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杨振华，男，汉族，原名杨锦峰，现名杨振华，高中文化程度，徽县永宁镇青山村人，祖籍，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大安乡，生于1924年3月。
革命简历
民国32年（1943年），在徽县旧城（现徽县城关镇先农街）被国民党抓去当兵。
1946年10月至1949年7月，在延安加入八路军教导旅1团2营4连，并在陕西及四川各处辗转作战，期间曾被国民党俘虏。
1949年8月，退伍回家务农至今。
细节概述
我在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之前，随祖父在徽县旧城租房做杂货生意。民国32年（1943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被当地的保长带人抓走，送到国民党徽县暂时接兵站。接兵站设在县城南街一户姓焦的人家，具体负责人是上面派来的一位姓孟的营长，当时，我们被关在二楼。由于要凑够一个连的人才上报，所以我们在徽县被关了半年多。直到11月份，徽县才把我们送到兰州国民党部队。由于在押期间，坏人给我们吃的不好，我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人样。当时在移交我们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看着我们惊讶地说：“这是怎么了?这还能行军打仗吗?”后来，就安排我们在部队休息了一个多月，有了人样，叫我们去挖煤，一个班一个星期轮流挖。我们挖了有半年多，被交到国民党3军17师三营二连，正式成为一名军人，营长姓董，湖南人。在兰州我们驻了一年多。
民国34年（1945年）农历11月份，我们从兰州转移到东乡镇，原来的连长、班长都换了。新换连长姓梁，四川人，班长姓贾。在行军的路上连长对我们不好，每当休息做饭的时候，他都让全连做工事，不留做饭的战士。一般工事还没有做完，上面的命令下来了，战士们只好饿着肚子，憋着气行军。部队经过定西、会宁、平凉、荆县时，已有不少人跑了。后来到了通化，我们住了下来，过了年，又接来一批新兵，给我们连补充兵力，听说是青海的。之后，部队又出发到迁阳。由于连长不断地虐待士兵，又有人员逃跑。一次，有一个逃跑时被连长抓住了，为了杀一儆百，说要晚上活埋。副连长和班长都觉得小伙儿可惜，商量想把小伙救下。于是，白天班长出去买了些酒，连长派人打了些野味儿，吃饭时，你一杯我一杯，不断地向连长敬酒，后来把连长给灌醉了。到了傍晚，班长叫我们找了个高一点的地方，先把坑挖好，又重新把土填上，做好这些以后，副连长和班长派人把连长搀扶了过来叫他检查，连长看着新埋的“坟”，站在上面踩了几下，嘴里骂骂咧咧地说：“我看以后还有人跑吗?”然后他让战士们又埋了点土，才叫人把他搀扶回连部。副连长和班长见连长走了，在小树林叫出那个逃兵，问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黑娃，副连长说：“小伙儿，你赶紧逃吧！”可是他的胆子都差点被吓破了，死活不逃了。于是我就对副连长和班长说：“我带他逃吧，你们也知道，我和连长也不和，他一直在找机会整我，如果我不逃，也有可能把我也活埋了呢。”副连长和班长看了我一会儿说：“好吧，你带着他一起逃吧！”副连长和班长一人给我两个铜板，于是我带着他就没命地逃跑。在路上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黑蛋，是青海人，回民。他让我给他起个名，因为我们徽县好些回民都姓马，于是我就给它起名叫马有才。我们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只知道逃跑。大概有五点钟左右吧，我们逃到一个河边，发现有人在饮马，他们见我们的样子就叫住我们问：“你们去哪儿?是不是逃出来的?”我听了有些害怕，没有回答。他说：“你们不用怕，我没有恶意，你们能逃到哪儿去?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如果被抓住了，只有死，不如你跟我们走吧！”他引我们见了他们的连长。连长人看起来挺好，他说：“我们是辎重连，专门喂马驮弹药的”，他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着我们，过了一会儿问我：“你会写字吗?”我说：“会”，于是他就叫我写了几个字，接着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杨锦峰，他说：“你留在连队，让他（马有才）去班里吧！”。马有才死活不去，最后连长也让他留在了连部。
