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1）十月革命以來十年的總結，說明了這一革命的巨大國際意義，在於它是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世界革命之組成部分。無產階級專政，生產手段、運輸事業、信用事業、對外貿易等之無產階級國有化，所有這些都是使蘇聯經濟能依據根本不同的原則，即社會主義原則來發展的前提條件。决定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經濟部門之社會階級內容，根本不同了。城市與農村的相互關係也根本不同了，因爲工業已經“面向農村”，成爲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力因素，而國內市場的擴大，也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同，它已不是農村破產過程的表現，而是農村物質生活上昇的表現。國民經濟組織形式也根本不同了，因爲在大工業及其他主要經濟部門國有化的基礎上，已可能實行有計劃的經濟領導，並日益排除商品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府性。由於幾乎完全消滅了先前的統治階級及與之並存的大部分不生產的消費，國民收入的分配也根本不同了。蘇聯經濟底這些特點，就使它的經濟恢復過程及其整個經濟增長速度都能够大大超過資本主義諸國。
  （2）新經濟政策，奠定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與從事簡單商品生產的小農及最小農經濟正確結合的基礎；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的經濟發展總結，完全證實了列寧底論斷，即是說，我國有着足以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的條件，在蘇聯內部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下，絕無使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崩潰或蛻化的根據，雖然農民經濟數量很大而且國家經濟又與其保有連鎖關係，但絕不會使我國變爲僅以農業爲限的國家。
  經濟發展總結極其明確地表現出，新經濟政策期間，公有經濟、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間的對比已急劇改變。如說新經濟政策之初，國營工業幾乎是不起作用，在商品流通方面，國營商業及合作社商業機關本身還曾作了私商的媒介，而私人資本由於有週轉迅速的優點，故曾起過相對巨大的作用；那末，當此由恢復時期轉入改造時期之際，社會主義工業及其他主要經濟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已起着决定的領導作用。國營貿易及合作社貿易則囊括的國內整個商品流通的絕大部分，國民經濟中的公營成份已能决定經濟發展的方向，排擠私人資本，控制並逐漸改造那種從事簡單商品生產的農業了。
  在這種條件下，私人資本雖在其絕對數字上尙有某些增加，但公有經濟的增長却是更加迅速的，因而就使正在小資產階級基礎上成長着的私人資本底危險性減少了許多倍，而爲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創造着鞏固的前提。自社會、階級觀點看來，這就是說，雖然經濟發展過程充滿矛盾，雖然城、鄉資產階級（富農，耐普曼）有所增加，但工人階級底比重提高了，其與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繫增長了，無產階級專政也鞏固了。
  （3）實行有計劃的經濟領導的經驗證明，歷次的計劃原案，都需要經過或多或少的重要修正，它必然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現實的計劃必然是與國民經濟的眞正組織程度，與計算的可能準確程度，以及和基於我國公有經濟的增長情况而來之預見程度有機地相適應的。經濟計劃與秋收有關，而收穫量却是不可能事先精確統計的；它與市場的無政府性有關，而後者雖日益受計劃原則之約束，但尙未完全就範；它與國際市場情况有關，而國際市場情况是不穩定的；最後，還有些非經濟的因素，首先是隨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而來的，影響我國內外經濟關係的一些非經濟的因素，所有這些，都决定了一般的計劃及數字只有相對的意義。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關係的尖銳化，此次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還必須經得起國際方面的特殊壓力。
