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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綜合新华社北京4月29日、5月5日电，据印度新聞处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魯于4月27日、5月4日先后在人民院、联邦院就西藏局势发表了講話。在这雨篇講話里，充分表达了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的观點和态度，值得我们認真研究。本报特一併摘要刊出，以供討論。
5月4日尼赫魯在聯 邦院發表的講話（摘要）
尼赫魯在談到孟买有人污辱毛澤东主席的画象时說，“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遺憾，同时也是要說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們对这些事实应骸比呆在北京的入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們关于事实的說明沒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合人遺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沒有任何关系。”
尼赫魯接着談到他4月27日在人民院（印度議会下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談話，他說，“就重要事实而論，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談到了，我的确沒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沒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沒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說，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設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們在噶偷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入員获得情报。”他又說，“我很遺憾地說，最近在中国，这种譴責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多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異乎寻常的。但是，我認为我們不該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
他說，“我們接待了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們已經給予他們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现在，是不是有人說，当达賴喇嘛要求給予避难权的时候，我們本来是应当拒絕的？我可以告訴他們这一点：如果我們拒絕給予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针的印度人是会对我們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憤的：我們耍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論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錯誤的事。当然，有人指責我們在噶偷堡采取默許态度；噶偷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們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說指挥中心已經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語已怒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責。”他說，“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領袖們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責。这些指責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領袖们这样不負責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們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們認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們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們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說出和做出这种事情，這使我感到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他又說：“我們面临了达賴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問題，我们决定，我們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經拒絕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詢問：‘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論多少难民都开放門戶嗎？’我拒絕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認真拒絕給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們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說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們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现在我們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認为，这对我們究竟这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責出之于我们認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确实使我们难过。”
談到班禅額尔德尼29日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員会会議上的講話时，尼赫魯說，“当我讀到一位曾是我們的貴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講話时，我感到相当难过。”
他說，“现在，就我們而論，我們既沒有从葛偷堡，也沒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們給予避难权的毫无疑問的权利。我已怒說过，达賴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他还說，“达賴喇嘛在这里并沒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說的話——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談話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說，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恭恭敬敬地說，任何否認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講話的。”
他說，“有人曾向我提出問題，我就說，‘如果他体面地同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說我要把达賴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他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經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煩恼的經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紀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議你休息几天，安安靜靜地考虑一下发生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尼赫魯在講話中再一次談到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他說，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圍的环境，那么人們就很可以設想，除了所謂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說，不管他們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既然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步驟，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驟。无論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此有强烈的感受。”
他說，“现在我们有着大約九千名“难民”，我们已經負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責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
4月27日尼赫魯在人民院發表的講話（摘要）
尼赫魯說：“达賴喇嘛在进入印度之后不久，就表示希望发表声明。我们后来得到通知，这个声明将在提斯浦尔发表。我们的官員为向报紙〓者們分发声明譯文作了安排。”
他說“鉴于所提出的某些不負責任的指責，我愿意說清楚，达賴喇嘛对于这項声明以及其后他在穆索里发表的简短的声明完全負責。我們的官員同这两个声明的草拟或者准备沒有关系。”
他又說，“达賴喇嘛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進入印度的。我們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建議他来印度。我们自然曾考虑到他謀求在印度避难的可能性，当这样的請求提出时，我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們方面并不想对他施加任何不恰当的限制，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不作某种安排来防止任何不幸。应当記住，达賴喇嘛最近不仅經过了一次艰苦危险的长途跋涉，而且遭遇了一场令人衷伤的經历，甚至硬心肠的人也不能不感到震动的。而他下过刚刚二十四岁。”
