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西藏少数卖国賊发动的一场叛乱战爭，已經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們的可耻的失敗，在西藏絕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现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議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繼續。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就是說，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沒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阶級将采取購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資产阶級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輿論正在对西藏問題大談特談，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們認眞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份光荣，讓全世界注意他們，讓他們在世界的議論中得到教育，得到鍛炼。有些外国人說：西藏的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反侵畧”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們应該获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独立”；而人民解放軍在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对于叛乱的平定，則是“武装干涉”，是“侵畧”，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希特勒”。这样說的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各国的反动派，例如亚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吳庭艳和蔣介石（但是他幷不贊成西藏独立，而要求西藏归順台湾）。还有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資产阶級，他們的一般政治态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問題上却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例如印度的某些資产阶級分子。所有上述的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数，在本国也是少数，但是他們控制着相当大量的宣传机器，一时显得頗为囂张。世界上更多的人說，西藏的叛乱是反动的，平定叛乱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致支持中国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斗爭。就是在資本主义世界，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数。他們包括各国的劳动人民，主张正义和进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对外国侵畧、外国干涉的民族資产阶級。这些民族資产阶級懂得，贊成外国干涉西藏，就等于贊成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锡兰、柬埔寨、尼泊尔、伊拉克、古巴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国家的內政，等于贊成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資本主义国家，这种正义的声音暫时沒有那批反中国的宣传机器所造成的喧声高。有些人感觉难过：好端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乱，岂不更好！他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出，西藏叛乱既然发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这次叛乱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将最終結束外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这对于中印友好的眞正巩固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对于这种种不同議論，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应該認眞硏究，得到教訓，而且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別是那些对西藏問題大嚷特嚷的資本主义国家中人民，也将会加以硏究，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訓。
  我們现在想談談尼赫魯先生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本报編輯部按：在我們写好这篇評論以后，我們讀到了尼赫魯总理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的講話。这篇講話的主要論点幷沒有超出四月二十七日講話的范圍。所以，我們沒有对这篇評論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
  尼赫魯先生从今年三月十七日到四月底，在議会講西藏問題，这是第七次了。尼赫魯先生曾經多次表示同情所謂“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所謂“武装干涉”。在四月二十七日，他講的話比較更有系統，本报已經在四月三十日全文发表过了。为了讀者的方便，我們现在把他的話再引出一段，这段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他对于西藏叛乱和印度作用的看法的一个提要：
  “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沒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間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与世隔絕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質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試或者沒有作，或者作了沒有成功。
  “如果說这些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負責，看来这种說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異乎寻常地簡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緒，这种情緒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級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問，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幷且企图从中得利。試图用頗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达种反应幷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質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錯，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們就不难設想两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許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質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緒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軍事方法来处理了。我們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但是同时，我們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們对于他們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們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們互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們自已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証，争取他們友好合作。首先，我們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終止。”
