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精简机构 压缩城镇人口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受“大跃进”影响，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村劳动力锐减。到1961年底，全市非农业人口达83980人，比1957年56173入增加27807人，增长49.5%，平均每年递增12.4%o1961年6月25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紧急指示》和《关于精减职工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成立以市委书记党连河为组长、市委副书记何美清为副组长的压缩城市工矿人口领导小组，共有成员9人，下设办公室，由金占奎任主任，刘裕新任副主任。
  1961年7月18日，市委《关于压缩城市人口的几点意见向地委的报告》，确定了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一）凡1958年以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临时工、普通工、合同工、学徒、部分已转正的工人，原则上都应动员回农村；（二）1958年以前进城的工人，如家在农村，本人又有要求回去的，也可以批准回农村；（三）1958年以来，未经劳动调配计划，自由流入城市的，都应动员回农村；（四）1958年以来进城的军官、干部、职工家属，现在没有职业的应动员回农村；（五）老工人长期有病及其他享受劳保的人员，家在农村，本人自愿回家休养的，允许回农村休养，劳保待遇照发；（六）驻在农村的机关、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干部、职工家属，现住在城市没有职业的，可动员到干部、职工驻地附近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七）长期下放到农村工作的干部、职工，家属住在城市的，也可以动员迁往干部、职工驻在地的农村；（八）历来住在城市的居民，本人自愿迁到农村去安家的，也可以到农村去；（九）干部、职工家在农村，而子女在城市读书（完小以下）或在托儿所的，只要农村有人照管，应将子女迁回农村；（十）国家干部农村有家，本人自愿回家的，经组织批准，可以回农村；（十一）没有户口、粮食供应关系的人都应压缩回农村，双证不全，有户口无粮食供应关系或有粮食供应关系无户口的，原则上也应压缩回农村去；（十二）有双证在城市，而人住在农村的，应迁出户口、粮食关系；（十三）工作关系在外地、人也在外地，其双证也应迁到工作关系所在地；（十四）五类分子除需专案处理者外，家在农村的应回农村；（十五）其它应当回农村而可以回农村的，都应当动员回到农村去。
  1961年7月20日，市委《关于市级国家机关组织机构设置的请示报告》，决定将市级国家机构由49个，调整为36个，精简13个。工作人员由356人，调整为300人。1961年6月21日，市委印发《关于压缩城市人口，安排粮食定量工作的情况和意见》，该意见计划全市全年压缩城市人口8172人，占当时全市非农业人口81247人的10.05%。通过对照政策，边摸底、边动员、边报名、边批准回乡的步骤，当年实际压缩城市人口7000人，占计划的85.65%。1962年4月13日，市委根据196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全市再压缩8000人，其中省、地、县等驻市单位4000人，市属单位4000人。经请示地委批准，压缩计划改为4913人。到1962年5月25日，已压缩4696人，占计划的95.5%，其中回农村4251人，去其他城镇445人。按单位计算：地委以上单位压缩1501人，县属单位155人，市属单位3040人。市属行政机构由46个，精简为34个，精简人员67人；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由115个，精简为105个，精简职工2806人。
  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针对各类人员在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反映，1961年和1962年，市委每年均先后召开两次科局长会，一次股级以上干部会和两次全市干部大会，反复讲解当前形势，宣传贯彻加强充实农业第一线力量，励行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精简一些人员，压缩一些无业居民，充实基层，加强农业一线，对克服当前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具有重大意义。为了防止出现工作马虎草率，打击报复等现象的产生，市委规定：凡股级以上干部回乡，一律由市委集体审批；一般于部回家，由各战线提出意见，组织部汇总，报经市委书记审批；雇试用人员回家由战线负责同志审批；勤杂人员回家由科局领导审批；居民回农村由公社党委集体审批。同时对老教师、各行业的技术人员回农村的审批程序作了必要的规定，并坚持回乡人员均要有本人申请，层层提出意见。为了使思想工作做到家，市委还规定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谈话，凡动员走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工人，或居民，都要坚持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通一个走一个，不通就不走，使走者真正做到心情愉快。对回乡人员多的单位和本市的农村大队，还要组织小型的欢送和欢迎会，使回乡人员真正感受到回乡光荣，支农光荣。据当时市委工作组到市商业一局、商业二局、粮食局、手工业管理局、市郊公社等5个单位调查，已走的49个国家干部中（包括充实基层的干部），思想通走得愉快的37人，占75.5%。据两个农村公社调查，在已回乡的22名人员中，口粮、自留土、住房都安排好的19人，占86.4%。许家洞公社对回乡人员除国家拨给的口粮、食油外，生产大队还从机动粮内每人补助口粮7.5公斤，食用油0.25公斤。市园艺场副场长李言芳，1960年参加工作，月工资只有33.5元，家中五口人无劳动力，生活很困难。1961年曾4次申请报名回家，1962年又再次申请回家，经市委批准后，回到龙门池大队任支部书记，工作劳动都干得很出色，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二、甄别平反 调整政治关系
  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57年至1960年的反资斗争、拔白旗、反右倾、新“三反”、整风整社等政治运动中，全市不适当地批斗和处理了一批干部、党员和群众，严重地伤害了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重大损失。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中央要求：既要纠正经济建设上“左”的错误，也必须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过火斗争。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错误批判、错误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出：为了发扬党内外民主，有必要对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理的，还应该纠正。从此，开始了从农村到城市各界的甄别平反工作。
