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我最怀念的人是我母亲。是母亲最早教我认字，要我背诵《三字经》，给我讲解“曰仁义，礼智信上致君，下泽民”，并从此形成我求学之后、几十年做人的基本准则。
——题记
一、仁
仁，德也。孔子把仁德视为人生最高境界，他把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与仁德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从此“仁”成为儒家学说的道德核心，形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仁者爱人。”孔孟儒家的仁政学说及其重视人权，从与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理论相联系；从政治治理的实践和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主张的重视民生，满足人们求生存的基本物质欲求；强调先富后教，使民从善，促进政权相对稳固等“克己复礼，仁在其中”的儒家仁政学说，对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幼接受母亲关于仁德的教育观念是十分深刻的。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把四书五经等孔孟学说视为“封建文化”而讳莫如深，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记着母亲对我讲的多行善事、讲究德行、修积品德的教诲。
我曾查阅了仁的含义。《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仁，涵盖着仁德、恩德、德润、恩惠等道德范畴；“德行润泽万物，恩惠广施万民”——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切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在三亚执政期间，努力实践着我对仁德意义的理解。
当时，我一心想为三亚人民多干实事、好事的心情，可以用清代郑燮（板桥）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与我的《重返崖县任职感怀》来诠释，可看出我对“仁”的理念是为民造福，是大仁之仁。
“仁德”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自孔子首先把“仁德”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提出以“仁德”为核心的仁政学说之后，内容包含甚广，其核心内容及其“仁者爱人”的主张，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仁者爱人”——用现代话讲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当然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互存、互爱、仁爱的意思，即对人的尊重和友爱。
到近代，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更多地提倡个性和自由，华夏几千年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曾经被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地批判和坚决地摈弃。使许多人抛弃了诚信，丧失了理智，毁坏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在当时，机关工作人员“谈孔子色变”，不敢讲仁德中庸，稍有不慎，就被视为落后，稍有风闻，就可能被组织批判，甚至遭受斗争和组织审查！
然而，我自幼接受母亲的德行教育是难忘的。我相信母亲不会欺骗儿子，我认为母亲教我的为人之道可使我受用终身。尽管在当时“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得很厉害，但我在内心深处仍坚信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句话没有错；在工作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政策相结合的“古为今用”，或者说在心里信奉着传统的道德理念。
二、义
义，人之正路也。
由于《水浒传》等绿林聚义故事的广泛流传和“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人们曾一度把“义”理解为义无反顾、义不容辞、义愤填膺等相对偏激和狭义的含义。但是，凡读过《三字经》的人都知道，义，是含义十分广泛的道德范畴。《辞海》中对“义”的注释有9种、16条词目。
孔孟儒家经典把义与仁、礼、智、信合称为“五常”，位列第二，作为规范人伦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教化天下，形成为天下读书人必读、必修、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44年前，我担任《五指山报》总编辑时，曾经与同事们讨论过“什么是革命道义”问题。我说，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义”视为“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为民之举。“革命道义”的实质就是忘我地工作，忘我地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和引导人民群众走向富裕之路。我认为，我自从调任崖县县委书记、有相应执政能力后的一系列做法，即印证了我对“革命道义”的认识，诠释了我胸中之义。
以往，三亚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1984年（我任三亚市委书记的第一年），全市财政收入不足300万元，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包干或者叫包产到户）之后，党在农村经济工作重点主要是“以粮为纲”。在当时我提出发展旅游产业，开发亚龙湾，严重缺乏支持，只好请求国防部长张爱萍为亚龙湾解除“军事管制禁区”之禁，如果不是真正抱着行“合理而应当做的”为民谋福利的大义，就不会那样竭尽全力地苦苦求助……
要干成一件好事太难了，不仅费钱、费心、费力、费神，而且非常费人。作为市委书记，我当时没有上下班时间，没有星期天，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且，更有甚者，往往一干就是好几天的“连轴转”！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太累了，还可以向我叫苦不迭，甚至撒撒气；而我呢，“上级又没有让我们这样干，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是我们自找苦吃。”办公室的同志埋怨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胸怀为发展三亚的大义，是不会请求张爱萍部长为亚龙湾解禁的。尤其是请黄镇部长去亚龙湾视察，当时的山路陡峭，陪同的车队队长陈开秀同志就不敢前往并且善意阻止。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我。因为不出事还好，若是出事了，黄部长是功勋卓著的国家文化部长，其责任和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胸怀大义，只想做个“太平”书记，我也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去冒此天大的风险。
三、礼
“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或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
也许是我们海南在明朝就出了一大贤臣、被称为“海南四大才子”的丘濬，以及他后来在做朝廷宰相（尚书）时编纂《大学衍义补》礼法之故，我自幼就懂得“人心违于礼义”等礼与法的辩证关系。礼与法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同时，又是礼乐制度中的五常之一。
“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说文解字》）
它最早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原来没有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后来等级出现后，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才开始有了身份的区别。孔子认为，“礼”和“仁”是分不开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德行。
