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清代郴州商业，较之明代有较为快速发展，但由于郴州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的自然经济状态，依然是以地方性小市场贸易形式为主，属于自古以来的传统贸易范畴。农副业和手工业产品通过就近集贸市场进行交换，以换取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郴地固无大市场”④，唯农村圩场较多。圩场设置在“村居辐辏之地，水陆交会之冲”。“各圩场店铺，或一、二百家或二、三十家不等”。赶圩日期，各地不一，但约定成俗。或一四七日，或二五八日，或三六九日，或二七、三八、五十等日。一个圩场每月逢圩九次，或六次。届时，圩场附近村寨居民，“或荷担，或挈瓶，或赁春，或抱布，千群百集，架蓬垒灶，熙熙攘攘”。赶场人数大、小圩场不同，少则千人，二三千人，多则万人至数万人。交易频繁，生意兴隆。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清代文献资料记载，郴县、宜章、永兴、资兴、桂阳、临武、嘉禾、汝城、桂东、安仁等县不完全统计，约有200余处ff场。圩场贸易就是农民传统贸易，延续几千年，历史悠久，沿袭至今。
  随着社会进步，郴州商业市场渐次开拓。省内、外商业中心城市崛起，郴州市场所需生活消费必需品和日用工业品，多数从外地购入；农副业和土特产品也逐渐向外输出，从而拓宽了国内贸易市场。早在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海禁一度放宽，曾有郑和下西洋之举①。郑和下西洋，开展与各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所到之处都进行直接贸易，开辟海上贸易路线，对沿海城市的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方志记载，称之为“行于九城，施及外洋”②。清初，又有“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③之说，记述这些商业中心城市发展贸易的地位和作用。广州是南方最大商业城市，进口货物和南北商品的集散中心。郴州濒临南越大地，具有区位与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优势。“南通交广（今越南、广东），北达湖湘”，郴州为南来北往经商拨运之所。在海运未通之前，广州进口货物和南下土特产品在郴州过载（转运），史书上称为“湖广商路（道）”④，促进了郴州商业市场的迅速开发。其时，“商贾云集，货物辐辏，颇极一时之盛”，成为湖南省南部的重要商埠。
  《湖广商路》运输路线，经香港进口的商品，运抵广州后，用小火轮和民船装载，沿珠江水道北达韶州（今韶关）、乐昌、坪石而至湖南宜章县城。宜章至郴州有九十里驿道⑤，商品货物改为陆路运输，骡马驮运，人肩挑运，到郴州再经郴江、耒水而汇湘江，水运到衡阳、湘潭、长沙，销往湘中、湘北各地，或出洞庭湖至汉口，销往北方各省。湖南和北方各省土特产品亦经《湖广商路》南下广州，或当地销售或由香港出口国外。
  《湖广商路》进口商品以洋油（煤汕）、洋布（机制布）、洋火（火柴）等洋货为主，广货以食盐（时称粤盐）、砂糖、海味和日用百货为大宗。南下商品以湖南著名土特产品（烟叶、茶油、黄花菜、干红辣椒、苎麻等）和手工业产品（浏阳夏布、醴陵瓷器、浏阳鞭炮以及湘中土纸等）为主。其时，郴州汇集南北客商，“盐贩贩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焉，九十月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⑥。郴州城内裕后街设立水运码头，驿道陆路运来的货物，在这里过载下郴江小船北运。这种小船郴州人称之为“泷船”。“泷船”经郴水、来水、湘江往返。“泷船”有数百艘，“泷夫”（驾船的船夫）有数千人（史书无详细数据记载）。裕后街设有大型盐围子（食盐仓库）、行栈（骡马运输行）、盐业批发商店、住宿客店、酒肆茶楼、戏台剧院、商入会馆等100余家。郴水日夜奔流，货运繁忙，商业氛围浓重，周边居民人口迅速增加，是当时郴州城内商业最为繁华的地段。
  宜章县城是《湖广商路》人湘的第一站。“粤盐人湘，概由宜章集散”。运输工具，水路有船只500余艘，陆路有骡马2000余匹，拨夫数千人。城内有粤盐专用码头，盐围子（食盐堆栈），盐店、骡马运输行林立，广客源源而来，宜章商业市场得以开拓。
  境内商业发挥内河航运功能，充分利用水路运输货物，陆路（驿道）与水路衔接，更有力地促进商品流通。桂阳县城自古为历史名城，唐朝矿业兴起，“缠市最盛”①。水陆交通称便。舂陵河流人县境，舍人渡码头为水陆交会之处。陆路（驿道）由衡阳经常宁、临武通广东全长500余里②，春陵河水运北向流去，汇集湘江。县城盐脚行为著名盐埠，同时汇集洋货、广货，当地特产烟叶、茶油、谷米亦由水运输出。临武县武水经广东连州汇人珠江，通广韶。“通舟达韶郡，运抵邑之南关”，有帆船数百艘，盐运繁忙。境内牛头汾（今汾市）地处“四州”（韶州、连州、郴州、桂阳州）适中之地，自古为商旅必经之所，清代辟为盐埠。③资兴县盛产木材、楠竹，在县境木根桥集材场集结，沿东江、耒水、湘江北运长沙和汉口。从广东乐昌分运资兴滁口的洋货和广货，亦经东江水运到达永兴、耒阳、安仁、茶陵等地。永兴县著名的湘永白煤，历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好燃料，茶油也是大宗土产，均经由东江、耒水到达衡阳、长沙，极为畅销。汝城县东界江西，南接广东，有三条水路。一是集泷龙江通江西赣州、南安，境内所产东河木和钨砂原矿，沿赣江水运，抵达南昌，直至上海。二是九泷江通广东乐昌、仁化、韶州，广货和洋货由此进口，本地和桂东县特产亦由此输出。三是沤江、浙水至资兴，输出西河木，从衡阳进口布匹、百货、国药等商品。嘉禾县钟水河、安仁县永乐江，亦为当地谷米、茶油等土特产品外运的黄金水道。
