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工农商各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两个发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郴州镇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即1966年5月中旬开始“文化大革命”，随后红卫兵运动兴起和各种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产生，社会秩序开始混乱；1967年“造反派”夺权，党政组织瘫痪；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奉命介入，实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1968年建立革命委员会，转入斗、批、改运动；1970年7月建立中共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开展开门整党，整顿恢复各级党组织；1971年2月，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员会恢复；1971年底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后又展开“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按党中央部署实施全面整顿，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76年初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从反面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全面内乱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1965年11月开始对《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通知》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8月底起，由江青代理组长），这个小组逐步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1966年6月16日至21日，省委在韶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开展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
  镇委根据省、地委的部署，于5月25日召开了全镇三级干部会，动员在全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展开了对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批判，并动员全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会后，镇委一方面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尽快改变郴州镇面貌。另一方面，于6月中旬按照省委要求，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镇直教育部门和中学，有组织地开展批判“三家村”和抓“小邓拓”活动。青年学生用大字报、开批判会等形式声讨批判“三家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8月初，镇委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工作组立即停止工作，在离校以前集中学习，开门整风，虑心听取群众意见”的指示。驻校工作组相继撤出，各中学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陆续涌现。红卫兵们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思想上“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行动上随意揪斗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郴州一中红卫兵将校长李某以“学校最大走资派”进行批斗，并以大字报形式揭露批判该校长在四清运动末期错定的“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分子”的罪行。同时把一些有教研成果的老师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忠实执行者”进行批判。郴州三中也将该校校长列为“走资派”进行批判斗争。在其影响下，镇内各学校红卫兵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本单位的领导干部及部分普通教职工。各学校、单位很快成为“大字报海洋”。
  8月1日至12日，为了进一步发动推进“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这次中央全会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几次讲话，研究贯彻落实措施。8月22日，省委决定成立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万达为组长的“中共湖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镇委书记从省里开会回镇后，当即召开镇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十六条》及省委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并决定成立以镇委书记为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讨论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镇“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各基层单位相应成立“文革小组”，这样，“文化大革命”在郴州镇全面展开。
  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少数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表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在其影响下，北京市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统一名称为“红卫兵”，没有成立组织的学校也迅速建立“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红卫兵运动开始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掀起。8月I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向全会印发了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肯定了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有理”，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随后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先后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首都和外地来京的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促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
  8月中旬，“长高司”红卫兵串联到郴州，成立“造反有理”联络站，镇内各中学校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小学也仿效北京市香厂路小学的做法，建立红小兵组织，原少先队组织由红小兵取代。红卫兵和红小兵运动，首先是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批判等形式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8月28日，《湖南日报》发表《革命小将敢字当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章后，一股横扫“四！日”的飓风逐渐演变成毁灭历史文化遗产的狂涛，席卷郴州镇城乡。红卫兵、红小兵纷纷走上街头，寻找所谓“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化证据。把有传统店名的福星楼、来鹤楼的牌子砸烂，代之更名为“工农饭店”、“大众饭店”。苏仙桥被改为“红卫桥”。把苏仙岭当成“封建主义”遗产，红卫兵一个上午就把中庵、顶庵捣毁，菩萨被烧掉，和尚被赶走；“景星观”、“三绝碑＇’被毁坏。位于一中校内的橘井观碑、观舍被拆、井被填平。在“横扫四旧”口号的鼓惑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把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到毁损和洗劫，国家文化遗产蒙受了巨大损失。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通知》下达后，郴州镇于9月、11月分批组织部分家庭出身好、个人表现好的师生代表上京“取经”，并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随后，镇内学校大量红卫兵带上“红袖章”，进京或到全国各地参加“革命大串连”，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相继涌入郴州或路过郴州赴韶山、江西井岗山等地参观和串连。郴州镇除组织了一个中心接待站外，还组织了200多人的接待队伍。从1966年11月至1967年3月，共接待来自全国26个省、市串连红卫兵40552人。同时，允许红卫兵人工厂、进单位；组织工人、农民、居民群众欢迎红卫兵“传经送宝”。机关、学校、厂矿都腾出办公室、职工宿舍接待红卫兵和串连师生。大串连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有些红卫兵到了接待站后随便伸手乱要钱粮和衣物。红卫兵“‘大串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大动荡。
  1968年4月，镇内各学校按照上级《关于当前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几点意见》，开始“复课闹革命”。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下，全镇学校都由公社、大队和工厂派出贫下中农代表、产业工人代表进驻学校，成立以贫下中农代表、产业工人代表为主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学校师生开展“斗、批、改”运动。红卫兵组织的社会作用日渐缩小。至年末，全镇开始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展，“红卫兵”组织已名存实亡。
  三、“造反派”夺权与镇委的瘫痪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0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动，把它看成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01月22日，《人民日报》也在一篇社论中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在这些错误理论的鼓动下，在一阵阵夺权的喧嚣声中，上海刮起的“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掀起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
  1967年1月下旬，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郴州地委机关“造反派”和社会上“造反派”互相串通，策划夺地委的权。24日，由各“造反组织”成立的名为“郴州地区革命工作委员会”在灯光球场召开5000人的夺权大会，宣布夺地委的权。地委机关陷入瘫痪。25日，郴州镇内“造反派”组织对镇委、镇人委夺权，喊出“打倒镇委书记张东海、第二书记王春元、副书记王俊义”的口号。一夜之间，“造反派”将镇属300多个单位公章收走，宣布夺权成功。镇委书记张东海被“造反派”关押、并批斗。副书记王俊义被戴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黑爪牙”的帽子，遭受无休止的批斗，挂牌游街，并捆绑吊打，跪墨水瓶子，甚至还进行了一次假枪毙。两年时间，王俊义经历大小批斗会和游街示众160余次。“造反”组织对镇委、镇人委夺权，并胁迫镇委大搞“罢官”，至1967年3月止，全镇罢官处理136人，其中领导干部57人（科级以上39人），国家干部26人（多数是人事干部），职工41人（包括以工代干），居民12人（居委会主任或劳协主席）。开除党籍74人、留党察看20人，开除干籍38人，开除团籍7人，留用察看1人，撤销一切职务96人。全镇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造反”组织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全镇生产急剧下降。
  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造反组织”自制武器，抢夺军事机关的武器弹药互相进行武斗。7月12日，“郴州工联”与“铁联筹”发生冲突，发动2000余人在郴州军分区门前静坐示威达8天8夜，造成本地最高军事机关陷人混乱。7月29日，“株洲铁道游击队”、“郴州工联”、“郴州财联”、“红卫兵湘南独立师”、“新一中井岗山”等造反组织冲击郴州军分区、镇人民武装部、独立营、第五监狱、四〇四部队驻地，抢夺抢支弹药，全镇范围内武斗之风狂起。8月17日，“郴州工联”与“株洲铁道游击队”两派在梁家湾火车站等地发生火拼冲突，双方打起仗来，当场打死6人，打伤10人，制造了一起恶性武斗事件，在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9月3日，郴州三中红卫兵“湘南独立师”头目自殒于车祸，“造反派”组织成员胁迫地委书记和军分区司令员及该校校长为死者披麻戴孝送葬，并进行人身侮辱和推残。10月13日，“郴州工联”与“湘江风雷”造反组织在中山西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10月22日，“青年近卫军”造反组织成员在中山西街四〇四部队门前暗枪打死支“左”部队参谋陈文彬，并打伤一名部队连长。造反派武斗直接威胁着全镇人民的生命安全，工作、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大规模的武斗，使全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这股恶浪的冲击下，郴州镇内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武斗成风，领导干部被残酷批斗，工矿企业被迫停产，交通严重堵塞，人民群众十分恐慌。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某营奉命进驻郴州镇，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第二节 “三支两军”和镇革委会的成立
  一、实行“三支两军”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决定》下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郴县郴州镇人民武装部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镇人武部、镇公安分局配合军分区、地区公安处采取大捕押行动。镇境内“湘江风雷”、“红旗军”副支队长以上头目均被关押审查。1967年3月，根据省“支左办”通知，凡党政机构瘫痪的县（市），该县人武部党委代行县委党务工作。镇人武部随即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领导全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并主持全镇日常事务。尔后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厂矿宣传毛泽东思想，部署“抓革命、促生产”，稳定局势工作。但由于受“造反派”干扰破坏，形势无大的改变。4月，郴州镇人武部成立“支左”领导小组，开始“支左”工作。“支左”，是当时人武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任务。当时“造反组织”林立，派性严重，各造反组织都声称自己是“最革命的左派”，究竟谁是左派，并无客观标准。支持其中一派，必然引发另一派的强烈不满，因而在实施“支左”过程中，客观上加剧了两大派的矛盾，使局势更恶化。派性斗争和武斗事件持续发生，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巨大损失。在社会形势持续恶化的复杂情况下，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139师某营进驻郴州镇机关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并实行军事管制。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的命令》后，支左部队、镇人武部从一些群众组织人员中收缴一批枪支弹药。9月17日，毛泽东在巡视各地期间来到湖南，在听取了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后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要团结干部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他还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现在已是第二年了，应当是看到成果的时候了；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驻镇“三支两军”部队根据毛泽东以上指示精神，迅速成立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逐级传达毛泽东在湖南的指示，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私批修。是年底至翌年初，全镇各群众组织先后按系统、按单位实行联合，多数干部得到“解放”。原镇党委常委9人，“解放”8人。公社、镇直属单位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多数获“解放”o1968年2月中旬，在“支左办”主持下，以镇“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名义向省、地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写出《关于请求批准建立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的报告》,2月2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批准成立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接着，各公社和镇直属企事业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但原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多数被排斥在革命委员会之外。1968年2月下旬，驻镇“支左”部队接管镇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郴州镇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和镇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统一行使公安、检察、审判职能。军管会的成立对克服政法机关的混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春，“三支两军”工作主要是围绕继续开展“斗、批、改”运动及战备工作进行。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各社、镇直属单位、厂矿成立专案组。对凡属《公安六条》中规定的“21种人”均列为清查对象。同时深挖“黑三线”（指刘少奇和陶铸、彭德怀、黄克诚和贺龙，程潜、陈明仁）人物，致使很多干部和民主人士受到牵连，错误打击、处理了一批人。在“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运动中，全镇查办了一批经济案件，打击了刑事犯罪，同时也造成许多冤假错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69年8月28日“九条命令”，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郊区社、场，积极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广泛开展挖防空洞、训练民兵，作好战备工作。