转眼已到1946年10月，一天，我们去拉草料，一人拉一匹马和一头毛驴，一共去了一个连。走到一个大村庄，班长给我们说：“你们在这儿等，我去找人。”一会儿，保长来了，叫我们把马拴在树上，人跟他来。走了一会儿，他指着我们说：“你们去哪个仓库，你们去哪个仓库。”我们一进去，房门就被锁上了，里面什么都看不见。不管我们咋喊，没人理睬。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送吃的来。也不晓得过了几天，外面来人把大门打开，蒙上我们的脸，把我们一个个押上车，什么也没说，开车就走。车走走停停，大概有两三天吧，他们说到了，这时就听见有人说：“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下了车，把脸上蒙的去掉，有好多同志端来煮熟的玉米给我们吃，还有的同志说：“你们国民党的部队吃的是白面馍馍，我们人民的军队吃的是这个”。第二天，我才知道这支部队是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是共军，我们被编为八路军教导旅1团2营4连，从次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3月，国民党为了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向延安发起进攻。有一次，敌机在轰炸金盆湾时，一个炮弹落在我不远处，把雪炸起，埋在我身上，马有才把我挖出来，不顾死命的背着我跑。在一个山上，我让他把我放下，我说有点口渴，于是他下山去找水，后来再也没有回来。我在山上被部队救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他。
1948年2月28日至3月1日，按照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原一、二、三、四、六5个纵队7.2万人的优势兵力，在宜川、黄龙境内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宜瓦战役，战斗历经了三天，共歼灭国民党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3万余人。我们在瓦子街与敌展开战斗。这次战役，是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歼灭战，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整个战略形势，打开了进攻渭北，威逼关中，策应中原的门户，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之后，部队在陕西的眉县驻扎整训。直到翌年春节过后，春暖花开，天气回暖，部队整训结束，我们向马兰进发。到马兰以后，大部队全体休息，做解放陕西旬邑县张洪镇和枸杞县准备。后来在彭老总的指挥下，顺利解放了这两个地方，之后部队又向陕西彬县出发。
在彬县，虽然敌人的主力部队很少，大都是保安部队，但抵抗却非常顽固。我军攻城时间定在凌晨六点。首先，爆破连的同志在六点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将北城门楼子先行炸毁。随后，我们及时吹响冲锋号，号声震天，指导员同志率先高喊“同志们，冲啊！”就带领我们全体战士冲杀进去。我们边冲边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霎时，喊杀声响成了一片，我们迅猛地冲到了街道中心，但敌人提前占领了制高点，再加上重兵器，各个道口都被火力封锁，使得我军战士不能靠近攻击，伤亡惨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指导员尽管年轻，但作战打仗很有头脑，经验丰富，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于是将我们连队带进一个老乡的院子里隐蔽起来，敌人误以为我们撤退了，火力渐渐地弱了下来，这时指导员迅速做出决定，率领我们猛然冲出老乡的院子，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杀啊！”同时我们的大炮和机枪也向敌人的阵地一起开火。一时间，枪炮声和喊杀声惊天动地，战士们如天兵天将下凡，猛烈地冲向敌人的阵地。只听见头顶上子弹嗖嗖响，一不注意，一颗子弹打掉了我的帽子，所幸我没有受伤。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冲上敌人阵地，敌人看到英勇的解放军，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跑得无影无踪。我军追了十几公里，仍不见敌人踪影，才停止追击。连长和指导员带领我们返回阵地，清理人数，打扫战场。