尼赫魯說；“西藏发生了而且正生发生着悲剧，人們冲动了起来，发出了种种指責，并且使用了只会使局势更糟、使我们同我們北方邻国的关系恶化的語言。我們应当有节制和运用智慧，使用温和确切的語言。在现在的冷战时代中，有一种使用放縱的語言和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狂暴的指責的傾向。我們幸而一直置身于冷战之外。我特别感到遺憾的是，几天以前，有人对中国国家元首毛澤东主席的画象表现了严重的不礼貌。这是少数不負責任的人在孟买干的事。我們不能讓自己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推上錯誤的道路。”
尼赫魯說，“对于中国的負責人士对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的語調，我感到非常难过。他們不顧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語言。对印度所作的指責如此荒誕，我觉得很难对待这些指責。有一种指責說我們劫持达賴喇嘛，”他說，达賴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西藏或者同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由于班禅喇嘛特别发表某些奇怪的言論，我已怒声明，我們欢迎他到印度来亲自会见达賴喇嘛。”尼赫魯說，“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說法，据說，‘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是英国帝国主义和扩张的传統的繼承者。”尼赫魯說，“既不适当又完全沒有根据的指責，这是使我們感到深为遺憾和惊訝的事。我們已經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达种深刻的遺憾情緒，特别是对最近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会議上的发言的深刻遺憾情緒。
尼赫魯說“我前些时候說过，我們的广泛政策是受三个因素支配的：第一，維护印度的安全和完整；第二，我们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我们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緒，这将是一个悲剧。我們希望不要說出什么話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間的友好关系。五項原則之中就有一項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責、使用冷战的語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損害。”
他說，“我以前已經說清楚，关于噶偷堡是西藏叛乱中心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有众多的西藏血統的人作为印度国民居住在我們印度。一般說来，他們的行动是遵照了印度政府的指示的。虽然我不能够說某人沒有秘密地干某件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象或者說住在噶偷堡的一小批人組織了西藏的一次大规模騷乱，这似乎耍拿出很大的想象力，并且不顧明显的事实。”
他还說，“康巴暴乱是三年多以前在中国本部靠近西藏的地区发生的。难道要噶偷堡对此負責嗎；这次暴乱逐漸扩大，而且无疑在沒有参加这次暴乱的众多的西藏人思想上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对他们的前途的恐惧和忧虑控制着他們的心灵，激昂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着他们的情緒。
他又說，“如果說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負責，看来这种說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異乎寻常地簡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緒，这种情緒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級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
他說，“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悄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質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錯，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应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們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但是同时，我們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們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們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通过友好合作來爭取他们。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終止。”
5月4日尼赫魯在聯 邦院發表的講話（摘要）
尼赫魯在談到孟买有人污辱毛澤东主席的画象时說，“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遺憾，同时也是要說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們对这些事实应骸比呆在北京的入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們关于事实的說明沒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合人遺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沒有任何关系。”
尼赫魯接着談到他4月27日在人民院（印度議会下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談話，他說，“就重要事实而論，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談到了，我的确沒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沒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沒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說，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設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們在噶偷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入員获得情报。”他又說，“我很遺憾地說，最近在中国，这种譴責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多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異乎寻常的。但是，我認为我們不該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
他說，“我們接待了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們已經給予他們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现在，是不是有人說，当达賴喇嘛要求給予避难权的时候，我們本来是应当拒絕的？我可以告訴他們这一点：如果我們拒絕給予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针的印度人是会对我們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憤的：我們耍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論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錯誤的事。当然，有人指責我們在噶偷堡采取默許态度；噶偷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們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說指挥中心已經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語已怒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責。”他說，“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領袖們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責。这些指責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領袖们这样不負責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們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們認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們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們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說出和做出这种事情，這使我感到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他又說：“我們面临了达賴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問題，我们决定，我們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經拒絕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詢問：‘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論多少难民都开放門戶嗎？’我拒絕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認真拒絕給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們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說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們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现在我們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認为，这对我們究竟这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責出之于我们認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确实使我们难过。”