自民国以后，我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向简单化、人性化的变革中，吸收了西方文明中一些可以借鉴的方式。礼，成为人们社会关系中必须重视的礼节行为，成为维系社会关系、尊老爱幼的良好行为内容。比如我为了把三亚建成为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并宣传出去，深感仅凭我七品官声在三亚宣传，人微言轻，正是得益于尊重客人，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传统之“礼”，才取得成功。为了把三亚的旅游资源宣传出去，我利用鹿回头国宾馆接待中央首长，我有尽“地主之谊”的礼节，对来到三亚的中央首长和国家领导人陪同接待，汇报宣传，得到了如前所述的几个的历史性机遇和意想不到的收获。
中央首长和国家机关同志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承载着中华民族尊重对方的传统美德和英明之风。比如我对赵紫阳总理提出扩建原机场会向海里延伸一公里，会把美丽的三亚湾拦腰斩断，得不偿失的意见后，显然与总理已作出的并已经公开的决定相悖——此刻，总理脸上没有恼怒之色，只是沉思约半分钟之后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在三亚还可以找到建设国际机场的地方吗？”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从我亲身的经历中，对于礼，是作为社会联系的主要形式，是人之交往中最富有人情味的行为。礼，在崇尚先进、尊老爱幼等方面，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四、智
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曾经在电影银幕上播放的鄙薄、鄙视农学院教授讲述“马尾巴功能”、张铁生白卷英雄以及凭手掌上的老趼录取上大学的镜头画面，仍使人记忆犹新。提拔干部靠成分，在人才选拔中，且不谈用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就是新中国确定的德、智、体、美标准，也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摧毁得“片甲不留”了。
于是乎，人们渐渐地失去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信念迷惘，不讲道德操守，出现了信仰危机。当人们觉得“智”在选拔人才中不可缺少之时，经过高层艰难的博弈之后才恢复了高考，人们经历了又一个近十年的“拨乱反正”。
在“四德”、“五常”中，“智”是中性的人才的品格范畴。在当代，“智”的考评不仅在升学求职等方面必备，也是普通劳动者不可缺失的品质。比如，有智可以接受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并勤劳致富，作为公务员，可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搞好本区域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的创新发展。在此，我联想到在凤凰国际机场选址中，没有“智改嗡瓮”（音）、“智取凤凰”，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凤凰国际机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随机应变信如神”，讲的就是智慧和对待事物的变化分析与反应、变通的能力。
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被视为“四德”和“五常”之一。是孔子首先把“智”视为道德规范、道德品质或道德情操来要求并且使用的。他把“智”与“勇”并举，定位为君子之道，即所谓“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后，孟子又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并且从行为的节制和形式的修饰、道德的认知和意志的保障等意义上确立了礼与智在道德体系中的不可无或者不可缺的位置。从而仁、义、礼、智四位一体，相依互补，构建成为完整的“四德”范畴。但是，某些特定时间或特殊时期场合，智是可从“五常”中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的，并且，有时候还颇具意想不到的“效益”与“结果”。
如牙龙湾与亚龙湾仅“一字之差”的“亚”、“牙”之争，实际含义迥然不同。它既昭示“智”——知识和文字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又展现出在运用方面的机缘含义及其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牙龙”在词典中指小妖怪、小精灵之意，而且“牙龙湾”字音叫起来既不文雅，也不顺口。而“亚龙湾”之“亚”，却意寓亚洲之龙、世界之龙，不仅叫起来文雅顺口，而且寓意吉祥。尤其是作为国际热带滨海旅游景区，让前来旅游度假的客人们都向往吉祥如意。“智”在其中的无比价值，已远远超过文字的本身含义了。
“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智，才智智慧也。四书五经等孔孟儒学，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后来一度近乎疯狂的批判，但并未意味着选拔人才、考学、提干可以不受到智的考查和德行的约束，人们不禁扪心自问，是否把孔孟思想看成是陈腐的东西而批判错了？……
胡锦涛同志指出，“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思想母体”。这就是说，真正要鄙弃的是封建社会制度中的封建糟粕，对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儒家文化经典和传统美德，我们还应该坚定地继承和发扬。
五、信
“绮思暖霞飞，清文焕飙传。”
曾几何时，制假造假，充斥于市；坑蒙拐骗，层出不穷。“三鹿奶粉”事件未结，又见山西防疫接种疫苗问题的报道，种种道德沦丧，诚信丧失的祸害行为，使世人震惊！诚信问题已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扰乱生活秩序。例如，有些官员欺上瞒下，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在商业活动中，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毁合约、做假账、信用卡赖账等现象俯拾皆是、屡禁不止……人们呼唤诚信，呼唤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道德回归！我爱看电视，喜欢思索问题。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痛定思痛之中，我想起了幼年时母亲教我诚信为人的谆谆教导。
信，诚信也。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不守信用的人在世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也办不成。若不讲诚信，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彼此无信任感，后患无穷。《吕氏春秋·贵信》说，如果君臣不讲信用，则百姓诽谤朝廷、国家不得安宁；做官不讲信用，则少不怕长，贵贱相轻；若赏罚无信，百姓轻易犯法，难以发号施令；交友不讲信用，则互相怨恨……正因为此，孔孟儒家在“四德”之后加信为“五常”，使之成为实现仁德原则的重要条件，成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信，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构建成为一个完整的“五常”礼教范畴。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把“信”作为伦理，要求做人必须诚实、讲信用、不虚伪。
民间有句俗话叫“心里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也就是孟子的文言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都说的是做事只有做到真诚无伪，才可以使内心无愧，坦然宁静，不仅给他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也可以让自己心安理得，精神愉快。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我以为，含诚信在其中的华夏传统美德就是核心价值观。诚信是一个人人格品德的反映，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信用的合称。即为人处事要以诚待人，要真诚、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话，不自欺欺人。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它既是一种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社会进步历史过程。因此，把诚信作为目标，把诚信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教育，大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六、忠
