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内容
“陈世忠老师呀！”
“我们了解了解吧。不过这个人可能是‘内控使用的。”
但是，陈世忠之所以是陈世忠，就在手他能不顾这一切，依旧我行我素，自己亲手往脚底下栽种荆棘。
这里怎样“彻底否定‘文革’”
但是同几千里外上海的倪育贤相比，陈世忠又应该知足了。
在倪育贤身上，陈世忠坚持主张消灭的那十六个字留下的印记，仍然相当深刻。在他的生活中，你几乎很难找到1976年10月在中国历史上划下的那条重要的界线。
他出狱后，政治上并未平反。经过他申诉和彭真同志在信上作了批示、并在公安和司法部门催促之下，上海海运学院才不得不同意“复查”的。1979年9月，学校当局草拟了一个“复查结论”，内容是：
一、倪在文革中的活动尚未构成政治错误；
二、原处理的生活作风问题，因已过去十年之久，不便再找当事人复查，故原结论仍予维持。
三、为此，撤销文革中的“开除”处分，重新另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这就是说，他从1966年到1976年一贯反对林彪、“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以致两度招来杀身之祸的斗争，仅仅是“未构成政治错误”！
至于“原处理”的那个“生活作风间题”，又是怎么回事呢？1969年下半年，他拾到一个钱包，交还失主——一位女青年那姑娘感激不已，请他顺路到自己工作单位喝了一点永，从相遇到分手不超过半小时。此事被当时监视倪育贤的专案组人员查知，便串通那女青年单位几个造反派头头，把那姑娘隔离起来逼供信，非让她承认倪育贤强奸了她不行。姑娘断然否认，便日夜轮番诱供、套供，还以“包庇反革命，要判刑”相威胁。女青年仍然不依，便被挟持到医院非法进行生理检查，还骗她说：“经查，你已有过男人。你不承认姓倪的强奸，就要交待你同谁搞的，还要以流氓分子处理你，剪发游街，取消艺徒转正，开除出厂！”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子，怎抗得住这大压力？一周后便在专案组早已写好的揭发材料上签了字。倪育贤则被宜布为“强奸犯”关押起来，后又被开除学籍（罪状五条，前四条都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活动）。后来倪育贤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女青年的父兄，才得悉实情。对方也深深同情倪育贤，便多次写材料和亲自找海运学院的专案组要求纠正，那边却以“不准为反革命分子翻案！”相威胁。倪育贤本人去找，则是：“再来胡闹就送公安局关起来！”
当年倪育贤因这起事件而被关押时，专案组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仓库的横梁上拷打，他坚不承认，就施以更残酷的毒刑。现在，他的双臂仍然不能反背，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无法医治的伤痕。那么，写在纸上的诬陷之词，为什么十五年以后还不能修正呢？
其中自有道理。假如给倪育贤彻底平了反，当他到图书馆工作时，海运学院图书馆的党支部书记还能在会上这样介绍他的政治身份吗？“倪育贤这个人五毒俱全，犯过严重错误。我们要监督改造他。共产党把满洲国的溥仪皇帝都改造过来了，还改造不了他！”支部书记也就不能对倪育贤这样说话了：“现在我们党执行宽大政策，给你生活出路。你来图书馆工作，是试用性质，要老老实实，重新作人；倘若乱说乱动，半年后就把你退回去！”
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若给这人平了反，他若追究当年再三欲置他于死地的那些政治对头可怎么办？难道让这些人都认罪下台，拱手让出得来不易的权益吗？
这种顾虑，一点也不过份，他们对倪育贤的了解，算是到家了。
也向雷区走去
除了把倪育贤的形象维持在“刑满释放分子”这个水平上以外，海运学院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办法促使他悔过自新，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给他调资，使他的工资低于同级毕业生两级；不给他调整住房，把他一家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压低到上海平均水平以下；他因受迫害，负债累累，达五千元之巨，不给他任何补助；让他这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当杂工，去干最脏最重最简单的劳动……
也不能说各级领导对倪育贤完全没有关怀。人家多次找他谈过话，帮助他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核心的一条是：你倪育贤应该从不断栽跟斗中“吸取教训”，这就是努力搞好同上级尤其是顶头上司的关系。
倪育贤是怎样接受教训的呢？
跟他当年参军和给毛主席写信的时候相比，倪育贤的年纪翻了一番，从十几岁变成三十几岁了；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青年变成一家之长了。在一个老于世道的人看来，他却根本没有成熟。
他在采编组里工作。组长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既不懂古汉语又不懂外语，也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却要由他负责一个高等学院图书的采购和编目工作。这就常常闹出笑话来，比如从国外订购了一套专门介绍乌鸦的原版书之类。尤其使倪育贤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持反对态度，还相当嚣张，竟敢在全馆人员面前辱骂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如四人帮’”。
