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我和骆启泉合作的《制陶篇》一画，三年之间变体三次，值得作一小记。
  一九八七年夏天，日本友人森先生来信，希望能搞一幅陶瓷制作的画。当然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不仅仅因为我毕业于陶瓷专业，也不仅仅由于我在石湾蹲过窑灶，而主要的是制陶本身的内涵。制陶是人类改造自然力的一大发明。日本友人的愿望，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尊崇。于是我们动笔了。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视觉形象加以艺术表现。问题是用何种媒介来传达。由骆启泉新创的纸浆制作法，其材质肌理的质朴感，为主题的展现找到了载体，而由人物活动和陶器，窑灶的组合构成，则为主题找到形式的表达。从“捣泥：，“成型”、“装窑”、“烧灶”、“出品’各个场面的逐一展示，看起来只不过是劳动过程的描绘，自然、平凡、拙朴，由于选择了纸浆这一载体和形式表达结合，古朴、深沉的历史感表现出来了。这件作品参加了日本宫崎县日中文化交流展和日本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
  一九八八年夏，我们又把《制陶篇》重新绘制为7000M×90CM长卷国画，一九八九年春，再改画成3000M×180CM主轴国画。国画制作为绢本。我从日常的水洗布中得到启发，画好后加以水洗，水洗后再以火灼。水洗、火灼均是对完整的破坏，经过装裱，使残缺再获完整。这种“返残复旧”的制作法，将画面追寻历史轨迹，主题更显深沉。把一件完整的物件（如一把六弦琴）打碎，实行武力分解，再由作者按自己的感受重新拼合成画面，这是一种现代的表现手法。我对《制陶篇》作残缺性的破坏，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表现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资料证明中国画有此作法。
  据了解，中国画《制陶篇》评为省中国画优秀作品，这是作者始料不及的。一种全新的画法，要得到承认、接受，殊不易也。由此可见，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意识也不断地走向现代，艺术家需要胆量（其中包括不要怕别人能否接受），作为一个艺术家总得要提供一点前人所没有的东西——这也算是《制陶篇》创作几个春秋的一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