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图书馆

未来十四年我国文化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的途径是什么？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何在？不久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论坛》编辑部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三十多名青年理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如下： 一、关于中国伦理文化的目标。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润生认为，伦理目标的选择应该是价值的选择，而不是情感的选择，它的评判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实现自由、公平、效率三个目标。他谈到了中国未来伦理目标选择的七个方面，如：变重公平和秩序、轻效率和自由的深层价值取向为偏重效益，兼顾公平和自由的价值取向；强调真与善的统一，以真为出发点来认识善，从而改变我们习惯的以善伤真的思维框架；变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原则为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原则；推崇良知型和理性道德规范，改变传统的（以权威是非为是非，以大众是非为是非）的习俗型道德规范，等等。
  二、关于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梁治平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法即“刑”。法功能狭隘；至高无上的“礼”渗透法、支配法，道德的训条法律化，使道德成为强迫性的行为规范。“礼”对法的支配阻碍了私法的出现，因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文化传统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派生出许多弊端。法律问题的合理解决，法治秩序的实现，构成了我国改革中的法律目标。
  三、关于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湖北大学教师冯天瑜提出，未来中国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异彩纷呈的结构。西方文化经历了从古希腊文化多元化时期到中世纪基督教一元文化时期，文艺复兴标志着新的多元文化时期的到来。在中国，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到汉朝被葬送了，两千多年来，儒家大一统文化始终没有中断。五四运动也未能完成向多元文化过渡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促使中国文化走向多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首先应该出现众多的学派，要鼓励学者勇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