  1970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四十七军调离湖南。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由湖南省军区接管。郴州镇“三支两军”任务也由镇人武部执行。1971年2月2日至7日，中共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由杜万福（时任镇武装部部长）任书记的第三届委员会。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军队，历时五年的“三支两军”工作结束。
  “三支两军”工作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情况下，在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作为一种非常的措施是必要的。“三支两军”人员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缓和与稳定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总的“左”倾错误方针的支配下，人民解放军参与地方的各项工作，介入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声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军队和地方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问题，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加强了军民、军地团结。
  二、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年9月，郴州镇开始贯彻毛泽东视察湖南期间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和“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指示”。镇“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在支左办的支持与协同下，于1968年1月举办两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开展斗私批修，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同时，说服教育各群众组织，正确对待干部，帮助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勇敢地“站出来革命”。各群众组织头头通过学习，平掉了山头，先后按系统、按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至1968年2月中旬，镇工人代表会（简称工代会），镇农民代表会（简称农代会），红卫兵代表会（简称红代会）及“财联筹”（即财贸战线大联合筹委会）成立，原各造反组织宣布解散。镇委机关内只保留了“永卫东”组织。
  在此基础上，解放军“支左办”根据上级关于革委会成员由“军、干、群三部分代表组成”的规定，适时召集全镇各系统群众组织负责人和“站出来”的领导千部协商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并以镇“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名义向省、地革筹领导小组、支左办写出《关于请求批准建立郴县郴州镇（县级镇）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968年2月2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文批准这一报告。2月24日，在镇内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告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成立。
  镇革命委员会由32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11名。11名常委中，领导干部和军队代表7名，占63.6%；群众组织代表4名，占36.4%。领导干部杨晓光任主任，军队代表林丛、潘桂先任副主任。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毛泽东思想宣传组、斗批改组、政法组、农村文化革命组、生产指挥部。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中共郴县郴州镇委、镇人委。3月11日，镇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镇革命委员会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决定》。《决定》提出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基层，和群众在一起，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干部下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发扬民主作风，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无产阶级权力机关，它不是‘联合会’、‘群众代表会’、‘联络站”’；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坚决反对讲排场、讲阔气的铺张浪费作风，反对任何特殊化”。是年6月，地革委任命李玉夫、郭健魁（均为军队代表）为镇革委副主任。10月，任命杜万福（镇武装部部长）为第一副主任。
  镇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镇农村、工厂、财贸、机关、学校等180多个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干部、民兵、群众代表）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1968年5月，市郊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9月，成立五岭公社、北湖公社革命委员会。1968年11月，郴州镇革命委员作出重大调整。经郴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任命：李玉夫（军队代表）任主任，杜万福任第一副主任，林丛，潘桂先、郭建魁为副主任。1969年4月任命梁中维、王景福（均为领导干部）、夏达东（工人代表）为副主任。1976年5月，又补充周志荣（农民代表）为副主任。1980年11月24日一12月1日，郴州市（1977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郴州市建置）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始设市人大常务委员会，撤销革命委员会，成立郴州市人民政府。郴州镇（市）革命委员组织机构历时12年9个月。它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殊政权机构”，既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还曾代行中共郴县郴州镇地方组织的职权。
  第三节 中共郴县郴州镇委的恢复
  一、中共郴州镇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建立
  郴州镇革命委员成立后，根据省、地革委会的安排，开始整顿、恢复、重建中共基层组织的筹备工作。1969年1月7日，中共郴州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4月，郴州镇革委会向郴州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建立中共郴州镇革委会核心小组”的报告。1969年6月14日，郴州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下发《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批复》。批准由李玉夫、杜万福、王秉利（以上三人均为军队代表）、梁中维、王景福（二人为领导干部代表）、夏达东（群众代表）组成中共湖南省郴县郴州镇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李玉夫任组长，杜万福任副组长。1970年7月5日，根据中共湖南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各级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名称的通知》精神，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郴县郴州镇革委会核心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郴县郴州镇核心领导小组”。1971年2月，召开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届委员会。中共郴县郴州镇核心领导小组撤销。
  自成立中共郴县郴州镇革委会核心小组，到中共郴县郴州镇核心领导小组撤销，恢复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历时一年八个月，经历三个发展过程：即由革委会领导下的中共核心小组到独立的中共核心领导小组，再发展到恢复建立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员会。在此期间，为恢复在“文革”初期停止的中共组织活动，开展整党建党，恢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抓生产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二、贯彻五十字建党方针恢复整顿党的组织
  1966年5月，郴州镇有基层党委5个，党总支8个，党支部117个，党员1806名。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随着“炮打司令部”和“全面夺权”，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一样，普遍陷入了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
  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上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50个字的批示，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整党建党的纲领，被人们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号召在新的一年里，“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元旦社论发表后，省革委筹备组立即组织学习，并在长沙、株洲进行了整党建党试点。1968年4月15日至20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第一次整党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湖南的整党建党工作。5月6日至10日，郴州地区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区整党建党工作会议，贯彻落实省革委会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精神。10月，地革委召开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把整党建党作为中心议题，传达了省革委第二次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精神，作了整党建党专题报告，提出了郴州地区整党建党的初步意见，要求在12月底，全区各基层党组织争取全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中，郴州镇的整党建党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8年10月至1969年5月，为贯彻五十字建党方针，开展初步整党建党阶段。
  1968年10月3日至22日，郴州镇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22日作出《湖南省郴州镇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决议》动员全镇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按照毛主席整党建党纲领，紧密结合当前阶级斗争，充分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全面地开展整党建党工作。10月25日至31日，镇革委又召开了全镇整党建党工作会议，专题部署开展整党建党工作。11月4日，郴州镇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初步规划》。《规划》要求全镇各级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和各群众组织要认真学习、热情宣传、最坚决地贯彻、最迅速地落实毛主席整党建党“五十字”方针和关于“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等整党建党最新指示；以毛泽东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人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熔化论）；把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将那些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劝其退党，以清除“废料”，纯洁党的组织。并指出“这次整党建党运动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总的要求是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整党建党伟大纲领，狠批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狠抓思想教育这个环节，坚决清除坏人，大胆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这次整党建党运动步骤是先搞试点，然后全面铺开。各单位建立临时基层组织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镇革委会临时党委争取在11月上旬成立，公社临时党委要求在11月中旬成立。
  这次整党建党按照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指示，以办短期学习班的方式进行。被定为试点的一个公社、两个企业单位分别召开动员大会进行发动，学习毛泽东整党建党的最新指示和建党理论，学习《红旗》杂志1968年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公报》，批判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两反”（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六论”，结合批斗本单位所谓混进党内的坏人。“试点”工作月余后，逐步在全镇范围内初步开展了整党建党。这次整党建党，由于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建党纲领，加之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在整党中一部分党员受到不应有的伤害。而“纳新”进来的，则混有少数不符合党员条件的造反派成员。但这次在全镇范围内初步开展的整党建党，使瘫痪两年多的镇内中共各级组织陆续得到恢复。
  第二阶段从1969年6月至1970年6月，为贯彻九大新党章，全面开展整党建党阶段。
  1969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郴州镇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安排部署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全面铺开整党建党工作。6月12日，中共郴州镇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全镇整党建党工作会议，专题动员、部署全镇整党建党工作。会上镇革委核心小组负责人在讲话中指出：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充分认识整党建党的伟大意义，并对这次整党建党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四点要求。其指导思想是：“必须坚持贯彻以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中共九大修改的《新党章》为教材，依靠群众开门整党，深人开展革命大批判，突出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突出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以提高党员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观念。使广大党员成为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团结战斗、朝气蓬勃、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坚强指挥部”。四点要求是：从始至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用毛主席建党思想作为武器搞好整党建党工作；突出思想整顿和建设，思想整顿与组织整顿贯穿整党建党全过程，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反动的多中心论”和与党不一条心问题；突出领导班子整顿建设，对新、旧领导班子实行分开编组、分别进行的方法开展整顿和建设；持久、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这次整党建党还是采用办学习班形式进行思想动员。6月22日，举办第一批整党建党单位骨干学习班。七月中旬，核心小组负责人到市郊公社长冲铺大队和火柴厂进行整党建党试点。在试点单位，首先开展思想发动，召开动员会，宣传整党建党的伟大意义，大讲整党建党与准备打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斗、批、改”的关系。要求党员克服所谓“等待挨整”、“等待处理”及“无关论”、“重复论”等错误思想和厌倦情绪。组织党员学习新《党章》，开展大批判。联系本单位所谓阶级斗争实际，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黑修养”和“黑六论”，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各种倾向，以毛泽东建党路线为武器，整顿党员思想。在忆苦思甜、忆苦思权的基础上，掀起“斗私批修”的热潮。发动党员和党外群众，利用大会、小会，采取“面对面”和“背靠背”等形式，帮助党员“斗私批修”，检举揭发新、旧领导班子的问题。在思想整顿大体完成以后，按照新《党章》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新的党组织和实行“吐故纳新”。经过骨干学习班的发动、试点单位整党建党经验的推广，全镇整党建党在8,9月份后，逐步全面铺开。到1970年7月，整党建党工作告一段落。
