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李国柱，中共党员，退休干部（退休前任徽县体育委员会主任），生于1934年10月10日，甘肃徽县水阳镇马王庙村人，现年83岁（图1）
解放前夕的1949年10月（徽县是1949年12月解放的），当时我在徽县北街吴山脚下北小读书，胡宗南兵败来到徽县四处抓壮丁，地保带着人到我家抓我，两次扑空，最后在学校门口抓住了我，那年我刚16岁，他们把我关在警卫团，当时还有徽县的张志刚等人，我们被训练了一段时间，就随国民党部队离开徽县到四川绵竹县，在那里，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团，被分配到26军77师231团当战士。
1950年10月底，部队来到辽宁营口换上志愿军服装，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先到新义州。白天敌人的飞机四处轰炸，我们隐蔽在树林里，晚上行军，每人背上全部武装，一夜急行军一百多华里。敌人的照明灯一个接一个，如果发现我们志愿军，机枪就像雨点一样扫来，我们边藏边跑，最后来到堡川前线，当时我已是副班长了。我们进入阵地后，连部给我们的任务是死守川口的一个小山头，排长把我们班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三个人，班长带了第一组守在阵地的中间，我带了二组守在阵地的左侧，第三组守在右侧。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三天三夜，敌人飞机不断地来轰炸，敌机飞来我们就进入防空洞，敌机一走，我们就立即进入阵地，在这里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来时100多人，战后仅剩20多人。
一天下午，我发现又来了一辆敌人的坦克，我让两个战士作掩护，我冲上去，左臂夹着炸药包，右手投出了一个手投堡垒（这是当时苏联生产的专门打坦克的近距离武器，和手榴弹不一样），然后甩出了炸药包，敌人的坦克爆炸了，我觉得右臂冰凉失去知觉，鲜血湿透衣服，人也不太清醒了。后来才知道在我向敌人坦克投弹时，我的右臂不幸被敌人枪弹打着，班长见我负了伤，把我撤下阵地。
1951年春天，我被送到国内东北辽宁海龙人民医院治疗。在治疗中我的胳臂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但还有一个子弹没有取出来，一直留在我的右臂上侧的体内至今没有取出来。（因为这个子弹是美国人的卡宾枪子弹，子弹虽小，一半插入骨头一半留在肉体，如果要取出子弹，这个胳臂有可能轻着患骨髓炎，重着截肢）每逢天阴下雨，胳臂痛得穿衣服都很困难，部队给我发了六级伤残军人证书。我现在保存的印有朝鲜文的抗美援朝军功章和证书（图2），就是那个时候9兵团政治部给我发的（当时是战争时期，功章是由上面发到基层单位，再发给本人的）。年底，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我又返回部队来到朝鲜，被分配到9兵团政治部给政治部主任淳杰当警卫员。
1952年，我们志愿军打到大丘附近，战争很激烈，你打来我打去，牺牲的人很多。朝鲜战争打得非常艰难，敌人凭着他们的飞机优势，不断破坏我们的运输线，致使我军前沿阵地寄养供不上，吃饭喝水非常困难，11月份，战士们没有棉帽子戴，只有用羊肚手巾裹在头上来御寒。
1953年，双方在板门店谈判，我跟随首长来到这里，在外围作警戒。7月27日，双方在谈判桌上签了字。年底，有一次我跟淳主任到一个会场去作报告，经过一个院落，突然从路旁的院墙内飞出一颗手榴弹，我一步上前推过首长，拾起扔回墙内，手榴弹在院墙内爆炸了，事后部队给我记了二等功，这个证书在我战争结束后上学期间弄丢了。
1956年春，我回到国内杭州，考入了解放军空军第一军事预校，学了二年文化课，三年军事课。在学校期间，由张国庆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6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3152部队任团部作战参谋，后任连长。在部队我共获得了4枚军章，这四枚军章至今我还保存着（附图3：纪念章、军功章图片）。
解放前夕的1949年10月（徽县是1949年12月解放的），当时我在徽县北街吴山脚下北小读书，胡宗南兵败来到徽县四处抓壮丁，地保带着人到我家抓我，两次扑空，最后在学校门口抓住了我，那年我刚16岁，他们把我关在警卫团，当时还有徽县的张志刚等人，我们被训练了一段时间，就随国民党部队离开徽县到四川绵竹县，在那里，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团，被分配到26军77师231团当战士。
1950年10月底，部队来到辽宁营口换上志愿军服装，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先到新义州。白天敌人的飞机四处轰炸，我们隐蔽在树林里，晚上行军，每人背上全部武装，一夜急行军一百多华里。敌人的照明灯一个接一个，如果发现我们志愿军，机枪就像雨点一样扫来，我们边藏边跑，最后来到堡川前线，当时我已是副班长了。我们进入阵地后，连部给我们的任务是死守川口的一个小山头，排长把我们班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三个人，班长带了第一组守在阵地的中间，我带了二组守在阵地的左侧，第三组守在右侧。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三天三夜，敌人飞机不断地来轰炸，敌机飞来我们就进入防空洞，敌机一走，我们就立即进入阵地，在这里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来时100多人，战后仅剩20多人。
一天下午，我发现又来了一辆敌人的坦克，我让两个战士作掩护，我冲上去，左臂夹着炸药包，右手投出了一个手投堡垒（这是当时苏联生产的专门打坦克的近距离武器，和手榴弹不一样），然后甩出了炸药包，敌人的坦克爆炸了，我觉得右臂冰凉失去知觉，鲜血湿透衣服，人也不太清醒了。后来才知道在我向敌人坦克投弹时，我的右臂不幸被敌人枪弹打着，班长见我负了伤，把我撤下阵地。
1951年春天，我被送到国内东北辽宁海龙人民医院治疗。在治疗中我的胳臂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但还有一个子弹没有取出来，一直留在我的右臂上侧的体内至今没有取出来。（因为这个子弹是美国人的卡宾枪子弹，子弹虽小，一半插入骨头一半留在肉体，如果要取出子弹，这个胳臂有可能轻着患骨髓炎，重着截肢）每逢天阴下雨，胳臂痛得穿衣服都很困难，部队给我发了六级伤残军人证书。我现在保存的印有朝鲜文的抗美援朝军功章和证书（图2），就是那个时候9兵团政治部给我发的（当时是战争时期，功章是由上面发到基层单位，再发给本人的）。年底，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我又返回部队来到朝鲜，被分配到9兵团政治部给政治部主任淳杰当警卫员。
1952年，我们志愿军打到大丘附近，战争很激烈，你打来我打去，牺牲的人很多。朝鲜战争打得非常艰难，敌人凭着他们的飞机优势，不断破坏我们的运输线，致使我军前沿阵地寄养供不上，吃饭喝水非常困难，11月份，战士们没有棉帽子戴，只有用羊肚手巾裹在头上来御寒。
1953年，双方在板门店谈判，我跟随首长来到这里，在外围作警戒。7月27日，双方在谈判桌上签了字。年底，有一次我跟淳主任到一个会场去作报告，经过一个院落，突然从路旁的院墙内飞出一颗手榴弹，我一步上前推过首长，拾起扔回墙内，手榴弹在院墙内爆炸了，事后部队给我记了二等功，这个证书在我战争结束后上学期间弄丢了。
1956年春，我回到国内杭州，考入了解放军空军第一军事预校，学了二年文化课，三年军事课。在学校期间，由张国庆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6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3152部队任团部作战参谋，后任连长。在部队我共获得了4枚军章，这四枚军章至今我还保存着（附图3：纪念章、军功章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