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的。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象“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使聊聊，不安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贴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到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此。
  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文革”十年中，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梓。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再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招待所”“文革”中曾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秘密办公处。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我和文元这次回上海，目的就是推倒陈、曹，在上海建立崭新政权。而你们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