  这次整党建党，全镇建立党支部102个，占应建数的83.3%。新建公社党委会1个，新建党总支2个，党的核心领导小组7个。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1594名，占全镇党员总数的91.4%。暂缓过组织生活的党员由1969年8月的8.7%下降到6.1%。审查、教育预备党员422名，转正215名，取消预备期14名，还有193名需继续考察。培训建党对象361名，吸收新党员5名。选拔优秀共产党员299名担任党的各级领导骨干。揭发清除当时认为混进党内篡夺领导权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土匪、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16名（已捕8名）。帮助、教育犯错误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78名党员认识和改正了错误。有56名参加了“三结合”领导班子。
  这次整党建党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采取一些错误的方法：一是在实行“开门整党”过程中，全镇发动群众大揭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和搜寻重大“敌特”线索，造成了思想混乱。二是坚持所谓“大批判”开路，采用所谓用一段毛主席语录，批判刘少奇一个“反动论点”，树立一个“革命观点”的方法，狠批所谓“黑六论”。火柴厂在党总支成立后，继续狠抓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整党，狠批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发动广大职工深挖细找阶级敌人，在挖出“混进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廖某后，进一步又挖出“阶级敌人”10多名，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三是在实行“吐故纳新＂过程中，一些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党员，一些因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坚持原则而认作“路线觉悟不高＇’、中“黑修养毒太深”的党员，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较复杂而被认作“阶级异己分子”或“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党员，受到审查、批判或“吐故”出党。而“纳新”进来的少数则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造反派”。
  第三阶段从1970年6月至1971年8月，为按照中央整党建党六条标准，进一步开展整党建党阶段。
  1969年12月16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的北京针织厂、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北郊木材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所谓的《六厂二校先进经验》。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会上交流各地整党试点情况和经验，确定以“六厂二校”经验作为各地整党样板。提出整党建党六条标准：党员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坏人，纯洁了党的组织，党员队伍中政治情况和组织情况弄清楚了；吸收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建立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党员和干部积极参加，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的新高潮。
  中共郴州镇核心领导小组根据中共中央整党建党座谈会和省、地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精神，于1970年6月25日至7月7日，召开全镇整党建党工作IE整党建党骨干培训会议。随即中共郴州镇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关于整党建党计划》。《计划》指出：“这次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五十字’为纲，以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为榜样，始终把思想整顿和建设放在首位，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始终狠抓党员从思想上完全人党，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按照中央提出的六条标准把全镇所有基层党组织整顿好。’＇整党建党运动部署是：全镇的整党建党分三批次进行。第一批54个党支部，占全镇应建立党支部的38%。时间从1970年7月开始，到年底结束。第二批50个单位，占全镇应建立党支部单位的36%。时间从1971年1月开始，到1971年4月结束。第三批33个单位，占全镇应建立党支部单位的25%。时间是从1971年4月开始，到1971年8月结束。具体作法分五步进行：第一步是思想动员，组织准备。用20-25个小时时间，建立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制定整党建党规划，搞好骨干培训，办好学习班，层层动员，发动党外群众，积极参加整党建党运动。第二步是大学习，大批判。用80-100小时时间，学习“50字”建党方针、学《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论整党》、学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等。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黑六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在开展大批判的基础上，大搞“两忆三查”（忆阶级苦、民族恨、查立场、查工作、查斗志），忆苦思甜，忆苦思权的教育。通过大学习、大批判，进一步解决完全从思想上人党的问题。第三步是发扬民主，党员斗私批修。用40-50个小时，发动党员自觉斗私批修，党员互相评论，党员主动去争取群众的各种批评意见。发动党外群众积极参加对党员评论。第四步是组织整顿，恢复党员组织生活，建立支部和充实调整领导班子，进行“吐故纳新”。用30-40个小时。通过组织整顿，建立领导班子，要搞好领导班子成员自身革命，加强班子的“两化”建设。对确实不够接班人五条的，要进行充实调整、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吐故纳新”。第五步是总结提高。用30-40个小时。继续抓学习新党章，继续抓好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发动党内外群众总结党员思想觉悟的提高和转变。党组织要建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开展“四好”运动制度；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参加评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建立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不断提高党员继续革命觉悟，进一步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把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开展整党建党的同时，抓好整团建团工作，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凡建立了党支部的单位，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整团建团。
  经过这次整党建党，全镇建立新的基层党支部122个，占应建党支部139个支部总数的87.7%。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1730名，占全镇党员总数的96.8%0预备党员转正342名，占预备党员总数的81.2%。在整党中查出有各种问题需要进行处理的党员71名，处理25名（开除10名、留党察看9名、严重警告3名、警告1名，撤职2名）。吸收新党员66名（其中工交系统32名、农业系统19名、城市街道10名，其他5名）。“暂挂”（未作处理、未恢复组织生活）党员46名。
  经过三个阶段整党建党，全镇大部分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中共基层组织重新建立。但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把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挂”起来或“吐故”清除。少数“造反派”头目或所谓的“积极分子”突击“纳新”人党，造成了党的组织、思想不纯。
  三、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0年8月，全镇基层党组织基本建立，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9月，镇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要在1971年2月召开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决定由梁中维、单子屏、崔泉、周兆煜、张发斌等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1971年1月30日，镇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听取筹备委员会关于大会筹备工作汇报。随即指派陈岭桂、张发斌两人向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作了口头汇报，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同意在1971年2月召开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
  为贯彻落实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和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总结镇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讨论制定今后的任务，选举产生中共郴州市第三届委员会，1971年2月2日至7日，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郴州一中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5名（应到205名，因公外出请假5名，因病未到5名）。205名代表中，其中工人党员代表60名，占代表总数的29.3%；贫下中农党员代表36名，占17.6%；解放军党员代表12名，占5.9%；干部党员代表69名，占33.6%；红卫兵党员代表1名，占0.5%；革命知识分子党员代表6名，占2.9%；其他劳动人民党员代表21名，占10.2%。代表中有妇女党员代表41名，占20%。大会上，中共郴州镇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陈岭桂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郴州镇“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两条路线斗争，贯彻执行中共九大精神，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开展“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开展整党建党，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情况。同时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作为突出政治核心、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灵魂；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继续搞好整党建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继续贯彻执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做好对付敌人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大会通过了中共郴州镇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的工作报告和《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的决议＞的决议》。大会采取等额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27人组成的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届委员会。当选的27名委员中，军队干部6名，地方干部14名，产业工人4名，贫下中农1名，红卫兵1名，其他劳动人民党员1名，女党员5名。大会闭幕后，新当选的全体委员送肥料到欧冲大队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全委会选举产生由杜万福、陈岭桂、吕振明、张发斌、余必祥、单子屏、崔泉、梁中维、谢招妹等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推选杜万福为书记，陈岭桂、吕振明为副书记。
  中共郴县郴州镇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三届镇委的建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夺权而瘫痪的镇各级党组织全面恢复、重建。但会议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和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将成为在以后工作中重犯“左”的错误的理论依据。
  第四节 全面开展“斗批改”
  “斗、批、改”最初是在1966年8月的《十六条》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来的，当时叫做“一批、二斗、三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由于当时全面夺权、武斗频繁、“天下大乱”，“斗、批、改”的任务无从谈起。直到1968年9月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才进行。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其中强调，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致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社论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的具体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会议上又进行了传达。郴县郴州镇于1968年2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和镇人委；3月成立斗批改小组。但实质上的“斗、批、改”运动，是在1969年1月15日郴州镇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初步方案（草案）》下发后才开始的。党的九大以后，被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
  一、工宣队进校与农宣队进城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任务”。“农村则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按照这一部署，郴州镇革委会于9月初成立专管工宣队的办公室（简称工宣办），并派出镇属厂矿企业工人69人进驻镇内17所小学和三中。（一中由地区派东波矿工人进驻，二中由许家洞公社派贫下中农进驻）。其具体派驻人数与进驻学校为：工交基建队派4人进驻郴州二完小；郴州酒厂派3人进驻郴州三完小；郴州瓷厂派5人进驻郴州四完小；建筑公司派5人进驻郴州五完小；火柴厂派6人进驻郴州六完小；棉织厂派5人进驻郴州七完小；矿冶厂派4人进驻郴师一附小；碳素厂派4人进驻郴师二附小；纺织器材厂派4人进驻龙骨井完小（后为向阳小学）；玻璃厂派3人进驻火车站完小；电机厂派3人进驻郴州一完小；麻袋厂派10人进驻郴州三中；郴江机械厂派3人进驻手工业子弟学校；印刷厂派2人进驻北街小学；水电公司派2人进驻和平路小学；砖瓦厂派2人进驻北湖路小学；运输公司派2人进驻公司子弟学校；财贸糕点厂派2人进驻财贸子弟学校。“工宣队”进驻后，组织领导展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清理阶级队伍，消除派性，建立革委会。工宣队员上讲台，上政治课和劳动技能课；开展“教育革命”和“政治建校”、“开门办学”。“工宣队”进驻学校，对于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由于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加上不了解各单位复杂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判别标准，错批、错斗了一大批单位领导和教师，造成了一些新矛盾。派出的工宣队员文化水平、自身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贯彻执行一套“左”的教育方针，片面强调政治挂帅，贬低科学，排斥、打击知识分子，违背教学规律，否定一切，给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各学校工宣队几经轮换，到1977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最后全部撤离学校。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于革委会成员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经历不一，加上一些造反派头头挤了进去，造成了内部严重不纯。省革委成立不久，又开始了新一轮斗争。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所谓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斗争，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不移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这种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一些对革委会的权力分配不满的造反派头头便借机制造各种事端，走向社会，重拉山头、重树旗帜，使刚刚实行大联合的单位又重新分裂。他们以“反复旧、反右倾”为名，提出种种极“左”主张和无理要求，尽力扩充自已的权势。在他们的蛊惑下，收缴上来的武器又被抢夺，各派组织又展开激烈武斗，有些地方和单位武斗规模和破坏性甚至超过1967年。由于动乱，全省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省革委会6月7日至23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虽然一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但各项措施根本贯彻不下去，致使6,7,8三个月的工业生产降到最低点。在这种形势下，9月初，省军区在南岳召开了全省各军分区、县市武装部长会议，部署“刮台风”行动，冲击造反派，收缴武器、弹药，制止武斗。9月7日晚，郴州镇许家洞公社、郴县坳上公社农民数千人在公社党委书记的带领下，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和拟定的造反组织人员名单及划定的区域进人郴州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冲击造反派，逼迫造反派交出武器、弹药。在农民高压手段的逼迫下，造反派交出了一大部分枪支弹药，部分造反组织被冲散。但在“冲击”的过程中，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造反派采取了捆绑、吊、打、用铁丝穿手心、假枪毙等极端手段逼迫交出枪支，并造成了个别死亡案件。
