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很难进展了。在北平没有多少新闻可以采取，我收拾停当，准备离开北平。九、天平向内战方向倾斜
  6月30日——第二次停战的最后一天，不再延长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发表了一个矛盾百出的公告：一方面宣布中央军不对中共军队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要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与维持地方安宁秩序”，“恢复交通”诸种借口之下，来进行所谓“自卫”，“驱除”中共部队，不受任何限制。通篇公告没有“停战”字眼，却四处埋伏随时可以进行内战的危机。
  我从北平去上海，周恩来同志早由重庆到了上海，住在马斯南路，人称周公馆。回到上海，最初我和华岗、许涤新他们住在一起，离周公馆不远，弄堂口是梅兰芳的住宅。不久，我搬到静安公寓，和潘梓年、章汉夫他们同住，环境安静，利于写作。
  《新华日报》和《群众》编辑部同志大部分到了上海，在上海最短的一条马路——朱葆三路成立了办事处，买了印刷机器和报纸，筹备《新华日报》和《群众》在21号印刷出版。《新华日报》早在1938年1月就在汉口登记出版了，应该在上海继续出版发行，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政权”在国民党手里，“立法”在国民党手里，勒令重新登记，否则不准出版。奉命登记，可是迟迟没有下文，不得已争先出《群众》，半月刊改为周刊也无济于事，影响大大小于《新华日报》。编这么一个刊物不需要多少编辑，在重庆只用了两个半人，到上海加一倍，也只需要5人，绰绰有余了。许多编辑和记者只好待命，处于失业状态。
  我整天在静安公寓里，埋头整理东北采访记录，先写了一本《东北横断面》报告文学，顾名思义，是访问东北81天“横”的纪录。向读者报道东北现况。另一本长篇报告是《松花江上的风云》，是“纵”的纪录，反映东北沦陷日本法西斯军阀之手的血与泪的惨痛情景，东北人民与抗日联军悲壮的斗争，以及解放后人民回到祖国怀抱重见天日的欢乐生活。这个报告，曾在苏联朋友经营的上海时代出版社所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连载，原名《东北风云》，出版单行本时改了名。
  上海沦陷时期，日本宪兵千方百计迫害这家出版社，因为当时有日苏中立条约关系，日本当局不好对出版社下毒手，不得不采取有限制的让其存在。国民党接受日本宪兵的衣钵，加以发展，在出版社门口公开布置特务，人员进出，监视盯梢，甚至在街上用流氓手段，殴打工作人员。
  《松花江上的风云》系应《时代》周刊编者姜椿芳约稿连载的，给他们增加不少麻烦。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派爪牙王悦康到出版社调查周而复其人。时代出版社告诉他周某人只是投稿者，并非编辑。他不放心，一再调查，似乎非得到周某人决不甘心。逼得出版社没有办法，只好出信证明：“查敝报无论吴江路营业部和成都北路编辑部，无论过去与现在，均无周而复其人，特此证明。”这才算了此一桩公案。国民党为什么对一本反映东北真实情况的报告如此重视呢？1946年1月10日发布停战命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代表坚持东北不在停战令范围以内，同时借助美国海军的力量，大批运兵东北，扩大内战，直到3月27日才被迫达成东北停战协议。但并不甘心，更不从此罢手，到处伺机蠢蠢欲动。另一方面，在双方谈判中，国民党政府以书面正式提议将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理所当然地受到南京中共代表反对。国共两党谈判，是国家内部事务，怎么可以把“最后决定权”奉献给美国人呢？暴露出国民党某些人的奴才相，也可以看出国民党某些人与美国的那种不可告人的微妙关系。
  拖延和欺骗蒙混不了中共和全国人民，国民党以为军事准备停当，图穷而匕首见，蒋介石指挥50万大军于7月12日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吹响了全面内战的号角。当时，国民党军队总数高达430万人，用于内战兵力有200个师，约200万人，占国民党作战兵力的85％。而人民解放军总数不过120万人，装备也远不如国民党。国民党自以为在军事力量方面占绝对优势，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吹嘘：“两个月内消灭苏北中共军队，5个月内，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
  不是内战的阴影笼罩着祖国大地，而是内战的炮火响遍了祖国的上空。刚从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国民党和蒋介石又把他们推入内战的狼烟里。
  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抗战9周年宣言里，明确昭告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贪得无厌的反动派一定要挑战，那么，就让我们准备着把一切敢于挑战的反动派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