  鑒於各資本主義國家有可能進攻無產階級國家，故在製定五年計劃時，必須極力注意使那些在戰時保證國防及我國經濟穩定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國民經濟部門，尤其是工業得到最迅速的發展。
  在擬製五年計劃時，不僅要使計劃機關與經濟機關注意國防問題，而最主要的，是要保證全黨經常注意它。另外，擬製五年計劃時，還應估計到連年豐收之後的可能歉收情况。（4）在擬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時，和擬定一切較爲長期的經濟計劃一樣，必須力求使下列各因素達到最好的結合。這些因素就是：工、農羣衆需要之擴大；在整個國民經濟擴大再生產基礎上的國家工業再生產之擴大（即資金積累問題）；國民經濟發展較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大的速度，以及無產階級整個經濟政策的主要成份與决定成份——即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比重之不斷的、有系統的提高。
  同時，在國際關係上，必須不是從盡量廣泛發展這種關係的空洞口號出發，（這一口號是反對派提出來的，接受這一口號，那就是說廢除對外貿易壟斷，在經濟上、軍事上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也不是從緊縮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出發（若實行這一口號，即意味着大大遲緩總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這裏必須從保持最廣泛的聯繫出發，只要這種聯繫（擴大對外貿易、國際信用關係、允許外資經營工業、引用外國技術力量等）能够增加蘇聯底經濟力量，使它更加擺脫資本主義世界的羈絆，擴大蘇聯進一步發展工業的社會主義基礎的話，而且也只有在這種範圍內，纔能談最廣泛的聯繫。
  在生產與消費間的對比方面，必須注意，既不能同時追求二者都達到最大數字（如反對派現在所要求者），因爲這是不能解决的任務；也不能於現階段片面追求資金積累（如托洛茨基所要求者。他於一九二三年曾提出厲行集聚資本和加緊壓榨工人的口號）或片面追求消費。一方面要看到，這兩方面的相對矛盾及其相互作用與聯繫，同時，自長期發展的觀點看來，在總的方面，二者又是利害一致的，必須使兩方面達到最完滿的結合。
  關於城、鄉關係，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關係，也是如此。如要求盡量動用農業資金以從事工業建設，這是不正確的，因爲這不僅是與農民在政治上的破裂，並且也是破壞工業本身的原料基地，破壞其國內市場，破壞輸出與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平衡。另一方面，若拒絕吸收農村資金去建設工業也是不正確的；這在現時，乃是延緩工業發展速度，破壤平衡而有損於我國工業的。
  在發展速度問題上，必須以同樣態度注意這一任務的極端複雜性。這裏不應要求於最近一年或數年內，使資金積累達到最高度，而是要求使國民經濟各個成份間保持一定的對比，便能保證長期的最快的發展速度。從這個觀點看來，必須堅决澈底痛斥反對派提高物價的口號。這一口號不僅會引起工業底官僚主義蛻化和壟斷性的腐朽，不僅是對消費者——首先是城市工人和鄉村貧農的打擊，不僅是把重要的武器交給了富農，而且經過相當時間後，它會縮小國內市場，破壞工業所需的農業基礎，阻滯工業技術進步，因而急劇降低發展速度。
  在輕、重工業發展比重上，同樣必需求取二者最完滿的結合。將重點放在生產工具的生產上這是正確的，但同時必需估計到將國家資本過多的投到大建設上的危險性，因爲這類建設，需要經過許多年纔能在市場上實現其價値；另一方面，必須注意：輕工業（生產頭等必需品的工業）的週轉迅速，可以讓我們在輕工業發展的條件下，利用其資本從事重工業方面的建設。只有估計到上述各項因素，並使他們有計劃地協調，纔能使經濟循着較爲有計劃而無危機的發展道路前進。
  （5）從階級鬥爭與階級力量配置的觀點看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的特點，是無產階級力量的增長，是無產階級與貧、中農羣衆聯盟之鞏固，而城鄉私人資本成份則相對降低，雖然其本身絕對數量可能還有增長。