  尼赫魯所謂西藏的“停滞不前的、沒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沒有說明。但是，这正是全部問題的出发点。我們的討論必須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領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資料——全部土地和絕大部分牲畜都属于三种領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貴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和大部分牧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們自己，連同他們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別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領地一部分属于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負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出这些領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負。其余的領地是农奴主的所謂“自营地”。在这种領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領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領主只給一小块（約占領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給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絕大部分时間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幷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領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剝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維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貸。大批农奴所欠的債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經欠了几百年的債。农奴不但沒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沒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須由領主准假。
  西藏的貴族是世袭的。全西藏现在有貴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財产多少而定。大貴族約占貴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們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几千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終掌握在这些大貴族手中。貴族和农奴等級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见了貴族要迴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講話也要有一定的講法，不許講錯。貴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認为违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甚至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駭人听闻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无論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須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統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貸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剝削，比官家和貴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剝削。寺院內部也是等級森严，农奴出身的貧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剝削者。寺院內也設有各种刑具和牢獄，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残酷的程度同其他农奴主沒有两样。
  大致說来，貴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間，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敗现象和內部斗爭。在达賴喇嘛周圍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級官員中，为了爭权夺利互相残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賴喇嘛，幷不是象尼赫魯所說的那样，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經常把达賴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在他們認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达賴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們知道，一八五五年，达賴十一世在十八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宮暴亡；随后，一八七五年，达賴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宮暴亡。美帝国主义侵入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統治者傾軋異己的手段，也更卑鄙和残酷了。一九二三年，班禅九世被迫終身逃亡內地；一九四七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幷勒毙獄中；同年，现在穆索里的达賴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賴喇嘛而毒死；一九五零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統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經济衰敝，文化落后，連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絲毫也不“温和”，絲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試問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閙的所謂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們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誰呢？你們所宣传的西藏自治或“独立”是誰的自治或独立呢？你們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乱的失敗是誰的失敗呢？看起来，很多所謂“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們所同情的幷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剝削者、残杀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脑。在西藏的大农奴主剜出农奴的眼睛和心脏来的时候，这些同情专家不觉得是悲剧，不向这些农奴主要求温和和人道。在这些大农奴主向駐守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解放軍举行武力进攻的时候，在他們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們俘虏的解放軍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的时候，同情家們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們要求温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軍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豺狼由防御轉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說，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的叛乱的失敗而最后遭遇着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象潮水冲破了闸門一样地泛滥起来了。由此可见，进行这种叫喊的人們，除了有一些是出于誤会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梅特湼（注）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鮮李承晚、南越吳庭艳、中国蔣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注：克勒曼特·梅特湼从一八零九到一八四八年先后担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一八一五年俄国的沙皇、奥地利帝国和普魯士的国王为了共同鎮压当时欧洲的資产阶級革命运动，签訂了一个同盟条約，結成了所謂“神圣同盟”。后来，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参加了这个同盟。梅特湼是这个“神圣同盟”的組織者和領导人。）