忠，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忠，“诚心尽力”为忠。《辞海》里诠释忠的常用词组有19条之多。孔子曰：“上思利民，忠也。”意思是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就是忠于皇帝。之后，又演变成历代唯一的“忠君”（忠于皇帝）含义。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先驱孙中山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民国以后没有皇帝了，但是，我们民国还是要尽忠，但不是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民去效忠。”现代意义的“忠”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国家，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传统意义之忠的继承和发扬。与《左传·昭西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的意义是相通的。从忠义爱国之忠看历史传承，可见“爱国与忠孝”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重要的道德内容。
我突然想起了《忠良剑》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皇帝，特别喜欢收藏宝剑。朝中的大臣们为了取悦于他，都想方设法地搜寻名剑送给他。有一个姓胡的宰相，此人贪赃枉法，欺上瞒下，无恶不作，胸无点墨，全靠拍马溜须当了宰相。他知道朝中很多人都对他不满，一方面绞尽脑汁铲除异己，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讨好皇帝。他得知一位剑师，用神铁铸造了一把宝剑，举世无双，号称神剑。胡宰相为得此剑，使尽了坏主意，终于软硬兼施地得到此剑并献给了皇帝。
是夜，宝剑在剑鞘里不住地跳动并发出铮铮的响声。皇帝大惊，急令胡宰相去问缘由。胡宰相为了排除异己，回答：“剑师说宝剑铸成之初，要饮人血才能存活，否则三日后就会伤主。”皇帝听了十分惊吓，忙问如何是好？他乘机回答：“剑师说宝剑在夜里鸣响，是朝中出了奸臣。倘若除去奸臣，剑自然不会再跳再响了。吏部尚书梁真卖官鬻爵，已引起朝野俱怒，若用此剑除去梁真，剑就不会再响了。”皇帝原本对梁尚书直言相谏十分生气，次日，令胡宰相带着圣旨，用那把剑将梁尚书斩杀了。之后，其剑果然不再发出响声。但从此皇帝只要一看到这把神剑，就感到心神不安，时间长了，他把此剑当作尚方宝剑赐给了胡宰相。胡宰相得剑，喜不自禁。又上奏要杀掉另一个大臣徐诚。
徐诚是和梁真一样的好官，深得文武百官和百姓们爱戴。胡宰相为了警告那些不服他的大臣，大施淫威，把所有的大臣都叫到刑场，杀鸡吓猴。时间一到，监刑官下令行刑。刽子手举起尚方宝剑刺去，不知怎么回事，居然刺偏了；又刺一剑，还是没刺中。刽子手急了，把剑疯狂地往徐诚身上乱砍乱舞，宝剑仿佛成了一根稻草，无论如何都伤不了徐诚。胡宰相看到了也暗暗吃惊，命令再换一个刽子手行刑，可一连换了几个，尚方宝剑都刺不到徐诚的身上去。胡宰相急了，一把夺过剑，看准徐诚的心口，一剑刺出去，不知怎么回事，只见剑尖竟然直向着自己的心口飞过来，胡躲闪不及，心口突地一凉，宝剑穿胸而过——胡宰相把自己刺死了！皇帝闻报也感到奇怪，他让人殓葬了胡宰相的尸体，亲自去刑场，拿起尚方宝剑，他要亲手杀掉徐诚。不料一剑刺去，只听得当当当三声脆响，宝剑断裂成了几截掉在了地上！呼叫曰：“神剑不杀徐诚”，顿使皇帝大惊。
这时，侍卫来报，有一个铸剑师要拜见皇上，说他知道宝剑为什么杀不死徐诚。铸剑师拜见皇帝，就讲述了自己如何为了躲避造剑而逃入深山，又如何被胡宰相发现的经历，最后说：“此剑乃天上神铁所铸，剑初造成时，夜夜鸣响，须饮人血方得灵气。”胡宰相借这个机会排除异己，借机用此剑杀了梁真尚书。因为梁真清明廉洁，正直无私，是个忠良之臣；而此剑饮了忠良之臣梁真的血，也就成为一把疾恶如仇的忠良之剑。忠良之剑不会杀徐诚这样的忠良之臣，所以，这把剑宁愿自己折断，也不愿杀害忠良，正是忠良血染的风骨呀！皇帝得知详情，如梦初醒，亲手给徐诚松绑，并且把此剑命名为“忠良剑”，高悬于金殿之上。
这个故事说明：忠，忠良、忠厚、忠心、忠实、忠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基本，就连器物，也是用忠良的鲜血染入灵魂而爱护忠良！回顾我的一生，虽然不是硝烟滚滚的战场，但是从“诚心尽力为忠”看自己，我所从事的工作，特别是建设三亚、为开发亚龙湾恳请张爱萍部长解军事禁区之禁、建设凤凰国际机场等，是尽心竭力了，我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三亚的爱国忠心，是问心无愧的。
七、孝
孝，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
记得我六岁时，母亲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不孝之子，准备上五指山朝拜观音菩萨。临行前，他烙了几张大饼作为上山路上的干粮，他为了独自把大饼拿走，行前哄骗他父亲说母猪从猪圈里跑出去野外了，在让父亲出门寻找母猪时，不孝之子乘机取走所有的大饼。他未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忤逆不孝的做法，已被远在五指山的观音菩萨得知，点化其反复念叨“活父不敬敬老母，诓骗父亲找母猪”。沿途，不孝之子口中反复念诵不止，并且，把两腮都念肿了。之后，不孝之子虽上去了五指山，但终未见到观音菩萨。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意在教我忠孝诚实。并从此我相信了“头上三尺有菩萨”，做人必心怀虔诚之心。现在想起来，我所能做的一切都归源自母亲自幼对我的教育。母亲是激励我好学上进，端正我品行的严母，是最早教我怎样做人、使我终生受益的良师。
我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学校里一些富家子弟常笑我穿的衣裳破旧。母亲见我不愿穿破旧补丁的衣裤去学校参加“开学典礼”时，既是劝告又是鼓励地对我说：“家有千贯，补连一半。”说无论多么富有的人，都不可能不穿旧衣服。启发我在贫困中磨炼意志，讲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讲解“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里没有‘货’（指文化知识）”的道理。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是工作热情很高、很激进的一批革命青年，也是说话容易犯错误的一批年轻人——有很多青年教师因“口招祸”被划为右派而毁掉前程。
记得在1953年元旦回家，母亲担心我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的缺点，经常告诫我“少说话，多学习”，多用耳朵少用嘴，并用“要试水多深，投石没有声”的比喻，要我切记“慎言，缄口”的道理；要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做到“身稳口稳，到处安身”；要我切记“穷莫消神，富莫颠狂”“多做好事，需有善心”等处世箴言。
尤其是母亲教我在为人方面要谨记“仁德”二字，切记“人存好心，不问前程”“对不幸的人，能帮则帮”“既不能扑红踏黑，更不能落井下石”等做人品行的教育——即便是后来做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时期，我也是尽量地多做益事，秉承“仁者爱人”。
“悲歌当泣，远望当归。”1953年3月，最使我追悔莫及的“不幸”发生了——育我养我、疼我爱我、为我吃尽苦楚、教育并使我受益终生的母亲不幸驾鹤西去！尤其是在母亲重病之时，我未能床前侍奉汤药，在她生命垂危之际，作为儿子，我因为在琼海县搞土改而未能及时赶回家为她送终——忠孝不能两全啊，这是我60多年来痛悔不已、最最伤心的不幸之事！为儿忠孝何处是，大恩未报终内疚。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弃孝道，尽其忠勇，甚至舍身报国者，自古有之。假如中国人没有“忠孝”思想，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辽阔海疆，也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忠孝”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精华。