  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底决議，乃是現時正確的農村政策之基礎，正是這些决議保證了工人階級與基本農民羣衆聯盟之鞏固。無產階級克服了自己黨內的反中農傾向之後，已有可能在業已達到鞏固的工農聯盟基礎上，與貧農、中農羣衆一起，進一步更系統的堅决的限制富農與私人資本家，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基本階級方針就是如此。
   二五年計劃諸課題和黨底經濟政策
  （1）在調整城市與農村關係方面，存在許多基本困難，也存在着無產階級經濟政策的許多基本問題。當擬製五年經濟計劃時，必須從解决與我國經濟方面各項重大不平衡問題有關的任務出發。這些問題就是工業與農業間的不平衡，雖然工業較農業增長得快些，但此種不平衡依舊存在；這就是工業品與農業品價格間的不平衡（即市場上的“剪刀差”），對工業原料（即農產品的棉花、皮、毛等）的需要與供給間的不平衡；最後則是農村工人現有數量及可能實際利用的數量間的不平衡（即所謂“農村人口過剩”）。
  （2）克服這些不平衡，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比如，可以用提高工業品價格的辦法達到其供求平衡（這是反對派直至今日仍在宣傳着的方法），可是這種方法根據上述理由，黨必須予以堅决駁斥。也可以用猛烈壓低農產品價格的辦法，可是這種辦法會縮減輸出的可能性，更加破壞工業所需的原料基礎，並從而減低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它又可以用急劇增加農業稅的辦法，但這一辦法所侵犯的，不是富農，而是全體農民，所以它如同提高工業品價格與過份壓低農產品價格政策一樣，是不能採取的。所有這類消彌各項基本不平衡的辦法，其直接或最終的結果，都不是在迅速發展生產力，而是在延緩其發展的基礎上建立平衡的。另一方面，這類辦法雖然能建立起市場的某種平衡，但它不唯不能減輕和消滅農村人口過剩及伴之而來的城市失業，相反，它會使情况更加尖銳化，而嚴重影響我國整個政治生活。同樣道理，必須駁斥“暫時”加强農業貸款和盡量擴大穀物輸出而放鬆工業投資的方針。這一方針在壟斷對外貿易方面，雖可以大爲擴大對外貿易，但與我國工業化政策是矛盾的，它將阻滯我國工業的增長，並在經濟上使蘇聯在外國資本主義敵人面前解除武裝。
  （3）消彌上述各項不平衡的唯一正確方法，就是在厲行工業合理化和發展工業的基礎上，因而也就是在減低工業品價格政策的基礎上來減低工業產品成本的辦法；就是發展農村用勞動力較多的作物和實行農業底工業化（首先是發展農產品初步加工工業）的辦法；就是盡力服收游資（如發行國內公債，號召儲蓄，合作社召股，建立合作工厰等）並使之與信用系統相結合的辦法。只有這種不是使經濟循着抵抗力最小而是循着要克服最大困難的道路前進的辦法，纔能保證建立相當協調的城鄉關係，有系統地消滅工業品不足的現𧰼，並在不斷提高國家生產力，提高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比重和經常改善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廣大羣衆物質生活的基礎上安插“過剩”的工人。因爲發展農村用勞動力多的作物，加强農業生產率，實行農業底工業化，必將吸收更多的勞動力來從事生產；那時業已擴大之工業，特別是在減少工作日和實行大量換班的基礎上，將會更快地消滅城市失業現𧰼。因爲合理化和減低物價的政策，旣能建立城鄉間的平衡，就必然會長時間地加速發展速度。因爲這一政策可以擴大羣衆的需要，保證對整個生產機構施以相當的壓力，所以它將是反對一切腐朽性與壟斷寄生性的最好保證。
  （4）根據對外貿易的總方針（即在鞏固本國生產基礎和提高本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獨立性之條件下，盡量發展商業關係），必須擬定保證出超的對外貿易計劃。貿易出超和增加國內黃金生產，乃是形成外匯後備的基本來源，由於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間的關係尖銳化，由於可能發生歉收，這一後備是特別必需的。
  根據最近情况，五年計劃應特別注意一般後備：如實物、商品、外匯等的儲備問題。這些儲備必須完成，以保證蘇聯不受國際市場情况巨大波動的影響，防止私人資本及一般的經濟、財政封鎖，防止國內歉收和對於無產階級各共和國聯盟的直接武裝攻擊。（5）在工業方面必須注意下列各重要問題，這就是第一，生產手段的生產和消費品生產間的對比，亦即輕、重工業間的對比，第二，新建工業單位數量及其竣工時期間的關係（要注意到把過多的資金用在過於廣泛的基本建設戰綫上，而長期不可能實現其價値的危險性），第三，生產成本與工資間的對比；最後，則是爲供應國內市場與輸出（一方面），及爲保證國防（另一方面）而進行的兩種生產之間的對比等問題。
