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自从“毛泽东”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时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并没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老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的特色，表现的是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象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十一点多到下午五点多，我们被包围了六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七筐半。
  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不无陶醉地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
  这话是褒还是贬？
  此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须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可是十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赤膊上阵”写了万言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
  人是会变化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后来厌烦“万岁”，再后来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之中。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结果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大悲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