作战完毕，我们部队在彬县休息。凌晨四点钟，又出发，准备解放麟游、凤翔及宝鸡等地。当时已经是四月份，天气炎热，于是我们就在宝鸡休息了一天，第二天部队改变了方向，向陕西北部进发，解放县功镇和千阳县。千阳解放后，在千阳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五点，部队又向北出发，到达甘肃镇原县屯字镇。在屯字镇住了一夜，第二天饭罢，团长给我们讲：“前面有敌情，匪首便是马鸿逵，是他挡着我们前进的道路，部队首长命令我们掩护大部队撤退。”讲完，我们立刻就地做工事，挖散马坑。工事还没有做好，马鸿逵的骑兵加步兵就向我们的阵地冲来。我们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扫射，但终因寡不敌众，阵地失守。当时，我们团的很多战士都牺牲了，团长营长连长也都牺牲了，我是副机枪手，机枪手牺牲之后，我随即补上，抬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击毙了几十个敌人，后来没子弹了，我看其余战士都撤退了，也就顺着一个土坎往下撤，结果一面悬崖挡住了去路，眼看着敌人追上来了，我急忙将自己携带的机枪扔下了悬崖，心想：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让敌人把自己的机枪拿去再打自己人。随即，我也纵身跳下了悬崖，不料悬崖下面是一条大路，我竟然没有受一点伤，正准备跑的时候，敌人的大部队追了过来，我被他们抓住，敌人叫我给他们背枪、拉马。就这样，我成了敌人的俘虏。
当天晚上，敌人把我分到82师步兵部队。第二天，敌人叫我抬了一天八二迫击炮，第三天，又叫我抬担架。第三天中午，我们在路过一个村庄（具体什么村我忘了）时，押我们抬担架的敌人，一见村庄有人就冲了进去，欺负调戏村子里有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乡，还抢走了老乡的许多牛羊家畜。这些土匪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但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走到一个山梁上时，我们几个被俘抬担架的同志相互使了个脸色，趁押解的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将敌伤员连同担架一起丢到了路边深沟里，我们便跑进一大片高粱地里。不幸的是刚跑出高粱地不久，又被另一伙敌人抓住，被他们送交到宁县城里关押。敌人把我们一百七十多人押进一个窑里，窑门用砖堵着，外面还派人把守。晚上，不知道是那一部分解放军冲进了宁县县城，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听见枪炮声，估计是自己的部队打进来了，就在窑内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把守的敌人听到我们的喊声，立即向他们的长官报告，匪首前来一看情况，立刻调来数十人，将窑门上半部摧毁，架起机枪就向窑内扫射，还大量地投掷手榴弹，后来听见里面没声音了，派人拿着刺刀进来检查，发现没有活口才撤走。我们一百七十多人，只有我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由于在窗口下面躲着，没被子弹打着，后来又被战士的尸体压倒才躲过了一劫，其他人全部牺牲。战友们的尸体一个个的压在我俩的身上，鲜血溢满了我俩全身，鼻子耳朵里都是血。我们浸泡在战士的鲜血里屏息坚持到敌人撤走，才从战友的尸体下爬出来。出了窑门天已经快亮了，我们顺着后山跑，跑了一阵，发现前面路边不远处有一座房子，一个老妈妈正站在门口张望，她看见我俩的样子，大概晓得是国民党残害的，老远就向我俩招手，我们赶忙跑了过去。在她家，老妈妈找了衣服让我们换上，帮我们剃了鲜血凝结成痂的头发，还给我们馍馍（方言，馒头的意思）吃。原打算让我们吃了赶紧逃，但由于同志们牺牲的情景太过惨烈，再加上浓重的血腥味刺激，我们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还一直恶心呕吐。老妈妈见状怕被敌人发现，就把我俩藏在她家养伤。不料第三天下午，被当地的坏人发现，通风报信给了宁县城的敌人，敌人立刻带人来将我们抓走，这次，敌人把我们和县城其他一些被俘的同志关在一起。