由于有些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过多地提倡个性自由，把几千年传统的“忠孝”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东西而摈弃。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传统的“忠孝”思想受到了强烈的批判，闹得父子反目，夫妻离婚。十年动乱，把一个即将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国家搞成一团糟。更可怕的是抛弃了传统的“忠孝”思想，毁坏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一些人的信仰危机，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子女不赡养父母、虐待父母的可耻现象！
忠孝是中化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在国人中倡导“忠孝”思想，并不是要恢复封建社会的愚忠愚孝，而是要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再现华夏文明礼仪之邦的道德风尚。
八、节
一看到“节”字，我就想起了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句；一看到“节”，我记忆中就出现了上学时期的语文《苏武牧羊》课文，以及他被匈奴拘留北海（前苏联贝加尔湖），誓不投降，依旧手持汉朝符节，以19年威武不屈的大汉使臣形象体现“节”的画面。
节，操也。节，信也。《周易·疏》：“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亨。”可见，“节”是一种人生准则，一种道德修养；“节”，体现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和社会人生的诸多方面。守节者，诚信无欺，见利思义，视节操如生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守节者的格言与行为准则。然而，在我执政中，尤其是大量的钱财物质垂手可得时期，考验并“冶炼”我节操的“试金石”，就是当时传遍全国的“海南岛汽车”事件……
1983年10月，党中央决定将三亚定为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当时，国家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尚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物质紧缺，市场需求量很大。做进口汽车及家用电器生意是既赚钱、而且来得快的“最好”项目。在当时的海南岛，上到特区政府，下到街道乡镇甚至幼儿园老师，都在做小汽车生意而发财致富。我们三亚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利用地处南海前沿的海洋运输之便，尤其是我和荣毅仁当时支持的1000万美元的信用关系，按批文进口了2000多辆小汽车和当时十分抢手的彩电、冰箱和大量钢材，这些物质转手即多倍翻番赚钱。就是这样如同“走火入魔”的红火生意，我决定除统一由外经委做之外，其他市级机关包括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律不准经手！
普通的时候，平常的日子，也许不易区分出气节的高下，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在权钱的诱惑面前，一个人的气节就高低分明了。面对如此红火，转手（或者说是只批一个条子）即可赚钱得利的生意，除我坚决不做之外，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家门房族叔兄、老家来的乡亲，以及家乡政府来的人，他们找我批哪怕一辆车，我都没有答应，在当时看来似乎不近人情，但从后来海南汽车生意演变成“海南进口汽车事件”之后，“查我”，我是一清二白的。“节”自昭然若揭；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同志们，也是清清楚楚——尽管他们在当时不理解我，但是，“壮怀不逐秋容变，一任潇潇雨满帘”，我当时的“似乎不近人情”，保住了周围的同志未出事故。现在看来，可堪称是“最大的爱护”。可见，“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陆游）。唯其节足可道之。
九、勇
下笔之前，我忽然想起了冯梦龙《咏梅呈牧师》中“迎风桃李颜难驻，耐雪松篁味转长”的诗句。勇，是执政期间最基本的操守，而且往往反映在为民请命之勇方面。
勇，除战争中的血气之勇、无畏之勇外，具体到我个人，则表现在我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冒着“顶撞上司”的风险，面对国家民航局某副局长带队来三亚对我进行调查时，“赵总理已决定拨款8000万元扩建三亚机场，而且扩建三亚机场既省钱又省时间，你为什么向总理提议新建凤凰机场？”等咄咄逼人的询问，我据理力争地向他提出五条理由，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有时候，说实话办好事也是很难。他可能因此得罪上级，得罪主管部门，得罪同事，得罪既得利益的人，说实话虽然不是硝烟滚滚的战场，但确实必须拿出比上战场还要大的勇气……
为民请命之勇，我想起了顺治十八年崖州知州张擢士，秉笔直书，为民请命的三件“勇”史：
据《崖州志》载，琼崖是国内最著名的沉香及沉香木、花梨木产区。由于地处热带气候和具有独特的热带自然气候条件，构成了适宜沉香的寄生主体——白木香树的发生、成长、“结香”与“凝聚”的环境。故自汉代首开“珠崖郡”治之后，随着贸易流通，海南沉香倍受国人珍爱。而三亚出产的沉香，因有“角沉黑润，黄沉黄润，蜡沉柔韧，革沉纹横，皆上品也”美誉，故自唐代开始，海南沉香便成为朝廷指派上奉的贡品。
张擢士出任崖州知州之时，恰逢当时驻军首领金制军是一个一心讨好上司，不顾地方百姓，并且借为完成上峰“派项”之机，乘机搜刮民财的武官。由于年复一年摧残采伐，致使花梨木、沉香木资源濒临灭绝。张擢士见金制军仍然肆无忌惮残害百姓，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冒着得罪上司的大义之勇，直接向康熙皇帝奏报了《上金制军崖州利弊条款》及“制军营吏”侵民、扰民，过度征派沉香（木）贡品，导致海南沉香资源濒临灭绝，“请免供香”的奏章。
第二件事是执政为民，直谏朝廷应重视边疆政体与边俸待遇。张擢士由鱼米之乡的湖北孝感，调往海南岛任知州。面对这种职位与实质上的“明升暗降”，他仍欣然听调前来崖州。《崖州志》载，他在崖州期间，兴学善政，勤政为民。经过访问了所有官吏及差役等人员的俸禄情况之后，他直言向朝廷上书《请复边俸详文》，为朝廷稳定边境职官制度再次秉笔直书。
第三件事是广访博采，涉猎经史典籍，首纂海南方志《崖州志》，为崖州历史沿革、人丁赋税、山川风物、人文古迹、文化教育、工农商业、军事海防等地方历史的上下传承，提供了“底本”。
由于他为政清廉和上述“两谏”故事深得人心，《崖州志》中称赞他政绩卓著，并将他列入崖州名贤而彪炳史册。可见，为人民利益的敢言之勇，也是执政者最基本的操守之一。
十、和
和，谐也。（《广雅》）
崇尚和谐是我国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开始，“和”就是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有关和的理论大有建树，如阴阳和顺，刚柔相济，被视为宇宙规律；人伦和谐，天人协调，被视为人与人亲善的社会关系；与天地同化，与万物共和，被视为完美的人生境界。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和审美理想，都以和谐为基本价值与归属；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传承着持中不偏、悦和亲仁、和美圆融的和谐精神。
曾几何时，由于人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和含义，存在理解和认识的偏差，人们的观念仿佛一夜突变，显得似乎一切都是为了赚钱。在物质和经济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多，但同时在传统道德理念方面也失去了很多。在拥有金钱、房子、地位、美食的同时，被污染而散发着恶臭气味的河流熏着，吃着含有激素的食品和吸纳着污浊的空气，失去了亲人、朋友之间诚挚感情和与人为善的真诚心灵；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已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人们犹如大梦一场，深感在人的道德理念方面，提倡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文明”。我自幼就信奉和谐，深知“和气生财”，“天时地利人和”，“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
当年，我作为三亚市委书记主政一方，在“以粮为纲”时代提出开发三亚旅游产业，阻力很大，认识不一。就是市委领导一班人中也各有所见，意见分歧，有的人甚至散布流言非语。尽管有些同志的做法让我实在无法从道德层面对他恭维，但我在此期间，仍一如既往地用“和”去团结同志，包括宽容对待那些曾经反对过我的同志。
和谐是什么？
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友好对待，和谐就是化解矛盾，没有误会，即便产生了误会，也能文明解决。从古至今，人们提倡和谐，说明“仁者爱人”与“和睦相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和是客观的、实际的、合乎逻辑的最完美的社会道理。
