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宋生民，中共党员，生于1925年12月3日，1949年8月10日参军。民政资料：1952年2月10日复员，本人回忆：1955年3月复员，甘肃徽县城关镇西寺村瓦窑沟口社人，现年92岁（图1）
掩埋地下党
解放前，我家住在徽县南河村西坡山上吴治军家的院子里，吴治军当时是西坡山上的一个大财东，他弟弟吴治国是解放前徽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吴治军的女婿杨映才是地下党，经常联系一些人来家里开会。有个叫郭茂胜的人，是给吴治军家看弹棉花机子的，有时开会叫我俩也参加，说把我俩的名子都写上了，郭茂胜是地下党，解放前被伏家镇保安队打死在伏镇稻田里。
1949的秋天，吴治军听到风声紧，县特务队到处搜查地下党，叫杨映才躲到丁义安家去，结果被一个女人看见了，报告给特务队，特务队来了一些人把丁有安、杨映才拉住抓走了，关在城里严刑拷打，问谁都是共产党，他们俩死活不说，特务们把丁义安的脚趾头剁了，手指头钉上竹签，疼的他死去活来，始终没有说出一个人，最后保安队把他俩拉到西门外下河坝的柳树行杀害了（解放后这两个人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载入徽县县志）。杀害他俩的地方，就是现在徽县金源广场下出口的滨河路边，那时那里柳树很多，荒无人烟。
当时，保安队押着他俩出来时，在西门口，杨映才她姑偷偷地给保安队执行人包里塞了三块大洋，杨映才身上挨了两枪死了，丁义安的头被打了个稀巴烂。晚上吴治军叫上我，还有杨映才的侄娃百顺，我又叫了张德胜、豆留仓，我们四个悄悄地来到柳树行，把杨映才抬到西坡山河边，就是现在商场后门桥头那边，去马莲沟的那个地方，准备埋了。吴治军说：“我们是亲戚，谁要来问我好说，你们赶快走，不要受牵连，我来埋。”
我回到家里左右睡不着，就跑到后沟里给我拜大割高粱。中午，县特务队的蒲发祥来村里问一个人，说给杨映才收尸你去没去?那人说，他没去，也不知道都是谁去哪。中午村上那人对我说，特务队四处打听给杨映才收尸的人，如果你知道小心点。我悄悄地来到吴治军家对吴治军说：“现在特务队到处查人，你说咋办?”吴治军说：“你拿点吃的先藏在我家房后大坟里，我不叫你别出来，我想办法。”
入伍参军
1949年8月，徽县住了很多国民党的兵，国民党18军团部也驻扎在徽县，兵团医院设在徽县城内后西街，骡马队安在城内北街大槐树下的酒房。吴治军有个亲戚在军团医院，吴治军通过亲戚到团部说：“你们不是在招兵吗，我邻居的两个娃娃想当兵，我担保这是两个好娃娃，没有啥问题。”就这样，他就给我俩报了名，领来军装。回来后，他把我叫来，说了情况。我说：“我俩虽然穿上军装，但城里有些人还是认得出，怕不安全。”吴治军又去了趟兵团部，天刚黑，兵团部来了两个人，一个腰里挎了把手枪，一个背了一支卡宾枪，他们把我俩带进城，我被安排在县城北街大槐树下酒房的马队给军部喂马。几天来，我没敢出门缝。
七八天后，军团部离开徽县时，我又担保叫张忠，张孝兄弟俩也当了兵。
我们骡马队30多人，医院也有30多人，我们两家一起行动，走了几天来到宁强，在场河坝住了一夜。
8月底，我们来到四川广元，来人说，我们部队已起义了，让我们把国民党军装上的帽徽、胸前的军徽取掉，部队的番号暂叫咒语部队。我们在广元住了十多天，部队开到成都，我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换上解放军的帽徽和军徽。我被编入解放军18军，军长叫张国华。部队当时给我们发了起义证，我的后来弄丢了。
四川剿匪