  我們感到惊異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魯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許多肮脏人物存在着重要的矛盾，懂得他們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魯自己的阴謀詭計，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謂“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讓他們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們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魯先生有所爭辯，这是我們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們来說，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爭政策和侵畧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經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在獄中所写的“自传”一書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现很多誤解和偏见（他自己也說，他是“典型的資产阶級”，带着在資产阶級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见”），但是他仍然承認，由于用科学方法硏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幷且說：“經解济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阶級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棄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阶級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統治的特权阶級使它放棄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敗的，似乎也沒有什么理由說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魯在这里說得很对。但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調子！他或者是完全抛棄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见解，或者是实际上沒有了解他所曾以为了解过的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现在責备我們沒有能够感化統治西藏的特权阶級使它放棄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阶級分析作为“頗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筆勾銷，把极端对立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阶級，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魯的这个企图是我們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阶級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問題，更談不到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采取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絕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坚决反对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万人。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們已經說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騙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軍队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以为整个西藏上层阶級都叛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贊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阶級也必須分別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們所一向坚特的政策。如果說，上面說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絕大多数人，他們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魯在討論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幷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認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說来，他不但沒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剝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极大多数被剝削者和极少数剝削者混为一談，幷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認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負責，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說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錯誤。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魯所討論的問題的当事人，我們認为，指出这个錯誤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魯的邏輯，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許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許的。大家記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沒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圍。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与世隔絕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經譏笑我們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簡单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断言我們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們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謂“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现在历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确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有对于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誹謗，一概都彻底地破产了。停滞不前的、沒有变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級領导之下，一变而为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中国，証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的停滞不前，不过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縛罢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才眞正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称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尽管也曾暫时迷惑过一部分群众，却眞正被証明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們相信，中国历史的这个結論，尼赫魯总理也是不至于反对的。但是按照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邏輯，只要他的同情不仅仅限于“西藏人民”，而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要变成为令人百倍难过的空前的大“悲剧”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爭时期，蔣介石的国民党和国民党軍队比西藏的两万左右叛匪多得多，說他們不止是“上层反动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战爭的规模也大得多，总之，値得引起的“同情”也应該强烈得多。但是，据我們所知，尼赫魯总理在同情整个中国的时候，幷沒有同情于汉族的“大农奴主”；而在同情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蔣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魯先生可能說我們不公正，因为他所講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和汉人是不同的。这就是說，汉人在西藏人中間領导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碍。西藏人和汉人不同，千眞万确。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維吾尔族人、僮族人、囘族人、朝鮮族人，以及中国的其他許多少数民族，也都和汉人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政府面前，存在着国內的少数民族問題。我們是十分謹愼地对待这个問題的。