当晚，敌人把我们全都捆绑在一起，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我们被押到了宁县城外的体育场，体育场的四周挂着十余盏汽灯，中间停了十几辆汽车，我们被押上汽车。下午六点多，汽车到了陕西乾县，天降大雨，但车没有停，一直开到西安城里，大雨仍在继续。敌人将车篷撤掉，在大雨中把我们游街示众。敌人口里还不断地喊着：“老乡们，你们见过共匪吗?车内的这些就是我们82师在屯字镇俘虏的共匪，今天押到西安，让你们大家观看。”游完街以后，敌人就将我们交给驻扎在西安边上一个叫四坡村的胡宗兰部队驻军。
敌人在四坡村成立青训队，将我们编入连队。在青训队，我成天推腰磨磨面，直到1947年古历八月，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西安市的东面太乙宫，重新进行整编。一天，我趁着天黑，在他们不防备的时候逃跑了。刚跑到泾阳，又被国民党的17师51团抓住。1949年，胡宗兰部队全部集结到成都、新津一带，准备与解放军进行大决战。后来，被解放军包围打败，我当时就被解放军营救编入解训团，部队把我们送到四川省宜宾县的柏溪镇学习了八个月。
1949年8月，上级号召我们解训团上前线，我服从组织安排，在四川重庆乘坐轮船到达溪口火车站，再由溪口乘车到达西安。最后，上级将我们带到西安革命公园，给我们做当前形势报告，并告诉我们全国已基本解放，如想退伍回家，可以向组织打报告，组织审批通过后就可以回家。因我出门多年，也想念自己的父母，就要求退伍回乡，参加地方建设。
8月底，我返回原籍——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大安乡。但那时祖父已由陕西迁到了甘肃徽县先农街，并在那里安家落户。在原籍陕西，我只身一人，没有房子居住，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于1953年才修建了房子并成了家。后来追随祖父来到徽县，因我母亲是徽县宁镇青山人，又体弱多病，为了照顾母亲，我便也在徽县永宁镇青山村落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说我是坏分子，抓我去批斗，抄了我的家，同时也将我的退伍证明和一枚勋章都拿走了。从次，我便丢失了我的心爱之物。尽管丢失了退伍证明和勋章，但我从军为革命而辗转作战的事实却是实实在在的。
革命简历
民国32年（1943年），在徽县旧城（现徽县城关镇先农街）被国民党抓去当兵。
1946年10月至1949年7月，在延安加入八路军教导旅1团2营4连，并在陕西及四川各处辗转作战，期间曾被国民党俘虏。
1949年8月，退伍回家务农至今。
细节概述
我在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之前，随祖父在徽县旧城租房做杂货生意。民国32年（1943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被当地的保长带人抓走，送到国民党徽县暂时接兵站。接兵站设在县城南街一户姓焦的人家，具体负责人是上面派来的一位姓孟的营长，当时，我们被关在二楼。由于要凑够一个连的人才上报，所以我们在徽县被关了半年多。直到11月份，徽县才把我们送到兰州国民党部队。由于在押期间，坏人给我们吃的不好，我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人样。当时在移交我们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看着我们惊讶地说：“这是怎么了?这还能行军打仗吗?”后来，就安排我们在部队休息了一个多月，有了人样，叫我们去挖煤，一个班一个星期轮流挖。我们挖了有半年多，被交到国民党3军17师三营二连，正式成为一名军人，营长姓董，湖南人。在兰州我们驻了一年多。
民国34年（1945年）农历11月份，我们从兰州转移到东乡镇，原来的连长、班长都换了。新换连长姓梁，四川人，班长姓贾。在行军的路上连长对我们不好，每当休息做饭的时候，他都让全连做工事，不留做饭的战士。一般工事还没有做完，上面的命令下来了，战士们只好饿着肚子，憋着气行军。部队经过定西、会宁、平凉、荆县时，已有不少人跑了。后来到了通化，我们住了下来，过了年，又接来一批新兵，给我们连补充兵力，听说是青海的。之后，部队又出发到迁阳。由于连长不断地虐待士兵，又有人员逃跑。一次，有一个逃跑时被连长抓住了，为了杀一儆百，说要晚上活埋。副连长和班长都觉得小伙儿可惜，商量想把小伙救下。于是，白天班长出去买了些酒，连长派人打了些野味儿，吃饭时，你一杯我一杯，不断地向连长敬酒，后来把连长给灌醉了。