成都改编后，部队开到四川永川，在永川张忠被调到一个团部当通讯员，张孝被分到卫生队当卫生员。我们团去剿匪，说徐林有一股土匪，其实是国民党的残余流窜部队，我们一去他们跑了。后来传来命令说，山台有一个国民党的炮兵师，我们上去爬在城外的草地上，下午五点左右，部队打了颗信号弹，我们一起开火，机枪炮弹像雨点一样，打了一阵，敌人投降了。我们部队又回到成都郊外的石桥镇，后来又到双流，再到新金。腊月底，我们来到群来剿匪，我们一去，敌人跑了。我们进城时，不注意踩上了敌人埋下的地雷，死了好几个人。突然，敌人又上来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打了一夜仗，天亮了我们的援兵一到，敌人又跑了。这一仗，我们团晚上牺牲了好多人，后来，来了个团把我们换了下来。我们又到界牌镇住下，早上正上操，来了两个人哭哭泣泣说，他们镇子上来了一股土匪，团里让去一个班，连长让我们班去。我们班一共9个人，一挺机枪，班长是郑州人，姓王。其实，来报信的人是土匪，我们不知道，我们刚一进镇，敌人就开枪了，打倒了我们两个战士，一个死了，一个后来救活了。班长忙把我们几个带到一个竹桥下，把机枪架在草丛中，让几个趴在菜地里，几个蹲在桥下，忙生了一堆火，敌人远处一看，这是几个闲人，就没过来。后来我们部队又来了两个营，敌人又跑了。我们又来到双流，在双流时己是大年跟前了，我们打扫个人卫生和驻地环境卫生，准备过新年。因为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新年，过年时，在成都所有的部队都参加了城里大游行，要求我们衣着整齐，挺胸抬头，步伐有力。我是机枪预备手，扛了挺机枪，当时部队规定：没有口令不能换，换肩时听口令一起换。游行进行了四个多小时。
过完年，我们又来到一个县，具体县名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县城在河边，在那里军部把我们步兵重新组织了一个团——西南军区工兵团，主要任务是架浮桥，从此我们成为浮桥兵。解放西藏时，上级把我们调去，我们到了西藏的柳树荫接到命令，又返回到四川泸定县城边，离泸定桥二三百米，住在一个小街道边，旁边有个学校，江边有个大槐树，我们的团部就设在大树下，我们的任务就是摆渡物资过江。去西藏的部队从桥上过，所有的物资从江上过，如枪子弹药，大炮，马车，汽车等。摆渡主要用的是气垫船。到了8月份，上级要求我们架个浮桥，江面没多宽，但水流很急，一根8号钢丝绳拉了几天没拉过去，后来上级派来了两个工程师，工程师看了江上水流，安排在江两边打上木桩，把钢丝绳绑在木桩上，这样我们把钢丝拉过去了，在后来6号，5号都拉过去了。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上级又把我们调到永川修火车站。
入朝作战
在永川我们修了半个多月火车站，上级又把我们团调到一个地方（地名我记不清了），对我们进行挑选，说是准备去朝鲜。当时个头小的、有伤残的全都留了下来，选后又补充来了一些新人。然后，部队开到郑州泗水住了四五天，上火车拉到山海关，住在吉林松花江边的一个压轴场。我记得离丰满发电站很近，部队在那里进行训练，训练了一段时间，又挑选人，这次很严格，看眼睛、看耳朵、看个子、看身体、测肺活量、测手力等，经过挑选一些人又被留下，我很荣幸被选上了。选后又补充了些新人，我们又学习，又训练了一个半月，当时，发给我们学习操作的材料有牵引擎，操轴机等。我们一边学一边试着架浮桥，从15吨，到25吨，35吨，70吨，最后架了90吨的浮桥，只用了54分钟时间，被苏联人验收通过。随后，我们换上志愿军服装，开到安东，住在鸭绿江上游的七道沟，在那里住了五六天。
到了1951年3月初，我们就进入了朝鲜，住在一个山沟里。没有房子，我们就动手盖了几间简易房，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抢修公路。到了6月份，我们在青川江上连夜架浮桥，浮桥是架在江的石峡口，是用铁船一个一个联起来的。天亮了，我军的车还没过完，敌人的飞机来了，看见我们架的浮桥，又是丢炸弹，又是丢燃烧弹，我们立即四散，那一次我们团牺牲了十几个人。7月底我们又回到中朝边界，住在安东市兴隆街，搞“三查五反”运动。
