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内容
“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革”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总参、总政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总政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他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泽东的坚持，这一提法未作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又反复强调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是感到十分恼火的。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则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
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纂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冲进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够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等，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1月28日，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规定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肃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发下去，并指出“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
（三）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总参、总政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总政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他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泽东的坚持，这一提法未作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又反复强调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是感到十分恼火的。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则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
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纂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冲进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够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等，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1月28日，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规定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肃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发下去，并指出“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