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永远怀念我们的父亲——张开泰
  张通 张锐 张安 张宁 张耕
  每当想起父亲，我们的脑海便浮现出父亲那高大而又普通的形象：方正红润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中等结实的身材穿着土布的中山装，脚上永远套着一双用旧轮胎皮做成的胶鞋。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张开泰，一个在战场上令敌军闻风丧胆的红军将领，一个受亲人、战友和群众尊重爱戴的长辈。我们对父亲的描述可能不够准确，但父亲对理想、信念执著的追求，对战友、下级像父兄一样关心、爱护的情感，对家人的深深关爱，对敌人、恶势力的嫉恶如仇、决不妥协的品格，犹如汩汩流动的鲜血，深深溶入我们的血脉，永远留在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中。
  关于父亲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已不再惊奇，只有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父亲那谆谆的教诲、爽朗的笑容，还是那样的记忆犹新。父亲的生命、父亲所从事的事业与海南岛23年不倒的革命红旗紧密相连，每想起父亲，一幅幅烽火琼岛的战斗画卷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父亲便在其中。我们仿佛听见，父亲正慷慨激昂地向黎苗同胞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仿佛看见，父亲双手挥动着驳壳枪，在黑眉岭指挥着我军与日军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战斗，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父亲率领着人数少于敌军数倍的我三支队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最终将日本军要塞司令毙于沙场。
  听父亲的战友说，当那场战斗胜利结束后，父亲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双手插在腰间，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凝视远方，真正是威风凛凛，英姿勃勃。这时候的父亲在想什么呢？我们知道，父亲在那一刻决不会想到自己，他想到的是殉难的战友和前方的征程，作为一个为革命事业奉献牺牲了自己家庭四口人生命的父亲来说，为革命事业而死，只不过是“风吹帽”那么简单。
  记得那次父亲奉命率领战士们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重任，却和大部队失去联络而陷入重围，在与敌军殊死的搏斗中，父亲身负重伤。父亲为了部队安全转移，主动要求组织将他留下。父亲独自躺在被树枝掩盖的山洞里，苦苦挣扎了三天三夜，他身上的枪伤不断渗血，腐烂长蛆。当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找到父亲时，父亲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只有一双大眼睛还顽强地闪烁着信念之光、理想之光。
  父亲曾在国民党陵水、三亚、府城、定安的监狱里度过了三年。国民党为了使大名鼎鼎的“共匪”头目“悔过自新”，不惜一切手段，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腐蚀利诱父亲，但最终都被父亲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并给予他们厉声唾弃。有一次，因敌监狱长惹恼了父亲，父亲立即挥起戴着几十斤铁镣的双手砸向敌监狱长，敌监狱长被打伤，父亲也因此遭受更加严厉的酷刑拷打，但他认为十分值得。父亲在身陷铁窗的艰苦岁月中，组织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团结吸收国民党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激励狱中战友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在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中，父亲被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等，抄家、游街、批斗……样样都少不了他，父亲那时已是六十岁的高龄，却还以顽强的毅力默默忍受着这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对待，因为他坚信总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啊！父亲，是一种怎么样的崇高信念和理想在支撑着他，使父亲这样一个出生在中国最南端的小渔村的汉子有如此坚强的意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信念！父亲就好像滔滔南海中一尊冷峻伟岸的岩石，迎着太平洋的风雨，巍然屹立。
  父亲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虽然当代的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未必能够理解父亲那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但是父亲的精神将永垂不朽。它将有如三亚南山寺上的不老松一样，历经风霜却依然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父亲的精神之光，将永远照亮长河大江、田野山川、学校工厂、城市村庄……
  （选自《铁血丹心献琼崖》）