  经过“农民进城”“刮台风”，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全镇政局逐步走向平静。但“冲击”的手段是“极端”的，严重地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二、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又称为开展对敌斗争。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3月20日，江青接见湖南赴京人员，要求他们“查档案，揪坏人”。说：“我就不相信你们的公、检、法那么好”，“文艺黑线在湖南有黑窝”。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5月19日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要求“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地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1968年下半年起，郴州镇革委根据省、地革委的部署，以镇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牵头，组织专人进行清查旧档案工作。清查敌伪档案，深挖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8月，省革委和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南岳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对敌斗争问题。确定从9月到11月，分3个阶段，对“阶级敌人”进行彻底清理。1969年初，毛泽东就“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作出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根据省革委的部署和毛泽东的指示，镇革委抓紧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运动中，办党员、团员、骨干、民兵、妇女、知情人、“可以教育好子女”（即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738期，培训积极分子6754人。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全镇范围内参观者达6万多人次。设立举报箱和接待站。从3月8日到4月12日，接待来访者896人次，检举揭发了947人、1192个问题。全镇各公社、农场、工厂均成立专案组，凡属《公安六条》规定的“21种人”均定为清查对象，同时深挖“黑三线”人物。贯彻中央关于“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的指示，领导亲自动手、亲自蹲点。期间，镇革委总结推广裕后街的《培训骨干，发动群众四个怎么办》，《白鹿洞大队如何做好知情人的工作》、《财贸学习班的如何突出打击重点，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教育大多数，共同对敌》的经验。动员各单位、群众广泛开展一摆（大摆阶级斗争新动向）、二忆（忆苦思甜、忆苦思权）、三查（查思想、查立场、查斗志）的活动，并进行革命大批判。至年底，全镇共有15834人口头和书面检举揭发5040人12143个问题。镇革委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缩小打击面的指示精神，组织专案人员查证核实，对照政策，排除了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员。到年末，属于新挖出的“阶级敌人”数目大为减少。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清队”运动存在严重扩大化的倾向，全镇在“清队”中错误处理600余人，伤害了不少干部群众。至1970年2月，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断深入，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接着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
  三、清查“五一六”分子
  1967年6月，北京的极左派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以贯彻“五一六”通知为名，反对周恩来和中央军委领导，反对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曾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认为该组织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林彪、江青借机将反对过中央文革和他们的人进行迫害。中共湖南省委开始只作了一般性工作安排，在中央多次督促下，才于1971年4月成立清查领导小组。
  1971年5月下旬，中共郴州镇委遵照毛泽东对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及省、地委统一部署，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镇委常委讨论决定：成立以镇委书记、人武部部长杜万福为组长，镇委副书记陈岭桂为副组长，镇委常委、委员5人为成员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领导小组，并抽调干部15名，组成清查“五一六”办公室。随即，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了大宣传、大发动。至7月12日止，全镇共召开200多次清查“五一六”的宣传动员大会，参与的群众有4万多人次。印发宣传提纲发至各单位，在大街上悬挂大标语，并将排查出的10件大事列入宣传提纲，作为清查重点。同时确定郴州烟厂、郴州镇运输公司、郴州力新瓷厂、郴州棉织厂、郴州一中等单位为镇内清查重点单位。并抽调四名干部在郴州地区“三号办”统一领导下进驻郴州烟厂蹲点，镇委委员、镇人保部副主任、镇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陈正莲在运输公司蹲点。8月21日，镇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写出《关于清查杨晓光等反军篡权重大事件的请示报告》，并确定重点清查对象为4人。9月12日，中共郴州地委批准了彻底清查杨晓光等阴谋反军篡权10件大事的请示报告。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彻底清查杨晓光、刘裕新、周兴广、李子杨阴谋反军篡权的活动，9月21日在灯光球场召开了3800多人的群众大会，并对杨晓光进行了关押。镇委书记在会上动员全镇各级党组织、革委会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高潮，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干净的挖出来。群众大会后，全镇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各单位都采用召开群众大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方式进行检举揭发。据对113个单位统计，召开群众大会422次，受到教育的群众达63000余人。全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07期，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6453人。召开批判大会342次，参加批判大会的群众27000余人。排查出“知情人”64人，于10月11日至12日举办了“知情人”学习班，进行检举、揭发。对4名重点清查对象进行隔离审查，强制写出交待材料。全镇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延续到1972年9月。清查结束，全镇并无“五一六”分子。至1973年，镇委常委决定：根据上级指示和党的政策，将清查“五一六”中本人所写的交待材料退还本人，调查材料由组织处理，不人档案，并向本人宣布。在镇党委对清查“五一六”作出回顾检查后，决定为镇委直接清查的对象平反。
  四、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2月12日至17日，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了有各地市州县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党政领导400多人参加的会议，对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作了研究部署。2月22日，镇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传达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决定立即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并成立以镇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一打三反”运动领导小组，还抽调15名干部到“三号办公室”工作，具体组织实施全镇“一打三反”运动。2月23日，镇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全镇农村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党员民兵营长、城市公社党员革委会主任、镇革委各服务站革委会主任、宣传队指导员和党员队长及军宣队负责人会议，动员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要求全镇各大单位都成立“三号办公室”，其他单位确定专职干部抓好“一打三反”工作。至3月10日前，全镇各单位有505名专职干部主抓“一打三反”工作。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形式，培训骨干。全镇至3月15日止，举办骨干学习班366期，训练骨干5049人投入到“一打三反”运动中。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到所谓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街道、农村大队、工矿企业、财贸单位，进行发动“一打三反”运动。3月7日，郴县与郴州镇联合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5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后，全镇范围内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一打三反”运动从2月份开展后，镇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把“一打三反”运动作为突出中心工作狠抓，至3月6日，镇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了6次会议和工作会议，动员和部署“一打三反”工作。根据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以财贸战线为重点开展“三反”运动。财贸战线从1970年3月15日至5月12日，举办四期学习班，进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揭发、交待“历史反革命分子”8人，“现行反革命”15人，经济贪污集团2起，个人贪污1000元以上11人。至6月底，全镇共挖出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各种隐藏的阶级敌人264名，破获各种案件404起，其中政治案件197起，刑事案件207起。揭发各种问题3570个，其中政治问题2183个，经济问题1387个。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128名。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判处各种罪犯73名，判处死刑5名，无期徒刑1名，有期徒刑13名，管制7名，戴帽子9名，从宽处理和免予刑事处分26名，教育释放4名，划而不戴8名。退赔赃款31667元，粮食1105斤，布票120尺。8月26日，镇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写出《关于贯彻中央三个文件的主要情况和今后的意见》，对前段“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小结和评估，认为全镇范围内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单位还未充分发动起来，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属后进单位。随即，镇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抽调30多名干部，组成5个宣传队分别进驻房屋修建社、钟表社、银行、纺织器材厂、环卫处等5个单位帮助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深入动员单位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改变落后状况。1970年11月21日至23日，镇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又召开全镇“一打三反”运动会议，部署继续大揭、深挖“阶级敌人”，运动持续到1971年。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清除了一些在动乱时期混水摸鱼的贪污盗窃分子和胡作非为的人。但由于极左的指导思想和派性干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面和打击面都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全镇关押300多人，大部分是属于错抓错关的人员。以后逐步平反，落实了政策。
  五、组织农村“斗批改”
  1968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对农村社队领导班子加以调查整顿的指示。1969年I月，郴州镇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镇“斗、批、改”工作。1月15日，镇革委制定出《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初步方案（草案）》。20日，镇革委会办事组将《方案》印发镇属各单位。《方案》对搞好农村斗、批、改进行了部署。《方案》确定“今春，镇和农村各级革委会应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配合下，加强领导，确定一名镇革委常委，着重抓好农村斗、批、改，掀起大批判新高潮，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把少数单位被坏人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到贫下中农手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开展”农业大学赛“的群众运动，以大寨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抓好水利建设，扩大早涝保收面积。水利工程以小型为主，大干山塘水坝，冬季要修复5处较大的水毁工程，要求全镇今年有18000亩水田（占70%）保持70天抗早能力。扩大复种面积，发展双季稻，提高亩产产量，力争1969年产粮15852000斤，比1968年增长19.1%；产油料412000斤，存栏猪14800头。许家洞公社跨“纲要”，市郊公社三分之一以上生产队跨“纲要”。1969年3月初，湖南省召开全省农村“斗、批、改”座谈会，研究部署湖南农村“斗、批、改”工作。郴州镇革委为全面深入开展农村斗、批、改，8月，镇革委组织125人的宣传队，先后分三批铺开了2个公社、24个大队、8个社属企事业单位的斗、批、改，突出抓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工作。1970年冬，根据中央64号文件精神，开展了解决“五种人”掌权的社、队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组织87人的宣传队进驻经过摸底排队属于“五种人”掌权的8个大队。对症下药，一个一个队地整顿领导班子。1971年解决“五种人”掌权的大队3个。1972年5月前解决“五种人”掌权的大队5个。经过3年多的农村斗、批、改运动，至1972年5月，全镇8个大队级领导权掌握在“五种人”手中的问题得到解决。农村党支部24个，整顿24个，发展新党员59名。农村团支部24个，整顿24个，发展新团员363名。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评工记分、定额记分的生产队155个，定额加活评的生产队19个。男女同工同酬，妇女调整底分的生产队81个。加强财务管理，结好旧帐、建立新帐的生产队162个；做到日清月结，定期公布帐目的生产队79个。1971年年终分配应找补社员现金113万元，已找补111万元。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贯彻得好的有111个生产队。
  1973年后，镇委每年组织力量抓三分之一的点，开展批林整风和农业学大寨，组织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大队、生产队，促进农业学大寨活动开展。
  历经数年的农村斗、批、改，在“左”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搞大批大斗促大干，伤害了不少干部群众。但在大部分大队、生产队注意落实党的政策，做好团结工作，抓好当年生产和长远建设，农业生产有一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
  六、机关企事业单位“斗批改”
  1968年9月中旬，省革委和支左办作出《关于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老大难”单位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决定》。郴州地革委派出地区单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10多人进驻镇委、镇人委机关开展“斗、批、改”。地革委还派出地区工矿企业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立医院、中医院、下湄桥医院和郴州一中。工宣队进驻机关后，配合机关部分干部和群众组织批斗当时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镇委第一书记张东海、第二书记王春元及几个副书记，将其集中关押批斗，强制写交待材料。发动“造反派”写大字报揭发这些人的“罪行”，批判所谓“旧镇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1968年，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建立。如何处置“文化大革命”以来大批靠边站的干部、知识分子，让这些人继续有组织，有系统地受到触及灵魂的“斗、批、改”被提上重要日程。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斗、批、改”的具体意见中提到的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的内容，被作为处置“靠边站”的干部、知识分子的政策依据，精简机构成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江青一秋则借此作为打击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手段。江青提出“要彻底砸烂旧机关、砸烂公检法”。郴州地区干部大会上，把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的工作，作为彻底否认原有的党政机构，惩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动。会上，明目张胆地提出：“拆店面搬神，扫地出门，劳动改造重新做人”。1968年11月1日，镇革委决定，旧镇委镇人委直属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进干校参加学习班学习，改造思想。根据这一决定，原中共郴州镇委，镇人委机关200多名干部被集中到许家洞农业中学办学习班，接受改造，其中有部分干部受到批斗。1969年I月，镇革委决定成立郴州镇综合服务站，取代了原计委、物委、科委、统计局、劳动科，物质科等6个部门的职能。1969年2月，将原镇委、镇人委各机关撤销，设立镇革委以下的办事组、组织组、毛泽东思想宣传组、大批判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教卫组。各系统原有的二、三级管理机构，包括各科局采取“撤、并、减’＇的办法，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财政金融管理站、生产生活服务站、城市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站、粮油购销服务站、人民卫生服务站、工矿企业服务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站、手工业服务站、综合服务站。一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工矿企业“斗、批、改”，主要是在全镇14个国营企业中进行。发动职工群众批判“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反对技术革命，大搞“一长制”，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生产第一”，“大搞繁琐规章制度，以及推行爬行主义”等。在单位内部，学习人民解放军建立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实行军事编制，车间编班、排、连，党支部建在连上，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大力开展技术革命。