——题记
一、仁
仁，德也。孔子把仁德视为人生最高境界，他把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与仁德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从此“仁”成为儒家学说的道德核心，形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仁者爱人。”孔孟儒家的仁政学说及其重视人权，从与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理论相联系；从政治治理的实践和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主张的重视民生，满足人们求生存的基本物质欲求；强调先富后教，使民从善，促进政权相对稳固等“克己复礼，仁在其中”的儒家仁政学说，对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幼接受母亲关于仁德的教育观念是十分深刻的。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把四书五经等孔孟学说视为“封建文化”而讳莫如深，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记着母亲对我讲的多行善事、讲究德行、修积品德的教诲。
我曾查阅了仁的含义。《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仁，涵盖着仁德、恩德、德润、恩惠等道德范畴；“德行润泽万物，恩惠广施万民”——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切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在三亚执政期间，努力实践着我对仁德意义的理解。
当时，我一心想为三亚人民多干实事、好事的心情，可以用清代郑燮（板桥）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与我的《重返崖县任职感怀》来诠释，可看出我对“仁”的理念是为民造福，是大仁之仁。
“仁德”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自孔子首先把“仁德”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提出以“仁德”为核心的仁政学说之后，内容包含甚广，其核心内容及其“仁者爱人”的主张，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仁者爱人”——用现代话讲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当然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互存、互爱、仁爱的意思，即对人的尊重和友爱。
到近代，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更多地提倡个性和自由，华夏几千年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曾经被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地批判和坚决地摈弃。使许多人抛弃了诚信，丧失了理智，毁坏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在当时，机关工作人员“谈孔子色变”，不敢讲仁德中庸，稍有不慎，就被视为落后，稍有风闻，就可能被组织批判，甚至遭受斗争和组织审查！
然而，我自幼接受母亲的德行教育是难忘的。我相信母亲不会欺骗儿子，我认为母亲教我的为人之道可使我受用终身。尽管在当时“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得很厉害，但我在内心深处仍坚信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句话没有错；在工作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政策相结合的“古为今用”，或者说在心里信奉着传统的道德理念。
二、义
义，人之正路也。
由于《水浒传》等绿林聚义故事的广泛流传和“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人们曾一度把“义”理解为义无反顾、义不容辞、义愤填膺等相对偏激和狭义的含义。但是，凡读过《三字经》的人都知道，义，是含义十分广泛的道德范畴。《辞海》中对“义”的注释有9种、16条词目。
孔孟儒家经典把义与仁、礼、智、信合称为“五常”，位列第二，作为规范人伦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教化天下，形成为天下读书人必读、必修、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44年前，我担任《五指山报》总编辑时，曾经与同事们讨论过“什么是革命道义”问题。我说，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义”视为“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为民之举。“革命道义”的实质就是忘我地工作，忘我地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和引导人民群众走向富裕之路。我认为，我自从调任崖县县委书记、有相应执政能力后的一系列做法，即印证了我对“革命道义”的认识，诠释了我胸中之义。
以往，三亚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1984年（我任三亚市委书记的第一年），全市财政收入不足300万元，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包干或者叫包产到户）之后，党在农村经济工作重点主要是“以粮为纲”。在当时我提出发展旅游产业，开发亚龙湾，严重缺乏支持，只好请求国防部长张爱萍为亚龙湾解除“军事管制禁区”之禁，如果不是真正抱着行“合理而应当做的”为民谋福利的大义，就不会那样竭尽全力地苦苦求助……
要干成一件好事太难了，不仅费钱、费心、费力、费神，而且非常费人。作为市委书记，我当时没有上下班时间，没有星期天，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且，更有甚者，往往一干就是好几天的“连轴转”！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太累了，还可以向我叫苦不迭，甚至撒撒气；而我呢，“上级又没有让我们这样干，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是我们自找苦吃。”办公室的同志埋怨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胸怀为发展三亚的大义，是不会请求张爱萍部长为亚龙湾解禁的。尤其是请黄镇部长去亚龙湾视察，当时的山路陡峭，陪同的车队队长陈开秀同志就不敢前往并且善意阻止。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我。因为不出事还好，若是出事了，黄部长是功勋卓著的国家文化部长，其责任和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胸怀大义，只想做个“太平”书记，我也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去冒此天大的风险。
三、礼
“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或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
也许是我们海南在明朝就出了一大贤臣、被称为“海南四大才子”的丘濬，以及他后来在做朝廷宰相（尚书）时编纂《大学衍义补》礼法之故，我自幼就懂得“人心违于礼义”等礼与法的辩证关系。礼与法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同时，又是礼乐制度中的五常之一。
“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说文解字》）
它最早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原来没有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后来等级出现后，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才开始有了身份的区别。孔子认为，“礼”和“仁”是分不开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德行。