  忆父亲——张开泰
  张红
  父亲和他大多数的战友和同志一样，身上留着许多时代的烙印，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的清廉、正直、朴素、好学、勇敢与忠诚。
  父亲一生清廉，奉公守法，公私分明，时时处处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我记得在“文革”初期，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社会上有不少人就乘机抢劫国家的财物。当时我们家的周围种了很多树，一些人乘“文革”期间一片混乱无人管理之机乱砍乱伐，父亲看到有人砍树就出来阻止，他向砍树的人说明这些树木是属于公家的财产，谁砍谁今后要负责任。虽然此时的父亲已经被罢免了官职，还不时遭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但他仍然不忘维护国家的利益。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工农型干部，他好学、朴实，他的一生都是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度过的。“文革”前父亲有不少的藏书，除了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也收藏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这些书籍父亲都曾认真阅读，以增长自己的学识和见解，特别是一些政治书籍，书中有许多父亲的圈点和批注，由此可见父亲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的人。可惜这些书籍在“文革”期间无休止的抄家中，全部都遗失了。
  父亲在为事业、理想的奋斗追求中，可以称得上是一名英雄好汉，即使在混乱无序的“文革”中，父亲也称得上是一条硬汉，毫不因某些人的淫威而屈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谩骂、无理取闹，父亲据理力争，决不妥协。在批斗中，有人将墨水倒在他的身上，他就质问军代表说：“这绝不是党的政策！”据父亲的战友回忆说，在“文革”最疯狂的时期，有一天晚上，造反派开着警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抓人。当天晚上抓了很多人关在军管会，被抓的人都是当时有所谓各种问题的人，如“黑五类”等，我的父亲也被抓在其中，父亲的战友和父亲关在一起。当时只见警车进进出出、呼啸而过，武斗的枪声伴随着鞭炮声不时划破夜空，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父亲的战友因牵挂家人和自己的命运而十分的不安和烦躁，也许是父亲看出战友心中的不安，父亲对他说：“别担心，睡觉吧。”“怎么睡？”战友问。那时正值冬天，无床无被，只有冰冷的地板。只见父亲把地上的绳子收拢一下，然后躺下就睡着了。而父亲的战友却怎么也无法入睡。事后他对我说：“你爸爸，真是一个硬汉。”
  其实除了工作之外，父亲的心中也有放不下的牵挂。父亲心中最放不下的，那就是对家庭、对亲人的关心和爱护。在家庭中，父亲是一个慈祥可亲的长辈，对子女家人充满爱心。在“文革”期间，父亲有三年多时间被关押在原海口市商业学校的临时监狱里，军代表要求父亲的家人每个星期送一次换洗的衣物给父亲，父亲虽然身陷囹圄，心里却非常挂念家人，而我的母亲那时也被下放到罗牛山干校劳动。当时我年纪尚小，也很想念父母。有一次，我和姐姐送衣物给父亲，我们在监狱的门口等通知时，有一位军官对我说：“你父亲要见你，你就站在这里。”于是我就站在大门外，身旁站着荷枪实弹站岗的军人。一会儿，我看见父亲从监狱里的操场走过来，在我们相距50米时被要求停下了，我和父亲相互默默对望着，就这样完成了父子会面的过程。原来父亲向军代表要求见一见来送衣物的孩子，事先他们没有通知我们，于是便安排了这样一个荒唐、不近人道的父子见面仪式。但我能理解他们，因为即使这样的安排，他们也可能要负担一定的政治风险。
  当父亲走过去后，一个军人交给我一个用手绢包着的物品，他说：“这是你父亲给你的。”我接过沉甸甸的物品，打开一看，里面全部都是硬币。当时父母的工资已经被冻结，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也许十分担心我的衣食，这些硬币是他在狱中省吃俭用给我留下的，至今母亲还保留着这些硬币。我心里深深地感动着父亲的这一份厚爱，在我人生的岁月里，无论我走在世界哪个角落，父亲的这份爱将永远伴随着我。
  如果说，父亲在战场上，没有被困难和死亡所吓倒和屈服，是因为有“革命必胜”的理想和信念在支撑着他，那么在“文革”黑暗的岁月中，是什么东西使他坚持下去呢？除了坚信自己的清白之外，就是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子女的爱护和眷恋。正是这一份对家庭对子女的关爱与责任，支撑着父亲度过“文革”中最难熬的岁月。
  那时的父亲已经是六十几岁的高龄，并有头晕、高血压等病。记得他在“文革”关押期间，被罚在狱中食堂劈柴、挑水。有一次他去井边打水，由于劳累和饥饿，晕倒在水井旁边。当时正值中午，骄阳似火，父亲躺在地上昏迷了一个多小时，在场的难友们都很着急，但却没人敢上前去帮助他、救治他。这对父亲来说又是在经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父亲知道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他整垮，想让他“自绝于党和人民”，但是父亲也深知他的家庭需要他，他家中尚有年幼的子女在等待他，他不能让他们背黑锅，他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样，死也要死得清白，凭着他坚强的意志，父亲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父亲在被造反派揪斗、扣押时曾对母亲说：“你放心，我无论如何是不会自杀的，如果我有什么不幸，那就是有人想害我。”