談到班禅額尔德尼29日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員会会議上的講話时，尼赫魯說，“当我讀到一位曾是我們的貴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講話时，我感到相当难过。”
他說，“现在，就我們而論，我們既沒有从葛偷堡，也沒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們給予避难权的毫无疑問的权利。我已怒說过，达賴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他还說，“达賴喇嘛在这里并沒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說的話——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談話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說，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恭恭敬敬地說，任何否認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講話的。”
他說，“有人曾向我提出問題，我就說，‘如果他体面地同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說我要把达賴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他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經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煩恼的經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紀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議你休息几天，安安靜靜地考虑一下发生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尼赫魯在講話中再一次談到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他說，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圍的环境，那么人們就很可以設想，除了所謂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說，不管他們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既然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步驟，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驟。无論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此有强烈的感受。”
他說，“现在我们有着大約九千名“难民”，我们已經負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責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
4月27日尼赫魯在人民院發表的講話（摘要）
尼赫魯說：“达賴喇嘛在进入印度之后不久，就表示希望发表声明。我们后来得到通知，这个声明将在提斯浦尔发表。我们的官員为向报紙〓者們分发声明譯文作了安排。”
他說“鉴于所提出的某些不負責任的指責，我愿意說清楚，达賴喇嘛对于这項声明以及其后他在穆索里发表的简短的声明完全負責。我們的官員同这两个声明的草拟或者准备沒有关系。”
他又說，“达賴喇嘛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進入印度的。我們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建議他来印度。我们自然曾考虑到他謀求在印度避难的可能性，当这样的請求提出时，我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們方面并不想对他施加任何不恰当的限制，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不作某种安排来防止任何不幸。应当記住，达賴喇嘛最近不仅經过了一次艰苦危险的长途跋涉，而且遭遇了一场令人衷伤的經历，甚至硬心肠的人也不能不感到震动的。而他下过刚刚二十四岁。”
尼赫魯說；“西藏发生了而且正生发生着悲剧，人們冲动了起来，发出了种种指責，并且使用了只会使局势更糟、使我们同我們北方邻国的关系恶化的語言。我們应当有节制和运用智慧，使用温和确切的語言。在现在的冷战时代中，有一种使用放縱的語言和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狂暴的指責的傾向。我們幸而一直置身于冷战之外。我特别感到遺憾的是，几天以前，有人对中国国家元首毛澤东主席的画象表现了严重的不礼貌。这是少数不負責任的人在孟买干的事。我們不能讓自己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推上錯誤的道路。”
尼赫魯說，“对于中国的負責人士对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的語調，我感到非常难过。他們不顧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語言。对印度所作的指責如此荒誕，我觉得很难对待这些指責。有一种指責說我們劫持达賴喇嘛，”他說，达賴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西藏或者同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由于班禅喇嘛特别发表某些奇怪的言論，我已怒声明，我們欢迎他到印度来亲自会见达賴喇嘛。”尼赫魯說，“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說法，据說，‘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是英国帝国主义和扩张的传統的繼承者。”尼赫魯說，“既不适当又完全沒有根据的指責，这是使我們感到深为遺憾和惊訝的事。我們已經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达种深刻的遺憾情緒，特别是对最近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会議上的发言的深刻遺憾情緒。
尼赫魯說“我前些时候說过，我們的广泛政策是受三个因素支配的：第一，維护印度的安全和完整；第二，我们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我们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緒，这将是一个悲剧。我們希望不要說出什么話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間的友好关系。五項原則之中就有一項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責、使用冷战的語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損害。”
他說，“我以前已經說清楚，关于噶偷堡是西藏叛乱中心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有众多的西藏血統的人作为印度国民居住在我們印度。一般說来，他們的行动是遵照了印度政府的指示的。虽然我不能够說某人沒有秘密地干某件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象或者說住在噶偷堡的一小批人組織了西藏的一次大规模騷乱，这似乎耍拿出很大的想象力，并且不顧明显的事实。”
他还說，“康巴暴乱是三年多以前在中国本部靠近西藏的地区发生的。难道要噶偷堡对此負責嗎；这次暴乱逐漸扩大，而且无疑在沒有参加这次暴乱的众多的西藏人思想上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对他们的前途的恐惧和忧虑控制着他們的心灵，激昂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着他们的情緒。
他又說，“如果說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負責，看来这种說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異乎寻常地簡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緒，这种情緒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級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
他說，“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悄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質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錯，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应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們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但是同时，我們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們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們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通过友好合作來爭取他们。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