我們用了近十年的时間，培养了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幷且在汉族人民中，特別是在汉族干部、共产党的汉族党員和人民解放軍的汉族官兵中，認眞地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教育。我們采取了資本主义世界上沒有先例的办法，在汉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說服汉人，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例如內蒙古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囘族自治区和其他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西藏，为了爭取西藏上层分子的合作，我們用了特別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时間里，一直保存着原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軍队甚至它的貨币，一直說服西藏人民暫时不要进行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象所謂达賴喇嘛声明所說，不給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权利，那么，那些叛国有据的反动分子早就会被逮捕惩处，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会拖延到现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那些反动分子采取了如此仁至义尽的态度，甚至在拉薩叛乱爆发以后，甚至在知道达賴喇嘛已經被劫出拉薩以后，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的部队还是一直等到叛匪向軍区直接发动了武装攻击的七小时以后，才开始举行还击。很明显，到了这一步，反动分子已經把和平解决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坚决討伐和平定叛乱以外，任何其他的办法都沒有可能了。人民解放軍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薩地区的叛乱，如果它愿意先下手，当然早就可以把罗布林卡包圍起来，使叛匪无法劫走达賴喇嘛。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砲弹打向宮殿、落入池塘的童話。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面对着这种严重局面，始終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針，正是說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民族問題始終是很愼重的，对于爭取西藏上层分子尤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政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級才能認眞执行，資产阶級或者其他剝削阶級就是想要这样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問題上，根本的关鍵仍然是阶級的分析方法問題。尼赫魯先生希望我們“爭取他們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魯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間接地指責我們过去和现在沒有这样作。事实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級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問題。
  民族之間的糾紛和隔閡，基本上是剝削阶級造成的，剝削阶級也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阶級的正确領导之下，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消除历史上遺留下来的一切糾紛和隔阂，結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誼。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爭。蒙古統治者和滿洲統治者压迫过汉人、維吾尔人和西藏人，而汉族統治者也压迫过蒙古人、滿洲人、維吾尔人和西藏人。在无产阶級領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占人口絕大多数幷且是革命主力的汉人，现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員到內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现在不是去压迫和剝削那里的少数民族，而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在一起，帮助那里的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压迫者、剝削者手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就是說，建立使各少数民族的經济和文化繁荣昌盛起来的基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汉族人員，包括人民解放軍的汉族官乓，不但沒有騎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头上摆威风，相反，他們是跟当地的革命干部一道，做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务員。他們常常不避艰险，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为他們的权利和幸福而斗爭。这样，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一切爱国的、贊成改革的上中层分子，就同汉族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致，象汉族人民一样地推翻了他們本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的反动統治。这样，各民族的糾紛和隔阂的根源就消灭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获得了眞正现固的基础。这个过程，在內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宁夏、甘肃、靑海，在西两南的四川、貴州、云南、广西，都已經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領导改革的人員都竭力团結各少数民族的贊成改革的各阶层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間和改革以后都同他們保持密切的合作。誠然，不可能沒有斗争，而四川、甘肃和靑海的藏族地区还曾經发生了武装叛乱。但是，如我們在別的地方只經指出过的，这些藏族地区的叛乱，正是由西藏的反动分子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动起来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大农奴主的統治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沒有受到变动，他們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揮保卫农奴制度的旧藏軍、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幷且繼續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結。因为这样，在那里不但沒有进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的叛乱。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軍进駐西藏以来，西藏人民仍然是屡次三番地热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們担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大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义者諸君須知：两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們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們、鞭打他們、挖出他們的眼睛的魔鬼是他們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們相信那些热誠地、和藹地帮助他們劳动和治病、不取他們一針一綫的解放軍战士是他們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乱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沟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轉瞬之間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軍收繳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繳了叛匪的枪枝，收繳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这三样东西把他們压迫得太惨了！他們給解放軍自动带路，自动报吿匪情，自动协助捕捉残匪，搜査枪枝。只是在拉薩人民法院一处，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繳来的枪几百枝。在山南，許多村庄的居民听說解放軍要来，馬上聚集起来向战士献哈达，献鮮紅的桃花和嫩綠的柳枝，同时向解放軍哭訴叛匪奸淫擄掠杀人放火的罪行，要求解放軍一定要替他們报仇。頁貢噶宗的叛匪曾在公路上挖了四条横沟阻挡解放軍前进，但是叛匪一走，当地居民馬上把壕沟塡平。解放軍一到林芝，当地的群众馬上自动組成一支騾馬运輸队，帮助解放軍运送弹葯粮草，幷且跟随解放軍一道追剿残匪。这种感动人的例子是說不完的。叛乱一平，广大群众很快协助人民政府恢复秩序，很快在人民政府协助下轉入生产。山南的春耕虽然因为叛匪騷扰推迟了半个月，但是，在解放軍的帮助下，播种期幷沒有延长。那里成群的人正在地里送粪、播种，整修渠道，幷且唱出了多久沒有唱过的欢乐的歌声。农民們紛紛詢問什么时候分配土地。在根据群众要求，宣布叛乱头目的土地今年实行誰种誰收以后，劫持达賴喇嘛的主犯之一大农奴主索康·旺淸格勒在开苏溪卡的农奴，馬上自动把所有的劳动力組織成为劳动互相小組，共同耕种所有的土地，爭取丰收。很明显，西藏的农民們相信，他們在西藏的土地上翻身作主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很抱歉，我們在这里的話說得太长了一点……但是，关心西藏的一切善良的人們請看，这一切跟淸朝以来的旧式中国軍队进駐西藏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不同！跟英国侵畧軍由印度攻入拉薩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相反！試問：怎么能够把人民解放軍跟西藏人民在一起平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叛匪的正义行动，描写成为民族鎮压和民族侵畧呢？