自民国以后，我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向简单化、人性化的变革中，吸收了西方文明中一些可以借鉴的方式。礼，成为人们社会关系中必须重视的礼节行为，成为维系社会关系、尊老爱幼的良好行为内容。比如我为了把三亚建成为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并宣传出去，深感仅凭我七品官声在三亚宣传，人微言轻，正是得益于尊重客人，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传统之“礼”，才取得成功。为了把三亚的旅游资源宣传出去，我利用鹿回头国宾馆接待中央首长，我有尽“地主之谊”的礼节，对来到三亚的中央首长和国家领导人陪同接待，汇报宣传，得到了如前所述的几个的历史性机遇和意想不到的收获。
中央首长和国家机关同志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承载着中华民族尊重对方的传统美德和英明之风。比如我对赵紫阳总理提出扩建原机场会向海里延伸一公里，会把美丽的三亚湾拦腰斩断，得不偿失的意见后，显然与总理已作出的并已经公开的决定相悖——此刻，总理脸上没有恼怒之色，只是沉思约半分钟之后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在三亚还可以找到建设国际机场的地方吗？”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从我亲身的经历中，对于礼，是作为社会联系的主要形式，是人之交往中最富有人情味的行为。礼，在崇尚先进、尊老爱幼等方面，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四、智
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曾经在电影银幕上播放的鄙薄、鄙视农学院教授讲述“马尾巴功能”、张铁生白卷英雄以及凭手掌上的老趼录取上大学的镜头画面，仍使人记忆犹新。提拔干部靠成分，在人才选拔中，且不谈用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就是新中国确定的德、智、体、美标准，也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摧毁得“片甲不留”了。
于是乎，人们渐渐地失去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信念迷惘，不讲道德操守，出现了信仰危机。当人们觉得“智”在选拔人才中不可缺少之时，经过高层艰难的博弈之后才恢复了高考，人们经历了又一个近十年的“拨乱反正”。
在“四德”、“五常”中，“智”是中性的人才的品格范畴。在当代，“智”的考评不仅在升学求职等方面必备，也是普通劳动者不可缺失的品质。比如，有智可以接受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并勤劳致富，作为公务员，可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搞好本区域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的创新发展。在此，我联想到在凤凰国际机场选址中，没有“智改嗡瓮”（音）、“智取凤凰”，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凤凰国际机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随机应变信如神”，讲的就是智慧和对待事物的变化分析与反应、变通的能力。
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被视为“四德”和“五常”之一。是孔子首先把“智”视为道德规范、道德品质或道德情操来要求并且使用的。他把“智”与“勇”并举，定位为君子之道，即所谓“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后，孟子又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并且从行为的节制和形式的修饰、道德的认知和意志的保障等意义上确立了礼与智在道德体系中的不可无或者不可缺的位置。从而仁、义、礼、智四位一体，相依互补，构建成为完整的“四德”范畴。但是，某些特定时间或特殊时期场合，智是可从“五常”中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的，并且，有时候还颇具意想不到的“效益”与“结果”。
如牙龙湾与亚龙湾仅“一字之差”的“亚”、“牙”之争，实际含义迥然不同。它既昭示“智”——知识和文字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又展现出在运用方面的机缘含义及其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牙龙”在词典中指小妖怪、小精灵之意，而且“牙龙湾”字音叫起来既不文雅，也不顺口。而“亚龙湾”之“亚”，却意寓亚洲之龙、世界之龙，不仅叫起来文雅顺口，而且寓意吉祥。尤其是作为国际热带滨海旅游景区，让前来旅游度假的客人们都向往吉祥如意。“智”在其中的无比价值，已远远超过文字的本身含义了。
“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智，才智智慧也。四书五经等孔孟儒学，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后来一度近乎疯狂的批判，但并未意味着选拔人才、考学、提干可以不受到智的考查和德行的约束，人们不禁扪心自问，是否把孔孟思想看成是陈腐的东西而批判错了？……
胡锦涛同志指出，“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思想母体”。这就是说，真正要鄙弃的是封建社会制度中的封建糟粕，对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儒家文化经典和传统美德，我们还应该坚定地继承和发扬。
五、信
“绮思暖霞飞，清文焕飙传。”
曾几何时，制假造假，充斥于市；坑蒙拐骗，层出不穷。“三鹿奶粉”事件未结，又见山西防疫接种疫苗问题的报道，种种道德沦丧，诚信丧失的祸害行为，使世人震惊！诚信问题已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扰乱生活秩序。例如，有些官员欺上瞒下，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在商业活动中，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毁合约、做假账、信用卡赖账等现象俯拾皆是、屡禁不止……人们呼唤诚信，呼唤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道德回归！我爱看电视，喜欢思索问题。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痛定思痛之中，我想起了幼年时母亲教我诚信为人的谆谆教导。
信，诚信也。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不守信用的人在世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也办不成。若不讲诚信，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彼此无信任感，后患无穷。《吕氏春秋·贵信》说，如果君臣不讲信用，则百姓诽谤朝廷、国家不得安宁；做官不讲信用，则少不怕长，贵贱相轻；若赏罚无信，百姓轻易犯法，难以发号施令；交友不讲信用，则互相怨恨……正因为此，孔孟儒家在“四德”之后加信为“五常”，使之成为实现仁德原则的重要条件，成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信，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构建成为一个完整的“五常”礼教范畴。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把“信”作为伦理，要求做人必须诚实、讲信用、不虚伪。
民间有句俗话叫“心里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也就是孟子的文言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都说的是做事只有做到真诚无伪，才可以使内心无愧，坦然宁静，不仅给他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也可以让自己心安理得，精神愉快。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我以为，含诚信在其中的华夏传统美德就是核心价值观。诚信是一个人人格品德的反映，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信用的合称。即为人处事要以诚待人，要真诚、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话，不自欺欺人。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它既是一种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社会进步历史过程。因此，把诚信作为目标，把诚信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教育，大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六、忠