  明末清初，外地人郴经商客户逐渐增加起来，本地金融业钱庄、票号④开展汇兑结算、资金信贷业务。外地客商的增多和金融业对商人的资助，均成为郴州商业市场进一步开拓的推动力。外地客商各自成帮派⑤。广东商人称“广帮”，安徽商人称“徽帮”，江西商人称“西帮”，福建商人称“闽帮”，本省商人称“本帮”，还有衡阳商人称“衡帮”，宝庆（今邵阳）商人称“宝帮”。衡阳、邵阳、祁东人多经营布疋，广东人多经盐业、西洋百货，江西人多经营国药，本地人多经营土产。各行业还有同业公会，维护商人权益。郴县东街、西街有绸布、百货、南货、国药和油盐土产五大著名行业，大户均为外地人。全城商户由一、二百户迅速发展到400余户。嘉禾、桂阳、永兴、安仁、宜章、汝城等地商户共计2000余户。商业市场由此开拓。
  满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侵略者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建的大门，迫使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又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国家的独立主权，强取通商航运和豁免关税特权，沿海商业城市遭受重创，迅速波及郴州。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长江航运发展，昔日由广州进口的洋货由海运，经长江水运抵汉口，汉口成为中南地区商业中心。嗣后，长汉直通轮船，长沙商业发展。郴州由此失去作为商品货物运输中转站的基本条件。加以“陆运濡迟，骡夫偷损，富商大贾悉视郴道为畏途。海运疏通，百货逐徒而之他，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
  清咸丰年间（1851-1846)，中国近代史上掀起第一次农民革命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军一度进驻郴州，实行保商政策，减轻商税，扶植商业①，影响深远。清光绪二十九年(1907)，清政府设立商部，经理商务，制定《商人条例》、《商会章程》。郴州地方政府也开始重商权、保商业，建立商会组织②。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遍及大江南北，风起云涌，烽火连天，清王朝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残局，迅速全面崩溃。辛亥革命胜利，推翻清朝（1644-1911年），建立民国，郴州商业跨进民国历史时期。

④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卷下：市镇篇。 ①张燮《东西洋考》卷七。“太监郑和在永乐、宣德年间。前后往返西洋（指如今加里鱿丹至非洲之间的海岸）七次，历时二十八年，访问三十余国，直接进行了大量贸易，扩展了海上贸易路线。’＇ ②参见清乾隆《浮梁县志》卷五。 ③参见刘献延：《广阳杂志》卷四。 ④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载：郴地处南岭中部，是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最便捷的商道。东汉桂阳郡太守周憬开武溪，通南海以后，是南北货物运输、官吏迁徒、驿邮传递最重要的通道，史称“湘粤孔道”。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通商，设江、浙、闽、粤四海关。其时，湖南主要商路是“北经洞庭湖出长江接湖北，南溯湘江而上至郴州，翻越骑田岭至宜章，换木船至坪石、乐昌，再顺流而下广州，称为“湖广商路”。（参见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志）二篇第2页。 ⑤参见本志289页“郴州到宜章九十里-ff道＇’一文。 ⑥《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商务篇，知州查庆绥编，清光绪三十三年版。 ①《方志编I手册》323页，1986年版。 ②东汉建武年间（25-27)，桂阳郡太守卫A在桂阳境内kA山开险，修通500里山道，与郴州至宜章九十里0道相配套，称“桂阳驿道”。 ③参见清同治六年（1868)《湖南通志》五十五卷，食货篇1423页。清《临武县志》（同治版）卷之五．形势志。 ④清代钱庄票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对商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参见《中国商业史》193页，李浚IN、任酒文编。） ⑤见本志295页“昔日郴州民间之商人组织”一文。 ①鹤湖意意生：《癸丑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集》第504页。 ②见本志《昔日商人团体》一文（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