱，不适当的夸大了生活的困难程度，使对方难以应对，我们发现这一倾向后，及时进行了教育，纠正了这一做法，保障了两岸的通信交往健康地发展。
  四、充分发动群众，积极为对台宣传写稿
  我们在组织专职人员和去台人员亲属组写对台稿件的同时，也注重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撰写对台稿件，如当时的县妇联主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我是怎样由一个孤儿成长为国家干部的》，揭露蒋帮统治下台湾儿童的悲惨遭遇，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伏家镇中坝村复转军人田光华用自己在旧社会被国民党拉兵，受尽折磨，后被解放入伍，成为光荣的子弟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亲身经历，讲明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军队两重天的道理。大家用深情的笔触，向在台的徽县籍同胞报告家乡的山、家乡的水以及土特产、教育、文化、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唤起了去台人员的思乡思人盼团聚、反台独、盼回归、盼统一的爱国之情。
  （马明春：原徽县文明办主任）
  栗川杜公祠、南禅寺遗址三次捡到金条始末
  范纪忠（口述）何仲文（整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现今的栗川乡杜公村原杜公祠、南禅寺旧址处，当地民众曾三次捡拾到金条，笔者是这三次事件的见证人之一，现将事情经过简单回忆如下。
  为了响应党中央提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1968年10月，栗川公社杜公大队山根生产队迅速行动，积极掀起了学大寨、兴修水平梯田的高潮，并决定在青崖沟的一块坡地里兴修水平梯田，这里曾经是南禅寺旧址，距离栗川杜公祠也不远，社员们在队长的带领下，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工地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有一天中午午休时，大家都原地坐下来，跟随队长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有一位名叫吴志全的老人在所坐的地埂边发现了一根刻有“盖积赤金”的金条，当时群众情绪高涨，都激动地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支部书记王思贤尽力控制让大家情绪慢慢稳定下来，经干部群众当场商议，将拾到金条这一重要事件及时向人民公社汇报。当即派了两个民兵去人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领导马上将情况汇报到徽县委。县委决定派县委副书记李则民去现场查看情况，副书记李则民现场了解后，将所拾金条带回县上保管。当时省委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礼县何家庄”的口号。为了从实际行动中学习“何家庄民兵连”精神，县上决定将此“宝物”捐献给礼县何家庄民兵连。后来何家庄民兵连在当时的形势下不敢收此“宝物”，就派人将此物还回徽县委。以后不知此物归放何处，不得而知。
  1971年10月间，农村正直秋收大忙季节，山根村群众在原南禅寺旧址所在的地块上拔小豆，当地一个叫康牛牡的群众从小豆树根下捡到一根金条，当时群情振奋，聚到一起争相观看，生产队长决定由当时的民兵连长王针同志将金条带上去人民公社汇报。汇报后在人民公社办公室开具拾物证明时，办公人员还未见过金条，想看一看，王针就从自己衣服包里去掏，一摸包里咋不见金条的影子了，仔细一检查，发现上衣兜里有一个小洞，当时王针吓坏了，慌里慌张跑出公社大门，顺来路去找丢失的金条，急急忙忙在路上寻找，一抬头碰见田庄村支部书记佘进荣，佘书记就问到：“老王干啥哩，跑得这么急？”“哎，我把金条丢了。”王针边走边说，眼睛一直盯着路面。“啥时间丢了的？”“刚才丢的。”“噢，我刚刚发现前面路边上的一个老太婆在自家的门槛上用斧头剁啥里，走，我们去看看。”佘支书把王针领去一看，老太婆放自家门槛上用斧头剁的就是刚才丢失的金条，老太婆说刚刚从大马路上捡到的，不认识是啥东西，已被用斧头砍了两道深印痕。王针当即把老太婆手中的金条要了回来，并立即返回公社办公室，开具拾到金条的证明，一并带回村社。经生产队干部上会研究，决定将金条由当时在山根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带回天水进行买卖处理，变卖成现金后，生产队将此钱购买了几辆农用架子车，以及铁锨、锄头等，供生产队集体使用。
  1976年秋，栗川公社杜公大队山根生产队农民吴志全在南禅寺遗址所在的地块里耕地时，发现铧犁尖上有一个明晃晃的东西，捡起来和其他几个人互相传看，确认是一根金条。当即给生产队长报告，生产队当即组织社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扭着秧歌，载歌载舞，来到栗川人民公社汇报捡到金条一事。公社领导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当即给县上领导作了汇报。后来县上决定将此金条收缴县文化馆保存。后又由县文化馆移交给天水地区文化馆鉴定处理。据听说鉴定结果是当时价值3600元。1982年8月天水地区文化馆通知县文化馆，给当年拾到金条的农民吴志全颁发奖金500元，以奖励其拾宝有功，并通知本人到县文化馆领取。吴志全接到通知后即到县文化馆领奖金，因为当时还没有办理身份证，县文化馆办公人员要求其在所在大队开具身份证明，就可以领取奖金。吴志全回来后即找到时任杜公大队的文书何仲文，给其开具了身份证明。第二天带上证明领回了奖金。
  （范纪忠：栗川乡杜公村村民；何仲文：栗川乡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