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1965年11月开始对《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通知》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8月底起，由江青代理组长），这个小组逐步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1966年6月16日至21日，省委在韶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开展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
  镇委根据省、地委的部署，于5月25日召开了全镇三级干部会，动员在全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展开了对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批判，并动员全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会后，镇委一方面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尽快改变郴州镇面貌。另一方面，于6月中旬按照省委要求，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镇直教育部门和中学，有组织地开展批判“三家村”和抓“小邓拓”活动。青年学生用大字报、开批判会等形式声讨批判“三家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8月初，镇委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工作组立即停止工作，在离校以前集中学习，开门整风，虑心听取群众意见”的指示。驻校工作组相继撤出，各中学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陆续涌现。红卫兵们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思想上“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行动上随意揪斗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郴州一中红卫兵将校长李某以“学校最大走资派”进行批斗，并以大字报形式揭露批判该校长在四清运动末期错定的“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分子”的罪行。同时把一些有教研成果的老师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忠实执行者”进行批判。郴州三中也将该校校长列为“走资派”进行批判斗争。在其影响下，镇内各学校红卫兵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本单位的领导干部及部分普通教职工。各学校、单位很快成为“大字报海洋”。
  8月1日至12日，为了进一步发动推进“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这次中央全会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几次讲话，研究贯彻落实措施。8月22日，省委决定成立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万达为组长的“中共湖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镇委书记从省里开会回镇后，当即召开镇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十六条》及省委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并决定成立以镇委书记为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讨论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镇“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各基层单位相应成立“文革小组”，这样，“文化大革命”在郴州镇全面展开。
  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少数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表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在其影响下，北京市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统一名称为“红卫兵”，没有成立组织的学校也迅速建立“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红卫兵运动开始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掀起。8月I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向全会印发了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肯定了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有理”，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随后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先后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首都和外地来京的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促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
  8月中旬，“长高司”红卫兵串联到郴州，成立“造反有理”联络站，镇内各中学校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小学也仿效北京市香厂路小学的做法，建立红小兵组织，原少先队组织由红小兵取代。红卫兵和红小兵运动，首先是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批判等形式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8月28日，《湖南日报》发表《革命小将敢字当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章后，一股横扫“四！日”的飓风逐渐演变成毁灭历史文化遗产的狂涛，席卷郴州镇城乡。红卫兵、红小兵纷纷走上街头，寻找所谓“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化证据。把有传统店名的福星楼、来鹤楼的牌子砸烂，代之更名为“工农饭店”、“大众饭店”。苏仙桥被改为“红卫桥”。把苏仙岭当成“封建主义”遗产，红卫兵一个上午就把中庵、顶庵捣毁，菩萨被烧掉，和尚被赶走；“景星观”、“三绝碑＇’被毁坏。位于一中校内的橘井观碑、观舍被拆、井被填平。在“横扫四旧”口号的鼓惑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把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到毁损和洗劫，国家文化遗产蒙受了巨大损失。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通知》下达后，郴州镇于9月、11月分批组织部分家庭出身好、个人表现好的师生代表上京“取经”，并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随后，镇内学校大量红卫兵带上“红袖章”，进京或到全国各地参加“革命大串连”，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相继涌入郴州或路过郴州赴韶山、江西井岗山等地参观和串连。郴州镇除组织了一个中心接待站外，还组织了200多人的接待队伍。从1966年11月至1967年3月，共接待来自全国26个省、市串连红卫兵40552人。同时，允许红卫兵人工厂、进单位；组织工人、农民、居民群众欢迎红卫兵“传经送宝”。机关、学校、厂矿都腾出办公室、职工宿舍接待红卫兵和串连师生。大串连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有些红卫兵到了接待站后随便伸手乱要钱粮和衣物。红卫兵“‘大串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大动荡。
  1968年4月，镇内各学校按照上级《关于当前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几点意见》，开始“复课闹革命”。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下，全镇学校都由公社、大队和工厂派出贫下中农代表、产业工人代表进驻学校，成立以贫下中农代表、产业工人代表为主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学校师生开展“斗、批、改”运动。红卫兵组织的社会作用日渐缩小。至年末，全镇开始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展，“红卫兵”组织已名存实亡。
  三、“造反派”夺权与镇委的瘫痪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0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动，把它看成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01月22日，《人民日报》也在一篇社论中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在这些错误理论的鼓动下，在一阵阵夺权的喧嚣声中，上海刮起的“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掀起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
  1967年1月下旬，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郴州地委机关“造反派”和社会上“造反派”互相串通，策划夺地委的权。24日，由各“造反组织”成立的名为“郴州地区革命工作委员会”在灯光球场召开5000人的夺权大会，宣布夺地委的权。地委机关陷入瘫痪。25日，郴州镇内“造反派”组织对镇委、镇人委夺权，喊出“打倒镇委书记张东海、第二书记王春元、副书记王俊义”的口号。一夜之间，“造反派”将镇属300多个单位公章收走，宣布夺权成功。镇委书记张东海被“造反派”关押、并批斗。副书记王俊义被戴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黑爪牙”的帽子，遭受无休止的批斗，挂牌游街，并捆绑吊打，跪墨水瓶子，甚至还进行了一次假枪毙。两年时间，王俊义经历大小批斗会和游街示众160余次。“造反”组织对镇委、镇人委夺权，并胁迫镇委大搞“罢官”，至1967年3月止，全镇罢官处理136人，其中领导干部57人（科级以上39人），国家干部26人（多数是人事干部），职工41人（包括以工代干），居民12人（居委会主任或劳协主席）。开除党籍74人、留党察看20人，开除干籍38人，开除团籍7人，留用察看1人，撤销一切职务96人。全镇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造反”组织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全镇生产急剧下降。
  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造反组织”自制武器，抢夺军事机关的武器弹药互相进行武斗。7月12日，“郴州工联”与“铁联筹”发生冲突，发动2000余人在郴州军分区门前静坐示威达8天8夜，造成本地最高军事机关陷人混乱。7月29日，“株洲铁道游击队”、“郴州工联”、“郴州财联”、“红卫兵湘南独立师”、“新一中井岗山”等造反组织冲击郴州军分区、镇人民武装部、独立营、第五监狱、四〇四部队驻地，抢夺抢支弹药，全镇范围内武斗之风狂起。8月17日，“郴州工联”与“株洲铁道游击队”两派在梁家湾火车站等地发生火拼冲突，双方打起仗来，当场打死6人，打伤10人，制造了一起恶性武斗事件，在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9月3日，郴州三中红卫兵“湘南独立师”头目自殒于车祸，“造反派”组织成员胁迫地委书记和军分区司令员及该校校长为死者披麻戴孝送葬，并进行人身侮辱和推残。10月13日，“郴州工联”与“湘江风雷”造反组织在中山西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10月22日，“青年近卫军”造反组织成员在中山西街四〇四部队门前暗枪打死支“左”部队参谋陈文彬，并打伤一名部队连长。造反派武斗直接威胁着全镇人民的生命安全，工作、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大规模的武斗，使全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这股恶浪的冲击下，郴州镇内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武斗成风，领导干部被残酷批斗，工矿企业被迫停产，交通严重堵塞，人民群众十分恐慌。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某营奉命进驻郴州镇，执行“三支两军”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