  1969年10月至1970年8月，财贸战线举办了5期斗、批、改学习班，学习班开展“三清三查”，揭发交待有经济问题的100多人，清出金额40000多元，粮食（票）1000多公斤，布票120多公尺。1970年9月至12月，镇革委按照毛泽东关于“商业队伍要清洗一批、训练一批、补充一批”的指示，和中央1970年5号文件精神，由贫下中农主持评议选举干部职工，进行“吐故纳新”。经镇革委批准，3人被开除出财贸队伍。
  机关、企事业单位“斗、批、改”运动，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错批错整了一大批干部、职工，造成了很多新的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更加深化、更加严重。
  七、创办“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通讯报道。编者按语引述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者外，都应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学习“柳河经验”，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掀起干部下放劳动的高潮。
  1968年10月中旬，镇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和《湖南日报》《向“五七”干校学习，走“五七”指示道路》的社论，一致认为创办“五七”干校意义重大。随即，镇革委常委研究决定，以许家洞公社农业中学原校址创办郴州镇“五七”干校。十一月一日，将所谓旧镇委、镇人委机关绝大部分干部送进干校参加学习班学习和劳动，改造思想，并同时参加“斗、批、改”。人校初，干校学员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改造思想，一些所谓走资派接受批判斗争。“五七”干校配有副政委、副校长各一名。学员都按班、排军事组织编队。确定了重点对象进行监督劳动。经过近两年的劳动、学习、批判、改造，至1971年9月，随着干校承担的相关斗、批、改任务逐步完成，近300名下放干部陆续恢复了工作。1971年冬，按照毛泽东“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干校转入轮训在职干部，对千部进行理论教育。举办干部读书班、“十大”文件学习班等形式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至1974年I月，干校共举办读书班19期，轮训干部1472人。全镇科、局、厂矿、公司一级主要领导干部都进行了轮训学习。1975年起，对全镇工、农、财贸、文教卫、共青团、妇女、民兵、街道等各行业的一般干部进行轮训。1975年“五七”干校举办学习班9期，轮训干部787人。1976年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9期，培训党员干部640人。为使干部能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举办为期三个月的长训班二期，培训338人。1979年2月14日，中共郴州市委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市委常委研究决定，撤销郴州市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成立中共郴州市委党校。至此，“五七”干校名称消失。
  “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而得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斗、批、改”运动中的产物。郴州镇革委“五七”干校在办校初期，其活动内容主要是以参加劳动和“斗、批”为主，长时间受审查、劳动改造和激烈的斗争、无情的打击给下放干部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心摧残，同时被长期挂起来，得不到解放和工作安排，使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荒废了业务和科学文化，耽误了学习深造的时间，给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后阶段“五七”干校举办的各类理论学习班，为干部掌握一般理论知识也起了一定作用。
  八、开展“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就提出“‘教育要革命”，其基本任务就是“革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同年8月，中共中央《十六条》中又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通知》转发了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1966年8月10日《十六条》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和论述。《通知》要求：“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文件的群众运动，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1968年4月，郴州镇中小学校按照毛泽东“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陆续“复课闹革命”09月，镇革委会派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镇各学校，开展学校斗、批、改和“教育革命”。随后，镇革委组织“工农兵讲师团”，工人、贫下中农、“支左”部队解放军战士走上讲台，采用大“课堂”，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求揭开教育系统阶级斗争盖子，开始“政治办校”和“开门办学”。郴州镇革委会成立专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办公室，由镇教育组协助工作。中学一般派驻10-20人，小学一般派驻3-5人。“工宣队”进驻学校后，贯彻执行一套“左”的教育方针，对原来的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大加“改革”，实行所谓的政治挂帅，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片面强调工、农、兵实践经验在学校中的作用，把理论与实践简单化，打击、排斥知识分子，违背教育规律，使一代青少年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给国家发展带来严重损失。根据中央指示，1973年军代表从学校撤出。到1977年12月，各学校的工宣队几经轮换，最后全部撤离学校。
  改变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196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要求实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1971年2月，郴州镇将郴州二中下放到许家洞公社管理，将红旗中学下放到五岭公社管理。初高中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军事化，撤销班级改为连队建制，连长、指导员由教员担任。贯彻省革委会《关于实行乡村公办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办的几点意见》，把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交由生产大队管理，教师回本大队工作。农村公社设立教育革命办公室，负责管理本社范围内的学校。有部分公办小学教师工资曾一度改由大队记工分，生产队分口粮。这严重影响了教师生活，降低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学校下放大队后，经费难以落实和贫下中农对学校管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等原因，是年5月，将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改革方案取消，恢复原状，但贫下中农代表仍担任校革委会主任，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提法也未作改变。
  贯彻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镇内全部中、小学一律改为九年制学校（小学五年、中学二、二分段）。贯彻毛泽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所有学校都设立毛泽东思想课、阶级教育课、劳动课。郴州一中、二中、三中都建立了学校农场和学农基地，学生都定期到农场劳动一段时间，体验生活、锻炼思想。
  实行“教育革命”，让师生参加劳动，接触社会实践，虽是有益之举，但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突出“政治建校”与“开门办学”，错误清理教师队伍、盲目下放学校的办法，违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给学校、教师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打击，使学生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思想，全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第五节 曲折中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坚持抓生产建设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搞垮国民经济，搞乱各方面的工作，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不为走资派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苗地”等一系列极“左”言论，极力煽动“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反复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郴州镇广大干部群众顶住巨大压力，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依据郴州镇工业比较集中的优势，大抓工业基本建设，发展工业生产；并大抓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以实际行动与林彪、“四人帮”集团进行抗争和抵制。
  工业生产方面：经过六十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4年至1966年上半年，镇内工业开始复苏，并逐步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形成了全面“内乱”。刚走出低谷的工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1968年，市属工业产值比1967年下降了14.8%，比前六年平均百元产值利润率下降37.2%。在这种困难局面面前，工业战线的许多领导干部识大体、顾大局、力排千扰，硬着头皮干，往往是上午挨批斗，下午又去抓生产，搞建设。1968年，各工厂企业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多数被“打倒”的企业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并且被结合进厂“革委”，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1969年，中共郴州镇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为了加强工业的领导力量，核心小组决定，从原镇委、镇人委各部、办、委、局的主任和局长中，选调出17名领导干部，派到镇属国营骨干企业中担任革委会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以加强企业党组织和生产建设的领导，力排“唯生产力论”的诬蔑和“造反派”的干扰，克服困难，坚持生产，恢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到1970年，市属工业的产值达到2888万元，为1965年1481万元的1.95倍。1973年，工厂党的组织全部恢复。镇委针对部分单位领导班子心有余悸，存在“懒、散、软”的现象，决定由镇委书记马静波和部分常委带队，率领一部分机关干部，深入到问题较多的工厂，狠抓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恢复党的支部大会、支委会、小组会和党课制度，改变这些企业的后进状态。1975年，镇委认真贯彻湖南省委召开的《关于株洲田心车辆厂大搞整顿经验》的电话会议精神，在全镇范围内狠抓工业企业的整顿，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这一年，镇属工业产值完成5998万元，比1974年增长15.8%。1975年底，在刮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工业生产再次受到干扰。郴州镇委顶住少数人的蛊惑，稳住局势。镇委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由镇委副书记、镇革委副主任黄端贵出面召开工交各局和国营企业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强调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中，要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广大领导干部大胆坚持发展工业生产。完成全年工业生产任务。1976年工业产值比1975年还略有增长。
  农业生产方面：组织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全镇山塘1966年1248口，1967年1268口，1970年达1343口。水库，至1977年，建成中型水库一座，小Ⅰ型水库1座，小Ⅱ型水库2座。1966年10月，文革水库（后更名为仙岭水库）动工。市郊公社6800多名青壮劳力自带工具、铺盖和柴米油盐上工地，日夜奋战，很多干部、群众连续三个月吃住在工地设回过家。广大干部群众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苦干、实干、拼命干，到1967年春节前使主坝镇空17米，相当于整个坝体土方量的近80%。尽管后来工程指挥部的成员遭到批斗、被解除职务，但仍坚守工地，继续带领群众施工。组织群众搞好粮食生产，扩大双季稻种植面，推广绿肥，增加化肥施用量，产量不断上升。至1975年，全镇种植双季稻达1.8万亩，粮食亩产平均达300公斤以上，比1965年亩产232公斤增加70公斤。蔬菜种值面积不断扩大，全镇1965年常年菜地2236亩，1970年3501亩，1975年达4300亩。加强菜地田园化建设和喷灌设施建设，到1975年，喷灌面积达菜地总面积的95％以上。
  1974年，镇委决定兴办年孵化30万只鸡苗，养殖肉鸡20万只的三里田机械化养鸡场，指派专门人员进行经办筹建工作。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设施的情况下，镇委组织全镇各行各业，从资金的筹措、材料的齐备、建筑施工、设备制造等方面给予协同支持。经过经办人员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努力，到1977年，逐步完成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其经济效益达到预定目标。1978年8月，国家农牧鱼业部邀请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三里田机械化养鸡场》科教片在全国放映。1975年冬，结合“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三里田兴建农民新村71户。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中共郴州镇各级基层组织及领导干部据理抗争，取得了生产、建设的主动权，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立和扩大菜、猪、鱼、果副食品生产基地，发展农副业生产，不仅体现了对“四人帮”所谓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谬论的抵制，而且为郴州镇的工业、农副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
  城市建设方面：1966年12月，镇委决定动工新建劳动路东段，连通了协作路。1971年，组建人民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购进广州牌公共汽车一辆，设营运线路2条13公里。1972年加宽改造劳动路，并铺沥清路面。1973年，动工兴建东风路，全长903米，1975年完工。1975年1月4日，镇革委决定动工修整东风广场。7月11日，镇委为改善广大群众的娱乐环境，决定修整北湖公园。8月，组织全镇干部群众义务开挖北湖淤泥。至1976年，北湖公园面貌大大改观，对游人开放。
  二、科技人员坚持科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科技干部都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并横遭批斗。但郴州镇广大科技人员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坚持搞科技研究，坚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郴州镇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市科委组织有关部门和科技人员大力开展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在工业生产中，广泛深入开展以改进操作，革新设备和动力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至1966年，市境纺织、服装、造纸、印刷、卷烟、陶瓷、火柴、建材、食品加工行业，先后实现由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转变。在农业生产中，开展以推广水稻良种、改进耕作技术和灌溉设施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科学种田活动。“文化革命”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但在工业生产中仍然广泛地开展以更新和改造设备、试制新产品为中心的群众性科技活动，工业生产中的机械化程度有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全面进行改单季稻为双季稻、改高杆品种为矮杆品种、改常规稻为杂交稻的试验和推广，并取得丰硕成果。到1977年，全镇水稻平均亩产达到439.86公斤。