就是凭着这一股对家庭、子女的爱护和责任心，使性烈如钢的父亲在“文革”中忍辱求生，以顽强的毅力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父亲曾感慨地对我们说：“如果当年在战场我与战友们一起倒下多好，就不用经历‘文革’遭受羞辱了。”因为“文革”中审讯和殴打他的人，有些曾经是他提拔重用过、对他十分尊重的部下，那些人的所作所为，让他十分反感和伤心。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一个人性被完全扭曲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父亲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艰辛，他戎马倥偬几十年，经历无数次生死关头。在战场上与敌人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他从不畏惧死亡的威胁，他的肩背上、大腿上布满了子弹打过的痕迹。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所在的部队遭敌人伏击，战友们全部牺牲。父亲当时全身上下也中了好几枪，但他还是拖着伤残的身体向前冲，因为此刻他知道他决不能倒下，革命事业还等着他去冲锋陷阵，牺牲的战友们的仇还等着他去报，他的生命不能在这里结束。父亲拖着伤残的身体终于带着战友们打退了敌人，同志们在撤退时没法带上父亲，就把他背到山洞里躺着，昏迷了很久很久，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因为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支持革命的群众也只能悄悄地去看他，并留下一些食物。就这样过了几天，父亲又再一次战胜了死神苏醒了过来。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硬汉子，在革命低潮时期，许多人退出革命队伍，远避他乡，父亲却仍冒着生命危险，无怨无悔地坚持着革命斗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辉煌，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父亲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在父亲作战或工作过的地方，都流传着一些关于父亲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也许传说的成分多于真实，但却反映了当地群众对父亲的尊重和爱戴，也正是这些爱戴他、尊重他的群众的长年累月支持和帮助，才使父亲这个渔民的后代对党对革命事业有所作为。父亲无愧于那个时代，无愧于那片养育他的土地和父老乡亲。壮哉！父亲，美哉！父亲，我们为你自豪，为你骄傲！
  （选自《铁胆丹心献琼崖》）
  听奶奶说爷爷郑庭丁为革命捐躯的英雄故事
  郑有芳
  藤桥武装暴动至今已走过了82个年头。每当缅怀起烈士们的芳名，奶奶诉说当年爷爷郑庭丁为革命捐躯的英雄事迹和谆谆教诲就会浮现在我的脑际，唤起了我对爷爷和他的战友们的深深怀念！
  1927年，我还没来到人世间，赶不上那火热的暴动，但在孩提时，听奶奶说起那次震天动地的斗争，爷爷和战友们冲锋陷阵的号角声，像春雷般在我的耳边轰鸣回荡着，使我看到他们高大的光辉形象，无私的奉献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三亚海棠湾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奶奶离开我们也有35个春秋了，她的教诲我终生难忘。
  我奶奶是椰林片燕鸟村人。龙家的二闺女，名叫龙妚二。她曾对我说：军田是个美丽的大村庄，四周山界树高林密，鸟语花香，居住着百多户淳朴而勤劳的贫苦人家。郑家是大村中的小姓（小户）。你的爷爷郑庭登（郑庭丁）生于光绪己未（1895）属羊。他身材高大、魁伟，是个热心助人的小伙子，博得乡亲邻里的爱戴，是同辈人的领头羊。
  记得奶奶还风趣地对我说，我和你爷爷是红纸合命，17岁就过门拜堂成亲，成了郑家的家庭主妇，为郑家养育了二男二女。不幸的是你爷爷22岁那年双亲相继去世，爷爷挑起支撑家族、维持家庭生计的大梁，家人要吃要穿，靠着三块不足二亩的薄地，艰难地维系着过日子。为让你爷爷走出家门，奶奶挺起腰杆，承担起全部家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里里外外操劳着。爷爷和好友朱儒义、曹必文挑起鱼、盐做黎客（到黎村）生意，在黎族山村仲田、甘什、南土岭、扁担丘等村峒，结拜了许多知心朋友，山村生意的门路渐渐开阔，生活开始好转，从山村用鱼盐、布料换回木材，便勒紧腰带盖起军田村口唯一一栋推封（用木材连接的构造）瓦房。
  正当村民们团结互助，建设美好家园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二七”、“五卅”等伟大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们的思想极度迷茫。1926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琼岛国民党当局举起屠刀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村民从迷茫中惊醒。