  根據國家工業化政策，首先必須加强生產手段的生產，以便提高重工業、輕工業、運輸業及農業，也就是說基本上要以蘇聯國內的工業生產來保證滿足上述各業的生產需要。應當使那些於最短期間能提高蘇聯經濟力量與國防力量，能於經濟封鎖的條件下，保證我國經濟發展，減輕我國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依賴性及能在較高的技術基礎和農業集體化基礎上促進農業改造的重工業部門獲得最快的發展。因此，應特別注意儘速實施電氣化計劃，發展黑色和有色冶金業，特別是特等五金部門，發展化學生產，特別是人造肥料部門，進一步擴大煤炭、石油、焦炭、一般機器和農業機器、造船、電氣工業、採金業等生產。
  生產消費品的生產，應當使其產品數量與質量達到能够保證大大提高每個勞動人民的消費標準。特別應當注意發展紡織、皮革、食品工業，因爲這些工業既可促進作爲工業原料的農產品之增加，又能促進農業底工業化和消滅農村人口過剩現𧰼。
  在增加新的產業部門方面，應當發展與新建製造治金、燃料、紡織等工業裝備的生產部門，應當發展與新建生產汽車、拖拉機、飛機、人造絲及其他稀有物品之生產部門；生產鋁、含錳鐵、鋅、氮、鉀、電影及無綫電機械裝備，以及無綫電器材等的生產部門。
  應當系統地降低工業品的發售價格，以保證不斷縮小“剪刀差”，也就是說消除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的不平衡，消除我國物價和世界市場價格水平間的不平衡。
  只有在堅决減低成本的條件下纔能實現這些任務。因此減低成本乃是工業生產的中心問題，其他一切任務，都應該是爲着解决這一問題而提出的。勝利解决這一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實行生產底社會主義合理化。採用新技術，改善勞動組織，提高工人的熟練程度和在縮短勞動日的條件下充分利用勞動時間，所有這些就是實行合理化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方面採取有力措施的結果，將使我們能够提高工資和進一步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同時又可以降低每件產品的工資，減少產品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爲減低物價政策創造鞏固的基礎。
  擴大工業本身的資金積累和將國民收入作有利於工業的再分配，就使我們能够在最大量的節約器材，堅决減低建築費和嚴格執行計劃的條件下，大量向工業投資，使之足以保證必要的增產及其合理化。在這種情况下，基本建設計劃必須符合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並照顧到各區域的特點；同時對新建企業的竣工期限及其生產效能問題，亦應以發揮所費資金之最大效能爲準則。因此，應當將每年資金之最大部分投入比較有限數量的新工廠，和準備改建的現有企業。在進行基本建設時，必須極力爭取採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應用最新的技術成就。特別是必須使建築材料與整個建築工程的費用指數不可過高。
  在確定工業基本建設的發展速度時，必須規定不要單靠預算撥款，而主要的是要依靠工業本身的資金積累和加速生產資金的週轉，取得週轉資金，以適當地保證工業基本建設。
  擬定計劃時應特別注意工人住宅建築問題。由於住宅危機極端尖銳，因而必須擴大工人住宅建築，以便於最近五年內保證擴大工人住宅面積。
  在擬定五年計劃時，必須注意發展地方性的小工業、手工業，因爲這些工業在目前乃是國家大工業所完全必需的助手，它能幫助消滅商品不足與減輕失業現𧰼。必須注意將這些工業置於國營和合作社企業的影響下，使小工業生產者的生產聯合起來組成合作社，使其生產合理化，將它們從私人商販與高利貸者方面爭取過來。
  必須儘速使手工業者組成合作社，特別是在私人資本直至今日尙有强大影響的小工業部門。必須努力吸收合作社手工業者底資金從事手工業生產（如入股、特殊捐獻、存款等）。在擬定五年計劃時，應特別注意發展各邊疆區，特別是各民族共和國各民族州的小工業與手工業。但由於有些手工作坊的手工業者獲利很高，故國家在優待與幫助各種手工業部門方面，其政策必須有所區別。
  （6）在運輸方面的任務，應當是擴大運輸網及運輸工作，使之能滿足日漸擴大的生産與商品流通的需要，把一些新的地區吸引到我國國民經濟生活中來，開闢發展生產力的新的巨大源泉，並保證國防需要。鑒於由恢復時期過渡到堅决改造與實行合理化時期運輸業的落後，故應嚴重注意根本改造運輸業，並使其工作按照技術先進諸國的類型，而又完全適合消費者利益的類型，實行合理化。由於鐵路運輸負担過重，遂提出了充分地利用水路運輸並使其配合鐵路運輸的緊急任務，故在五年計劃中也應特別提到關於改造水路運輸的上述同樣措施。