忠，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忠，“诚心尽力”为忠。《辞海》里诠释忠的常用词组有19条之多。孔子曰：“上思利民，忠也。”意思是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就是忠于皇帝。之后，又演变成历代唯一的“忠君”（忠于皇帝）含义。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先驱孙中山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民国以后没有皇帝了，但是，我们民国还是要尽忠，但不是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民去效忠。”现代意义的“忠”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国家，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传统意义之忠的继承和发扬。与《左传·昭西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的意义是相通的。从忠义爱国之忠看历史传承，可见“爱国与忠孝”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重要的道德内容。
我突然想起了《忠良剑》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皇帝，特别喜欢收藏宝剑。朝中的大臣们为了取悦于他，都想方设法地搜寻名剑送给他。有一个姓胡的宰相，此人贪赃枉法，欺上瞒下，无恶不作，胸无点墨，全靠拍马溜须当了宰相。他知道朝中很多人都对他不满，一方面绞尽脑汁铲除异己，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讨好皇帝。他得知一位剑师，用神铁铸造了一把宝剑，举世无双，号称神剑。胡宰相为得此剑，使尽了坏主意，终于软硬兼施地得到此剑并献给了皇帝。
是夜，宝剑在剑鞘里不住地跳动并发出铮铮的响声。皇帝大惊，急令胡宰相去问缘由。胡宰相为了排除异己，回答：“剑师说宝剑铸成之初，要饮人血才能存活，否则三日后就会伤主。”皇帝听了十分惊吓，忙问如何是好？他乘机回答：“剑师说宝剑在夜里鸣响，是朝中出了奸臣。倘若除去奸臣，剑自然不会再跳再响了。吏部尚书梁真卖官鬻爵，已引起朝野俱怒，若用此剑除去梁真，剑就不会再响了。”皇帝原本对梁尚书直言相谏十分生气，次日，令胡宰相带着圣旨，用那把剑将梁尚书斩杀了。之后，其剑果然不再发出响声。但从此皇帝只要一看到这把神剑，就感到心神不安，时间长了，他把此剑当作尚方宝剑赐给了胡宰相。胡宰相得剑，喜不自禁。又上奏要杀掉另一个大臣徐诚。
徐诚是和梁真一样的好官，深得文武百官和百姓们爱戴。胡宰相为了警告那些不服他的大臣，大施淫威，把所有的大臣都叫到刑场，杀鸡吓猴。时间一到，监刑官下令行刑。刽子手举起尚方宝剑刺去，不知怎么回事，居然刺偏了；又刺一剑，还是没刺中。刽子手急了，把剑疯狂地往徐诚身上乱砍乱舞，宝剑仿佛成了一根稻草，无论如何都伤不了徐诚。胡宰相看到了也暗暗吃惊，命令再换一个刽子手行刑，可一连换了几个，尚方宝剑都刺不到徐诚的身上去。胡宰相急了，一把夺过剑，看准徐诚的心口，一剑刺出去，不知怎么回事，只见剑尖竟然直向着自己的心口飞过来，胡躲闪不及，心口突地一凉，宝剑穿胸而过——胡宰相把自己刺死了！皇帝闻报也感到奇怪，他让人殓葬了胡宰相的尸体，亲自去刑场，拿起尚方宝剑，他要亲手杀掉徐诚。不料一剑刺去，只听得当当当三声脆响，宝剑断裂成了几截掉在了地上！呼叫曰：“神剑不杀徐诚”，顿使皇帝大惊。
这时，侍卫来报，有一个铸剑师要拜见皇上，说他知道宝剑为什么杀不死徐诚。铸剑师拜见皇帝，就讲述了自己如何为了躲避造剑而逃入深山，又如何被胡宰相发现的经历，最后说：“此剑乃天上神铁所铸，剑初造成时，夜夜鸣响，须饮人血方得灵气。”胡宰相借这个机会排除异己，借机用此剑杀了梁真尚书。因为梁真清明廉洁，正直无私，是个忠良之臣；而此剑饮了忠良之臣梁真的血，也就成为一把疾恶如仇的忠良之剑。忠良之剑不会杀徐诚这样的忠良之臣，所以，这把剑宁愿自己折断，也不愿杀害忠良，正是忠良血染的风骨呀！皇帝得知详情，如梦初醒，亲手给徐诚松绑，并且把此剑命名为“忠良剑”，高悬于金殿之上。
这个故事说明：忠，忠良、忠厚、忠心、忠实、忠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基本，就连器物，也是用忠良的鲜血染入灵魂而爱护忠良！回顾我的一生，虽然不是硝烟滚滚的战场，但是从“诚心尽力为忠”看自己，我所从事的工作，特别是建设三亚、为开发亚龙湾恳请张爱萍部长解军事禁区之禁、建设凤凰国际机场等，是尽心竭力了，我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三亚的爱国忠心，是问心无愧的。
七、孝
孝，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
记得我六岁时，母亲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不孝之子，准备上五指山朝拜观音菩萨。临行前，他烙了几张大饼作为上山路上的干粮，他为了独自把大饼拿走，行前哄骗他父亲说母猪从猪圈里跑出去野外了，在让父亲出门寻找母猪时，不孝之子乘机取走所有的大饼。他未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忤逆不孝的做法，已被远在五指山的观音菩萨得知，点化其反复念叨“活父不敬敬老母，诓骗父亲找母猪”。沿途，不孝之子口中反复念诵不止，并且，把两腮都念肿了。之后，不孝之子虽上去了五指山，但终未见到观音菩萨。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意在教我忠孝诚实。并从此我相信了“头上三尺有菩萨”，做人必心怀虔诚之心。现在想起来，我所能做的一切都归源自母亲自幼对我的教育。母亲是激励我好学上进，端正我品行的严母，是最早教我怎样做人、使我终生受益的良师。
我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学校里一些富家子弟常笑我穿的衣裳破旧。母亲见我不愿穿破旧补丁的衣裤去学校参加“开学典礼”时，既是劝告又是鼓励地对我说：“家有千贯，补连一半。”说无论多么富有的人，都不可能不穿旧衣服。启发我在贫困中磨炼意志，讲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讲解“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里没有‘货’（指文化知识）”的道理。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是工作热情很高、很激进的一批革命青年，也是说话容易犯错误的一批年轻人——有很多青年教师因“口招祸”被划为右派而毁掉前程。
记得在1953年元旦回家，母亲担心我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的缺点，经常告诫我“少说话，多学习”，多用耳朵少用嘴，并用“要试水多深，投石没有声”的比喻，要我切记“慎言，缄口”的道理；要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做到“身稳口稳，到处安身”；要我切记“穷莫消神，富莫颠狂”“多做好事，需有善心”等处世箴言。
尤其是母亲教我在为人方面要谨记“仁德”二字，切记“人存好心，不问前程”“对不幸的人，能帮则帮”“既不能扑红踏黑，更不能落井下石”等做人品行的教育——即便是后来做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时期，我也是尽量地多做益事，秉承“仁者爱人”。
“悲歌当泣，远望当归。”1953年3月，最使我追悔莫及的“不幸”发生了——育我养我、疼我爱我、为我吃尽苦楚、教育并使我受益终生的母亲不幸驾鹤西去！尤其是在母亲重病之时，我未能床前侍奉汤药，在她生命垂危之际，作为儿子，我因为在琼海县搞土改而未能及时赶回家为她送终——忠孝不能两全啊，这是我60多年来痛悔不已、最最伤心的不幸之事！为儿忠孝何处是，大恩未报终内疚。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弃孝道，尽其忠勇，甚至舍身报国者，自古有之。假如中国人没有“忠孝”思想，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辽阔海疆，也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忠孝”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精华。
由于有些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过多地提倡个性自由，把几千年传统的“忠孝”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东西而摈弃。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传统的“忠孝”思想受到了强烈的批判，闹得父子反目，夫妻离婚。十年动乱，把一个即将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国家搞成一团糟。更可怕的是抛弃了传统的“忠孝”思想，毁坏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一些人的信仰危机，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子女不赡养父母、虐待父母的可耻现象！
