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桂阳县市场历史悠久。唐朝因开采矿藏，人口聚集，缠市最盛②。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货殖篇》载：“大凑山，旧出银矿，烹丁纷错，商旅幅辏”③。明代到清代中叶，县城盐行脚为食盐集散地，各地盐贩在此贩购，骆驿不绝。随矿业兴起和食盐交易日益昌盛，市场渐次发达。“驿道由衡阳经常宁、桂阳390里达临武，通广东，桂阳遂成为南来北往交通要道”。明清时，货物集散依靠水运，以春陵河畔的舍人渡最盛。至民国初，仍日均停泊货船15艘以上，木排竹筏，触靠两岸，码头街巷，行人接踵，有“小南京”之称①。其时，全县有集市55个，以舍人渡、天鹅坪、四洲寨、流渡桥、方圆圩、正和圩较繁荣。圩场设“圩会”，选“首事”，按商品分行，行设经纪人，负责收取租金、行佣，为买卖双方说合生意，并从中抽取头钱。集市一般三日一次，交叉循环，称“插花集”。民国时期，县城商人以江西客商居多。各地客商形成帮派，有江西、衡阳、耒阳、常宁诸帮②，各帮设同乡会或会馆，有江西会馆、衡阳会馆、“八属”会馆等。本地商人称“地帮”。“地帮”由刘、李、曹、何四姓掌握县城商业大权。民国17年（1928）为桂阳商业鼎盛阶段，“市场繁荣较郴尤甚”③。民国18年(1929）县城有绸布、衣帽鞋袜、南货食品、日用百货、药材等私营商店共277户。民国25年（1936)粤汉铁路及郴桂公路相继通车，货运改水路为陆路，大部分进出口货物由公路往返郴州。抗日战争时期，粤汉铁路中断，农副产品输出及日用工业品输入，仍取水路旧道。民国34年（1945)5月，桂阳县城沦陷，日军抢劫烧杀，居民外逃，商店关门。同年8月抗日胜利，商民陆续回城复业。民国35年（1946)，县城共有商业、饮食、服务业442户，其中百货业35户，文化用品业20户，服饰业45户，五金业20户，木材瓷器业4户，糖烟酒75户，医药业25户，饮食业72户，旅社业70户，其他76户。但由于内战爆发，通货恶性膨胀，市场冷清。
  1949年10月，桂阳解放。1956年成立桂阳县贸易公司，实行“一揽子”经营。年底，县城私营商业463户，从业人员613人。
  ®1952年7月，在城关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私商一度消极经营。通过贯彻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活跃市场的“六项措施”，市场渐次活跃。县城私营商业796户，从业人员957人，较1950年底增加333户、344人。1953年后，粮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和生猪派购。1954年，成立百货、专卖等国营专业公司，市场变化巨大。
  1954年，批发销售比重，国营商业占97.1%，私商占2.9%；零售比重国合商业占70.9%，私商占25%，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占4.1%01956年，完成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县城私营商业组成公私合营企业123户，从业人员171人；组织合作商店45户，从业人员62人；合作小组263户，从业人员263人。维持私营36户、38人。1958年“大跃进”时期，县供销社并人县商业局，撤并商业网点，下放商业服务人员，同时关闭农贸市场，商品流通不畅。
  特别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物资匮乏，市场供应紧张，主要商品零售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与1957年比较，粮食下降22.07%，食用植物油下降59.8%，猪肉下降72.34%，棉布下降38%0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商品流通渠道恢复，市场逐步好转。196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40万元，比1957年增长55.96%“文化大革命”中，供销社再次并人商业局，商业网点减少，限制集市贸易，农副产品统购派购。1979年，县城商业、饮食服务网点仅有53个，比1957年减少78.7%。平均每千人口仅有网点2.21个，商业服务人员8.4人，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开放集市贸易，市场日趋活跃。到1988年，全县商业网点达5036个，从业人员9262人；饮食服务业网点1769个，从业人员2975人。合计网点6805个，从业人员12237人。全县千人平均有网点9.68个，商业服务人员17.41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逐年增长。1988年达到16588万元，为1952年的30.52倍，比1978年增加2.72倍。

②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王阆运（1872-1916）编I，同治4年编，7年刻版。 ③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王阆运（1872-1916）编I，同治4年编，7年刻版。 ①《湖南航运史稿》 ②清同治4年《桂阳直隶州志》 ③民国17年（1928)《经济月刊》湖南省银行编 ④（城关商业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