1952年，我们又来到中朝边界线上的济安，守去朝鲜的一个木桥，观察江面的封冻情况，江面结冰的颜色，如果是白色就能过车走人，如果是青色就不能过车只能走人。同时还要防止冰化涌起的冰堆，对木桥冲撞的危险。我们就在离桥五六十米上游的江面上摆上石头，石头摆成方形，其目的就是让冰能够破碎融化，这就叫破冰。当时部队的人手不够，就叫来地方上的民工帮忙，排长让我带上民工上山挖石头，再运到江边，战士们再把石头摆在江面的冰上。冰潮来的时候，我们要用炸药包把冰潮炸开，防止冲毁桥。炸冰潮时，我们有分工，观察的观察，包炸药的包炸药，搞装置的搞装置，爆破的爆破。爆破对导火索的要求特别高，导火索不能长，也不能短，长了炸药包丢进水里一时不能爆炸，被水泡灭了，短了对丢包的人有危险。如果冰潮离桥近了，即要炸开冰潮，又要不能伤木桥。天气非常冷，我们排出的尿，一排出就结成一块冰，有时手指冻得不听使唤。一次破冰，我们七天七夜没眨眼缝，大家走路只倒跤（就是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这是1952年底的事。
1953年，我们又到那里搞了一次破冰。7月，朝鲜停战后，我们住在安东市的九联城，主要学习政治，啥叫社会主义，啥叫合作化，让我们回家后搞社会主义合作化。在朝期间国家为我们颁发了纪念奖章（图2），成为我今后工作的一大鼓励。
复员回乡
1955年2月，我们在安东市坐上火车一直到天水，在天水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水把我们送到徽县。回来报到后，组织上安排我去铁路上工作，我嫌父母老了没人照顾，我就没去。
1955年7月，经胡生财介绍，我在城关镇（那时叫城关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区长叫林庆龙，是他主持宣誓的。我复员回村后，一直担任村基层干部，几次被镇上评为优秀党员，1991年元月城关镇党委给我发了“参加革命四十年，光荣离职”的荣誉证书（图3）。现在我家里生活还好，我身体还可以，比起当年那些在战场上牺牲了的人，觉得我很幸福。
掩埋地下党
解放前，我家住在徽县南河村西坡山上吴治军家的院子里，吴治军当时是西坡山上的一个大财东，他弟弟吴治国是解放前徽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吴治军的女婿杨映才是地下党，经常联系一些人来家里开会。有个叫郭茂胜的人，是给吴治军家看弹棉花机子的，有时开会叫我俩也参加，说把我俩的名子都写上了，郭茂胜是地下党，解放前被伏家镇保安队打死在伏镇稻田里。
1949的秋天，吴治军听到风声紧，县特务队到处搜查地下党，叫杨映才躲到丁义安家去，结果被一个女人看见了，报告给特务队，特务队来了一些人把丁有安、杨映才拉住抓走了，关在城里严刑拷打，问谁都是共产党，他们俩死活不说，特务们把丁义安的脚趾头剁了，手指头钉上竹签，疼的他死去活来，始终没有说出一个人，最后保安队把他俩拉到西门外下河坝的柳树行杀害了（解放后这两个人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载入徽县县志）。杀害他俩的地方，就是现在徽县金源广场下出口的滨河路边，那时那里柳树很多，荒无人烟。
当时，保安队押着他俩出来时，在西门口，杨映才她姑偷偷地给保安队执行人包里塞了三块大洋，杨映才身上挨了两枪死了，丁义安的头被打了个稀巴烂。晚上吴治军叫上我，还有杨映才的侄娃百顺，我又叫了张德胜、豆留仓，我们四个悄悄地来到柳树行，把杨映才抬到西坡山河边，就是现在商场后门桥头那边，去马莲沟的那个地方，准备埋了。吴治军说：“我们是亲戚，谁要来问我好说，你们赶快走，不要受牵连，我来埋。”
我回到家里左右睡不着，就跑到后沟里给我拜大割高粱。中午，县特务队的蒲发祥来村里问一个人，说给杨映才收尸你去没去?那人说，他没去，也不知道都是谁去哪。中午村上那人对我说，特务队四处打听给杨映才收尸的人，如果你知道小心点。我悄悄地来到吴治军家对吴治军说：“现在特务队到处查人，你说咋办?”吴治军说：“你拿点吃的先藏在我家房后大坟里，我不叫你别出来，我想办法。”