  1927年5月，张开泰、陈保甲、占行诚、王植三四位优秀共产党员受党组织的派遣从加积仲凯农学校回崖三区藤桥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选定藤桥军田村为秘密组织活动的落脚点，通过军田小学校长曹必敬，做村中的领头羊郑庭丁、曹必文的思想工作，召集村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王为录、朱运隆、朱运丁、朱运源、王传录等人筹集起一笔资金和粮食等物资，解决了张开泰等人在军田小学开办平民学校的经费，安定了他们的生活。在张开泰等四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军田村农会，选曹必敬为主席，委员郑庭丁、曹必文、王为录。建立了军田村农民自卫军，朱运源为队长、朱运隆为班长。接着郑庭丁等七名骨干都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建立起在中共崖三区党支部领导下的第一批农村党支部，曹必敬当选为支部书记，委员郑庭丁、曹必文、王为录、朱运源。军田村热气腾腾，影响邻近的番园、石姆龙、椰子园等村，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我还记得有一年盛夏的一天傍晚，奶奶坐在我的身边，拿着扇子给我扇凉，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爷爷自从入了党，当了农会干部，成了党的人，便早出晚归，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找硝煮炸药，制造地瓜炸弹。又常在家里召集农会干部，召开党员会议，我则当他们的岗哨兵、炊事员，还得为他们买纸买笔当交通员，虽然极辛苦，但心内是乐滋滋的，只想为革命多出一点力，盼望革命胜利早日到来。”
  她说：“李懋文、张良栋回到藤桥成立中共崖三区党委，你爷爷就更忙了。区委根据你爷爷长期走山村做黎客生意，有信誉这个优势，要他带队到黎族村庄宣传发动群众，创办平民夜校，组建起仲田、扁担丘、赤田等村农民协会和村农民自卫队，为暴动做好充分的准备。”家里缺少劳动力，奶奶也不叫苦，带着不满12岁的长子心雄下地除草、挖番薯，把家务操持好，让爷爷安心为革命工作。
  奶奶还说：“暴动前，党代表李懋文和区委领导曾为组织武器犯愁，你爷爷得知番园村贫农的孩子陈宗昌为混口饭吃到榆亚盐田红土坎实业团当差，当了排长，就主动上门找好友陈泽福商量，将陈宗昌请回，了解实业团的内幕，报告给李懋文、张开泰。让他们实施智取枪支的行动，取得了成功。”
  1927年12月19日凌晨，暴动从军田村一声炮响，郑庭丁站在暴动队伍的前头，在各村农军的配合下，包围椰子园和龙家坡村，枪决了反动民团团长龙鸿标和劣绅朱仕拔，挥戈直攻藤桥，在琼崖东路红军的援助下，消灭了盘踞藤桥的白匪，解放了藤桥。郑庭丁当了红军补充连的班长，随军攻打三亚港转战万宁从不畏缩。
  奶奶流着激动的热泪说：“东路红军北上，补充连调回留守藤桥，保卫崖三区苏维埃政权。你爷爷和他的战友们，在保卫战中坚守了12个昼夜，在国民党崖县伪县长王鸣亚的重兵包围、封锁下，红军突围受阻。为掩护红军和干部群众撤出，李懋文派蒙传良和你爷爷等6人举着火把佯装向西突围，把敌人火力引开，保证了李懋文、张良栋、张开泰带队向东安全撤出重围，你爷爷在佯装撤退的战斗中被捕，大义凛然，宁死不低头，惨遭杀害，年仅33岁。”
  起义受挫后，三亚海棠湾整个地区，日日闻枪声，夜夜见火光。军田村被戴上“共村”的帽子，农会、农军家属遭受严刑拷打，财产被抢光、房屋被烧光，强迫村民迁移到椰子园村，受叛徒朱仁高管制。
  天昏昏，地沉沉，革命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中。爷爷牺牲，年仅三十出头的奶奶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忍辱吞声，凄惨度日。然而，在奶奶心中不熄的革命火种却默默地燃烧着。她始终铭记丈夫所留下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的遗嘱，按照丈夫开辟的红色路线，带领儿女们一路跟着共产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为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极大的奉献。
  1929年在海棠湾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中，她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筹粮筹款支持革命。抗日爆发后，她带着年仅16岁的长女郑妚三省吃俭用，买纸买笔和毛巾送上仲田岭抗日根据地。动员女儿参加乡村妇女抗日救国会，支持女儿报名参加运输队。1943年秋的一天早晨，郑妚三在母亲的帮助下，按照队长黄金銮的安排，把两箩大米挑往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到了沙牛坡路口将要冲过公路时，被日军巡逻队发现截留检查，押到藤桥日军军部。日寇指令翻译要她交代通共的经过，供出共军的粮仓，她守口如瓶，严守机密，说是挑米去红沙卖的，誓死不暴露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储粮地点。日寇恼羞成怒，下令灌辣椒水，鞭挞拷打，纵犬咬，她咬紧牙关，坚贞不屈，被打得晕倒了，又泼冷水，反复摧残折磨成疾，不幸死去，年仅17岁。她的英雄事迹控诉了日寇的血腥罪行，成为当年抗日宣传的活教材，鼓舞着三亚海棠湾人民坚持团结抗日。
  丈夫牺牲，三女殉难，奶奶被戴上“共母”的帽子。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下村抓人。奶奶历尽摧残，却没有动摇她的意志，相反更加激发她对敌人的仇恨，坚定了支持革命的信心，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政府授予革命烈属的光荣称呼，这位被乡亲们称为“铁大嫂”，被敌人骂作“共母”的奶奶，从不忘记党的恩情，教育儿孙们听党的话，继承革命遗志，继续发扬郑庭丁爷爷的革命精神，为革命多做贡献。
  这个英雄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军田村的革命风云，记录了郑家为了革命而经历百般磨难的一段历史，呼唤人们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爷爷、奶奶、三姑，以及他们的战友，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她们的精神永存！我们以此为豪，为之骄傲！
  革命堡垒户——杨秀山
  陈作平
