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刘宾雁
  ‘丘比特，你发怒了，这就证明你错了！’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呀！’”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陈世忠还特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生中三次荣幸地见过你老人家，幸福地握过您的手，而在监狱里写这份材料的过程中，我曾经有四次在睡梦中见到你。我深切地怀念你老人家。我故意选择这个闰年闰月的最后一天呈交给你我这封用我全部心血写成的材料，向你，向亲爱的党献出我一颗仅存的赤诚的心。
  共产主义万岁！”
  全文三万余字。很多页纸上滴满年轻人的泪水。
  审讯员正式通知他：“根据你的再三请求，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呈交给了党中央，尽管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
  陈世忠等着回音。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他失望了。他焦急得很。审讯员斥责他：“你是什么人？毛主席会给你回信？”他还大吃了一惊：心想：毛主席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回信呢？我们不是人民民主国家吗？这声斥责又加深了他的忧虑：看来，毛主席至多只能听到十级以上高干的声音，这不是把自己关进了紫禁城，同中国社会隔绝起来了吗？继而又悲愤地在心中高喊：“你们自己不写，别人写了你们又不让毛主席过目，这不就使党又一次失去听取反面意见、纠正错误的机会吗？这怎能不耽误大事呢？”
  陈世忠被判八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二年。不久，被他不幸而言中的政治大动乱开始了。
  他的另一个预言却落空了，那是写在《谏党》中一首诗里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世忠，难找后来人。”
  后来人诚然不多，但也不是那么难找。一个比陈世忠小八岁的青年人，早就和他一样自己送上门来了。陈世忠锒铛入狱，销声匿迹以后，这个人客观上成了陈世忠的代理人，以和他不相上下的独特风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另一个狂人
  陈世忠迈下“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踏上久别的祖国土地的那个时候，倪育贤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列兵。他是个高中学生，和一般战士不同的是他特别热衷于马列主义理论。倪育贤省下自己的津贴，购置了全套马、恩、列、斯、毛的选集，还研读了他所能借到的所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联共（布）党史》、《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等。和有些理论家不同，但同六十年代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相似，倪育贤是带着那几年社会生活中一大堆疑问学习理论的，而理论学习又使他越来越关切地注视中国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发现，他学到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践打起架来，发生了难解难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
  在他的那个连队里，半数以上是安徽籍战士。一件事引起倪育贤的好奇：为什么他们一接到家信就躲起来看，还偷偷地痛哭呢？一打听，原来这些战友几乎每户都有亲人饿病而死。倪育贤震惊了。接着，灾区来的战士又不断有人跑到部队来“就食”，干部轰都轰不走。理由非常简单：“我们一回去就得饿死。”
  倪育贤借此机会做了大量调查，取得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原来造成严重饥馑的原因并不是报纸上宣传的什么“严重自然灾害”，而是在农村推行的那一套极左改革。“高指标”，“高征购”，“平调风”和“共产风”把一个好端端的农村折腾得满目萧条，饿殍遍地！
  象陈世忠一样，这个十八岁的军衔最低的“列兵”也毅然决定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了。
  那是一封长达三十页的万言书。他指出，造成目前国民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祸。“任何离开具体客观实际而企图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做法，必定要遭到辩证法的无情报复。”他请求中央“立即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战略上实行大幅度的后退。”他还胆大妄为地提出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允许社员包产到户，在一定时期内准许社员自种自收，自产自销；扩大自留地，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取消国家对农民发展副业生产的限制。还建议采取累进减税的办法，即农民提供商品越多，国家征税比例越小，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尽快挽救危局。……
  这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在当时正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右倾，鼓干劲”的背景下斗胆要求党中央向相反的方向修改政策。他深知，这封万言书一旦发出，后果很难设想，多半是凶多吉少。此事惊动了部队党委。团政委赵本清下令：“此信不准私自邮寄，须交团政治处审阅后，由组织处理。”从后来的结局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倪育贤的保护。但倪育贤却抗命不交，理由是“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向国家领导人反映任何意见。”营部又下令不准他外出。他又一次抗命，到金山县大石头邮电局以双挂号将万言书寄往北京。
  两周后，倪育贤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执。三个月后，万言书被辗转批回上海警备区。在师党代会上，政委在报告中说道：“六十八团有个叫倪育贤的战士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所有观点都是修正主义的！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在军内的反映。”这个结论一传达到连队，全连震动。倪育贤的政治命运也就决定了。
  他过去曾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标兵”：在施工和军训中他一贯成绩优异；部队领导还多次准备培养他当宣传干部。现在都不算数了。一九六四年，他以“上等兵”的军衔单独“光荣复员”。他带着两肥皂箱马列主义和一脑子问题离开了部队。连队党支部给他作的鉴定，又跟马列主义或修正主义都没什么关系了：“该同志作风正派，热爱学习，为人正直。”
  从不入派，永不“结合”，独立作战
  但真假马列主义和真假修正主义之争，却始终没有放开他。他也不甘寂寞，始终搅和在政治漩涡里。
  他考上了上海海运学院远洋系，就在那里碰上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学校里一批学生要打倒老院长徐健，说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8月3日，市委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有一个学生跳上台去为徐院长作无罪辩护，他就是倪育贤。这次辩护竟使他赢得了全院师生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当选为院“之革”委员会委员。在两个月中，他全力以赴地制止抄家、武斗如打砸抢等等“革命行动”。由于他的干预，方使海洋学院一些教师不致受到致命的人身摧残和人格侮辱。
  他学到的马列主义，还是有用的。他的头脑始终比较清醒。学生们的行动越是狂热和过火，他越是怀疑。他拒不参加任何一派红卫兵组织，还从1966年9月就全然脱离了学校的运动，游离于“文革”之外。
  然而他却“逍遥”不起来。不但没逍遥，还参加了几个工人组织反对政治野心家的活动，帮助工人起草了一个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操纵上海运动的宣言。11月28日上海发生张春桥派军队镇压复旦大学学生的事件。他闻讯后，当夜赶到现场，了解真相。次日凌晨，他就起草了“强烈抗议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的强硬声明，以几个市级组织的名义向全市散发，还跑到上海大街小巷张贴声讨张、姚的标语。这就是参加了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这几个组织的牌子被王洪文派来的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队砸掉了，他也被列入拟予逮捕的“炮打骨干”的黑名单。为了避难，六七年初，他又一次脱离了运动。
  他可并未放弃斗争，而是由自己选择了一条新的战线，独立开展一场新的斗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