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对外开放，使人们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但是，有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考验，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了，成了人民的罪人。南海县九江兴业服装公司原党支部书记、经理邓维忠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多来，邓维忠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人民币八万七千多元（包括实物折价八千元），港币一万多元，最近被开除党籍并依法逮捕。
  邓维忠一九六一年参军，一九六五年入党，当过副指导员、连长；复员回地方后，也曾经有过较好表现。建厂初期，邓维忠生活是比较俭朴的，穿的是工作服，抽的是“尖嘴唛”（自卷的熟烟），出差住的是散铺。一九八三年，服装厂开始承接港商来料加工，邓维忠开始和港商打交道了。目睹“老细”们的豪华气派——住的是高级宾馆，出入小轿车，女秘书常伴身旁，邓维忠不禁眼花目眩，从自惭“寒酸”发展到羡慕，逐渐把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抛到九霄云外。他想：能象“老细”们那样过日子，多美啊！
  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排斥富裕，相反，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过着比“老细”们还要好的生活。但邓维忠认为这些“太渺茫”了，他要的是眼前的“实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作一次尝试，先是在港商面前诉穷，“每月只得几十只‘虾'（几十元工资）”；继而故意出难题，拖迟加工、结算时间。想不到，港商不久就奉上五万三千多元“佣金”。
  面对厚厚一迭的人民币，邓维忠欢喜若狂，同时也激起了对金钱更强烈的占有欲。既然来得那么轻松，为什么不多捞几把呢？不久，邓维忠就向港商提出，加工石磨蓝洗水裤每打加大加工费一元、普通裤五角作为“账外业务费”，共提取了二十六万元。当然，邓维忠不会白干，借这个机会，他从中中饱了一万五千多元。
  一九八四年初，邓维忠赴港“考察”，“笑纳”了港商赠送的四千五百元港币、一台十八英寸日立牌彩电、一台乐声牌双门电冰箱。不过，集体可为这个“笑纳”付出了代价——花了一万多元港币举行了一次“答谢宴会”。
  今年三月，邓维忠多次在港商面前诉说建房资金不足，厚颜无耻地要求港商“关照”，前后三次索取了港币六千元。
  对财富的榨取，邓维忠也象“老细”们一样，“多多益善，少少无拘”。该厂的果皇牌牛仔裤比较畅销，个体卢抢着进货，邓维忠便利用自己独揽的批销权，受贿人民币一万零三百元，港币二百元，金链、手表、衣料服装、日用品、食品、药材、香烟等一批；还借吸收职工、调整工种之机，刮了一批“贡品”。
  不义之财滚滚来，使邓维忠确实象个“老细”了。他出入和上下班都坐小轿车；带老婆、侄子、契女四出旅游，挥金似土（当然是公款）；今年初，他带六个人到广州花园酒家，一顿就吃掉公款二千六百元。在九江，流传一句新的歇后语：“邓维忠理发——唔使找续”。因为邓维忠每次理完发放下一张“大团结”就走。这时的邓维忠，确实富甲一方，踌躇满志。
  对邓维忠的所作所为，有的同志及时提出了忠告。邓维忠不但听不进去，而且把社会主义制度当作他当“老细”的障碍。他越来越意识到，光有“老细”的钱还不行，还得要有“老细”的权！这时的邓维忠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气味，公开宣扬“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在公司里，他设立了经过三道门才能进去的私人办公室，由女资料员充当他的秘书。为了实现他的黄粱美梦，邓维忠拟订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今年八月跳槽自己办厂，两三年内成为百万富翁，和港商比个高低。他已经和外商取得联络，厂址准备设在上海、广州黄埔、花县、深圳等地，并物色好技术员、供销员。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走这一步，无情的镣铐已经套上了他的手。
  伟大的改革浪潮，既冲击了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也淘汰了一比借机发财的小丑。剖析邓维忠蜕化变质的全过程，人们可以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保证。
  南海县整党办、纪委办联合调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