  杨秀山是海棠湾镇后海人，他身体魁梧、赋性刚毅，是一个淳朴的渔民。后海村谁家困难，他都欣然无私地相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做了许多的贡献。民主政府和部队在敌人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困难日子里，他出人、献枪、献财、献物支持革命，帮助解脱困境。如今提起他，幸存的当年的领导同志个个都很称赞他。林诗耀、韩岐姬等当年的老领导来三亚市，都要到后海村看望他、慰问他。
  1943年12月，陵崖保乐办事处从保亭大简搬移回仲田岭根据地，直接领导群众，恢复党组织，深入开展抗日斗争。后海是海上交通的一个扼口，日军曾在这里巡逻封锁，后海村的群众吃尽敌人的苦头。1944年夏秋之间，张开泰来到后海村，找到村中较有威望的渔民杨秀山，向他宣传抗日斗争的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使杨秀山深受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民族正义感，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斗争，他首先动员自己的胞弟杨亚春参加革命队伍。
  日本侵略者知道蹂躏中国人民的末日即将到来，因此，加紧对海上的封锁，他们将后海一带的渔船全部封锁驱赶到藤桥港，不准出海捕鱼，敌人害怕这些渔船分散在海上捕鱼接济共产党。面对敌人的阴谋企图，陵崖保乐边区的领导人张开泰、林诗耀等商量对策，决定派后海村有声望的渔民杨秀山做“白皮红心”工作，任命杨秀山为“两面”保长，杨秀山接受了任务，用巧妙的手段取得敌人信任，放回渔船恢复生产。杨秀山又利用保长的身份做掩护，多方筹集物资支持革命。据不完全统计，杨秀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偿支援革命的物资有食盐五千多斤，咸鱼一千五百多斤，棉布二十匹左右，鱼翅、药品、纸张以及牙刷、牙膏之类经常不断供应。所支援的物资总是由办事处的武工队员吉文忠和桥南乡征收员杨亚三等来后海村、亚龙湾一带杨的家中或船上领取（吉文忠是风塘村人。原在杨秀山船上做工后参加革命，组织派他经常和杨秀山联系不会引人注目），时间不定，有求必应。
  他曾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掩护革命同志脱险。1945年5月，驻六盘地区博后据点的日军在六盘番村圯挖壕沟修建工事，每天派兵监视民工做工。琼崖独立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收到六盘乡民主政府送来的情况后，决定化装夺取敌人武器。一天上午，李贤祥大队长带领五名战士装扮成民工混进工地，乘敌人不备突然夺下敌人一挺机关枪和一支步枪就跑。当敌人清醒过来时，他们已迅速撤离了工地，敌人急忙追击过来。李贤祥和五位战士夺路潜入湾艾岭石洞里，敌人一连几天包围湾艾岭，想困死我们的同志，敌人哪知道湾艾岭有个洞口通向海面。杨秀山挺身而出，每天夜里都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划小船从海面进洞口，给李贤祥等同志送吃的和通报信息。后来他们利用假象蒙混敌人，在甘什岭搭台，佯装召开“庆功表彰大会”，扬言：“李贤祥等在六盘夺取日军机关枪胜利脱围”。敌人信以为真，撤离了湾艾岭。此后，杨秀山就带领张明于、张仁英用船送李贤祥等同志回到了仲田岭根据地。1945年8月中旬，特委和琼纵总部获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命令第三支队挺出榆林、三亚附近准备受降。张开泰、林诗耀也把陵崖保乐办事处和崖乐县民主政府机关迁移到六盘地区，准备配合三支队接受日军投降。但是经过几次商谈，日军一直拒绝向我方缴械投降。于是，三支队奉命西下昌感，张开泰、林诗耀领导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也撤回仲田岭，刚一启程，国民党便从背后向我下手，正当张开泰、林诗耀带领的队伍撤回到铁炉岭，国民党即尾追而到，将铁炉岭包围了两天一夜，敌人埋伏陆路又封锁船只，切断水路，企图活捉我党政领导张开泰和林诗耀等人。在此危急关头，张开泰带领两位水性好的同志泅水潜越后海找到杨秀山。杨秀山听到情况心急如焚，连夜要来两只船驶到石龟，把所有人员载运回到后海港门东边上岸，解脱险境。1947年10月的一天，我地方政权工作人员吴诚出发到赤岭渔区活动，被奸细发现后报告国民党中队长李茂辉，李茂辉立即派兵包围赤岭港，对全部船只搜捕，杨秀山冒着风险将吴诚藏在自己的小船舱里，以保长的身份假献殷勤应酬国民党带队人员，又装关心姿态接待士兵，就这样把敌人应酬过去了。到了夜晚九时，杨秀山用小船静悄悄地载着吴诚往藤桥港上岸，安全脱险。
  在解放战争时期，杨秀山对革命也做了许多贡献。1946年9月杨秀山自己掏钱购买两只驳壳枪，同时先后发动后海村的渔民张仁英、梁明儒等出钱买长短枪二十多支，交给桥南乡征收员杨锡光转交琼纵部队。
  解放榆林的前夕，杨秀山当机立断接收敌人一批武器转送人民政府。1950年5月初，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国民党土崩瓦解，拼命逃遁。同时抢掠民船载运人员、武器开往榆林海面登舰往台。突然间开来一艘舰艇，敌人弃下枪械争相登舰逃命。机帆船上载有轻机枪、步枪共一百多支和一批弹药。杨秀山知道此情后，上船找船长李景长，教育他将这船枪支弹药送给当地人民政府。开始，李景长对杨秀山不太信任，要求留人质，杨秀山毅然留下孩子杨大文、杨秀林两兄弟在船上做人质，亲自带李景长到后海乡民主政府找党政领导人讲明情况，终于把这批武器收过来，收归人民政府。杨秀山又为革命做了一大贡献。
  （转自《崖县革命史资料汇编》）
  人民公仆的楷模
  ——永远怀念杨文贵同志
