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推行消极抗战政策，致使次年一月日军十万重兵压于上海吴淞口，并于二十八日凌晨发动突然袭击，宣称二十四小时占领京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重创敌军。日寇总指挥百川大将梦想在二十四小时内亡我京沪的计划已成泡影，遂电呈增兵，日本政府即增派海军陆战队六万，再图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日军谈判停战。签订了内有“距上海市区三十里之地不准驻中国军队”等丧权辱国条款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和日酋白川大将等商议，决定“天长节”（即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花园召开规模盛大的“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当时报纸称“祝捷大会”）。日军自知作恶多端，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开“祝捷大会”，定有爱国人士冒死发难，捣毁大会；为防不测，预先特为登报声明：“此次大会，只许日本人、韩国人参加，不准中国人进场”，企图确保“祝捷大会”顺利进行。
  侵略者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上庆祝“胜利”，这是国家和民族的莫大耻辱，因而激起了上海爱国军民的无比愤慨。爱国志士王亚樵挺身而出，决定组织“回声行动”，联络朝鲜革命党人，捣毁“祝捷大会”，洗雪国耻……
  一
  清晨，我被窗外啁啾乱啼的鸟儿吵醒，睁眼一看，桌上的座钟指在五点二十分上。我赶紧掀开被子跳到地下，手脚忙乱地刚刚穿好衣服，房门“冬”的一声被人踢开了。
  进来的是舅舅肖松，他大概想堵被窝揪耳朵的，看我已经起床，不好再采取什么行动，便粗声大气地说：“小三子，动作快点！还要等圣旨来了才肯起驾么？”
  “噢！噢！”我能不快吗？这是有幸参加王亚樵组织的“回声行动”的第一步——去老城隍庙豫园和朝鲜革命党人接头。参加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行动，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学生来说，心里感到兴奋、新奇和些许紧张。我是安徽合肥人，三个月前，即“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的次日,随一批大中学生自愿来到上海，参加了王亚樵组织的“淞沪抗日义勇军”，开赴太仓战场作战。说来惭愧，由于机会不佳，我竟没有同日本鬼子面对面接触过，以致无法实现离皖赴沪前立下的“手刃东洋鬼”的誓言。停战后，我暂没回皖，随舅舅一同住进了王亚樵在徐家汇的秘密住所天官坊花园（花园主人是王亚樵的朋友，为避兵火远走高飞躲往海外了）。我匆忙穿上皮鞋，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支在太仓战场上拣来的日本“安都”手枪揣在怀里，说声“走”，抢在舅舅前面冲出了房门。
  我们走进客厅时，和我们同去老城隍庙的王亚樵、施文龙、李近民、陆耀年四人已经坐在圆桌旁等候了。我忙朝他们一一点头，每人二下，含致意和道歉之双重意思。
  “来啦？”王亚樵招呼道，“来，这边坐，咱们一起吃早饭。别急，云飞汽车行的汽车还没来呢！”
  我们开始吃早饭。我初次出马，心里忐忑不安。往常我一顿能吃三碗饭，可今天只吃了一碗。这时，佣人老刘进来了，他把报纸放在紫檀木茶几上。我是中学生，在学校里养成了对报纸“先睹为快”的习惯，便立刻拿了看起来，只见《太平日报》头版头条登载着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下期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