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编辑同志：
  12日星期日约19时左右（夏令时）我骑自行车到火车站，在站口外一侧放下自行车（该处有流动小贩摆卖水果），便进入站内，记下佛山至广州的时刻表。待我返出站口后，发觉自行车已无踪影。我便询问一摆卖水果的小贩，他告诉我：“你的单车被在火车站执罚的人〓咗啦。”于是我便返入站内查找，刚到站口，便有一穿着灰长裤、光着上身、没有佩带任何执勤标志的老伯向我走来，并对我说：“你要交2元罚款。”我一时被弄糊涂了，待我问清事由，才知道，这老伯是在佛山火车站执勤的人员，他是以我乱放自行车为由要我交罚款的。我想，既然是违章，就得认罚。但交完罚款后，我感到这样罚款似有不妥之处：
  一、执罚手续不清。老伯收了我的罚款后，我提出要取回罚款收据。老伯才给了我2张（面额为一元）由佛山市财政局制的《佛山市定额罚款收据》。《收据》上盖有“佛山城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公章，下简称“爱卫会”，没有经手人签章和填上执罚日期。为此，我便对老伯说：“老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违反了《条例》第几条？”老伯回答：“我唔知道，你想知，问站长啦。”我又问：“你可以不可以写上你的姓名及填上执罚日期？”老伯回答：“唔使啦。”又说：“我点解要把姓名话畀你知呀！揾站长都〓咁啦。”对我的提问显示出极不耐烦的样子。无奈，我去到站内值班室，把我被处罚的情况反映给了值班的民警。该民警听完我的反映，看了罚款收据后，对我说，类似我这样的情况，已有不少群众向他们反映，他们对火车站这种做法也有不同意见（只要你把自行车放在站外，站里的人便会把你的自行车推入站内，要取车就要交罚款2元）又说，这类事情不属他们管理范围，表示对此爱莫能助。
  二、执罚方法有问题。当我发觉不见了自行车后，正想寻找时，老伯竟能主动向我提出收罚款（他没有任何执勤标志，我不认识他，而他却知道我是寻车人），何会这样？经向站内群众了解，才知其中奥妙：原来，老伯早就身处站内入口处，当看见有停放自行车者，他不前去劝阻，而是待停车者离去后，即把自行车推入站内，如此执罚，实属“精明”。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执罚手段。
  三、谁是执罚单位不明确。执罚地点是佛山火车站，老伯还叫“揾站长”，可《收据》上的公章是“爱卫会”，颇令人费解。
  四、执罚者的素质极差。如那位老伯，身为执罚人员，不但不佩带任何执罚标志，还光着上身，当被处罚人请求他回答违反《条例》第几条时，他竟说：“唔知道。”作为执法人员，不去宣传群众而是挖空心思去得到罚款。还值得一提的是，既然是对违反市容卫生管理《条例》，但站外个体水果摊档满地是包水果的废纸果皮，对此，老伯却熟视无睹，反对停放自行车感兴趣，不知是何原因？
  读者：区伟能
  调查附记：
  本报连日来接到群众到在火车站停放单车被随意罚款的投诉信。记者于七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到火车站现场观察，证明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现把所见亮出与众商榷。
  在火车站售票处进门右侧通道上首先看到的是四十多辆自行车排成一行，前半部分被铁链串住，后半部分的多是积满灰尘的残旧车，在旅客休息座椅上坐着一名臂带红色袖章的老人（因袖章太脏无法看清字样）。九时零两分，见两名旅客匆匆来到执罚点要求取车，执罚者均说要罚款两元，争论几句，便愤愤交钱取票而去，记者上前看，收据是佛山市财政局印制的罚款收据，加盖的公章是“佛山市城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当问到被罚者的自行车放于何处而被罚时，均说是放在售票处门口对面花圃的行人道上。记者根据所说的位置到现场观看位于车站广场西面的花圃前边有一广告牌墙，墙上二米多高处钉有一小块木牌，上书“此处严禁停放单车，否则罚款两元”，墙的后面又有一更小的木牌，内容相同。由于牌子高，不容看到；此处停有三部旧大板车和一些杂板，这块地方对于一些图方便的旅客是临时放车的好地方。
  记者在现场观察一个多小时，就有十人之多被罚，有三人与执罚人发生争吵，其中一位五十岁的老同志来车站购买火车票，不足五分钟发现车被扣与之论理，最后，那老同志还是交了钱。从观察的情况看，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1．在观察一个多小时，未见车站方面的人员执勤，只有该带红袖章的老工人，不时到门口看看有没有自行车停在门口或对面花圃行人道上，若有即把车推进售票处内准备罚款。车站广场随地可见的果皮、雪糕纸及行人吐痰却无人问津干预。如此执罚令人费解。
  2．火车站对不准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没有明显的告示。本来，维持车站的正常秩序，禁止自行车乱停乱放，是无可非议的，但应按实际情况设置明显的告示牌，并派出执勤人员督促，对随便停放首先教育纠正，对确实不听劝告的人才实行执罚，这样做合情合理．群众无可非议。
  3．车站售票处每天都有不少人是骑自行车前来购票，看或抄时刻表，大多停留五分至十分钟，来去匆匆。偌大的广场没有临时停放点．只有保管站，造成不少人推着车进入售票处购买车票或看、抄时刻表，无疑是对售票处内的正常秩序有影响，若从方便群众考虑，应设置合理的临时停放点。
  本报记者 杨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