  尼赫魯先生断言，汉族社会和藏族社会两者之間很难有任何会合点，冲破双方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試不是沒有作，就是作了沒有成功。对于西藏的劳动人民，这个問題现在已經由事实作了答复，而且将来还会作出更大量更生动的答复。就是对于西藏的上层分子，他們中間許多人的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也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变化。达賴喇嘛在被劫持的情况下完全自发地、秘密地写給譚冠三将軍的三封信，和班禅額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饒嘉錯、阿旺嘉錯、黃正淸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講話，就是这一方面的显著証明的一部分。站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員会方面的，有大批西藏的爱国的上中层分子。拉薩的中小学的学生，有大量的上中层分子的子女，叛乱一結束就来上学，而且人数比叛乱以前大大增加。可见，断言叛乱是民族性的“革命”，叛乱的平定是民族性的“悲剧”，是沒有根据的。
  有一些对中国幷无恶意的印度朋友，由于受了长时間的有偏见的宣传的影响，由于他們沒有直接看见西藏社会生活和人民解放軍活动的眞相，而他們的报紙又很少发表中国方面的完整的資料，一时誤解中国的立场和政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辯，水落自然石出。我們完全相信，那些暫时有所誤解的、对于我們现在所說的話仍然将信将疑的印度朋友們，終会得出客观的結論来的。我們希望，尼赫魯先生也是他們中間的一个。当然，尼赫魯先生有很大的自信，也有一套对于两藏問題的独立的见解。他傾向于假定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势力集团是一群純洁的羔羊，因而甚至在他們向我們发动了进攻以后，他仍然認为是我們不对。我們不能要求我們的外国朋友对于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跟我們一样看，我們更不能要求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改变他的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观点。在尼赫魯先生的思想中，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我們不打算討論应該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在这类問題上，我們固然可以进行友好的辯論，也完全可以不辯論。大家家里的事情都很多，各人自扫門前雪就够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尼赫魯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說得好：“要把一个国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試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但是，现在的問題是，一批印度人，其中不幸也有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我們按照他們的主张办事。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和邻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是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嗎？你的办法如果在印度行得好，那么我們再向你学习也还不迟。究竟有什么必要象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是我們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尼赫魯总理否認印度曾經干涉西藏。他追述了印度独立和分治前后的情况，証明印度对西藏从来“沒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吿人的野心”。我們承認，尼赫魯的話，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合乎实际的，这就是說，印度政府不打算吞幷西藏，或者派遣武力来干涉西藏的事务。印度始終承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享有对于西藏的主权。印度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同中国签訂了以五項原則为基础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幷且随后从西藏撤出了自己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設施。这些都是中国人民認为滿意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內政的干涉，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要說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西藏过去和现在根本沒有任何方式的干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們記得，本报也公布过，一九五零年十月中国政府命令自己的部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印度政府就曾經經由外交途径进行干涉。当时，中国政府在下令进軍西藏的同时，曾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談判。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圍內的內政問題。但是，印度政府却在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說“中国軍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認为是可悲叹的”，是“沒有理由的”，說这对印度政府“是最为惊異和遺憾的”。照会中还提出，中国軍队进駐自己的領土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在联合国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問題上“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幷将使那些反对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国家获得有力的支持”；“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见”；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就难于与此同时进行”；将不“符合中国或和平的利益”；“已經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已經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誼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对此，中国政府在答复印度政府的照会中曾經指出，人民解放軍进軍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西藏問題是中国的內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許的。这个問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竟然利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威脅中国不得在自己的領土上行使主权，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罢了。在中国政府一再坚决地表示了这种严正的态度之后，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在昌都地区取得了歼灭企图阻挡进軍西藏的藏軍主力的重大胜利以后，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代表团才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到达北京。經过談判，終于在同年五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議。
  重提这一段經过，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事实終究是事实。怎么能說，印度政府从来沒有干涉过西藏呢？