  向運輸業投資的資金來源，應當是國家預算資金，特別是而且主要是以降低運輸成本和縮減非生產開支辦法而增加起來的本身資金積累。
  無論在擴大綫路建設與運輸工具機械化方面，都應特別注意發展地方性的運輸，首先是在商業發展的地區。蘇維埃政權各地方機關應特別注意利用當地居民和地方蘇維埃底力量與資材來解决這一問題，因爲地方性運輸發展不充分，乃是鄉村技術落後與文化落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7）在農業方面，當擬定計劃時，一方面應注意必須普遍提高農業（首先是提高收穫量和擴大耕地面積），另一方面應注意各區域和各農業部門（穀類作物、技術作物、牧畜）主要經濟成份的正確配合，並迅速發展這些農業部門，使之足以：（一）保證增加廣大羣衆的消費量；（二）保證增加出口，這在五年計劃中是與入口和外匯儲備之需要密切相聯的；（三）保證更多地滿足工業所需之原料。五年計劃在農產品價格政策方面的方針，應當是在農業各部門的發展方面，建立符合於國家生產的消費和私人消費計劃以及出口計劃的一定對比。農業各部門間後備資金的分配，除根據上述各項因素外，還必須以能消滅現有工人數量與實際利用工人數量間之不平衡爲準則。因此，必須加强發展用勞動力較多的作物，和使農業迅速工業化，首先是發展農產品初步加工工業。
  因此，不允許對農業技術問題採取千篇一律的態度，而必須分別處理穀類作物地區（採用拖拉機、農業機器、進行選種等），盛產技術作物的地區（要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灌溉、施肥）和牧畜地區（改良畜種、組織牲畜的販賣）的技術問題。計劃應特別規定擴大小麥與大麥的耕種面積，提高其收穫量，增加其商品生產，使能保證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需要及必要的出口量。同時在林業方面特別是在改良林業工作方面（如改良林區、育林、造林等工作），計劃應規定措施以便正確地和更充分地利用我國森林富源。
  計劃應規定由農民自己或國家預算向農業投資，使農業實行機械化，進行重大的水利建設，和普遍的改良土壤，同時應特別注意採取措施，預防可能發生的歉收。計劃應規定辦法，供給農村以複雜的農業機器，特別是拖拉機，在我國條件下這是加强農業生產集體化的方法之一。
  在五年計劃中必須規定加强土地合理使用的工作，這乃是將整個農業提到更高階段，採用集體經營方式及在與富農作鬥爭中保證貧、中農利益的基本前提。此外，還必須擬定移民計劃，並根據此計劃加强移民工作，因爲這一工作可以促進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改善貧苦農民的生活狀况，並從而幫助減少農村人口的“過剩”。
  擬定計劃時，應根據黨的基本階級方針，也就是根據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與進攻富農的政策。因此，計劃應以支持合作社（於此應堅决駁斥反對派關於抽取合作社資本的建議，因爲這一建議乃是對列寧底整個合作社計劃的打擊）爲其出發點。它應以正確的合作社對內政策（對生產力薄弱的農民發放貸款，與富農傾向作鬥爭，在機器組合內實行適當政策等）爲其出發點；其次計劃的出發點又應當是，除盡力發展銷售合作社外，目前必須大力幫助所有富於生命力的生產合作組織（公社、集體農莊、農業組合、生產互助社、合作工厰等等）和那些應提到更高階段的蘇維埃農莊。
  （8）在組織交換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底最重要任務，就是用進一步發展公營商品流通部門並使其合理化的方法，克服資本主義分配方式所特有的市場無政府狀態及物資支出上的浪費現𧰼。
  公營商品流通部門，由於一方面可藉排擠私人資本而擴大自己，另一方面又可用使貿易網合理化，盡量減縮交換範圍內的非生產性的開支等方法，在商物流通的範圍內採用計劃原則，故它能堅固新的社會分配制度底一切巨大優越性，並能於今後，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變爲社會主義的產品分配機構。合作社與國營商業應當根據其組織上與物質上的實在潛力繼續從市場上排擠私商，以便使此種排擠不致造成商業流通方面的漏洞與市場供給的中斷。
  對合作社應給予特別的注意。合作社的任務，就是日益大量地吸引居民參加合作社。合作社應當成爲商品由生產者手中轉入消費者手中的最方便、最合理的機構。它應當經過有組織地吸引羣衆參加經濟工作的方法，幫助統計居民的消費需要，並及時向工業提出要求，經由定貨制度有計劃地滿足這些需要。
