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图书馆

（上接本报174期）谭本良正说着，看见任泽英悲伤的表情，忍住了话，心中想：“警司也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卖几本书何必如此对待？卖书就反了天了，还要我们军人何用？如此来，岂不冷了天下志士仁人的热心肝肠？” 安慰了任泽英一番，安顿她住下，谭本良驱车直奔内务部，拜见内务部次长张忠发，要他出面保人。
   张忠发是盘县人，和谭本良是结拜兄弟。
   “老弟，这年头，红帽子的事，避之犹恐不及，何苦自找麻烦哟。”张忠发听了谭本良的叙述，眯着眼，不紧不慢地说。
   “别人我不管，张立绝不是共产党，年轻气盛，总不免干些欠考虑的事。我与他是两肋插刀的至交。再说，宣传抗日，又何罪之有？” “你呀，总是这样，爱揽闲事。罢、罢，看在同乡面上，我去试一试。”张忠发答道。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继而国共合作，张立获准释放。
   一九三七年临近春节的一天，谭本良设家宴招待张立夫妇。
   天空中飞着鹅毛大雪，气温在零下十二度左右。
   家宴开始，主客就坐，张立伸手拿酒瓶，斟满酒，他低沉地说： “大哥，此次事故，费你的心了，先容我讲几句，”说到这里，又掉头，对厨房里喊：“四姐，来，大家都来。”谭本良的夫人邓元卿闻声从厨房里出来，笑呤呤地说：“别客气，别客气。” “本不该我斟这杯酒。我提议，这杯酒，献给战死在抗日前线上的将士，献给死在日本人铁蹄下的无辜百姓。”张立感情激动地说。
   一刹那，气氛沉重，静穆。在座的都站起来，举酒过头，缓缓地把酒洒在地上。
   谭本良虽说至今未和日本人对战，但时时有昔日好友战死抗日沙场的消息传来，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心中一阵悲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只想为全民抗日，洗我国耻尽一分力，便遭此横祸，国事已不堪了！现在在好了，国共合作，可以公开说抗日了。今天，就算俊明兄为我饯行了。” “你——？” “我准备到延安去。” “何必呢？什么地方不可以抗日？大政方针已定，有热血还愁没洒处？” “委员长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呢，要不是张、杨二将军果断，他会转弯？这不，刚回南京便翻了脸，扣了张将军，靠他？” “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好在委员长已答应与共产党释却前隙，共同团结抗日，我也将赴前线，这一腔热血，能洒在抗日战场上，我谭本良也对得起生我养我的中华民族了。至于抗日，还得靠委员长，、共产党在陕北，弹丸之地，几个人？几杆枪？” “共产党不记前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调解了西安兵变，非以天下为己任者，断不能为。” “这更说明抗日离不开委员长……” “今日家宴，莫谈国事。”邓元卿见他们争论起来，便出面圆场。
   “唉，你呀，简直是胡搅嘛！”谭本良想劝张立留下，但又久说不动，心中一股气，转向邓元卿。
   邓元卿受了气，气愤地一扭身走了。
   张立、任泽英觉得尴尬。
   谭本良觉得内疚。
   “别说了，我们各为其主，都奔一个抗日目标，见解归见解，私谊归私谊，弟妹，斟酒。”谭本良站起来，自己找台阶下。
   张立离开南京时，谭本良没去送他，只默默地站在自家的窗前，遥望浦口火车站方向，听着那悠长的汽笛声。
   张立这一去，就是好些年未见面。
   国民党节节败退，中央已迁到重庆。
   一九四五年，谭本良回重庆探亲。这时，他已任八十五师师长职。离开部队回到家中，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但每天仍按时作息，空闲时，摆弄摆弄庭院，种点花草。他吩咐不要对外说他回来了，免得人事交往应酬，为此，夫人邓元卿说他不谙世事，他也只付之一笑。
   这天，他搬了一张藤椅，放在院中葡萄架下，闭目养神，夫人轻轻摇醒了他。
   “你看看，谁来了？”邓元卿说。
   睁开眼一看，谭本良虎地撑起来，倒趿着鞋，便扑过去。
   “大哥——”张立唤着他，也奔过来。
   之后是寒喧、让座、敬茶。
   张立一副商人打扮，与谭本良对坐而谈。
   “对于当前时局，你怎样看？”张立问。
   “问这干啥？你不是说你经商么？做买卖的，管这样多？”谭本良笑着回答。
   “形势多变，影响行情，做生意的，才要格外关心时局呢。” “好吧，三句话，‘日本人羸不了，中国人灭不了，共产党长不了’。”谭本良半带戏谑地回答。
   “何以见得共产党就长不了呢？”张立问。
   “共产党里确有不少能人，作为对手，我亦由衷敬佩，但他们误听了国际共产的宣传，搞共产共妻，乱了人伦。在我们这块礼义之邦，行不通。” “你说共产党乱了人伦，可有例子？” “这——，我看你说话，句句向着共产党，莫非你——，老弟，可不要拿脑袋当儿戏，忘了当年南京的事？” “南京的事，我永远也忘不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