到了傍晚，班长叫我们找了个高一点的地方，先把坑挖好，又重新把土填上，做好这些以后，副连长和班长派人把连长搀扶了过来叫他检查，连长看着新埋的“坟”，站在上面踩了几下，嘴里骂骂咧咧地说：“我看以后还有人跑吗?”然后他让战士们又埋了点土，才叫人把他搀扶回连部。副连长和班长见连长走了，在小树林叫出那个逃兵，问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黑娃，副连长说：“小伙儿，你赶紧逃吧！”可是他的胆子都差点被吓破了，死活不逃了。于是我就对副连长和班长说：“我带他逃吧，你们也知道，我和连长也不和，他一直在找机会整我，如果我不逃，也有可能把我也活埋了呢。”副连长和班长看了我一会儿说：“好吧，你带着他一起逃吧！”副连长和班长一人给我两个铜板，于是我带着他就没命地逃跑。在路上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黑蛋，是青海人，回民。他让我给他起个名，因为我们徽县好些回民都姓马，于是我就给它起名叫马有才。我们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只知道逃跑。大概有五点钟左右吧，我们逃到一个河边，发现有人在饮马，他们见我们的样子就叫住我们问：“你们去哪儿?是不是逃出来的?”我听了有些害怕，没有回答。他说：“你们不用怕，我没有恶意，你们能逃到哪儿去?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如果被抓住了，只有死，不如你跟我们走吧！”他引我们见了他们的连长。连长人看起来挺好，他说：“我们是辎重连，专门喂马驮弹药的”，他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着我们，过了一会儿问我：“你会写字吗?”我说：“会”，于是他就叫我写了几个字，接着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杨锦峰，他说：“你留在连队，让他（马有才）去班里吧！”。马有才死活不去，最后连长也让他留在了连部。
转眼已到1946年10月，一天，我们去拉草料，一人拉一匹马和一头毛驴，一共去了一个连。走到一个大村庄，班长给我们说：“你们在这儿等，我去找人。”一会儿，保长来了，叫我们把马拴在树上，人跟他来。走了一会儿，他指着我们说：“你们去哪个仓库，你们去哪个仓库。”我们一进去，房门就被锁上了，里面什么都看不见。不管我们咋喊，没人理睬。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送吃的来。也不晓得过了几天，外面来人把大门打开，蒙上我们的脸，把我们一个个押上车，什么也没说，开车就走。车走走停停，大概有两三天吧，他们说到了，这时就听见有人说：“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下了车，把脸上蒙的去掉，有好多同志端来煮熟的玉米给我们吃，还有的同志说：“你们国民党的部队吃的是白面馍馍，我们人民的军队吃的是这个”。第二天，我才知道这支部队是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是共军，我们被编为八路军教导旅1团2营4连，从次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3月，国民党为了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向延安发起进攻。有一次，敌机在轰炸金盆湾时，一个炮弹落在我不远处，把雪炸起，埋在我身上，马有才把我挖出来，不顾死命的背着我跑。在一个山上，我让他把我放下，我说有点口渴，于是他下山去找水，后来再也没有回来。我在山上被部队救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他。
1948年2月28日至3月1日，按照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原一、二、三、四、六5个纵队7.2万人的优势兵力，在宜川、黄龙境内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宜瓦战役，战斗历经了三天，共歼灭国民党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3万余人。我们在瓦子街与敌展开战斗。这次战役，是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歼灭战，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整个战略形势，打开了进攻渭北，威逼关中，策应中原的门户，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之后，部队在陕西的眉县驻扎整训。直到翌年春节过后，春暖花开，天气回暖，部队整训结束，我们向马兰进发。到马兰以后，大部队全体休息，做解放陕西旬邑县张洪镇和枸杞县准备。后来在彭老总的指挥下，顺利解放了这两个地方，之后部队又向陕西彬县出发。