  爲着發展國家生產力，要來在資金分配方面，使其最大部分盡可能地投入生產，而停留在商品流通界者，則應盡量縮小。解决這一任務的基本方法，就是加速商品流通，減少雜費開支，加緊每個商業單位的工作，縮短商品運送的道路，並使其簡便化。
  有計劃的經濟領導之優點，使蘇聯經濟所需要的商品儲備量較資本主義國家所需者大爲減少，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觀點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節約。可是計劃應規定使商品之儲備足以保證術場之供給和調節市場季節性的波動。
  最後，計劃應規定足够的撥款，爲分配機構擴大和建立新的高度技術基礎（如建設新倉庫、穀倉、冷藏室等）。（9）在貨幣流通與信貸方面，計劃的出發點，必須是系統地提高金盧布券〔一〕的購買力；紙幣的發行額應以合於商品流通增長的程度爲限。
  同時，在預算經常增加的情况下，必須根據計劃原則製定預算，並籌足巨量的預算儲備金，以便保證在國內外市場上有充分自由的活動餘地。
  信貸機構現正日益成爲鞏固社會主義農業的工具，特別是幫助農村貧、中農階層的工具。
  在計劃中必須規定辦法吸收游資投入國家信用事業。吸收這種游資，一方面可以提供工業化的補充資金，同時在未來的五年計劃期間，又可協助建立市場工業品供求之間的平衡。
  （10）鑒於必須逐漸消滅各落後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落後，更快地發展其經濟與文化，並使這些地區的需要與整個聯盟的需要相配合，五年計劃應特別注意提高這些地區的經濟與文化。
  （11）爲着正確解决五年計劃的中心問題，必須使國民收入的增加及其分配能够在保持整個國民經濟的最大發展速度條件下，提高工人階級貧、中農的物質生活水平。
  工人階級數量的增長，和在根本改造工業與每個工人產量急劇增加的情况下勞動生產率的
  〔一〕金盧布券，有人直接譯音爲切爾逢業茨，此券係一九二四年蘇聯實行幣制改革後，國家銀行所發行的一種鈔票。按照一九二二年的法律規定，此券的發行是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金幣金條和外匯（英磅和美元）做準備的，其餘百分之七十五則由商品價値和有價證券作擔保。譯者提高，遂使在無產階級國家條件下，可以將勞動日縮短爲七小時，加强勞動保險的措施，以便改善各企業的勞動環境，繼續提高工資，特別是實際工資。由於國民經濟的普遍上昇，遂保證我們有可能繼續增加用以滿足工人階級其他物質、文化需要的開支，首先是增加建築住宅、設立學校、技術專科學校、俱樂部，組織公共食堂、托兒所、兒童之家及工人村的一般福利事業的開支。
  在職工技術敎育機關網，特別是各工厰學校同時發展的條件下，在整個國民敎育符合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條件下，所有這些便爲迅速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及提高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並從而爲鞏固無產階級國家主要基礎創造了前提。 這也爲有系統地改善靑年工人生活狀况（如減少失業人數、增加工資等等），提高其文化水平，並將他們培養成新的在技術上與文化、政治水平上均有高度發展的無產階級幹部——社會主義自覺的建設者，創造了條件。 用農業機械化與加强農業生產效率的方法，發展農業，使農業採取具有高度技術的社會經營方式，使農民參加合作社，國家與合作社對貧、中農給以特別幫助，實行正確的農產品與工業品價格政策，所有這些都能增加農民的收入，保證在堅决限制富農剝削的條件下，不斷提高貧、中農的物質、文化水平。這也爲普遍提高農村文化生活，開展文化敎育工作和在農村羣衆中推廣農業技術知識，創造了基礎。城、鄉生活水平之互相接近，正在爲消除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城、鄉間裂痕開闢道路，並鞏固着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而把農民引導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使其積極參加整個社會主義建設。 （12）爲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五年計劃應考慮到：必須堅决提高城、鄉居民文化水平，發展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使文化建設計劃與工業計劃相結合，作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總計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建設計劃的基本原則，就是使國民敎育保證提高廣大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如普及敎育、消滅文盲、羣衆性的職業技術敎育等）；培養技術熟練的專家和科學工作者。 （13）黨代大會於指出在擬定計劃方面的巨大進步後，鑒於製定計劃一事之日趨複雜，及其日益增長的實際意義，認爲必須加强計劃工作，鞏固計劃機關，改善計劃領導。爲使計劃領導能更完全地包羅我國國民經濟生活，黨代大會認爲必須於今後五年中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各自爲政的現𧰼。
   三社會主義的合理化，羣衆組織的意義與作用 爲解决上述各項任務，聯共黨（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認爲必須發佈下列各項指示，保證實現本屆國民經濟計劃。 （1）應將一切工作中心放在最努力最緊張地實行合理化方面，即工業合理化，首先是商業機關的合理化，國家機關的合理化等。 但如果不提高科學和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實現這種合理化，所以，廣泛發展進行科學硏究的工業專門學校和工厰實驗室，堅决使學院的科學工作接近工業與農業，最廣泛地利用西歐與美國的科學經驗與工業科學經驗，仔細硏究一切最新的發明，研究新的工業、新的原料、新的五金以及新的組織形式等，都應當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必須不惜資財進行改善生產方法的實驗，並盡力支持工人、技師、機師底創議。同時，必須盡一切努力改善技術敎育與農業效育，並儘快地培養具有熟練技術的人才和科學工作者，使其具有世界科學技術水平，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參加者。 （2）整個國民經濟實行合理化的决定性的主要前提，就是廣泛吸引工農羣衆參加這一工作。所有黨、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以及其他組織都應負起責任，大力宣傳與解釋：只有在與非生產的開支、漠不關心的工作態度、對生產手段和自己本身的勞動採取怠慢與敷衍塞責的態度以及技術落後的經營方式（工業中的陳舊技術、農業中三年一休輪種法、木犂等）作鬥爭的條件下，勞動人民纔可能獲得澈底的勝利。必須最堅决地與國家機關及經濟機關中的官僚主義，與在羣衆中、在各組織中以及這些組織的領導幹部中的落後性，墨守成規和尾巴主義思想作鬥爭，不管這些毛病是發生在國家機關、職工會、合作社、甚至是黨的機關內，都應與之作鬥爭。必須進行有力的鬥爭，堅决改造生活習慣，提高文化，反對酗酒，堅决消滅文盲，建立工農羣衆的勞動自覺性與勞勞動紀律。 （3）在此種條件下，無產階級職工會自下而上的各級組織，都肩負着特別重要的任務，職工會除進行無情鬥爭以反對對合理化的各種曲解，保護工人階級日常利益，給無論在任何地方所發生的一切停滯現𧰼與官僚主義以最有力的打擊，勇敢克服任何限制羣衆創造性的企圖，廣泛吸引無產階級隊伍參加偉大的建設工作，用一切方法發揮其創造性之外，更重要的，它還應當成爲改造我國工業的主要槓桿。 職工會應當根據縮短勞動日和提高工資的政策（但要按照國家儲備和工業發展的程度），用一切方法（如經過工厰委員會、生產會議、代表會議、檢査委員會等等）幫助進行無產階級羣衆的勞動敎育，組織各工厰的勞動，改善工廠各項規程，並幫助各企業實行技術合理化。職工會應當幫助無產階級的落後階層，澈底認識無產階級是工業的主人，只有國家工業化、工業經營的合理化、社會主義建設能够不斷地前進，工人纔會有最遠大的前途。 （4）必須日益廣泛地動員廣大農民羣衆，首先是經過合作社動員貧、中農參加繁榮國家經濟的事業。必須堅决而勇敢地支持貧、中農羣衆在建立各種集體經營形式、各種作物苗圃、農業扶助社和土地調整協助組織等方面，在合作社機關實行合理化方面，在合作社羣衆對於合作社機關和物價等事項的監督方面所作之各種創議，必須堅决勇敢地喚起和支持羣衆在農業機械化、加强農業生產，種植新的用勞力多的作物以及建設合作工廠等方面的創造性。（5）代表大會指出，少共底巨大作用及其當前任務，認爲少共應當成爲在城、鄉實行經濟、勞動、生活習慣合理化方面推行各種新計劃的倡導者和先驅。少共應當是黨在與技術、經濟、文化落後作鬥爭的戰幾上執行其政策的主要助手之一。少共應當成爲以社會主義建設及保護這（建設使之不受國內外敵人侵犯之精神，改造廣大無產階級及貧、中農靑年的主要槓桿。 （6）同樣，代表大會又指出，黨應注意更加强吸引無產階級及先進農民羣衆中的廣大婦女階層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實行合理經營事業的全部重要性，同時要加强採取一切措施，提高女工的勞動熟練程度，努力協助婦女擺脫生活上的束縛。只有解决了這些任務之後，纔能眞正改造我國廣大羣衆的整個勞動方式與生活方式，使之走上社會主義的軌道。 （7）鑒於今後五年內，國家在經濟建設方面所面臨的任務之巨大，代表大會强調指出，全體黨員，不論他們是在任何職位上——在車床邊，或在國家最高的領導機關，都應成爲遵守勞動紀律，緊張、準確、合理進行工作與勞動英雄主義的模範。