  科技交流方面：1964年苏联专家组来国营七一一矿进行科技交流后，郴州市境在对外科技交流方面曾先后接待过来郴访问考察的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法国、伊朗、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日本、西德、丹麦、美国、意大利等13个国家的代表团共89名专家学者，进行不同专业的技术交流活动。国内技术交流主要是以轻工、纺织、陶瓷、化工行业为主，进行技术交流。这对提高镇境内工业企业科技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工业生产技术革新、技术推广方面：1969年，郴州酒厂学习推广广东连县酒厂液体发酵工艺，改固体发酵为液体间接发酵酿制白酒，并获得成功，出酒率大为提高。电机厂派出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赴佳木斯学习防爆电机制造技术，回厂后组织技术攻关，1970年试制防爆电动机成功，1971年投入批量生产。1972年，火柴厂职工在科技人员带领下，成功试制火柴连续机，使理梗、上梗、沾油、沾药、卸梗等多道工序一次完成，结束靠太阳晒梗的传统工艺。为全国同行业首创。1973年，农药厂科技人员对4049车间ra化工段进行革新，将有苯flu化工艺改为无苯酯化工艺，消除苯毒害，大大改善了生产环境，保障了操作工人的身体健康。
  农业科技推广方面：1966年至1978年，镇委、镇革委进一步采取发展农业生产措施，大力推广双季稻、杂交水稻。继“文化大革命”前引进推广矮脚南特、陆才号、广解九号、广陆矮、广秋矮、二九青、珍珠矮、金小青、湘矮早三号、湘矮早九号、农垦58、余晚六号等100余个耐肥、抗倒伏矮杆良种获得成功后，1975-1977年，郊区农村在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由点到面、逐步推广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杂交水稻组合威优3号、威优6号、汕优6号获得成功。1977年，全市双季晚稻实现杂交化，水稻平均亩产达439.86公斤，首次跨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人员坚持搞科研，抓科技服务，不仅获得了一批宝贵的科研成果，而且促进了本地区的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积极发展社队企业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号召公社农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此后，郊区社队兴办了一批“五七”工厂，为集体增加了收入。1968年，工矿企业公司投资10万元，扶持桐梓坪大队兴办锰矿，有50多人从事开采，年产锰1500吨。高壁、铜坑湖、骆仙铺等大队兴办8家片石场、石灰厂、红砖厂，年产值5.1万元。1971年，镇革委贯彻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要求社队“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镇内一些社队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工业。1972年，新增社队企业15家，且工业行业和产品品种增多。一些社队办起了工业、商业、运输、种植养殖、建筑等行业，并注重技术改造，提高工效和质量。例如，市郊公社红砖厂由人工取土、手工成型、自然干燥、围窑焙烧的传统生产方式，改为机械推土、滚机粉碎、搅拌和泥、挤压切割成型、轮窑焙烧，既提高了工效，又提高了红砖质量。1975年，镇革委为加强对社队企业的组织、管理，成立社队企业局，社队企业发展速度加快。当年全镇社队企业发展到62家（其中，社办企业15个，队办企业47个），从业1249人。企业收入达168万元。社队企业的发展，从事工业生产的农业人员增加，又增加了队一级组织的公共积累。1978年9月，市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扩大会议，邀请行署有关经济部门和驻市地属以上厂矿负责人参加，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加快社队企业发展步伐”，要求地、省、中央驻市厂矿扩散产品，对口扶持社队企业。会后，全市社队企业快速发展。至1980年，有社队企业60多家，从业者达2203人，企业收入达到337万元，比1975年增长2倍，其中大队企业38家，从业者1246人，企业收入181万元，实际利润57万元。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大队、生产小队体制后，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由原来的社队两级集体企业扩大至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
  社队企业悄然兴起与逐年发展，不但为全区数千农民找到生产门路，而且为社、队两级组织增加了经济收入。企业积累逐年增加，产品质量逐步提高，科技力量逐渐增强，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2年至1965年底，郴州镇有一千多名知识青年奔赴郴县、宜章、资兴、临武和本镇农村和农林场，参加农、林、副业生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劳动工作停止。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为全面贯彻落实毛泽东指示，郴州镇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2月29日发出《为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一是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理解，完全彻底照办。必须做到“三好”，即：学习好、宣传好、活学活用好。二是大造革命舆论，大发动、大动员、大宣传。迅速组织足够的宣传力量，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利用一切宣传机会和宣传场合进行大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坚决落实。三是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公社、居委会、学校、服务站、工厂、企事业单位和各机关单位都要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和家属、居民、知识青年、社会青年、革命家长及其闲散劳动力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解决问题。四是大响应，大行动，必须狠抓落实。要求1966,1967,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在1969年元月上旬全部到农村安家落户（除少数初中升高中的外）；社会青年和应该下放的城镇居民，在春节前全部下农村安家落户。《紧急通知》对下乡人员的底子、落实去向、粮食户口、档案材料的转移等都作了具体部署。《紧急通知》下达后，全镇各单位，特别是几所中学迅速行动。郴州一中几十个学生凭着一腔热情组织“务农战团”，在毛泽东像前宣誓，表示坚决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远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当一辈子农民”。
  郴州镇每届有高中毕业、初中毕业未升高中的学生2300人左右，动员安置下乡任务繁重。镇革委深入发动，精心部署，制定具体规划措施，到1970年8月，全镇就有606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和下到集体农林场参加农业生产。
  从1969年起，镇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镇委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当作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列入常年议事和工作日程，由设立的“四个面向”办公室(1973年改为镇委知青办），具体负责全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每年定期组织一次动员和组织一次慰问活动。同时，自上而下地制定了一些政策规定，且逐步完善。每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由财政安排一定数量的安置补助费，用于知识青年安家及在农村建房和购置生产、生活用具。1974年后，镇委结合株洲实行厂社挂勾，办知青集体果林场的经验，办了9个农林场，集中安置下放知识青年，由物资、林业部门专门调拨部分钢材、水泥、木材等用于知识青年安置点的建房。到1975年底，9个农林场共建房屋3324平方米，妥善解决了知识青年住房生活问题。至1978年，全市先后共有20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插队落户。郴州市两个农村公社先后共安置了下乡知识青年6000多人。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办法。10月31日至11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彻底改变插队落户政策，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为参加劳动就业。会后，国务院下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此后，全国各城市采取病退、照顾独生子女、照顾身边无子女家长和职工退休后由子女顶替等多种方式，帮助部分知识青年返城。1979年1月7日，中共郴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地区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决定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并要求各条战线各单位要广开门路，积极做好安置工作。1979年4月9日，郴州市委向郴州地委写出《关于不再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报地委批准。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停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客观公正地解决了上山下乡的遗留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在城镇或农村单位安排了适当工作，较好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大大地调动了他们及其亲属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中作为安置就业的手段是不成功的，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作为思想改造的一面具有片面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口号是不科学的。同时，耽误了一代青年的文化学习。当然，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受到生产劳动锻炼和艰苦朴素等传统思想作风教育，后来成为很多工作方面的骨干，同时也给农村带去了文化知识，为农村生产建设作出了贡献。
  五、创办农村合作医疗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简称“六二六”指示）,8月14日，新华社报道：卫生部最近召开了全国农村医学教育会议，决定大量培养农村基层医务人员，在三、五年内把农村的医疗卫生网普遍建立起来。省革委于1968年5月29日下发《关于全面落实毛主席“六二六”伟大指示的几点意见》。1969年1月11日至15日，镇革委召开教育、卫生革命工作会议。1月20日，镇革委制定出《关于搞好斗、批、改的初步规划》。《规划》指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镇医疗部门合并为新型的中西结合、防治结合，医学教育和防治疾病结合的综合性医疗机构，人员精减50-70%，精简下来的人员则下放到农村。一是安家落户，劳动锻炼，成为半农半医的革命医务工作者，二是帮助社、队办训练班，培养赤脚医生，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上半年加强充实公社卫生院，至1970年上半年做到每个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有卫生员，使医务工作者为贫下中农服务。
  根据镇革委部署，镇医疗卫生系统，定期组织医务人员下农村，协助社、队办好合作医疗，采取“四定两包”（即定人、定点、定任务、定轮换，包教育、包培训赤脚医生）。至1970年3月，全镇2个农村公社24个大队都办了合作医疗。6月底，全镇有赤脚医生72名，赤脚卫生员204名。共挖草药300多种20000多公斤。98.3％的农村社员参加了合作医疗。年内用草药、新针疗法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38000多人次，治愈率达70-80%。1970年2月，镇卫生服务站制定1970年至1972年卫生工作规划，狠抓全镇所办的合作医疗巩固、完善、提高，建立农村三级卫生网，农村合作医疗有新的发展。1972年底，全镇24个大队合作医疗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有23个，占95.9%.80名大队赤脚医生通过两期专题业务培训后医疗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其中有17人能做扩创、缝合、小肿瘤切除手术。全年采集中草药23500公斤，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小型药厂或制药室。做到了一般常见病医治不出大队，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壮大。但在创办合作医疗过程中发展也不平衡，有的大队领导对合作医疗认识不足，有的大队赤脚医生不安心工作，1973年出现了天堂和城前岭大队合作医疗处于半瘫痪状态。针对此种情况，镇革委召开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分管卫生工作的同志和各公社卫生院负责人会议，分析了合作医疗的形势，对如何办好合作医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作了具体的研究，又组织赴外地先进单位参观学习，提高各大队领导对合作医疗的认识水平，以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对城前岭大队采取重点整顿和扶持，派出医疗队，协助大队进行整顿，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经过重点整顿和帮助，城前岭大队合作医疗不仅得到了恢复，还增加了一名赤脚医生。公社革委及时在城前岭大队召开了合作医疗现场会，总结该大队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社的合作医疗。
  全镇合作医疗，从1969年创办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七年中，通过不断整顿、改进、提高，得以巩固并有所发展。1976年新培训赤脚医生28名，两个农村公社、二十四个大队赤脚医生达98名，平均每个大队有赤脚医生4.1名，并涌现出一大批农村合作医疗先进典型。全年评出先进合作医疗站7个，先进赤脚医生30名，先进卫生员73名，先进接生员13名，先进红工医18名。
  然而，由于合作医疗基金不足，收入不多，管理不善，大部分合作医疗机构经费严重超支；多数医疗费报销比例低，为病者解决不了多少困难，农民积极性不高。
  1978年后，由于农村改革政策的实施，农村生产经营组织的改变，农村合作医疗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至1982年，全镇合作医疗基本解体。
  农村合作医疗历时13年，它对于建立农村医疗保健网络，缓解农村缺医少药，减轻农民医疗费的负担等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抓好地方病、职业病的防治，推动中西医结合，发展中草药事业，出发点是正确的，同时也为农村培养了一代初级医务人员。但在农村创办合作医疗过程中，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其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也不成功，致使不能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
  六、加强战备与人防工程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兵活动基本停止。1968年，省军区和支“左”部队《关于对当前民兵工作的几点意见》下发后，民兵工作逐步恢复。1969年3月，苏联军队侵犯我国边境领土珍宝岛，我军自卫反击并取得胜利，使文化大革命中停止的战备工作开始起动。根据毛泽东主席“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郴州镇组建民兵团和成立战备领导小组，镇属大单位及驻镇中央、省、地企业单位相应设立战备领导小组。同年9月，成立郴州镇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领导全镇人民防空工作，先后将驻镇单位的人防领导小组成员600多人分批办战备学习班进行培训。1970年3月，成立郴州镇战备人民防空办公室。同年6月，镇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制定《当前人民防空工作意见》下发，指导全镇人民防空工作，动员全镇人民构筑防空设施。组织市民挖防空壕。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多为孤洞独巷，施工质量不一，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7月，镇革委制定《关于全党抓战备，全民办后勤方案》，下发了关于《做好军供工作的通知》。配备支前战备人员58人。按民兵“三落实“的要求，组建了治安、抢修、医疗救护、消防和对空射击专业队伍5038人。部署武装民兵确立对空火力点3个。以武装基层民兵为骨干，把广大民兵和群众组织起来进行三线编队（参战、民兵支前、后方治安）。认真搞好交通运输网、医疗救护网、物资供应网、武器、车辆修理网”“四网”建设，满足战备需要。
  1970年9月14日至20日，召开全镇战备工作会议。会上，战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对前段全镇战备工作进行了总结，推广市郊公社槐树下大队刘家冲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以战备为纲，加强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以民兵为骨干，认真组织落实毛泽东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全民办后勤’‘的经验；郴州镇建筑公司构筑“防原子、防化学、防水、防火、防塌方”，“能防、能走、能生活、能工作”的防空工事的经验。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全镇加强战备的各项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推动全镇战备工作向前发展。1970年12月19日至1971年1月8日，根据中发（70）69号文件精神，郴州镇组织了有工人、学生、教师、机关干部、中学生等组成的野营训练团457人（其中女93人），经郴县、永兴、资兴，步行207公里，进行野外实战训练。野营训练既提高了战备观念，又掌握了符合实战需要的军事基础知识。
  1971年8月，第二次全国人防工作会议将郴州镇列为全国人防重点城镇之一。10月，郴州镇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根据中央人民防空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地对人民防空的有关指示，制定人民防空方案。全镇规划为九个片区，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构筑钢筋混凝土结构防空洞。共掘进被复人防工事有效面积7229平方米，使用钢筋近700吨，水泥3000吨，耗资142万元。至1978年，市民共捞河沙5673立方米，拣红砖43万块，采片石1.59万立方米，烧石灰197吨，为国家节省大量资金，加快了工程进度。在工程建设中，各级党、政、军领导极为重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寇吾先多次至郴视察。军分区和地、市领导深入工地参加劳动。市服务公司抽出5％以上青壮年职工，组织16人的专业施工队伍，坚持10年，完成7处、1700平方米的人防工事，人均面积5.6平方米，被评为国家、省、地、市人防工作先进单位。郴州铁路工务段青工欧咸荣坚持6年挖洞，负伤不下火线，多次被评为人防建设先进工作者，光荣出席全国第三次人防工作会议。完善按民兵建制建立好“一组四队”（即对空射击组、消防队、医疗队、抢修队、治安保卫队），以适应战争的需要。1973年至1978年，贯彻军委总参制定的军事训练纲要，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民兵训练，增设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等训练科目，6年共训练民兵47000人。
