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的，刚才讲的吃苹果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竖铜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我认为，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起来。终于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发展，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象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的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认出了戴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拥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做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常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曾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遨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恰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他领导全国，但他不能随便走出红墙一步。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丁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六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