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傅崇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革”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篡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这时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来京师生大会上：“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住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迸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庄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净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