  1961年6月22日至7月1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甄别平反等5个问题，决定在全省立即进行甄别平反工作。9月18日，省委发出《关于当前甄别和定案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对甄别对象、范围和工作方法、步骤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指出：对1957年农村社教运动以来，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不包括右派）都应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进行的批判，凡批错了的，都应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作了错误处分的，应予纠正；今后不准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倾或“左”倾斗争，不准给他们戴政治帽子，过去已戴上的，应予取消；对错误批判、错误处分后病故的同志也应平反，恢复名誉，并对其家属生活给予适当照顾和安置。1957年以前处理的案件，凡本人提出申诉，或组织认为明显搞错的，也要认真复查，恰当处理。文件还强调，甄别工作要结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采用专门力量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不搞运动，不搞突击。
  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中共郴州市委于1961年9月着手甄别平反工作。市委成立了甄别领导小组，由副书记刘济民任组长，组织部长谢志刚任副组长，并从监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业办、财贸办各抽调1名参加过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专干组成甄别办公室。市工交、财贸、文教战线和市郊、板桥、马头岭3个农村公社及五岭、北湖2个城市公社也相应分别成立了甄别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市委和各战线、各公社甄别办公室采取先学习上级党委的方针政策，武装思想，在初步摸清底子、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搞好试点，摸索经验，再根据案件大小、繁简错对等情况，本着先骨干，后一般；先申诉的，后未申诉的；先反右倾运动的，后新“三反”和其他政治运动的；先近后远的办法，分期分批一个一个人的进行调查研究，一个一个人的甄别定案。9月19日，市委甄别办公室作出《关于甄别工作的规划》。该《规划》经初步摸底，全市甄别平反工作任务共计89人，其中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处理的干部42人（内国家干部29人，非国家干部13人）,1960年新“三反”运动定案处理的案件中明显的错案、疑案和不服处理而申诉待查的33人，其他政治运动中受批判处理不服而申诉的14人。
  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1962年7月至8月，市委甄别领导小组首先在市郊公社开展基层党员、干部、社员甄别平反试点工作。工作组人社后紧密依靠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开展工作。首先召开有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公社党委扩大会议，学习上级文件，统一思想认识，解除思想顾虑，明确政策界线和工作方法。然后深入大队、生产队，进行调查摸底。在各大队分别召开支委会、党员会、干部会、积极分子会和三部分人代表会，传达贯彻上级文件，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个甄别确定平反与不平反的对象，报上级党委审核。然后，再分别召开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和社员群众大会，宣布甄别平反名单，公社、大队主要负责人以自我批评方式主动检讨错误，承担应负的责任，并诚恳地向平反对象赔礼道歉。据统计，全社自1957年开展反资斗争运动以来，共批判、处理140人，其中干部43人，社员97人（内党员16人）。经过甄别，属于原批判、处理完全错误的86人，占61.4%；属于部分错误的28人，占20.0%；属于原批判、处理正确的26人，占18.6%。根据上述情况，公社党委本着“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的原则，进行了平反和纠正。全公社应平反的86人都进行了平反，应部分纠错的28人，都进行了部分纠错。原受到党内各种纪律处分的5人，取消原处分4人，维持原处分1人；干部原受到撤职处分的17人，均予取消，并重新安排了15人的工作；社员原戴了右派分子、资本主义分子帽子的4人，均予以平反，恢复社员名誉。经过这次试点，效果很好，党组织满意，群众也满意。
  市郊公社采取从简的方法甄别平反试点结束后，市委甄别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于9月至10月又采取同样方法先后完成了板桥、马头岭两个农村公社的甄别平反工作；10月至11月，又分别在工交、财贸、文教3条战线和五岭、北湖2个城市公社全面开展了甄别平反工作。至1962年12月底，全市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57年反资斗争运动起至1960年整风整社止，包括日常批斗处理的在内，全市共有受到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749人（新“三反”一般批判对象468人未统计在内），均进行了逐一甄别。其中1957年至1958年各项政治运动批判、处理311人，1959年反右倾批判、处理51人（内有文字结论的27人）,1960年新“三反”运动批判、处理257人，1960年整风社运动批判、处理43人，1957-1960年政治运动之外日常批判、处理87人。经过甄别，属于原批判、处理全错和基本错的332人，占44.3%；属于部分错的204人，占27.2%；属于原批判正确和基本正确的213人，占28.5%。根据党的政策，市委和各级党委，对原批判、处理全错和基本错的332人进行了平反，对原批判、处理部分错的204人，进行了部分纠正。
  通过甄别平反，基本上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调动了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和工作。但是，由于在思想上对上述政治运动所持观点的局限性，因此仍存在一定程度上定性不准和平反不彻底的现象。