  七、兴修仙岭水库
  1963年，原县级郴州市遭受了百年一遇大旱，全市郊区28491亩耕地，受旱面积达80％以上，12000多亩稻田因旱失收，农村19550人有8500多人因干早要到二、三里开外的地方挑水吃，人畜饮水十分困难。1965年又遭秋旱，8251亩晚稻受早5500多亩，其中2500亩颗粒无收；旱土作物和蔬菜共9000多亩，有4300亩全部旱死。由于连续三年干旱缺水，不仅城区人们的生活用水十分紧缺，更为严重的是制约了全市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用水难的问题。
  郴州市严重干旱缺水引起了省委、省人委和郴州地委、专署的高度重视。在郴州市委、市人委的请求下，省水利厅、水利设计院在1964-1965年三次派工程技术人员来我市勘测规划，以解决受旱和城乡缺水的困难。经过反复勘测，他们提出三个方案，经比较论证，选定在原郴县坳上公社五星大队的油榨冲（现北湖区石盖塘境内）修建文革水库（现为仙岭水库）。
  仙岭水库是一个以防洪、灌溉为主的中型水利建设工程，设计总库容量为1324万立方米，正常库容量1156万立方米，最大蓄水面积1500-1700亩，灌区总面积达110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积30209亩。它的建成，将水平库下游15个村的14216亩农田作物得到灌溉，并可引取水源补充城市供水，缓解城乡人们生活用水紧缺矛盾。
  1966年9月，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紧急动员，部署大搞水利建设工程。镇委决定：市郊公社兴建“文革水库”；许家洞公社兴建“立新水库”（小I型）。两个公社将兴建任务分配到大队、生产队。镇委抽调40多名干部（其中县处级3名，科局长15人）组成文革水库工程指挥部，成立工地临时党委会。镇委副书记王俊义、肖仰授、副镇长陈家盛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长和党委正、副书记，以加强对工程的领导。
  1966年10月，兴建仙岭水库（原为文革水库）的工程全面开工。市郊公社党委由公社党委书记徐望礼带领全公社10020名劳动力的6800名自带工具和粮食，吃住在工地上。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建设者们为早日建成水库，造福于郴州人民，不怕苦，不怕累，大干快上，工程进度迅速。开工不到三个月，主坝填土就高达17米。但到1967年I月，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工程指挥部领导成员成了“走资派”，天天接受批斗。各级领导班子被冲散。群众思想被搞乱。工程被迫停工。
  196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员“支左”主持地方工作。重新发动农民群众，动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厂矿企业，商店职工和居民3000多人上工地，继续兴建水库大坝等枢纽工程。经过三年奋战，到1970年建成了大坝、副坝、溢洪道等枢纽工程，开挖总干渠5.5公里。同年开始关闸蓄水，使灌区部分农田受益。1974年冬，为解决大坝严重渗漏等工程质量问题，镇委再次动员全镇4600多人在大坝外坡加过滤层、堆石体，在坝内坡新修防渗壳（即筑第二道坝体），对大坝进行水泥和黄土维幕灌浆处理防渗，确保了大坝和水库下游的安全。
  1976年镇委抽调20多名干部，组织600多名懂技术的专业队伍修建跨同心河、郴桂公路、郴嘉铁路全长470米、高53米、三孔之间每孔跨距81米的高壁渡槽。在修建高壁渡槽的过程中，郴州镇委高度重视，组织施工队伍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巧干快上。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1979年高壁渡槽建成通水。由于设计先进，施工质量好，被湖南省科技大会评为科技三等奖。切实解决了高壁、下V9桥、杉山岭和铜坑湖等大队3000多亩稻田、蔬菜及鱼塘用水问题。
  在修建仙岭水库过程中，中共郴州镇委带领全镇人民群众坚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影响，妥善处理水库建在原郴县所辖地域的淹没土地、移民搬迁的矛盾，带领全镇群众艰苦奋斗，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到1980年仙岭水库基本完工。完成水库主、副坝三座，溢洪道两条，启闭塔及工作桥一座，坝后电站装机二台250千瓦，架设郴州——水库10千伏高压线2公里；灌区工程完成渠道8条49.3公里；建成渡槽5座长728米；倒虹吸管二座，长150米；坠洞四座563米；暗涵七处568米；其他小型工程建筑76处。完成投资1052万元，其中国家（省、地）拨款444万元，自筹资金608万元。水库可拦蓄洪水1200-1500万立米，每年向城市输送生活用水700-800万吨。仙岭水库的建成，集防洪、灌溉、供水、养鱼、发电等多功能于一体，还是旅游、渡假、休闲的好去处。仙岭水库不仅有益于农村，有益于城区，为促进北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八、双季稻、三系杂交稻的推广
  历年来，郴州镇的粮食生产，由于一贯制地实行传统的水稻单季种植方式，缺乏科学耕作制度，水稻亩产徘徊在200公斤左右。到1965年，全镇26355亩稻田，稻谷总产量6113700公斤，平均亩产232公斤。1966年2月，镇委召开农村三级扩干会议，总结推广许家洞公社联盟一队革新耕作制度，扩大双季稻，革新品种，推广良种的经验。并把推广双季稻的任务指标落实到公社、大队、生产小队。当年，全镇两个郊区公社安排种植双季稻7651亩，并引进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大幅度提高亩产产量，平均亩产超300公斤。许家洞公社联盟一队，1964年种双季稻20亩，但在种植双季稻过程中，受到部分人保守思想的抵制。这部分人以劳力少，种双季稻种不过来为由，拒绝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1966年初，镇委派出工作队驻队帮助队委、贫协会开展农业生产，引导大家算扩大双季稻的增产账，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学习《愚公移山》，不怕艰苦，克服困难；引进优良品种，把种植双季稻的任务坚决落实好。1966年全队种植双季稻90亩，占水田总面积的68.6%，结果90亩双季稻喜获丰收，平均亩产达到331公斤，比单季稻亩产多177公斤。镇委大力推广联盟一队的经验，要求全镇各生产队完成种植双季稻的任务。1966年后，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继续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推广绿肥、增加化肥施用量，产量不断上升。到1975年，全镇水稻平均亩产达到372.5公斤，比1965年亩产提高140公斤。
  1974年，袁隆平院士在桂东主持、指导培育的三系杂交水稻获得成功。1975年，郴州镇引进南优2号种子2.25公斤，在市郊乡长冲铺村株木山组试种成功，亩产达370公斤。1976年，镇委决定迅速扩大到全镇112个组进行多点试验示范。杂交中稻示范面积170亩，平均亩产381.15公斤，最高的联盟三队亩平达552.2公斤；杂交晚稻580亩，亩平产量272.5公斤，比常规稻亩增125公斤。最高的曾家生产队，试种5亩“南优2号”亩平产量达400公斤以上。
  经过两年的多点试验、示范，证明杂交水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增产潜力。镇委为加快杂交水稻的推广，成立了由主管农业的镇委常委、农村办主任陆秀坤为组长的杂交水稻推广指挥部，并设立日常工作办公室，制定出详细的工作规划。规划1977年推广，1978年普及杂交中、晚稻，1979年进行杂交稻做早稻栽培的品种试验，适合作早稻栽培的杂交稻组合，在1980年进行早稻推广。但由于郴州的气候条件，一年只能搞一季繁殖制种，这样会拖延推广时间。镇委决定派出人员到一年三熟的海南、广西繁殖制种。从1976年至1980年连续五年先后五次共派出300多人次，千里跋涉，跨海远征到海南的乐东县、涯县，广西的博白县租田繁殖、制种。
  杂交水稻制种及大田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使用，不仅促进了杂交水稻的迅速推广，也为此后农业技术的普及打下了基础，使干部群众尝到了科学种田大面积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甜头。至1977年，全市22869亩稻田，稻谷总产达10059.2吨，平均亩产439.86公斤，首次跨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反复和终结
  一、进行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林彪在开幕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次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他们在发言中，按照林彪讲话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大肆吹棒林彪，鼓吹设国家主席。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并在全会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陈伯达。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隔离审查，对叶、吴、李、邱等点名批评。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又下发《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4月29日，中共中央再次下发《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随即，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郴州镇委于1971年5月27日至7月6日，举办两期计612名党员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学习班（第一期323人，第二期289人）。学习班遵照毛泽东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第一期学习班22天，16天批陈，3天整风，3天学习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第二期学习班19天，12天批陈，2天整风，5天学习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两期学习班着重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乱军阴谋与夺权罪行，肃清其影响；启发党员干部自觉联系实际，划清界线，吸取教训，加强自我教育和认真改造世界观。参加学习班人员写出批判文章、批判提纲638篇，同时向镇委提出意见616条。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后，中央于9月18日下发《中共中央通知》，将“九一三”事件通告全党。10月14日，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叛国罪行。地属以上驻镇工交单位和镇属各单位党支部正、副书记及镇社（服务站、局）、机关大部分党员干部661人参加了会议。29日，镇委召开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进行批林整风部署。30日至31日，各单位向党员进行传达。11月上旬，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普遍传达。至11月中旬，全镇有52934人次听了传达。在全镇广泛掀起了声讨林彪及其及死党的滔天罪行高潮。1972年1月9日至14日，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参会73人。会上，镇委主要负责人传达省、地全委会精神；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和中央文件，深入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罪行；分析形势，总结经验，讨论落实1972年跃进规划和措施；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实行三大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4号文件下达后，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省、地委统一部署，镇委常委于2月7日至12日召开扩大会议，镇委主要负责同志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参加扩大会议的11名常委和武装部党委在大会上带头声讨批判。会议就全镇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安排。安排在春节后，用3-4天时间，农村以大队，城市按单位和分片的办法培训骨千6604名。从2月22日起，全面向群众传达。为了传达贯彻好中央文件，镇、社、局（行）共抽调137名国家干部深入基层，帮助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召开群众会议，重点传达《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群众大会后，对少数缺席的采取生产人员换工补课，中小学生集中补课，病、残、产妇上门补课，外出和住在城市的四属户催回补课等方式，使全镇干部群众都听到传达，接受教育，投入批林整风运动。8月12日至26日，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召开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和省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宣读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批判了林彪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八”讲话。第二阶段重点批判林彪的现实罪行。第三阶段，宣读了省委的检查和《湖南日报》不转载《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检讨，镇委常委作了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汇报和关于错误地宣传林彪等问题的检查。1973年2月6日至10日，2月12日至16日，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分两批召开批林整风会，共到会2590人。第一批集中传达、讨论；第二批分片传达，单位党支部讨论。两次会议均分三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华国锋在省委召开的县团以上干部批林整风会上的讲话提纲；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和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重要文件；学习、领会毛泽东、党中央关于解决湖南问题的指示精神，揭发批判卜占亚参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严重罪行。第二阶段，传达华国锋在省委召开的县团以上干部批林整风会议的总结提纲；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中共中央文件，分析形势，要求认真掌握斗争大方向，掌握党的政策，狠抓“阶级斗争”，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运动。第三阶段，传达于明涛在省委召开的县团以上干部批林整风会议的讲话，讨论工作部署。7月16日至20日，中共郴县郴州镇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林彪、叶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笔记。
  3年来的批陈、批林整风和路线教育，全镇人民受到了“三要三不要”的深刻教育，使林彪推行的极左路线、极左口号、极左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否定，斗、批、改中的一些错误提法和做法开始被纠正，全镇各项工作逐步前进和初步转向正轨。“文革”的混乱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发生转折，部分落实了党的政策，收回了部分“文革”以来出队的干部、医师、教师、工人。农村生产队较好地贯彻落实了《六十条》等农村经济政策，农田基本建设形成高潮，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均有所发展。但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延长并加深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影响。郴州镇于1974年初又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二、开展“批林批孔”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并作为当年的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批林批孔”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希望借此维护和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并借“批孔”进一步从思想上批判林彪。但实际上被江青集团利用，他们乘机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4年2月9日至15日，镇委根据《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的《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社论精神，两次召开全镇“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出席动员大会的有350多名镇委、镇革委、镇总工会、镇贫协、镇妇联、团镇委委员、镇直属机关负责人、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等骨干。会议指出：深入批林必须批孔，批孔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批林批孔”是思想上、政治上的一场大斗争；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会议要求紧密结合工厂、农村的实际，深入“批林批孔”。揭发林彪在湖南的代理人的严重错误，肃清在湖南、郴州镇的影响。动员大会后，镇委机关一段时间内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制度，工厂、商店、学校和农村大队、生产队坚持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和批判。全镇展开了比较广泛的“批林批孔”运动。3月13日，镇委下发《关于成立郴州镇批林批孔联合办公室的通知》，联合办公室设镇委宣传部，开设大批判组、综合组、接待组。随即，镇属文教系统、工业系统、工会、贫协等分别成立“批林批孔”大批判组或办公室。4月9日，镇委宣传部向镇属各单位发出《关于进一步组织购买、学习批林批孔资料的通知》。《通知》说：“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二号文件规定的学习内容出版了《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集四本书，”“各单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购买，认真学习，力求达到每个党团员、国家干部、工人、大队干部、居委会干部、高初中学生人手一套，每个生产队、居民小组各二套以上”。《通知》下发后，各单位立即争相购买。为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镇委于5月18日召开1500多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镇委、镇革委、镇总工会、镇团委、镇妇代会、镇贫协的委员，以及这六个组织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镇直机关、农村公社干部等全部参会。大会由镇委常委梁中策主持，镇革委第一副主任杨晓光在大会上讲话。13位参会人员在大会上作揭发批判发言。“批林批孔”大会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镇各系统、战线、单位全面深人开展。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26号文件。文件指出：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入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传达了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镇委于10月18日，召开全镇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文件精神。会后，联系湖南、郴州镇批林批孔的实际，在上级统一安排部署下，批林批孔运动停止，运动办和各大批判组撤销，各项工作一并由各级党组织统一安排，把主要精力转入到“抓革命，促生产”上。