  林安 罗英祥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文贵同志，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同志的无限眷恋，走完了他人生旅程的六十六个春秋，离开了朝夕相处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并肩战斗的同事和战友。他不幸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海南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黎族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
  杨文贵同志于1929年出生在三亚市藤桥镇付巾村一个贫苦的黎族农民家庭，十多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他全家的亲人，使他沦为孤儿。解放后，党把他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这所民族高等学府学习，培养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有文化的黎族干部。从此，他心中铭刻下了——只有共产党才有黎族人民的解放，只有共产党才有自己的进步和成长。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干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的数十年中，他无论是作为基层干部，还是作为县、州的领导干部乃至省的领导干部，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热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民族团结、发展和进步做贡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公仆的丰碑。
  他工作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五六十年代在基层工作时，经常深入乡村了解民情，调解纠纷，为民排忧解难。70年代初担任保亭县的主要领导后，更是积极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当时的保亭山高水寒、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但他迎难而上，率领全县人民开山劈岭修公路、建水库、挖水渠、改造低产田，为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为全县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种植橡胶、槟榔等热带作物的经济发展计划，建立了乡村橡胶农场，至80年代初他调离保亭时，全县民营橡胶种植面积达到人均一亩，成为全县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
  他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同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每次下乡都是卷起裤脚赤着双足，走田垅、查水库、访农户。在保亭工作20多年中几乎踏遍了全县的每片田头地尾，查遍了全县的每座山塘水库，访遍了全县每个黎村苗寨。下乡途中，有时渴了到溪边喝两口清水，饿了到农家吃两口稀饭，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赤脚书记”，赞他是“海南的焦裕禄”。
  他心系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1989年10月，我省遭受历年罕见的强台风袭击，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南部地区，狂风怒吼，暴雨倾盆，山洪暴涨。他马上意识到山区的山塘水库将会出现险情，于是连夜冒着疾风暴雨驱车出发，从赤田水库、三道水库一直检查到毛真水库，一连几天，栉风沐雨，疏散群众、组织抢险。特别是检查到保亭的毛真水库时，发现洪水已淹过坝顶，他及时派人通知县里组织抢险，还亲自跟群众一起挖堤泄洪。狂风暴雨吹打得他步履踉跄。县里的领导见他年纪大，身体弱，劝他组织指挥就行了，但他仍然同群众并肩战斗，直至排除险情。当地群众称赞他：“心里装着保亭人民。”
  他胸怀坦荡，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杨文贵同志在保亭县工作多年，经常下乡蹲点，有不少“三同户”。后来他调离保亭“升了官”，但心中时刻想念着这些老“三同”。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每次进京开会，总是忘不了买几件衣服、几顶帽子、几双鞋分送给老“三同”。1994年底，他参加人大代表视察组到保亭视察，晚上抽空到半弓村看望老“三同”王大爷，发现老人卧病在床，当即拿出300元钱送给老人看病买药，感动得老人热泪盈眶，紧握着杨文贵同志的手连声说道：“杨书记，你真是好人啊！”
  他讲团结，顾大局，尊重外来干部，自觉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和睦，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与汉族干部的关系。他认为，在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帮助，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教育当地干部群众：“要团结外来干部，依靠外来干部，才能尽快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他也情深意重地要求外来干部说：“你们要尊重当地干部群众，要好好地帮带，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要做。”与他共事过的不少汉族干部，跟他都有深厚的友谊。
