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图书馆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山与书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博览。中山先生一生所读的书，无所不包。幼年时代，读“三代两周秦汉三国文”；少年时代，爱读启蒙思想家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著作；立志革命以后，爱读西方和日本的论理、哲学及政治理论名著。后来，他又读卢梭的《社会契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等。
  二、广购。中山一生为革命奔走呼号，曾做过大总统，自己却两袖清风。然而，他在买书上，从不惜破财。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九零八年，孙中山流亡伦敦，生活几乎无着落。当时，在伦敦的华侨和流亡学生们为他凑集了三百英磅共他度日。不料，中山却以此款买了不少的书——因为他身涉外域，新鲜的书对他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他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几十年来，因为革命，居无立所，每年所买的书籍，读完了之后，便送给朋友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之种类和数目，记不清楚。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款，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款不太多，大概只有二、三千元。”这样大的数额，能买多少册书？
  三、会用。古人云，学以致用，学而不思则惘。中山先生所以爱读书，爱买书，皆源于爱用书，以书作为实践的指南。例如，他早年曾经为救国救民，改革弊政，写过《上李鸿章书》。孙中山这本《书》的出现，是他读了郑观应等人的进步著作的实践。又如，他在伦敦期间，是大英博物馆里的常客。他在这里曾详细地阅读了英国人写的《太平天国》一书。后来，他吸取了该书的精华，指导同盟会成员刘成禹写出了《太平天国战史》。至于中山先生能够毕生坚持革命理想，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治纲领，进行国共合作，自然与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学以致用不无关系。
  四、能审。中山先生虽然读了大量的封建主义的书，但并没有成为封建主义的卫道士和复古派，而成了反封建的革命领袖；他虽然读了大量的外国书，但他并没有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崇洋派，而成了反帝反侵略的先锋。他读书，能够辨真伪优劣，对糟粕或批判扬弃，或作为反面教材；对精华则尽心汲取。
  中山先生所以能成为一代人杰，在于他有其伟大的实践和理论；而其实践和理论的出现，则和他博览精读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