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独出心裁，去摸老虎脑袋
  这半年，武斗，凶杀，酷刑，叛卖……等等人间最卑劣的行为在他眼前一幕幕展开。大批无辜的好人自杀了，或被人杀害了。他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文革”的指导思想到底对不对？那些领袖人物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吗？……他沉下心来，分析一起起重大事件。他开始怀疑林彪了。这个“副统帅”和“接班人”为什么多次在公开讲话中鼓吹漫无边际的宗教狂热，毫无顾忌地贬低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毛泽东思想阉割成“老三篇”呢？……
  随着林彪的真面目在他心目逐渐清晰起来，他对于遍及全国的驯服与盲从就感到难以忍耐了。林彪伪善地笑着，一只手摇摆着那本小红书，千百万人也狂呼着，一面摇摆着《毛主席语录》。那里的一句话可以煽起一场武斗；一句话可以使人类最黑暗最野蛮的酷刑合法化，使刽子手变成革命家！倪育贤找寻很久了，找寻一种行动方式，最有效地把胸中蓄积已久的一个愿望变为实际。他现在明白了：原来《毛主席语录》成了林彪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重要手段；“再版前言”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并把它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的代表作！怎么办呢？一个奇想从他纷繁的思绪中跳了出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来编一本列宁语录和它相抗争，让人们鉴别林彪主持编的那本小红书的谬误！”
  倪育贤把海运学院仅有的一套《列宁全集》全部借来，开始了摘抄工作。一张又一张卡片堆积起来了。他着重选择列宁批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论述。废寝忘食地伏案工作半年，摘抄完了。针对那个“再版前言”，他写了“编者的话”，明确挑明：“《列宁语录》的出版必然引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的恐惧和不安，他们暴跳如雷、他们拼命反对，”“让一切妄图把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的混蛋论调见鬼去吧！”
  有一家外地小印刷厂，曾经印过“炮打张春桥”的传单。倪育贤去联系，那边居然答应了。刚排好字，被上海市“革委会”得知，强令拆版，还派人来收缴文稿。倪育贤赶忙携稿出走，只身奔波。好不容易又同湖州一家印刷厂说妥，都开机试印了，主管审批印刷品的军代表赶来，非要倪育贤在“语录”中“突出政治”不可，还一定要增添批判刘、邓的宣言和林“副主席”的题词。倪育贤不能妥协，只好再次拆版。又经过多次周折，终于在沿江一家小厂秘密印成了一万册，还套上鲜红的塑料封皮。1968年除夕，他冒着大雪，以从没有过的兴奋心情把这批奇怪的印刷品运回上海。说它“奇怪”，是因为在这个号称以马列主义为立国指导思想的国家，列宁的著作竟成了禁品！
  一万册《列宁语录》，当天就被抢购一空。还有很多人要求订购。第二天，海运学院的大礼堂门口就贴出大幅标语：“把明目张胆反对林副主席的大毒草《列宁语录》揪出来示众！”一批又一批大字报声讨列宁的罪行，指控编者和《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编者的话》是对《再版前言》的“挑衅”与“反扑”。有人甚至要求收缴这本列宁著作予以焚毁。
  倪育贤倒抄着手，走来走去，心满意足地看大字报——这本是他冒死行动的目标和艰苦工作收到的政治效益呀。围剿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的态度是沉默，“时将冷眼看螃蟹，看汝横行到几时！”
  三月，徐景贤批示追查《列宁语录》编著的政治背景，查明编印此书的所有成员和经费来源。倪育贤立即被隔离审查。专案组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编辑、印刷和发行这本书都是一个学生干的，更想不到经费也是这个人到各个高校向一个个学生筹借来的。
  倪育贤每天被人押着到林彪的“宝像”前强制请罪，九十度大弯腰。他暗自觉得好笑，又感到满足，因为他终于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是他一个人，是他独自决定和从头到尾一个人干出来的！于是他又有些自豪了。
  他哪里肯老老实实任人宰割？一天，趁看守人员疏忽，他半夜越墙而逃。不久，又回到上海，和复旦、师院的同学一起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去了。
  一个小小的倪育贤，怎逃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罗网！工宣队进驻高校，他又被揪了回来，关进学习班，强令他交代罪行。“一打三反”，他是第一批重点打击对象。不但要搞他的政治问题，还要搞他的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果然，查出他在印刷语录时贪污“公款”一百多元。还编造一条他“冒充工宣队强奸女青年”的罪行。这才“齐”了，足以把倪育贤搞臭，于是宣布开除学籍。
  “四人帮”倒了，倒对他判了死刑
  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倪育贤和林彪斗了整整十年，越斗越胆大越坚强。几次被拘捕，受酷刑，但又几次逃脱厄运。林彪、“四人帮”的爪牙虽对他恨之入骨，却既未制服他，也未能消灭他。然而，在“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上海，倪育贤却被自称是（也确实是）遭受“四人帮”迫害、重新上台执政的领导干部差一点处死！不奇怪吗？不可思议吧？
  那些领导干部，不会不知道倪育贤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英勇斗争吧？远的不说，一九七五年春天，很多受迫害的政工干部和理论家都恢复自由了吧？倪育贤那时候才是一个每月工资三十三元的工人，他就敢同张春桥的《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针锋相对地写出一篇《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谈谈怎样才能防止林彪一类重新上台》的文章；还明确表示是和张春桥论战的！他指出，没有民主的专政，只能是林彪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林彪虽已自取灭亡，但林彪一类人物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央不采取当机立断的措施，林彪一类人物的上台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当时哪位专业理论家有这样的勇气和眼光写这样的文章呢？
  他还迈出了如果不是更加危险、也是同样危险的一步。他不会忘记一九六三年给党中央写信进谏带来的可怕下场；不会不知道现在的中央是一个比当年更森严的所在，但他还是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朋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说无论如何使不得；一旦寄出，轻则坐牢，重则丧命！可是倪育贤说：“中国苦就苦在没有人敢讲真话。大家怕死，都不讲，中国就一天比一天危险，政治就一天比一天黑暗。我带个头吧！”他就跑到南京东路邮电所发出了那封挂号信。那时候给“四人帮”写效忠信的人倒是不少，写这种信的人，中国恐怕不多吧？
  一九七七年倪育贤险些被处死的原因，是他为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问题奔走呼号得过于积极了。那么那些有关的几位同志怎么会忘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在台上时那个市革委会就曾给倪育贤所在的工厂批函，说他是邓小平右倾翻案的“爪牙”，必须批斗，而且确实批斗了整整一天呢？为了邓小平的事，“四人帮”连抓都没有抓他，你们却要枪毙，说得过去吗？
  倪育贤为什么对邓小平同志怀有那样深的感情呢？听他自己说说吧：
  （未完待续）
  （原载《开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