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内容
曹荻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
‘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〇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曹荻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上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下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会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到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荻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荻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荻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诸后人。
曹荻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12/ⅢV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荻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范大学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梓和她的“副帅“孙蓬一住进衡山宾馆。(9)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
‘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〇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曹荻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上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下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会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到张春桥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荻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荻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幸亏曹荻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诸后人。
曹荻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12/ⅢV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荻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范大学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梓和她的“副帅“孙蓬一住进衡山宾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