   *** 代表大會於確認中央委員會在前一時期所執行的經濟政策之正確性後，認爲要實行這種可以大大提高羣衆物質生活水平和鞏固社會主義陣地的五年計劃，首先有賴於黨內的親密團結及其創造性的努力。根據這一觀點，代表大會堅决駁斥了托洛茨基反對派集團的活動，因爲這一集團正在瓦解着偉大的建設工作，破壞着這一工作的進行，並企圖瓦解整個的蘇維埃機構。代表大會痛斥了反對派的經濟路綫。列寧曾說，假使沒有外來攻擊的阻撓，在執行我黨正確政策的條件下，在我國是可能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的，而反對派則與此相反，認爲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便不能提出正確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而只能或者是向黨表示無原則的嚴重動搖，或者是向黨提出與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的政策。在經濟合理化方面，托洛茨基反對派一方面責備其政敵採取“煽動態度”，一方面他們自己則由提出“厲行集中”和“壓榨工人”（關閉無產階級的許多大工厰，如普蒂洛夫工厰、布梁斯基工厰等）的口號而動搖到實際上否定合理化事業的方面去。 作爲全部經濟方針之基礎的，列寧底一件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無產階級工業應給農民以比資本主義制度更爲廉價的商品，但反對派則顯然違背了這一原則。他們與列寧完全相反，提出了另外的原則，即必須較舊制度更多地向農民索取東西，必須實行提高本已很高的物價政策等。僅只在嚴厲批評的壓力下，反對派纔被迫放棄這一與農民决裂，掠奪工人消費者，幫助鄉村富農，使工業管理機關染上壟斷的寄生性並蛻化爲官僚主義機關的政策。與列寧底堅决資助合作社的整個合作社計劃截然相反，反對派提出了抽取合作社貿易資金，以補助工業的方案。但這一官僚主義的處理政策，就是意味着將與農民發生密切的實際聯繫的事業交與私人資本之手，而打擊農民經濟的發展，堵絕他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城市工業與農民之間安排下一個私人資本，作爲流通過程的主人。列寧曾反對了“超工業化”的觀點，指出必須與全體基本農民羣衆一同前進，而駁斥那種關於“農民底局限性”的輕率論調；但托洛茨基反對派則與列寧完全相反，他們持着列寧所嘲笑過的關於“農民局限性”的論調，企圖使黨的政策破產，並主張不要農民羣衆而單獨前進。從而又提出其關於“蛻化”、“復辟”的論調，以及其他從烏斯特里雅洛夫—孟什維克武庫中借用來的論據，企圖從思想上瓦解工人階級，使他們離開布爾什維克的積極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而走上孟什維克的對這一建設本身的階級實質採取批評態度的道路。由於反對派對工業合理化採取否定的，或至多也不過是中立的態度，所以他們在提出其煽動性的要求時，總企圖利用帶有半農民性的消費者心理的無產階級最落後階層底成見和尾巴主義。反對派旣對合理化採取這種態度，及不相信這一事業能够成功，所以對於七小時勞動日的態度也是否定的，而七小時勞動日制的順利實施，乃是與共同努力實行合理化緊密相連的。 他們這種政策的客觀結果，將是使我國工業停滯，使無產階級由農民的盟友及領袖變爲消費者，變爲只以改造農業爲其目標的消費者。這種政策必然會引起無產階級專政的坍台。另一方面，反對派又在國際主義的旗幟掩蓋下，實際上宣傳那種足以使蘇聯喪失其經濟獨立並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同資本主義的經濟聯繫。
   *** 代表大會授命中央委員會製定五年計劃，保證能提交最近即將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審査，並吸引所有地方蘇維埃、職工會、黨的及其他組織仔細、全面地討論該計劃草案。
   （選自“聯共（布）黨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决議”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