入伍参军
1949年8月，徽县住了很多国民党的兵，国民党18军团部也驻扎在徽县，兵团医院设在徽县城内后西街，骡马队安在城内北街大槐树下的酒房。吴治军有个亲戚在军团医院，吴治军通过亲戚到团部说：“你们不是在招兵吗，我邻居的两个娃娃想当兵，我担保这是两个好娃娃，没有啥问题。”就这样，他就给我俩报了名，领来军装。回来后，他把我叫来，说了情况。我说：“我俩虽然穿上军装，但城里有些人还是认得出，怕不安全。”吴治军又去了趟兵团部，天刚黑，兵团部来了两个人，一个腰里挎了把手枪，一个背了一支卡宾枪，他们把我俩带进城，我被安排在县城北街大槐树下酒房的马队给军部喂马。几天来，我没敢出门缝。
七八天后，军团部离开徽县时，我又担保叫张忠，张孝兄弟俩也当了兵。
我们骡马队30多人，医院也有30多人，我们两家一起行动，走了几天来到宁强，在场河坝住了一夜。
8月底，我们来到四川广元，来人说，我们部队已起义了，让我们把国民党军装上的帽徽、胸前的军徽取掉，部队的番号暂叫咒语部队。我们在广元住了十多天，部队开到成都，我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换上解放军的帽徽和军徽。我被编入解放军18军，军长叫张国华。部队当时给我们发了起义证，我的后来弄丢了。
四川剿匪
成都改编后，部队开到四川永川，在永川张忠被调到一个团部当通讯员，张孝被分到卫生队当卫生员。我们团去剿匪，说徐林有一股土匪，其实是国民党的残余流窜部队，我们一去他们跑了。后来传来命令说，山台有一个国民党的炮兵师，我们上去爬在城外的草地上，下午五点左右，部队打了颗信号弹，我们一起开火，机枪炮弹像雨点一样，打了一阵，敌人投降了。我们部队又回到成都郊外的石桥镇，后来又到双流，再到新金。腊月底，我们来到群来剿匪，我们一去，敌人跑了。我们进城时，不注意踩上了敌人埋下的地雷，死了好几个人。突然，敌人又上来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打了一夜仗，天亮了我们的援兵一到，敌人又跑了。这一仗，我们团晚上牺牲了好多人，后来，来了个团把我们换了下来。我们又到界牌镇住下，早上正上操，来了两个人哭哭泣泣说，他们镇子上来了一股土匪，团里让去一个班，连长让我们班去。我们班一共9个人，一挺机枪，班长是郑州人，姓王。其实，来报信的人是土匪，我们不知道，我们刚一进镇，敌人就开枪了，打倒了我们两个战士，一个死了，一个后来救活了。班长忙把我们几个带到一个竹桥下，把机枪架在草丛中，让几个趴在菜地里，几个蹲在桥下，忙生了一堆火，敌人远处一看，这是几个闲人，就没过来。后来我们部队又来了两个营，敌人又跑了。我们又来到双流，在双流时己是大年跟前了，我们打扫个人卫生和驻地环境卫生，准备过新年。因为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新年，过年时，在成都所有的部队都参加了城里大游行，要求我们衣着整齐，挺胸抬头，步伐有力。我是机枪预备手，扛了挺机枪，当时部队规定：没有口令不能换，换肩时听口令一起换。游行进行了四个多小时。
过完年，我们又来到一个县，具体县名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县城在河边，在那里军部把我们步兵重新组织了一个团——西南军区工兵团，主要任务是架浮桥，从此我们成为浮桥兵。解放西藏时，上级把我们调去，我们到了西藏的柳树荫接到命令，又返回到四川泸定县城边，离泸定桥二三百米，住在一个小街道边，旁边有个学校，江边有个大槐树，我们的团部就设在大树下，我们的任务就是摆渡物资过江。去西藏的部队从桥上过，所有的物资从江上过，如枪子弹药，大炮，马车，汽车等。摆渡主要用的是气垫船。到了8月份，上级要求我们架个浮桥，江面没多宽，但水流很急，一根8号钢丝绳拉了几天没拉过去，后来上级派来了两个工程师，工程师看了江上水流，安排在江两边打上木桩，把钢丝绳绑在木桩上，这样我们把钢丝拉过去了，在后来6号，5号都拉过去了。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上级又把我们调到永川修火车站。
