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图书馆

被称作西北利亚之子的阿斯塔菲耶夫，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位传统的俄罗斯作家，把他划为“普利什文传统”一派。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都使他梦牵神萦，并成为他小说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慰问》、《鱼王》的成功与获奖，都与他借重民族、地区的心理因素和语言特色有关。然而，阿斯塔菲耶夫绝不只是珍重传统，更能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和存在形式。他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掘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返照出时代的剪影，表现出一种通过眷念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鲍加尼达村的鱼汤》里，他在一个“人间风日不到处”的荒远背景上，写了一个思想稚朴、一任本性、童心不灭的善良女性，以集体的鱼汤，养活着一群孩子和成人。无论题材、背景、人物，都有浓郁的西伯利亚特色。但阿斯塔菲耶夫没有忽略作品的社会主题，他把时代更替的矛盾，渗透鲍加尼达村。原计划要通过整个极北地区的筑路工程停止了，这个微小的变动牵动了人的命运，人与人，人与集体、与劳动、与社会、与祖国的变异之中，蕴藏着人性的和社会的主题。阿斯塔菲耶夫把传统和时代加以揉和，使作品在本民族和外民族同样具有不可抵御的魅力。 别林斯基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动方法。”几千年，疾风化石，大浪淘沙，改朝换代，我们的民族创造了自己一份古老文明，一份传统文化，为其他民族所不能混淆和代替。这份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积淀了华夏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的特色，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整体。这是世界文明的一大体系，无疑是值得我们十分珍惜的一笔可观财富。无论新的潮流如何迅猛，我们都有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因为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包含着进步的、合理的积极成分。我们当代的作家，如果能够对民族传统文化作出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思考，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作出深层的（而不是表面的）挖掘，那末，我们的作品就能更真实、更生动地表现民族精神的内核，从而更有民族性、更有世界性。 同时，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民族，在执着地强化自己民族个性、特征，执着地展现民族深厚历史传统的同时，又总是明智地以当代进步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去发展传统，使过去优秀的传统熠熠生辉。这不仅因为社会形态的演变，文学内容也随之而变化；对于作家来说，若果将自己封闭在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不认识其某些弱点、弊端、局限，不认识其某些注定被时代淘汰的消极方面，那末，他的审美观念就会僵化，审美力量就会衰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中、青年作家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寻找当代意识的合适表达形式。使之与开放性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其中的一些探索，可以说是有益的。 阿斯塔菲耶夫说：“每个作家生活的地方，应该是他眷恋之所在，是他的主人公和他的生命价值之所在”。我想，有了对民族、对时代的深深的眷恋，就会产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这样的作家就是有出息、有前途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