在彬县，虽然敌人的主力部队很少，大都是保安部队，但抵抗却非常顽固。我军攻城时间定在凌晨六点。首先，爆破连的同志在六点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将北城门楼子先行炸毁。随后，我们及时吹响冲锋号，号声震天，指导员同志率先高喊“同志们，冲啊！”就带领我们全体战士冲杀进去。我们边冲边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霎时，喊杀声响成了一片，我们迅猛地冲到了街道中心，但敌人提前占领了制高点，再加上重兵器，各个道口都被火力封锁，使得我军战士不能靠近攻击，伤亡惨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指导员尽管年轻，但作战打仗很有头脑，经验丰富，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于是将我们连队带进一个老乡的院子里隐蔽起来，敌人误以为我们撤退了，火力渐渐地弱了下来，这时指导员迅速做出决定，率领我们猛然冲出老乡的院子，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杀啊！”同时我们的大炮和机枪也向敌人的阵地一起开火。一时间，枪炮声和喊杀声惊天动地，战士们如天兵天将下凡，猛烈地冲向敌人的阵地。只听见头顶上子弹嗖嗖响，一不注意，一颗子弹打掉了我的帽子，所幸我没有受伤。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冲上敌人阵地，敌人看到英勇的解放军，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跑得无影无踪。我军追了十几公里，仍不见敌人踪影，才停止追击。连长和指导员带领我们返回阵地，清理人数，打扫战场。
作战完毕，我们部队在彬县休息。凌晨四点钟，又出发，准备解放麟游、凤翔及宝鸡等地。当时已经是四月份，天气炎热，于是我们就在宝鸡休息了一天，第二天部队改变了方向，向陕西北部进发，解放县功镇和千阳县。千阳解放后，在千阳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五点，部队又向北出发，到达甘肃镇原县屯字镇。在屯字镇住了一夜，第二天饭罢，团长给我们讲：“前面有敌情，匪首便是马鸿逵，是他挡着我们前进的道路，部队首长命令我们掩护大部队撤退。”讲完，我们立刻就地做工事，挖散马坑。工事还没有做好，马鸿逵的骑兵加步兵就向我们的阵地冲来。我们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扫射，但终因寡不敌众，阵地失守。当时，我们团的很多战士都牺牲了，团长营长连长也都牺牲了，我是副机枪手，机枪手牺牲之后，我随即补上，抬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击毙了几十个敌人，后来没子弹了，我看其余战士都撤退了，也就顺着一个土坎往下撤，结果一面悬崖挡住了去路，眼看着敌人追上来了，我急忙将自己携带的机枪扔下了悬崖，心想：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让敌人把自己的机枪拿去再打自己人。随即，我也纵身跳下了悬崖，不料悬崖下面是一条大路，我竟然没有受一点伤，正准备跑的时候，敌人的大部队追了过来，我被他们抓住，敌人叫我给他们背枪、拉马。就这样，我成了敌人的俘虏。