（未完待续）
“我们了解了解吧。不过这个人可能是‘内控使用的。”
但是，陈世忠之所以是陈世忠，就在手他能不顾这一切，依旧我行我素，自己亲手往脚底下栽种荆棘。
这里怎样“彻底否定‘文革’”
但是同几千里外上海的倪育贤相比，陈世忠又应该知足了。
在倪育贤身上，陈世忠坚持主张消灭的那十六个字留下的印记，仍然相当深刻。在他的生活中，你几乎很难找到1976年10月在中国历史上划下的那条重要的界线。
他出狱后，政治上并未平反。经过他申诉和彭真同志在信上作了批示、并在公安和司法部门催促之下，上海海运学院才不得不同意“复查”的。1979年9月，学校当局草拟了一个“复查结论”，内容是：
一、倪在文革中的活动尚未构成政治错误；
二、原处理的生活作风问题，因已过去十年之久，不便再找当事人复查，故原结论仍予维持。
三、为此，撤销文革中的“开除”处分，重新另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这就是说，他从1966年到1976年一贯反对林彪、“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以致两度招来杀身之祸的斗争，仅仅是“未构成政治错误”！
至于“原处理”的那个“生活作风间题”，又是怎么回事呢？1969年下半年，他拾到一个钱包，交还失主——一位女青年那姑娘感激不已，请他顺路到自己工作单位喝了一点永，从相遇到分手不超过半小时。此事被当时监视倪育贤的专案组人员查知，便串通那女青年单位几个造反派头头，把那姑娘隔离起来逼供信，非让她承认倪育贤强奸了她不行。姑娘断然否认，便日夜轮番诱供、套供，还以“包庇反革命，要判刑”相威胁。女青年仍然不依，便被挟持到医院非法进行生理检查，还骗她说：“经查，你已有过男人。你不承认姓倪的强奸，就要交待你同谁搞的，还要以流氓分子处理你，剪发游街，取消艺徒转正，开除出厂！”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子，怎抗得住这大压力？一周后便在专案组早已写好的揭发材料上签了字。倪育贤则被宜布为“强奸犯”关押起来，后又被开除学籍（罪状五条，前四条都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活动）。后来倪育贤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女青年的父兄，才得悉实情。对方也深深同情倪育贤，便多次写材料和亲自找海运学院的专案组要求纠正，那边却以“不准为反革命分子翻案！”相威胁。倪育贤本人去找，则是：“再来胡闹就送公安局关起来！”
当年倪育贤因这起事件而被关押时，专案组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仓库的横梁上拷打，他坚不承认，就施以更残酷的毒刑。现在，他的双臂仍然不能反背，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无法医治的伤痕。那么，写在纸上的诬陷之词，为什么十五年以后还不能修正呢？
其中自有道理。假如给倪育贤彻底平了反，当他到图书馆工作时，海运学院图书馆的党支部书记还能在会上这样介绍他的政治身份吗？“倪育贤这个人五毒俱全，犯过严重错误。我们要监督改造他。共产党把满洲国的溥仪皇帝都改造过来了，还改造不了他！”支部书记也就不能对倪育贤这样说话了：“现在我们党执行宽大政策，给你生活出路。你来图书馆工作，是试用性质，要老老实实，重新作人；倘若乱说乱动，半年后就把你退回去！”
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若给这人平了反，他若追究当年再三欲置他于死地的那些政治对头可怎么办？难道让这些人都认罪下台，拱手让出得来不易的权益吗？
这种顾虑，一点也不过份，他们对倪育贤的了解，算是到家了。
也向雷区走去
除了把倪育贤的形象维持在“刑满释放分子”这个水平上以外，海运学院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办法促使他悔过自新，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给他调资，使他的工资低于同级毕业生两级；不给他调整住房，把他一家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压低到上海平均水平以下；他因受迫害，负债累累，达五千元之巨，不给他任何补助；让他这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当杂工，去干最脏最重最简单的劳动……
也不能说各级领导对倪育贤完全没有关怀。人家多次找他谈过话，帮助他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核心的一条是：你倪育贤应该从不断栽跟斗中“吸取教训”，这就是努力搞好同上级尤其是顶头上司的关系。
倪育贤是怎样接受教训的呢？
跟他当年参军和给毛主席写信的时候相比，倪育贤的年纪翻了一番，从十几岁变成三十几岁了；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青年变成一家之长了。在一个老于世道的人看来，他却根本没有成熟。
他在采编组里工作。组长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既不懂古汉语又不懂外语，也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却要由他负责一个高等学院图书的采购和编目工作。这就常常闹出笑话来，比如从国外订购了一套专门介绍乌鸦的原版书之类。尤其使倪育贤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持反对态度，还相当嚣张，竟敢在全馆人员面前辱骂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如四人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