  不幸的是，这种干涉仍在以某种形式繼續着。这种干涉发生在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助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則之后，就不能不令人更为遺憾了。就以尼赫魯总理本人来說，他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发表过的声明和談話，其中虽有不少友好的表示，但是有些話我們觉得不能認为是符合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例如，他說，“北京沒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西藏自治地区的协議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証。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四月十三日）。“我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将能維持幷且享受他們的自治，而不受其他人的压迫和鎮压”（四月十四日）。試問：把中国对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发生的叛乱实行平定称为“武装干涉”，称为“压迫和鎮压”他們的“自治”，幷且說什么沒有遵守“对印度提出的保証”，这一切怎么能說不是干涉呢？印度政府坚持說达賴喇嘛不是被叛乱分子劫持的，而是叛乱分子的領袖，既然如此，印度政府对于达賴喇嘛的隆重欢迎和尼赫魯总理本人到穆索里的訪問，岂不意味着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叛乱領袖的欢迎和会商么？由于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明确执行不干涉的政策，人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甘地夫人和国大党总書記克里帕拉尼夫人都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自治国家”，包括国大党在內的印度多数政党組織的“支援西藏人民委員会”公然要求把西藏問題提交联合国，印度的报刊公然汚蔑中国政府“采取强盜行径和实行帝国主义”，汚辱中国国家元首是“可恶的雪人”，幷且要求召开有所謂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会議（注）式的会議来解决純属中国內政的西藏問題。西藏叛乱发生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就展开了一个誹謗中国的运动，规模之大，使人想起美国政界和报界对于古巴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干涉。試問，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內政采取这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难道能說是符合五項原則嗎？（注：西姆拉会議是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的所謂“中英藏会議”。这次会議是英帝国主义侵畧西藏的重要阴謀。参加会議的，有英国代表印度殖民政府的外务大臣麦克馬洪，西藏代表倫兴香托拉，袁世凱政府的代表西藏宣撫使陈貽范。
  英国代表一手把持西姆拉会議，在会上提出一个所謂解决西藏問題的方案，其主要內容包括：“中国政府承認西藏有完全自治权，不得改为行省”；“中国政府除西藏办事长官的卫队外，不得駐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議时，由印度政府判决之”；“英国人得在西藏自由經商，中国政府不得加以限制”以及“西藏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监督，英国政府得派代表常駐拉薩”等等。很显然，英国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由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統治西藏，奴役西藏人民。因此，这个方案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連当时的袁世凱政府也拒絕接受。）
  尼赫魯总理說，印度对于西藏問題的反应实質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本能的，它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造成的亲密感情。我們了解，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西藏人民具有亲密感情；不但如此，印度人民对于整个中国人民也具有亲密感情。周恩来总理訪問印度的时候，到处听到“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热烈口号，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对于西藏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被用来作为一些政界人士損害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干涉中国內政的理由呢？这种邏輯具有一种显然的危险，因为，如果这样的邏輯是可以成立的話，那末，在西藏走上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强盛的道路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用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为理由，組織什么“支援阿薩姆邦人民委員会”、什么“北方邦事务委員会”，来干涉印度的阿薩姆邦或者北方邦的事务呢？西藏自治区政府以及整个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把对于阿薩姆邦人民或者北方邦人民的深切同情宣布为一項基本政策，幷且根据这种政策对那些邦的事务指手划脚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給予印度某种保証，那么，印度政府不是也可以干脆用对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对全部內政給予印度某种保証嗎？同样，中国政府不是也可以用对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內政給予中国某种保証嗎？那还有什么和平共处，什么五項原則可言呢？世界不是就陷在互相干涉的混乱中嗎？我們相信，我們的印度朋友一定跟我們一样，不会欢迎而且也无法容忍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
  把印度方面前后两次对于中国西藏的干涉联系起来，人們不难看出，印度政府虽然不打算占領西藏，或者使西藏正式独立，但是的确力图阻挠中国在自己的領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权。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在这一方面繼承过去英国政府的传充：只承認中国对西藏的所謂“宗主权”，有如印度对于不丹和錫金的宗主权。”他們所謂的西藏“自治”，不同于中国宪法上所明文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內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是一种半独立状态。不錯，西藏不是一个省，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它比省具有憲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更多的权限，但是它决不是什么保护国——既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也不是印度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之間的什么緩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全权，跟对于內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一样，这是絲毫不容怀疑的，这是絲毫不容任何外国或者联合国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問題，都只能由中国解决，在中国解决，而不能在任何外国去解决。西藏的任何半独立状态不利于西藏人民，不利于全中国人民，不利于印度人民，不利于中印友好和亚洲和平，而仅仅有利于西藏的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和支持这伙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的外国干涉者，仅仅有利于那些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間制造糾紛的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阴謀家。中印两国是两个爱好和平幷且有悠久友誼的国家，我們两国有一千一万种理由要和睦相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而沒有任何一种理由要互相冲突，要設什么緩冲地区；如果硬要設，那就恰恰是要制造本来不存在的眞正可悲叹的冲突了。鉴于印度政府在这个問題上的态度，鉴于印度一些幷非不負責的人士的言論，我們認为，彻底澄淸这一点，对于巩固中印友誼是十分必要的。尼赫魯总理在四月二十七日講話中提及五項原則的时候，只說到“互相尊重”（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沒有說“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权”（这是五項原則的原話，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我們希望，这不过是一种疏忽。