忠孝是中化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在国人中倡导“忠孝”思想，并不是要恢复封建社会的愚忠愚孝，而是要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再现华夏文明礼仪之邦的道德风尚。
八、节
一看到“节”字，我就想起了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句；一看到“节”，我记忆中就出现了上学时期的语文《苏武牧羊》课文，以及他被匈奴拘留北海（前苏联贝加尔湖），誓不投降，依旧手持汉朝符节，以19年威武不屈的大汉使臣形象体现“节”的画面。
节，操也。节，信也。《周易·疏》：“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亨。”可见，“节”是一种人生准则，一种道德修养；“节”，体现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和社会人生的诸多方面。守节者，诚信无欺，见利思义，视节操如生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守节者的格言与行为准则。然而，在我执政中，尤其是大量的钱财物质垂手可得时期，考验并“冶炼”我节操的“试金石”，就是当时传遍全国的“海南岛汽车”事件……
1983年10月，党中央决定将三亚定为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当时，国家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尚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物质紧缺，市场需求量很大。做进口汽车及家用电器生意是既赚钱、而且来得快的“最好”项目。在当时的海南岛，上到特区政府，下到街道乡镇甚至幼儿园老师，都在做小汽车生意而发财致富。我们三亚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利用地处南海前沿的海洋运输之便，尤其是我和荣毅仁当时支持的1000万美元的信用关系，按批文进口了2000多辆小汽车和当时十分抢手的彩电、冰箱和大量钢材，这些物质转手即多倍翻番赚钱。就是这样如同“走火入魔”的红火生意，我决定除统一由外经委做之外，其他市级机关包括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律不准经手！
普通的时候，平常的日子，也许不易区分出气节的高下，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在权钱的诱惑面前，一个人的气节就高低分明了。面对如此红火，转手（或者说是只批一个条子）即可赚钱得利的生意，除我坚决不做之外，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家门房族叔兄、老家来的乡亲，以及家乡政府来的人，他们找我批哪怕一辆车，我都没有答应，在当时看来似乎不近人情，但从后来海南汽车生意演变成“海南进口汽车事件”之后，“查我”，我是一清二白的。“节”自昭然若揭；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同志们，也是清清楚楚——尽管他们在当时不理解我，但是，“壮怀不逐秋容变，一任潇潇雨满帘”，我当时的“似乎不近人情”，保住了周围的同志未出事故。现在看来，可堪称是“最大的爱护”。可见，“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陆游）。唯其节足可道之。
九、勇
下笔之前，我忽然想起了冯梦龙《咏梅呈牧师》中“迎风桃李颜难驻，耐雪松篁味转长”的诗句。勇，是执政期间最基本的操守，而且往往反映在为民请命之勇方面。
勇，除战争中的血气之勇、无畏之勇外，具体到我个人，则表现在我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冒着“顶撞上司”的风险，面对国家民航局某副局长带队来三亚对我进行调查时，“赵总理已决定拨款8000万元扩建三亚机场，而且扩建三亚机场既省钱又省时间，你为什么向总理提议新建凤凰机场？”等咄咄逼人的询问，我据理力争地向他提出五条理由，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有时候，说实话办好事也是很难。他可能因此得罪上级，得罪主管部门，得罪同事，得罪既得利益的人，说实话虽然不是硝烟滚滚的战场，但确实必须拿出比上战场还要大的勇气……
为民请命之勇，我想起了顺治十八年崖州知州张擢士，秉笔直书，为民请命的三件“勇”史：
据《崖州志》载，琼崖是国内最著名的沉香及沉香木、花梨木产区。由于地处热带气候和具有独特的热带自然气候条件，构成了适宜沉香的寄生主体——白木香树的发生、成长、“结香”与“凝聚”的环境。故自汉代首开“珠崖郡”治之后，随着贸易流通，海南沉香倍受国人珍爱。而三亚出产的沉香，因有“角沉黑润，黄沉黄润，蜡沉柔韧，革沉纹横，皆上品也”美誉，故自唐代开始，海南沉香便成为朝廷指派上奉的贡品。
张擢士出任崖州知州之时，恰逢当时驻军首领金制军是一个一心讨好上司，不顾地方百姓，并且借为完成上峰“派项”之机，乘机搜刮民财的武官。由于年复一年摧残采伐，致使花梨木、沉香木资源濒临灭绝。张擢士见金制军仍然肆无忌惮残害百姓，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冒着得罪上司的大义之勇，直接向康熙皇帝奏报了《上金制军崖州利弊条款》及“制军营吏”侵民、扰民，过度征派沉香（木）贡品，导致海南沉香资源濒临灭绝，“请免供香”的奏章。
第二件事是执政为民，直谏朝廷应重视边疆政体与边俸待遇。张擢士由鱼米之乡的湖北孝感，调往海南岛任知州。面对这种职位与实质上的“明升暗降”，他仍欣然听调前来崖州。《崖州志》载，他在崖州期间，兴学善政，勤政为民。经过访问了所有官吏及差役等人员的俸禄情况之后，他直言向朝廷上书《请复边俸详文》，为朝廷稳定边境职官制度再次秉笔直书。
第三件事是广访博采，涉猎经史典籍，首纂海南方志《崖州志》，为崖州历史沿革、人丁赋税、山川风物、人文古迹、文化教育、工农商业、军事海防等地方历史的上下传承，提供了“底本”。
由于他为政清廉和上述“两谏”故事深得人心，《崖州志》中称赞他政绩卓著，并将他列入崖州名贤而彪炳史册。可见，为人民利益的敢言之勇，也是执政者最基本的操守之一。
十、和
和，谐也。（《广雅》）
崇尚和谐是我国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开始，“和”就是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有关和的理论大有建树，如阴阳和顺，刚柔相济，被视为宇宙规律；人伦和谐，天人协调，被视为人与人亲善的社会关系；与天地同化，与万物共和，被视为完美的人生境界。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和审美理想，都以和谐为基本价值与归属；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传承着持中不偏、悦和亲仁、和美圆融的和谐精神。
曾几何时，由于人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和含义，存在理解和认识的偏差，人们的观念仿佛一夜突变，显得似乎一切都是为了赚钱。在物质和经济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多，但同时在传统道德理念方面也失去了很多。在拥有金钱、房子、地位、美食的同时，被污染而散发着恶臭气味的河流熏着，吃着含有激素的食品和吸纳着污浊的空气，失去了亲人、朋友之间诚挚感情和与人为善的真诚心灵；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已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人们犹如大梦一场，深感在人的道德理念方面，提倡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文明”。我自幼就信奉和谐，深知“和气生财”，“天时地利人和”，“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
当年，我作为三亚市委书记主政一方，在“以粮为纲”时代提出开发三亚旅游产业，阻力很大，认识不一。就是市委领导一班人中也各有所见，意见分歧，有的人甚至散布流言非语。尽管有些同志的做法让我实在无法从道德层面对他恭维，但我在此期间，仍一如既往地用“和”去团结同志，包括宽容对待那些曾经反对过我的同志。
和谐是什么？
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友好对待，和谐就是化解矛盾，没有误会，即便产生了误会，也能文明解决。从古至今，人们提倡和谐，说明“仁者爱人”与“和睦相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和是客观的、实际的、合乎逻辑的最完美的社会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