当天晚上，敌人把我分到82师步兵部队。第二天，敌人叫我抬了一天八二迫击炮，第三天，又叫我抬担架。第三天中午，我们在路过一个村庄（具体什么村我忘了）时，押我们抬担架的敌人，一见村庄有人就冲了进去，欺负调戏村子里有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乡，还抢走了老乡的许多牛羊家畜。这些土匪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但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走到一个山梁上时，我们几个被俘抬担架的同志相互使了个脸色，趁押解的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将敌伤员连同担架一起丢到了路边深沟里，我们便跑进一大片高粱地里。不幸的是刚跑出高粱地不久，又被另一伙敌人抓住，被他们送交到宁县城里关押。敌人把我们一百七十多人押进一个窑里，窑门用砖堵着，外面还派人把守。晚上，不知道是那一部分解放军冲进了宁县县城，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听见枪炮声，估计是自己的部队打进来了，就在窑内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把守的敌人听到我们的喊声，立即向他们的长官报告，匪首前来一看情况，立刻调来数十人，将窑门上半部摧毁，架起机枪就向窑内扫射，还大量地投掷手榴弹，后来听见里面没声音了，派人拿着刺刀进来检查，发现没有活口才撤走。我们一百七十多人，只有我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由于在窗口下面躲着，没被子弹打着，后来又被战士的尸体压倒才躲过了一劫，其他人全部牺牲。战友们的尸体一个个的压在我俩的身上，鲜血溢满了我俩全身，鼻子耳朵里都是血。我们浸泡在战士的鲜血里屏息坚持到敌人撤走，才从战友的尸体下爬出来。出了窑门天已经快亮了，我们顺着后山跑，跑了一阵，发现前面路边不远处有一座房子，一个老妈妈正站在门口张望，她看见我俩的样子，大概晓得是国民党残害的，老远就向我俩招手，我们赶忙跑了过去。在她家，老妈妈找了衣服让我们换上，帮我们剃了鲜血凝结成痂的头发，还给我们馍馍（方言，馒头的意思）吃。原打算让我们吃了赶紧逃，但由于同志们牺牲的情景太过惨烈，再加上浓重的血腥味刺激，我们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还一直恶心呕吐。老妈妈见状怕被敌人发现，就把我俩藏在她家养伤。不料第三天下午，被当地的坏人发现，通风报信给了宁县城的敌人，敌人立刻带人来将我们抓走，这次，敌人把我们和县城其他一些被俘的同志关在一起。
当晚，敌人把我们全都捆绑在一起，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我们被押到了宁县城外的体育场，体育场的四周挂着十余盏汽灯，中间停了十几辆汽车，我们被押上汽车。下午六点多，汽车到了陕西乾县，天降大雨，但车没有停，一直开到西安城里，大雨仍在继续。敌人将车篷撤掉，在大雨中把我们游街示众。敌人口里还不断地喊着：“老乡们，你们见过共匪吗?车内的这些就是我们82师在屯字镇俘虏的共匪，今天押到西安，让你们大家观看。”游完街以后，敌人就将我们交给驻扎在西安边上一个叫四坡村的胡宗兰部队驻军。
敌人在四坡村成立青训队，将我们编入连队。在青训队，我成天推腰磨磨面，直到1947年古历八月，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西安市的东面太乙宫，重新进行整编。一天，我趁着天黑，在他们不防备的时候逃跑了。刚跑到泾阳，又被国民党的17师51团抓住。1949年，胡宗兰部队全部集结到成都、新津一带，准备与解放军进行大决战。后来，被解放军包围打败，我当时就被解放军营救编入解训团，部队把我们送到四川省宜宾县的柏溪镇学习了八个月。
1949年8月，上级号召我们解训团上前线，我服从组织安排，在四川重庆乘坐轮船到达溪口火车站，再由溪口乘车到达西安。最后，上级将我们带到西安革命公园，给我们做当前形势报告，并告诉我们全国已基本解放，如想退伍回家，可以向组织打报告，组织审批通过后就可以回家。因我出门多年，也想念自己的父母，就要求退伍回乡，参加地方建设。
8月底，我返回原籍——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大安乡。但那时祖父已由陕西迁到了甘肃徽县先农街，并在那里安家落户。在原籍陕西，我只身一人，没有房子居住，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于1953年才修建了房子并成了家。后来追随祖父来到徽县，因我母亲是徽县宁镇青山人，又体弱多病，为了照顾母亲，我便也在徽县永宁镇青山村落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说我是坏分子，抓我去批斗，抄了我的家，同时也将我的退伍证明和一枚勋章都拿走了。从次，我便丢失了我的心爱之物。尽管丢失了退伍证明和勋章，但我从军为革命而辗转作战的事实却是实实在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