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图书馆

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曾受到遏制。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制定和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方针，引导各民族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族工作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新的发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共同繁荣成了新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特点。应当说，这一阶段的民族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
  在这里也不必避讳，我们的民族工作仍然存在若干差距。诸如各民族发展事实上的不平衡、有些地方民族工作未受到足够重视，不少地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还处在极低水平，等等。针对这些状况，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方针。这一方针见诸实践，四项基本原则在各族人民中得到了更好的坚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各民族当家作主有了讲一步的体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优势逐步得以开发，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赶上甚至于超过了本地汉族的发展水平；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民族习惯受到尊重，民族文化得以光大。又应当说，我们未来的民族工作，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开端。
  积极扶持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如果没有这种扶持，换言之，如果没有这种“外部条件”，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兴旺是不可能的，全国的四化建设也将仅仅是一个畸形的进程。党和政府虽然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各民族以同一个速度、同一种节奏同步前进，但是却应当而且可以扶贫帮困，尽量缩小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先进地区与后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党和政府虽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大量的财力实现少数民族事业的飞跃发展，但是却应当而且可以给予少数民族以若干优惠的政策，使他们得以“缓冲”，而后进行事业发展的冲刺。正因为积极扶持的方针适应少数民族的愿望和需要，合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规律，所以无不为少数民族同胞交口称赞。
  然而，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仅仅靠救济、靠扶持，仅仅靠这些“外部条件”，是否就能打包票呢？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国家能否振兴，首先在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有否自立自强的风骨。有了这种风骨，人们才会艰苦创业、奋斗不息，那些扶持方针、优惠政策，也才会化为效益，变成力量；反之，人们不仅不能于劣势中发现和发挥优势，而且有可能使那些扶持方针、优惠政策白白存在，从而坐失发展的机遇，贻误文明进步的事业。
  自立自强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精神，是生命和活力的象征，是进步和发展的内在基础，于个人、于民族、于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能否在工作上有所突破，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他应当创造的价值，首先不是取决于他属于什么民族，而是取决于他能否“立志”，能否成为奋斗中的强人。如果他能自立自强，那么那些外来的扶持，就能变为他成才的条件；反之，“扶持”则有可能成为“包袱”，至少，将不能起到它应当起到的作用。一个民族能否发展和进步，首先也不是取决于它是什么民族，而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民（至少是大多数）能否立志于改变自己的后进状况，能否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求得尽快的前进。同样地，如果这个民族能自立自强，那么那些被湮没了的优势就能得到发现和发挥，成为这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内在活力；那些外来的扶持，也才会被充分利用，变为效益，促进发展。反之，“扶持”就有可能流于“救济”，仅生应急之效，而乏启动之功；甚至于会因“扶持无门”而置“扶持”于高搁，从而使这个民族失去极好的发展契机。
  总之，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州是一个经济、文化还较落后，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近年来，为了帮助我州少数民族尽快地脱贫致富，国家给了我们以若干优惠的待遇。这些优惠的待遇不只体现在我们每年可以得到来自多种渠道的扶贫资金，而且体现在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优惠的的政策。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优惠政策、使用政府优待的各项扶贫资金的时候，也就是在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积极扶持的时候，应当理直气壮地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各民族群众树立起自立自强的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挥我们各方面的优势，充分利用各种外部条件，力争经济、文化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逐步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