  三、贯彻邓小平指示进行全面整顿
  1975年1月8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恶化，他勉力于2月1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各副总理的分工。2月2日，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重要文件”。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就这样，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理论的指示，提出全国各方面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此后，全国各行业全面整顿在邓小平主持下展开。
  郴州镇委分别于1月30日、2月22日、3月13日、5月8日、5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6月30日、7月20日，召开常委和常委扩大会议，分别学习和贯彻第四届全国人大、中央计划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抓好工业生产的紧急通知》，研究实施全面整顿的具体措施。常委会议认为：要进行全面整顿，首先的是抓住干部问题，也就是领导班子。在解决好领导班子后，恢复被破坏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决定把配好各级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根除派性搞好团结；敢于领导，抓好本职工作作为实施全面整顿的三个基本的切人点。
  全镇的整顿，主要抓了五件事。
  （一）广泛宣传、深入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学习中共中央1975年9号、13号等关于搞好整顿的文件，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搞好各方面整顿的讲话。元月30日，镇委常委和部办委领导会议就决定春节前后举办学习班，内容是学习毛泽东安定团结指示、1975年元旦社论、四届人大文件、党的基本路线，用学习带动查思想、查作风、查干劲。从镇委到各基层党组织，普遍举办了学习班，为随之而来的实施全面整顿打下思想基础。2月22日，常委会研究抓好三分之一工作。决定组织100人工作队，由常委带队下工厂，到农村大队，以搞好三分之一带动全镇整顿工作。6月26日至7月1日，中共郴州地委召开县、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会议要求通过整顿，从根本上扭转地区工业进度缓慢的局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镇委副书记黄端贵会后即时向镇委常委汇报后，镇委常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并多次召开认真学习中央9号和13号文件会议，研究全镇各个方面的整顿。随即，镇委书记马静波带领7名常委，222名干部，组成25个工作队，深入到问题较多的厂矿、社队、公司等单位帮助整顿，改变后进状态。文革后期，人心思定。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符合全党、全国人民心愿、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二）整顿领导班子 为整顿好全镇各级领导班子，镇委常委首先从自身做起。省委5月7日电话广播大会后，镇委先后3次进行认真学习，交心通气，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本身存在的“软、懒、散”问题。对基层领导班子整顿，首先经过调查研究、确定重点。决定工交战线以镇运输公司、农业战线以槐树下大队为重点，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帮助进行整顿。工作队针对运输公司领导班子散、“‘两套马车”、派性严重、歪风邪气盛行、一把手不安心工作，领导不力等问题，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把领导班子成员拉到招待所办了五天的学习班。通过学习，交心通气，端正思想路线，提高思想觉悟，大家心情舒畅，取得了好的效果。学习班结束后，召开全公司职工大会，一把手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不安心工作，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并表示搞好今后工作的决心；另一名领导和一名造反派头头检查自己的派性，并表示坚决改正；同时宣布待处理一名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班子成员。这样，全公司人心振奋，工作生产很快就出现了喜人局面。针对槐树下大队主要是支部书记软，不敢大胆领导的问题，在工作队的帮助下，通过办学习班，交心通气，提高觉悟，解决大队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学习班后，召开社员大会，支部书记作自我批评，表示了搞好工作的决心。工作队负责人、大队贫协主席和一名生产队长在大会上发言，表态支持大队支部书记的工作。然后，各生产队也组织全体社员进行学习，提高了思想，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生产上出现了新的局面。
  镇委常委分别于5月21日、6月2日、6月25日听取了工作队的汇报，研究了对两个单位的整顿方法和措施，认为两个单位的整顿取得了一定效果，先后在这两个单位召开全镇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现场会。这两次现场会对全镇各单位的整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典型经验的作用下，全镇的整顿工作在镇委常委的领导下，驻厂、驻队工作队协助各单位领导班子大办交心通气学习班，贯彻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以思想整顿为主，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和“软、懒、散”作风，树立敢抓敢管的正气。通过学习和整顿，大多数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精神振奋、士气旺盛，工作有了很大起色。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对少数工作仍抓不起来的作了组织调整，调整了两个工交企业的主要领导的职务。城建系统调整厂级领导6人，车间级领导19人。通过整顿、调整，全镇基层领导班子基本上克服了派性斗争，解决了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
  （三）批判资产阶级派性 镇委常委带头学习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大讲派性危害。镇委常委3次召开交心通气会，各常委都作了自我批评，对资产阶级派性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常委们的示范带动下，全镇各基层单位都召开了批判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揭发批判。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过程中，注重思想教育为主，自我批评为主，交心通气为主。除个别犯有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人作组织处理的以外，接受文化大革命前期教训，不针对某个人进行批判。通过学习、批判，派性得到很大克服。
  （四）建立健全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克服生产管理上的混乱状态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规章制度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批掉了，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状态。整顿中，首先学习大庆“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肃的工作态度、严整的工作制度、严格的工作纪律、严细的工作作风），普遍地建立健全计划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以及考勤、奖励制度。在建章建制中，麻袋厂搞得比较好，镇委又在该厂召开各工矿企业党支部、革委会负责人100多人参加的现场会进行推广。现场会后，全镇各单位都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改变了企业生产、管理混乱状况。
  （五）整顿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紧密结合 工矿企业单位学习大庆管理上“三老”“四严”，生产上优质、高产、安全、低耗。农业战线学习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坚强的领导班子、艰苦奋斗作风。结合本镇实际，大力发展粮食和蔬菜生产，保障城市供给。
  通过一年的全面整顿，一扫“文革”以来的混乱状况，各行各业基本步入正常发展轨道。这一年，镇工业产值比1974年增长15.8%，为1970年的2.07倍。农业总产值706.23万元，比1974年增长5.8%。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郴州镇各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充分说明，1975年全面整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邓小平提出和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击“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且将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1975年11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大部分工作，不久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人物的问题）为由，说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而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样，先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范围内批判刘冰等人，然后有组织地贴出大字报，捕风捉影，上挂下连，最后挂上邓小平。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对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随后，《人民日报》刊出《教育革命不容篡改》的文章，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5年12月中旬，省委在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就清华大学刘冰“写信问题”所打的招呼和中共中央23,24号文件，研究部署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问题。
  1976年1月1日，镇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组织学习中共中央转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结合《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进行了讨论。1月2日、3日召开镇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5年23、24、26号文件，传达地委1975年12月29日至1976年1月1日县、市委书记会议精神，传达毛泽东就清华大学刘冰等人问题所打的招呼，传达张平化在地、市、州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月5日至8日，召开全镇中、小学支部书记会议。1月13日，召开全镇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2月22日，镇委书记主持召开常委会议，传达省、地委关于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部署，强调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进行。主要是批判刘冰等人否定教育革命成果，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地位问题。强调不要搞人人过关，不停课、不串联、不搞战斗队。2月26日，召开部分常委及宣传、文、教战线的领导人员会议，传达地委专门召开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议精神，决定先在一中、六完小、九完小搞试点，然后逐步全面开展。3月5日至6日，召开常委及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地委召开的会议精神，部署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1976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国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当晚，镇党委根据上级通知，组织全体党员和群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中共中央两个《决议》04月9日下午，地、县、镇联合在地委招待所十字路口召开万人大会，欢呼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和反击所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声讨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滔天罪行。郴州镇1名工人代表、1名贫下中农代表、1名民兵指挥部代表在会上发言。随后，各公社、大队和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等单位，纷纷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单位组织理论队伍，大写批判文章。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统帅一切，联系本单位所谓阶级斗争的表现，狠批所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狠批所谓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账的罪行。
  1976年7月30日，镇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认真学习，把批邓、反击右翻案风引向深入。决定八月中下旬，召开全镇学习经验交流会。通过开交流会，办学习班、培训班，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向纵深发展；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集中火力批邓，重要的一条就是用总鲒“文化大革命”以来狠抓阶级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来批邓；大批判要注意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基层群众，不要把群众中的一般问题上纲上线点名批判。训练班分三个层次办。镇、公社、局党委分批办。单位要争取所有干部和群众都培训一次。但会议讨论中仍然认为，1975年的整顿，应该说是有成效的，不能笼统地说搞错了。因此，在举办的各种训练班、举行的批判会上，大家都是一般的学习，泛泛地批。8月28日，镇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地委碰头会精神，进一步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必须始终保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肯定一抓三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对的。针对长沙等地出现的情况，指出不准乱点名、不准拉山头、不得听小道消息……等九不准的规定，对防止我地区出现上述情况起了很好的作用。9月6日，镇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13号文件精神，批判所谓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既违背事理，又违背民心。除了应付，干部群众真正参与批判的甚少。
  五、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分子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四人帮”。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郴州，全镇（包括郴县、地区）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片欢腾，纷纷涌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庆祝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6号文件，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报各级党组织，并要求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19日夜，镇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16号文件和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并研究决定传达16号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办法。常委会决定，十月二十日上午召开全镇党支部书记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十月二十日下午召开相关党员、基层党支部支委、革委会党员主任、副主任会议进行传达。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传达到公社大队、厂矿企业、学校、财贸战线全体党员。23日，镇委安排镇直机关、厂矿、企业、街道、学校数万人参加郴州地区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伟大胜利。紧接着、各公社、大队、和各学校都召开庆祝大会。十月二十八日，镇委常委召开碰头会，汇集学习中央16号、18号文件的情况。认为，郴州镇传达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做到了不漏单位不漏人，层层都举办了学习班。通过学习、声讨批判，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非常气愤。粉碎了“四人帮”，大快人心、人心大快，大振人心，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