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市图书馆

地方计划管理的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方针政策，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有效措施和经济管理手段，保证计划顺利进行。各乡（镇）政府负责对本辖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编制和起草工作，对所辖各村、各工作部门等执行计划单位进行协调和指导，并遵循经济杠杆原理做好“统筹、协调、服务、监督”，从而使地方经济稳步地发展。
  “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年）：在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变革生产关系的同时，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保证其迅速发展，发展煤、铁、农具、化肥、食品加工等工业。发挥现有企业的能力，引导个体手工业走上合作化道路，力保市场稳定，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改进农业耕作技术，开展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到1957年，境内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42.37%；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4.6%；农业居民消费水平58.7元，比1952年增长36.6%。
  “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年）：境域内当时的经济发展指标计划为农业生产平均增长30%左右，工业生产平均要增长50%左右。在此期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境域实情认识不足，指导思想急于求成，经济工作的一些作法脱离实际，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遭到严重挫伤，各种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下降。1962年与195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下降31%。
  三年调整期间(1963～1965年）：境域内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指导方针，编制计划任务。其间，加强农业的经营管理，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年内基本垦复了丢荒的耕地。维修了水利工程，增添了灌溉工具和耕畜农具，增施了化肥，逐步推广优良品种及科学种田。虽然1963年遭受持续多天的大旱，1964年秋收时持续几十天的低温阴雨天气，1965年遭受雹灾，但由于充分利用丢荒地，农业还是获得了增产。农、林、牧、渔、副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65年与196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2%。主要农产品完成了收购计划，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五”计划期间(1966～1976年）：境内经历了“红卫兵”、“造反夺权”、“斗、批、改”、“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由于受这些运动的影响，经济计划失去了控制，经济管理体制混乱，社会经济生活陷入了混乱和困难局面，经济发展在混乱、动荡和挫折中艰难地徘徊，农村经济在搞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政治工分”运动中，没收社员自留地，限制和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取消农村集市贸易，经济逐渐萎缩。其间，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三改”(坡改梯、土改田（河改田〉、瘦改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每到冬春时节，农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形成“学大寨，赶昔阳，锄头钢钎当刀枪，晴天雨天拼命干，冰天雪地不停战，妇女要当男子汉，小娃要当大人干”的大轰大嗡局面，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急于求成思想很突出，不顾主观、客观条件，不看需要与可能，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投工不受益。同时，林、牧、渔、副业的生产也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商业贸易也遭到很大的冲击，使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已见成效的多渠道商业流通被扼杀。经过三线建设，综合经济水平虽有所提高，但辖区内每年粮食总产、人均产粮、经济收入都分别逐渐下滑，工农业总产值也随之下降。
  “四五”计划期间(1971～1975年)：1971年全国计划经济会议提出整顿经济秩序的若干具体措施，县级机关抽调干部到农村，着手纠正一些“左”的政策，要求农村人民公社不能把国家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资本主义来批判，同时为一些遭受打击的干部恢复名誉，并安排工作。这些重大决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计划纲要》的基本方针，任务是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准备打仗”。境内“四五”计划因政治形势的动荡起伏，未能得到执行和实施。但工农业总产值，1975年与1965年相比有所增长，增长率为52.3%。
  “五五”计划期间(1976～1980年）：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境内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1977年和1978年两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2%，但在经济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左”的倾向，因此，这两年不仅国民经济原来存在的比例失调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各种矛盾显得更加突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工作重点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减指令性种植计划，尊重社队自主权，发展多种经营，调整不适应生产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计划管理上坚持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农业生产改“统”为包，实行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户生产积极性。由于各项调整措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此1980年与197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6%。
  “六五”计划期间(1981～1985年)：”六五”计划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期。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对粮油等多种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产量从原来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劳动热情，镇境域内尤以1981年至1983年两年经济发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8%。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1983年与1981年相比，粮食增长为8.2%;油菜籽增长0.9倍；农民纯收入增长34.6%。这三年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给境域的“六五”计划任务顺利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七五”计划期间(1986～1990年）：国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是抓稳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服务体系和改革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等工作，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粮油等多种主要农产品实行市场调节，坚持需要与可能相结合，搞好综合平衡，正确处理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的发展。境域内根据本地实情，结合国家的改革精神，继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增加合同的经济内容，改革农村流通体制，增辟流通渠道，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扎扎实实地进行农村综合和单项改革等，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以科技兴农的战略来发展农业生产，并进行农村扶贫，经济效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至此，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1986～1987年）和治理整顿的第二阶段(1988～1990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都有很高的突破。第一阶段结束后，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1988年后，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1990年与1985年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