  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对中国內政的干涉，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带有时代的特征。印度是一个摆脱英帝国主义殖民統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它要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民族經济，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的大資产阶級同帝国主义又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对外国資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而且，大資产阶級的阶級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也就使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反秧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以尼赫魯总理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对战爭、維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問題上，在执行对中国友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不参加美帝国主义的軍事集团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幷且繼續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資产阶級却繼承着而且企图繼續保持英国殖民統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遺产。当然，伟大的印度人民对于印度資产阶級的这种两面性不負任何責任。我們也相信，不但印度人民，而且印度政府中的一切有远见的明智的人士，都承認印度的出路是在进步方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們跟他們一样地認为，一个不久前才获得独立、而现在也还受着帝国主义干涉者威脅的国家的当局，竟然干涉自己邻国的事务，这是现代国际政治中一种令人惋惜的现象。
  我們同尼赫魯先生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大概是沒有分歧的，就是中国幷沒有干涉印度的內政。中国人民只是在印度全面发出了大量的汚蔑性的言論之后才开始囘击的。尼赫魯总理在四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正当地譴責了某些印度人的旨在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言行。可惜他随即集中力量攻击中国的反干涉言論，。他說，“中国的負責人物对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是“不顧事实眞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語言”。但是，中国指責印度方而的干涉是有事实根据的，已如上述。中国輿論界怀疑所謂达賴喇嘛声明的眞实性，也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个声明中的大量漏洞和冒名頂替的痕迹，现在仍然是客观地存在着。很明显，那些把达賴喇嘛劫到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跟那些长期以来聚集在噶倫堡进行叛国活动的西藏反动分子在一起，正在竭力利用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来堵塞达賴喇嘛囘到祖国的道路，而这是跟尼赫魯总理多次表示的愿望不相符的。
  說到重視事实眞相和礼节，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对中国所說的很多話，决不能認为合乎事实和礼节。我国人民注意到，尼赫魯总理在这一方面不止一次地起了节制作用，这无疑是有益于中印友好的。但是，我們究竟不能說，在他指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破坏十七条协議、提出所謂中国对印度的“保証”等等的时候，他的話也是合乎事实眞相和礼节的。至于說到冷战的語言，那么，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咒駡中国是“新的和凶恶的帝国主义”、“扩张帝国主义”，攻击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是“軍事干涉”，“殖民行动”，“强盜行径”，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冷战的語言”嗎？对于这些“冷战的語言”，我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間內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們的报紙几乎守口如瓶。人們記得，直到四月十八日，周恩来总理还在第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出維护中印友好的热誠呼吁。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所換来的却是对于所謂达賴喇嘛声明的大事宣扬，却是对于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更放肆的攻击。退无可退了，我們不得不起而反击。有人企图用“言論自由”来为印度的反华誹謗运动辯解。但是他們为什么不想一想，难道中国人就不要言論自由嗎？西藏是我国的領土，西藏問題是我国的內政，外国人尚且可以有所謂本能的反应，我国人民反而会沒有本能的反应嗎？现在，某些外国对于我們的誹謗运动似乎已經趋于低落了，理智正在重占上风，但是也还有极少数人企图繼續扇风放火。可以正吿这些人：你們的反华誹謗运动一天不停，我們的反击就一天不止。你們愿意用多长的时間，我們就准备付出多长的时間，而且还准备着你們煽动別的国家来对我們进行圍攻，也准备着在你們后面还有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的助威。但是，想用任向压力来干涉中国內政，来挽救西藏大农奴主的穷凶极恶的統治，那是毫无希望的。世界上一切反共反华的人們对于我們越駡得凶，就越能暴露他們的眞面目，也就越能教育全世界人民。
  如前所說，现在世界上議論西藏問題的人很多，他們的出发点也有許多不同。尼赫魯总理跟許多对中国显然怀有恶意的人們不同，他跟我們在西藏問題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对于这一点，我們沒有任何怀疑。我們所以对于尼赫魯总理的指責作这样詳祥群細的答复（当然在文章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了那些对我們显然怀有恶意的人），正是因为，我們怀有充分的信念：分歧是可以縮小的，爭論是可以解决的。誠然，爭論是有些尖銳，因为这是我們祖国和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所在。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爭論从本質上能够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益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友好，幷且在語言上也能够沒有疏忽了友誼和礼貌。我們完全同意尼赫魯总理的一些語重心长的、对中国人民十分亲切的話。他說，“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周的友誼。”“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緒，这将是一个悲剧。”中印友好是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基础的，我們的基本利益相同，我們的主要敌人也相同，我們决不会忘記我們的共同利益，而落入我們的共同敌人的圈套。这次的爭論虽然令人遺憾，但是我們坚决相信，它不会造成敌对情緒，它不会动摇我們两国的友誼。尼赫魯总理宣布：印度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热烈欢迎这个友好的声明。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争論就会随之結束。中国从来沒有也永远不会干涉印度。我們还愿意郑重地吿訴关心印度安全的全体印度爱国者：一个民主的、繁荣的、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員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好的因素，而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对于印度共和国的什么“威协”。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睦邻政策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我們两国近十一亿人民的友誼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就象喜馬拉雅山的不会动摇一样，那些誹謗者的胡說八道是毫无根据的。在尼赫魯总理一九五四年十月訪問我国的时候，他曾經說：“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面对着类似的問題，幷且都已經坚决地走上前进的道路。这两个国家彼此了解愈深，那末，不但亚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証。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紧张局势，要求我們共同为和平而努力！”我們愿意两国人民永远記住尼赫魯总理在这里所指出的眞理。跟中国人民一样，伟大的印度人民是一貫珍惜中印两国的友誼的。我們深信，那些毒化中印关系的讕言，随着对于事实眞相的了解，随着两国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必将为印度广大人民所識試破，所抛棄。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在和平建設的事业中繼續友好合作，幷将繼續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携手奋斗。
  （人民日报五月六日发表，新华社北京六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