  杨文贵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在大事面前不含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政治气节。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为了适应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新体制，决定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杨文贵同志从大局着想，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他说：“我是个少数民族干部，对自治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我是共产党员，对党中央的决定要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他积极协助撤州工作组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教育大家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共同把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工作做好。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一些人借机掀起恢复自治州的活动，甚至要求杨文贵同志签名支持。杨文贵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活动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社会安定，不利于海南建设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并积极协助省委做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坦荡的胸怀。
  杨文贵同志为政清廉，廉洁奉公，生活朴素。他从政多年，历任乡、县、州、省各级领导干部，不论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上，都严于律己，不谋私利。1974年，杨文贵同志已任县委书记，但妻子和孩子仍在条件艰苦的农村生活，在县城里自己孤身一人，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地忘我工作，连缝补浆洗都没人照顾，甚至有时工作到三更半夜回来，饥肠辘辘，还要自己动手做饭吃。县领导见他工作繁忙，身边没有亲人照顾，就提出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办农转非，以便进城照料他的生活。但他不同意，说：“现在有许多干部包括外来干部没带家属，我作为主要领导不能搞特殊化。”后来是他住院动手术，县委领导集体讨论，瞒着他才办家属农转非的。
  1993年，杨文贵同志调到省人大常委会任专职副主任。组织上临时安排他住在70年代修建的小楼房，1994年底省级领导住宅楼建好后，要他搬迁新居，他说：“现在许多干部住房有困难，我有住的就行了，新房就让给老干部和新领导住吧。”杨文贵同志就一直坚持住在这幢旧楼里。
  杨文贵同志对其亲属子女要求很严，经常教育他们不要搞特殊化。自治州撤销后，不少干部的子女都调到海口工作，他的子女也向他提出帮助调往海口工作的要求，凭着杨文贵同志的威望和关系，妥善地安排好自己子女的工作没多大困难，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教育子女说：“工作上的事，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二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他在海口工作了几年，都没有把唯一的儿子调到身边。他病重时，确需儿子在身边照顾，组织上帮助他把他的儿子调到省里工作。他在临终前，仍告诫自己的子女：“要好好工作，不要对组织提过多的要求。”
  在别人的眼里，杨文贵同志当那么大的官，死后一定给子女留下许多财产。实际上，杨文贵同志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临终前，他拿出刚发下的1200元工资对儿女嘱咐：“爸爸革命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这1200元钱你们四个姐弟每人300元，拿去银行存定期当作纪念，对你们会有好处。你们要听组织的话，要好好工作。”听着他那吃力而动情的话，在场的人无不流下感动的泪水。杨文贵同志虽然没有多少遗产留给子女，但他那大公无私、刻苦耐劳、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文贵同志常说：“我是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自己有多大本事自己清楚，党和组织如此关心我、培养我，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这一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一心为党死而后已，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生为楷模”。
  杨文贵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的丰功伟绩、忘我精神、艰苦作风和廉洁品德永存千古，并将激励着海南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不断开拓进取、奋勇前进。海南人民将永远铭记着他。
  杨文贵同志永垂不朽！
  滴尽胶汁报中华
  ——记全国侨联委员、老归侨雷贤钟
  周建新 邱伟燕 叶穗
