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图书馆

我于一九五八年毕业于重庆市三十三中，同年考入了贵阳农校植保专业。一九六〇年因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五年后，我于一九六五年调兴义地区农业局工作。一九七一年，我在农村蹲点时，看到全专区的小麦品种都是“阿波”，既不抗病、也不高产。于是我产生了培育抗病高产小麦品种的念头，我的这个想法也得当时农业局领导的支持。但直到一九七三年才有条件开始研究。为了缩短育种年限，早出成果，我十多年往返于兴义与北大荒，兴义与昆明之间，行程达十万公里。北大荒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吃的是馒头、高粱米，更有那南方人不适应的气候。常常顶着烈日做杂交组合，蚊虫追着人咬，只好带上面罩，闷得汗水湿透衣服，模糊了视线。有时操作时间长了，头昏眼花、小小镊子握在手中似有千斤重。就这样做成了五千多个组合。每次从北大荒回来，体重都要减少十几斤，并得了慢性肠胃病，至今未愈。
  我在的单位不是专业研究机构，没有科研设备、条件差、人员少、经费不足。科研途中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有时稍有不慎，也会使多年的成果毁于一旦。一九七八年一场山洪的泥沙淹没了我在兴义试验田中的上千个材料、组合，这些材料、组合凝结了我多年的心血，得到消息后，我非常着急，急迫中忘了吃饭，也没有想想是否有更好的挽救方法，而是完全用双手把泥沙一点点扒开，一棵棵将小麦扶起。通过一番苦斗，小麦得救了，但我的双手也扒出了鲜血。
  科学研究没有侥幸的成功。“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这是一个著名科学家的名言，也是我多年的体会，要从几千份材料加代、筛选、寻找抗病性强、高产优质的新材料，真可谓大海捞针，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掌握一定科研技巧和方法，那是不太可能的。十多年来，我先后到中国农科院、北京市农科院等十六个科究单位参观学习，虚心向有关专家请教，博采百家之长。特别是近年，中国农科院和一些省外专家、学者来兴义参观指导，更使我受益非浅。为了掌握国外育种动态，我自学了日语，以后又参加了一年的日语学习班，现在已能从事简单的专业资料翻译。
  我在十多年的小麦育种研究中，共育成了三十个小麦新品种（系），经中国农科院、四川、云南、河南、江苏等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鉴定，已在生产和科研上使用。在一九七九年中国农科院值保所小麦锈菌室选出全国的一百一十个抗原新品种中，有我育成的六个。
   我育成并经有关部门鉴定合格的“兴麦一号”。仅一九八三年在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就推广了五万亩，普遍增产20—50％，亩产一般是六百斤左右，高的达千斤以上；育成的“庆30”已试种推广十万亩；一九八六年经审定通过的“兴麦九号”，在全省两年区试中居第一位，比对照种增产32％；在小麦品质育种方面，最近又有了新的突破，培育的二十二个小麦优良品系，据贵州农学院生化研究室分析结果表明，其蛋白质含量已达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一批优良品系其蛋白质含量还超过世界著名的高蛋白品种“阿特拉斯”；现在全国引种我的品种已有二十一个省计二百五十七个县。
  十多年来我在各种科技杂志上发表了七篇学术论文，其中一些曾受到省内外专家的好评。一九八四年，为了一次学术会议的需要，与龙增栋同志的论文一道编成共二十五万字的论文集，题名为《微簿的贡献》。
  我除了搞小麦育种外，一九八四年年被组织任命为州种子公司经理，两年多来，由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善了经营管理，全州九个公司全部扭亏为盈，当年获利十二万元，经营种子二百万斤；一九八五年获利七万元，供种一百五十万斤；一九八六年获利十七万元，供种二百万斤。我所在的公司也曾得到州委、州政府的奖励。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一九七八年我出席了省、地科学大会，受到奖励；一九八〇年荣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省政府授予我个人荣誉证书；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荣获农业改进二等奖；一九八四年荣获省科技成果四等奖，省政府授予我荣誉证书和奖金；一九八五年四月省工会授予我“四化建设标兵”称号和贵州“五一”奖章；同年五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我“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五一”奖章；一九八五年州直党委发给我优秀共产党员奖状，一九八六年省委发给“争先创优”活动中成绩显著奖。
  我的劳动成果，也凝聚了多年来组织的关怀和一些同志的帮助，在我科研刚起步的时候，州农业局一些领导帮助我解决具体困难，提供科研时间，给予精神鼓励，这里有他们的一番心血；在科研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农科院老院长金善宝同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过中国农科院的一些专家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贵州农学院张庆勤副教授给我思想、业务上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此外，我也不能忘记那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那些支持我工作的农村干部和农民，还有我爱人无私的奉献——由于她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生活重担，我才得以从家庭中解脱出来，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科研工作。我将以更加坚实的步伐，继续奋斗，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