入朝作战
在永川我们修了半个多月火车站，上级又把我们团调到一个地方（地名我记不清了），对我们进行挑选，说是准备去朝鲜。当时个头小的、有伤残的全都留了下来，选后又补充来了一些新人。然后，部队开到郑州泗水住了四五天，上火车拉到山海关，住在吉林松花江边的一个压轴场。我记得离丰满发电站很近，部队在那里进行训练，训练了一段时间，又挑选人，这次很严格，看眼睛、看耳朵、看个子、看身体、测肺活量、测手力等，经过挑选一些人又被留下，我很荣幸被选上了。选后又补充了些新人，我们又学习，又训练了一个半月，当时，发给我们学习操作的材料有牵引擎，操轴机等。我们一边学一边试着架浮桥，从15吨，到25吨，35吨，70吨，最后架了90吨的浮桥，只用了54分钟时间，被苏联人验收通过。随后，我们换上志愿军服装，开到安东，住在鸭绿江上游的七道沟，在那里住了五六天。
到了1951年3月初，我们就进入了朝鲜，住在一个山沟里。没有房子，我们就动手盖了几间简易房，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抢修公路。到了6月份，我们在青川江上连夜架浮桥，浮桥是架在江的石峡口，是用铁船一个一个联起来的。天亮了，我军的车还没过完，敌人的飞机来了，看见我们架的浮桥，又是丢炸弹，又是丢燃烧弹，我们立即四散，那一次我们团牺牲了十几个人。7月底我们又回到中朝边界，住在安东市兴隆街，搞“三查五反”运动。
1952年，我们又来到中朝边界线上的济安，守去朝鲜的一个木桥，观察江面的封冻情况，江面结冰的颜色，如果是白色就能过车走人，如果是青色就不能过车只能走人。同时还要防止冰化涌起的冰堆，对木桥冲撞的危险。我们就在离桥五六十米上游的江面上摆上石头，石头摆成方形，其目的就是让冰能够破碎融化，这就叫破冰。当时部队的人手不够，就叫来地方上的民工帮忙，排长让我带上民工上山挖石头，再运到江边，战士们再把石头摆在江面的冰上。冰潮来的时候，我们要用炸药包把冰潮炸开，防止冲毁桥。炸冰潮时，我们有分工，观察的观察，包炸药的包炸药，搞装置的搞装置，爆破的爆破。爆破对导火索的要求特别高，导火索不能长，也不能短，长了炸药包丢进水里一时不能爆炸，被水泡灭了，短了对丢包的人有危险。如果冰潮离桥近了，即要炸开冰潮，又要不能伤木桥。天气非常冷，我们排出的尿，一排出就结成一块冰，有时手指冻得不听使唤。一次破冰，我们七天七夜没眨眼缝，大家走路只倒跤（就是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这是1952年底的事。
1953年，我们又到那里搞了一次破冰。7月，朝鲜停战后，我们住在安东市的九联城，主要学习政治，啥叫社会主义，啥叫合作化，让我们回家后搞社会主义合作化。在朝期间国家为我们颁发了纪念奖章（图2），成为我今后工作的一大鼓励。
复员回乡
1955年2月，我们在安东市坐上火车一直到天水，在天水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水把我们送到徽县。回来报到后，组织上安排我去铁路上工作，我嫌父母老了没人照顾，我就没去。
1955年7月，经胡生财介绍，我在城关镇（那时叫城关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区长叫林庆龙，是他主持宣誓的。我复员回村后，一直担任村基层干部，几次被镇上评为优秀党员，1991年元月城关镇党委给我发了“参加革命四十年，光荣离职”的荣誉证书（图3）。现在我家里生活还好，我身体还可以，比起当年那些在战场上牺牲了的人，觉得我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