  “假如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一次，你还会回国吗？”问话者是一位回国观光的华侨。海南南田农场作业区副主任、79岁的雷贤钟看了对方一眼，深情而自豪地回答：“即使重新选择一百次，我还是要走这条路。”
  怀丹心举家返故土
  1955年11月，侨居国外，拥有几十万元财产的雷贤钟带着全家回到了祖国。
  海关工作人员打开这位“阔老板”带回来的几十个大木箱，映入眼帘的不是珠宝玩物，不是名贵家具，也不是绫罗绸缎，而是200多个橡胶树头，还有斧子、锄头、芽接绳、芽接锯、芽接刀等橡胶生产工具。“这就是您带回来的全部财产？”雷贤钟点点头。海关的同志不知道，为了带回这些橡胶树种，雷贤钟不仅变卖了全部家产，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那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一天，雷贤钟从报纸上看到，橡胶也被列为对中国的禁运品。在当地经营着一个橡胶园的雷贤钟愤愤不平地对朋友说：“在东南亚，有不少中国人生产橡胶，却不准卖给自己的祖国，真是岂有此理！”
  1953年，雷贤钟偷偷离开居住国回海南岛考察。他发现当地的橡胶树都是低产树。他想，如果能引进自己橡胶园里的优良树种该多好啊！然而当时连橡胶产品尚不准向中国出口，优良橡胶树种更是禁运品了。没有优良树种，祖国的橡胶生产怎么发展？雷贤钟下定决心，要为祖国带回优良树种。那是个钱能通神的社会，当雷贤钟的钱填满了当地大大小小海关官员的腰包后，他们终于放行了。
  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回国不久的雷贤钟。周总理说：“你带优良橡胶树种回来，比带金子更宝贵！金子中国有，良种橡胶树却缺得很。”橡胶树从种植到割胶，一般要八年时间，雷贤钟知道，祖国的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橡胶，因此，当周总理问他几年可以向国家提供橡胶时，他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五年割胶，向您报喜！”
  雷贤钟带领工人们开始了垦荒辟地、种植橡胶树的生活。原始森林的猛兽毒虫、山岚瘴气，热带夏季的狂风暴雨、炎炎烈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涯……数不清的困难袭扰着这位昔日的“阔老板”。凭着要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满腔热忱，雷贤钟终于让他的橡胶树流出了胶汁，这也使他深深地扎根在祖国的沃土上。
  经风雨报国志更坚
  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台风”，也刮到了雷贤钟所在的农场。
  雷贤钟的职务被撤销了，管理橡胶园的权力被剥夺了，“特务”、“反动资本家”，一顶顶帽子向雷贤钟横飞过来，雷贤钟的子女也受到了株连。这时，场里有些归侨带着孩子重新申请出国了。雷贤钟的几个孩子悄悄嘀咕：“我们也走吧。”
  “不，我不离开祖国，也不许你们走！”雷贤钟感到不能沉默了。他把孩子们叫到面前，讲起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他讲起自己当年只身到南洋，在异国他乡饱尝的苦辣辛酸；讲起就是在有了几十万元家产之后，仍时时感到的寄人篱下的屈辱和痛苦；讲起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十几年中所过的扬眉吐气的主人翁生活。他回忆起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两次接见他，亲自为他打开车门，热情鼓励他努力为祖国服务的情景。他还想到，就是在眼下这不正常的日子里，农场赤脚医生仍来给他医治伤病，黎族乡亲们对他说：“你是好人，我们相信你。”雷贤钟对孩子们说：“我这辈子有一半时间在海外漂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祖国更亲的了。我从回国那天就想，我愿为祖国献出我的一切，不仅甘愿抛弃物质享受，甘愿流汗吃苦，也甘愿忍受哪怕是天大的委屈。”父亲真挚深沉的话语撼动了孩子们的心，他们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学着父亲的样子，默默地工作着。
  沐春风老树发新枝
  1987年6月，雷贤钟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南田农场作业区副主任的职务，重新当选为全国侨联委员。平反以后，已经74岁的雷贤钟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要求搬出一家十口挤住了20多年的没有电灯、自来水的破木板房，也不是要求补发工资或者给子女安排个好单位，而是要求工作。他了解到制胶厂自从几年前由生产片胶转为生产颗粒胶以来，从未出过一级品，还几次被用户退了货，就请求到这个厂蹲点。在他的帮助下，工厂狠抓生产管理，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在造粒车间，他和工人一起上机操作。一次，他的右手不慎被机器碰伤，鲜血直流，工人们说什么也不让他干了，他把手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换了一台机器又干了起来。在成品车间，他戴着老花镜，领着工人逐箱检查，把不合格的产品一一捡出来。很快，这个厂终于生产出了一箱箱优质的颗粒胶。
  雷贤钟听说开办不久的东方华侨农场经营遇到了困难，便坐公共汽车跑了300公里前去调查。他看到农场技术力量薄弱，就帮助场里培训技术骨干，还先后为农场物色推荐了20多个技术人员。他又帮助农场科学安排了生产计划，使这个农场很快扭转了落后局面。
  看着雷贤钟已古稀高龄，每天奔波忙碌着，不少同志劝他说：“您年纪这样大了，又曾为农场建设立下许多功劳，该歇一歇了。”雷贤钟笑笑说：“我这棵橡胶树，是够老啦，但哪怕还有一滴胶汁，也要献出来，献给祖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