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明朝永乐三年，朝廷任命刑部都给事中杨弘为陕西左布政使。杨私认为自己是西安人，不宜回原籍做官，便上疏力辞，但皇帝不准。文学家姜南在《学圃余力》一书中记下此事，并含蓄地评论道：“文臣官本土者仅此一人。”
  明制布政使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左布政使也就是副有长。本来，本地人返本地当官,在今天看来是平常事一桩,为什么姜南却大惊小怪，还要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以示“箴诫”呢？原来，这是违反了古代文官制度中有关“回避”的规定的°
  古代对从政者的制约，首先是从道德观念上施行制约，即对读书人（古代读书是当官的必经台阶）灌之以“良知”。儒家学说是古代传统教育的圭杲，而儒家是主张把个人道德修养与治理国家联在一起的，即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代史书都特别尊崇为政清廉之士，象东汉杨震的“四知”，西晋吴隐之的“敢酌贪泉”，均作为倡导为政清廉的教材。然而，单有道德观念的制约还不足以保证官风清廉，于是，又有制度上的制约，回避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回避制度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至唐宋基本成型，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籍贯回避，即不能回本籍或原籍当官；二是亲属回避，父子、兄弟、姻亲直至五服内的亲属，在同一地区、同一部门工作的，辈份低的要调离；三是科举回避，乡试、会试，主考、总栽，同考官的子弟一律不许入场，殿试、朝考，阅卷官不得由新贡士的父兄担任。杨弘以陕人主陕，明显违反了“祖宗之法”，但这件事是得到皇帝认可的，姜南不敢直斥其非，只能用“春秋笔法”在字里行间流露其不满。
  回避制度旨在防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产生“裙带风”、“关系网”等弊端。它和轮换制度（地方官三五年一任，任满即调动）、监察制度（朝廷定期派出大员到各地廉访民情、考核政绩）、述职制度（地方官定期向朝廷汇报、述职）、考试制度（中进士者才能当县官）、奖惩制度结合，形成了古代的文官制度。不过，古代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遇上励精图治的皇帝，制度执行得严，官场风气就清明；反之，昏庸荒淫之君在位，制度名存实亡，“三年知州府，十万雪花银”的现象就比比皆是了。但作为制度本身，不失为良规美法，有其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